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民族
普鲁士容克就像路霸一样在欧洲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当两个弱小的民族被野蛮行为残酷地碾压和蹂躏的时候，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我们的耻辱将贯穿整个时代。
——大卫·劳合·乔治，1914年9月19日
……所有民族的正当愿望都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果旧秩序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引入新的内容，那么一切不协调的和充满敌意的因素都可能打破欧洲的和平局面，并且最终影响到全世界。
——伍德罗·威尔逊，1918年2月11日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他的夫人居住在穆拉特王子酒店。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19世纪的宫殿式建筑，坐落在蒙索街，酒店里到处陈列着拿破仑时期的纪念品。伊蒂丝·威尔逊对此有着特别清晰的印象，包括大门前面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岗亭，清扫得一尘不染的楼梯，以及穿制服的仆人。她在回忆录中哀叹道：“如果这种仅仅是为了引人注目的花费，能够提供给那些需要生活必需品的人们使用，这个世界将更加美好。”她也没有忘记，有一次，她来到沙龙寻找她的丈夫，发现自己的丈夫正和顾问们趴在地板上。他们在仔细地观察一张硕大的欧洲地图，正努力地划分出欧洲的新边界。她忍不住大笑着说：“你们像一群正在玩游戏的男孩。”总统则转向她，表情非常严肃地说道：“唉，这可能是我们玩过的最严肃的游戏，据我估计，这个游戏所导致的后果，将直接关乎世界未来的和平。”
威尔逊和其他的政治家在1919年的巴黎所做出的决定，使他们经常遭受谴责。一般认为，正是他们的决定造成了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问题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欧洲的政治地图从来没有被如此戏剧化地改画过。1917—1918年的危机彻底摧毁了统治中欧、东欧和东南欧数世纪的大帝国，包括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王朝。1914年8月，欧洲只有3个共和国（瑞士、法国和葡萄牙），但是到了1918年年末，欧洲则出现了13个共和国。其中一个是德国，因为德意志帝国已经因战败和革命被推翻了。其余新出现的9个共和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
事实上，当时政治安排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好独立与相互依存之间的关系。正如威尔逊在1918年2月11日所指出的那样，是要在和平与秩序的框架之内实现“民族国家的愿望”。但是在一战末期要达成那样一个目标，需要的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炼金术士”。本章主要阐述新成立的多民族国家的急躁特性，而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被摧毁的帝国的基础上，而且往往是通过非常残酷的准军事的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脆弱性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地影响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也是帝国，只不过规模较小，这是英格兰王国数世纪持续扩张的结果。但是它也没有逃脱帝国崩溃和民族重建这种龙卷风带来的命运。爱尔兰的经历与欧洲大陆的许多事件都有共同之处。经历过残酷的暴力践踏之后，爱尔兰被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一部分通过残暴的方式建立了独立国家，另一部分仍然留在联合王国之内。但是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场冲突创建了英国身份认同的全新感觉，这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地发挥影响。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呢？法国的知识分子欧内斯特·勒内早在1882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关于民族的定义迄今仍然处于争论之中。 人们的身份意识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通过性别、阶层和宗教来进行身份认同。在过去，身份认同具有地域化的特征，而且比较简单明确，通过朋友的圈子、教堂和各种俱乐部就可以体现出不同的身份。某人要真正感受到自己是民族的一部分，或者说具有清晰的民族意识，这往往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需要一个敌对的“他者”进行对比，然后才能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观。但是民族主义同样需要在政治结构或者国家中加以表达和体现，这样它才能够对民众产生合法的情绪上的影响，而这一点对于塑造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必要的。1800年，欧洲大约有500个政治实体，它们的规模和生存能力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到了1900年，则只有20个国家了。 在整个19世纪，国家主要是被民族间的战争塑造出来的，各国以民族的名义作战，并且通过征兵动员民众参战。这种模式的原型来自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法国的战争在其他地区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在那些后来成为意大利和德国领土的地区。托马斯·尼培代关于德国历史的说法就是：“德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于拿破仑战争时期。”
正是源于对19世纪这些斗争的分析，学者们逐渐把公民国家和民族国家划分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前者主要是在一定的地域之内，通过共同的法律、机构和公民权利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而民族国家的定义则是拥有共同血统的共同体，根植于语言、种族划分和文化的基础。一般认为，法国充分体现了公民民族主义的特征，这个国家是由革命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凝聚在一起的。德国则是种族民族主义的经典案例，完全沉浸于民族这个空想的概念里面不能自拔。当然，这种关于公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划分标准，或者说把国家贴上这样的标签，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到底这种划分标准还适用吗？
在一战之前，民族国家主要建立于西欧和北欧地区。19世纪末期，中欧和东欧地区确实也见证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强化。最初，这种情绪最激动人心的体现是在文化层面，通过诗歌和民间神话的形式（有时这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就像斯美塔那在捷克和西贝柳斯在芬兰所做的那样）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把民族的书面语言系统化的过程，而且要在学校里进行该语言的教学。于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主张政治变革的人，组成了一些小规模的政治团体。在他们开始进行带有明显政治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前，特别强调民族的概念，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口号。1900年前后，有些民族主义者比其他一些人走得更远一些。例如，波兰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相比就是如此，但是对它而言，完全的民族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乌托邦的梦想。1914年，虽然实质上那些大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了，但看起来还是在可控的程度上。最终是整体战争把这些帝国彻底摧毁了。
我们可以看看哈布斯堡王朝这个例子。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是欧洲人口第三大的国家，境内包括了11个主要的民族，其中一些原来是独立的国家，后来被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在这个案例中，这些民族的效忠主要是针对王朝的，而且从表象上看，主要是效忠于特别长寿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他自1848年登基以来一直在位。自从1866年被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击溃之后，奥匈帝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这次失败使得约瑟夫被迫承认境内最大的王国匈牙利实行英国所称的“地方自治”。因此，他实行的是双重君主制的统治，奥地利和匈牙利拥有单独的议会，甚至有与帝国军队同时存在的独立军事力量。后来，匈牙利逐渐成为奥匈帝国的沉重负担，它不愿意缴纳本应承担的税收份额，特别是不愿意负担任何的军事开支。在帝国属于奥地利的区域内，德意志民族的人成为统治阶层，而其他的种族群体，包括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则还是老样子。居住在匈牙利地界的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大约占了人口数量的一半，他们处于马扎尔人的摆布之下，马扎尔人运用残酷的手段推行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却抵制这些人要求男性普遍选举权的请求。面对他们的请求，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非常不耐烦地说道，“政府永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民族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必须依赖那些最强大的民族的原因……我们必须依赖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
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塞尔维亚王国。1878年，它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之后一直试图把所有的塞尔维亚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到底是什么群体构成了塞尔维亚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是塞尔维亚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则从马其顿地区延伸到匈牙利地区。然而，这种神话般的图景反映了一种关于塞尔维亚语的宽广的定义。这种神话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9年，当时在科索沃波尔耶（也就是黑鸟平原）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人处于半对立的状态。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统治和各种各样的恐怖团体进一步推动了塞尔维亚的扩张野心。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宝座的继承人被暗杀的事件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达到了高潮。维也纳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塞尔维亚构成的威胁，从而引发了欧洲的七月危机。
