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英国兵

几乎所有关于7月1日的故事都有特雷布林卡

的倾向，那些温顺的年轻人排成长队，身穿质量非常差的军服，负担沉重，脖子上挂着编号，沉重缓慢地穿越一片毫无特征的景观，走向导致他们自我灭绝的铁丝网之内。

——约翰·基根，1976

他们排成一行，漫长的一行，歪歪扭扭的一行，

静静地站在那里，

他们的队伍好像已经伸展到了

奥维尔和维拉公园的外面……

——菲利普·拉金，1964

菲利普·拉金创作的这首诗，灵感来源于一幅照片，相片拍摄于1914年8月，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们排队等待志愿加入基奇纳的新军，看起来他们好像在排队去观看一场板球或者足球比赛。1914—1915年，大约有250万的志愿兵应召入伍，大约占到整个一战期间英军570万士兵的一半。拉金对这幅照片的反应具有非常伤感的浪漫色彩，他的这首诗配有图片，很快在60年代成为指代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纯真的一种流行方式。这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留着小胡子的古老的面孔”“金钱和君主”“穿着暗色衣服的儿童”“酒吧/全天开放的酒吧”“身着各色衣服的仆人”“巨大房子里面的小房间”。（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拉金是布伦登和萨松钦佩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最后，他只能叹息：

再也不要这样纯真了，

无论以前还是以后，

千万不要再这样纯真了。

50年之后，拉金对于1914年8月的回忆，在起名的时候故意采用了古体主义的形式——MCMXIV（这一串罗马数字只有在旧式的座钟上或者在阵亡士兵的墓碑上才能看到，意思是“1914”）。这是一代人通过自己的眼睛和想象对另一代人进行的观察。是什么使得这些年轻男子排成的“长长的、歪歪扭扭的长队”如此让人心酸呢，那就是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但是当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种军事历史的新形式，他们力图通过出版普通战士对于战争回忆的书籍，重新复活这段历史，而没有像通常那样选择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故事。这种新的历史形式的目的在于展示战役中的泥浆、热血和创伤。在这一过程中，大战对于英国的意义逐渐浓缩到了非常神圣的一天，即1916年7月的第一天，这被理解成大屠杀的时刻。

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索姆河战役的书籍。布莱恩·加德纳，这位战争诗歌选集《死亡之线》的编辑，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非常薄的、对这场战役持怀疑态度的书籍。他在序言中不动声色地引用了半官方的出版物《黑格的指挥》中的话：“索姆河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军队指挥官所具有的天才般的指挥能力。”1966年一战50周年的纪念之际，小说家约翰·哈里斯出版了《索姆河：一代人的死亡》，认为这五个月战斗的特征就是“荒唐的、无意义的大屠杀”，但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史诗”。哈里斯认为没有任何一场战役像索姆河战役那样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因为它对下一代的政治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导致了“不惜以任何代价维持和平的迷恋”，而这则为另一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

20世纪60年代关于索姆河战役最为权威同时立场比较客观的著作的作者是安东尼·法洛—哈克利，他是一名现役军官，曾经参与过二战和朝鲜战争并获得荣誉，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在其书籍的结尾部分，他对各方面的争论进行了评估，指出“有两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第一，黑格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对德国军队的突破；第二，黑格也的确削弱了德军在西线的力量，就如同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削弱了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法洛—哈克利估计双方的伤亡大约都是在60万人。他指出：“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数字的总和仍然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恐怖，就像它一度对劳合·乔治产生的冲击那样。”但他回避了指责某些人，认为“索姆河战役，或者更确切地说，整个的这场大战，最终是整个欧洲乃至美国的责任，它们创造了通向这条道路的条件”。

这些书籍中的每一本都全面描述了索姆河战役，大多数运用了官方的历史材料，还有来自将军和政治家们的回忆录。但马丁·米德布鲁克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与众不同，此书出版于1971年7月1日，其出版时间值得我们关注。1966年，英国政府履行了仅对官方档案保密50年的承诺，解密了大量关于1914—1918年的官方档案。米德布鲁克是公共档案馆大规模资料的最早受益者之一。他也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关注一战中的普通士兵的人，这些士兵当时已经70多岁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因而有大量的时间而且有意愿重新反思他们曾经遭受过创伤的时光。米德布鲁克交叉地运用了官方档案资料和退伍军人的回忆资料，他调查了526名英国老兵和20名德国老兵，有的是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有的是通过调查表的方式进行的。这主要是基于个人的追求，是由他个人完成的，他并不是一名职业的历史学家。米德布鲁克出生于1932年，在林肯郡经营家禽生意，生意非常兴隆。但他被一战深深吸引，甚至可以说产生了迷恋，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两个叔叔作为士兵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而且因为他在1967年参观了索姆河战场，看到那么多的墓碑刻着的日期是1916年7月1日，这深深触动了他。回到家乡之后，他把粘在他靴子上的已经干燥了的索姆河的泥巴奉为神物，“就像它是一个宗教的圣物一样”。

最终刺激米德布鲁克写作愿望的是196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死亡契约》，作者是约翰·哈里斯，他后来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短小精悍的通俗历史著作，还因为创作了一系列名为《检察员贝利》的犯罪题材小说而成名（所用的笔名是马克·赫布登）。在成为一个自由撰稿的作家之前，他是《谢菲尔德电讯报》的记者，在访谈这座城市的伙伴营时对索姆河战役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朋友群，从1914年8月他们身着盛装一起参军讲起，一直讲到1916年7月他们在塞尔河附近的一个村庄被炸成碎片。书的题目来源于《圣经·旧约》中的一句诗文，“我们已经与死亡订立另外一个契约，我们与地狱达成了协议”，这句话正好是叙事者在登记参军那一天偶然打开的那一页。这部小说一共450页，过于冗长，而且缺乏节奏感，但是它关于7月1日的描写的最后那60页非常引人入胜。小说最后的冷嘲热讽显得特别吸引人，“从来没有人质疑索姆河战役……加里波利战役之后，很多人被解职了……但是在索姆河战役之后，一切都在继续，跟以前完全一样地继续”。小说最后的结语成为很多前伙伴营的座右铭——“酝酿用了两年的时间，但是破坏它却仅仅用了10分钟，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真相”。

