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我们赌赢了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日本外交家就认为,日本要想战胜英美,唯一的前提条件是德军将英美军的大部分力量长期牵制在欧洲。还有人说,如果日本事先知道德军攻不下莫斯科,就可能会考虑停止袭击珍珠港。
现实情况是,德国的战局与日本的战局一样急转直下,欧洲战场上的英美军在缓过劲儿后,还被大批地调来远东进行增援。与此同时,苏联也以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为由,向日本发出了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的通知。
当年日本人都不打听一下是谁买的胡琴,就先拉起来再说,现在他们终于要为这个愚蠢的举动埋单了。裕仁天皇很沮丧地对首相铃木贯太郎说:“战况似乎比我想象的更坏。”
铃木何尝不知道战局糟糕,可也正因为越打越糟,军方要求继续作战的压力就变得比以前还要多还要大,他就算是做做样子,也得搞出点儿奋发有为的表情出来。
罗斯福逝世的当天,铃木内阁即进行全民总动员,规定15岁至55岁的男性和17岁至45岁的女性都要加入国民义勇队,以便为实施本土决战做好准备。
嘴里说着东边,心里认的却是西边,铃木暗中一直没有放弃“和谈”的努力,但他遇到了和前任小矶一样的难题,即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往“和谈”的合适渠道。
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
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一场自己挑起的战争,差不多把日本的国际人缘都给耗尽了。好不容易,作为中立国的瑞典答应替日本向美国说说情,可是日本又嫌瑞典不够档次,把人家的好意给绕过了。最终,经过一番折腾,以日本海军武官藤村义郎中佐为首的密谋者才终于和艾伦·杜勒斯挂上了钩。
杜勒斯的正式身份为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但他实际上是美国头号间谍。杜勒斯供职的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当时负责为美国总统提供战时情报,也就是说关系可以直接通到天。
1945年5月8日,在德国宣布战败投降的同一天,藤村用密电分别向海相米内和军令总长丰田发报,告诉他们,杜勒斯愿意充当调停人,而且美国国务院也已同意直接进行谈判。
一石击起千层浪,藤村的密电在海军内部引起了极大分歧。海军省主张抓住这一机遇,却遭到了丰田及其幕僚们的强烈反对。按照丰田的说法,自己开膛破肚打就的天下,绝没有让别人坐享太平的道理,美国如此爽快就答应谈判,其中一定还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不是想用来探测日本的战斗精神,就是要以此降低日军的士气。
藤村等了许多天,等到的指示是:“杜勒斯谈判极可能是美国的阴谋。”
藤村好不容易找到渠道,当然不舍得丢弃。他觉得上级的指示简直是在开玩笑——且不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谈判是“阴谋”,就算退一万步,真是美国人在耍什么手段,现在要想和人家讨价还价,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吗?
这时,杜勒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日本政府可以派全权代表前来瑞士谈判,并表示美国将保证代表的安全。藤村认为机不可失,他将杜勒斯的新建议直接电告海相米内,在言辞中差一点儿连骂娘都用上了:做事要看风使舵,拜托先看看咱们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吧,大哥!
米内被说得坐不住了。渠道虽是海军找到的,但谈判事宜还是应由外务省处理,因此米内把建议转给了外相东乡茂德。
东乡根本没有联系藤村,倒不是说建议不好,而是他对杜勒斯信不过,以为凭藤村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军中佐,哪里会真的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渠道?
藤村遭到冷落,时间一长,他和杜勒斯都失去了继续跟对方打交道的兴趣和热情。
就在日本举棋不定,如同小孩子放鞭炮,对“和谈”又爱又怕的时候,李梅的城市火攻战却正逐渐走向高峰。
占领硫黄岛,让李梅得到了一个可靠的应急备降机场。在硫黄岛战役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共有超过850架B-29轰炸机降落在硫黄岛,其中的多数如果不降落就可能失事。这些飞机的乘员总数接近3万人,而且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航空人才,他们差不多是海军陆战队战死于硫黄岛人数的两倍以上,充分说明李梅要求占领硫黄岛的建议确有先见之明。
随着美军战斗机大量进驻硫黄岛,其战斗半径得以覆盖日本本土,可以有效掩护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这也使得对日轰炸愈加频繁和激烈,轰炸效果也提高了一倍以上。
无情的轰炸,将一座座日本城市推向了被从地球上除名的边缘:1945年4月13日,天皇的部分皇宫在空袭中被烧毁,明治神宫尽成废墟;5月26日,东京40平方千米的城区被烧得精光;5月29日,横滨几乎被焚毁一空。
截至6月15日,美军出动B-29达6990架次,对日本城市进行了17次大规模轰炸,总计投掷燃烧弹4.1万吨,对264平方千米区域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李梅的对日轰炸比在欧洲更为有效,他在日本所破坏的地域面积是德国的两倍——东京和大阪的毁坏面积加起来,就几乎等于德国所有城市的毁坏面积。
李梅轰炸日本城市计划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他的轰炸机部队只损失了136架B-29,战损率仅为2.1%,甚至低于在美国训练时的损失。
空袭期间,美军飞行员完全控制了日本上空,“蜜蜂”不停地在东京上空嗡嗡嗡地飞来飞去。日本的高射炮对B-29已经无能无力,干脆停止了射击,而日机早在“菊水特攻”中就消耗得差不多了,也没法出来保卫他们的领空。
B-29轰炸机在投掷燃烧弹,飞机下方是一座码头
阿诺德兴奋地告诉新任总统杜鲁门:“常规轰炸便可以轻而易举结束战争。”李梅也说:“我们可以一直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现在他唯一担心的问题只是:“到10月,就没有城市可以焚烧了。”
不甘心
为了看一看日本是否可以继续把仗打下去,铃木内阁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局,秘密对日本的资源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事实上,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就出现了粮食短缺,太平洋战争打了没多久,普通日本居民已经连鱼都吃不起了。到李梅发起火攻战,日本简直被烧成了石器时代,曾经繁忙的社区和小工厂成了沙漠一样的空地,除了成堆的灰烬、钢铁残片、砖头、水泥石块外,什么也没有。
日本的稻米产量下降至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的最低点。政府不得不制订了把橡子制作成食物的计划,要求全体国民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者完成收集橡子的规定任务。大部分居民都营养不良,他们没有盐或酱油,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点儿日本豆面酱。蔬菜是更加不用想,能吃到空地上的几片树叶就很幸运了。有一户人家回来后,发现家里已被小偷光顾,但是除了所剩无几的大米和调味品被拿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丢——这个时候,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大米值钱了。