在大战爆发之前，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一些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开始聚集起来，讨论与塞尔维亚人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的南斯拉夫的问题，但是他们只属于少数派。1914年令人震惊的那一瞬间，反而使得他们对于帝国的忠诚更加强化了。在1914年秋天，哈布斯堡王朝发动的摧毁塞尔维亚的战争行动之中，许多士兵都具有南斯拉夫血统。尽管偶尔也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并且存在种族的多样性，但是总体而言，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且合作得非常好，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荒谬的。1914年，帝国军队的每100个人之中，平均包含25个德意志人、18个马扎尔人、13个捷克人、9个波兰人、9个鲁塞尼亚人、6个罗马尼亚人、4个斯洛伐克人、2个斯洛文尼亚人、11个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以及2个意大利人。德语是他们的通用语言，尽管他们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时候可能会有80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军官们要求必须掌握他们所指挥的士兵的语言。多数部队使用2种语言，有的甚至多达5种语言。从来没有一个军队使用如此之多的语言进行指挥，也许人们会想到那永远无法建成的巴别塔，但是这种局面确实一直持续到1918年。从那年开始，大多数的士兵开始不愿意团结在一起进行战斗了。
同样的故事情节也在沙皇俄国上演了。1914年，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人口达到1.7亿（这几乎是英国人口的4倍），统治面积大约占了陆地面积的1/6，其中俄罗斯族的人口不到一半。罗曼诺夫王朝没有创建出一个全面的帝国认同，甚至在人口的核心俄罗斯族中也没有形成一种民族的认同感。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两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采取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俄语和东正教，但结果却激起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们的愤怒。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政府开始改变立场，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表象的妥协，即在新的议会杜马里面给予民族主义团体发言权。当时，沙皇俄国面临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是波兰问题。波兰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自1772年以来就被瓜分了，当时大部分控制在俄国手中。尽管爆发了一些反对草案的暴动，但总体而言，1914年的战争动员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400万男人按照日程应征入伍。在俄国军队的1860万士兵中，1/10的人员来自境内的少数民族。
在一战期间，来自欧洲边缘地位的民族往往在对立的双方阵营中都有士兵，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甚至包括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作为被征兵的民族，他们别无选择。军队的纪律非常严格和残酷，宣传机器也肆意夸大来自敌方的威胁，尽管这具有明显的让他们继续作战的动机。以沙皇俄国的军队为例，如果一个士兵逃亡或者“自愿地”被俘虏，那么他的家人将被剥夺国家给予的津贴补助。而且，许多来自偏远的东欧地区的士兵识字率很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民族认同问题。1918年，一位英国外交官嘲讽道，“假设你在乌克兰问一个农民，他的民族是什么，他将回答他具有正宗的希腊血统；如果接着问他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时，他的回答可能就是他是个农民；如果坚持问他说什么语言，他的回答可能就是‘地方方言’……他绝对不会想到知识界非常熟悉的民族性的问题”。
战争的不断深化确实使民族意识问题尖锐起来。在东部战线，战俘们是按照民族成分被分别关押的，于是他们渐渐形成了反对他们为之效劳过的帝国的特殊团体。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组建了一个波兰军团，还有芬兰军团和乌克兰军团去与沙皇俄国战斗。俄国人也把他们抓到的战俘编成波兰军团、捷克和斯洛伐克军团。俄国的捷克军团1917年7月2日在加利西亚省的兹博罗夫展开了浴血奋战，对各自的帝国而言，这是小型的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被作为民族传奇的一部分为捷克人所铭记，因为他们战斗的对象是为哈布斯堡王朝作战的捷克人。所有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席卷整个东欧地区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这些参与作战的残忍士兵后来成为战后议会团体的核心力量。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挥动的民族主义旗帜并没有在战后的欧洲转换成伟大的计划。协约国集团（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试图有限度地保留奥匈帝国的君主制，其目的是平衡德国在中欧地区的势力和影响。而且，英国和法国也没有一开始就支持波兰民族独立的奢望，因为那将侵犯它们盟友沙皇俄国的利益。美国参战之后，1918年1月威尔逊出台的“十四点计划”开始设想“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但是对于奥匈帝国的民众，他的建议仅仅是“自动发展的自由的机会”。其实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创造了极端的“民族自决”的口号，从而鼓动和促进了欧洲及之后其他地区帝国的崩溃。威尔逊在强调这个术语的时候去掉了“民族的”这个形容词，对他而言，“自决权”是“普遍的主权”和“被统治者满意”的同义词。
到了1918年秋天，协约国的表现似乎越来越不符合大潮流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崩溃了，沙皇俄国也在内战之中瓦解了。它们将被什么势力所取代，权力真空将由哪些国家来填补，这取决于当地的势力和国际影响的混合作用。
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托马斯·马萨里克而言，1918年是对其早期活动所下赌注的一个回报。从一个哲学教授变身为捷克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马萨里克对于西方的一种政治倾向。马萨里克的学术研究关注的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哲学（休谟、密尔和孔德）。同时，因为他娶了一位富有的纽约人的女儿，他的英语也非常流畅。1914年年末，他飞离布拉格，其后两年居住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区，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去伦敦大学讲授斯拉夫问题，并且致力于构建他与英国官员和新闻记者们的联系。在俄国沙皇被推翻之后，他使用英国护照来到俄国，组织了捷克军团，随后在1918年飞往美国，期盼获得美国的支持。他在白宫与威尔逊数次会面。他还来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圣地费城，站在独立大厅的台阶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了独立的中欧国家的共同目标，搞了一场辉煌的演讲政变。正是归功于这种把高层的影响和机敏的公关结合在一起的努力，马萨里克在哈布斯堡王朝崩溃的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成功地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得到了盟友的承认。10月末，布拉格的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温和的革命，它成功地从不再愿意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的地方官员手中接管了政权”。在他飞离布拉格4年之后，他以新的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衣锦还乡，并执政17年。
布拉格的天鹅绒式的革命（有点类似于1989年的剧变，指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改革，“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因此得名）被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许多地区所模仿，它们都是由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委员会执掌政权。1919年1月中旬，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图已经非常清晰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功地获得了独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联合王国（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也获得了独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成为独立的国家。在沙皇俄国的边界内民族独立模式有所不同。1917年之前，民族主义运动非常薄弱，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沙皇制度的突然崩溃和俄国内战的突然爆发使得独立运动成为可能，它涉及波兰、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芬兰。 这些革命不是天鹅绒式的，而是流血的革命，是通过战争或者内战的形式展开的，而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对于居住在东欧的数百万人来说，1918年11月的停战协定主要作用于西欧地区，在东欧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在这里的典型案例就是波兰，其领导人是约瑟夫·毕苏斯基，在战争期间他曾想左右逢源。他是一个没落的波兰—立陶宛贵族家庭的儿子，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被迫讲俄语，参加东正教的礼拜。他参加了反对沙皇俄国的地下恐怖组织，并且组织起准军事武装，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把该军事组织作为波兰军团纳入德国的指挥之下。1915年夏天，在德国征服了波兰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毕苏斯基的赌注似乎下对了，但是没想到毕苏斯基本人却成为德国的一个傀儡和木偶。当他想就对军队的使用问题与德国谈谈交易的时候，德国人把他抓进了监狱。马萨里克在1917—1918年关键性的那几个月里面，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获得国际上的支持，行动上极其自由。但是毕苏斯基的命运则完全不同，从1917年7月开始，他就被关进了铁栅栏，彻底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日子。然而，他虽然失去了外交上的影响，但却因此赢得政治地位。他被视为先是反抗俄国，后来又挺身反抗德国的爱国者。1918年11月，毕苏斯基被德国人释放出来，之后他返回华沙，被当作民族英雄，摄政委员会也任命他为政府的临时首脑。毕苏斯基额头很高，有着下垂的胡须，眼睛炯炯有神，总是身着一件朴素的灰色的军团外衣，一看就是一个司令官式的人物。“仅仅从外表来看，他就特别能够打动人的心房，”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道，“虽然在通常的交往中没有感觉到亲切感，但他确实是一个忧郁的天才型人物。”用公正的手段和违规的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毕苏斯基执掌波兰政权一直到1935年他去世为止。
