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罪行
由于对一战中“暴行的宣传”持怀疑的态度，许多人不愿意太相信纳粹对待囚犯的不人道行径。然而，从上个星期开始，美国人不再怀疑这一点了。
——《生活》杂志，1945年5月7日
恶行这一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精神生活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就像死亡是上一次战争的基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
“当人们在这个星期打开贝尔森集中营大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会为英国的士兵们感到如此的愤怒，”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于1945年4月19日告诫收音机前的听众，“在黑暗中，我穿过一具具的尸体，蹒跚前行，直到我听见一个非常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响起，我发现一个女孩躺在那里，她就是一具活着的骨架，很难猜测出她的年龄，因为她已经没有头发了。她的脸就像黄色的羊皮纸那样薄，上面只有两个洞，那就是她的眼睛……在她后面沿着走廊走到尽头的那个小棚屋里面，濒临死亡的人们正在抽搐，他们太虚弱了，甚至无法从地板上自己坐起来。”
那样的故事看起来似乎很陈腐。在20世纪里，我们已经习惯于纳粹大屠杀的场景，还有后来的从柬埔寨到波斯尼亚的针对平民的暴行。所以，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丁布尔比作为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战地记者，在第一眼看到纳粹集中营的时候感到如此震惊。在整理他稿件的时候，中断了五次，并且告诉同事温福德·沃恩-托马斯：“你必须去亲眼看看它，但是你永远洗不掉你手上的气味，永远不要把这种污秽从你的头脑中清除出去。”托马斯从来没有看见丁布尔比如此愤怒，“这是一个新的丁布尔比，一个如此体面的男人因为看到了真正的邪恶才导致了这种变化”。
1945年贝尔森集中营的事件是前所未见的，因此让人震惊。它赋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种道德上的清晰界定，而这是1914—1918年的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失去的东西，而且在那之后再也没有重新赢得过这种道德感。关于集中营的电影和照片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公开，而这再度与1914—1918年的战后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对德国领导人犯下的战争罪行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指控。1945年，战争是突然结束的，这主要是因为一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新型武器，其威力远远比军用毒气和高爆炸药强大得多。核威慑带来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在一定的时期之内，这种关于恶与善的完全的道德观，就像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截然对立一样，将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对于1945年之后的一代人而言，这种黑与白之间的摩尼教式的划分将界定出对二战的认知，使一战的道德感更加模糊不清，仿佛进入了一个灰色的朦胧地带。
为了辨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恶行的影响，我们必须回溯到一战开篇的那几个星期。1914年8~9月，与贝尔森集中营类似的情况是鲁汶。就像在第一章看到的一样，德国人摧残下的比利时城市，对于英国人来说成为大战的意识形态标志，这是匈奴式暴行的可怕证据，以证明这是“为了文明而进行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研究调查证实，大约有6500名的比利时和法国平民（大部分是成年男性）在1914年8~10月，死于德国军队手中。同时代的德国人声称，自己受到游击战的袭击，被卷入一场人民的战争，根本无法在被占领区站稳脚跟。很可能的情况是，惊慌失措的和训练不良的德国士兵们，被派到了一个令他们不知所措的环境之中，他们深深受到法国民间传说“不受约束的神枪手”的影响，传说的主人公憎恶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法国的所作所为而到处还击普鲁士侵略军。德国士兵被告知比利时人在1914年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他们在鲁汶、蒂南以及比利时的其他地区肆意破坏，任意对平民射击，甚至让其中的一些人充当人肉盾牌。
德国人一直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1914年恐怖分子的“合法的报复”。他们官方的白皮书把正当的理由命名为“在比利时的人民战争之中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而这种破坏完全来自战争的另一方。白皮书在其使用的证据上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但是协约国通过夸张的手法削弱了他们案例的效果。英国的官方报告，是由布莱斯勋爵在1915年5月提交的，该报告根据比利时和法国民众提供的证词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野蛮的行为的确是存在的，有一些事件是执行命令的结果，其他一些也是经过允许的，这是一个体系，也的确是为了达到要把恐怖施加给平民的目的。”报告继续说，“在普鲁士官员的头脑中，战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使命，是无所不能的国家的最高级别运作手段之一。”而在法国和比利时民众的层面，关于普鲁士的残忍无情的观点则被夸张地呈现出来。而在本质上，关于德国行为的真实描述不断地被渲染，逐渐演变成一堆捕风捉影的类似神话故事的组合，包括他们如何像匈奴人那样凶残，把士兵们钉在了十字架上，切断孩子们的手，并且建造把尸体酿成黄油的工厂等。
为了赢得美国的民心，在1914—1915年，关于德国暴行的故事也被传播到大西洋彼岸。对于英国人而言，非常幸运的是，布莱斯报告是在128名美国人死于“卢西塔尼亚”号之后的一个星期出台的。而德国的暴行在1917—1918年被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所证实和引用，该委员会需要动员民众对于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进行支持，因为那里似乎与美国的利益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这一次关于德国暴行的故事失去了在英法民众中产生的震惊性效果，主要原因在于经历过凡尔登和索姆河的惨烈之后，人们已经变得冷静多了。但1918年，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主任乔治·克里尔则将这些故事直接展示给公众，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人们的思想，为了一种信念上的征服”，其方式是通过海报宣传告诫美国人，要“牢记比利时”，还有诸如“普鲁士的坏蛋与德国的皇帝这一柏林的野兽”。
因此毫不奇怪，关于反对“暴行宣传”的反应极其激烈，就像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一样，这等于给20世纪20年代后期修正主义的争论增加了燃料，这种辩论认为1914—1918年两边的道德感实际是一样的，从而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反弹的态势，他们反对美国卷入另一场欧洲的战争。英国人在讲述德国暴行故事的时候，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这在1939年英国政府出版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报告中可以体现出来，报告的题目非常严肃——《关于德国如何对待境内外国侨民的报告，1938—1939》。报告的目的在于宣传希特勒政权的残暴。很多人并不怀疑报告的内容，但是其宣传的效果却被严重削弱了，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普遍流行的对于政府出版这一报告动机的怀疑。其中一人尖刻地说：“所有的细节去年9月我们就知道了”，“然而我们还是在慕尼黑签署了条约。”还有一个人质疑：“这些残暴的故事来自哪里呢？”他的妹妹回答说：“人们对于这场战争没有什么热情，所以政府必须激起一些仇恨。”
由于注意到了公众对于宣传的反感，以及当时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的潜流，英国宣传部极力避免重复讲述在被占领的欧洲发生的恐怖故事，并在1941年7月的备忘录中强调，必须“注意上次战争中布莱斯报告的教训，那是绝对不应该被忘记的”。英国宣传部认为：“介绍一定数量的惨状的确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故事使用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而且应该挑选纳粹是如何对待无辜民众的故事，而不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治对手，如何对待犹太人。”由于一战期间的宣传被搞砸了，甚至一些英国的高级官员都不愿意相信日益增多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杀人证据。英国内阁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维克多·卡文迪什本廷克，直到1943年8月的时候还毫不怀疑“德国一直设法消灭所有年龄段的犹太人，除非他们适合从事体力劳动”。“但是，至于把波兰人送到毒气室里去杀死”，“我不相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卡文迪什本廷克感觉到：“我们削弱了我们反对德国的案例的力量，因为我们把这些没有明显证据的、自以为可信的暴行公诸于众。这些关于毒气室里大屠杀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上次大战期间的故事，当时传说德国使用尸体来制造脂肪，后来这被证实是一个可笑的谎言，而且还使关于德国暴行的真实故事反而被漠视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宣传。”