受劳动力虚弱和原料不足的影响,与袭击珍珠港前比较,日本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0%。调查报告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日本各城市之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也会停止。
除成立特别调查局外,铃木还成立了“核心内阁”,由首相、外相以及军方的四个首脑组成,所以又被称为“六巨头”。调查报告出笼后,便被呈报给“六巨头”审阅。
这时日本高层的氛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终于可以开诚布公地在一起讨论“和谈”,而不用担心遭到攻击或被开除出内阁。
曾作为调停渠道的国家被重新提了出来,中国、瑞典、瑞士,甚至是小小的梵蒂冈,可是先不管还能不能请动它们的大驾,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以这些国家的面子和实力,日本如今能得到的价码都只能是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甘心吗?不甘心!就在德国投降时,东京大街小巷里的居民还笑话德国人,东京报纸更是大骂德国人不要脸,没有武士道精神。
日本非“懦弱”的德国可比,哥们儿现在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武士道精神!有了武士道精神,我们就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不会无条件投降!
这正是日本人深信不疑的那一套。空袭期间,他们曾在东京公园里展览了一架坠毁的B-29,紧挨着的还有一架撞到B-29上使其坠落的“零”式,以此证明,B-29再庞大也没用,日本以小博大,可以用精神来战胜物质。
一名美军飞行员战俘甚至被剥光衣服,关进东京动物园的猴笼里供人参观,以便让前来参观的市民看清楚,轰炸他们的B-29飞行员其实就是眼前这副德行,并且从中得出结论:“白人士兵也许块头是日本兵的两倍大,但是那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胸非常狭隘。”
作为一个海岛小国,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外敌入侵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属于他们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有时连驻日多年的欧美外交官都搞不懂:“不知他们是严肃还是全喝醉了,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们拒不承认战败的结局。”
日本百姓的懵懂和忍耐力也让西方为之咂舌:“民众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对身体上遭受的痛苦逆来顺受,精神上对领袖充满信心。”
在否决中国和中立国的调停后,海相米内提议请苏联出面调停,他认为以苏联在二战中的力量和威望,应该能够保证日本体面地结束战争。
米内此议一出,立刻得到了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随声附和,但是外相东乡茂德表示反对。
东乡在日本政坛属于亲苏派,不过只是表面亲苏,实际上他一直认为“苏联不可信”,而且他知道当年2月上旬,美英苏已在雅尔塔召开了首脑会议,关于日本的问题必然已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过了,因此米内等人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
东乡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要把苏联拉到我们一边来,很可能没有希望。从俄国过去的作为来看,我认为,要使它不参战恐怕都难办到。我看,最好还是与美国直接进行停火谈判。”
会议形成了僵局,军队方面已经明显地表明他们的态度,即谈判可以,但只可以通过苏联进行谈判,而东乡又认为苏联不可靠,请苏联人帮忙等于与虎谋皮。
这时候,首相铃木发话了。
要割这么多的肉
铃木上台后,一直在玩“腹功”,实际上就是在军方容忍的范围内打“和谈”的擦边球。现在眼看军队首脑已经同意让苏联调停,那就是好事啊,你东乡难道天真到以为军人会愿意低下头来和自己的敌人谈判,接受那些屈辱的条件?
他立即插话:“斯大林有点儿像西乡,如果我们请他,相信他会代表日本做出一切努力的。”
铃木说的西乡是指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西乡隆盛。他曾是幕府将军帐下的武士,后来倒戈相向,协助讨幕军向幕府提出投降条件,使当时已被包围的东京城得以和平移交,史称“江户无血开城”。铃木的意思大概是说斯大林会像西乡一样,帮助日本脱离这场劫难,但斯大林既非日本人,跟西乡相比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只能说老头子一着急,连逻辑都混乱了。
方案就这样初步定了下来。铃木让外务省去探一探苏联人的口风,他叮嘱东乡,一定要跟苏联讲清楚,若不是日本保持中立,苏联要想战胜德国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再者,苏联若是能在这时候拉上日本一把,帮助日本在战败的情况下保持其国际地位,对苏联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在将来,美国可能变成苏联的敌人”。
铃木的预计是不差,可如果光靠这一套来忽悠人家,连他自己都知道不靠谱。毕竟日苏不是第一天打交道,苏联的脾性和胃口,可不是那些中介小国能比的。
铃木让东乡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警告说,苏联提出的价码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日本必须准备把中国的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北半部拿出来,作为交换条件。
一听要割这么多的肉,东乡预料“六巨头”里的几个军方首脑一定会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一致同意,并指示东乡立即展开交涉。
东乡暗中派人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进行了接触,马立克对这桩交易很感兴趣,说让他考虑几天后再答复。
其实,早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已答应英美,会在德国投降后的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所得到的好处是将库页岛南半部以及千岛群岛据为己有。马立克说考虑考虑,不过是为宣战制造烟幕弹罢了。
让东乡措手不及的是,与马立克接触的第二天,军方就改变了态度。6月6日,“六巨头”再次开会,军队首脑提出一份文件,正式确认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敢情是这帮人回过味来了,几块准备割给苏联人的地方,挑哪一块都让他们心疼到发抖。反正好也是个过,歹也是个过,不如破罐子破摔,继续打下去吧。
东乡痛苦地站起来表示抗议:“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进行战争,如果负担极重的国民不愿意那又该怎么办?”