1968年4月，在阅读了《死亡契约》后，马丁·米德布鲁克对他的妻子说：“我要通过普通士兵们的视角，写一本关于索姆河战役的书。”鉴于哈里斯对于其中的一个军营进行了详细清晰的描述，米德布鲁克准备真实地描述出1916年7月1日英国各个军营的状况。对于整个创意的过程而言，与档案和访谈同等重要的是想象力，米德布鲁克了解索姆河，他也要感知索姆河，这种新的感情主义的色彩是20世纪70年代描写一战士兵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最初的时候，米德布鲁克设想自己做调研，写作交给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朋友来执笔，然而这种合作关系没有成功。最后，米德布鲁克惶恐不安地开始了写作，他自己也承认，自从17岁离开学校之后的20年，再也没有写过比商务信件更长的文字作品。他面对的是异常艰难的学习进程，有一位读者友好地问道：“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分号吗？”而且他也需要努力地说服文学代理商。最终，企鹅出版社认可了他提供的样品章节的优点，与他签署了合同。他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他的书籍不是把每一个士兵的回忆转换成第三者干巴巴的陈述，米德布鲁克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让士兵们自己直接对读者讲述呢？”而作者和军营单位都用括号的形式标注出来。为了保证基奇纳新军的“精神栩栩如生”， 米德布鲁克继续采用了这些志愿者兵营原来使用的名字，而没有采用后来英国官方授予他们的名称。他把西约克郡的第十五兵营称为“利兹的伙伴们”，皇家爱尔兰第十四步枪营称为“贝尔法斯特的年轻公民”等诸如此类的提法。事实上，1916年7月1日，还有许多正规军和地方自卫队参与了战斗，其中大部分也被杀死了，但是通过高度关注这些地方自卫队的辛酸故事，米德布鲁克帮助塑造了伙伴营的持久偶像地位。

这种组合成的书籍读起来就像是一场希腊悲剧。我们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走上其命运的不归之路。米德布鲁克描绘的生动细节增加了战役最后几个小时的紧张程度，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例证：

当军队开往前线的时候，师长愉快地说道：“祝你们好运！战壕里面已经没有德国人了，我们的枪炮早就把他们送进了地狱。”

让我们来看一眼正在准备实施突破的骑兵部队……满头大汗的炮兵们，光着膀子，一些人的耳朵因为长时间震耳欲聋的炮声而渗出了鲜血……还有新挖的、超宽的战壕，这似乎是为大规模的葬礼准备的一样。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行军过程中距离我最近的那个人。我那时只有18岁，还没有达到参军的法定年龄，他看起来比我稍微年长一点……他温柔地对我说：‘比尔，不要担心，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他说话的语气就像妈妈安慰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一样。”

我们整晚站在进攻战壕里面，如果躺下就实在太拥挤了，也许有点打瞌睡，所以我们只能靠着沙袋，幸运的人可以喝到用汽油桶装的热腾腾的咖啡，当然也会有朗姆酒，“当我们站在积水的战壕之中时，谁还会介意汽油的味道呢？”

一个仲夏的清晨，非常早，刚刚过了4点……英军实施了大规模、持续性的轰炸……一些英国兵跪下来进行祈祷，一些人死死地盯着家庭的合影，一些人拿出了他们的书，在背面写下了他们的愿望，突然命令传来，要求他们立刻装上刺刀。

上午7点30分，英军大炮异乎寻常的平静，“这是非常可怕的寂静，天空中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鸟儿在天空盘旋，掠过战壕，清晰地歌唱着”，然后……

7点30分，在士兵们跳出战壕之后，米德布鲁克带领我们沿着前线对每个军营依次追踪，这是依据官方的战争日志和幸存者的回忆构建起来的。通过第八章的记述，我们已经知道，结局是毫无疑问的。“投入进攻的6.6万名士兵中，死伤的人数大约占了一半，在仅仅60分钟的时间之内，就有3万名士兵或被杀死，或受伤了。”但是攻击仍然在继续，就像米德布鲁克描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一直持续到那个仲夏日暮色降临的时候。

他最后的章节特别具有沉思的和分析性的特征。带着深深的遗憾，米德布鲁克发现除了发动进攻，没有其他替代性的选择，因为英国需要对在凡尔登的法军提供支持。但他对这个战役的计划提出了批评。按照约翰·特里恩为黑格将军所写的传记，米德布鲁克把主要的攻击目标指向第四军的指挥官亨利·罗林森将军，他对于炮兵的齐射式攻击充满自信，认为这会彻底摧毁德军，拒绝沿用传统的步兵战术，希望通过“轰炸程序”尽可能迅速地掌控敌军的战壕。但结果这些排成长队行进的英国兵，在穿过无人区的时候行动缓慢，反而成为德国枪手容易攻击的目标。对于米德布鲁克来说，1916年7月1日，既是一项必要的行动，同时也是可以避免的一场悲剧。他用了很短的篇幅承认，当索姆河战役一直持续到秋季时，德国身经百战的军队最终失去了最核心的力量。当然，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单独的战役，最终的伤亡统计（19240人死亡，35493人受伤）表明，这是英国军队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天，伤亡远远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布尔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总和。米德布鲁克认为：“至少对于英国人而言，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个国家270万的伤亡人数中，大约80%的伤亡发生在1916年7月1日之后，绝大部分发生在西部战线。米德布鲁克断言：“因为把很多的骄傲和鲜血投入了这一天，在为投入的这些东西获得足够的回报——也就是完全的胜利之前，英国不可能抽身退出这场战争。”

1976年，另外一本书也对1916年7月1日的英军经历进行了解读，在强度上与米德布鲁克相同，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与米德布鲁克一样，约翰·基根也出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34年），他没有参加过这两次世界大战。但他的职业是设在桑德赫斯特的英国皇家陆军学校教授军事历史的教师，他对于历史中“战争仅仅局限于非感性层面的描述”的不满逐渐增加，他和他的同事们逐渐开始传播一种理念，即应该关注战争的非军事场景，这就类似于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构筑“英国公爵的府邸”，实际强化的是这是“乡间府邸”的错觉。对大战的正确认知，应该通过思想而不是行动，通过语言而不是鲜血，通过地图而不是泥浆来进行塑造。他通过非常冷静的观察，得到的结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的编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世界上这场最大的悲剧之一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描述，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情绪”。作为一个课堂上的战士，基根的问题在于：“在战斗中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开始试图通过对三场战役的案例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分别是阿金库尔战役、滑铁卢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每一场战役都代表了军事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通过观察这些战役中的士兵们如何战胜恐惧、如何止住流血的伤口、如何走向死亡，他希望能够“对战争的另一个层面有所了解”。