这些对于暴行的恐惧感贯穿了战争的大部分时期。1944年3月，乔治·奥威尔，虽然当时他的身份是一位正在从事宣传工作的学生，但他非常敏锐，对20年代充满谎言和仇恨的宣传进行了评价，认为这彻底损害了30年代宣传法西斯暴行的种种努力。奥威尔评价说，“暴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看作是“谎言”的同义词，“关于德国集中营的故事都是暴行的故事，因此这些都是谎言——基本上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这样认为”。同样，1945年4月，对丁布尔比关于贝尔森集中营充满情绪化的描述，英国广播公司的职员十分怀疑，并且禁止其播出，直到其真实性得到新闻报告的证实。当时丁布尔比以辞职进行威胁，才使BBC播出了一个经过高度编辑，但是仍然非常感人的版本，英国的听众可能达到了1000万~1500万人次。
来自于贝尔森集中营的视觉证据更加让人震惊。陆军随军影像部门人员拍摄的33部电影和200多幅照片“被认为是记录纳粹集中营罪行的，最具有影响力、最具证明性的证据”。这些片子在1945年以纪录片的形式在电影和电视中反复播放。“没有任何一个集中营像贝尔森一样，被如此全面地展现出来，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被反复播放”。在该集中营被解放之后，这些片子被反复播放了将近两个月。贝尔森集中营一共关押了4万人，大部分人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还有大约1万具被肢解的尸体，与垃圾等秽物堆在一起。英国陆军电影和摄影部费尽心机地拍下了这些恐怖的场面，以及接下来进行的打扫和清理，包括有的被送进坟墓，有的则进行了“人体洗衣机”的处理，也就是给他们洗漱，用DDT进行消毒和除尘。瘦骨嶙峋的受害人与营养充足的纳粹党卫军男女看守员形成的鲜明对比增加影片的影响效果，相机抓拍了他们冷漠、自大的面孔，再加上不少当地的德国人在附近的乡村玩得高高兴兴的镜头。这些摄影师在技术上做了非常特殊的处理，以应对这些照片可能被诬蔑为伪造的指控，比如，先用长距离的宽镜头拍摄整个集中营的远景，然后用特写镜头逐步移动拍摄特定场面。他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进行的工作将成为非常形象化的证据，以证明所谓“优等民族”的残忍与麻木不仁。
尽管考虑到公众的情绪，这些图像已经经过了仔细地编辑处理，但当它们在英国展出的时候，仍然产生了令人极度震惊的效果。“几乎每个人，每个地方，无论在电车里，还是办公室里，”有人在日记中写着，“他们都在讨论被揭露出来的德国暴行，而这些暴行极为真实，即使是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到情况会这样的糟糕。”另一个人记录道：“我在公交车上、商店里经常听到人们的对话，‘这一定是真的，因为我看到那些图片了’。”这些图片也被印刷在报纸和杂志上，题为《避免遗忘》——甚至改变了两次大战期间的停战纪念日的祷告文。《每日快报》还在特拉法加广场举办了展览，内容是来自贝尔森和其他集中营的22幅图片，题为《眼见为实》。更具有道德意义的是下划线标注的“我们时代的恐怖”，这是1945年4月由高蒙公司英国新闻部发布的图片，在主要展示集中营镜头的时候，穿插着1940年的照片，而评论员的点评是“永远都不要忘记，若非不列颠之战取得了胜利，这可能就是你要经历的事情”。
1945年4月18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你认为暴行的故事真实与否”这一问题的时候，81%的英国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在1944年12月，这一比例仅仅是37%。 半个世纪过去了，剧作家阿兰·本奈特能够回忆起年轻时候看过的几十场电影，但只有一个新闻纪录片，他的印象比电影还要深刻。这就是“贝尔森集中营活尸体的发现、大量的墓地，以及排成一队队的阴郁的士兵，电影院里充斥着因恐怖而导致的哭喊，尽管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和妈妈比我和弟弟要悲伤得多，但是贝尔森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名字，而且在奥斯维辛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个恐怖之地”。
最后这一句子值得人们进行片刻的反思。人们经常认为是1945年4月的启示使英国人开始真正接触到大屠杀，但这一想法是有误导性的。对今天的我们而言，1945年最具震惊性的特征在于它缺乏对占据大多数受害者的犹太人的强调和关注。其主要目的在于，展示这种毛骨悚然的方式昭示纳粹政权犯下的总体兽行，但却对受害人进行了匿名处理。这部分是战争时期英国展示纳粹罪行政策的一种延续，但同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英国和美国解放的集中营都位于德国的境内。这是英国1939年的官方报告中已经展示出来的比较熟悉的集中营模式，这里关押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也包括共产党员、同性恋者和其他“不健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德国特意选择出来的。贝尔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不同于那种位于波兰的“灭绝式的集中营”，那里至少有130万人被处死（其中主要是犹太人）。
这些集中营的确是纳粹德国的杀戮场，但由于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而苏联的报告在西方的影响又十分有限，因此在1945年英国的评论中只是偶尔会用一点。例如，英国国会派往布痕瓦尔德的代表团成员会听到被关押者们说起，再往东更远的地方，那里的集中营情况更为糟糕，而许多人都说最糟糕的集中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但那种评论并没有真正引起公众的注意。奥当斯出版社当时出版了一本非常流行的书籍——《胜利》，该书发行于1945年夏天，书中写道，“在德国的境内发现了最为恐怖的景象，这些在布痕瓦尔德、达豪、贝尔森和其他类似的集中营中都有体现”，同时暗示性地提及，还有“诸如此类的死亡营存在”。
美国对于集中营的反应与英国是类似的。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都是美国军队解放的，来自于这里的图片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愤怒。爱德华·莫罗，这位声音粗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因在闪电战期间报道《这就是伦敦》节目而在美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并因在1945年4月15日关于布痕瓦尔德的节目而更加知名。在节目前，他事先警告说这不会是一场“令人愉悦的倾听”。莫罗的讲述似乎充满着难闻的部落中的饥饿的幸存者们散发出来的味道，“死亡似乎已经降落到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用眼睛微笑”，看到这些人，他仿佛能够看到，“那些营养充足的德国人正在耕种的绿色的田野”。西方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痕瓦尔德看到那些恐怖的暴行时也大为震惊。仅仅在一个房间里面，“就可以看到二三十具堆积在一起的裸露的尸体，都是死于饥饿”。美国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将军“甚至不想进入这个地方”，艾克补充说，“他说如果这样做，他就会病倒”。参观集中营之后，艾森豪威尔变得更为坚定，就像他告诉五角大楼的那样：“我们必须掌握这些第一手证据，因为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些指控仅仅是为了宣传，那这些证据就可以发挥作用。”因此他坚持，当地的德国人必须亲自来参观集中营，而且他还安排国会议员和编辑们都来参观。《生活》杂志是美国销量最好的周刊，该杂志刊登了一组非常具有震撼力的照片，题为《暴行》。编辑说明，虽然许多人对于一战的暴行宣传感到怀疑，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美国人拒绝相信纳粹残忍地对待囚犯的故事，但是现在美国人不再怀疑纳粹的残酷暴行。这是第一次，英美联军拥有了令人无法驳倒的证据，这是通过集中营中的政治犯和奴役劳动展现出来的证据。
最后这句话尤其值得注意。与英国一样，美国对于德国境内集中营事件的评论也没有特别关注犹太人的悲剧。对于集中营幸存者最常使用的词汇是匿名的“难民”。大屠杀的概念在美国成为共识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之后，以及1967年的阿以战争，特别是1973年战争之后。 对于美国人而言，1945年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进行二战提供了一个极其正当的理由，而这正是一战中所缺乏的。1945年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84%的美国人相信德国人在集中营中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像《生活》杂志所表达的那样，“目前获取的有关德国集中营的证据堆积如山，证明了德国人的野蛮达到了人类退化的最低点”。
与证据确凿的罪行相伴而来的是如何进行惩罚的问题。1914—1918年之后，“战争罪”成为一个问题，但是1945年之后伴随着关于暴行的争论，这一问题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二战的胜利者细心地留意到了这一点，虽然方式不同，但的确吸取了一战的教训。
今日，战争罪这一问题与《凡尔赛条约》的第231条款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但是第231条款从来没有使用“罪行”这个词语，而是仅仅讲到在这场由德国及其盟国强加给协约国的战争中，对于协约国造成的战争损害，“德国及其盟国应该承担的责任”。这里“责任”和“侵略”术语的使用，主要是为了界定法律责任的声明，协助协约国证明索要战争赔偿的正当性，但这种不明确的表达被德国的辩护者在20世纪20年代加以利用，他们认为第231条款是协约国为了证明德国在发动战争中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进行的一项努力。
事实上，第227—230条款在1919年的德国引起了更大的愤怒情绪。第227条声称要建立一个特别的审判法庭，对德国的前皇帝进行审判，其罪名是“违反国际道德和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最高罪行”。而第228—230条，是德国政府承认战胜国享有这样一种权利，即把那些被指控为犯有违反战争法和规则的人，提交军事法庭进行审理，并且承诺移交全部犯有相关罪行的人，并提交相关证据。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第227—231条款放在一起，都是属于条约界定的“责任条款”。德国人称其为“羞耻段落”，认为德国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与它的“愧疚”具有同样爆炸性的效果，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发生。被德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那些人，包括兴登堡以及比他级别低的那些人，如果真的被移交给外国的法庭进行审判，那将是对国家主权的屈辱践踏。幸亏当时德国停战委员会主席马赛厄斯·埃茨贝格以极高超的政治手段，才确保了这些条款在1919年6月23日被接受，那是在协约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期满前的几分钟签署的，否则德国将面临再次被占领。
