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战争再现

这就是地理上的成本——为什么欧洲的地图从来没有固定不变过呢？

——卡尔·桑德堡，1940年

因此，为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如果大英帝国和英联邦能够存在上千年，人们仍将会说，“这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6月18日

E.M.塞尔比，是一位护士志愿者，她在1918年的休战纪念日那天如此写道“当人们想到这些男孩永远无法回到家乡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哭泣”，那是她关于大战日记的最后一句。1940年6月7日，也就是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她再度拿起了手中的笔，同样写出了非常简洁的话语：“另一场战争，同样的敌人。”

这几个单词，含义极深。“不再”是30年代非常流行的说法，但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二次由德国人发动的战争改变了英国人对于1914—1918年的观念。“大战”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无意义的序幕，后者规模更大，也更为恐怖。冲突的模式也是极为不同的。与1918年不同的是，这一次德国被彻底击败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差点面临被入侵和失败的命运。1940年夏天——这在丘吉尔的措辞记载中就意味着“最好的时刻”——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不仅是依据1914—1918年的经历做出的判断，而且按照时间顺序来看，也是考虑到20世纪其余的时间段的经历。

对于所有被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通过二战的棱镜折射出来，我们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看到这一点。但是在法国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包括取得胜利的苏联，关于如何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产生了诸多的问题。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关于反对希特勒的这场战争的叙述，则完全是明确而积极的，从而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呈现出不同的场景。

1939年9月3日，星期日，11点15分，内维尔·张伯伦在BBC（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电台宣布，英国和德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他的语调充满悲伤，而不是愤怒，他的哀悼主要是因为这“痛苦的一击”使得“他长期以来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了”。就在张伯伦的讲话即将结束的时候，空袭警报笛响彻了伦敦。“我正在隔音室里面弹钢琴，”一个埃塞克斯郡罗姆福德的老师回忆说，“突然，我的妈妈闯了进来，大声喊道，‘别吵了’。然后猛冲过去打开窗户，防空警报笛的声音传了进来， 很快，我父亲在家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下达了命令和建议：‘都拿起你们的防毒面罩！稳住，别慌！每人都照顾好自己！’”某些人的确感到非常恐慌，屋外一个正在周日散步的母亲，冲到路边的壕沟里，拔起了一把草，她一直在想：“我要把孩子藏在这里，把他们用草盖起来。”其他人的脸部显示出他们假装很有信心，但是一个叫切尔西的人，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他心脏怦怦直跳，内脏似乎都被搅拌到了一起，“我脖子以下的反应，都表明了我就是一个懦夫”。

对于空战的恐慌感，一直伴随着整个20世纪30年代，驱使政府的政策建立在空战来临的假定上。当时政府的假设是，对于伦敦以及其他工业中心致命的大规模空中袭击，可能在战争开始的60天就导致60万人的死亡，政府制订了400万平民的疏散计划，特别是母亲和孩子们的疏散，当然也包括关键的公职人员，把他们转移到威尔士、英国西南部各郡和其他的农村地区。卫生部到处寻找安放30万张病床的地方，这是预计的第一个月的伤亡数字，内政部计划建立集体埋葬的墓地，以及用生石灰焚烧尸体，因为它不可能提供预计所需要的每月大约2000万平方英尺的风干木材来制作棺木。爱和死亡同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7、8、9三个月的时间里，结婚率一直保持着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比例是29.3‰。一战期间的结婚率最高点出现在1915年，是22.5‰。

1939年9月的头三天，150万的英国人在英国政府的安排下进行了疏散，另有200万人自己进行了安排，从目标打击区逃离出来。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的大决战，那年秋天，交战双方都避免轰炸对方的国土，许多疏散的人在圣诞节前慢慢回到了家乡。但是，“假战争”的事实（这一词语在1939—1940年的英国广为人知）并不能掩盖或者模糊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的差异与不同。1914年8月，危机已经在海峡对面展开，当德国军队驱车通过比利时的时候，英国军队已经部署在前线了。1939年9月，大后方已经变为作战前线，因为英国面临着来自空中力量的致命打击。考虑到350万的人口移动，他们被留下来的家人，以及安置疏散人员的房屋，据估算，大约1/4或者1/3的英国人的日常生活被1939年的战争爆发彻底打乱了。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二战也被看作是一战的继续。到1940年早期，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终于承认，至少在私下里已经承认，他们在二三十年代关于德国威胁的想法过于天真。他们决定在这场冲突结束之后，避免重复这样的错误，他们开始构想与法国在和平时期的结盟，这是巴黎在1918年之后一直追求的那种形式，只不过这一追求一直没有实现。奥姆·萨金特爵士，是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在1940年2月提出建议，若指望法国放弃一个比《凡尔赛条约》更具惩罚性的条约，唯一选择就是向法国人显示出，他们可以指望英法之间结成一种亲密和长久的合作关系，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是如此，也就是为了所有可能的国际上的目标，这两个国家在战后的欧洲可以形成非常严密的一体。在这番非常值得注意的致辞中，萨金特强调政府间的紧密合作，而不仅仅是联盟的结构。但即使是联盟，也需要英国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因此他建议为公众举办一场重大的宣传教育活动，张伯伦表示：“我完全同意这一提议。”1940年3月28日，这两个国家公开承诺，“在和平的结局显现出来之后”，它们将在所有的区域结成行动上的共同体，这既是出于安全保证的需要，而且在其他国家的协助之下，也有利于重建世界秩序，从而保证民众的自由、对法制的尊重，以及维护在欧洲的和平。同时，英国还在幕后秘密建立起一个跨部门的白厅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界定各个部门之间的责任区域，以保证英法联盟能够有效运转。而且，教育委员会也建立起特别委员会，致力于在中小学加强对法国的了解，并且与BBC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以保证广播内容的恰当性。

对于英国外交官而言，德国人在1939—1940年发动的第二次战争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次的继续，也许更精准地说，是第一次战争的改良版，这也是从战争间歇期学习到的教训。英国的战略也受到一战这一先例的影响，在面对另一场冲突的时候，英国优越的财富、海上力量和全球的资源最终将击败德国。据估计，德国将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早期的进攻上，以此进行致命的一击，这种进攻是通过对伦敦的空中打击，以及对西线的陆地进攻来完成的。但是，这场战争中的总体预期，就像1914—1918年一样，主宰战争的终将是防御性的火力，即使坦克战的先行者也坚持这种信念。1937年10月，军事评论员巴兹尔·利德尔·哈特，为《时代》周刊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题目为《进攻还是防御？》，最后的落脚点是对防御的坚强支持。私下里，他评论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如此有效的程度，即可以认为实施进攻性的军队能够突破力量相当的防御性的军队的防线。” 利德尔·哈特的判断是：“法国抵抗崩溃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敌人对其发动连续不断的猛力进攻，从而导致其力量局部失稳，就像在1914年发生的那样。”同样地，温斯顿·丘吉尔尽管高度颂扬1918年的胜利中坦克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也在20年后怀疑坦克能否“在下一次战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时至今日，反坦克的来福枪和反坦克的大炮已经发展得非常迅速，旧坦克很难拥有足够的厚度去抵抗住它们的进攻”。而且，尽管他曾经因为发出关于战略轰炸的启示录般的警告而著名，但是对于战术上的制空权他仍然有些扬扬自得。1939年1月，他以西班牙内战为例写道：“就战斗部队而言，可以看出来，空中力量仅仅是有益的补充，而不是决定性的武器。”

不是英国政府白厅中每个人都有如此自信，但仍然没有人预测到1940年5—6月如此惊人的崩溃。在仅仅四个星期的时间里，一个骄傲自大的、奥地利出身的家伙做了德皇的将军们四年也没有做到的事情，把法国打败，逼其退出了战争。因此，1939—1945年的战争与1914—1918年的战争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西部战线已经不存在了。作为盟军胜利的重要平台，它当然会被重建，但那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要通过水陆两栖作战的方式，而且要比加里波利战役危险得多。直到1944年6月，这一战线才得以开辟，此时已是法国沦陷四年之后。而英国能做的就是与美国结成可能的联盟，从而有一种即使在大战前景最暗淡的时期也没有过的相互依赖感。