除却为民族的生存从事必需的斗争之外，毕苏斯基在1918年、1919年和1920年还先后发动了不少于6次的战争。这部分是由于他的野心，也是由于他的立陶宛血统，他曾经想重建16世纪末期的大波兰—立陶宛联邦，而且试图把独立的乌克兰纳入波兰的势力范围。但是在1918年，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都面临必须为保卫国家生存而战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自然存在的边界。在利沃夫城，一位波兰人对一个美国来访者指出：“你看到这些小洞洞了吗？我们把它们称作‘威尔逊点’，这些都是机枪留下的痕迹……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忙于争取自决权了，但是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对于毕苏斯基来说，最关键的斗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1920年，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胜败此消彼长，波兰人最远的时候进攻到了基辅地区，但是后来又被打回到距离华沙仅仅300英里远的地方。8月中旬，外国政府从这座被饥荒笼罩的城市中疏散了他们的外交人员。伦敦《新政治家》杂志的报道评论说：“波兰的军队在这一时期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毕苏斯基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令人震惊的绝地反击式的袭击，这次进攻在波兰的民族神话中被记录为“维斯瓦河大捷”，使得形势彻底扭转。1921年3月签署的《里加和约》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都划给了波兰，这两部分后来都成为随时可能失去的领土。
在沙皇俄国的其他边境地区，国家的构建途径也都是非常暴力的。乌克兰曾经享受过短暂的自由滋味，但是后来大部分地区也被纳入新的苏联版图。在1919—1920年与苏俄军队展开流血斗争之后，波罗的海国家获得了独立。芬兰，以前是在沙皇俄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域，在1918年上半年经过残酷野蛮的内战之后，也赢得了独立，但是它的领土区域不是建立在民族和宗教的基础上，而是沿着传统的界限进行的划分。芬兰境内得到布尔什维克俄国支持的红色势力，与得到德国支持的白色势力的较量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在白色势力取得胜利之后，双方的敌意仍然延续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每一方的幸存者几乎都生存在自己封闭的群体里面，拥有自己的报纸、娱乐或者运动俱乐部。
无论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使用暴力的手段，1918年之后兴起的建立国家的突发性高潮都与19世纪中期截然不同。德国和意大利国家是通过不同的地方政治组织的统一而建立起来的，它们享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但是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则是从各王朝统治下的帝国分离出来的，这些帝国到那时为止一直控制着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动员的实现都是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之上的。 它们的开路先锋都是非常敏锐的民族主义者，如马萨里克和毕苏斯基等人，他们把古代存在的王国作为新建立国家的核心。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离和碎片化的过程，他们必须利用从帝国的瓦砾堆里能够找到的东西，这样他们仓促建立的新国家也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这些民族曾经和他们并肩作战。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民族国家看起来像一个小帝国一样，在残酷的四年大战之后，战前的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加剧了。国家构建的过程和民族动员的过程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在西欧，它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往往伴随着可怕的暴力进程。
因此可以说，巴黎的政治家们并不是新欧洲的建筑师，他们更像是极力用水灭火的消防队员。可悲的是，无论地图，还是统计数字，都是非常不充分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互相竞争的国家所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都是篡改过的。当威尔逊和他的顾问们在金碧辉煌的穆拉特王子酒店仔细观摩美丽的欧洲地图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在民族混居的地区是不可能划出清晰的边界线的，这种情况由于这些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变得更加复杂。
泰斯辰公国虽然很小，但却是一个能揭示问题的典型例证。它的面积还不到9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英国德比郡这样中等郡的面积，但是它拥有西里西亚煤田，还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后，泰斯辰公国成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焦点地区。从种族的角度看，波兰似乎更有优势。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坚持认为，西里西亚煤田的煤矿对于国家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铁路也是连接捷克斯洛伐克两个部分最重要的线路。尽管说波兰语的人占了泰斯辰公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与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西里西亚人的关系在1914年之前都是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然而到了1919年，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军队开始进驻泰斯辰公国。战争随即展开，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暴动。由于形势非常紧张，难以举行公民投票，1920年，协约国决定把这个公国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煤田的大部分（虽然矿工们主要是波兰人），泰斯辰城市也被一分为二，老城区被划分给波兰，郊区包括铁路被划分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美国的参与者悲观地说道：“电光源被划给一个国家，燃气则被划给另一个国家，我实在想不起来市政的水力划分给哪个国家了。”这些争议在今天可以通过经济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进行协议的方式加以解决，但前提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一定要存在信任感。然而，实质上在1918年以后，这种信任就已经不存在了。泰斯辰问题的解决方式进一步恶化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本来应该在遏制德国的复仇主义上找到共同的国家利益的。
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后，德国仍然保留了它的身份，但是帝国的羽翼还是被折断了。它失去了战前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 西南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赢得的，现在又被迫还给了法国。在东部，德国交出了波兹南的大部分土地、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煤田地区，这些被划归给新建的波兰。另外，还加上一个波兰走廊，使得波兰可以抵达波罗的海，但是却因此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余地区割裂开来。300万德国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与奥地利签署的和平条约则明确地阻止奥地利这个德意志人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与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没有一条符合自决原则，同样，有300万匈牙利人居住在匈牙利以外的国家，其中一半居住在1918年被罗马尼亚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协约国及时地批准了这种不法所得，他们不喜欢匈牙利自治。由于1919年匈牙利爆发了短暂但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情绪更为严重。德国和匈牙利之间的协议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和平缔造者的心目中，除了自决权，没有其他的目标，特别是惩罚失败者和确保胜利者安全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中欧和东欧新建立的国家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是因为这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出现的权力真空局面。但是，当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复兴的时候，它们重新展开了争夺领土和扩大影响力的斗争。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再度成为它们争夺的战场。尽管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在1941年引发了东欧的另一场战争，但它的根源也在于后帝国时代的种族仇恨，特别是边界争端问题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1930年以来简单的统计数据。在波兰，65%的人口是波兰人，16%的人口是乌克兰人，10%是犹太人。在捷克，捷克人只占人口的51%，还有23%的德意志人和16%的斯洛伐克人。在南斯拉夫，统治者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占据人口的44%），他们甚至不是多数民族，30%的人口是克罗地亚人，9%是斯洛文尼亚人。在各个国家，人口分布都不是平衡的。
和平的缔造者们确实要求这些国家保证少数民族的权益，但是这些很快就被证明是形同虚设的规定。毕苏斯基的波兰虽然不断进行自我辩解，但实质是种族主义国家。而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都认为南斯拉夫是大塞尔维亚的一个伪饰。即便是被认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民主和最具包容性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境内的少数民族。马萨里克，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但他的父亲是斯洛伐克人，他认为这两个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区别。但实质上，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捷克人一直处于德意志人的统治下，他们信奉的是新教，面对的是西方和工业化的环境与形势。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斯洛伐克人长期处于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天主教徒，主要是一个农业的乡村社会，在经济上主要与匈牙利和乌克兰发生联系。这种基础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很难弥补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安德烈·赫林卡很快就强烈呼吁要求斯洛伐克的自治地位。马萨里克和他的小圈子很快就自动地解决了德国问题，他们采取行动打破了主要由德国人拥有的大量地产，捷克人为此欢欣鼓舞，这是对1620年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征服的一种早就应该给予的补偿。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贝奈斯坦率地告诉一个英国外交官，“战前，德国人在这里”（手指天花板说），“我们在那里”（指向地板）。接着他说道，“现在，”他改变了他的手势方向，“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贝奈斯坚持认为，土地改革对于教训德国人是非常必要的一课。 但这是德国人非常不愿意上的一课，在1938年，贝奈斯为此尝到了苦头。
