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之联盟的战争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期间的暂停之后，纳粹宣传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猛烈攻击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时得以完全恢复。同盟国的迅速溃败，给纳粹正统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回归，其核心元素即为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交织。事件的进程似乎再次证实了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的基本假设，即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正寻求世界统治。1941年夏季带来了纳粹宣传机器第一次战时反犹口角的猛烈炮火，连同通过海报媒介的反犹视觉宣传不断上升的扩散。1941年夏季也恰逢和促使希特勒对战争的最大误判，那就是苏联是一座纸牌屋并会很快轰然倒塌。义愤填膺的无辜以及依旧愤怒投射的宣传，在虚假和邪恶之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1941年夏秋两季，纳粹的反犹宣传将其战时角色设定为大规模屠杀的一个公开的正当理由。

带着义愤填膺，希特勒声称入侵是一场自卫战争，并已阻止了一场即将到来的苏联进攻。

事实上，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他坚决拒绝相信来自他自己及外国情报机构准确预测到即将到来的入侵的报告浪潮。从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已经船运了大量原油和其他战略原材料及农产品给纳粹德国。的确，运载着苏联的原材料和食品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货物列车，在入侵开始前的几个小时穿过了苏联边界。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生效的，斯大林终止了所有的反法西斯宣传，并实施着对工作在苏联外交政策机构和媒体的犹太人的大规模解职。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替犹太人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标志着苏联支持人民阵线反法西斯的结束。正如苏联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海勒（Mikhail Heller）和亚历山大·尼克里奇（Alexander Nekrich）所说，“自苏联政权建立以来，反犹主义第一次变成了官方政策。”在入侵后的头几周和几个月，苏联武装力量准备得是如此之糟糕，以致截至1941年秋季有超过300万的士兵已经沦为战俘。在德国进攻之前或在1941年夏秋两季的事件进程中，斯大林没有任何行动可以支持纳粹所声称的即将到来的苏联进攻。

这些事实并没有给纳粹政权对事件进程的反犹解释造成任何困扰，且没有阻止希特勒——或从而是戈培尔和迪特里希——重复着纳粹进攻是预防性战争的一个例子的谎言。在1941年6月22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记录道：“国家社会主义是以一种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运动而开始的。”那场斗争已经被搁置了两年，直到希特勒“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背叛”。戈培尔讲道：“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人民正在恢复起初驱动他们的原则，即为反对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斗争。”虽然希特勒估计东线战争将会持续三个月，而戈培尔却告诉他的工作人员，“这只需要八周”。在东线战争的早期阶段，反犹主张较少强调犹太人的权力，更多强调的是“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那被假定的羸弱无能，它将会在德国军队的猛攻下轰然倒塌。

在德国入侵之前的几周内，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警告过斯大林一场入侵的逼近。的确，一个统一的反希特勒同盟的缺失，使得希特勒极为容易地在1939年发动战争，然后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然而现在，温斯顿·丘吉尔，布尔什维克的长期严厉批评者，立即提出英国与苏联结盟。1941年6月22日晚丘吉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讲，他将纳粹政权描述为“是与共产主义最糟糕的特征难以区分的”，并补充道，“就残酷无情侵略的程度而言，它胜过人类邪恶的所有形式”。他不会收回任何对共产主义的严厉批评。正当纳粹声称正面对一个统一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时，丘吉尔也在呼吁结束希特勒的对手之间的不团结。讲到内心对最近的过去的误判，他说：“过去，连同它的罪恶、愚蠢和悲剧，消逝了。”英国政府，他继续道，“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单一且不可撤销的目标。我们决心摧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残余。”英国将永远都不会与希特勒谈判。“任何个人或国家与纳粹帝国的战斗都将会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个人或国家与希特勒勾结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宣言。因此，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丘吉尔注意到，希特勒希望“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他的敌人进而使他长期兴旺发达的进程”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控制整个西半球。“俄国的危险，因此是我们和美国的危险，正如任何俄罗斯人为他们的家园而战斗的事业，就是全球各地自由人和自由民族的事业。让我们从残酷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让我们加倍努力，齐心协力抵抗到底，而生命与力量生生不息。”希特勒已从他对手的不团结中受益。这个状态现在必须被一致的抵抗所取代。

在6月24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讲到德国的宣传任务在于“揭露英俄的阴谋”。他视丘吉尔两天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演讲为那个阴谋存在的“最佳证明”。第二天，戈培尔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当英、美表示支持苏联时，“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旧时知名阵线现在再度出现在外交政策里”。德国的宣传应该利用西欧和美国现有的反共情绪。在6月25日，一份宣传部给媒体界的秘密指令指示它的读者，德国的入侵不是“孤立的战斗”，而是代表着“团结所有欧洲人民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连同对英战争也应被提到。“犹太财阀与布尔什维克的叛逆合作应该总是被提及。”他在《德意志帝国》上的社论“老阵线”于1941年6月26日发表，戈培尔专注于英、苏之间反希特勒同盟的形成。“莫斯科——伦敦反对帝国的阴谋现在在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被捕捉”，为他证实了一个“旧疑问”，即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纳粹从未被遗忘。他声称，苏联已经利用那段时期以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英、苏合作在1941年之前就已存在，纳粹入侵实际上是在面对苏联进攻计划时的一种先发制人。