在对1916年的案例研究中，基根只研究了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他赞颂了米德布鲁克取得的“非凡成就”，认为他的书堪比威廉·索伯恩写作的关于滑铁卢的经典历史书籍，该书同样建构于普通士兵回忆的基础之上。基根并没有进行新的调研，既没有与士兵们进行访谈，也没有采用新的档案资料，而是通过现有的资料分析战役中技术的交锋，特别是关于步兵和机关枪的案例。与米德布鲁克一样，他对伙伴营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之情——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关于一战的故事让人如此辛酸，但对他们缺乏作为士兵的基本技能而遗憾，他认为第四军的战术过于简单，只会简单的炮击和行走，这也是军官们对于这些缺乏经验的志愿兵可以理解的安排。他也承认，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并不是彻底的军事失败，但的确是人类的悲剧。在这里，他同米德布鲁克一样，用了“大屠杀”这一语言，断言关于7月第一天的描述具有某种特雷布林卡的风格，“那些温顺的年轻人排成长队，身穿质量非常差的军服，负担沉重，脖子上挂着编号，沉重缓慢地穿越一片毫无特征的景观，走向导致他们自我灭绝的铁丝网之内”。在这里，他又一次同米德布鲁克一样，认为1916年7月1日开启了西部战线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工业化的战争的确击中了要害。基根最终结束其对索姆河战役的描述，采用的是布伦登、格雷夫、萨松等人抗议性文学的方式，并对关于一战最好作品的“高质量”与二战作品的缺乏进行了对比。通过进行解释的方式，他开始认识到，1914—1918年之后，人类能够或者不能够忍受的所有限制最后都成了现实，因此“战壕中传来的声音代表了工业时代每一个士兵的心声”。

基根和米德布鲁克对于大战经历的描述招致了传统军事历史学家的不满。卡罗利·贝洛特给企鹅出版社写了一份报告，谴责米德布鲁克提供样品的那些章节，抱怨说这些被访谈的人所说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东西”。这令人回想起萨松，他认为米德布鲁克是“重复所有关于高级指挥官的陈词滥调”，其写作风格本身也是非常平淡和无聊的。贝洛特从来没有改变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但他同样遭到黑格将军的拥戴者特里恩的谴责。 其他的历史学家也抱怨说，米德布鲁克和基根的写作风格给关于大战的研究施加了残暴的特征，他们关注的是英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最坏的一天的场景，他们强化了这场战争无能和无意义的屠杀，而这在整个索姆河战役中非常普遍，是整个西部战线战争期间的一种常态。

传统军事历史学家与新型写作模式的作者，他们之间的分歧开始暴露出来。传统军事历史学家研究战略、指挥与战术的具体运作，而新出现的这些作家则关注战争中普通士兵们的经历。这种“新的”军事历史的作者往往都是自学成才的业余史学家和作家，就像米德布鲁克一样，他们依赖的是比较时尚的家族史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根源来自《寻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冒险故事》，该书的作者是非裔美国人阿历克斯·哈雷，他把其家族的故事追溯到昆塔·肯特在1767年作为奴隶被贩卖到马里兰之后的第一个世纪。这本书以及系列的电视短片鼓舞了世界上的很多人去追寻自己的根。1974年，英国成立了一个家庭历史研究联合会，通过出版物及两年一次会议的形式强化人们在这方面的兴趣。1979年，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一系列节目中，第一部就是关于“家族史”的系列节目。专业的杂志同样强化了这一进程。最早开始的是《家谱》杂志，创办于1984年11月，创办人是迈克尔和玛丽·阿姆斯特朗，他们在剑桥的拉姆齐使用便携式打印机开始了编辑工作。他们非常热衷于家族史的研究，也看到了建立此类杂志恰逢其时，但他们没有拉到商业出版商的赞助，于是他们像米德布鲁克一样，毅然决定自己开始这样的工作事业。一战为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研究领域，因为一些先辈服兵役时，在官方的档案之中留下了简短然而非常清晰的书面记录。尽管在1940年的闪电战期间，许多文件都被破坏了，但仍然有275万士兵们的书面记录被保存下来。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这些记录自从1996年被逐渐开放以来，成为档案馆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

正是这种根植于对祖先们日益增长的激情的新型军事历史，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米德布鲁克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在出版后的第一个五年就卖出了4万册，到2005年，则达到13万册。171986年，继在《巴恩斯利纪事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后，当地作者乔恩·库克出版了《伙伴》一书，描写了在当地长大的两个军营志愿兵的传奇故事，他们都参与了1916年7月1日的战斗。作者依据的主要是幸存者的讲述。该书激发了一系列关于伙伴营故事的书籍的出版，迄今为止至少出版了12本类似的著作，内容涉及阿克林顿、达拉谟、利物浦和斯温西。这些著作多数集中于1914—1916年，特别是1916年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但是很少涉及战役中其余的参战单位。换句话说，他们讲述的是现在比较熟悉的内容与模式，这种模式是由哈里斯和米德布鲁克建立起来的，他们关注的是地方的历史如何演变成为民族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出版的关于基奇纳志愿者新军的书籍都没有关注到伙伴营的故事，他们的身份认定、他们对于战争的奉献，这些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如同米德布鲁克一样，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的制片人林恩·麦克唐纳，在1972年与一群老兵重回战场所在地之后，开始被一战深深吸引。她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在对退伍军人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写了一本关于1917年第三次伊普尔战役的书《他们称它为帕斯凯达莱》，该书于1978年出版。“如果这本书读起来就像一本小说，甚至说像一个恐怖故事，请一定不要谴责我，”她告诉读者们，“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更精确地说，它是根据600个真实的故事编辑出来的，同时来源于见证伊普尔血浴过程的目击者的描述。”她解释道：“写作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只是随着混战的展开，依据事情发生的经过，编辑整理他们的经历，并且对此进行解释。”在接下来的20年里，麦克唐纳积累了大量的访谈资料，又出版了关于战争不同阶段的更加畅销的书籍，包括加里波利、索姆河和1918年春天的战役。这些书籍的写作风格基本一致，写作方式是大量引用与老兵们会谈时的记录，她认为这样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战役的进展。她的叙述基本上是一个框架，即虔诚地展示这些士兵的证言和证词。