英国一直痴迷于对德国皇帝的审判，在某种程度上是1918年12月选举活动的需要，因为当时“绞死德国皇帝”和“让德国赔偿”成为选举中主要运用的修辞。劳合·乔治对于公众情绪的利用，在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首相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大多数候选人，包括工党和阿斯奎斯的自由党，都想对威廉二世进行审判。无论公众还是议员的情绪都被终审时那几个星期的关于德国如何对待战俘集中营里囚犯的报告所点燃。大部分的德国战俘营不过仅仅是强制劳动的设施，1918年春，德军因战役胜利而抓获了大批战俘，这些战俘很快填满战俘营，导致战俘营食物和卫生状况的崩溃。11月拍摄的照片上，这些被协约国解救的“移动的骷髅”身上爬满了蛆虫，由于饥饿而濒临疯狂。这些照片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怒情绪，因此关于战争罪犯的审判成为和平时期的主要目标。
劳合·乔治对于审判德国皇帝态度非常积极。“这些国王们应该为他们犯下的前所未有的罪行遭受到审判。”他在1918年11月20日如此告诫帝国战争内阁。劳合·乔治的激进思想来源于他的一番想象，他希望德国皇帝能够像查理一世在1649年那样，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受审。当然，这也是让德皇的表哥在白金汉宫感到非常惊恐的一幅画面。寇松也认为德皇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但是大多数内阁成员都对审判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澳大利亚的比利·休斯指出，进行战争是自古以来每个主权国家的特权。丘吉尔则警告说，不偏不倚的公正审判可能很难证明德国皇帝在1914年发动战争这一点上是有罪的，“因为如果把问题彻底呈现开来，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俄国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一些战争内阁委员会的成员赞成先前的1815年波拿巴的那种模式，即把德国皇帝流放到非常遥远的南大西洋的诸如圣赫勒拿或者福克兰群岛。但是那种模式同样具有危险性，奥斯丁·张伯伦警告说，这样会像拿破仑的传说那样创造出一种新的关于霍亨索伦的传说。最后当一个由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建议进行战争罪行审判的时候，声明除非德国皇帝遭受到审判，否则“国际法原则的无罪辩护”将被证明是不完整的，最后内阁才勉强同意。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德国皇帝作为军事力量的最高首脑，可以被指控下令违反了1899年海牙大会确立的战争法，包括实施无限制的U型潜水艇战，以及虐待战俘。在所有的7个成员中，甚至有4个人建议可以控告德国皇帝“激起了或者发动了极具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战争”。
这样的评论把我们带回了英国与德国首次交战的特别场景。英国对德国暴行的关注（从1914年的比利时修女，到1918年的英国战俘），表明如果考虑严格的国家利益，英国实质上缺乏投入战争的正当理由。因为与法国和比利时不同，英国的土地从来就没有被入侵过。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1914年的比利时才是最初的原罪，在那里，匈奴式的暴行的确在本质上就让人非常震惊，而这也的确是终极暴行的表现形式——严重违反比利时的中立，这是一个国家经过深思熟虑才会采取的一种行为状态。因此，要求德国国家元首以及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官承担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的盟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要求审判德国皇帝，法国没有受到1918年选举的那种狂热劲头的影响，而且公众关于惩罚的意见也没有像英国那样被调动起来。关于圣赫勒拿岛是流放最高战争罪犯的这一想法，在巴黎的反应和伦敦是不一样的。最终，克列孟梭支持了劳合·乔治的要求，同意对德国皇帝进行审判，这也许是出于要确立法国战争责任的需要，并且有助于法国从德国那里获得赔偿。 但是美国强烈反对所有关于战争罪行的审判，美国的意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与它在1945年的观点截然对立。
1919年1月18日，也就是巴黎和会刚刚开幕的那一天，协约国建立了“战争责任和实施处罚委员会”，主席由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担任，他是一位国际法学家。尽管当时兰辛已经对威尔逊不再那么着迷了，但在战争罪行这一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决定捍卫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自主性。兰辛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要对一个更高一级的权威负责，那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因此，美国拒绝提及“人类的法律”这样的概念，也不同意创建国际法庭，尤其是“在这种谁都无法预见的环境之下”，美国总统只能作为普通人发挥作用。关于以发动“非正义战争”或者“侵略战争”的罪名起诉德国皇帝的这一主意，也被美国否决了。这是劳合·乔治深感遗憾的地方。他发表评论说：“在我看来，如果制造如此灾难的重要人物——所有罪犯中最严重的一个——逃避了罪责，那么在未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威尔逊则提醒他说：“尽管查理一世性格卑劣，而且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制造者，但是随着他被处决，他的形象将转化成为一名烈士。”
劳合·乔治则对1914年8月发生的事情喋喋不休，坚持认为“无缘无故地侵略”就是“不可辩驳的罪行”，最终威尔逊同意了劳合·乔治的观点，决定对德国皇帝进行审判，目的是换取英国在签订条约的时候，支持其中维护门罗主义的条款。但是在4月8日这一天，美国总统认为有两点必须加以坚持，而这削弱了他让步的影响。一点是对于德国皇帝的指控不能以战争罪的名义，而只能指控其“违背了国际道德和侵犯了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另一点是，德国皇帝以及其他所有被指控违背战争法的人，只能由战胜国组成的特别法院进行审理，而不是交由国际法院审理。这些观点在《凡尔赛条约》的第227条款和第228条款中充分体现出来。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关于德国应该承担战争罪责的要求逐渐发展成为一场闹剧。在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之中，德国皇帝已经飞到了荷兰。而荷兰人依据传统对战败者给予庇护，拒绝把他移交给协约国。《凡尔赛条约》中第227条款的指控在任何的引渡条约中都没有被涉及，而和平的缔造者们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分歧重重，拒绝向荷兰政府施加任何的政治压力。所以德国皇帝一直居住在靠近乌特勒支的一个庄园之中，一直到1941年。引用纽约一份报纸的话说：“没人哀悼他，也没人重视他，他所有的光环都没有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德皇以砍柴和写回忆录打发时间，并且不断斥责犹太人是如何欺骗了德国人来背叛他。1925年，他在和一位新闻记者的交流时谈道：“犹太人和蚊子”，“都是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清除掉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毒气。”
要求惩罚其他战争罪犯的呼声也逐渐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劲头。德国政府及人民，仍然非常坚决地拒绝移交所有被指控的人。德国的右派分子坚持要协约国提供一份对应的战争罪犯清单，包括那些组织封锁，因此导致德国的妇女和儿童被饿死的人。他们还警告协约国，如果坚持强硬的政策路线，可能会导致德国的国内战争，从而侵蚀它新建立的非常脆弱的民主局面，或者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引发布尔什维克革命。1919年12月，德国的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用事先酝酿好的情绪向一位英国官员发出如此问话，“上帝啊，你这究竟是要把我们赶向何方啊？”“如果我们拒绝移交这些人，协约国就要采取行动，那么政府就将不复存在……给我留下维持秩序的手段吧，不要请求指望这些官员”。
在这种惩罚性的情绪发生逆转的一年前，协约国决定让德国审判这些被指控的人，并且最终把名单缩减到了800人，认为这些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伯肯恩德勋爵，当时担任英国的最高检察官，声称他们试图通过惩罚象征性的少数人，维护世界上的“道德法”。劳合·乔治补充说：“如果处决了20人，那同样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一阉割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为了保证法国不去起诉包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对上千万的德国人而言仍然是英雄的将军，英国人删除了所有海军将领的名字，因此也等于把所有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罪名的证据删除了。而空军参谋长休·特伦查德爵士宣布要为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的这一事实进行辩护，以确保没有任何德国的飞行员出现在英国的名单里。特伦查德是坚决拥护对殖民地的叛乱进行空中管控的人，而且是倡导战略轰炸的先锋人物。他认为战争罪行法院是一把双刃剑，其他人也赞同他的观点，新闻记者奥斯丁·哈里森在1920年警告性地指出，“我们在世界上拥有如此大的一块地盘，必须小心行事”，“爱尔兰问题在拷问着我们的良心，还有讨厌的阿姆利则需要我们进行补偿”。