国民?国民算个屁啊!丰田听了一跃而起:“即使日本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阿南更是勃然大怒:“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我们就应切腹,真诚谢罪!”
军人里面,米内算是唯一的温和派,但这时也只能保持沉默。在打到底的决议通过后,东乡失望地走到他面前:“今天我原指望得到你的支持,可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6月8日,“六巨头”将决议呈交天皇裁决。天皇板着个脸,默默地听完了决议内容。在走出会议室后,他脸上不安的表情,连内大臣木户看到后都大吃一惊。
李梅发动的火攻战把皇宫都给烧了,天皇对于这份打到底的决议还能有多少信心呢?
如果说昭和时代的日本,有一个谁也不能反对的人,那就是天皇,即便是在打到底的决议已经被批准的前提下。6月22日,在木户的鼓动下,天皇将“六巨头”召集起来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提出要采取“和平行动”,他当众问铃木:“什么时候把使者派到苏联去?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天皇说要派使者访苏,是因为东乡一直没有从马立克那里得到任何答复,就连用新约代替即将到期的中立条约的建议都被拒绝了。在此情况下,他决定以近卫为特使,携带他的亲笔信前往苏联。
苏联回复说,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即将随斯大林去德国参加盟国会议,忙得很,没空接待!
触目惊心的影像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的是波茨坦会议。会议期间,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除要求日本军队立刻无条件投降外,还明确规定,日本领土必须恢复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状态,.....岛、澎湖列岛均归还中国,投降后的日本其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指定的岛屿。
此时距雅尔塔会议已过去了将近半年,在这期间,对日战争都是由美英中三国在操持着,没苏联什么事儿,而且到波茨坦会议的时候,天下大局已定,不需要苏军再搀和进来了,美国自然就对苏联表现出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公告也是最后一个才拿给苏联人看。斯大林既惊讶又恼火,在他的授意下,莫洛托夫打电话给美国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推迟几天发表。
波茨坦会议。会上发布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该公告由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未实际与会,只是签名以示发表)联合发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虽然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当时苏联尚未对日本宣战,故没有代表苏联签字,在苏联对日宣战后,公告才添补了斯大林的名字
贝尔纳斯回答说,太晚了,公告已经发表,而且苏联人也没什么资格对此说三道四:“我认为,在你的政府尚未与日本交战时,磋商这个文件是不合适的。”
7月27日晨,日本监听人员收听到了《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和军队内部立刻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东乡为代表,他们承认现实,认为穷遮不得,富瞒不得,既到了这种地步,不如索性坐下来与盟国直接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或许还能得到一些让步。
另一派以军方为代表,说我们日本又不是磨坊里的驴,随便任人驱使,难道盟国让投降就投降,做梦!
军方一硬起来,骑墙的铃木赶快同意发表声明:“日本国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荒谬的,不予考虑。”
见中英美已表明态度,日本便把希望放在了苏联一边。不是说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去开会了吗?那我们可以等你们回来啊,木户一个劲儿地催促驻苏大使佐藤:“一日之差可能导致千年悔恨,请你即与莫洛托夫进行一次会谈。”
就在日本人一厢情愿地扒拉着算盘的时候,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做好了运载的准备。
在决定使用原子弹之前,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之间同样有过激烈争论。陆军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认为,常规轰炸就能结束战争。
支持他这一论点的事实是,自6月以后,李梅就将空袭范围扩大至中小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李梅还实施了心理战,通过空投传单,事先告知日本平民将要轰炸的地点和时间,这更加剧了普通日本人的恐慌心理。截至8月初,共有850万城市居民逃往乡村,日本炼油能力下降80%,经济几近崩溃。
李梅甚至还说,如果在B-29炸毁日本所有城市之后,日本仍不愿投降,他还有别的进攻计划,比如将稻田洒上石油、落叶剂或生物制剂,让粮食绝产……
听起来都够狠够绝,可当时支持他们观点的人却并不多。硫黄岛和冲绳战役真把美国人给刺激得够呛,冲绳战役的战报一公布,就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美国公众想来想去想不通,为什么在军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会有7000多子弟兵命丧黄泉,你们在战报上不是说投在那座海岛上的炮弹和炸弹不计其数吗,怎么还会残存那么多日本人?