这种写作方式，对于历史的研究而言，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尽管普通参与人的回忆能够补充官方档案没有记载过的细节，这些细节的确非常抓人，也非常重要，但学者们不能也不应该认为这些“证词”比其他的资料来源更为可靠。在这里，我们以米德布鲁克关于索姆河战役的描述为例，他记载了服役于炮兵部队的F.W.彼得尔中尉对1916年7月14日骑兵部队冲锋的回忆：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他们手持长矛、举着三角旗飞奔，他们径直冲上了高耸的树林密布的山坡。当然他们很快就坠落了……人和马都跌落在了地面上，没有任何抵抗机枪的可能和希望，德国人在山脊上面，向着山谷里的英国士兵开枪，这是一场完全的溃败景象，极其壮观，只不过是一场悲剧式的壮观景象。

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姆斯比较公正地对目击者提供的证词片段进行了分析和处理。首先，作为证据，1916年提供的摄影图片更为清晰一些，当时的骑兵部队已经放弃了用锦旗来作为装饰。其次，骑兵们冲向茂密树林在夏季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遭遇猛烈的炮轰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即使是步兵也很难突破1916年7月14日夏季的高坡山林。最后，上述单位的战地日记显示那天他们的伤亡非常小，反而对德国的机枪手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实际上，当时的骑兵主要是骑马步兵，目的是快速移动，以便在德国军队部署完毕和挖掘战壕之前就摧毁他们。简而言之，高地森林并不是一场“英烈传”，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的中尉通过自己的“心灵之眼”如此看待它。用霍姆斯的话来说，彼得尔准确地描述了我们想听到的那样一种史实，这是鉴于我们对于索姆河战役无用论的假设的陈规想象之上，而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记忆”因此不是对于过去发生事情的类似照片式的记录，或多或少都有可以被打扮的特征，而且可以这样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带有构建过去和现在的倾向。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非常准确美好地抓住了这一点特征，这体现在他对阿金库尔战役之前的描述：

老人们记性不好，可是即使他忘记了一切。

也会分外清楚地记得，

那天里他干下的英雄事迹……

“分外清楚地记得”——换句话说，就是画蛇添足地对故事进行装饰。这一旋律在阿里斯泰尔·汤姆森1987年写作的《澳新军团回忆录》中已经被揭示出来了，该书比较精细地记录了澳大利亚的老兵们在80年代从不同的视角，对他们在一战中经历的描述。为了描述这一进程，他选择的专用词汇是“镇定”，这个词具有两层含义，我们用“公众的语言和文化上的意义”构建了我们的记忆，我们这样做所采用的方式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和身份感到舒适的方式，“那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镇定的感觉”。汤姆森的广泛采访显示，第一位非常健谈的士兵，经常在重复使用的个人逸事，实际上是来自官方写作的历史中的一种镜像。第二位老兵，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在战后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型时期，他体现了非常完整的澳大利亚人的特征——嗜酒的、友好的和粗鲁无礼的特征——使自己的形象能够作为澳大利亚男子汉形象的代表体现出来。第三位老兵，1916年弗隆美尔炮火的轰击导致其神经崩溃，因此他对澳新军团4月25日的纪念日采取了沉默的疏离态度。他后来成为劳工的维权人士，这赋予了他一个新的清晰的无产阶级身份，也是帝国主义残杀的受害者的身份。然而，20世纪70年代退休之后，他把自己的战争经历表达出来，在不违反其反战原则的情况下，其态度是非常公开和积极的。

通过这三个差异悬殊的例证，汤姆森指出，口述历史——最初是对学术研究过于把官方文件作为唯一正确资料来源的比较合理的反应——也需要对自己的方式进行批判与反思。50年过去之后，士兵们所回忆的东西并不一定自动转换成为“现实”，历史学家必须敏感地意识到这种证词是与“公开表达以及个人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个因素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汤姆森的批评，适用于整个大战时期对于来自士兵们的“声音”的普遍推崇，尤其与澳大利亚有着特别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澳大利亚，关于澳新军团的神话已经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想象力。1965年，关于加里波利的上市书籍已经开始低调起来了。它的纪念仪式完全由退伍军人服役联盟的退役军人们掌控，他们反对的是左翼人士对于战争的诽谤，后者认为老兵们上午还在美化战争，下午就进行酗酒和赌博。对于众多的小学生来说，澳新军团的仪式是“非常严肃的，其语言用词让人非常迷惑，我们对它极其懵懂，但是又必须充满热情地去反复吟诵，我们不断地被告诫，以免我们遗忘这段历史，但对它们，我们实在是弄不清楚，还是有可能忘记的”。一些报纸也在质疑，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如此简单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悉尼的《镜报》发出疑问，“难道澳新军团日对于未来的一代而言，就像特拉法加和滑铁卢一样，丝毫意义都没有了吗？” 但1965年之后接下来的1/4世纪里面，澳新军团士兵在澳大利亚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更加根深蒂固，比英国兵在英国的影响要大得多。按照阿里斯泰尔·汤姆森的说法，这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新的结合。

由于澳大利亚在1915年4月25日经历了加里波利战役的炮火洗礼，20世纪20年代的这一天被确立为国庆日。按照一位神父所说，这种纪念仪式仍然反映了与“英国宗主”的“线性的用鲜血凝成的亲属关系”。墨尔本市的纪念堂建成于1934年，东墙上写着“纪念维多利亚时期，1914—1918年战争时期为帝国服务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当澳大利亚在1939年再度投入战争的时候，这些士兵继承了他们先辈们的衣钵，以“帝国澳大利亚第二军团”自称。 就像第一次一样，他们把挫折归咎于伦敦的无能，特别是在1942年初新加坡投降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说此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开始露出对英国的离心倾向，政策开始转向美国，并开始自作主张，这一结论其实有些过于简单。1944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佩尔西·斯彭德宣布，“最为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但是这丝毫不会减少它与大英帝国之间的亲属联系。澳大利亚是英国的一部分，在罗伯特·孟席斯及其自由党在1949—1972年的漫长任期之内，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至于他们的工党对手，亚瑟·卡尔维尔和班·奇夫利任期之内，这种感觉同样是一个事实。