鉴于纳粹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张，因此关注犹太人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实际角色是重要的。借助收集于苏共每年党代会的数据，历史学家本杰明·平库斯（Benjamin Pinkus）评估了犹太人在苏共权力机构中的数据统计和组织代表性——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秘书处、政府官僚机构。他总结道，声称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在为犹太人工作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在1917年苏共2.3万名成员中，大约1000人或约5%是犹太人。到了1917年8月，21名中央委员会中有6名是犹太人：列夫·加米涅夫、格里戈里·索克尔尼科夫、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托洛茨基和莫伊塞伊·乌里茨基。1922年苏共的党员调查显示有19 564名犹太人，占总数的5.21%。到了1927年，49 627名犹太人占所有党员的4.34%。平库斯估计，1940年苏共内犹太人的比例为4.3%或更少。截至1939年，只有10%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是犹太人。在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退出领导层之后，没有一个犹太人留在政治局里。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时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是政治局里唯一的犹太人——规则的例外情形。417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组成苏联统治精英的人群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俄罗斯共和国、各部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等成员），27名或6%是犹太人。比例在30年代全面地下降了，部分是由于大清洗，因其有强烈的反犹色彩。在大屠杀期间，斯大林政权关于纳粹政策里针对犹太人方面所提甚少。到了1943年秋，或许更早，纳粹死亡集中营处于苏联空军的打击范围之内。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命令它去摧毁毒气室和火葬场。因此，纳粹关于犹太人统治苏联的宣传在事实上没有根据。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迪特里希和戈培尔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让最新的宣传小册子成为媒体的关注点，而这个小册子就是从反犹行动、反共产国际和《犹太人问题》杂志等办公室的联合行动中形成的。1941年6月27日，《期刊服务》指令推荐了小册子《为什么跟斯大林开战？》，由宣传部反共产国际办公室制作。

指令阐明：“处理犹太人问题是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最好的出发点。”在1939年之后，它继续讲道，德国政府期待苏联领导层中犹太人影响力的下降，但苏联政府是不愿意“打破或限制苏联的绝对犹太人统治的”。为了确保犹太人被锁定，新闻办公室制定出犹太人如何被命名的明确规定。名字芬克尔斯坦被加在苏联犹太领导人的姓氏之前。因此，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变成了“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Finkelstein-Litvinov）。指令使用了这个规定，当它声称“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在1939年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并不是政策的改变，因为他继续在中央委员会的外事部门工作之时，“一小撮犹太人消失了，但是最重要的仍留在和占据新的关键职位。由犹太人建立的苏联今天仍然被犹太人统治着”，包括由“犹太人卡冈诺维奇”所组织的斯大林身边的集团。根据指令，军队被一个“犹太领导集团”及其随从政委统治着。经济、出版、文化和学术生活以及共产国际都已经“犹太化”。在7月14日，另一个对新闻界的指令声称：“犹太人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的再度公开出现——一位为着欺骗的目的而甘居幕后达两年之久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以指出苏维埃国家的犹太人统治。”在1941年8月1日，《犹太人问题》这一期以头版文章总结了它的论点，并建议订阅人阅读小册子《为什么跟斯大林开战？》。所有相关的媒体和宣传办公室通力合作，从而将对苏联的进攻并入持久的反犹共识当中去。

《为什么跟斯大林开战？》重复着纳粹对苏联的进攻是一场先发制人战争的观点，这对于避免德国、欧洲其余地方乃至整个人类被消灭是至关重要的。它提及一个“犹太人和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的阴谋”所组织的对德国“充满仇恨的围攻”，其目标是使德国陷入“疲弱无力和痛苦不堪”之中。小册子引证了希特勒关于英、苏在1941年6月之前就已形成联盟的断言。它提及“西线和东线战争的共同根源”，并将丘吉尔和罗斯福公开抨击为战争贩子，不管美国当时还没有参战的事实。它直接解答了苏英同盟为何会出现的困惑。

“这怎么可能？”新盟友“不是各自的天敌吗”？这难道不是一个为了便利才形成的联盟，一有机会就会被如释重负地弃置一旁吗？答案是断然否定的。如果同志们能够召回魏玛时期的盟友，那么他们将会知道，“这个联盟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一个。表面上看，财阀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不容的，但事实上，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公约数是犹太人”。英美的财富，可能是基于对殖民地的剥削，被国家社会主义威胁着。“因此，英美的财阀早在1933年就决定发动对帝国的战争。”他们发现帝国“已超越了阶级”，因此必须被“摧毁和消灭”，以防止“它的例子在全世界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中引发一场风暴，这将会摧毁和铲除财阀中的犹太剥削者。这是西方战争的最深层次原因”。德国正发动一场反对西方侵略的自卫战争的观点，反帝反殖民主义论述的开展，犹太人在反希特勒同盟中是“公约数”的断言，仍是战时宣传的持久特征。

小册子对大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苏联犹太人所承受的苦难毫不在意。苏联体制是一种倒退的财阀统治，制造无数人的奴役和痛苦，其“唯一受益人是犹太权力持有者”。少数在领导岗位上的非犹太人是“广告员，其唯一的任务就在于对外部世界隐藏犹太人主导的彻底性”。李维诺夫在1939年春被撤职，仅仅是一场欺骗行动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模糊苏联侵略欧洲计划的连续性。“一些犹太人消失了”，但是其他的，如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所罗门·洛索夫斯基（Solomon Losovsky）、苏联驻英国大使伊凡·迈斯基，仍然控制着苏共和国家。小册子然后罗列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军队、经济界、出版界、知识界的犹太人的名字，以支持犹太人统治的声称。的确，它继续道，美英“金融界犹太人”妒忌“他们在苏联信托基金（Soviet trusts）高层的犹太人同行”，因为他们不必与在西方仍然被容忍的工人阶级组织作斗争。犹太人在莫斯科的统治是“犹太人的绝对理想”，寻求“依赖于剥削和恐怖的世界统治”。比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失败，西方财阀的失败也会是“一个犹太人的失败”，一点不少，也一点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两个表面上看如此不同的制度会“风雨同舟”，为什么“他们都仇恨同一个敌人”——纳粹德国及其新兴民族共同体。在宣传和政策里，纳粹主义正回到它的核心信念。

由于对苏联的入侵是一次突然袭击，因此之前并没有进行过反苏的宣传攻势。在入侵之后，宣传办公室将关于如何呈现东部政策的戏剧性转变的指令发送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在1941年7月21日，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启蒙和演讲者信息材料办公室派发了一本题为《德国已经进入与杀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决战》的小册子，以指导地方纳粹党的演讲者、宣传者和全国各地相关宣传办公室里的官员。宣传者首先要强调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的两面手法”和“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秘密合作”。一旦帝国摧毁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也会给英国以沉重的打击。其次，官员和纳粹党的演讲者要将战争呈现为德国“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而这必须摧毁“犹太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之间的一个阴谋”。