1918年的独立声明，经巴黎和会确认而生效，使得民族主义的原则通过了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测试，而不是王朝的遗产或者帝国的原则，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地震式的转移”。 虽然，民族主义的概念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有点拟人的幻想成分，但它也有一些同源的概念，如民族意识、民族愿望、自决权等；在每一个案例里面，民族与个人都有点相类似。但是这种虚构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当然也不存在于1918年新诞生的国家中。到1900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自我在现代的心理学中都呈现出更复杂的方式。如果用比较阴暗的视角进行审视的话，民族“自身”有点像一束无意识的从众本能的集合，是需要国际机构加以控制的。 民族主义本身到底是福还是祸，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和平与安全问题争论的最核心的问题。尽管民族主义的疯狂发展是一战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但是大战的发动者确实把这个“妖怪”从瓶子里释放了出来，而和平的缔结者则没有办法把它收回去了。
那么，联合王国哪里符合这种模式呢？英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公民的民族(大不列颠)，但是拥有一个阿喀琉斯的后脚跟（爱尔兰）。因而英国的民族主义动力与中东欧在1918年发生的民族主义大爆炸截然不同。在联合王国境内，种族民族主义在一战之前已经变得比较危急，随后又冷却下来，自1916年以来只在爱尔兰到达紧急关头，而且引发了悲剧性的、长期的后果。
自从1469年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与卡斯蒂里亚的伊莎贝拉一世两者之间实现王朝联姻之后，英国在仿照西班牙模式的基础上首创了“复合君主制”。 多亏了爱德华一世，到13世纪末期，英国控制了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1542年，在英国征服爱尔兰之后，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三世和他的继承人同时也成为爱尔兰的国王。1603年，没有子嗣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被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继承，他是大不列颠王国的詹姆士一世国王（他最喜欢的称号是皇帝）。在那个时代，王朝的融合因为政治的联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536年，威尔士已经单方面地被纳入英国议会之中；同时，经过1707年《联合法案》的谈判，苏格兰和爱尔兰在一片恐慌之中被纳入了英国，恐慌主要是因为1798年的民族起义所引发的，当时起义得到了革命的法国派出的入侵力量的支持。
1801年的新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正式形成，这主要是议会层面的联合。在行政层面，统一度要少一些。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威尔士被彻底置于英国法律和行政机构的管辖之下，但是苏格兰人，即使在1707年之后，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法和教育体系，他们有自己的长老会教会。1801年之后，爱尔兰也保留着自己的行政结构，这有点类似于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总督体制，有总督、法院和比较混杂的政府机构，这些与盎格鲁–爱尔兰的士绅阶层一起，强加于爱尔兰的领土之上，使之成为新教统治的一部分。
英国联合的黏合剂是被称为“英国国民性”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詹姆士一世倡导的，但更主要是英国进行的一系列反对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的战争的结果，特别是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1760—1820）的战争。英国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通过不同的途径表达出来，不仅仅是把“上帝保佑国王”作为赞美诗，还包括歌曲、印刷品、漫画、不列颠的图解、对尼尔森的崇拜，以及君主制的新仪式。法国则成为萦绕于英国人民心头的天主教异端。自从改革以来，威尔士和苏格兰学会了恐惧。“面对他者，它们埋葬了内部关于生存、生理和战利品的分歧与斗争。” 除了新教和议会政府，战利品提醒我们还有促进大英帝国联合的其他黏合剂的存在。对外贸易、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以及军队（是不列颠少有的实质性机构之一）都不成比例地依赖于不讲英语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来自苏格兰的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格兰大学的优势，它是培养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的重要摇篮。但是大英帝国对于被伦敦排除在外的冒险者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如果说，“英格兰构建了联邦，苏格兰则使联邦正常运转”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稳定和繁荣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宪政国家”，拥有一个共享的国家结构，塑造了一种新的建立在议会政府和新教基础上的出类拔萃的认同感。因而，英国的国民性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体现，寻求把冲突的种族纳入到更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来，这种意识形态有助于缓和英格兰长期统治所带来的问题，虽然它在1910年占据了英国4500万人口中的3/4。但是英国的国民性从来没有跨越爱尔兰海发挥影响，除了新教的精英阶层，这也算是他们至高无上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柱。19世纪末期，在爱尔兰大量的天主教人口中，反对英国统治的声音逐渐加强。其催化剂是由于文化的复兴，这有点类似于东欧的模式。“盖尔人联盟”成立于1893年，致力于重新唤起爱尔兰的身份认同感，方式是通过诸如爱尔兰式曲棍球和盖尔式足球的体育运动，也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形式达到这一目标。联盟的创建者之一道格拉斯·海德经常宣扬爱尔兰的非英国化，他特别反对爱尔兰那种“在感情上痛恨英格兰人，但是同时却继续模仿它” 的情绪。爱尔兰用英语写作的前卫派们，很快开始从事海德所倡导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诸如威廉·巴特勒·叶芝和约翰·米林顿·辛格，在都柏林建立了爱尔兰民族剧院。这种文化上民族主义的政治表达是新芬党运动（意思是“我们自己”）。该党成立于1905年，领导者是亚瑟·格里菲斯，他最早倡导用匈牙利模式赢得爱尔兰的独立，并决定效仿186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君主制。
这种对于英国公民性的反弹也开始蔓延到居于不列颠边缘的凯尔特人居住区。19世纪80年代，威尔士开始重新举办每年的艺术节（Eisteddfod），设在阿波利斯特维斯、加地夫和班戈区的新的大学学院在1893年被合并成威尔士国家大学。在苏格兰，身穿格子呢的高地人不仅被英格兰人嘲讽为非常落后的人，而且遭到低地苏格兰人的嘲笑，可现在却受到了赞美，诗人罗伯特·彭斯和中世纪的爱国者威廉·华莱士被奉为文化偶像。这种泛凯尔特化的现象是欧洲1900年流行趋势的一部分，为了反抗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当时流行乡村文化传统的复活，这种趋势甚至在英格兰也非常明显，特别是体现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潘》（潘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以及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的民谣中。但是在凯尔特人那里，文化上的骄傲具有政治含义，这种情形由于1867和1884—1885年联合王国的选举权法案而更加紧张，因为这两个法案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有利于伦敦对于他们的控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民主还是可控的，但是在联合王国境内，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混杂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英国最难以对付的问题是爱尔兰问题，在下议院的580个席位中，爱尔兰占有101个。19世纪晚期，爱尔兰4/5的席位被爱尔兰议会党（IPP）所控制，该党纪律十分严明，致力于重建爱尔兰自治议会。1886年和1893年，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答应给他们地方自治权，但是都没有成为法律。1912年4月，由于当时的自由党必须依靠爱尔兰议会党才能在下议院中占据多数，第三个地方自治法案便被提出了。这驱使那些想保持统一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结盟，重新更名为“自由党统一派”，这也反映了保守党宣称的联合王国的统一和认同都已经危如累卵了。
1912年关于爱尔兰的提案再度点燃了苏格兰地方自治运动的火炬，这次运动得到了青年苏格兰人党的支持，它是自由党内一股主张社会改革的势力。他们谴责了英国的保守派，以及阻碍他们改革努力的一系列议会的纷杂议事日程。他们坚持认为：“在整个激进主义的浪潮和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没有单独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苏格兰有权通过法律，那么早在1/4世纪之前就开始实施了。”1913年5月，苏格兰的激进派在下议院提出了他们的地方自治法案，在第二次宣读的时候，在政府的支持下得以通过。在威尔士地区，要求独立的民族议会的呼声没有那么嘈杂，青年威尔士运动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反对在威尔士建立英国国教的教堂，因为它们的捐赠强化了英国大地主的权力。1912年春天，下院议员提出了一项关于废除威尔士教堂和取走其捐赠的议案，支持地方分治的人呼吁实行联邦制，或者普遍的地方自治，设想在威尔士和英格兰都设立议会。威廉·考恩是苏格兰地方自治运动的一位领导人，甚至预言“联合王国的联邦制”将导致出现“一个真正的帝国议会，海外领土的代表也将参与其中”，而且是“以绝对平等的地位参与其中”。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精心为整个英国所属地区设计了至少七个议会），他们坚信为了保持统一和帝国的存在，地方分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顽固的统一分子坚持认为这两者都是英国毁灭的开端。
赌注看起来太大了。而且，经过1909—1911年的残酷斗争，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议会法案，取消了上议院关于立法的否决权。无论上议院是否批准，在众议院连续三次通过的议案就将成为法律。作为对这一法案的反应，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统一派转向寻求进行反对的超法律的手段。阿尔斯特的新教徒，认为地方自治就是实施罗马规则。他们组织起了准军事力量，主要由阿尔斯特的志愿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这是对爱尔兰志愿者很好的回应。伦敦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种军事化的倾向。1914年3月爆发的卡拉兵变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军的许多军官都是坚定的统一派，不能指望他们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实施地方自治。更为不祥的是，政治语言中的好战情绪也不断上扬，“我无法想象面临阿尔斯特的攻击，竟然毫无抵抗，当然我也不准备支持他们”，丘吉尔从另一个层面谴责联邦主义者们，认为他们只在法律符合“他们的愿望和野心”的时候才予以支持。他怒喝道，“暴力的否决权，已经取代了特权的否决权”。