的确，战后的澳大利亚一直在强化与美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1965年，即它深深地并且具有争议性地卷入美国的越南战争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戏剧化，而英国对这场战争则保留了置身事外的态度。然而，这种界限极其清晰的政策变化的催化剂，即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增长与英国帝国主义实力的下降，并没有迅速地发挥作用。1961年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为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表明英国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帝国转向了欧洲。这也迫使澳大利亚，无论政治家还是公众，都在寻求并重新调整这个国家的定位，虽然这一进程已经缓慢地持续了多年。而在1961年后，澳大利亚开始加速寻求更大的独立性，这是工党领导人推动起来的，他们为了攻击孟席斯及其保守党的同僚们，很快实现了从伦敦向美国的转向。保罗·基廷非常直率地指出，英国“已经抛弃了我们，加入了共同市场”。

这一时期，也是澳大利亚的现实与未来都非常不明确的时期。正值此时，一些作家对澳大利亚在一战中的经历产生了新的兴趣。肯恩·英格利斯特别注意到了当时被忽略掉的查尔斯·比恩，澳新军团传说中一位领导人物。查尔斯·比恩是关于一战的澳大利亚官方历史作家，但他的作品不同于英国那种毫无感情的、自上而下的被约翰·基根所奠定的基调。比恩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写作模式，这比马丁·米德布鲁克在英国进行的实践要早得多。通过广泛地运用20世纪20年代的个人日记、士兵们的信件和口述的历史，他从这些资料中整理出来澳大利亚士兵的独一无二的斗士形象，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潮流的产品，是澳大利亚这一不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的产品，而这是由深深的对伙伴们的忠诚所塑造出来的。这种潜在的身份在战争中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比恩在1924年宣称，在加里波利，“澳大利亚的民族意识诞生了”。 比恩关于澳大利亚身份的定位，在围绕加里波利展开50周年纪念的时候，被英格利斯和其他一些人复活了，成为对一战中澳大利亚士兵新研究的模板。比尔·甘米奇充满情绪的著作《破碎的年代》（1974），就是从比恩那里得到的启示，他认为比恩的著作是对澳大利亚历史做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他的书籍引用了大约1000名士兵的日记和信件，其中有272个士兵的资料的是他亲自访谈和通信得到的。甘米奇声称自己的目的仅仅是简单地展示出“一战期间澳大利亚士兵的思想和感情”，但结果是，他很少表现出对战略或者战术上的关注，他认为这些士兵是最高指挥官们的受害者。事实上，与比恩不同的是，甘米奇认为这些士兵的战争是不可赎回的悲剧。“没有比一战更大的悲剧了，”他坚持认为，“一战吞噬了一个时代，制约了其后的时期，它玷污了它刚爆发时时代所标榜的理想，它比它想要避免的所有罪恶带来了更大的牺牲和恐怖。”甘米奇强调加里波利战役导致“国家地位、兄弟情谊的巨大牺牲”，同时强调澳大利亚在索姆河战役期间遭到的更大损失——造成了大约超过5000人的伤亡，这是在7月19日到20日在弗隆美尔佯攻中牺牲的（澳大利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更为残酷和悲剧性的夜晚），另外在博兹地区有2.3万人的伤亡，在7月和8月间的几个星期之内就经历了“巨大牺牲”，而这仅仅是为了“赢得地面上几英尺的进展”。

他笔下的士兵都是被迫卷入这场混乱的普通士兵，然而他们的精神几乎没有被摧毁，甘米奇高度赞扬他们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认为，战争真正打破的是1914年之前形成的世界观。这不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点已经被澳新军团的英雄们强化了，并取代了旧有的对帝国的感觉，同时也存在政治上的破裂。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工党（ALP）重返政坛，甘米奇主要从左的角度进行写作，坚信“1914年，澳大利亚已经需要为大多数人提供一个天堂式的乐园，需要从旧世界的罪恶中净化出来，应该以民主和平等作为自己国家的特征”。但是这种非常尖锐的战争民族主义，以及1916年征兵制度引起的争论，导致了澳大利亚工党的分裂，因此“1914年澳大利亚寻求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社会天堂的大多数人，或者被撕裂，或者已经群龙无首了”。而保守党则与那些在战争中持有严格的澳新军团精神的人们结合在一起，在澳大利亚生活中产生了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消逝了的影响。甘米奇关于士兵战争的描述，与爱德华七世时代英国兵地狱般的旅程的传奇故事有很多共性特征，尽管1914年8月的那种绵延的热情早已经远离我们的时代，他得出的结论认为，“加里波利战役之后九个月发生的一切还在我们身边”。

基于甘米奇的这种写作方法，流行书的作家帕奇·亚当·史密斯在1978年出版了《澳新军团》，该书配有众多插图，短小精悍，可读性非常强，写作主要依据的是更大量的老兵们的证词和回忆。在前言中，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是地狱”。“但是在我们试图诋毁它、证明它不合法之前，我们不应该谴责战争的受害者，每一位参与战斗的人都是受害者。”尽管是受害者，但关于战争的记载中并不存在圣人。她在书中涉及一些禁忌，比如说妓院和性病，并褪掉了约翰·辛普森身上的神话色彩。辛普森是澳大利亚传说中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说他用一头驴把伤员从施雷普内尔山谷运到了海滩，从早到晚一直往返于这两个地方，其壮举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直到1915年5月18日被杀死。她提醒读者，辛普森是在英国泰恩赛德出生长大的，他17岁的时候离开家乡作为船员环游世界。真实的他是一个“酒鬼，是一个爱吵斗的人”，喜欢打群架，而不是后来艺术家们和那些唱颂歌的人塑造出来的精致的、唯美的形象。亚当·史密斯的作品有意地没有涉及战略和将军们这一层面。将军们远离战场数英里来玩这场战争游戏，只要他们喜欢，这些将军可以不管牺牲多少人的生命，他们没有考虑到那些血肉之躯，没有考虑到那些令人纠结的铁丝网。亚当·史密斯毫不保留地指出，英雄们就是这些普通的士兵，他在书中对他们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时代被推得越来越远，我们的后代谈及你们的时候，就像我们谈及的温泉关300勇士一样，但是我因为认识了你们而倍感荣幸。”