入侵带来了明朗，“现在我们认出了我们的旧敌——世界犹太人。在德国境内被打败之后，它现在体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财阀和布尔什维克国家资本主义，并试图从境外达到它的目标”。在1941年夏季，“德国的社会主义与美、英、苏所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对抗”近在咫尺了。纳粹党的宣传家们现在已经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施加的禁锢中解放，能够回到“我们所熟悉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和攻击“世界冲突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煽动者”，他们寻求统治德国和欧洲。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对军队宣布的最后判决是特别重要的。入侵的谋划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而且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和文化”。在纳粹省党部、专区和社区点层次纳粹党的演讲者要在会议上传达这些主题，并要通过“口头方式加以宣传”。

巴巴罗萨计划以两种方式表现出对正统的一种回归。它带来了一次更新，即纳粹主义存在已久的仇恨“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它主张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密谋反对德国，在正在展开的战争事件中暴露无遗。小册子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描述为“一个犹太罪犯及其同伙的制度，其目的在于剥削和奴役人类”。英苏结盟的决定是“财阀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完全一致的新证据”。演讲者需要回答这些“经常被提出的问题”——“非常富有的英国财阀和美国的财富王朝怎么可能将会与（所想象的）反资本主义苏联当权者手拉手？因为莫斯科的胜利将意味着这些富有民族和阶层的末日”。纳粹宣传以声明的方式直接回应了这个战争的中心悖论：“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一个共同的主人——犹太人！……这个问题的答案［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同盟者］是在以下这个观点中找到的，即财阀集团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由一个权力所领导，其代表在三个国家中以同样的方式塑造人民的命运，并使他们屈从它的意志。那个权力就是国际犹太人。这些强大的力量包括，这里仅举几例，名字如下：在美国，希夫、沃伯格、古根海姆、摩根索、戈德曼、巴鲁克、布里特、昂特迈耶等；在英国，霍尔——贝利沙、萨尔蒙、斯特恩、雷丁、格雷、艾萨克斯等；在苏联，卡冈诺维奇、贝尔曼、施韦尔尼克、梅赫里斯、迈斯基等。住在美国的犹太银行家希夫……资助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反对沙皇。英国媒体通过消息放风，显示英国人是如何看待苏联犹太人的。这里，你只能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抱成一团。”

“犹大想要世界统治”的短语出现在页面的空白处，与之并排的正文下一段是关于一个可能的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没有犹太人真的想要去巴勒斯坦：“这些寄生虫不想要工作，而且不需要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想要世界统治，而他们的生活将牺牲不得不为他们工作的其他人。”由“卡尔·马克思——末底改”创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

这个混乱、灭绝和恐怖的体制由犹太人所构想和引领着。这是犹太种族的行动。通过颠覆和宣传，世界犹太人试图将被连根拔起和种族低劣的所有民族聚集起来，为了主导一场灭绝战争，反对积极向上的事物，反对传统习俗和民族，反对宗教和文化，反对秩序和道德。其目标是通过世界革命引入混乱，并在犹太人领导下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小册子然后继续采用纳粹宣传一个重要和不断被重复的工具：极为具体的谎言。文件讨论了苏联政权成员中有名声的犹太人的名字，并提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犹太老婆和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之间具体且荒谬绝伦的联系。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斯大林大清洗中苏共上千名犹太成员被降职和监禁已是众所周知，再加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本身，作者还是声称苏共领导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被犹太人控制着。

冗长且又具体的名字清单是纳粹宣传的一个主打产品。如果对手完全忽视这样的清单，纳粹将沉默不语解释为证实他们陈述的正确性。相反，如果他们试图花时间去反驳它们，争论就会聚焦于纳粹所框定的话题之上，从广泛指控犹太人寻求世界统治，到争论关于莫洛托夫的犹太老婆（斯大林已将其送去古拉格集中营）和雅各布·希夫之间真实或想象的联系的细节。甚至怀疑者不得不承认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丘吉尔与斯大林结盟，罗斯福将要运送军用物资到莫斯科，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和总统的一位朋友。这还需要知道其他的吗？《每周要闻》系列中反犹谴责的步伐加快，这在1941年7月23日的周版里是明显的。“他们接到了命令！”展示了一张据报道是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公民的照片，被“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所谋杀和被“得胜的德国军队”所发现。它提及“财阀——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奴仆对世界已见证的可怕暴行所共担的责任”。在下一周，即1941年7月30日，《每周要闻》的“那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展示了一张尺寸更大的战场上的尸体照片，并宣布“那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连同丘吉尔和英国财阀，正在与德国作战！德国人民要感谢元首，使得他们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亡威胁”。

在1941年7月1日，命悬一线的苏联向美国发出了第一个援助请求。在7月4日的对全国讲话中，罗斯福总统谈道：“在专制独裁的沙漠之中，美国绝无可能作为一个既幸福又繁荣的绿洲而存在。”自由因暴政而濒临灭绝，美国人必须准备好，如果需要的话，献出生命来保卫它。到了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以“怀着同情和钦佩的心情观察俄罗斯人民当前在自卫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这样的用词，来回复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卡里宁（Mikhail Kalinin）发来的对独立纪念日的问候。大量美国军用物资被送往苏联稍后就开始了。罗斯福希望美国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将会在不需要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有效击败纳粹德国，或者至少在美国介入冲突之前阻止纳粹的胜利。他，跟丘吉尔一样，觉得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令人厌恶的；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一点作为美国介入欧洲战争的主要依据。罗斯福相信，纳粹控制欧洲所有的自然和经济资源以及打败英国，按照传统看法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一个可怕和直接的威胁。