对于英国的大后方来说，1940年5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英国的进攻同样开始于5月10日这一天，张伯伦，这位支配30年代英国政坛的人物，也在这一天被逐出政府。这一时间的选择纯粹是偶然的，张伯伦被议会的反对派所推翻，主要原因是发生在挪威的混乱行动，但是这种巧合对于丘吉尔而言是极为幸运的。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张伯伦把他引进了内阁，而这之前，丘吉尔经历了10年的“政治放逐”。其实张伯伦非常不愿意这样做，就像鲍德温一样，他非常讨厌温斯顿那种鲁莽的、狂妄自大的行事方式。而事实上，在挪威崩溃这一问题上，丘吉尔比张伯伦更应该遭到谴责，这一失败很容易成为反对他的一个理由，就像第二个加里波利一样。 但是，张伯伦的声誉已经因为绥靖政策的失败而遭到彻底破坏，而唯一的首相替代人选哈利法克斯又因为有病而不能履行这样一个职责，因此，尽管丘吉尔没有任何的党派支持，但是仍然被迅速地推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

同样重要的是，丘吉尔能够构建一种战时的联盟，包括来自工党的高级政治家们，而这些人是不会与他们憎恨的张伯伦一起共事的。特别重要的是，来自工党的欧内斯特·贝文被提升为部长，他直率而朴实，是前工会首脑，他在说服工人们接受总体战的战争需求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自从1931年以来，工党一直处于政坛的边缘，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只容纳了被认为是工党叛徒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但是，现在工党则成为政府的心脏，因此，1940年5月10日，无论在英国国内政策还是外交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的灾难使得丘吉尔在其执政的前六个月免遭攻击和批评，当时张伯伦仍然担任保守党的领袖，但是政府却在最关键的心脏地带给工党留下了一席之地，从而为其在1945年完全掌权提供了一个起跳板。这同大战期间构建起来的零星的联合不同——那是在1915年迟迟疑疑地开始建立，到1916年才形成真正的结盟关系。

造成法国灾难性后果的部分原因在于，联盟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完全没有想到希特勒使用装甲先锋部队和战术上的空军力量发动了猛烈进攻，从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但是运气与设计是同等重要的。德国国防军原来的计划是通过比利时发动最初的进攻，这是对1914年8月施里芬计划的重复，随后再对法国军队的主力和英国远征军发动进攻，同盟国把大部分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军队都部署到了这里。但是，这一进攻延缓到1940年，以及法国对于德国最初计划的掌握，迫使柏林彻底地重新思考。新计划由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提出，得到了希特勒的大力支持。在该计划中，对比利时的进攻是伪装的佯攻。实质进攻的中心是比较遥远的南部，即通过阿登山区发动进攻，穿过默兹河（当时守卫这里的是两支比较弱的法国军队），随后向西北部的英吉利海峡推进，切断盟军已经推进到比利时的军事力量。换句话说，这与1914年的右勾拳不一样，而是一记左勾拳，或者说采取镰刀式的切割方式，这也是计划中最为著名的地方。

消息灵通的谍报报告，以及想象中的军事演习，都使德国最高司令部确信，法国把目标锁定在比利时，而且其情报和控制系统过于僵硬，不能迅速地做出反应，这些假想被证明是极其正确的。新计划使巴黎和伦敦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当时丘吉尔正忙于组建他的新政府）才知道他们被彻底欺骗了。那时，德国军队已经穿过了色当的默兹河，正在向海峡推进，他们抵达那里的时间是5月20日，也就是进攻发动之后仅仅10天。

无论我们今天回溯起来，这个计划是多么符合逻辑，看起来多么明智，但在当时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没有一位德国军事指挥官对胜利抱有希望，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弗朗兹·哈尔德，认为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是10:1，甚至希特勒本人虽然一直对德国及其军队有着神秘的信仰，仍然把色当传来的消息当成“奇迹”。 德军最高司令部动员了大部分军队，以确保其空中优势，到5月末的时候，德国30%的空军力量都被消耗掉了。希特勒把9个装甲师中的7个都投入了阿登山区，而且没有任何的装甲储备了。其主力的冲击只能沿着四条非常狭窄的森林道路进行，装甲洪流延绵达到300~400公里，事实上处于严重的阻塞状态，很容易成为盟军轰炸机的目标。而且，因为出其不意和速度同样重要，德国石油储备只能维持五个月的机械化战争，此时被全部用于这次攻击。坦克的驾驶员都得到了大剂量的安非他命（被通俗地称为装甲部队巧克力），以让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72个小时内昼夜不停地驾驶。

这之后，一方面，盟国的分析家们，包括利德尔·哈特，试图掩饰他们的尴尬，解释说，德国的胜利是由于其实施了一系列精彩的“闪电战”攻势，这是基于德国的经济而设计的。这是一种虚构的谎言，但的确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借口，以掩饰法国和英国军事上的无能。另一方面，第三帝国并没有把这一胜利归因于技术和战略，希特勒自己都认为“闪电战”是一个“愚蠢的词语”，德国的国防军从来没有在官方的场合中用到过它。德国的宣传机器认为，西线的胜利证明了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以及元首是一个天才。他被宣传为“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这一声明的确有些荒谬，而且非常危险，因为曼施坦因计划不是一个全面的战略蓝图，它对法国能够取得成功，应该归因于精密的规划、惊人的胆量、盟军的愚蠢、巨大的好运，以及阿登山区与海峡地理上的接近。这在1941—1942年苏联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就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它面临的是拥有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对手。但是经历过1940年6月的胜利之后，希特勒的将军们也停止了对元首的判断的质疑，元首已经非常明显地改写了军事教科书，所以上一次战争的教训看起来不再有用了，这种狂妄自大后来将被证明是致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也曾经面临多次严重危机的时刻。1914年8月，法国首席指挥官，约瑟夫·霞飞将军把目标锁定在解放阿尔萨斯和洛林上，因而对德国通过比利时发动的进攻反应缓慢。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中有一段非常形象地记录了令他恍然大悟的那一时刻，8月24日，他正在读一封英国远征军发来的电报：“那慕尔沦陷了！仅仅一天的时间，那慕尔就沦陷了……我们的心在颤抖……哪里才是这场战争的尽头呢？毫无装备的海峡的港口怎么办呢？敦刻尔克，加莱，布伦！”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约翰将军，想把他那已经损失严重的军队拉回来，为了海岸的安全进行重新武装和部署，只是在得到内阁的直接命令之后才没有这样做，因为内阁对于英法联盟非常敏感，所以命令他加入霞飞将军的反击之中，在1914年9月解救巴黎的“马恩河奇迹”中，这支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发挥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英国与法国联盟在大战期间经历的另一次危机发生于1918年4月，也就是在鲁登道夫发动大规模的春季攻势的时候。彼时，英国军队最高指挥官黑格的防区的南部处于相对弱势：在3月21日的皇帝会战中，该部英国军队面临的是德国军队8:1的优势的进攻，黑格的第五集团军已经崩溃，而第三集团军也开始面临崩溃的局面。德国军队在英法军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鲁登道夫的第二次进攻，代号为“乔其纱”，是沿着弗兰德斯的海岸推进，威胁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到1918年4月12日晚上，德国距离号称铁路枢纽的阿兹布鲁克火车站只有不到6英里的距离，如果阿兹布鲁克火车站被攻占的话，随之而来沦陷的将是敦刻尔克，从而威胁到英国对于海峡的控制。黑格并不是一个善于慷慨陈词的人，但是在4月11日这一天，他发表了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夸张的（因此也是最具纪念意义的）当日命令”。他的结束语如下：“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岗位，直到最后。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只能背水一战。我们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战斗到最后。我们祖国的安全，以及人类的自由，都取决于这一关键的时刻，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黑格“背水一战”的指令，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平民都产生了非常清晰的影响。维拉·布里顿从来没有忘记过1918年的这一时刻，她当时是后方的一名护士，工作已经让她筋疲力尽，她是在医院的布告栏上读到这番讲话的，尽管随后有对黑格的攻击，但是她在1933年写道：“我从来也不知道黑格是不是一个非常轻率粗心的人，是不是具有自我欺骗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1916年的索姆河大屠杀之后，是否应该这样做，但是在我看来，是他写下了这一特别命令，在我读过这段话之后，我知道不管我能否做到，我都应该继续下去。”