甘米奇和亚当·史密斯的描述，推动了对1914—1918年澳大利亚士兵研究兴趣的新浪潮。到1981年，《破碎的年代》已经卖出了1.7万册，《澳新军团》则卖出了3万册，这个数字是在它出版平装本之前。 另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是比恩的另一项创造，是他在1941年把圣地、博物馆和档案文献独一无二混合的产物。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它已经是一个“相当守旧的形象”，这是工党首相高夫·惠特拉姆的话，由于行政人员的守旧，该馆使用的是过时的展品和破旧的设备，但随后政府的大量投资改变了纪念馆的状况，尤其是在教育和宣传方面。1965—1982年，参观者增加了1倍，达到一年上百万人。其中大部分是40岁以下，他们不具有任何关于一战的知识。

如同英国一样，电影银屏在将澳新军团的传说灌输给新一代的过程中起到了首要作用。在澳大利亚，与《哦！多么可爱的战争》相对应的作品是彼得·威尔拍摄的故事片《加里波利》，甘米奇的角色是历史顾问。电影的宣传海报上写道：“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一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事。”电影体现出了澳新军团冒险故事在70年代的形象，也同样关注了它将走向何方。《加里波利》生动地讲述了两个澳大利亚士兵的故事，该电影确实在调动人们对于1915年的兴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电影中浮现的是年轻士兵们作为勇敢的冒险者的形象，而不是头发斑白的退伍老兵形象，随后激发出大量的电视片系列，都模仿了这部电影的形式。这部电影被描述成“纯粹是比恩式的，与传统的关于澳大利亚士兵的刻板印象，以及英国指挥官的无能完全吻合”。

澳大利亚对于大战的迷恋也受益于官方的推动，特别是在1988年，当这个国家举行热情的20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土著及其支持者认为澳大利亚的纪念日应该是1月26日（这天英国殖民者第一支舰队在博特尼湾登陆），并把其命名为“入侵日”，其目的是为了抗议“白色的澳大利亚有一段黑暗的历史”。随着这一争论的隆隆作响，澳新军团的纪念日逐渐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国家身份象征。1990年是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登陆作战75周年，鲍勃·霍克参加了加里波利战役亡灵序曲的纪念仪式，他是第一位参加这个仪式的澳大利亚总理。他的继任者，保罗·基廷则主持了另一种形式的纪念，即把战役中无名战士的尸体埋葬在首都堪培拉，时间是1993年11月11日，也就是一战结束75周年的纪念日。20世纪20年代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坟墓，象征着英帝国所有失去的士兵，这一点已经不再被接受了。随着澳大利亚与英国联系的日益松弛，澳新军团的“传说被重新塑造出来，等同于巴士底狱或者说7月4日这类事件，是把澳大利亚从英帝国的过去逐渐剥离出来的象征”。

尽管在最初的澳新军团中，新西兰是澳大利亚全心全意的合作者，但新西兰人从来没有崇拜过澳大利亚士兵。考虑到新西兰在1914—1918年的损失，这一点特别具有讽刺性，新西兰共有1.8万人死亡，大约占了适龄男子的8%，除了英国，在英帝国的所有自治领之中这一比例是最高的。新西兰士兵的文化特征与澳大利亚士兵极为相像，他们喜欢酗酒，性格温和，蔑视军官特别是英国军官。但是新西兰缺乏查尔斯·比恩式的人物，能够把民间神话转换成为民族传奇，而且新西兰在联邦中尤其亲英。在加里波利战役50周年纪念的时候，也没有澳大利亚那种追忆的方式。只是到了甘米奇写作10年之后的1984年，克里斯多夫·帕格斯利才首先开始叙述新西兰士兵在加里波利的表现，此后对于1914—1918年士兵的兴趣才被重新调度起来。直到2004年，无名战士才被从西线挖掘出来，重新埋葬在惠灵顿的国家战争纪念馆。新西兰在发现自己一战士兵的价值方面非常迟缓，也没有像其澳新军团的合作者那样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因此可以说，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开启了这种新的对于一战期间的士兵们的研究热情，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首先，澳大利亚把一个失败战役的周年纪念发展成为国家的国庆节。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在英国，尽管那个值得纪念的11月的星期日被列为阵亡战士纪念日，甚至比女王的正式生日更受人尊重，更不要说圣乔治的纪念日了，但这一纪念日与国家认同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这也体现出另外一个迹象，尽管战争在情绪上对于英国而言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意味着需要对它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明确定位。

这种对比的第二个差异：在英国，11月的阵亡战士纪念日让人回想起的是战争的结束，而澳新军团纪念日对于澳大利亚则意味着新的开始，这既意味着帝国澳大利亚军团的力量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象征着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这种纪念活动与澳大利亚的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一纪念日主要是为了祭奠亡灵，语调上是忧伤阴郁的，从而促成了丰富的诗歌创作，威尔弗雷德·欧文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

由此也带来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第三个根本性的差异。澳大利亚关于大战的文学描述，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争之后的描述，“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澳大利亚人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优秀，他们甚至为此深感陶醉”。而且，这也不是一个阶段的特征，在整个20世纪，每一个涉及澳大利亚战争的论调，都在或明或暗宣传澳大利亚士兵是最能够体现出传统英雄价值观的一群人。 简而言之，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出现反战诗歌或者散文。20世纪70年代，这种为新一代人写作的特征再度复活，并得到了保罗·福塞尔的认可。

福塞尔出生于1924年，大约比米德布鲁克和基根年长10岁左右，曾经作为美军成员在二战末期参加过在法国和德国的战斗，后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他早期的作品主要集中考察18世纪的英国文学，但是《一战与现代记忆》这本书成就了他的名声。“这本书主要涉及的是1914—1918年，英军在西线的作战经历，”他解释道，“同时涉及大战被纪念，被定型化，被神话了的文学手段。”福塞尔仔细挑选出一些他认为比较能够体现出战壕经历的例证，参照经典的反战诗歌或者传记对每一个都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例如，埃德蒙·布伦登运用了田园生活的影像，拐弯抹角地嘲讽现代战争所具有的总体破坏性的特征。这种分析不仅仅是出于古物研究者的兴趣，福塞尔认为：“在现代的理解层面，似乎存在一种主导性的方式，它在本质上是具有讽刺性的，而这主要是起源于意识和记忆对于大战中发生事件的运用。”他声称，讽刺“与希望相伴随，而希望的燃料是无辜的”。他引用了拉金《1914》这首诗的句子，“不要再那么天真了”，还有那张激发创作这首诗歌的1914年的志愿兵照片。他高喊：“这些善良慷慨的人们正在奋力向前，差一点就自我毁灭。”他声称：“这些天真的军人终于在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获得了关于善与恶的知识。”