与他作为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的职位相一致，戈培尔给其在1941年7月6日《德意志帝国》上的周社论命名为“面纱被揭开了”。这是纳粹宣传自夸揭示了许多个未解之谜中的一个。戈培尔现在声称它已经解决了关于苏联的问题。他确信，丘吉尔身边的犹太同伴已“使其更为容易地找到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道路”。当纳粹开始在东线的战争，以及特遣部队和治安警察开始在队伍后面进行大规模射杀时，戈培尔把德国的东线战争描述为“一场整体上对抗灵魂堕落、公德下滑及灵魂、肉体与犯罪恐怖主义的伦理人道主义战争”。德国士兵是“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拯救者，对抗来自一个政治地狱的威胁”。捍卫纳粹德国作为“新欧洲”，他回到了他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演说的主题，反对1935年和1936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随着德国的入侵，苏联政权回到人民阵线时期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呼吁俄国的爱国主义，并转而寻求俄国东正教的支持。在他1941年7月10日的日记中，戈培尔称这种苏联对宗教的兴趣为一种“欺骗。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模仿”——那就是，他们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中的欧洲形势。在斯大林让马克西姆·李维诺夫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以寻求英国的援助之后，戈培尔写道：“很明显，他［李维诺夫］只是形式上站在后台，这样他就不会在我们面前充当一个危险信号。现在［苏联］不再需要担心冒犯我们了，他们不再需要将犹太人……放在后台并隐藏他们。他们可以再次在台上公开活动了。自然地，我们要让德国公众对此事引起注意。”纳粹德国的公众启蒙意味着揭示公开外表，以揭露犹太人的背后秘密。1941年7月10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暴露了它的犹太人面孔；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从幕后浮现”为头条文章。在他7月11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指出伦敦电台正在播放苏联的报道，是关于德国特遣部队犯下的暴行。广播还提供了国际犹太人阴谋的进一步证据。“犹太人非凡地在两边活动［东方和西方］。”谈到“犹太人问题”时，他高兴地指出：“在所有被占领土上［在东线］已经特别起作用了。对我而言很重要的是，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不能脱离对政治形势的评估。相反，犹太人在财阀——布尔什维克阵营里的影响力应该被呈现出来。”

对德国暴行的报道，在1941年夏季开始出现在海外媒体中。戈培尔和迪特里希都完全忽视了它们，或者如果他们提到它们的话，只是谴责它们为谎言和犹太人工作的进一步证据。通过绝不提及指控的内容，领导们使它们远离德国的媒体。纳粹官员矢口否认特遣部队正在谋杀东线战场背后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相反，他们讲苏联或英国的媒体正在再次印刷关于德国的谎言——没有提到“谎言”是什么。在1941年9月17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提到了苏联外交部的副政委和负责处理西方新闻的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罗门·洛索夫斯基的报告。这些报告虽然聪明，却因“浮夸和确实难以置信的数字”而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在全世界丧失信用，而只能在国内使用”。在20世纪30年代被纳粹清洗的媒体，使得任何一个可能会问不受欢迎问题的记者都保持沉默，主要是关于来自同盟国首都的未详细说明的“谎言”内容。

在7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鼓励戈培尔把反犹的火焰烧得更旺些。那个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之间的阴谋被揭露了。1932年的敌人再次面对我们，如今他们将会失败，正如他们1933年1月在德国境内那样。”希特勒已经提供了一个“清醒和现实的判断”，即“东线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赢了”。他们都同意，释放反布尔什维克“怨恨”将再次变得重要起来。［纳粹］党很高兴看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邪恶妥协”结束了。政权的宣传路线现在清晰了：“我们必须再次揭露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之间的合作，并始终强调这个阵营的犹太人特征。在接下来几天里，刚开始是缓慢的，反犹运动将会被启动，我确信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使得越来越多的世界公共舆论倒向我们这边。”

希特勒想必给了奥托·迪特里希同样的命令。1941年7月18日的《期刊服务》指令阐明了，美、苏、英之间出现合作是由于“同一个主人的命令，即世界犹太人”。在他们的服侍当中，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已经密谋反对欧洲人民，所有人类文化的家园……所有伪装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欧洲认出和正在反抗世界犹太人的两种表面形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财阀”。与这次运动一致，1941年7月23日《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头条文章是“罗斯福是犹太共济会的主要工具；耸人听闻的文件揭示战争贩子与国际集团的勾结；罗斯福的希伯来仇恨德国是从哪里来的”。文章马不停蹄地报道一张罗斯福及其儿子由梅森陪伴的“秘密照片”，这被说成证明了他是“犹太人世界阴谋的一个工具”。照片被认为是确认了《人民观察家报》一直在说的事情，也就是说，罗斯福的政策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背叛”，并只有作为如摩根索、拉瓜迪亚、法兰克福特、昂特迈耶、布鲁姆、科恩和罗森曼等这些人的建议的产物才能被理解。第二天，宣传部发出了一份秘密指令给媒体，是关于“耸人听闻的”照片，以强调罗斯福在共济会中的会员身份不仅就其本身而言的重要性，同时也因为它强调了他的身份是一名“共济会的好战分子”。

一篇题为“模仿”的短文发表于1941年7月20日的《德意志帝国》，这是戈培尔撰写的他对犹太人最重要和最广泛攻击的文章。他提供了1941年夏季政治事件的一种反犹分析。犹太人，他写道，擅长“适应环境而不失本质，他们研习模仿”。一个人唯有成为“犹太人的学生”，方能“揭露他们”，因为“犹太人是撒谎的高手”。

犹太人的肆无忌惮已经麻痹了整个人类的智力和情感，从而使其在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毫无防备，即犹太民族能带给一个民族“最为邪恶的感染”。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达到“对一个民族进行完全犹太人统治的工具。最粗鲁的财阀利用社会主义以建立最粗鲁的金钱专制体制”。来自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将会以“犹太人的世界统治”而结束。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是“对这一努力的致命打击”，并且会继续这样做。当“国际犹太人的领导圈”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化并不能通过“政治煽动”来实现时，他们便抓住“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巨大机会”，并寻求使战争“尽可能地”持续下去。他们希望之后可以“攻击欧洲，使其筋疲力尽、被榨干、无力回天，并用暴力和恐怖行为使其布尔什维克化”。