1918年4月18日，也就是黑格的命令发出一周之后，丘吉尔给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题目非常隐晦：《一个关于特定的、假设的意外事件的说明》。他警告说，目前正在逼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撤回我们的左手，还是右手”。他的意思是，“或者与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失去联系，或者与法国的军队分割开来”。毫无疑问，丘吉尔认为黑格的军队必须与法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就像1914年那样共进退，这是为了继续反击已经处于筋疲力尽状态的敌人这一共同的事业。仅仅守卫住海峡，以保存英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是徒劳无益的，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这样做，德国人就会轻易地击败法国，然后把英国人赶进海里。丘吉尔关于“假设的意外事件”的判断与白厅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几天之后，西线的结局开始呈现出平衡的状态，直到德国最后精疲力竭。

因此，1914年8月和1918年4月，是大战中非常关键的两个时间节点。而且，按照丘吉尔的描绘，英国一直坚持在右翼与法国的合作，而不是仅仅守卫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但是1940年5月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德国的左勾拳切断了英军退守巴黎的路线，迫使英国远征军和大部分的法国军队撤退到了海岸边。这一次“奇迹”不是发生在马恩河，与1914年不同，这次奇迹发生在敦刻尔克。而且这更多的是拯救英国而不是法国。如果不是希特勒叫停了已经筋疲力尽的坦克部队，让他们整修以备战法国人可能的反攻，英法军队可能早就轻而易举地被歼灭在海岸上了。幸运的是，无论德国的步兵团还是纳粹空军都无法完成这一歼灭性的任务。在撤退刚刚开始的时候，白厅抱有的最大希望是撤出5万人，但最后的总数是33.5万人，其中1/3是法国人，后来他们的大部分返回了法国，最后落到了德国的战俘集中营里面。但是英国的士兵，绝大多数是正规军和地方自卫队士兵，成为预防可能入侵的防卫力量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些力量作为后盾，1940年5月末，面对以意大利作为中介与轴心国达成和平的这一建议，丘吉尔是很难抵制的。

即便如此，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英国内阁还是意见一致地决定继续战斗下去，希特勒对于西线的征服引起了对1914—1918年战争场景的重新思考。5月25日，参谋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不测之时英国的战略》，这种对于1918年4月丘吉尔报告的暗合，实际上是白厅对法国可能陷落的委婉表述。参谋长的假设认定，战争能够继续下去的关键在于美国“愿意为我们提供全面的经济和金融上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不会有任何取得胜利的希望，也无法继续战争”。这成为英国外交中的一条公理，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战后都是如此。1940年7月初，当时仍然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注意到，“我们现在不再研究如何与法国结成联盟，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如何与美国结成某种形式的特殊关系”。

同样重要的是，法国的陷落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现在希特勒完全获得了转向东方寻求生存空间的自由，而这比他预期的要提前好几年。1940年7月末，他命令军事计划制订者制订第二年春天进攻苏联的计划。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标志着二战中最为关键的战争开始了。法国的崩溃也改变了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之前，由于遭到国王和总参谋部的反对，以及与英法相比意大利军事力量的薄弱，墨索里尼对投入战争犹豫不决，但是“曼施坦因计划”的成功改变了争论的态势。“意大利国内对于战争的抵制消失了，”哈尔德将军记录道，“墨索里尼拥有了行动自由。”6月11日，意大利对英法两国宣战，在北非开辟了一个战场，为这场战争添加了另一个新奇的地理空间。欧洲的战争也对亚洲产生了连锁反应，随着法国、荷兰落入德国的股掌之中，英国也在忙于为生存而战斗，这些欧洲帝国没有一个能够抵抗日本的扩张。1940年9月，日本加入了罗马柏林轴心。第二年夏天，随着苏联陷入与德国的战争，日本抓住机会向南入侵了印度尼西亚。只有美国部署在夏威夷群岛的主力舰队是对日本的有效遏制力量，而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则拉开了日本闪电般征服东南亚的序幕。到1942年春季，轴心国控制了世界上1/3的人口和矿产资源。所以，法国的陷落使欧洲的冲突彻底转换为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这一点和1914—1918年是完全不同的。

1940年夏季的战争使英国处于醒目的中心位置，这是1914—1918年英国缺乏的。此一位置是在二战时期突然出现的，但之后也没有变得暗淡无光，这一点和一战之后英国混乱纠结的修正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英国关于1940年的宏大叙事由三个戏剧性的时刻构成——敦刻尔克、不列颠之战和闪电战，每一个都综合了英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而这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中是极为缺乏的。

丘吉尔，作为著名的演讲家，构筑了这样的叙事模式，这不仅仅是通过他在广播中的那些著名的话语，而且是通过迅即的历史分析构建起来的。例如，在6月18日，他制造了“法国之战”和“不列颠之战”这些比较持久的标签性名词，还预测说1940年将被看作英国“最好的时刻”。他在8月20日发表的演讲不仅杜撰了关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少数派”这一词组，而且在寻求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的区别：对生活的毁灭性减弱了，但是在影响上更具决定性的特征，而且“所有交战国家的整体，不仅仅是士兵，包括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卷入，前线的概念在后方已经穿越了工厂这一层面”。

但是丘吉尔对于这种神话构建的贡献仅仅是一部分，还有专家、评论员以及纪录片共同塑造了这一传奇。与现在对1914—1918年的讲述形成对比的第一个因素，是一种英雄的气概。关于英雄主义的古典语言是1914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在鲁伯特·布鲁克的诗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也最为有名，而且在大战期间《泰晤士报》发表的每日诗歌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但是英雄主义不是对于萨松和欧文诗歌的重复，它也不是20世纪20年代修正主义叙述的一部分。相比之下，1940年，英雄迅猛地回归，而且这些英雄已经超越了战壕。6月4日，丘吉尔的讲话中辞藻最华丽的段落是献给战斗机飞行员的，正是他们把纳粹德国的空军从海岸边赶了回去。“圆桌骑士，十字军，都属于过去了；它们不仅遥远，而且也是平淡无奇的。”“空中骑士”虽然不是全新的事物，在一战期间他们已经成为名人，但那时他们是战争故事的边缘，而1940年战斗机飞行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不仅在已经变黑的西部战线的废墟之上发挥了作用，而且其作用也发挥在英格兰“绿色而舒适的土地”上，因此，如同骑士一样，成为关于不列颠空战的媒体报道的核心。

“少数”这一词汇在历史中的地位，因为英国航空部1941年3月出版的一份关于不列颠空战的备忘录，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备忘录预期的销售量是5万本，但仅仅在第一个月，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册，而对插图版的订货已经达到了50万册。备忘录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这个故事讲述的不仅仅是地面上的战斗，像1916年那样——炮弹、硝烟、噪音和“地表上的崩溃”，而是在数千英尺的高空中“剑的对决”，是“精通剑术的大师们的决斗”。不列颠之战也被描述为具有史诗般的重要性，“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它誉为马拉松、特拉法尔加”（对特拉法尔加的参考比较，在翻译成法语的时候被删除掉了）和马恩河。“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夫里写道，“它赋予了这场冲突以它能够容纳的非常传奇的层面。”