一名美国记者愤然写道:“为什么要掩盖冲绳岛上军事惨败的真相?冲绳之战完全是军事上无能的典型,比起珍珠港事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在冲绳战役中是不是打了败仗?当然不是。尼米兹亲自动笔答复,说明曾亲自登上冲绳岛,与巴克纳一起商谈战略战术,但美军面对的困难实在太多,就算当时巴克纳听从海军陆战队的话,从新的登陆点实施两栖登陆,这种巨大的伤亡仍是不可避免的。
最具说服力的不是尼米兹的现身说法,而是冲绳战役最后阶段实地拍摄的照片和电影,在看完这些触目惊心的影像后,美国公众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如此顽强,原来战争如此难打。
美国已经制订了一个全面进攻日本的战略,称为“倒台计划”。第一步是“奥林匹克行动”,预计于1945年11月1日实施,届时组织76.7万大军对日本南部九州岛进行攻击。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3月1日展开“宝冠行动”,进攻本州领土。
麦克阿瑟负责这两次行动的地面指挥。他让陆军部长史汀生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两次行动“将使美军伤亡100万”。史汀生随后得出结论:“打败日本会给日本造成500万~1000万的人员伤亡,美军则会有170万~400万的人员伤亡,这其中要包括惨死的40万~80万人员。”
应该指出的是,史汀生的估计绝不是危言耸听。按照打到底的决议,日本其时已完成“决号行动”计划,这是一个自杀性的保卫本土作战计划:日本将集结1万多架飞机(多数是匆忙改装的教练机)和235万人守卫他们的海滩,在这235万人背后,还有近400万海陆两军的文职人员、25万特种卫戍部队以及2800万使用旧式步枪、竹枪和弓箭的民兵。
可以想见,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是一个无限扩大的硫黄岛或冲绳岛!
先礼后兵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陆军部长史汀生都对此深信不疑,最后由杜鲁门拍板定案。
从波茨坦会议开始,美苏不和就初露端倪。杜鲁门一方面希望苏联能够尽早加入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予斯大林更多好处,因此双方的关系处理非常微妙。原子弹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筹码,在看完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报告后,杜鲁门表现得精神振奋。当他再次返回会议室与斯大林交谈时,态度已经变了,“他(指杜鲁门)对俄国人指指点点,把整个会议都给垄断了”。
8月2日,波茨坦会议结束。杜鲁门找到斯大林,装作很无意地提了一句,说美国现在拥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式武器”。斯大林也同样很随便地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丘吉尔在知晓内幕后,与杜鲁门一样兴奋。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苏联排除于亚洲事务之外:“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
看到杜鲁门与斯大林交谈完毕,他侧身向杜鲁门走去,然后诡秘地问道:“事情进行得怎样?”
杜鲁门耸耸肩:“他(指斯大林)连一个问题也没有提。”
一个问题都没有提,那才叫斯大林。尽管杜鲁门的话里没有半个字涉及“核”或是“原子”,可大家都是擅长于从心眼里细针密线进行盘算的行家里手,斯大林又岂能不知道杜鲁门话里的玄机。果不其然,两小时不到,美军联合参谋部即收到苏联红军的报告:“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
“小男孩”,美国研制成功的首枚原子弹,以浓缩铀为原料
美国在发出《波茨坦公告》时,就预设了前提:先礼后兵,如果日本不接受最后通牒,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使用原子弹。
铃木内阁发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波茨坦公告》的拒绝。8月3日,新上任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上将发出命令,要求一旦天气条件允许,就向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已提前两天在提尼安岛的一个炸弹仓库内装配完毕,它除了比普通炸弹更长更粗一些,外形上并没有太大区别。8月5日上午,天气预报表明午夜后的天气适宜起飞,黄昏前,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被装进了一架B-29轰炸机的弹舱。
强调天气条件,是为了防止B-29在起飞时坠毁。一般B-29失事还不打紧,若是装原子弹的掉下去,就会毁掉整个提尼安岛以及岛上的几百架飞机。
尽管老天很帮忙,但由于额外负重,当B-29轰鸣着奔出跑道时,看上去起飞还是挺困难,让看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恨不能上前出把力把飞机推上天空。
B-29的主驾驶员是当时美军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蒂贝茨上校。在他从容不迫的操纵和指挥下,这架巨型银色轰炸机终于摆脱束缚,腾空飞上了夜空。
观看起飞的一名将军心有余悸地对身边的军官说:“我从未见过一架飞机起飞时要用这么长的跑道,我还以为蒂贝茨永远也无法把它拉上空中呢。”
蒂贝茨机组的目标是本州东南沿海的广岛,一座几乎还没有被战火损伤的城市。8月6日上午,8点14分,蒂贝茨下令:“戴上眼镜。”听到命令后,机组人员迅速戴上了一副电焊工用的深色护目镜,以便在原子弹爆炸产生强烈闪光时保护自己的眼睛。
扔原子弹前的最后15秒实施自动计时。8点15分16秒,随着炸弹舱门打开,“小男孩”落了下去。
广岛的天空闪现出一道刺眼的淡红色亮光,这座城市所有的时钟都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一刻。
不是恐吓,是真的
几秒钟之内,广岛的中心便被夷平了,但凡爆炸气浪波及的区域,片瓦不存。当幸存者恢复知觉时,他们发现周围没有人,也没有建筑物,只有一望无际的瓦砾。
大约20天后,这些幸存者中的大部分人也都死了,死于原子弹爆炸释放出的射线。
投放原子弹时,杜鲁门正坐着巡洋舰从波茨坦赶回国内。一名陆军上尉找到正在后舱食堂和水手们共进午餐的总统,呈上了史汀生关于已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电报。杜鲁门看完之后,抬起头:“上尉,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说完这句话,他开始沉默不语。几分钟后,又一封电报传来,这一份是报告轰炸的结果:“干脆利落,在各方面都成功。”
杜鲁门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拿起一只叉子,向玻璃杯上猛地一击,食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杜鲁门意气风发地看着水手们,说:“是回家的时候了!”在获悉具体情况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接着,杜鲁门走进军官舱,他让感到吃惊的军官们都坐下来:“诸位,我们刚刚在日本投下了一颗威力超过2万吨TNT的炸弹。这是一次压倒一切的胜利。我们赌赢了!”