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方式，就是在阿尔斯特地区（大多数爱尔兰新教徒都居住于此）不实施地方自治法案，但是爱尔兰议会党拒绝任何形式的分割，虽然当时爱尔兰的统一派已经立约要把爱尔兰整体留在联合王国之内。无论如何，就像在波希米亚的德国人和捷克人一样，在阿尔斯特也很难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弗马纳郡和蒂龙地区，天主教徒占据人口的大多数，而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这两个宗教团体经常居住在相邻的街道上。1914年5月25日，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众议院第三次通过，在宪法上这也是其截止时间。阿斯奎斯给予阿尔斯特6年的时间进行选择，但是这被阿尔斯特的统一派驳回了，他的领导人爱德华·卡森爵士宣称：“我们不想被判死刑，尽管是缓期6年执行。”7月末，国王在白金汉宫召开了跨党派的座谈会，但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谈判失败。精神高度紧张的不列颠军队在都柏林向抗议的人群开枪射击，打死了三个人。这里似乎已经变成内战的舞台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被以多样性的方式呈现于丘吉尔的回忆录之中。7月24日，内阁仍然在讨论阿尔斯特的其他问题，其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弗马纳郡和蒂龙泥泞的偏僻小路上，整个下午内阁都忙于讨论这一问题。会议结束的时候，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子爵宣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个信笺，丘吉尔回忆道，“在我的思维刚刚从漫长的、乏味的和令人困惑的争论中摆脱出来的时候”， 格雷说了好几分钟。这个信笺是维也纳就萨拉热窝事件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丘吉尔用一贯的不屈的话语写道：“弗马纳郡和蒂龙的问题很快消退于爱尔兰的薄雾之中，但是突然一束奇怪的光穿过薄雾透出光亮，而且通过可以感知到的层面，在欧洲的地图上起起伏伏地闪耀。”
战争的爆发重塑了国内政治。1914年9月，自由党政府仍然强制性地把爱尔兰的地方自治写进了法令全书，与之并行的还包括不在威尔士修建新教教堂，但是这两个法案的实施在战争期间都暂停了。由于战争造成的压力，苏格兰的地方自治法案没有能够在下议院第三次宣读的机会。1915年5月，阿斯奎斯与自由党统一派和工党代表达成联合，这相当于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政治休战，这在一年之前政治对立形成的怨恨氛围之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时，这种联合也为大卫·劳合·乔治在1916年12月建立真正的民族统一的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 因此，丘吉尔的如意算盘真的戏剧化地实现了，一旦战争爆发，爱尔兰的地图以及英国国民性的危机都会发生转变，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海峡那边去了。
英国内阁中诸如丘吉尔的强硬派毫不犹豫地认为，英国必须介入欧洲大陆的冲突。德国对于奥匈帝国的支持，很快使得奥匈帝国发动了一场针对法俄同盟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而这很容易威胁到英国靠近海峡的港口，并且破坏欧洲的权力均衡状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重复的战争，是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战争的重复，自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来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之后的重复。但是自由党也因此深陷于分裂之中，对于它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平衡是在8月4日英国宣战那天被打破的，这一天，德国通过比利时入侵了法国，而根据条约，比利时的中立是英国应该加以保护的，它也向英国提出了请求。于是“小小的比利时”成为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要标记。德国军队悍然入侵了一个中立的国家，并且公然嘲弄士兵与平民之间的界限，烧毁了设在鲁汶的大学城，炮击兰斯大教堂。在1914年德国发动的侵略行动中，大约6500名比利时和法国的平民被无辜地残酷杀害了。
战争爆发的开始几周的公开报道和发表的图片严重影响了英国公众的情绪。《伦敦新闻》的报道说：“比利时的牛津被像匈奴一样野蛮的德国人烧毁了。”《每日邮报》则以《鲁汶的大屠杀》为题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报道。到了秋季的时候，人们真的害怕德国的恐怖行为会跨越英吉利海峡而蔓延过来。居住在埃塞克斯的居民们一直在挖战壕，试图以此抵御可能的入侵。斯卡波罗、哈特尔普尔和其他东部沿岸的城镇遭到德国战舰的炮轰，造成了妇女和儿童的死亡。德国的国际形象成为“婴儿杀手”（丘吉尔语），特别是1915年5月“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被炸沉事件，造成近1200人死亡，使得德国的这一形象进一步被固化。在面对德国人匈奴式的军国主义和野蛮暴力的时候，人们认为英国代表着自由和文明。在英国，人们普遍相信，战争的理由是基于道德问题，而不是基于国家利益。我们在之后的论述中将看到，这样的认识对1918年以后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合·乔治是这种民族主义精神的经典例证。他成长于卡那封郡的乡村，讲威尔士语言，他敏锐的头脑和辩才最初主要是面对威尔士的异教徒，攻击圣公会教堂的特权。尽管他与青年威尔士党一起，认为威尔士被当作了“撒克逊家族里的黑鬼”。当他在1890年以自由党人身份进入下议院的时候，只有27岁，他主张全面的地方自治。作为英国在南非发动布尔战争的批评者，他宣称“这种耻辱将永远与大英帝国的名字捆绑在一起”，并且建议在战争结束之后，荷兰的移民者应该被赋予“全面的地方自治权”，他的立场使他在当时声名狼藉。劳合·乔治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或者反帝国主义者，他对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深信不疑，但是在1914年，七月危机全面展开的时候，他的愿望是对战争应该置身事外。然而，他的立场在8月份发生了转变。8月3日，他告诉他的妻子：“如果作为一个小国的比利时遭到了德国的攻击，我所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都将在战争中经受洗礼。”
事实上，劳合·乔治与妻子的谈话发生在他公开表态之前的几个星期，这一方面是受制于他的身份，当时他担任内阁的财政大臣，而且战争爆发之后，英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这也出于他个人的忧虑。他最终的表态是在9月19日，就像他自己说的，“感觉一切都即将面临执行的状况”。他在伦敦的女王大厅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表明了战争的道义原因，而且充分发挥了他年轻时作为牧师的充满热情和流利的演讲才能。德国总理认为与比利时的条约只是一些废纸片。这使劳合·乔治想起了一磅的纸币，是他刚为防止金币运行而推出的。“那只是一堆纸片，”他讲道，“但是对于大英帝国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大英帝国的整体信誉。”他对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抵抗称赞不已，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和威尔士类似，“虽然地方很小”，但是却能够为自由而战，而且敢于反对像路霸一样在欧洲横冲直撞的普鲁士容克。他对听众宣称，“这是一场把欧洲从军事等级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伟大战争”“它正在把整个世界沉浸在流血和死亡的阴影中”。
劳合·乔治的观点代表了整个英国数百万人的观点。席卷全国的爱国热情是这场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当这种热情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断膨胀的时候，仍然再度导致了政治上的激烈争论。然而，战争爆发之前，由于议会政治引爆的国家问题（这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十分普遍），现在却归于平静了。或者说，种族的民族主义现在被纳入公民的民族主义之中，因为这场冲突使得英国的价值观转向反对新的来势汹汹的他者——军国主义的德国。
在威尔士地区，对新教教堂的解散和剥夺，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主要需求，同时劳合·乔治在1916年晋升为首相，也证明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一样可以抵达英国政治的顶峰。用威尔士语言发行的报纸全部拥护战争，其中许多报道都在宣扬历史学家肯尼斯·摩根所描述的“粗鲁的反日耳曼的种族主义”，战争同时促使了矿业、工厂和南威尔士港口行业的复兴。
在苏格兰，煤炭、钢铁和造船业也开始繁荣起来。到1916年的时候，英国黄麻纤维的生产基地敦提市每个月麻袋的产量是600万条，以供应布置在西线的战壕。面对战争，一位制造商欢呼雀跃，认为战争已经把黄麻纤维转化成了“缕缕的金线” 。在这样的战争收益中，苏格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按照人口比例来算，苏格兰拥有整个英国最高的志愿军队比例，在战争中，1/6的士兵来自苏格兰，因此死亡率也是最高的。格拉斯哥市曾经骄傲地宣称自己创下了战争贷款的最高纪录，在1918年1月，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为坦克研发贷款1400万英镑，打破了先前伦敦创立的每周350万英镑的纪录。苏格兰对于大战的热衷很难解释，也许是它历史上战争传统的一种反映，以及高地人和低地人军事竞争传统的反映。但是很明显，在大英帝国的战争付出中，苏格兰的骄傲能够得以充分地表达出来，而且也能够充分地融入英国的战争努力之中。
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伴随战争而来的是战后的经济衰退，并导致了非常紧张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说明的一样，这些问题被看作是阶级的问题，而不是民族的问题。作为苏格兰国民党前身的苏格兰国家党，创立于1928年，是在威尔士民族党建立三年之后成立的，但是这两个党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战争的爆发，关于苏格兰实施地方自治的某些条款早在1920年就被写入法令书中了”，这样的假设是具有其合理性的。而对德战争加强了苏格兰和威尔士作为英国国民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由于1939—1945年更为残酷的斗争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德国已经不再是威胁的时候，英国作为可怕的他者的身份才开始浮现出来，于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开始复活，并演变为非常严重的政治运动。
但是，爱尔兰的状况还是有所不同的。1914—1918年的战争对于爱尔兰产生了广泛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民族独立战争和内战，并且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