所有阴谋论的特征都在否定历史的偶然性，这在“模仿”一文中充分展示出来。犹太人的阴谋是不会被肤浅的头脑所识别的，他们只能专注于偶发事件和真实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大杂烩。但是，一旦纳粹揭示了这个阴谋，一切都变得清晰和可解释。莫斯科在战争中的策略，戈培尔继续道，是基于攻击纳粹德国的计划，当它不能促使西线战争快速结束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这个决定“用德国利剑，将这个谎言和阴谋的细屑扁篮砍成碎片”。直到进攻的那一刻，他继续道，苏联已机智地将犹太领导人，如李维诺夫和卡冈诺维奇，隐藏在台下，“可能是错误地假设［苏联］因此能够欺骗我们”。“犹太人以更为阴险的方式继续在幕后工作，并试图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即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与伦敦及华盛顿的犹太财阀是死敌。然而，在背地里他们之间走得非常近，为了让他们想要粉碎我们的包围能力变得更强。当这个恶毒的方案被揭露的那一刻，所有这些都变得清晰可见了，他们之间守望相助。”

虽然戈培尔重申纳粹进攻是一场预防性战争这一观点，但短文的关键主题是他对犹太人的控诉。“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同一个犹太人，在两边，不管是公开的或伪装的，他们定调并确定路线。当他们在莫斯科祈祷并在伦敦奏唱国际歌时，他们正在做已经做了许久的事情。他们研习着模仿。”他们适应、隐藏并混入。因此，犹太人自然对纳粹怒不可遏，因纳粹声称“我们揭露了他们”，这个愤怒使得犹太人心理失衡。当苏联和西方的媒体发表关于德国暴行的具体文章时，德国的宣传将报道解释成为国际犹太人工作的进一步证据。正如戈培尔所说，“莫斯科犹太人捏造了谎言和暴行故事，伦敦犹太人引用和传播它们。”德国人不负任何罪责。相反，“‘犹太人有罪！犹太人有罪！’对他们的惩罚将会是毫不手软的。正如一个觉醒德国的拳头曾经猛烈地打在这个垃圾种族上一样，总有一天一个觉醒的欧洲拳头也会这么做。到时犹太人的模仿将会毫无用处……那将是人民正义战胜他们那毁灭和衰败之源的日子。打击将会被实施，没有怜悯和仁慈。世界公敌将会崩溃，欧洲将会迎来它的和平。”

随着“模仿”一文的发表，纳粹领导层在1941年夏季公开宣告，它已经准备好“没有怜悯和仁慈地”对这个“世界公敌”伸张正义。戈培尔的故事，是犹太人犯罪然后德国对其进行惩罚的故事。在宣告犹太民族对发动然后延宕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罪责中，戈培尔详细说明了希特勒的著名预言。随后的宣传运动建立了发动和扩大战争之间一种因果和暂时的联系，以及一个对欧洲犹太人从迫害到大规模屠杀的纳粹政策转变。既然已发现犹太人有罪，戈培尔就为将会导致他们“毁灭和垮台”的打击做了辩护。

除了可怕的威胁，“模仿”一文还提供了战争中不管是可能的成功抑或失败的一种解释。如果苏联是一个纸牌屋，那完全是因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苏联抵抗的持久性且英国仍待在战争中，证明了“国际犹太人”的确有纳粹所声称的那样强大。

不管哪种情况，“模仿”一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与扩大连接到一个“报复犹太民族”的决心当中去。在宣传机器不同部分之间有效协作的另一个展示中，宣传部提供了显著的视觉辅助以详细说明模仿的含义。

在他的反犹照片集《美国犹太人》——42万印制件，由纳粹出版社在1939年和1941年出版——汉斯·迪伯有两张摄影的对比，据称提供了犹太人努力伪装和模仿的视觉证据。第一个对比是在选举胜利之夜，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的一张竞选海报上有一张笑眯眯的雷曼兄弟的照片。迪伯将雷曼的宣传海报描述为一个“犹太民族欺骗花招的典型例子”，因为它显示了雷曼是一个“100%的美国人，就相貌而言，人们可以将其放入最优秀的总统之列”。但是，选举之夜的照片揭露了真实的雷曼，一个笑眯眯的犹太人之中“正统的犹太人”。第二个对比是工业巨头和银行家查尔斯·施瓦布的两张照片。迪伯声称，照片是“犹太人模范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一张巨大照片上显示了一个笑眯眯的施瓦布，“他的面部显示出……犹太人的元素”；另一张早期拍摄的、位于左下方的照片则显示了“一副完全非犹太人……的美国佬面具”，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施瓦布不是犹太人。但是，鉴于犹太人如此会伪装，一个人又怎么确定谁是或谁不是犹太人？“国际犹太人”能隐藏在诸如金发、蓝眼、直立姿势或六英尺的身架这些体征之后。谁真的能确信现在臭名昭著的种族体征的刻板印象真的是揭露犹太人的关键？

出现在《每周要闻》墙报系列上的反犹信息的步伐加快了。在1941年夏季或秋季的一个版本，“犹太人想要战争！”专注于英国和犹太人，并从编辑对战争起源的解释中引出了凶残的暗示。用蓝色背景的粗体黄色字体，该文本抛出了引人注目的断言。犹太人想要的不仅是战争。墙报使读者或观察家习惯于这样一个观念，即“世界犹太人”还正通过其代理人指挥反对德国的战争。因此，德国将会指挥一场反对犹太民族的战争，直到它被“消灭”：

为了使世界屈从于犹太人的金钱和血的统治，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作为世界犹太人的工具，已经选择了战争。他们也已收到战争的回敬！德国军队已对其敌人进行了果断的打击，并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及犹太人被消灭才会停止。现在犹太民族所应得的命运将会无情地被实现。它将会根据其自身的律法而灭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连同那些做此生意的人一起。丘吉尔应被归入这一类人当中！