8月6日上午,白宫发表了杜鲁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声明中说,如果日本仍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提出的条件,他们就可以“期待一阵毁灭之雨从天而降,而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
在得到有关广岛被炸的零星消息时,内大臣木户就立刻向天皇进行了报告。天皇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名状的痛苦:“不管朕本人会有什么遭遇,我们都必须尽早结束战争。这个悲剧绝不能重演。”
政府方面,东乡外相建议接受《波茨坦公告》,因为原子弹“已急剧改变整个军事形势,为军方提供了大量结束战争的理由”,可是军方却认为“不足惧”,至于施放原子弹,那不过是杜鲁门单方面的说法,怎么知道不是美国人在借机恐吓我们呢?
被完全夷为平地的广岛,一名日本军人落寞地独自行走着。“小男孩”释放了巨大能量,加上核辐射,此前人类从未拥有过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的武器
日本这时候也在研究原子弹,于是政府便派核科学家前去实地调查。科学家到达广岛后视察了全城,当即得出结论:只有原子弹才能造成这样的惨象。
不是恐吓,是真的!
获悉美国人真的拥有并投放了原子弹,病急乱投医的日本政府又一次把希翼的目光停留在了苏联身上。东乡致电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努力,并即复告。”
莫洛托夫已经从柏林回到了莫斯科,他答应在8月8日晚上会见佐藤,但几分钟后又不加解释地把会见时间提前至下午5点。
日本驻苏大使馆的年轻外交官们都私下预测,假如当天会谈时间足够长的话,时局还有希望,若短时间结束,就一定会坏事。
下午5点前几分钟,佐藤揣着同样惶惶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克里姆林宫,在被领进莫洛托夫的书房后,还未等他用俄语向对方致意,莫洛托夫就挥手打断了他:“我这里有一份以苏联的名义给日本政府的通知,我想向阁下转达。”
这是一份宣战书,意思是苏联已经加入了《波茨坦公告》,并将从第二天,也就是8月9日起加入对日作战。
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应于1946年4月13日才失效,而且根据规定,如果任何一方不希望延长,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因此,日本人一直指望着能跟苏联续订新约,然而现在这个幻想被现实击了个粉碎。
苏联不仅不会帮日本说话,还要在日本掉进的那口井里再扔块石头,这是斯大林早就蓄谋好的,但出兵时间从“8月下半月”提前到了8月9日,则与轰炸广岛密切相关。
几个月来,160万苏军早已集结于东北边境,他们面对的关东军只是一个空壳子——其精锐或断送于太平洋,或消耗于中国等其他战场,剩下的部队不但数量仅及苏军的一半,战力也不到战前的30%。苏军要予以击溃,实在是太容易了。
就在苏联对日宣战的当天晚上,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落于长崎。
B-29机组人员从空中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令人难以置信地在人们眼前降临人世”。接下来火球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蘑菇,几秒钟后,蘑菇与茎干脱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较小的蘑菇,就好像“一个被砍掉脑袋的怪物又长出一个新的脑袋”。
在它的下方,一座城市的中心被荡为平地,3.5万活生生的人从地球上消失了。
忍不住也得忍
一边是原子弹晴天霹雳似的爆炸,一边是苏军发起的排山倒海般的进攻,首相铃木告诉东乡:“让我们结束战争吧。”
征得天皇同意后,铃木召开了“六巨头”紧急会议,提出事到如今,唯一办法就是接受《波茨坦公告》。
只一个苏军宣战,就已让军方丧胆,但阿南、梅津等人煮熟的鸭子嘴还硬,他们提出条件,说除非盟国允许日本自己解散军队,自己审判战犯以及限制占领军数量,否则陆军不同意投降——海军早已名存实亡,投不投降都是一码事,要不然丰田也得跟着上来扯半天。
讨论没有结果,铃木决定打破先例,由天皇决定,日本是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是要求取得陆军提出的条件。
防空洞里召开的御前会议气氛令人窒息。似乎是为了保持某种神圣感,天皇平时说话的语调跟机器人一样,但这一次他颇动了感情:“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
他停顿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天花板,以便使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之后他告诉自己的臣僚,虽然《波茨坦公告》提出的解散日本军队、惩办战犯等条款都是他不忍看到的,可是时间已到,“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
天皇说完,与会的其他人全都站了起来,目送天皇缓步走出会议室。
天皇的想法就等同于命令,再没有什么好争的了。8月10日上午,日本政府召开帝国会议,决定在保留天皇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
钟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日本既已被撬动,美国也宣布了自己的底线:“从投降的时刻起,天皇的权威和日本政府将服从同盟国最高司令。”也就是天皇要不要留,怎么留,不是你们说了算,得看盟国我们的态度。