就像这些语录所显示出来的一样，福塞尔并不相信保守的陈述。他的书籍充满了有倾向的描述，观点风格也是极具选择性的。书中的许多章节都事先假定了一个主题，然后通过参照一战相关作者的资料对其进行发挥，他对观点的验证是通过士兵们的信笺和日记的几个片段来进行的。福塞尔采取了快进的写作方式，通过引用20世纪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包括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和托马斯·品钦的作品达到这一目标。例如，西格弗雷德·萨松的“二分制愿景”被用来解释“总体的二分”——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这也是福塞尔所断言的“关于这个时代的长期的富有想象力的习惯，这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大战而言似乎更是如此……偏执的战壕战争，无论是否实施还是被记得，加深了偏执的耸人听闻的事件，这是我在从事现代写作的时候主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对于福塞尔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经验的至高无上性。影响他写作1914—1918年故事的，是他自己在1944—1945年历经炮火洗礼的士兵经历。《一战与现代记忆》一书主要是奉献给他那些美国兵伙伴们，“1945年3月15日，在法国，他们就在我身边被杀死了”。他后来对此说得更具体，是在德军炮火的攻击之下，他的伙伴们被炸成了碎片。这种愤怒一直潜伏在福塞尔战后学术生涯的表象下面，他经常抱怨普通士兵们的命运如何被位于顶层的高官们所操纵，以及这些人如何利用崇高的理想和狡猾的委婉说法来为他们大规模的杀戮提供正当的理由。促使他这些想法公开化的是，这种模式一再地被重复，他对这些非常愤怒。他后来思考说，“1975年，我的那些美国读者们经历了越南战争，经历了这种非常恐怖但同时也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从而使得“死亡人数统计”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这是另一场关于善与恶的“二分制”的战争。福塞尔希望他的书籍能够说服美国读者们，“那些东方的黄色人种也是有感情的，他们也憎恨死亡，当他们无法承受痛苦的时候，也像我们一样去寻求上帝或者母亲的帮助”。

福塞尔为一战所设定的背景主要是西线的“穴居人的世界”。“无论正确与否，”他解释说，“现在关于一战的观念主要来源于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壕中的景象，我曾经与英国步兵在那里待过，从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发生在米索不达米亚、土耳其、非洲和爱尔兰发生的事件，也忽视了空军和海军的力量。”至于英国后方所做的大量战争努力，实质上几乎没有任何提及。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批判福塞尔所指出的那样：“战争的这些主要方面都不是悲剧性的，也不具有讽刺性，而且也不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无用。更为主要的是，因为做了这些，他们的确拯救了西线，只是经历了三年漫长等待。”换句话说，福塞尔对于一战的介绍把1918年排除在外了，只是在第一章中有半页纸涉及了一点，因为他坚持认为，“战争仍然在继续”。他试图说服其他人特别是英国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实质可以说仍然与纪念这场战争相关”，从酒吧关闭的时间，到现在英国经济的崩溃，以及欧洲的美国化都是如此。即使在描述西线的时候，福塞尔的根基也是非常不可靠的，这些士兵在前线的战壕里面仅仅待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随即就转入休息和训练区，然后通过后方再度转移到前线的战壕。所以，即使对参与作战的士兵而言，大战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非常平静的。因此，战争的恐怖不在于其持续的长度，而是前线那“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被高度浓缩的恐怖”。

25年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福塞尔这位比较好战的公众人物，对于《一战与现代记忆》采取了异乎寻常的辩护立场，承认这本书的确有很多局限，其借口是令人失望的，“毕竟，我写的不是历史书，只是哀悼式的评论……这本书之所以采用了历史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为了增加哀悼的效果……在那个时候，评论家的工作并不等同于学者的工作”。这也是他在遭到军事历史学家们的愤怒批判之后，所拿出来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辩解答案。但它同时反映了那些贪婪地为了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书籍的最终命运，在写作过程中，对资料进行了彻底的挑选。无论福塞尔最终辩称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本书已经被看作是历史书籍，它通过反战诗人和回忆录对于前线经历的描述，强化了20世纪70年代的那一代人对于普通士兵们生活的关注。就像米德布鲁克和基根一样，福塞尔对于所依托的或者推导出来的证据有极其情绪化的反应，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依据的是自身的战争经历，这的确偶尔也给他的写作提供了激情。在这些特殊的作者群中，他确实具有特别的创新精神，例如欧文诗歌中的同性恋的因素，或者说格雷夫在《向一切告别》中体现出来的特别具有讽刺性的喜剧风格。但他并不致力于去寻求新的历史突破，也许有的人会说，他是在用一种新的更具有刺激性的方式来对那些陈旧的泥浆进行发掘，以告诉读者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了解了，但是他们了解的是关于战争写作的既定模式的普遍描述以及对于战争进行的特别描述”。

福塞尔采取了非常规范的形式描述士兵们作为受害者的故事，主要聚焦于战壕，以及士兵们被诗人所解读出来的悲剧性经历。截至2012年，他的书籍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0万册，对于整个英语世界的学术思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福塞尔把1914—1918年看作是英国20世纪历史上最具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同时，在大西洋彼岸，他的那些文明的图片与那一场灾难恰好能够吻合，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越南战争的损失，对自己在其中能够做的斗争没有什么准备。

应该承认，对于普通士兵生活的重新关注，不仅仅是英国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的现象。事实上，这一领域的先锋是法国人。当然，那里讲述的故事，以及联邦德国的故事，都是为了衬托出英国的特点。

《法国兵》 原文为“Poilu”，该词用以指代一战中战壕里的步兵，是与英国兵相对应的一种称谓，写作的是两次大战期间的故事。也有几个人试图对这种模式进行反击。例如，让·诺顿·克吕的作品《见证人》（1929）——是一部对关于士兵们的小说、回忆录和信件进行分析的重要作品。雅克·佩里卡尔的《凡尔登》（1933），有点像米德布鲁克的风格，建立在士兵们描述的基础之上，而这是他通过报纸的方式寻求来的帮助。但这些都是例外。在法国，关于大战的历史比较令人接受的描述方式是在1934年确立的，这本书是《欧洲的危机和战争》，作者是皮埃尔·勒努万，他当时是在巴黎大学已任教30年的教授。这本书主导了关于1914—1918年的历史写作，这是在德国和英国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勒努万的经典文本先后出了五个版本，有两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印刷的。这是一项涉及外交、政治和军事历史的巨大研究工程，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涉及战争的大后方，包括工人的罢工以及士兵们的叛乱，更不要说勒努万不予考虑的“战争的气氛”。他对战争历史的限定非常严格，勒努万是一位受伤严重的老兵（他在战争中失去了左臂，用右手创作了1917年的《贵妇小径》）。在学术写作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提到他个人经历的这场战争。对于勒努万来说，历史需要客观性，应该排斥自我，但是克吕则坚信个人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