这是墙报系列第一次展示纳粹政权消灭犹太人的意图。

那个夏季，纳粹宣传加强了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美国的攻击。反犹主义处于攻击的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与犹太人一同成为纳粹主义的主要仇恨对象。1941年8月19日，《人民观察家报》以“罗斯福的目标是让犹太人统治世界”为头条文章。它的发表是在以下事件之后，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7月签署《大西洋宪章》，以及罗斯福警告纳粹德国扩大在中南美洲影响力的努力。在1941年7月24日，《人民观察家报》大标题宣布：“一个庞大的犹太人消灭计划；罗斯福要求对德国人民进行绝育手术；德国人可能会在两代人内被消灭。”一本提倡“消灭”德国人民的书籍《德国人必须被消灭！》，其作者是被称为美国和平联盟主席的“犹太人西奥多·考夫曼”。《人民观察家报》继续道，考夫曼是“纽约犹太人萨缪尔·罗森曼的一名亲密伙伴”，而萨缪尔·罗森曼是罗斯福总统的一名顾问。“在纽约的犹太文化圈子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罗斯福他自己授意了该书的主要命题，并私下口述了这本可耻作品的最重要部分。”计划号召使德国的战俘不孕不育，送他们到劳动集中营以帮助其他国家的战后重建，使德国人口的剩余部分不孕不育，从而德国将会在两代人内灭绝，然后在其邻国中间拆分德国的领土。美国的官方政策，就是号召一个“庞大的消灭计划”。这个关于考夫曼书籍的故事在另一些德国报纸上刊载着，诸如《法兰克福报》、《最新消息》和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先锋报》，也包括所谓的高格调周刊《德意志帝国》。

虽然考夫曼和他的书确实存在，但他并不是被纳粹宣传所描述的那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德国人必须被消灭！》在现实中是西奥多·考夫曼的第一本和唯一一本书。没有一个美国出版商想出版它。考夫曼找到了阿盖尔出版社，并通过美国邮政办公室自己来印刷和分发，而不是通过书店。该书只收到一些评论，是高度不表示同情的。虽然销售数量无法获知，但它的分销模式就已表明它们是最低的。没有像美国和平联盟这样的组织，考夫曼也没有卷入任何其他的美国犹太人组织，不管是主要的还是外围的，或者以任何方式与罗斯福政府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个独立人士，可理解的非常愤怒的犹太作家，出版他自己的书籍。但是，他的书在美国政界或知识界、在罗斯福政府内外是不受重视的。

然而，戈培尔迫切地抓住这个机会，将又一个名字、面孔和文章分配给国际犹太人阴谋的抽象概念及其宣称消灭德国的计划。在1941年7月24日的日记中，他将考夫曼与美国的政策连接了起来。如此做，他在书本命名上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在美国，犹太人考夫曼的书以《德国人必须被消灭！》为名而刚刚出版，书中清晰地预言了威胁是什么……并严肃地建议通过绝育来消灭整个德国人民。像这个计划一样愚蠢和荒谬，它展示了我们敌人的心理。”戈培尔将考夫曼，一名新泽西的独立作家，变成了“敌人”心理的典型代表。在读了考夫曼英文版论著之后，戈培尔在他8月3日的日记中透露：“假如他是受命写书，他真的不可能为我们做得那么好、那么有利。我会把这本书在德国发行数百万册，尤其在前线，并会写一个序言和后记。它将会对每一个德国男人和妇女都具有教育意义，去看看德国人民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同1918年11月一样出现软弱的迹象。”

在1941年8月19日一次与希特勒的谈话中，戈培尔提出德国出版考夫曼书籍片段的想法。希特勒批准了。戈培尔然后指派宣传部电台分部的主管沃尔夫冈·迪威尔格，编辑和评论考夫曼的《德国人必须被消灭！》。他认为迪威尔格的工作是“卓越的”，并为它写了后记。他将会出版500万份印制件。“尤其是，”他写道，“这个小册子最终将会涤除目前温和态度的最后残余。阅读这本小册子，即便是最为愚笨的傻瓜也能指出威胁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变得软弱的话。”这也是戈培尔和迪特里希每日每周新闻指令努力协调的又一个例子，1941年9月5日的《期刊服务》指令“犹太撒旦的谋杀计划”，提及“犹太人消灭德国的计划”，并一再指责该计划“受到鼓励”，甚至其中一些“关键的部分由罗斯福总统口头授权”。这份指令敦促编辑使读者注意考夫曼书本中的冒犯段落。

在1941年9月，宣传部出版了沃尔夫冈·迪威尔格的小册子，以“世界财阀的战争目标：美国和平协会主席著作的文献出版，西奥多·考夫曼，《德国人必须被消灭！》”为标题。封面拼画由汉斯·施韦策自己制作，象征着战争和大屠杀时代其中一个典型的反犹视觉图像。它展示了一个中年男子穿戴着眼镜、背心和领带在打字机旁工作的照片，被假设为考夫曼自己。在右下方是一张富兰克林·D.罗斯福、丘吉尔和军事领导人的照片，也许是纽芬兰会晤时在《大西洋宪章》签署仪式期间高唱“前进吧！基督徒战士”。拼图描绘了一个关键的反犹比喻：犹太人智囊，安全地躲在幕后，谱写着由愚蠢的非犹太挂名负责人吟唱的歌词，英文版著作的歌词（包括带下划线的短语：“德国必须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在图片的中间和右边是显而易见的。三十二页的小册子穿插引用了带有迪威尔格评语的考夫曼的著作，“透露”书本的信息涉及“对德国人民的消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大德意志被其邻国分解”。这项计划以解除德国的武装和实施“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绝育”而宣布大功告成。鉴于纳粹已经实施了并继续实施的无数强制绝育，故而这是将犯罪者的罪行投射到受害者身上的一个特别怪异的案例。

迪威尔格声称，考夫曼的作品是“纽约、莫斯科和伦敦的世界犹太人在对德国人民实施完全消灭上取得一致意见的进一步证据”。他将考夫曼描述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鼓吹者。他已经“公开讲出世界犹太人的愿望和希望：屠杀德国人民”。德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胜利或毁灭。”到1941年，德国人明白了“国际犹太人”站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财阀和战争贩子”的战争目标的背后。但是，德国决不坐以待毙。“谁应该去死，德国或犹太人？”如果“不是8000万德国人而是2000万犹太人，按照他们同族同志考夫曼的提议被处置，又会怎么样呢？那么和平就有保障了。因为在世界上只有犹太人在制造争端和破坏和平”。戈培尔在其未签名的后记中写道：“你知道你永远的敌人和对手打算对你做什么。这里只有一个方法来反抗他们的消灭计划：胜利！阅读这个犹太谋杀计划将会钢化你，且只会增强你那取胜的意志。”在德国死敌及其他敌人手中大规模死亡的巨大恐惧，仍是纳粹宣传的一个持久主题，并成为它屠犹政策的一个关键的公开正当理由。的确，随着战争形势转为攻击第三帝国，巨大的恐惧加深了。它促成了可怕预言的自我实现，也加剧了德国对同盟国战争努力的抵抗。西奥多·考夫曼变成了纳粹反犹宣传一个熟悉的面孔。一个据说是考夫曼的男人的一张整页照片出现在迪伯的《美国犹太人》里。标题写道：“他呼吁对德国人民的完全消灭。”1941年10月10日的墙报，也关注于考夫曼。“总是同一个目标：必须消灭德国！”把引自希特勒的话与《伦敦每日邮报》和“犹太人考夫曼，共济会成员罗斯福的一名亲密顾问”中的引用语并列在一起。