1914年的时候，事情看起来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正如丘吉尔所说，英国对德国宣战对爱尔兰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爱尔兰议会党的领导者约翰·雷蒙德，是一位立场坚定的统一派，他追求的是在英帝国范围内的最终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的地位。虽然雷蒙德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作为爱尔兰人，他是比较包容的，认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且也没有陷入盖尔人复兴的观念之中。雷蒙德身材健硕，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大战的爆发以及英国人从地方自治立场的后退对他影响非常大。1914年9月，他为英国政府动员了大量的爱尔兰志愿者作为战争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力不仅仅可以在爱尔兰使用，而且可以投入到战线延伸到的任何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策略，也是在模仿欧洲大陆上某些民族运动领导人的行为，希望通过为宗主国奋力而战来为自己赢得更大程度的自治权。当然，雷蒙德也坚信，英国正在为文明而战，进而在从事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斗争。对他而言，地方自治法案的通过和为比利时而战，显示出英国这只金钱豹的斑点已经改变了，现在它是为弱小民族的自由挺身而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践踏他们，就像15年前在南非发动的布尔战争一样。雷蒙德也希望，如果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够并肩作战，而不是相互对立，“那么他们在战场的联合也会导致他们在家乡的联合”，所以“他们的鲜血也许会成为把爱尔兰凝结为一个民族的印章”。至于那些认为应该乘此机会与英国决裂的持不同政见者，雷蒙德认为他们是“没有明确政策，没有领导人的”“孤独的怪人”，认为“爱尔兰的未来不能指望这样一些人”，于是把他们都免职了。
如果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的话，雷蒙德的观点可能就被证明是正确的。爱尔兰人在1914年秋季志愿参军的比例高于英国其他地区，如英国西南部和东盎格利亚。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延长，牺牲越来越多，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征兵越来越困难，雷蒙德所下的赌注看起来也更像是对爱尔兰的背叛。“我们拥有的地方自治看起来更像是法令书的装饰，”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此说道，“我们每天清晨都在刷洗这一蜘蛛网。” 在这个政治的危急关头，雷蒙德也无计可施。1915年5月，阿斯奎斯建立了一个联合内阁，并把最顽固的敌人包括波纳·劳和爱德华·卡森都吸纳进来。他也给雷蒙德提供了一个职位，但条件是要与爱尔兰议会党的政策保持一致，雷蒙德拒绝了，他因而也丧失了任何发挥平衡的影响的机会。
随后，1916年4月，“孤独的怪人”们抽掉了他最后的根基，他们发动的复活节起义是为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复活所做的最后努力。理论上，这一起义的领导者是帕特里克·皮尔斯。他个子很高，威风凛凛，擅长演讲，经常穿着黑色的衣服，是盖尔人复兴的狂热倡导者。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把他描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好像是被打了自我牺牲的迷魂针一样。皮尔斯的一些同事认为起义是非常危险的军事行动。例如，约瑟夫·普伦斯特坚持认为，如果德国人的春季攻势成功地击溃了英国军队，在英国被迫寻求和平之后 ，那么起义可以坚持三个月。但是事实上，整个的运作都是堂·吉诃德式的，很多方面都被搞得一团糟。从德国运来的重型武器在半路上就被英国拦截了，起义的部署从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又推到第二天，行动陷于一片混乱。而且起义也没有重点突出地对要塞实施进攻，比如防守非常薄弱的都柏林城堡。起义者把总部设在总邮政局，在那里宣布了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他们的行动在都柏林之外鲜有支持。起义的第二个周末，英国军队就重新控制了这座城市，大约有60名叛乱者被杀死，还有130名军人及警察、300名平民死于这场起义，他们主要是死于双方的交火过程中。
从欧洲人的视野审视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们，他们依赖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努力是比较正常的选择，就像毕苏斯基在波兰所做的那样。真正使得都柏林在1916年独树一帜的是，它是在战争进行到最高峰的时候，发动了一场反对现任政府的起义。 爱尔兰最初的反应是困惑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一些嫁给英国军人的当地女性，感到非常困惑不解，为什么她们不能再到被包围的邮局中领取“分居津贴”了。当然也有人非常钦佩叛乱者的勇气。一位雷蒙德派的牧师在基尔肯尼写道，“贫穷的、愚蠢的年轻人们进行了一场目的纯净而且非常勇敢的斗争”，“所以在每个真正的爱尔兰人的心目中，对他们的同情将永存于记忆之中”。 在英国军队指挥官残忍地对待被抓进监狱的这些人的时候，这种钦佩很快转换为强烈的愤慨。而这些英国指挥官完全是依靠自己坚持了数个星期，直到阿斯奎斯的地位彻底得以巩固。根据颁布的临时戒严法，3000人被逮捕，90人被宣判死刑，15人被执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起义中只是小人物。詹姆斯·康纳利是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大约没有几天活头了。但是死刑执行却来得更早一些。他已经没有办法站在行刑队前面了，是被绑在椅子上执行的枪决。这种执行方式使这些“愚蠢的年轻人”成为民族的烈士，被授予纪念性的徽章以及圣像性质的照片。都柏林的断壁残垣无论在文字中还是图片中都经常被与伊普尔遭受的破坏相提并论，皮尔斯自杀性的起义成为了事实。
最终，阿斯奎斯抓住了这场灾难提供的重要机会，决定趁机把1914年的地方自治法案付诸实践，他让劳合·乔治主持这场谈判。劳合·乔治意识到了英国对美国军需品和贷款的依赖在不断增加，担心一旦爱尔兰的自由问题得不到解决，爱尔兰裔的美国人游说集团会把“丢脸的和平强加给英国”。但是他们更为担忧的是强硬的统一派会从联合内阁中辞职。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在1916年7月，也就是把阿尔斯特从地方自治的范畴中排除之后。雷蒙德最多只能忍受暂时的排外主义，但是强硬派诸如兰斯多恩勋爵坚持那必须是长期的政策，最终，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都不愿意打击统一派的愿望，这将进一步削弱雷蒙德在爱尔兰的地位。
这些政治家之所以如此谨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谈判与英国在索姆河发动的宏大战役在时间上是基本吻合的。在蒂耶普瓦尔山脊的山坡上，另一场流血的画面也在展开，这与复活节起义不同，但是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7月1日阿尔斯特的第三十六师在对德军阵地的进攻中，损失了它1.5万名士兵中1/3，包括被杀死的、受伤的和失踪的人员。死亡人口中的多数是1914年的阿尔斯特的志愿兵。根据旧历，7月1日是1690年博伊奈战役的纪念日，这也是效忠于阿尔斯特的人一直隆重纪念的日子，是他们打败天主教法国的日子。当第三十六师投入战斗之前，士兵们喝着醉人的鸡尾酒，并且不断地祈祷，唱着赞美诗，许多官员戴着奥兰治秩序组织（Orange Order,一个新教组织）的肩带。统一派谴责阿尔斯特师的所谓为了文明的自我牺牲精神（包括四位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认为他们在都柏林的罪行是类似于犹大的背叛。因此1916年，无论对于民族主义者还是统一派来说，都是流血牺牲的一年。但是，与雷蒙德的愿望相反，流血事件进一步固化了他们的分裂。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对于敌对的双方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天。
对于许多的爱尔兰人来说，英国镇压都柏林起义暴露了历史中人性固有的罪恶，而且与雷蒙德设想的相反，英帝国仍然会对弱小民族肆意践踏。“一切都变了，完完全全地变了，”叶芝在他的诗歌《1916年的复活节》中写道，“恐怖的美丽诞生了。”第十六爱尔兰师军官托马斯·凯特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雷蒙德主义者，他悲观地写道，皮尔斯和他的同僚们“将以英雄和烈士的身份载入史册；而我如果能够载入史册的话，我的形象也将是血腥的英国官员”。凯特尔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律师和作家，1916年9月，他战死在索姆河战场。 1917年6月，约翰·雷蒙德的非常有个性和魅力的兄弟威利，第十六爱尔兰师的陆军少校，在梅西纳地区率领他的部属发动进攻的时候战死了，年仅50多岁。威利一直坚信，战争中的流血牺牲能够愈合爱尔兰的伤口，阿尔斯特师团也确实为他的葬礼组建了一个仪仗队。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1917年，在补缺的选举中，重新焕发活力的新芬党击败了爱尔兰议会党。其中的一个获胜者就是埃蒙·德·瓦勒拉，是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中幸存下来的最高级的指挥官，他赢得了雷蒙德空出来的位置。德·瓦勒拉在复活节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就像毕苏斯基在波兰一样，他的声望主要靠他被监禁于帝国监狱的经历，1917年，他被选为新芬党的领袖。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解决方案，那种匈牙利模式的讨论已经不被认可了，也就是同一个君主，分立的议会。新芬党要求的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完全独立地位。
1918年4月，危机严重升级，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因为德国发动的强大攻势而非常紧张，决定把1916年在英格兰地域内实施的征兵法扩展到爱尔兰地区。英国在都柏林的统治当局认为这与其民族主义的观点相背离。军队的指挥官宣称，“我们也可以征募德国人”，“这将是爱尔兰的损失”。但是议会仍然要使英国民众坚信，战争的负担是公平分配的。爱尔兰议会党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里占有席位，它声称自己能够保护爱尔兰的利益，而新征兵法的通过将扯下它身上信誉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罢工和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整个爱尔兰，大多数的新芬党领导人也结束了其监狱生涯，甚至天主教的主教也公开反对征兵。尽管最后西线的危机减弱了，爱尔兰的征兵也从来没有被严格地执行过，但是政治上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修复的。在1918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爱尔兰议会党的国会议员只保留了7个席位。新芬党则赢得了爱尔兰105个席位中的73个，但是他们却拒绝接受这些席位。相反，他们在都柏林召集了革命议会，并在1919年1月21日宣称建立爱尔兰共和国，那时巴黎和会刚刚召开。新芬党援引欧洲的例证表达自己的愿望，坚持认为爱尔兰应该与波兰和芬兰这些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在重新恢复独立地位的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和平的缔造者并不准备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内实施自治权。爱尔兰的一位民族主义者抱怨道：“会议召开之前，黑色人种也好，黄色人种也罢，各种肤色和种族的人在会议前都能够听到呼声，唯独爱尔兰不行。”
由此看来，爱尔兰的独立，和东欧国家不一样，它不是在和平会议上赢得的独立，而是在战场上，是通过持续了两年半的激烈的反对英国的游击战赢得的。新建立的爱尔兰共和军，通过暴力的和恐怖的手段逐渐从根基上破坏了英国在爱尔兰的行政机构——税收系统、陪审团系统以及皇家爱尔兰警卫队，后者是当时最大的天主教警备力量，部署在爱尔兰的绝大部分地区。英国政府动用了由前军士兵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支持英国军队和皇家爱尔兰警卫队，包括爱尔兰王室警吏团，以及其预备队。爱尔兰王室警吏团（直译为黑色和黄棕色，“The Black and Tans”），是因为他们最初穿的制服颜色而得名的，总共大约有9000名成员，全部由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组成。一位皇家爱尔兰警卫队的退伍军人回忆说：“他们非常粗鲁，全是一群目光短浅的并且爱酗酒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在爱尔兰服役是战争的一种延续，爱尔兰王室警吏团的一位成员回忆说：“工作同样地低贱，都是在战壕里来来往往。”但是这次的敌人有所不同，以前的敌人来自西线，但是这次的敌人则隐藏在暗处，非常难以捉摸，往往是披着平民的外衣，所以这个准军事组织把所有的爱尔兰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