从战犯名单中删除了那些德军领导人，而指控比他们低的下一级人员既没有意思，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协约国坚持要象征性地审判一些人，尽管这还需要它们在1921年5月以占领鲁尔区的威胁来刺激德国行动。审判设在莱比锡的皇家法院，由德国州检察官进行的起诉，使用的证据是协约国提供的。在有关英国的四个案例中，有一个被无罪释放，另外三个被判处6~8个月的刑期。英国的副检察长向议会解释说，犯人的有罪判决抵消了比较轻的审判，“我们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让其审判自己的罪犯，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几乎没有一位英国评论员为之感动。法国和比利时人把更高级一些的德国人作为目标，而且很少利用确凿的德国证据，但只给其中1/5的人定罪，导致在本国国内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愤怒的狂潮，特别是在卡尔·斯滕格将军无罪释放这一问题上更是如此，他被认为是领导1914年8月杀戮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而在德国人心目中，他是一位因为法国的炮弹失去一条腿的民族英雄。当诉讼结束时，法国和比利时人将之缺席审判，而德意志最高法院则很快技巧性地扭转了这一控诉。几乎没有人怀疑莱比锡的审判就是一场闹剧。在伦敦，《泰晤士报》把其描绘成为“正义遭受的可耻的失败”，而它在纽约出版的副本则说这是一场伟大的道德秀，德国最高法院“把一些士兵和低级官员作为整个军队和国家的替罪羊”。
莱比锡是战胜国的审判，但却交付给被征服国家执行。 作为战争罪行审判，这一过程是失败的，它也没有解决发动战争的历史责任问题，事实上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勤勉工作使大部分人都确信，所有的欧洲强权都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坚持战争罪行和战争有罪论，1943年的一份报告强调，因为不能证明1919年的德国战犯是有罪的，无疑已经播撒了纳粹残忍行为的种子，20年之后，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开始支配战争行为的实施。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也是实施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进攻并占领整个德国，盟国既能抓住纳粹的主要领导人们，也能掌握相关的文件，这在1918年的停战协定之后是做不到的。
尽管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都自杀身亡，但是德国领导层的绝大多数都被围捕了，其中的52个被拘留在伦森堡蒙多夫的一个旅馆（也被称作“垃圾桶集中营”）。在那里，他们接受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的定期监察，这些媒体人竭尽全力地对这些人的缺点进行评论，里宾特洛甫的房间极为混乱，凯特尔元帅患有强迫性的洁癖症，邓尼茨对于粉色内衣的偏好，这些都严重削弱了他们在国内外的信誉。一位美国士兵评论道：“谁能相信我们正在同这样一群傻瓜在作战？”1945年秋季，也就是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前，就提前审判了22名罪犯。同样重要的是，1945年，德国的官僚们忽略了来自柏林的销毁文件的命令，而且由于盟军的轰炸，这些档案当时已经被疏散。在哈茨山脉，找到了德国的外交文件，海军的文件是在科堡找到的，所有这些都被送往伦敦。而德国陆军的文件则用船只横跨大西洋运送到了华盛顿。仅仅德国陆军的文件就有1500吨纸张，其中许多对于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其中的6万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面，这些材料作为重要出版物逐步出版，既服务于学术研究，也是为了记录德国的战争责任。关于是否把这些文件还给德国是非常有争议的。“只要这些文件掌握在西方盟国的手中，”英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威斯科曼评论说，“这样才不会担心对教科书的刻意操纵处理，德国在另一场战争之后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证据对于纽伦堡审判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事实上，关于审判战争罪犯的想法并不是各国公认的原则，该问题是英美激烈争论的焦点，而这基于它们对上一次大战教训的不同解读方式。作为对1918—1919年审判战犯事件的彻底反转，英国政府反对实施任何对战犯的审判。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列举了“上次战争结束时那不幸的经历”，他告诫内阁成员说：“我确信我们应该避免承诺‘审判战争罪犯’和‘绞死德国皇帝’。”丘吉尔自己也和内阁成员说：“如果希特勒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一定要把他处死。”他“与德国皇帝不同，不能说权力完全被大臣们掌控了，他就是罪恶的原动力”。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丘吉尔认为执行的工具应该是“死刑电椅”，这在美国主要是用于黑帮人物身上的。他接着说道：“无疑，这在《租借法案》上是可行的。”
作为英国政府最重要的律政官员，时任英国上议院大法官的约翰·西蒙认为审判希特勒是一个荒谬的主意。他坚持认为对于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这样臭名昭著的战争罪魁祸首的审判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司法问题，因此应该交由盟国领导阶层来决定和实施。西蒙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一幅场景，审判被拖得极其漫长，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被挖掘出来进行讨论，这些问题既涉及法律层面,也涉及历史层面，导致整个世界都投入这场争论和辩论，而其反应是我们很难进行估算的。与其打开那样的一罐蠕虫给自己制造麻烦，还不如把那些纳粹的战争罪犯直接即刻处决。丘吉尔政府的意见是，主要的罪犯应该被抓捕，被鉴别，罗列告知他们的罪行，进行定罪，然后由行刑队枪决。英国外交部认为每个案子可以在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这些程序。
在华盛顿，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也主张对战争罪犯即刻处决，但他只是少数派。与1919年不同，美国政府要求进行一场全面的国际审判。领导权掌握在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手中。史汀生年轻时是纽约的一位律师，热衷于运用国际法来调控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罗斯福政府里，史汀生是一位权威级的人物。他是前共和党政府（1929—1933）的国务卿，1940年被罗斯福请回华盛顿担任陆军部长，并在全球性的危机中成为两党合作的重要象征。他虽然德高望重，但当时已经73岁高龄了，需要更有效地使用他的精力，然而他还是很快组建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副官团队，使他能够在其自身职权领域之外仍然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史汀生支持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认为战争是不合法的，到1939年为止共有60个国家（包括德国）签署了这一条约。这一条约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仅仅是一纸承诺而已，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因为它缺乏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实施制裁的手段。但是史汀生和军队的律师们都认为这是一场法律上的革命，“无论凡尔赛会议上的法律如何，今日通过的法律对战争进行了谴责，认为这是国际犯罪，因此也是可以裁决并且进行处罚的”。在美国的坚持下，发动侵略战争（罪名为“反和平罪”）成为纽伦堡起诉书的主要内容，这一观点得到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并且得到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的认可。杰克逊认为，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而且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没有能力那样做。因此欧洲倾向于接受战争在未来也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现象。在这一问题上，杰克逊展示出了十字军东征式的热情。
关于发动侵略战争的罪名，英国人在1919年没有据此对德国人进行审判，也没有以此给德国皇帝定罪。而这是盟国在纽伦堡审判的支柱之一。另外一个支柱是“反人类罪”，这一罪名在巴黎同样被美国人所漠视，但在他们对纳粹的控告书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史汀生坚持认为全面的审判，相比于即时处决，能够对子孙后代产生更大的影响，能够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完整系统记录纳粹罪行的方式。当这些证据在法庭上被一丝不苟地呈现出来的时候，德国人就不能够再像他们曾经对《凡尔赛条约》所做的辩护一样对二战进行辩护，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纽伦堡的起诉书包括了承认犹太人是“蓄意的、成体系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上千万的来自德国以及被占领的西欧国家的犹太人被送往东部的国家实施种族灭绝。纽伦堡审判确定犹太人的死亡总数达到570万人。
然而，纽伦堡审判并没有完全实现史汀生及其同事们的愿望。冷战彻底埋葬了建立全面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希望。这一法院最终于2002年建立，此时已是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大屠杀之后。关于侵略战争的概念并没有成为国际法中和纽伦堡法庭上一个确定的概念，它的意义并没有充分体现出纳粹灭绝罪行的规模和恐怖程度。奥斯维辛、索比波尔、特林布雷卡和其他位于德国之外的死亡集中营再度被忽视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常残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仅仅以辩护方证人的名义被传唤。而且，尽管有两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被列入死刑名单，美国所强调的犯罪阴谋顶端论仍然强化了这样一种神话，即纳粹国防军与种族灭绝政策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它等于赦免了1500万~1800万在纳粹时期服务于德国陆军中的德国人。
经历过11个月的调查，依据5000万页文献，法庭审判了希特勒的22个帮凶，其中10人被判处绞刑，这也有助于在世界其他地区起诉德国的战争罪行。1919—1922年，英国没有能够使德国对战争暴行以及战争本身负有责任，但是1945—1946年，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成功。当然，纳粹政权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体制不一样，这是战争罪行和战争罪比较容易被确立起来的一个原因。但纽伦堡审判本身也是另外一个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令一战变得暗淡的一个原因。