备忘录的题词之中引用了丘吉尔在8月20日的讲话：“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次冲突一样，以如此少的兵力，保护了如此之多的众生。”但是在那篇谈话中，丘吉尔实际上仅仅用了不到一句话来描述战斗机飞行员，“我们每天能够用眼睛观察到的光辉的行动”。但是他用两段的篇幅赞美了在德国上空一夜又一夜飞行的轰炸机中队，“英国皇家空军的力量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于轰炸机的力量” 。两个星期之后，丘吉尔告诉内阁，“这些战斗机就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它们对不列颠群岛发挥了保护性的作用，“轰炸机编队自身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手段”，“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可行的方式来对付德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1940—1942年，英国政府授予轰炸机司令部自由行动的指令，但是却对“战略轰炸”的精确度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丘吉尔对战略轰炸的信心在战争后期有所减退，这主要是发生在苏联和美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被投入到反对轴心国的斗争中之后，到1945年的时候，关于轰炸机编队的描述已经不再被列入战争的宏大叙事之中，因为他们在保护妇女和儿童、反对外国入侵过程中的那种骑士般的勇气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清晰的作用，已经变得比较模糊了。“Blitz”（德文，闪电的意思，在1940年秋天的不列颠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是一个匈奴式的对英国的无辜者及儿童进行野蛮攻击的行为，也许可以说，这一点重新修订了关于1914年暴行的故事。直到今日，值得注意的还是，“英国人仍然愿意使用‘德国的’这一单词描绘德国的行为，好像没有一个合适的英语词来表达空中袭击那种令人震惊和极度残忍的破坏性”。在二战期间，死于德国轰炸的英国人数达到6.1万人，相比之下，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在法国杀死了更多的平民——6.7万人，德国战争的死亡人数至少是40万人，而日本则要更多一些。

强化英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感。这一点立刻再度体现得非常明显。《泰晤士报》把保卫海峡沿岸港口的斗争宣扬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具史诗般的时刻，与阿金库尔战役、无敌舰队、滑铁卢，甚至于黑格在1918年的战斗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丘吉尔在众议院里讲道，“我们听说希特勒有一项进攻不列颠群岛的计划”，他补充道，“这是我们以前就考虑过的事情”，而最近的一次威胁发生在拿破仑时期。在演讲结束的时候，丘吉尔宣称自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再一次证明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岛国家园，能够安然度过战争的风暴，能够对付暴政的威胁，即使这需要多年的时间，即使必要的时候我们只能单独作战”。“单独”这一词汇成为1940年夏天的一个标语。《那好吧，独自作战》，这是大卫·洛的一幅非常著名的卡通画，创作于法国沦陷之后，画面上是一位英国人，握紧拳头，伸向天空，准备在风雨飘摇的海域作战，洛表现出来一种共同的感受。“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了”，一位泰晤士河上的拖船船长大声喊道，“再也没有一起浴血奋战的盟友了。”更高雅的乔治六世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和母亲说，“私下里讲，我也许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再也没有需要我们礼让和纵容的盟友了”。 艾略特宣布，“历史现在就属于英格兰了”，他在诗歌《小吉丁》中体现了此时此刻的炙热情绪，这首诗是1941年在海峡对岸看着德军闪击法国时写成的草稿，其诗句在大战时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就像在1914年说“历史现在是比利时的”一样。而这种与1914—1918年的对比，在苏格兰诗人休·麦克迪米德的诗歌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终于到了这一时刻！现在到了强化信心的时刻!

我们需要坚守真正重要的东西,

不是“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加安全”,

而是“拯救文明”或者任何类似的目标。

“真正重要的东西”：1940年主要是一场为生存而战的斗争，这使它与1914—1918年的斗争脱离开来。而且，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对比，这是一场涉及所有人的战争，他们成为英雄主义和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关于国家叙事的民族主义的包容性，构成了与一战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对比，而且这是通过敦刻尔克、不列颠之战以及闪电战这些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的。1940年6月5日，在为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所作的“后记”中，作者普里斯特利强调了在临时进行的大撤退中起到一定作用的“快乐的小轮船”，如“格雷西费尔茨”号小轮船，他亲切地回忆起了这艘战前在考兹和怀特岛之间来回穿梭的小船。它以及许多“勇敢地直面摧残的姐妹们”一样，已经永远消失了，因为它们都被德国的炸弹炸沉了。但是普里斯特利概括说：“我们的曾孙曾孙女们，他们在学习我们如何开始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解到我们从死亡那里夺得的荣耀，然后再度赢得胜利，可能也会同时学到这些度假用的小船如何勇敢地驶向地狱之地，然后又光荣地返回到英国。”事实上，这些小轮船、渔船和其他的“小型船只”在撤退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小的。但是普里斯特利传奇式描述的小品文、约克郡的圆润的语调，以及应用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通俗歌手的名字，构成了非常巧妙的组合，它敲定了敦刻尔克被记忆的方式。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6月6日的一篇社论，也在鼓励读者们从“敦刻尔克精神”中得到启示。

这种民粹主义的主旋律在不列颠之战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尽管英国的媒体迷恋于对战斗机飞行员的宣传，但是它们也赞美了地勤人员，包括在工厂中辛勤劳动的男男女女们，也包括新成立的英国地方志愿军，到6月底，已经有150万人注册登记加入了这一队伍。在丘吉尔的联合内阁中，工党是一个完美的合作者，作为劳工大臣，贝文抓住了大众的心理，在国内实施征兵制度，但是同时支持工人阶级的权利。比弗布鲁克勋爵发动的把盆盆罐罐转换成战斗机的运动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尽管在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铝的短缺状态，而且到1941年春季的时候，几乎英国的每个城镇都拥有自己的喷火式战斗机基金。一英镑能够支付一架默林发动机的温度计的费用，一便士相当于一个铆钉的价格。当时通过这种手段筹集到的1300万英镑，对军备的总开支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这些运动是把“多”与“少”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段和方式。

“人民战争”（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左翼老兵们传播开来的一个术语）在闪电战的大部分时候都得以体现出来，平民们成为第一线的英雄。到1942年年末，也就是取得沙漠中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之际，被敌军杀死的妇女和儿童比英国士兵还要多，这与1914—1918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战争中的战壕不是铭记于心的索姆河和弗兰德斯地区的泥浆，而是由伦敦和曼彻斯特被毁坏的街道构成的。而关于闪电战的最持久的影像，已经在新闻纪录片或者类似《图片杂志》的期刊中被表现出来，一个消防队员，高高地站立于梯子之上，非常勇敢地把浇水管子塞进燃烧的房子里面，或者家庭成员在晚上临时寄宿于地铁车站的月台上。与“小船”的故事一样，这种影像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即使在最高峰的时期，即1940年9月27日，17.7万人在地下防空洞寻求庇护，而这一数字实际也只是伦敦留下来人口中的5%，但这却是图片中一直宣扬的场景。闪电战是“战争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人民开始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1940年这一史学上非常生动的瞬息，具备英雄般的、史诗般的和民粹特征的，给1918年之后的几十年投下了新的，然而也是昏暗的光影。这一基调是《有罪的男人》这本小册子定下来的，这是一个惊人的论断，发表于法国投降两个星期之后，作者用的笔名是“卡托”，实际上是三个左翼的新闻记者，包括迈克尔·富特，他是工党后来的领导人。故事开始于敦刻尔克的海岸，讲述的是“战斗开始之前军队的失败已经是注定的了”，并且回溯到30年代去寻找真正的罪人。这一控告的指向是非常明显的，“麦克唐纳和鲍德温接管了一个大帝国，在武器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在自由这一问题上也是安全有保证的”，但是他们却把这些优势导向了国家毁灭的边缘，这是被他们的保护伞张伯伦教唆的。他们对于希特勒的茫然无知，以及在重新武装问题上的失败决策，使得英国对于1940年5月爆发的闪电战完全没有准备，卡托认为这就是犯罪。《有罪的男人》很快成为畅销书，几天之内就卖出了5万本，到1940年年末，销量达到20万册。它实际上为接下来的关于绥靖政策的争论定下了议题，这有点类似于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对于《凡尔赛条约》形成的作用。《有罪的男人》把张伯伦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它也成为左派对右派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政策进行批判的核心线索。

在这些叙述之中，无论绥靖政策还是大危机都成为指责保守党和国民政府的证据，而且试图证明“30年代的世界就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幅图景”。1941年的《爱在多尔》是沃尔特·格林伍德畅销书的第一个电影版，也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发行的。其中的一句台词引用了联合政府中一名工党成员亚历山大的话语：“我们工作中的男男女女，都已经积极回应了这场战争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也是每一个要求和任务，而对我们的回报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英格兰，失业者再也不应该成为和平时期被遗忘的人群。”“不再”这一词一度成为二三十年代对于停战日纪念的一个陈词滥调，但在这里却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1942年年末的贝弗里奇报告，要求建立一个“从出生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报告很快吸引了人们的眼球，销量达到63.5万册，这是官方出版物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销量。民意测验显示，这一报告拥有90%的支持率。在这一表象之下，也有对该报告的实施可能性的冷嘲热讽，“我不能忘记上一次战争中这一块英雄的乐土”，这是一位老兵的评论。人们要求所谓的特权派做出保证，在维持和平这件事情上不能再失败了，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一次的和平。人们的要求很强烈，但并不是宣传部门夸大的结果。