来自帝国新闻办公室1941年8月8日的《期刊服务》指令，继续着反犹宣传的攻击。“与世界犹太人战斗！”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为：

世界犹太人以不可估量的仇恨来对抗雅利安民族的战斗，诸如反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观和文化。在伦敦、纽约，尤其是在莫斯科的犹太幕后操纵者，以无耻的煽动运动来计划和准备这场战争……其结果是，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地球上的雅利安权力。世界犹太人有意扩大战争，希望以雅利安敌手的枯竭作为结果而赢得战争。世界犹太人以三种形式参与这个冷酷无情的战斗：首先作为犹太人；其次作为犹太人出身的财阀；最后作为犹太布尔什维克。雅利安人的抵抗主要集中于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世界犹太人谋求什么？千百年来，它除了犹太人的世界统治就别无他求。这个目标早已存在于犹太人的《旧约》中，因宗教而隐蔽但显露无遗。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不断地接近其目标，然而一次又一次，雅利安民族阻碍着犹太人的计划。今天犹太民族再次寻求世界统治。英美财阀为一方而布尔什维克为另一方，表面上不同的政治目标却只是犹太人的一种伪装而已。犹太人为着世界统治而奋斗，其目的在于为了自身的排他利益而抢劫和掠夺世界，毫不犹豫或迟疑半刻。

德国期刊编辑的责任是阐明战争的依据，解释如何认识“犹太人精神”，说服其他欧洲人，德国和意大利在战争中的战斗也是为他们的利益。报纸要强调，犹太人不管是以丘吉尔周围的财阀、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或者像共济会成员罗斯福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等形式出现，都是不相干的。雅利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予以反击。

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留下暗示，即至少希特勒一直都在告知他，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正在进行之中。戈培尔在1941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相信他过去在帝国议会所说的预言正在被证实，如果犹太人再次成功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它会以犹太人被消灭而结束。在近几周或几个月，这种观点带着奇异的确定性出现了。在东线，犹太人正为此付出代价。在德国，他们已经部分付出代价，在未来他们将会付出更多。”犹太人将会对“即将来临的世界笑不出口”。受前一天与希特勒谈话的鼓舞，戈培尔很高兴希特勒批准了为犹太人引进黄色大卫星、将他们驱赶出市中心，并将犹太人从柏林驱逐出去的建议。“柏林，”他继续道，“必须成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城市……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一个人需要想象，假如犹太人有了权力，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才能知道在我们有权力的时候该做什么。以上条目说明，希特勒和戈培尔已在对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张之间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希特勒告诉戈培尔，在他们都理解的术语中，大规模屠杀随着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就已开始了。

戈培尔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大规模屠杀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理由。但是，他在柏林犹太人的被驱逐中也扮演了实际操作的角色，犹太人在战时的存在使其“难以忍受”。在1941年9月下旬，戈培尔会晤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莱在帝国安全总部（正在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官僚机构）的主要副手，以讨论“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一些重要事情”。“尽快把犹太人从柏林驱逐出去……我们尽快解决在东线的军事问题。他们最终应该被送到布尔什维克所建造的集中营里去。”在1941年10月19日异常轻率的日记中，戈培尔提及了“在乌克兰对犹太人大规模射杀的报告”。戈培尔的回答是增加在被占领土的反犹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渐渐地弱化了苏联人民的反犹本能。可以这么说，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在10月下旬，他写道，政权已经开始驱逐犹太人，从柏林到“东线”。“目前在更广阔的世界面前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点不大合适”，但要点是柏林将摆脱犹太人的束缚，他“直到这个目标被完全实现才会心里踏实”。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是政治敏锐的、被意识形态驱使的、如戈培尔和迪特里希这般与希特勒亲密的官员们，也无法推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在1941夏季伊始在东部发生了。他们已经认定，在反对第三帝国的战争中犹太人是关键的参与者，作为政策正当理由的所有纳粹反犹宣传超越了对犹太人发动“战争”的迫害。

虽然美国尚未参加欧洲的战争，纳粹领导人明白，罗斯福对英国然后对苏联的支持，对于挫败纳粹希望早日获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力求利用美国现存反犹主义中，纳粹宣传力图将罗斯福、他那所谓的犹太智囊团及幕后的权力、纽约的权力（较小程度上的好莱坞），与“真实的”即非犹太美国人进行对比。查尔斯·林德伯格表达了他对希特勒德国的仰慕以及对美国参加欧战的反对，在戈培尔看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林德伯格对我们很有用，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在我们媒体界的活动不要过多关注，如此他就更具独立性，且不必面对他是第五纵队的一名成员的反对声。

尽管林德伯格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戈培尔担心孤立主义者将无法阻止罗斯福的介入。罗斯福，戈培尔在194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是一个真正延长战争的人，如果他不在那里，英国可能很早就屈服了”。不幸的是，他写道，反干涉主义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林德伯格有一个很好的品质，表现也好，并提出很好的观点。但是他在面对犹太人、商人和腐败财阀的红色合唱时，在智力上显然是不对等的”。到了1941年9月，戈培尔——想必希特勒也一样——认为美国参战仅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阻止罗斯福将美国拖入战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阻止他把责任推给我们。”如果欧洲战争变成一场世界战争，那么罗斯福而不是希特勒，将会对此负责。随着与日俱增的愤怒、挫败和仇恨，纳粹的宣传谴责丘吉尔、罗斯福，以及据称控制他们的犹太人，阻止了纳粹德国赢得曾经似乎唾手可得的早日胜利。