史汀生认为侵略战争是不合法的，其核心还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现出来的恐怖扩张局面。他坚持指出，“对上两次世界大战进行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侵略者还是受害者都在使用非人道的武器和手段，这日趋明显”，“因此战争的延续很可能以我们文明的终结而告终”。史汀生承认，美国已经被卷入了这种暴行螺旋式上升的旋涡之中。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已经开始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而这正是25年前，我们卷入战争的直接原因。他同时承认，盟国的战略轰炸已经夺去了德国和日本几十万平民的生命。一战之后，曾经有人也发出过关于现代武器的破坏性力量及其对于道德侵蚀作用的警告，但在史汀生看来，一种新型的武器——原子弹已经彻底在一种全新的水平上改变了争论的整体态势。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在一战中最先出现的臭名昭著的武器——毒气。毒气的受害者在西线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造成了两万人死亡，50万人受伤，占到这次大战伤亡人数的3%左右。俄国人是毒气的主要受害者，但是其人数只能做一个大体的猜测。大多数东西线的毒气受害者在几个星期内都能恢复行动，但是前线士兵对于毒气的恐惧超过对炮弹的恐惧，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一些非常著名的战争文学和艺术作品。威尔弗雷德·欧文的经典诗歌《美哉！宜哉！》关注的就是一位忘了戴上防毒面具的士兵的状态：溺毙般的感觉，窒息般的感觉，淹死般的感觉，就像身处“绿色海洋的下方”。约翰·辛格·萨金特的绘画作品《中毒》描绘了一位中了毒气的士兵，手搭在前面那个人的肩膀上蹒跚而行，在地面上留下了无力的线条，这在30年代的英国成为人们最为熟悉并且不断被重印的一幅画面。一个人缓慢地窒息死亡，或者是失明，看起来比身体突然被炮弹炸成碎片更为可怕，而一战中大部分人是死于炮弹的。
1915—1918年，所有的大国都在使用毒气作为武器，但德国是最大的生产商，其生产的氯气和芥子气的数量，比英国、法国和美国加起来都要多。而且，它也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国家，即1915年4月22日的伊普尔战场。德国宣传机构给出的理由是，英法两国也是这么做的，但这实质是德意志帝国抛出的另一个宣传的乌龙球，反而成了它“匈奴式的漠视人类文明战争的野蛮做法的证据”。这是陆军元帅约翰·佛伦奇爵士所做出的下意识的讽刺性评论。德国制造毒气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是化学家弗里茨·哈伯，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化学家，她对于这种不恰当地、卑劣地使用科学的行径感到极其愤怒。她的丈夫则坚持认为，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死亡就是死亡，她没法说服其丈夫，所以选择了独自生活。正如许多战争中的科学家一样，哈伯为自己能够为国家服务感到十分骄傲，作为犹太人，他更加注意展示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由于担心作为战争罪犯受到协约国的审判，哈伯逃往了中立的瑞士，在那里居住了几个月，留起了胡须，以掩盖其真实的身份。同时，他在实验室的伙伴们继续研制出了毒气齐克隆B，在当时主要作为杀虫剂使用，但后来却成为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主要杀人武器。哈伯的一些亲戚也成为这种毒气的受害者。
1925年，签署了第三次《日内瓦公约》的草案，规定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尽管不包括其制成品和已有的储备）。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是条约的签署国，这一条约最终并没有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正式批准。二战期间，所有的交战国都储存了大量的毒气，但都没有投入使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把放弃使用毒气作为主要的一项原则。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6月宣布，“就文明的世界而言，使用那样的武器是不合法的”，“我要直截了当地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那种类型的武器，除非我们的敌人首先使用它”。1945年5月，美军参谋部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确建议过在进攻日本的时候使用芥子气作为武器，认为“芥子气并不比磷和火焰喷射器的使用更不人道，而且可以不把它用在人口密集地区和平民身上”，可以仅仅用来对付那些零星抵抗。但是罗斯福的禁令仍然被严格遵循，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坚持认为，无缘无故使用毒气，将“违背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以及据我所知的所有战争法律，它将发展成为对敌国平民的攻击”。相比之下，行政当局在使用更大的、更具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对待平民的这一问题上，却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愧疚感——原子弹被投放在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使用看起来似乎只是战略轰炸逻辑上的继续，战略轰炸对日本的其他城市也构成了打击，燃烧弹已经把这些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1945年3月9日夜里，东京大轰炸中投掷的燃烧弹，导致了8万~9万人的死亡，比长崎的死亡人数要多。
1945年，美国进行的关于原子弹和化学武器的道德感问题的争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一场狡辩，但它也证明了一战残留的对于道德想象力问题的坚持。1945年8月6日，随着广岛和长崎上空蘑菇云的腾空而起，所有关于使用芥子气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人们迅速察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世界因此而变得完全不同。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生活》杂志，把大部分的版面都用来介绍这个故事，在照片前后都用图表来进行解释，认为广岛市已经被彻底毁灭，而长崎则被炸毁了心脏。《时代》杂志本来要在封面刊登大幅的雷达照片，认为雷达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武器，但是最后这幅照片被放到了第78页，留下来的版面是为了描绘一种更大规模的武器，相对于这种武器本身，战争的意义都缩小了很多。《生活》和《时代》杂志这一期的出版都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生活》杂志模仿了T.S.艾略特的说法——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战争结束了，而不是以往战争结束伴随的啜泣声。随后，历史学家展开了争论，苏联在8月8日对日本宣战以及进入伪满洲国是否在日本投降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1945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因果的链条非常清晰，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因此《生活》杂志和许多出版物都公开声明，世界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就是原子的时代。
广岛事件之后的两个星期，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支持投放原子弹。两个月之后，仍然有一半的人支持政府做出的这一决策，而且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出身于老兵的广播节目评论员卡藤博恩在广岛爆炸的当天发表评论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制造出了一个科学怪物”，“无论这件事情多么让人扬扬得意，今日的世界将被恐惧深深地笼罩”。诺曼·卡特兹在《星期六评论》中发表社论，“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恐惧，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是对人类无法疏导和控制的力量的一种恐惧”。194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至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另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在下个1/4世纪之内发生，原子弹有可能被投放在美国的土地上。
1946年间，普遍存在一种感觉，那就是认为虽然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感觉与日俱增。美国有22名知识分子公开质疑，认为决定使用原子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其中包括雷因霍尔德·尼布尔等新教的神职人员。美国所进行的战略轰炸调查则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怒火，因为当时的调查显示，即使不投放原子弹，即使不进入日本本土，日本也很可能会在1945年12月投降。《纽约客》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发表了新闻记者约翰·赫西所进行的秘密调查报告，这是通过六个幸存者的视角对广岛爆炸的毁灭性后果进行的调查。这一调查报告很快在世界范围内连载，并出版成为一本畅销书，同时还在美国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赫西的《广岛》一书鲜明地揭示出广岛受害人的现实状况，卡特兹在一个社论中赞扬了赫西的描述，宣称投掷原子弹就是明明白白的一个“罪行”。