在1945年的选举中，工党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在其竞选宣言之中，以1940年为中心，把两次世界大战连接在了一起，而且具有明显的激进的讲述特征。宣言中讲道：“就英国的贡献而言，这场战争真正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赢得的。”上次战争也大体一样，但是之后人们则允许“那些曾经在战争中表现得较好，但是其貌不扬的人”塑造了“适合他们自己的那种和平方式”。他们控制了政府，控制了经济，而且其地域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英国，还波及整个工业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就是“极少数人掌握太多的经济权力”的恶果。1945年还存在这样的力量，工党警告说：“战后世界的问题和压力仍然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当然世界也在进步，这种威胁比希特勒1940年的威胁要小得多，我们需要敦刻尔克以及在闪电战的时代里面生存下来的那种精神。”在选举日的上午，支持工党的《每日镜报》告诫读者：“投票给那些为你们赢得胜利的人，你们在1918年的时候没有这样做，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这篇文章在头版中的绝大部分重印了泽茨在胜利日那一天画的卡通画，那是一个疲倦的、受重伤的士兵，举起了一顶桂冠，上面写着“欧洲的胜利与和平”，标题是：《这个给你，不要再失去它！》。

因此1940年成为新的民族神话的中心。这与加里波利对澳大利亚人的意义不同，即它不是一个民族“发现”的神话，而是“重新发掘”的故事，这是一个国家因和平破灭而陷于迷茫境地时，通过人民战争的火炉重新赢得尊严和找回目标的故事。查尔斯·莫沃特的长篇历史著作《两次大战期间的英国，1918—1940》，出版于1955年，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极其简明：《独一》。莫沃特断言，1940年夏天，也就是在人们等待不列颠之战的时候，“他们在经历过20年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从过去的悔恨中摆脱出来，勇敢地面对新的未来”。这种对比，一面可能是黑暗的、虚度的20世纪30年代的10年，另一面是1939—1945年的光辉成就，呈现出人们对于一战神话观念的非常有意思的转变。而在此书的叙述中截然相反——一场黑暗的战争（不管是悲剧性的，还是徒劳无益的）被设定在爱德华七世的黄金时代这一场景里面，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萨松和格雷夫的作品中被诱发出来的一种情绪。当然，在前两者中战前的画面是颇具讽刺性的，忽略了1914年之前的冲突，包括劳工权利、妇女的选举权和爱尔兰问题。而且同样地，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大陆相比，英国仍然是比较稳定和繁荣的。但是，与爱德华七世时代不同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战前时期可以被理解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这是诗人大卫·琼斯在1937年已经看到的一个插曲。为使我们能够站在另一视角审视1914年以来的这段时期，不得不进行再一次的全面战争。

与英国一样，1940—1941年对于美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样地赋予了人们以一种新的观点和视角来看待20世纪30年代和一战。

美国的媒体现在看待英国的视角比以前更为积极了。相比于20世纪30年代的疑虑，它们现在的关注点在于两国共同的价值观。正如在英国一样，敦刻尔克在美国也被当作是一个转折点。专栏作家桃乐茜·汤普森称它为“几乎成为一场形式上非常奇怪的革命的寓言”，因为“英格兰的小人物们”开始控制这一国家的命运，摆脱了历史上“头衔与财富的登记制度”。夏天的时候，潜在的入侵威胁激发出更多的华而不实的散文与诗歌。1940年6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现在是伦敦时间12点……难道从此之后在不列颠群岛，乔叟、莎士比亚、米尔顿以及国王钦定版《圣经》，济慈和雪莱都将成为被奴役的民族的方言吗？现在是伦敦12点，但不是帝国的12点，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英格兰普通民众的12点，而英格兰最伟大的灵魂与精神正是来自于他们。”

美国人被不列颠之战和闪电战深深打动，他们被伦敦人真实的故事打动，无论贫富，英国人都在继续每天的日常工作，尽管他们的连排房被希特勒的炸弹摧毁而被迫躲在防空洞，或者只能睡在地铁站的月台上。美国的广播公司派出了它们最优秀的记者来到伦敦，其中最著名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莫罗，他通过广播上的现场直播把现代战争的声音带到了美国人的客厅里面，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这一事件，而且极其地实事求是，背衬着空袭警报笛的哀号、炸弹坠落的声音，以及高射炮的咔哒声。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颂词中写道：“你在我们的房子里烧掉了伦敦城，我们的确感受到了熊熊的火焰。”英国的宣传部给予了莫罗及其同事埃里克·萨法瑞等人全部的合作和支持，包括他们提出免除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各种要求。鉴于美国人心中残留的对英国宣传的厌恶，这是20世纪20年代修正主义留下来的后遗症，没有经验的美国人的声音很显然比英国人发音清楚然而傲慢的语调在美国的中心地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关于闪电战的追踪报道，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在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多数美国人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中，情绪上并不是中立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对纳粹主义的反感，需要自身对西半球提供更强有力的防御。然而1940年的夏秋改变了这一切，尽管在美国占压倒性优势的多数人仍然希望能够置身事外。6月末，也就是法国沦陷之后，被调查的美国人中64%的人坚信置身事外比帮助英国更为重要。但到1940年11月中旬，60%的人认为帮助英国更为重要，即使冒着美国被卷入战争的危险也应该这样做。

公众情绪赋予罗斯福总统更开阔的战略空间。1938—1939年，他得以在中立的幌子之下，精心装扮他支持英国的政策。但是法国沦陷之后，他摆脱了这一制约。当时他不仅参与而且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三任总统大选，而且公开把英国视为美国的防务前线，1941年在国会山展开的非常激烈的争论中，他把这一原则写进了法律。《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可以把武器通过贷款或者租借的方式，提供给那些其生存对于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租借法案》对于赢得这场战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罗斯福为其提供的理由塑造了冷战时期美国大部分政策的主旋律。

例如，他在1940年12月29日对整个国家发表了广播讲话。谈话一开始，他就说道，“这不是一次关于战争的炉边谈话”，“这是一次关乎国家安全的谈话”，这是对美国外交词典中的中心术语的比较早的使用，这一术语在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界定的问题上非常具有弹性。他引用了希特勒最近的论述：“存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罗斯福坚持认为：“轴心国不仅承认，而且声明在它们的政治理念与我们的政治理念之间，并不存在最终的和平。”这种关于世界已经分成善与恶的想象，也预示着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罗斯福欺骗了那些仍然在讨论西半球防务的人们，力图证明“如果不列颠沦陷了，轴心国就将控制欧洲大陆、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公海，它们将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能够运用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海洋资源来对抗西半球”。他甚至辩称，那些非常著名的美国自己设定的法案是在英国的帮助下得以完成的，例如1824年警告反动的欧洲列强远离西半球的《门罗宣言》，“我们屹立在那里，守卫着大西洋，英国是我们的邻居。没有条约，没有不成文的协议，只是两个同样热爱自由的民族之间的自然而然的合作”。他反问道：“难道有人相信，当自由的英国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大西洋上的海上邻国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害怕对美洲大陆的任何攻击吗？”

罗斯福关于大西洋看法的潜台词，是要对1914—1918年的美国介入战争这一行为进行重新的解释。他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唯恐招致评论家们警告他把这个国家再度引入战争，但是支持同盟国的宣传家们把这一观点公开地表达出来了。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记者沃尔特·李普曼，1919年，他曾经担任过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但是很快对总统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讲话持批评的态度。1917年2月，在为美国介入战争辩护的时候，李普曼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大西洋共同体”，用以描述把美国和西欧连接起来的路径和价值观。1941年4月，在一篇亨利·鲁斯广为阅读的《生活》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再度使用了这一词语，这篇文章为《大西洋与美国》。李普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重新解释美国1917年介入战争的行为。他说，这并不是被误导的理想主义的演习，而是深思熟虑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大西洋的安全，美国在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主题思想在1941年被新闻记者福雷斯特·戴维斯进一步发展起来。他的著作《大西洋体系》通过《门罗宣言》和开国元勋们的理念与行为，寻求追溯英国人—美国人利益共同体的历史轨迹。关于美国战时状态的那一章的题目是：《大西洋的第一场战争》。