皇家爱尔兰警卫预备队被认为是英国的精英部队，招募的都是以前的军官，包括三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但该部队共有2200人左右，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在一次枪战之后，一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注意到：“他们都害怕、紧张，因而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他们从事着和在法国战壕一样的工作。在这种背景下，你不能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是他们确实不适合当警察，但是预备队是不是都这样呢？”在一次关于性格的检测记录中显示，预备队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的避难所，学生们不上大学而成为杀手，工人阶级因为在战时有可能当官员和得到绅士的地位而迷失了方向。因为1914—1918年的战争，孩子们失去了正常的童年，导致他们个性扭曲。他们只有依靠穿着卡其色的制服，屁股上挂着韦伯利·455in的转轮手枪，才会精神上觉得安心，进而保持外在的稳定状态。
在爱尔兰共和军里面，很多人都是非常残忍的前英军士兵，例如，汤姆·巴尔是前皇家燧发枪团的中士，他在1915年宣称：“我不会因为要拯救比利时和其他弱小民族的请求而去战斗，我参加战争没有别的原因，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战争是什么模样，去得到一支枪，去看看其他的国家，去体会成年人的感觉。”巴尔性格善变，而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把自己的军队训练成专门执行爱尔兰共和军中最冷血残酷任务的部分。1917—1923年，他杀死了700个人，其中1/3是平民——从来没有卷入过任何的警察和游击事件之中。“政治的角斗场竟然变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是杀手和受害者，失踪事件、屠杀和午夜的行刑十分普遍，子弹随时有可能打在后脑，尸体遍布田野和沟渠。”
1920年11月，英国颁布了戒严法令，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实施。这是一种宣传上的乌龙球，有点像复活节起义之后的处决执行。冲突在那年冬天升级，但是大多数的伤亡不是来自敌对双方的直接冲突，而是出自伏击和令人惊愕的突然袭击。这是一场肮脏的恐怖与反恐怖的战争。丘吉尔当时担任陆军大臣，批准了对此状况实施的报复性政策。丘吉尔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对这种“粗暴的、铁腕的、匈奴式的野蛮手段”进行了谴责。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倾向性的阶段，英国当局使用了在欧洲大陆没有受到处罚的手段，包括准军事武装的雇佣兵，这让人想起德国自由军团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所作所为。英国的戒严法令从来没有在不列颠实行过，但是在爱尔兰却执行得很严格（1798年、1803年、1916年和1920年），同样它在殖民地执行过，这也标志着英国对于爱尔兰问题的潜在的态度。
这一政策损害了英国的国际形象，在爱尔兰也遭到了失败的命运，这些因素迫使劳合·乔治将国内政策彻底转向，政府被迫接受停火这一事实，最终在1921年12月签订了《英爱条约》。这同时也意味着英国的统治地位将由26个郡分享，它们获得了和英帝国境内白人精英一样的地位，就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一样，只在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隶属于英帝国。支持条约的爱尔兰人务实地认为这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良好开端，但是许多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认为矛盾仍然不可调和，因为条约“既没有创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也没有建立起共和国”，而且还要求他们宣誓效忠他们仇恨的英国王室。条约产生的对立是不可弥补的，在1922年6月导致了长达10个月的内战，而内战中爱尔兰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在与英国的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据估计，大约有1500~2000人被杀死，其中77名主张爱尔兰建立共和制的人被拥护条约的一派残忍地杀死了。这里虽然有原则之争，但是也有不少的个人动机：私人的恩怨与仇恨，拉帮结派的对抗，以及年轻人反对被他们的父辈、牧师和资本家主导的社会。内战“导致爱尔兰的历史陷于停顿，导致政党、利益群体甚至家庭的分化，并且为最终的政治分裂创造了理论依据” 。历史上，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后，紧接着又爆发内战，这种状况是非常罕见的。1914—1918年之后在欧洲唯一的例证就是芬兰，而且那场冲突也留下了长久的伤痕。爱尔兰在大战中的经历与东欧国家的经历有相似的地方。
在阿尔斯特，也有与欧洲大陆相似的地方，有6个郡脱离了爱尔兰自由邦，留在了联合王国之内，拥有自己的地方自治议会。英国政府希望这种分离是一个制冷装置，最终将建立整个爱尔兰的议会，但是民族主义者坚持整个爱尔兰的独立地位，他们认为这是权宜之计，没想到最后却僵化为长期的现实。新政府的资金由不列颠提供，它4/5的收入来自伦敦的财政部。早在1914年，如何划分界线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弗马纳郡和蒂龙这样天主教徒居住的地区，根据条约成立的边界委员会巡视了有争议的地区，就像巴黎和平会议的参与者那样仅仅在诸如泰斯辰那样的热点地区进行调查。但最终的结果是，爱尔兰妥协了，在1925年接受了已经存在的边界现状。
阿尔斯特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接受分裂的现实，但是新成立的北爱尔兰这一小国仍然反对他们。1920年，根据爱尔兰法案成立的政府决定推行比例代表制，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这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在1925年的普选之中，英国政府认可的统一派在总共拥有的52个威斯敏斯特国会席位中，由40个议席下降到32个议席。但是民族主义者们抵制阿尔斯特拥有自己的议会，这也使得统一派轻易地废除了比例代表制，这种废弃先是体现在地方议会，随后又推广到联合王国议会。伦敦担心阿尔斯特政府下台会引发新的危机，统一派也重新划分了选区以更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攻击调查委员会以模糊不清的地图为依据，并且还相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假的统计数据。以贝尔法斯特地区为例，统一派的选区每个都不超过两万名选民，但是民族主义者则被聚集到超过3万人的巨型选区。天主教徒基本被排除在警察和其他公共服务系统之外，这些都是在詹姆斯·克雷格的眼皮底下公然进行的，他当时是操纵阿尔斯特政局的人。当南部开始成为所谓的“天主教邦”的时候，教堂的特殊地位被记入了宪法，克雷格自称“我们是一个新教的议会，新教的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分裂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其根源在于，17世纪的时候苏格兰的新教徒移居到东北部爱尔兰天主教地区。在爱尔兰的其他地区，英国公民性从来没有得到认同，早在1914年之前，关于分离的讨论就开始了。而复活节起义和征兵危机确实巩固了已经存在的分裂状态，并且把关于地方自治的争论转变为争取独立的流血战争，从而出现了关于分裂的僵局状态。克雷格的阿尔斯特让人联想到马萨里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即一个种族宗教的团体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以保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胜利的英国已经无力阻止爱尔兰的独立，但是它确实也在保护新教的统一派的地位，虽然这也为后来遗留下了大量的难题。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大英帝国在1918年如果失败的话，情形又会怎么样？也许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会进入一个最恐怖的梦魇，在统一的爱尔兰国家里，他们会沦为二等公民，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一样。这种假设也许毫无意义，但是它再次提醒我们为什么一战是“爱尔兰在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经历”。
因此，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变成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看起来比1914年以前更加统一了，但是北爱尔兰成为英国国民性最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更加独立的，而且充满敌意的爱尔兰。
1921年之后，不列颠的英国公众所做的非常重要的选择就是忽略爱尔兰问题，他们更愿意把英国在1914—1918年的经历与欧洲大陆进行对比。除了1914年年底的恐慌，英国从来没有被入侵过，或者面临严峻的入侵威胁（这和1940年不同）。英国也确实是唯一一个国内平民免于战火的国家。来自德国发动的海上和空中的轰炸，包括臭名昭著的对伦敦的突袭，给英国造成了1266人的死亡（1939—1945年，数字是60595人）。 但是，在东欧地区，波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都成为杀人战场，塞尔维亚15~49岁的1/4的成年男子死于战火，是在交战国中情况最糟糕的。即使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英国胜利的盟友，也不得不在本土作战，法国东北部遭到了毁坏，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岛屿都是属于意大利的，这种尝试也失败了，并且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德国本土没有遭遇入侵，但战争结束后，协约国的军队占领了莱茵兰地区，法国拿回了1870—1871年战争所丧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
然而，英国对战斗的免疫也有一个相对潜在的麻烦。法国死亡人数是130万人（大约占15~49岁成年男子的13%），但这种牺牲可以通过领土获得公平的补偿，英国和爱尔兰的死亡总数是72.3万（约占15~49岁成年男子的6%），然而在公众的意识中这种牺牲没有任何明确的国家层面的目标，只是强化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如文明的价值、战争的根除等。当这些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持续发酵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战争牺牲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看到这种质疑如何在1939—1945年之后被进一步强化，并且它作为一场民族幸存下来的真正的战争被深深地刻进民族记忆之中，而且是在牺牲了大约一半的人的生命的基础上的民族记忆。
只有一个交战国比英国更超然于战争，那就是美国，它距离欧洲战场3000英里。尽管有470万美国人被动员起来，其中一半被派往欧洲，但是美国军队投入战斗不到6个月。在这段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它人员的损失如果按照比例计算的话，堪比凡尔登和索姆河。美军指挥官约翰·潘兴认为美军的模式是“公开的战争”，他认为凭借以来福枪和刺刀为武器的出色的美国步兵，就能够突破法国和英国部队未能突破的战线。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1918年10月的默兹—阿尔贡战役中，整整一个美国师团都被德国的反攻打垮；另外5000人甚至在没有抵达前线的时候就被猛烈的炮火所击败；还有1/3的力量攻击了1.2万人，仅剩2000人安全归来。德国的进攻模式是步兵、炮兵、坦克和飞机的密切配合，在潘兴领教他的盟友早已经领略过的德军威力之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部队中已经有2.6万人死于战场。这种大屠杀比美国内战中的夏伊洛战役、安提塔姆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和冷港战役加在一起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对潘兴而言，非常幸运的一点是，如此重大的伤亡在国内并没有真正报道出来，这主要归功于美国严格的军事审查制度，迫使记者们对于伤亡数字保持了“极端冷静”的态度，这一点与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之后的命运不同。美国当时报纸的头条主要报道的是即将签署的和平协定的问题。 所以，尽管美国的一战经历与英国一样血腥，但是它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结果是，官方统计的死亡总数是116516人（约占15~49岁成年男子的0.4%）。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死于战争的人只有53402人，大多数的步兵死于大流感，而不是德国人的子弹，并且有一半的流感受害者是死在美国本土的。