鉴于美国观念的负面性，亨利·史汀生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的文章中陈述了非常具有权威性的观点。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被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说服的。科南特是原子弹轰炸计划的主要设计师，他告诫史汀生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境地，即重复一战后产生的那种谬论。”科南特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有一批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执教于中学或者大学课堂，他们教条地认为，美国介入一战是一场错误。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权势集团的利益造成的。”科南特认为，这成为20世纪30年代实施孤立主义的知识界的基础力量，而且这也是一个少数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对历史的扭曲发挥作用的例证，其后果极为严重。现在已经是1946年了，他不想对原子弹轰炸产生同样的批评，这会削弱美国在战后世界的权力地位，会引起另一场关于绥靖政策的争论，换句话说，关于二战的修正主义看法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史汀生同意了。他的文章由哈佛大学青年学者乔治·邦迪代笔，引用了美国陆军部的文件，非常清晰地陈述了做出原子弹轰炸这一决定的过程。文章承认原子弹造成了10万名日本人的死亡，但是史汀生指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而且是所有令人厌恶的选择中最为轻微的一项。”他的陈述表明，日本军队已经造成了30万美军的伤亡，而且日本仍然具有造成100万美军伤亡的能力。他通过分析这些得出的道德上的结论，如同他在关于纽伦堡的文章中一样，即“面对战争就是面对死亡……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而且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会再有另外一场战争”，因为“随着原子能量的释放，人类毁灭自身的能力基本已经抵达顶峰”。
史汀生的文章，发表在1947年2月的《哈珀杂志》上，很快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而且“至少在20年的时间里，能够成为解释实施原子弹轰炸的最具权威性的观点”。这种观点也掩盖了苏联军队介入亚洲战场的作用，并且搁置了日本是否会投降这一问题。文章的要点就是用10万日本人的生命拯救了“上百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一观点被广泛引用。史汀生对于罪恶这一问题的阐述，有赖于对死亡人数的计算，这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算法。后来邦迪也承认，摆在他和史汀生面前的并没有任何官方的估算和预测，他们选择了100万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整数。 事实上，美国战争部的预测是，如果美国决定入侵日本本土的话，其死亡数字大概是4.6万人。政府的确是急于拯救美国人的生命，而且那时对于广岛投掷原子弹的理由也是比较充分的，所以当时这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决策。那是发生在蘑菇云的量级变得非常清晰之前，而且在随后的争论中，数字的巨大也变得极其诱人。史汀生的百万数字被广泛引用，成为后来进行相关评论的一个基准。出版于1955年的《杜鲁门回忆录》声称：“马歇尔将军告诉我，至少需要50万美军的伤亡才会迫使日本在其本土投降。”这是另一个从草稿的30万中发展起来的完美数字，这似乎与史汀生的数字相差太多了。同样，丘吉尔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声称：“一点一点地征服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付出100万美军的生命，以及50万英国人的生命。”无论确切数字到底是多少，总之，较大的数据在证明日本犯下了罪大恶极的恶行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很快，美国人就学会了如何与原子弹共处，这也是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所宣称的“熟悉的侵蚀”作用造成的。阿肯色州的一位农场主决定炸毁一些树干，他非常严肃地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问：“你们有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合适尺寸的原子弹吗？”致命的饮料被称为“原子的鸡尾酒”。1946年之后，在太平洋的一个岛礁上进行了核爆实验之后，一种新型的上下两件的泳装被命名为“比基尼”，就是因为这种泳衣所能产生的爆炸性效果。新闻记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都在为原子时代一切值得肯定的发展兴奋不已。“不用再给你的油箱每周两三次地加油了，”理科出身的编辑大卫·德茨如此预测道，“只要你注入像维生素药丸大小的原子能，你就可以旅行一年。”《矿工杂志》则关注其医疗上的红利，包括使下肢麻痹者能够恢复笑容，其笑脸出现在蘑菇云后面，而他的轮椅则被扔在一边。
但是对于原子时代的潜在焦虑并不可能彻底消失。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在全世界的电视节目中播出，不仅吸引了人们对于原子弹威力的注意，而且引起了人们对核辐射的惊人副作用的关注。大卫·布兰德利是参加这一测试的一名医生，他在1949年举办了一次非常受欢迎的展览，名称就叫“无处可逃”，没有任何能够防御原子弹的可靠措施，同样没有任何有效净化核污染的手段。“随着核放射性的不断持续，核微粒可能会影响土地上的所有东西，甚至是人类，这种影响可能持续数个世纪。” 更有甚者，在1949年，苏联就进行了自己的原子弹测试，这比美国预期的要早得多。杜鲁门的反应是授权美国进行氢弹项目的开发研制，从而导致军备竞赛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展开了，同时他还下令开启美国的民防项目建设。关于原子弹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从原子弹时代开始的那一刻，这种武器的巨大能量就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40年代，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大多数人都认为作为二战结束的一种方式，原子弹的使用是必要的，但也不否认，人类现在生活于一种罪恶的阴影之下，比利时的暴行和毒气的危害都相形见绌。
因此汉娜·阿伦特的结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她写道，大批民众的死亡——作为一战留给那一代人的最可怕的遗产——在1945年已经因更大的罪恶而显得黯然失色了。 集中营、战犯审判和原子弹爆炸都提出了更为重要的道德层面的问题，那就是，是否人类本身就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这个问题是一把双刃剑，战胜者不能逃避他们在大屠杀中默许的责任的争论，以及关于战略轰炸的道德标准，还有投掷原子弹问题都是如此。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罪行总体上仍然是归结于德国和日本这一方面的，这一观点仍然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些国家才是最初的邪恶轴心。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看到，美国、苏联和大不列颠王国都在使用这一概念，尽管它们使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为了证明它们在二战中是正义的一方，成功本身就被塑造成为道德，从而使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模棱两可的结束方式和道德上的模糊性形成了更加尖锐鲜明的对比。
1945年，战胜国的三强之中，苏联遭受的损失最为巨大，大概导致2700万人死亡。战争爆发之前，苏联的人口大约是2亿人，但是一直到1956年才再度达到这一数字。苏联的西部地区两次成为主要的战场，纳粹国防军曾经向东推进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后来苏联红军的反攻又向西推进到柏林地区，它总的损失占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30%。苏联也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战后世界调整问题。集体农庄已经在战争期间崩溃了，1946—1947年苏联出现了大饥荒现象，又夺去了大约20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乌克兰人，这一地区在1932—1933年已经遭遇过一次类似的摧残。 1200万的退伍士兵，虽然被颂扬为英雄，但只得到了非常少的补贴，因为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快速地让老兵的生活恢复原状”。列宁格勒经历过长达900天的史诗般的围城之后，已经有超过百万人无家可归，而当这些退伍士兵回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这座迷宫里，为了食物，为了工作，为了住房，为了衣物，为了抚恤金，而成为作奸犯科之人。他们强烈地谴责制造这一切的官僚机构，认为这些机构是由“一队老鼠”操作的。
斯大林本人并不关注战争时期，因为他自己犯下的错误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例如，在1941年6月，他没有预测到德国的进攻，还下令击毙所有后退的士兵，并下令把车臣人和鞑靼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出境。所以苏联领导人很快就对1941—1945年避而不谈。苏联的官方声明是有750万的苏联平民死于这场战争，这是另一个比较完美的数字，足够让人非常清醒，但是还没有达到带来严重问题的程度。由于担心波拿巴主义的出现，斯大林对于曾经领导这个国家走向胜利的将军们采取了边缘化的政策。仅仅在征服柏林一年之后，朱可夫元帅就被指控做出了“毫无意义和有害的决策”，被匆匆忙忙地打发到克里米亚半岛去了。1947年，斯大林把5月9日这一胜利纪念日由全国假日，降级为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同时把在街道上乞讨的残疾老兵们驱逐出去，送到了遥远的类似殖民地的北方地区。鉴于这场战争的敏感性，苏联的电影制作人着力于塑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是一位英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全能型领导人，导演米哈伊尔·切阿乌列里的影片《攻克柏林》（1949），是献给这位领导人的70周岁生日礼物，片尾是这样一幅画面：斯大林穿着白色的制服，搭载他的飞机从云层中降落下来，降落在纳粹德国的瓦砾之中。