1941年，总统扩大了海军的作业范围，使其延伸到了大西洋，以保护《租借法案》对于英国的供应，并且声称他仅仅是扩大西半球的防御边界，这是出于对于国家安全新形势的考虑。同样地，在太平洋地区，他把美国的主要舰队部署在了珍珠港，距离加利福尼亚的本土基地大概2000英里，主要目的是威慑日本。最终，这一舰队与其说遏制住了日本，不如说是激怒了日本，成为日本建立太平洋帝国要努力打击的目标，当时整个西半球正忙于防御，这是对1919年巴黎和会中所受屈辱的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然而，尽管美国1942年对日作战主要集中在菲律宾、珊瑚海和中途岛，但是美国政策的中心在地理上仍然属于大西洋。对于罗斯福1940年新大西洋主义概括的最好观点体现在李普曼出版于1943年4月的著作《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中。这本书很薄，还不到200页，但是很快成为畅销书，印刷量达到50万册，并在诸如《读者文摘》的杂志上进行连载，同时向部队提供了定价25美分的平装本。该书最核心的论调认为“大西洋不是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边界，它是一个通过地理、历史和至关重要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共同体的内海”。李普曼设想的共同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法国等大陆上的同盟国，甚至力求在和平时期延续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但是其共同体观念更集中于英国—美国这一轴心，而其大西洋主义的概念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这将塑造美国在20世纪其后时间段里的外交政策。

无论对于英国还是美国，1940—1941年的危机都是它们看待一战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一战影响的看法，受到了1941—1945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而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完全的胜利，这种胜利对于英国而言似乎是极为新奇的，而且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样，造就了英国对美国的长期依赖，这与1918年之后的时期是不一样的，而且，二战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它造就了美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的长期领导权。

法国的陷落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等于拆除了一战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战线。尽管在英国的叙事中高度强调英国1940—1941年的“独自”作战作用，但最终击溃第三帝国实际主要依赖的是东方战线，这曾经是1914—1918年协约国最薄弱的地方。在希特勒转向东方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之后，德国国防军至少2/3的兵力投入到与苏联红军的作战中。从1941年6月到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德国军队中90%的伤亡（被杀死的、受伤的、失踪的和被俘虏的）都是苏联造成的。 如果斯大林击败了希特勒（直到1942年年末，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如果”性的假设），那么不可避免的是斯大林会致力于在东欧主导这场战争的结果，这也是影响战后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巴巴罗萨计划”刚一开始，斯大林就要求英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他没有被丘吉尔极具蛊惑性的谣言所欺骗，很快意识到英国并不愿意跨过英吉利海峡，甚至当面奚落英国首相害怕与德国人作战。丘吉尔非常愤怒，但这种指责却是真实的。斯大林是一位残忍的独裁者，他统治着一个拥有众多人力资源的国家，在把几十万人的军队送去当炮灰方面毫无内疚之感。而丘吉尔领导的是一个规模较小而且非常民主的国家，仍然纠结于索姆河的屠杀，尽量避免与德国人的交锋。丘吉尔反复地告诉斯大林：“如果跨海峡的作战只会导致毫无用处的惨败，我永远都不会批准。”甚至到1942年中期，苏联与美国都成了英国盟友时，丘吉尔仍然感到，“总而言之，我们赢得战争的最好的机会，应该依赖于大型轰炸机。因此在英美陆军能在开阔地面上打败德军之前，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尽管丘吉尔写出了非常详尽的进攻大陆的备忘录，但他最优先的方案是，只有当解放者身份的美英军队先锋部队强大到足以使被征服的人口起来暴动的时候，再实施沿海系列登陆作战。他认为在纳粹德国奄奄一息的时候，所发动的进攻才是真正的致命一击。而这与1944年极其危险的、集中优势兵力的诺曼底登陆是相差甚远的。

丘吉尔的外围战略也反映了他对自己军队的忧虑。经历过1940年令人兴奋的日子之后，接下来的两年英国军队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希腊、克里特岛、新加坡和托布鲁克等等。BEF（Back Every Friday）这一术语不再是一个禁忌，人们开玩笑地称其为“每周五的撤退”。1942年的托布鲁克陷落，被丘吉尔认为是整个战争中最严重的失利之一。总共有3.3万名英帝国部队的士兵向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投降，而德意军队的数量只有英国军队的一半。丘吉尔后来写道，“失败是一回事，而屈辱是另一回事”，他把责任更多地推给其将军们，他们在掌握坦克、步兵和炮兵的联合作战策略方面过于缓慢。而在1940年，德国对于这种策略的使用已经非常成功了。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历一战的打击，英国已经伤痕累累。当时担任帝国总参谋部长官的艾伦·布鲁克爵士，在1942年3月的日记中写到道：“我们军团和部队中一半的指挥官是不适应他们的工作岗位的，而如果我把他们解雇，我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人担任这些职务。他们缺乏担任领导者所需要的品质、想象力、内驱力和能力。造成这种情势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上一次大战中失去了最好的军队指挥官，他们本来可以成为我们当下最高级官员的。”当然，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可以发出同样的哀叹，他们在1914—1918年的损失更为惨重，但是两国由此得来的教训却是不一样的。鉴于大战的教训，布鲁克及其同事们得到的教训是，他们不能把军队推进得太远。部队的单位得到的命令是非常仔细而明确的任务，他们被告知要巩固既得的收益，而不是相机向前推进。而德国高级军官们被赋予的主动权完全超出了英国人的想象。由于担心士气受损，并且考虑到德国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源储备，英国军队在战场的信条集中于：用重火力削弱敌人的抵抗力量。1944年3月，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评论道：“为了尽可能小的伤亡，我们必须这样做。”

作为精心策划的阿拉曼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蒙蒂（蒙哥马利的昵称）在击败了隆美尔指挥的德意军队并迫使对方在突尼斯投降后成为名人。阿拉曼战役的特征是火力非常集中，这一计划是对黑格1918年胜利的一个完美的回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黑格指挥的60个师的兵力是英帝国有史以来在战场上投入的最大兵力，但是它的成就与20世纪40年代的蒙蒂相比一直被遗忘，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尽管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试图扭转这一观点。相比之下，蒙蒂指挥的第八军团是黑格军队的1/4，但是却使阿拉曼在英国家喻户晓。部分原因在于，英国要强调这场战役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在经历过连续两年的毫无斗志的失败之后，人们已经对于丘吉尔的领导力产生了怀疑。彼时，丘吉尔在六个月内，两次面对众议院的不信任投票。1940年他展现出来的那种蔑视的特质，现在看起来已经不那么打动人心了。一位恼怒的记者写道，“如果他总是那副叼着大雪茄的嘴脸”，就已经不能再引起人们的共鸣了。所以毫不奇怪，在阿拉曼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首相要求教堂再度敲响钟声，而这自从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以来一直沉寂着。正如1940年一样，丘吉尔这一擅长舞文弄墨的人，很快把瞬时的历史塑造成战争中的炙热场面，他把“埃及之战”描述成为“不是结局”，甚至不是“结局的开端”，但也许就是“结局的开端”。除却宣传的原因，黑格与蒙蒂之间的对比也反映了人们对于一战的叙述是比较混乱的，这与1939—1945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拉曼是发生在战争中间时刻比较明确的一场胜利，而黑格的“百日进攻”发生在1918年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其成就被德国内部的垮台这一事件夺去了光芒。尽管现在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这场长达四个月的杀戮耗尽了德国的力量和士气，但在当时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1916年，协约国的前进步伐没有超过7英里，而更为明显的是英国的大量伤亡，死亡、受伤加上失踪的人数达到了42万人。索姆河不能看成是一场胜利，而阿拉曼则被炒作成了二战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之一。