对于美国人来说，一战主要是“精神上的事情” ，当时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民族认同感的问题。许多美国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他国存在的缺点，一些学者甚至在他们关于“主义”的分析中自动跳过了美国。 的确，美国展示出来的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形式，这有点类似于英国，但是却也有扭曲的地方。它的民族性的本质存在不是建立在同一种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内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美国人就是“那些希望成为美国人的人”。 这些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就是“自由”）是从英国移植到美国殖民地的，然后通过民主的扩展进一步政治化，到1830年的时候，把所有的白人男子都纳入其中，这比欧洲要早得多。虽然这些观念主要来源于英国，但确实是美国人在反对英国的疯狂斗争中开始大声宣扬出来的，而且这也是两次独立战争（1776—1783年和1812—1814年）的原因之一。19世纪，美国开始成为移民国家，其移民主要来自整个欧洲大陆。但是美国公民权的核心仍然是这些民主自由的观念，而且仍然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一个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统一国家，而是松散的联邦政体。在它成立之后的前80年之中，因为分离力量的存在而十分脆弱，在如此号称自由的土地上使用种族的奴隶制度更令其蒙羞。这种紧张关系在1861—1865年的内战中达到了高峰。南部声称其在从事一场类似于1776年的独立战争，按照后来威尔逊的说法，也就是在追求自决权。北方的最初目标是阻止南方的分离，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化，对北方而言，战争演化为一场解放奴隶的斗争。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重申，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自由的新生运动，以保证“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在地球上消失”。他认为美国的民主应该是整个世界的楷模，这一理念在50年后由威尔逊再度发扬光大。
威尔逊的早期生涯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他最初是政治学教授，后来成为大学校长，但是他真正的雄心是要步入政坛。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里，他迷恋于政治领导权的挑战，坚信总统应该倾听公众的呼声，但又不能被公众的情绪左右。坦率地说，他看不起国会的作用，认为这是完全考虑地方利益的狭隘论坛。他偏爱于英国的首相制模式，坚信总统应该被置于前台，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威尔逊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加尔文教塑造了他的思想观念，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先定论理念，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尽管在学术上，他被认为是极端保守的，但他确实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语言极其流畅（经常引用自己的笔记而不是教科书），而且经常迷恋于自己提出的口号。没有比外交更适合威尔逊这种行为模式的领域了。
战争在欧洲爆发之际，威尔逊在深思熟虑之后宣布中立。美国1.05亿人中，超过800万的人出生于德国，或者说他们的父母是德国人。相反，许多在美国的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希望哈布斯堡王朝战败，这样就能够推进他们民族的自由，他们也能够重返家园。“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主要是现在正处于战争中的民族，”威尔逊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一些人希望这一方获胜，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另一方获胜。”所以，介入欧洲战争也可能意味着美国国内的内战，总统并不希望种族的民族主义危及美国最为主要的公民民族主义。他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是源于旧世界的世仇，缺乏任何的道义性，因此，美国的中立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选择。有人打趣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投入战争”，美国“太傲慢了，不屑于打仗”这种说法都没有被伦敦和巴黎所接受。
1917年，德国绝望地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希望实现最后一搏，这迫使威尔逊投入战争，他用公民民族主义的语言解释了他政策的转变。他在4月2日发表的战争声明勾画出了这样一幅图景，“为了民主，世界必须更加安全”（这也许是他最著名的口号），认为和平“应该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他还坚持认为，主要的敌人是普鲁士独裁统治，而不是德国人民。同样，他对于沙皇制度的坍塌而欢呼，认为这意味着俄国可怕的独裁制度的终结，这种制度曾经压迫了俄国人民的民主天性。因此，威尔逊郑重宣告，美国参战的目标是“为了民主，为了那些饱受独裁统治压抑之人的权利，让他们在本国的政府中能够拥有自己的声音，是为了弱小民族的权利和自由”。
简而言之，威尔逊是想用美国模式重新塑造世界。即便考虑到美国特有的种族歧视问题，威尔逊的理念也不能说仅仅是出于自我欺骗的考虑。当威尔逊在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面前谈到她的国家应该怎样对待少数民族之时，她狡猾地回答说，美国总统当然也会意识到美国黑人和日本人问题。 但是，经历过一次牺牲达到上千万人的毁灭性的战争之后，威尔逊和大多数美国人都更清醒地看到了欧洲的缺点，而对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他前往巴黎，地位举足轻重，但事实上他正在踏入一条未知的河流。他是第一个在任期间离开西半球的美国总统，而且他的所有前任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介入欧洲的战争。“美国的外交传统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经验和指引，是他把美国的遗产国际化了。”在巴黎，威尔逊最为重要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国际关系的框架，这种框架建立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之上，国联将反映民族主义的现实，但是将调整它们的好战倾向，他坚信，通过这种手段，世界将从无序状态转向一个民主将取得成功的世界。
但1919年，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构想与欧洲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对此不抱太大希望，他问道：“当总统谈及自决权问题的时候，那是以什么为单位基础呢？”“他的意思是一个种族，一个地理区域，还是一个共同体呢。”兰辛接着警告说，这个词组是“动态的充满复合的概念”，“它可能给从来没有这种意识的人带来希望”，也可能“以成千上万个生命为代价”。1919年，威尔逊非常悲哀地对参议员们说，当他声称“所有的民族都应该享有自决权的时候”，他并没有“关于民族主义存在的任何知识背景，但是民族主义却日复一日地向我们走来”。 他也逐步放弃了他关于民主意义的宣讲口号，他不耐烦地对新闻记者说：“我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想要民主的民众。如果他们想得到民主，我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他们实现目标；如果他们不想，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威尔逊也没有真正考虑过国联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国联的构想起源于英国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来源于爱德华·格雷。在1914年阻止战争的努力彻底失败以后，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议事论坛，以便国家在开战之前能够坐下来谈一谈。这种非常简单的联盟也是伦敦所希望的一个机构。在这一基础上，威尔逊设计了一座更为复杂的“大厦”，其中的核心体现于国联盟约的第十条。它确定国联的任务是保障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反对危害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外来侵略”。这项原则的实施手段可以包括经济制裁，甚至是军事手段。英法政府都同意了第十条的原则，因为它意味着美国史无前例地投身到全球事务中来。外交部非常担心对“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严格的限定这一条款，尤其是新欧洲的边界问题重重的时候，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在条约里强力地承诺推进领土调整，因为这似乎是为了和平所需要的东西。威尔逊认为第十条是“整个盟约最关键的一条”，认为这种保证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它非常有力，所以可能都不会走到请求援助的那一步，他不希望他的措辞有一丝一毫的改动。
总统毫不妥协的态度成为阻碍条约在参议院通过的一个主要绊脚石，当时参议院主要由他的政治对手共和党所控制。威尔逊坚持认为国联的成员将允许美国重塑世界事务，而且丝毫不会限制到美国的自由，但是共和党参议员没有被威尔逊的能言善辩说服。威尔逊的主要对手是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并不反对在欧洲承担特殊的责任，例如由英美对法国的安全提供保证，以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德国侵略问题；他反对的是“这个条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导致美国在任何时候可能都会受制于联盟，无论通过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方式……美国可能被迫卷入处理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而且还不知道这些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威尔逊十分沮丧，决定赢得公众的支持以间接实现自己的目标，为此，他在美国的领土上掀起了旋风式的旅行演讲，但是这种疯狂的行为最终使他中风瘫痪。美国政府没能让条约获得2/3的参议员的支持，而这是批准和平条约所必需的票数。所以，国联条约虽然生效了，但是却缺乏了这个最强大的战胜国的参与。英国和法国试图让国联运转起来，但却是在它们所不想接受的原则之下运行。这种对于旧世界的新地图的设计和承诺不是在巴黎的沙龙上决定的，而是通过欧洲战场的流血斗争完成的。
面对世界大战爆发的悲剧，威尔逊潜在的信念是，美国必须打破其孤立主义的传统，在重新塑造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他决定把此观念兜售给他的民众，并且强调他是基于原则而非利益才这样做的。这有点类似于英国领导人对民众表述战争的方式，与欧洲大陆的现实处于一种半分离的状态。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辞藻与黑暗的现实的冲突。但是威尔逊诱人的演讲表达了美国清晰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概念，这将回荡于整个20世纪。而最容易引起共鸣的，比“自决权”更为重要的，是“民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