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承认某些斯大林的错误，包括30年代的大清洗和1941年的惨败。“斯大林曾经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却是通过非常野蛮残酷的手段，”赫鲁晓夫告诫其同僚，“他摧毁了一切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赫鲁晓夫提升了官方宣布的死亡数字，认为这一数字应该为2000万，他认为胜利不应该归功于斯大林，而是应该归功于苏维埃人民的“伟大的、高尚的行为”，他们才是真正赢得伟大的爱国战争的人。在赫鲁晓夫解冻的“背景之下”，苏联电影界拍摄出了几十部关于1941—1945年的电影，其中很多都是关于后方浪漫的剧情片，但的确也有一些经典之作，如《飞翔的鹤》（1957），剧中人物比较复杂，同时具有模糊不清的含义指向，其暗含的意思是，虽然战争本身是英雄般的壮举，但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人都是英雄。20世纪50年代也有几部电影触及到了1914—1918年，例如根据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改编的电影，但该影片仅仅是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作为1917年革命以及接下来的国内战争的一个基本背景，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题，因为1957年正好是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1939年出版的《伟大的苏联百科全书》用了125页的篇幅，介绍一战的起因、过程和影响，然而1958年出版的第二个版本则把这一内容压缩到了5页的篇幅。只有其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得非常重要，然而其四卷本《红色的车轮》的开篇《1914年8月》（1971），首次出版地是巴黎，这部作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俄罗斯公开出版。
去斯大林化的运动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些恐怖事件究竟是一个人的错误还是整个体系的产物？赫鲁晓夫于1964年倒台的时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试图把盖子重新盖上。重塑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勃列日涅夫政权抬高了伟大的爱国战争的地位，使其成为新的崇拜对象。1965年5月，正好是二战胜利20周年，这是一个转折点，胜利日被重新确立为全国性的假日，而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新名字）这些英雄城市的博物馆都举办了相关展览。1967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面修建了无名战士墓，这几乎晚于西欧的先行者半个世纪。对于年轻的莫斯科人来说，拜访这一无名战士墓几乎成为他们结婚仪式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在他们开启自己的新生活之前，要对父辈及祖父辈进行报答，这种实践上的模仿行为很快在全国的战争纪念馆展开。伟大的爱国战争很快成为这个斑驳破碎国家新的黏合剂，这似乎成为合理的悲剧，也成为掩匿罪恶的方式。官方的历史宣扬斯大林在30年代进行的疯狂的五年计划，是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二战胜利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即使在21世纪，仍然有很多的俄罗斯人相信这一点。
在美国，1941—1945年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民族记忆中的一块神圣之地。三年半的战争使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这比1918年六个月的战争失去亲人的家庭要多一些，大约有30万人战死，100万人受伤。一个最悲惨的例证发生在弗吉尼亚的贝福德小镇，共有16个儿子死于诺曼底登陆的奥马哈海滩（这一令人震惊的景象也反映了1916年英国一些小城镇的情况，当时被招募的伙伴营，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就被摧毁了）。一位悲伤的父亲说他真想割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脑袋。这个小镇10年后树立起了一座战争纪念碑，当地的报纸也没有把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到一起，而是联系到了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这被美国人视为真正的大战，声称贝福德的这些男孩子是“那些穿着灰军装，诸如李将军、杰克逊和斯图尔特等军人的直系后裔”。
与苏联的老兵命运不同，美国军人得到了他们应有的奖赏。当时大约有1600万的男男女女服役于美国的军队，占到美国人口的1/8，这赋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更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该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展现出来的能力。鉴于二战之后关于福利问题的争论，罗斯福总统并不想给予士兵们特殊的津贴。他建议实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总体方案，并且警告说：“饥饿的人们，失去工作的人们，都是制造独裁统治的东西。”他认为，弥补的方法就是《第二权利法案》，对在1791年授予的政治权利予以补充。但很快，军团非常聪明地拾起了他的口号，要求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赋予老兵一些特权，它不断地对国会进行游说，得到赫斯特新闻集团的支持，以及由10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1944年6月正式成为法律，在接下来的10年间，370万的退伍老兵以较低的利率得到了住房贷款担保，780万的退伍老兵得到了教育和培训的补助金。
同苏联一样，而且可能比苏联要迅速得多，美国人对1941—1945年的讲述呈现出一个按照顺序的、情绪不断飙升的过程。它开始于美国在1917—1918年的十字军东征式的行动，随后通过绥靖政策的罪恶展示威尔逊的悲剧，接着美国拥有了赢得胜利、登上高峰的第二次机遇，最终赢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超级大国”这一名词是在1944年杜撰出来的一个新词汇。这可能是正确的。《芝加哥论坛报》认为：“世界的好运在于，这个强国与无可挑剔的目标是结合在一起的。”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的是，这个国家最具标志性的战争纪念碑，不是设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纪念碑，而是在墓墙之外的硫磺岛纪念碑，该碑树立于1954年，主要是为了纪念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死者，其1/3的损失都来自1944年硫磺岛战役。墓碑是仿照乔·罗森塔尔拍摄的海军陆战队著名照片建造的。在硫磺岛上遍布战死者的制高点，海军陆战队队员举起了星条旗，这一纪念碑的意义在于纪念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不是为了记录巨大的损失。
二战后，也没有发生过类似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和平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反弹。作为30年代影响人们情绪的经典影片《西线无战事》的导演，路易斯·迈尔斯通在二战之后没有沿袭一战之后的那种拍摄路线。例如，他拍摄的电影《火海浴血战》，主要展现的是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上反对邪恶的、危险的日本人的英雄事迹。战后几十年中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战争电影是《碧血长天》，这是一部描绘诺曼底登陆的影片，由达瑞尔·扎纳克策划，就像在拍摄《威尔逊》这部电影时一样，他想传达出一种界限分明的善恶对抗的信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找了一个经过仔细斟酌的国际演员阵容，包括约翰·韦恩、罗伯特·米彻姆，以及理查德·托德。鉴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能够提供物质上的援助，他把电影拍摄成黑白影片以增加其权威性，《碧血长天》隆重地纪念胜利者，颂扬他们的正确性，几乎没有质疑，也很少关注流血和勇气问题。这部电影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上映，恰恰发生在古巴导弹危机几个星期之前，它几乎没有涉及场面更为宏大的红军的战斗。“良性的战争”这一词汇是新闻记者特科尔在20世纪80年代杜撰出来的，恰恰是二战的胜利与越南战争的失败和羞辱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这基本体现出美国人对1945年夏天的正确判断。
在三个战胜大国之中，英国对于战争的态度介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美国人看来，这场战争的积极性非常明显，而英国则以更大的怀旧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因此对人们的回报也更加慷慨。在苏联，战争神话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一切发生得极为迅速和明确。最为重要的是，与1914—1918年进行明确对比，这点对于英国如何看待1939—1945年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原因在20年之后才得以反映出来。克莱门特·艾德礼进行过简单的对比，“我们面向的是未来，而保守党则关注于过去”。事实上，保守党宣言中的许多政策与工党是极为相似的，“维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率”，一项进行住宅建设的紧急计划，推行国民保险的“贝弗里奇计划”，以及全面的医疗保险，其对象涉及所有人。所有这些政策都得到了承认，甚至年轻的保守党人如布特勒等人都表示认同，他们认为这是对一代经历了又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的必要补偿。但是两个政党的基本分歧在于推行这种计划的速度，以及国家干预控制的程度。保守党希望放慢推进的速度，要在经济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要避免普遍的国有化。1945年6月4日，丘吉尔断言：“没有政治上的监管，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体系”，而工党“有可能后退到某种程度的盖世太保式的统治，盖世太保最初的指导思想无疑也是非常人道的”。保守党草率的竞选活动正发生在关于贝尔森集中营的报道充斥报纸和纪录片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上的大错误。艾德礼巧妙地利用这一事件作为证据，即作为盟国领袖的伟大领导人，以保守党党魁的身份回归现实。而且，他提醒选民，这个国家在1918年之后，在保守党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他们选举的战争领袖中，劳合·乔治就是一个例证。这成为选举过程中工党的一个关键性论调，即劳合·乔治在1918年赢得选举的胜利之后，其承诺如何化为泡影，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领域冲突和经济上的大萧条。