丘吉尔和布鲁克推行的消耗战略，其目的是通过较少的英国人以生命代价达到消耗敌人的目标，目标指向轴心国地中海“比较柔软的下腹部”。在北非取得胜利之后，盟军于1943年9月入侵了意大利，希望通过意大利的快速倒台使半岛的大部分纳入盟国的手中。但是德国决定为意大利而战，而亚平宁山脉提供了很好的防御空间。例如，夺取位于山顶的卡西修道院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这令人想起了1914—1918年战壕里的战斗。在观测满目疮痍的卡西战场时，德军指挥官感觉似乎回到了30年前的索姆河战场。同样地，在1944年6—7月的诺曼底抢滩战，盟军每天的伤亡率超过了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事实上，1940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战斗，1941年夏季在苏联的战斗，以及1942年早期在北非的战役，这些机动性的战争都是比较异常的。1939—1945年的大部分战役是由步兵在战壕或者掩体中打下来的，是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然，二战中的英国兵一直坚信，无论状况多么糟糕，他们的父辈在1914—1918年的境遇更为严峻。而统计数据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1939—1945年，英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包括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数）共计36.6万人，而1914—1918年仅西线这一数字就是250万人。 二战的高峰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同时伴随着其元首的死亡——这与1918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战结束的时候，德国的军队仍然在国外的土地上，而德国皇帝也流亡到了荷兰。毫不奇怪，丘吉尔下令欧战的结束，应该被称为“胜利日”，而不是“休战纪念日”或者“停火日”。

回溯到1927年，当时陆军参谋部参谋学院被一再提醒，“战争并不是目标本身，而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只有经济上的胜利才能确保一种繁荣的、令人心安的和平”。与1918年不同的是，1945年对英国而言是一场胜利，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这主要应该感谢英国的盟友。苏联成为击溃德国军队的主力，其伤亡至少是2700万人。美国的损失比英国要小，但是美国向英国提供的人力和物力、后勤和金融方面的援助规模，的确使1914—1918年英国对法国的援助相形见绌。例如，《租借法案》基本上涵盖了英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部分的赤字支出。

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最终促使丘吉尔决定在第二年春天实施跨海峡作战。但是首相一直在抱怨“这一战役是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当局强加给我们的”。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夜里，他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跟妻子嘀咕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当明天早晨你醒来的时候，也许有2万名的士兵已经被杀死了？”事实上，6月6日这一天的伤亡数字“只是”1.1万人，而且尽管诺曼底战役的进行是比较从容的，但滩头阵地的战役非常迅速。到9月中旬，随着法国和比利时的解放，艾森豪威尔军队所处的位置是战役制定者们认为到1945年5月末才会到达的地方。1944—1945年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现在被人们遗忘的决胜武器之一就是2.5吨载重卡车，它们沿着不断延长的交通线，为艾森豪威尔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给。尽管脑海中的步兵还是字面上的含义，但丘吉尔不得不承认，他对美国战争机器令人钦佩的速度和灵活性印象非常深刻。他也暗指了英国的外交政策，“我们军队的规模仅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而且很快缩小到只有美国的1/3”。他在1944年12月哀叹道：“对我而言，像以前那样处理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而且，英国军队的信条不可避免地受到1914—1918年“教训”的塑造和影响。美国在那场战争中卷入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足以淹没1861—1865年那场所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的战争的遗产。内战之后，联邦军队打败南方联邦的战略被美国军方加以总结和升华，发展成为“适用于所有全面战争的战略”，即通过压倒性的优势力量，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经济资源以及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实施这一战略的标志性人物是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一位非常残忍的北方指挥官。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美国决定性的优势不是人力资源上的竞争，1941—1945年美国仅仅动员了90个师的兵力，这与苏联在1945年出动的400个师，以及德国在战争期间投入的300个师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取胜的武器在于火力。这意味着炮兵的数量和精准度非常重要（准时、定位），而对于这些，英国人只能幻想。同时，战争也是空中力量的竞争，1944年，美国制造出来7.4万架飞机，比英国和苏联的总数还要多1/3。为了摧毁敌人的大本营以及继续作战的斗志，美国具备了真正摧毁敌人家园、实施“闪电战”的资源。其花费的顶点是在原子弹上的投入，达到了20亿美元。到194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苏联、德国和日本的总和。

英国极其有限的资源，加上一战带来的精神限制，使得一场歼灭战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才有了丘吉尔的间接战略。然而美国不仅具有实施歼灭战的能力，同时也有这种愿望。美国对于一战的解读与英国不同，美国军队也是依照内战的模式运作的。罗斯福在1943年1月宣称，必须根除德国的战争能力，要求敌人完全的“无条件投降”，完全地清晰地使用了格兰特在1862年使用并且普及开来的这一词语。在使用这一词语的时候，罗斯福的意思一部分是为了回应苏联的疑虑，因为斯大林一直担心英美两国没有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是因为两国想与德国单独媾和。但是罗斯福总统更深层的动机在于，通过“无条件投降”的声明，避免1918年之后希特勒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一直煽动的“伤人的暗箭”的传说重演。这一次，德国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被击败。罗斯福发展了关于德国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固有观念。1944年，罗斯福写道，“存在两种思想流派”，“一种是在对待德国人的问题上采取了利他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还有一些人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当时提倡这一态度的是克列孟梭和泰迪·罗斯福总统”“毫无疑问，”罗斯福继续写道，“我属于后者。”依他之见，“无条件投降”仅仅是完全彻底根除德国战争能力的第一步，他当时没有认真考虑就主张消灭德国的工业，认为这是战争能力的基础。当然他也希望德国被分解成为一系列的小国，就像俾斯麦之前的时期一样。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在于“不要在德国人的脑海中留下帝国的概念”，那个单词应该在语言中成为贬义词。

罗斯福从上一次战争中得到的更大教训在于：有必要确保一个更为有效的和平。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他从来都不是威尔逊国际联盟的全心全意支持者。他的结论是，“国际联盟只是一个辩论社团”，而且是一个贫乏可怜的辩论社团。早在1923年，罗斯福就建议在国际联盟内设立“执行委员会”，既有长期的，也有流动的成员，从而保证大会的决议更有分量，也更有方向。这也是他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观点。 当他和丘吉尔在1941年8月签署《大西洋宪章》的时候，正是首相本人提议要构建一个“有效率的国际组织”，以安抚极端的国际主义者回归故土的愿望。总统则完全反对这一提法，因为这一提法在美国会激起“怀疑与反对”。无论如何，他的感觉就是，“没有比重建国际联盟的大会机构更徒劳无益的事情了”。他认为，战后和平的有效维持有赖于他所称的“警察”，这最初是英美两国的设想，但是在战争期间其认同感不断扩大，苏联、中国和法国也被包括在内。但是盟国中较小的国家，如挪威与荷兰等，在全球的监控中可以发挥“表面上的作用”，但也仅限于此，因为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或者说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都不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罗斯福关于国际安全的概念体现在1945年建立的联合国结构之中，设立了安理会以平衡联合国大会，其中囊括五个常任理事国，正如罗斯福所指出的，这是对他1923年提议的一种回应。

1944—1945年，美国国务院做出巨大的努力与其他国际主义者团体进行合作，极力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联合国是这个国家面临的“第二次机会”。“今天，也就是1944年，我们面临着与1918年类似的经历，”当时担任威尔逊基金会主任的夏洛特·马洪说道，“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代人，有这种回首往事的特权，而且能够获益于其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威尔逊基金会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濒临垂死的边缘，但是由于这场战争而重新恢复了活力，1944年职员人数已经翻倍了。总统作为美国国际主义先锋的那种自我牺牲的形象复活了，威尔逊在出版的一系列的传记中被特别推崇，特别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电影《威尔逊》，这部电影是在1944年8月首次公映的。