在日本表示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这一天,李梅奉命没有派他的B-29扔炸弹,而只是在东京上空撒了传单。同时为了向日本施加压力,杜鲁门让斯帕茨再准备好两颗原子弹,一旦日本态度犹疑便投下去,投弹日期初步定在8月13日和8月16日,其中一颗将投在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的东京。
美国的答复在日本高层再次引起激烈争执。阿南闯进木户的房间,气冲冲地说:“盟国的条件会毁灭大和魂,应该打一场决战。”
铃木主持的“六巨头”会议又搞不下去了,他只得第二次请天皇出面干预。这次涉及了天皇今后的命运和安危,在御前会议上,天皇裕仁已经是满脸泪水,他声音哽咽地说:“眼看着国家被占领,自己还可能被指控为战犯,是多么不好受,但我不能再让臣民受苦,我愿意冒生命危险拯救国民。”
见天皇说得如此凄惨可怜,当场有两个大臣控制不住自己,倒在了地板上。
高级将领们再也无话可说了,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自己难逃战犯宿命,但还是自发地在宣誓书上签字,表示服从天皇意旨。阿南在签完字后,就在陆相官邸切腹自杀,鲜血浸透了他生前所写的两卷条幅。
在昭和时代,日本政局一旦动荡,都会有许多不安分的少壮派军官冒出来闹事,这次仍不例外。叛乱者们杀死了近卫师团长森中将,然后伪装森的命令,企图清除铃木、木户、东乡等一干“奸臣”,同时找出和销毁天皇事先录好的广播录音胶片。
日俘在收听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由于录音质量较差,再加上诏书使用了汉文训读体(阅读难度犹如中国古代的文言文),使得大部分日本民众很难直接理解诏书的含义,但他们知道天皇已经宣布日本投降了
结果是哪一样也没能得逞。天一亮,政变便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人从广播里听到了天皇发布的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份诏书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投降”二字,但听众们痛苦和怀疑的眼泪都表明,这只不过是东方人为了保住面子的一种传统做法而已。如果说得更确切一点,天皇是给他的臣民们提供了一个洋漆马桶,外面看上去似乎还有些光彩,里面究竟什么样,每个人都很清楚。
羞辱也罢,痛苦也好,都比硬撑着要强上许多。起码寻常百姓是得救了,他们将从此远离战火、饥饿和死亡。
礼物
在李梅实施火攻的那段时间,哈尔西正指挥第三舰队在日本海岸附近随意出没,他的舰载机将炸弹、火箭和鱼雷下雨一样投在联合舰队的军港里,用哈尔西的话来说,那些军港都成了日本残余战舰送死的地方。
在持续四天的空袭下,包括丰田的旗舰“大淀”号在内,联合舰队几乎所有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都被击沉,战列舰中只有“长门”号还一摇三晃地浮在水面上,五艘藏着准备用来进行本土决战的航母被炸得连动都不能动了。
哈尔西满意地向尼米兹报告,日本海军已经“不复存在”。把人家舰队都打沉了,你让联合舰队司令丰田住哪里呢?“蛮牛”很贴心地为对方准备了小棉袄——“他还可以到他‘大淀’号上的小舱里去,但是要穿潜水服!”
如果是在海上,哈尔西真正到了独孤求败的时候。他在战局广播中大声嚷嚷说,他现在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的舰只没有轮子,否则我们从海岸撵日本人时,就能一直把他们驱向内陆。”
8月15日,哈尔西接到信号:“空袭暂停。”他大声欢呼起来,随后依令召回了刚从航母出发的舰载机。
当部下们高兴得跳起来的时候,同样得知喜讯的尼米兹只是报以一丝愉快的微笑。他提醒他的士兵,仍旧要保持应有的警惕,查明并击落一切偷袭者,但尽可能不要采取报复手段,也不要“再以侮辱的词句辱骂日本民族和日本人”,因为这“不符合美国海军军官的身份”。
尼米兹的活已将近结束,而交给麦克阿瑟的使命却刚刚开始。当天下午,杜鲁门发来通知,指派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
得知自己被新总统委以重任,麦克阿瑟快活得跟只小鸟似的,他一改向来喜欢跟总统唱反调的劲头,立即致电杜鲁门:“我对你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表感谢。”
按照麦克阿瑟的要求,他与美军将在日本的厚木机场降落。8月28日晨,美军飞机向厚木机场空投了一根大管子。负责接待的有末精三中将被吓了一跳,以为又是什么新型炸弹。虽然管子并没有爆炸,众人仍不放心,小心翼翼地把管子末端的螺帽卸了下来。
在拆除“爆炸机关”后,有末才发现管子里面是一面横幅,上写:“欢迎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赠。”旁边还附有字条,要求把横幅挂在飞机库的一侧,以便让麦克阿瑟和他的军官们下飞机时能看见。有末害怕节外生枝,赶紧下令把美军陆战队的这份“礼物”给藏了起来。
不久,一架美军飞机着陆于厚木机场,麦克阿瑟的参谋坦奇上校走出机舱,成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征服者——当然比陆战队的那面横幅还是晚了一些。
坦奇看到,在停机坪的一端,一群日本人正呐喊着朝他拥来,这使他顿时紧张起来。
战争已经把人的神经弄得高度敏感。在坦奇的认识中,日本是一个疯狂而野蛮的民族,而厚木机场又曾是“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训练基地之一,更是疯狂中的疯狂。如今虽说宣布投降了,那也不一定管用,这群疯子不是要冲上来乱刃砍了我吧?