工党在1945年的选举纲领《面向未来》，主要希望能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且试图帮助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那些受害者。例如，国家对煤矿的控制，也可以描绘成自1913年、1919年和1926年的大罢工以来漫长斗争中的最后一战。1947年新年那一天，在矿井外的官方标志后面隐藏的是真实的情况：这一煤矿现在是由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煤炭委员会经营管理。同样地，对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部分是出于对1931年金融危机的一种回应，当时这场危机导致了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垮台。事实上，工党正在利用在下议院中占据的大多数地位推行其以往议事日程上的政策，这些政策在1924年以及1929—1931年因为工党居于四面楚歌的少数派地位都没有能够实施下去。尽管工党政府的改革并没有像其看起来的那样激进，例如，新建立的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仍然允许医生们继续进行私人执业，但是整个计划放在一起，仍然标志着20世纪英国政治土壤上发生了最为剧烈的变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保守党在1951年重返政坛的时候，他们大量继承了工党的国有化措施，包括煤炭、铁路和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以及整个体系赖以运作的凯恩斯经济学。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执政的时候，这种两党一致的趋势才彻底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拉尔夫·达伦多夫的话语，他一直注意观察战后的英国和德国，他认为艾德礼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新分配计划，而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做准备”，这使得1945—1951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一个后记。他认为，工党的日程安排在社会领域是正确的，在经济领域则是错误的。当时，还有一些人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例如，有人质疑这种全民医疗保险的费用。但是经历过1939—1945年这一段时期之后，特别是在看到对1918年遗产的映衬之后，在社会领域里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似乎也是极为必要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关于英国是福利国家的说法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纳粹党人曾经用“福利国家”这个词来攻击魏玛共和国，但这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期间被英国拾起，成为这一迷恋于权力的专制的“福利国家”的反义词：构建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关注于公众福利且权力有限的政府。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之下，福利国家才意味着中央指导，高额的公共开销，以此推进公众的福利。这很快成为一种标准的用法，尽管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政府宣传的论调并不一样。
然而，工党政府及继任的保守党政府仍然使得英国以福利国家的方式进行运作，同时维持征兵制度到1960年，并继续坚持英国扮演的全球性角色。1947年5月，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拒绝承认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的说法，他坚持说：“我们一直都认为英国是维持世界和平最为重要的几个大国之一。”他和艾德礼都确信英国需要制造自己的原子弹，这既是出于安全的需要，也是为了国际地位。贝文告诉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大臣们，“无论需要多少的费用，我们都必须拥有这件武器”，“我们必须让鲜艳的英国国旗在其上端飘扬”。英国备受瞩目的帝国撤退战略，特别是1947—1948年在印度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退出，并没有偏离英国对其他地区基本的承诺，两党都力图保持英国在非洲、中东和比较关键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亚等国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财政负担。1953年，国防费用占到了国家总收入的9.3%，而社会保障支出只占到了5.6%。必须承认的是，这发生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防支出的比重才恢复到了1914年之前的水平。
维持比较庞大的军事力量的一个正当理由就是全球范围的冷战。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于处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再加上国内的抗议，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预算额度急剧地缩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一样），但是1945年之后面对苏联的扩张，这种做法是比较荒唐的。英国对于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的双重承诺，也反映了这一国家对其支付能力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的确不是毫无根据的，1951年，英国的工业产值大体相当于法国和西德工业产量的总和。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现实的急剧变化促使白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胜利的取得坚定了英国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英国还是一个世界强国。
这种成功带来的成就感通过当时英国拍摄的大部分电影闪亮地表现了出来，总的数字特别引人注目，1946—1965年，大概拍摄了100部相关题材的电影。20世纪40年代末期，大约有3000万的英国人每个星期都去电影院看电影，而当时英国的人口总数大约是5100万。到1959年的时候，观众人数下降到1500万，但这仍然与全国性日报的发行数量相差无几，其中多部电影都因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在电视上重播而获得了新的生机，观众人数因此急剧增多。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电影传达的信息基本是一致的。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不同，这一时期不存在对战争正确性的质疑。双方的士兵也没有被描绘成是作为大屠杀受害者的普通人。在大多数的电影里面，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形象都非常清晰，是完全的“反面人物”，纳粹也没有被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罪恶团体，而被认为是长期受到毒害的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的一种延续。电影宣传的潜在论调——战争是必要的疯狂，与普通英国人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其中有几部电影，如《桂河大桥》（1957），的确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扭曲的性格，甚至精神障碍是造就士兵勇猛的必要因素。但是大部分电影在方法上都是非常直接的，其论调也非常积极。电影主要关注于男性以及男性的价值观。他们的英雄人物，是类似于杰克·霍金斯和理查德·托德那样的明星，通常具有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外表冷峻，讲着带有一定口音的英语。除了偶尔提及澳大利亚人，这些电影对于盟友的贡献很少涉及，包括美国，更不要说苏联了。而且，这些电影作品也没有触及战争的大后方和平民，更不要说妇女的作用了。电影主要集中讲述的是白人男子的英雄事迹。当然，人们观看这些电影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项充满令人激动情节的娱乐活动，特别是从战争集中营中逃离出来的囚犯，这一题材尤其受到欢迎。在潜意识里，这些电影主要是为了宣扬1940年英国单独作战的场面，因此对于塑造国家认同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两章主要是揭示出英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如何重新塑造了它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念。1945年取得的胜利，是对显而易见的罪恶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英国在其中扮演了英雄般的角色，这与1918年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1945年之后的20年间，借助于二战带来的荣耀，英国一直都存有或多或少的满足感。只是在这一光环开始黯然失色的时候，对于1939—1945年的态度才开始发生了转变。1914—1918年终于得以从这一阴影中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