这部电影的导演达瑞尔·扎纳克对威尔逊十分痴迷，他特别擅长拍摄传记类的史诗电影，如《林肯先生的年轻时代》。现在他想把“一个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世界和平这一伟大事业的人，把他的悲剧性故事搬上屏幕”。由于奢华的场景和大量的演员阵容，这部电影制作成本史无前例地达到了520万美元，甚至比《飘》还多出了100万美金。但是其票房的收益，特别是在美国内地，并不是很理想。电影结束放映的时候，其损失达到了220万美元。扎纳克拒绝让深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如威廉·鲍威尔和罗纳德·考尔曼出演威尔逊，被认为是收益上失利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扎纳克非常顽固地坚持以《威尔逊》作为片名，而没有采用更能引起回忆的名称，如《灰色小车来来去去的时代》（这是1914—1918年流行的军曲）。但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在于威尔逊自己的个性，尽管电影很努力地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热爱运动、唱歌和家庭的男人，但其终究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教授和传教士——这肯定不是普通的美国人愿意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欣赏的那种类型的人。在内布拉斯加州，扎纳克年迈的家庭医生如此说道：“我们为什么要花75美分去看屏幕上的威尔逊？”“他们甚至连花10美分去看活着的威尔逊也不愿意。”

然而，《威尔逊》在商业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其在政治上的熠熠生辉。到1945年2月，至少有1000万的美国人以极其优惠的价格观看了这部电影，这甚至发生于在影院第二轮以正常的价格放映之前。尽管一些共和党的文件谴责这部电影是为了“富兰克林·德拉诺·威尔逊”进行的“第四项宣传”，评论家的言语却是极为正面的。《生活》杂志称“威尔逊”是好莱坞历史上的最好制作之一，另一则评论的标题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传达出的信息非常明确，甚至是比较夸张的。威尔逊的形象特别吸引人，而其共和党对手亨利·卡伯特·洛奇则被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他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破坏了总统做出的种种努力。最后，总统因为中风而病倒，不再担任总统，但仍然告诫内阁，国际联盟的理想永远不会死去，“它可能以比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出现”。接下来，在妻子的搀扶下，他走出了房间，走进了历史。这一信息并没有被观众遗忘。在纽约初次演出的时候，威尔逊的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感觉到整个电影院都有这种感受，“我们必须修复那些错误，以免现在的大屠杀再度成为可能”。 对威尔逊本人及其作品的兴趣急剧上升，1945年7月，他名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美国人中的第五位。毫无疑问，罗斯福认为这部电影非常好，并且预测它将产生极佳的影响——尽管当威尔逊因为中风而倒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生喃喃私语道：“上帝啊，这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当然，这是讽刺性的话语。当1945年4月联合国组织正式开幕的时候，罗斯福已经因大量的脑溢血去世了两个星期，与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的摩擦限制了大国内部合作的发展，这是他曾经极力去缔造的合作。罗斯福从来没有想过要让美国军队常驻欧洲，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他警告说，国会一定会强迫他在两年内把所有的美国兵都带回家。一些英国外交部的人士担心1919—1920年的情形重演，当时的美国从国际合作摇摆到“扩张性的孤立主义，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特征”。 这也是为什么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一直致力于与美国结成长期同盟关系的原因，英美“特殊关系”成为他的口头禅。1946年3月，他在密苏里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被看作是反苏的号角，其实他更多的是想与美国构建“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包括军事上的合作、共享的基地，甚至是共同的公民身份。丘吉尔大声地宣扬冷战，以证明这种特殊关系是极其合理的存在。

在经过四年的对德战争胜利之后，与苏联的对峙导致美国卷入长期的大西洋联盟。第三帝国倒台10年之后，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这在1945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在胜利日的时候，美国在未来世界扮演什么角色这一点仍然是非常朦胧的，但是没有人对美国的权力表示质疑。“这个伟大的共和国已经进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纽约国际先驱论坛报》欢欣鼓舞地评论道，“它第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尽管在为战争做出的努力的同时，美国国内仍然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例如令人担忧的种族关系、严重的房屋短缺等问题，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对于1941—1945年的描述仍然是非常积极的。这使人们用更正面的视野看待1917—1918年的战争，同时也突出了1919年关于国际联盟斗争的错误。战争不仅按照罗斯福所设想的那样，以德国的全面战败而结束，而且它也帮助美国摆脱了历史上最为严峻的经济危机，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场经济危机是一战的遗产。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是25%；1940年，这一数字是14%；但到了1944年，仅仅为1%。这种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应该归结于《租借法案》，但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美国人而言，武装部队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份有保障的工作，而且包括其他的东西，如一日三顿的美餐，以及非常良好的医疗服务。在所有交战国中，美国最为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它生产出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导致民众生活水准的降低。正相反，在1939—1945年，酒精饮料的产量上升了50%，加工食品产量上升了40%，1917—1920年没有完成的工作，现在则成功地完成了。美国既能生产大炮，又能生产黄油，其水平把它推进到了世界事务的顶峰。战争的确是地狱，“但是对于许多处于大后方的上千万美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其出色之处”。

那么，如何去称呼这场史诗般的战争？罗斯福尝试过不同的提法，并且试图传达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是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和世界的民主而进行的战争。1942年4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甚至呼吁公众的帮助。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共收到了1.5万封来信和明信片，提出了相关建议，诸如“文明之战”“反对奴役的战争”和“人民战争”。但是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替代罗斯福本人1941年春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他在多次场合都提到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人以前把1917—1918年称为“世界大战”（the World War），以区别于美国、中国和巴西加入协约国参战之前，1914—1917年的欧洲战场。德国人同样把1914—1918年称为“世界大战”（Weltkrieg），理由是它是为反对英帝国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斗争。但是，英国的标签一直都是“大战”（the Great War），这是对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长达20年战争的回应。一个很罕见的意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它出版于1920年，作者是查尔斯·雷平顿，但是这一题目是吸引眼球的销售言辞，与内容本身并无多大关联。1939年9月之后，英国给新冲突的命名就是“大战”，但是1944年，麦克米伦出版商要求官方的指导名称，并且注意到美国的出版界使用的术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内阁大臣爱德华·布里奇斯承认“大战”的提法与当时是极不相符的。但是直到1948年1月，没有任何官方的正式指导，当时内阁办公室被要求为即将出版的官方战争史提供一个正式的名称。它没有选择“六年战争”的提法，而是决定遵循美国的惯例，这也是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采用的提法。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批准了这一决定，于是在战争熄火两年半之后，最终的提法是它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战斗。

这种提法不是语义学上的琐事，“大战”（the Great War）这一术语已经把1914—1918年置于英国历史本身的高峰：与之相比的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1792—1815年拿破仑战争。但如果简单地称1914—1918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下次大战发生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则会塑造一个截然不同的讲述的角度，而且也把那次战争置于二战的阴影之下。新闻记者爱德华·卡尔把1919—1939年的时段界定为“20年危机”。 其实这是由其他作者发展起来的概念，特别是丘吉尔。丘吉尔在其1948年出版的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前言里介绍这一短语的时候，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故事的继续”。这也是他要在接下来的6卷里阐述的内容。他宣称“这套回忆录是对另一场30年战争的全面叙述”。在这一卷中，他审视了1919—1939年这段时期，卷名为：《风雨欲来》。其主体思想是，由于讲英语的民族愚昧、粗心和良善的品质，才导致邪恶力量的重新武装。他把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连接起来，统称为“30年的战争”。这一比喻成为后来历史学家和权威们非常喜爱的词汇。

“不再”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很少有人在1939年想到这一点，更不要说1940年了。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明显呈现出与一战的不同。它完成了1918年办砸了的工作，其方式是通过第三帝国的无条件投降、其领导者的死亡，以及盟军对德国的占领。1940年的戏剧化情节也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关于不列颠成就的自豪感，这在上一次战争中是没有的。而且由于民众的疏离，以及在轰炸中生存下来的经历，战争也对英国的国内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最糟的闪电战在1941年5月已经结束了，但从1944年6月开始的V式飞弹袭击，引起了另一次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超过了100万人），有1.17万人死亡。而且这场战争通过纪录片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出来，抓住了比1914—1918年更富变化性的东西，内容涉及在北非沙漠和苏联草原上的战斗，穿越了意大利的山脉和挪威的篱墙，穿越了德国的平原和亚洲的丛林。这些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电影资料以及随后的电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一战的景象完全集中于战壕之中。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比，这同时是暴露出人类罪恶的一场战争，把1914—1918年关于“暴行”和“文明”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层面，这也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