直到勒努万的生涯进入黄昏期之后，他对于法国历史编撰学的掌控才开始削弱。1959年，法国出版了《法国的生活和死亡，1914—1918年》一书，该书对于战争的描述建立在对普通人写作摘录的基础之上，包括士兵，也包括平民；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三位作者，安德尔·迪卡斯、雅克·迈耶和加布里埃尔·佩尔勒，他们都不是学者，都是1914—1918年的老兵，但正是他们写出了通俗的历史小说。事实上，迪卡斯已经出版了作品选集，该选集挑选了1932年以来对前线的描述。在《法国的生活和死亡，1914—1918年》这本书取得成功之后，该书在1963年配以大量的插图重新出版（也正是在同一年，泰勒关于战争的插图史出版）。1966年，迈耶和佩尔勒出版了类似的书籍，对于士兵们和平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样引用了大量同时代人写作的作品。尽管迈耶的书籍花费了一半的篇幅用于叙述战壕里面的事，但他仍费尽心力地描绘战争经历的多样性，摆脱了事先熟悉的关于战争的描述模式。例如，凡尔登战役在他书籍的370页中只占到了33页的篇幅，其中有90页内容的章节名称是《感觉和感情》，揭示了勇气和恐惧、信仰和宿命对于盟国及敌国的态度。在整个过程中，迈耶强调的是士兵生活的多样性（与步兵相比，炮兵过着不一样的生活）。这种对于前线、后方战壕和休假区的对比，以及沿着战线（这条战线蔓延800公里，持续的时间长达1600天）不同地点和不同时段的多样性描述，都与英国对于1916年7月1日的讲述是完全不同的。

佩尔勒关于平民的日常生活的写作版本同样场景极其庞大，甚至包括“没有男人的女人们”，限制（定量配给、保健及食品的短缺），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机遇（新的穷人和新富阶级）。像迈耶一样，它的语调是描述性的，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强调了战争所铸造出来的基本社会变化，无论是否被承认，“仅仅四年的时间里，这一场战争似乎已经改变了数个世纪”。 与亚瑟·马威克的《泛滥》（1965）相比，如果说它们在格式上有所不同，那么在意图上具有诸多的共性。《泛滥》作为英国函授大学的系列教材，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这本书是比较轻松的，同时也是比较粗略的研究，它在内容上涉及英国在战争期间社会领域发生的转型，马威克的许多结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修订了，例如关于女性地位的转变，以及“集体主义”经济不可抵制的上升趋势。但是《泛滥》作为对西部战线的攻击，意义非常明显，它也继续了英国关于一战的观念。马威克认为，50年过去了，“虽然不能否认痛苦的有效性，或者忘记导致它的徒劳无益的恐怖性”，但人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总体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是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这比1914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他急忙补充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英国展开的对战壕生活进行哀悼的潮流之中，马威克的声音是比较孤独的。20世纪70年代，英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相比于法国甚至不具有可比性。基于档案解读的学术研究的主要作品开始于法国，例如，让雅克·贝克对1914年8月战争热情神话的批评，以及安托万·普罗斯特对于法国老兵在战后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的详细叙述，这两部作品都是在1977年出版的。相反，福塞尔的作品从来没有法国版本，他创作的诗歌没有一首被翻译成法文，直到20世纪末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萨松与欧文的作品分别在1987年和1995年被翻译成法文。 法国的威尔弗雷德·欧文协会创建于2005年，声称自己的目标是使这样一位英国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研究型作家的生活和作品闪闪发光，而“除了本国的居民，境外的人们很少知道他究竟是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联邦德国，围绕纳粹德国时期进行的历史和民族争论仍然是焦点问题，对大战期间士兵们的社会史领域的关注很少。弗里茨·费舍尔引发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并煽动关于战争罪责的比较陈旧的争论话题。尽管也进行过关于德国大后方的比较有意义的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朱根·科卡，他主要集中于解释1918年革命的发生。科卡和其他居于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被称为所谓的“比勒费尔德学派”，对社会史采用了高度意识形态的方法进行分析，这建立在韦伯式的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对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采取了社会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20世纪80年代也的确见证了以日常生活史的形式对结构社会史的反动。该方法以照片和口述历史等非常规的资料来源来突出普通人的生活，而关注的焦点则是劳工史，以及纳粹时期个人及地方复杂的居住条件。把这种方法应用于1914—1918年的日常生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有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方式上比较曲折，但最终德国人的确强化了对于前线士兵的关注。乔治·莫斯的书籍《坠落的士兵》出版于1990年，该书是他在70年代晚期就已经开始的调研结果，他把关于“前线经历”的谈话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整理，那些材料对于20和30年代的德国右翼作家曾经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1918年，莫斯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1933年之后，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在美国接受了教育，也正是在美国他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他特别关注1918年之后“残酷”的德国政治中的“战争经历的神话”——崇尚进攻、同志式的男子汉气概，以及“接纳战争”。莫斯坚持认为：“战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摆脱残酷的进程，对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看起来并没有结束，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仍然在继续进行。”他举了一系列关于英国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他认为，英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也经历了残酷的过程，即使是谦恭的、令人尊敬的战前的政治话语看起来仍然比较完整”。这种神话部分是政治铸造的结果，但是他同时也坚持认为这并非完全虚构，是从“战壕的小世界中”对于“战争经历的事实中”蒸馏提取出来的。在他看来，“战壕中的战斗不仅仅界定了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的战争的概念，而且决定了未来一代对于战争的理解”。莫斯的书籍在历史学家中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残酷性”理论。而且，他假设由战壕界定的统一的“前线经历”，这点强化了米德布鲁克、基根和福塞尔所表述的战争景象。

《坠落的士兵》的副标题是《重新塑造关于大战的记忆》，它所进行的“关于坠落的士兵崇拜”的讨论，以及他对于战争记忆的设计，反映了人们对于战争记忆日益增长的兴趣。这种记忆的繁荣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