担心很快被证明纯属多余。拥上来的都是欢迎和接待人员,为首的就是有末。在把坦奇一行迎进帐篷后,有末请坦奇喝橘子水,为了表示没有下毒,他自己还先喝了一杯。
有末是中将,坦奇只是上校,但是中将对待上校毕恭毕敬,跟个爷一样地侍候,其态度的变化既大大出乎坦奇的意料,又让他着实有些领受不起。
这算是日本民族特性的另一面,当然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且也确实具有作用和效果。
日本人服了,亲眼所见,如假包换。
坦奇之后,美军四引擎运输机以每两分钟降落一架的频率,使第11空降师着陆于厚木机场。48小时不到,机场便被美军完全占领。
8月30日,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越过富士山,前往厚木机场。
在飞行过程中,麦克阿瑟与秘书讨论了他的管制方法:“很简单,我们将运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现占领。”
麦克阿瑟还兴致勃勃地表示,他要给日本妇女以选举权。秘书有些迟疑地说:“日本男人会不高兴的。”
麦克阿瑟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我不管,我要使日本军方名誉扫地。妇女不要战争!”
有如此底气,是因为麦克阿瑟自认为熟悉日本人的性格,知道这个有“武士道”精神的东方民族有许多个不同侧面。他要用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创造奇迹的人。
着陆厚木机场便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从具体指挥登陆的艾克尔伯格,到麦克阿瑟的亲信幕僚,都把这次着陆视为一次危险的赌博,但并没有能够改变麦克阿瑟的决定。
没有人能永远活着
“巴丹”号以比树梢高不了多少的高度盘旋于机场上空,可以看到地面无数的防空炮位,飞机上的人都悬起了心。
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而这种氛围和场合,却正是老麦乐于享受的。下午2点19分,“巴丹”号平稳地降落于机场,麦克阿瑟叼着玉米芯大烟斗第一个走出机舱。
他在舷梯上端停了一下,举目四望,然后自言自语道:“这就是结局。”
已经先行抵达机场的艾克尔伯格等人上前迎接。麦克阿瑟一边跟他们握手,一边用平静的语气低声说:“噢,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好像是到了终点。”
日本政府凑了一大串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车辆——当然在美国人眼中,它们全都是破到不能再破的烂车。麦克阿瑟登上其中一辆出厂年份不明的林肯汽车,率领众人前往横滨。
由厚木机场前往横滨共有24千米车行道,道路两侧密密麻麻地站立着日本兵,他们全部背朝麦克阿瑟,以示尊敬。两个师团,三万名日军,依照保卫天皇的规格来为麦克阿瑟担任警卫。
进入宾馆后,旅馆经理和服务员几乎是以匍匐的姿态迎候着麦克阿瑟一行。如此大的排场和殷勤的接待,却让麦克阿瑟的秘书更加心生疑窦,他想对麦克阿瑟的食盘和食物进行逐一检查,但麦克阿瑟大笑着予以拒绝:“如果日本人下毒)那就谁也别想活了,可是没有人能永远活着啊。”
麦克阿瑟一登上日本的土地,美军战俘就被从战俘营里陆陆续续放了出来,首批获释的战俘中包括温赖特和帕西瓦尔。麦克阿瑟下令让他们参加受降仪式。
第二天,麦克阿瑟刚坐下吃晚餐,副官传话说温赖特已到了大厅,他立刻下楼前去迎接。
门开了,温赖特就站在那里。几年不见,这位部将像变了个人似的,他的皮肤像旧鞋鞋面一样,充满褶皱的军服挂在瘦得没有肉的身上,使他显得更加憔悴和苍老。
麦克阿瑟抵达厚木机场,立于他右边的是高级将领艾克尔伯格。经历了那么多苦战,这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看到麦克阿瑟,温赖特笑了一笑,可当麦克阿瑟拥抱他时,他却说不出话来。
麦克阿瑟百感交集地把双手搭在温赖特肩上:“得了,瘦皮猴!”
正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温赖特哽咽着只说出了“将军”两个字,就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等到麦克阿瑟让摄影师为两个人合影,温赖特才得以控制住情绪,并向老上司吐露了心声。原来他认为当初放弃菲律宾投降是不光彩的,自己常常感到这是一种“耻辱”,现在虽然被释放回来,也早已是前途尽毁,没有任何希望了。
麦克阿瑟听后大为震惊,他向温赖特保证,可以满足他提的任何要求。
温赖特用沙哑的声音说:“将军,我现在只想指挥一个军团。这是我一开始就要求的。”
麦克阿瑟非常爽快:“吉姆,你什么时候要你原来的那个军团,它什么时候就是你的,仍归你指挥。”
这回轮到温赖特吃惊了。他没想到自己以降将身份重回祖国怀抱时,还能被当成民族英雄看待。
温赖特的待遇也适用于其他所有盟军战俘。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B-29被重新派上天,不过它们这次的任务不是去轰炸,而是向在泰国和中国华北的日本战俘营空投食品、药品救助盟军战俘。
在第一批美国陆军飞至厚木机场的同一天,第三舰队也驶入了东京湾,足以遮天蔽日的战舰群显示出太平洋舰队的惊人实力,也在提醒日本人,美国海军是促成日本惨败的重要力量。
当天下午,尼米兹乘海上飞机登上战列舰“南达科他”号。
尼米兹比麦克阿瑟到得早,这让他感到满意,但当他听说正式受降仪式将由麦克阿瑟安排和主持,并签署和平文件时,这位一贯低调的人终于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愤怒。
最光明的日期
当初,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同被授予五星上将。水兵们自发地为尼米兹制作了一副新领章,上面五颗星排成了一圈,尼米兹装作眼花,开玩笑地说:“好大一会儿,我才看见了星星。”
麦克阿瑟本来一脸得意之色,但当他看到前来会商的尼米兹已先于自己戴上五星领章时,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命令副官第二天早上就拿一副新领章过来。黑灯瞎火的,副官们根本无从着手,最后只好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一块面值一角的菲律宾银币锉成了五颗星。
有些事确实没法低调。如果说戴五星领章多多少少局限于个人脸面,可在乎可不在乎的话,受降仪式不同,那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且不光关系到尼米兹一个人的荣誉,更关系到整个海军的荣誉。
在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及其他的陆战队可谓身负重任,出生入死,一肩挑起了大多数重要战役,可是到了胜利时刻,却让一位陆军将领去担当主角,唱大戏,出风头,这算什么,难道日本主要是由美国陆军打败的?
对尼米兹不公平,他或许可以忍受,但对海军将士的极大不公,不可以容忍!
尼米兹那么好脾气的人也难得地咆哮起来,他决定不出席仪式,你们爱怎么折腾热闹,你们自己去弄。同时,他还将有关情况报告给金格,直接向上司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金格一听杜鲁门这么偏心眼儿,马上找到总统,说如果你一定要让陆军将领主持仪式,可以,但仪式应在一艘海军舰艇上而不是在陆地上举行。
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也闻风而动,说动国务卿贝尔纳斯:如果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尼米兹将代表美国签字。
在海军高层的极力运作下,这两个条件最后都得到了满足,这就叫高不了你,也低不了我。尼米兹觉得差不多公平了,态度才缓和下来,答应仍然会出席仪式。
9月2日上午,天空阴沉,乌云低垂,但是海上风平浪静。在举行受降仪式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麦克阿瑟、尼米兹、哈尔西一起走过甲板,来到一张铺满文件的桌子旁边。然后,温赖特和帕西瓦尔应邀走到麦克阿瑟旁边,在桌子后面站着。
日方代表人选大费周章。天皇不可能来,铃木内阁已经辞职,继任首相东久迩宫是硬推上来的,而且他是天皇的叔父,看在天皇的面子上,也不能丢这个脸。剩下的一班文臣武将,个个都害怕承担投降的责任,当时的气氛,文官参加,便是表示这个人“完结”了,若是军人,无异于自杀。
最后选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前外相重光葵,一个是参谋总长梅津。重光葵一条腿在侵华战争中折了,是一个拄着手杖的瘸子,他的脸面和前途都没那么值钱,而且外交生涯也早就让他打造了一副烧不热、煮不烂的粗皮厚脸。梅津则有所不同,最初被推荐担任副代表时,他气得脸色发白:谁跟我这么过不去,变着法儿损我?你们要是敢这么干,信不信我剖腹!
让梅津心甘情愿地当强扭的瓜,还是靠天皇做了思想工作,否则梅津真可能去追赶阿南了。
重光葵代表天皇及内阁,梅津代表军方统帅部,当他们出场时,无数目光如疾风暴雨一般投射过来。一名日本代表团成员感觉那些目光像锋芒一样刺入了自己的身躯,甚至引起了肉体的剧痛。他从来没有想到,人们圆瞪的眼睛能具有如此厉害的杀伤力。
在众目睽睽之下煎熬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开始聆听麦克阿瑟在麦克风面前发表演说:“我们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在此相聚的,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
出乎日本代表的意料,麦克阿瑟的话里没有任何怨恨或复仇之意,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的姿态,让你不服气都不行。
麦克阿瑟只用几分钟就结束了他的演说。随后他指了指桌子另一边的椅子,示意重光葵坐上去。
重光葵一拐一拐地走了过去,他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老是摸摸这里,弄弄那里,迟迟没有在文件上签字。
哈尔西认为重光葵是在有意拖延时间,恨不能上去扇对方一耳光。他粗声粗气地催促道:“快签!他妈的,快签!”
倒是麦克阿瑟看出重光葵可能是真的有些弄糊涂了,于是转身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萨特兰,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
重光签完梅津签,签字的表情都跟死人相仿。接下来麦克阿瑟用另外的笔,以盟国最高司令的身份在文件上签了字。以下,尼米兹代表美国,徐永昌代表中国,一个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签字。
签字完毕,天空突然转晴,阳光透过云层照耀着大地。天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400架B-29轰炸机和1500架运输机列队掠过战舰上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胜利者致敬。
在萨特兰中将的监督下,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签署了《降伏文书》,一旁协助重光葵的是同为日本代表的加濑俊一。后者负责撰写了此行报告,供天皇阅读
在“密苏里”号上发生的一切,为太平洋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只要人类历史继续存在,这一天都是最光明的日子之一。
天皇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仪式,但他对仪式的进行非常关注。日本代表团一回到东京,立即向天皇递交了参加仪式的情况报告。在报告的末尾,报告撰写者自问自答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日本取得了胜利,是否会像这样宽宏大量地对待被征服者?
很明显,不会。
天皇看完报告,当着重光葵的面叹了口气,表示同意报告的说法。
是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失败,不光是输在物质力量上,更是输在精神和智力领域,那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感知范围和计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