在1941年10月下旬，在罗斯福警告纳粹德国已经计划从欧洲扩张到中南美洲之后，迪特里希的每日新闻指令命令德国媒体，“将罗斯福的演讲谴责为一个撒谎和伪造者的演讲，是犹太人散布谣言和歇斯底里地煽动战争的产品”。虽然纳粹宣传一般不会声称罗斯福本身是犹太人，但这个指令提及他为“犹太人血统的罗斯福”。“以这个傻瓜的演讲内容而进行严肃的政治辩论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媒体要用“所有我们易于争辩的方法”去“面对罗斯福从而是犹太人伪造的精神，罗斯福的身份必须如此被确定”。同样在那一周，与宣传部里戈培尔和迪特里希派系对罗斯福的协同攻击相一致，彼得·阿尔达格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文章，把“世界统治计划”归到了罗斯福头上。根据阿尔达格的说法，罗斯福对欧洲的政策是起因于献身于《旧约》的“一小撮团体”的建议，更感兴趣“国际犹太人的利益”，以及他们自身的经济回报，而不是那些美国人。

随着夏季攻势的巨大胜利，以及超过300万苏联战士被俘获，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相信东线的战争已经赢了。奥托·迪特里希自己，穿着党卫军制服，在10月的一次媒体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消息。在1942年10月10日，一篇用红与黑粗体字母的《人民观察家报》首页头条新闻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事完结，东线战役已经决定了……战略上无可比拟的妙举。”文章声称闪电战已实现其目标，已对苏联实施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其“永无翻身之日”。由于德国在东线的成功，纳粹德国现在能够获得安全的石油供应，并从东线撤离大部分空军以装备对英国的战争。现在大西洋的夜晚正变得更长，德国潜艇在击沉盟国船只中将会更为成功。即便是美国真的参战了，也已回天乏力。得益于纳粹对东部工农业部门的控制，德国能免疫于英、美的海上封锁。英、美公共舆论的紧张形势正在增加，而罗斯福发表对苏联的支持是造成其国内政治困境的原因。

1941年10月15日《犹太人问题》上的头条文章“犹太人的战争罪责”，重复着与日俱增的熟悉指控，并提供了纳粹宣传者如何使用证据以支持指控的一个典型范例。这位未署名的作者将一些犹太领导人及鼓吹者在30年代中后期号召与德国斗争的语录串联在一起。他将它们视为“国际犹太人”正发动对欧洲战争的证据。一个犹太人的一篇演讲或一个貌似显赫的犹太人物足以论断所有的犹太人。作为非犹太政治领导人的“幕后操控者”，作者列出了一张熟悉的姓氏名单：“苏联的芬克尔斯坦——李维诺夫和卡冈诺维奇；英国的霍尔——贝利沙、萨缪尔勋爵、梅尔切特勋爵、罗斯柴尔德勋爵；法国的莱昂·布鲁姆、乔治·曼德尔；北美的巴鲁克、法兰克福特、摩根索、拉比怀斯”。作者对年代的把握并不令人满意。他将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英国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和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所创建的反希特勒同盟，记为1941年6月苏联被纳粹入侵之后而出现。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爱德华·达拉第作为法国总理在1938年已经取代莱昂·布鲁姆。张伯伦在1940年1月已撤销了霍尔——贝利沙陆军大臣的职务。斯大林在1939年5月撤了李维诺夫外交部长一职，即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协商期间。未被破坏其核心论点的事实和年表所吓倒，作者强调犹太人及其盟友已然疲于奔命。法国已经被打败和占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权力已经倒塌。英国焦灼地思考着它的命运。北美的犹太人能够最终实现犹太人的目标吗？”作者最后引用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的预言威胁，即“欧洲犹太种族将会被消灭”，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发动另一场战争的话。在他1941年10月9日的日记中，戈培尔驳斥了美国对纳粹宣传的反驳，即犹太人的权力基于服务于罗斯福政府的少数犹太人。“犹太人，”他写道，“并不需要待在政府里去建立和维护他们的权力地位。他们留在后台以便在那里拉扯着使木偶翩翩起舞的线弦。”不管是犹太人在场或缺席，戈培尔在反犹诉状中都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

在他1941年11月的周年演说中——对在慕尼黑纪念啤酒馆暴动的纳粹党成员的讲话——希特勒发表了一份如今很熟悉的谴责，将犹太人谴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煽动者、英苏联盟的创建人。他强调“国际犹太人”是“所有世界事件背后真正的纵火者和教唆犯”。得益于种族问题的科学分析，他“首先知道犹太人是事件背后的驱动力”。犹太人总是能找到“准备好为他们工作的稻草人，部分是因为没有个性，部分被买通了，或者是想做生意；这些人每当有流血事件发生，就跃跃欲试要做生意”。他告诉他的同志，“这个敌人”在魏玛时期就已驱动力量反对纳粹，且纳粹在德国境内已打败了他们的敌人。“随着在德国境内的失败，同样的敌人自然会在境外与我们对峙。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联盟反对德国人民和第三帝国的鼓动者。一旦他们利用了波兰，之后就会迫使法国、荷兰和挪威也为其服务。从一开始，英国就是一个驱动力。很显然，列强终有一天会向我们发起进攻，由犹太精神最为明显地主导着：因为犹太民族最大的奴仆是苏联。”一些人想知道，他继续道，苏联的“民族倾向”是否胜过犹太政委的“巨大组织”。事实上，国家的领导人“除了是全能犹太民族手中的一个工具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当斯大林站在台上或幕前，他的背后站着卡冈诺维奇以及无数犹太人从上到下领导着这个强大的政府”。在这个演讲中，希特勒自信地表示他自20年代所采用的对事件的解释，仍是解开1941年国际事件复杂性的关键之所在。他以极其地方化的方式，把被意识形态扭曲了的对过去的解释适用于战争年代的事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终结。

到了1941年的早秋，希特勒已命令希姆莱将东线大规模射杀犹太人的行动扩大为谋杀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大陆计划。在10月下旬，戈培尔走访了东线战场及维也纳的犹太人区。他的情绪表达在1941年11月2日的日记中，传达了在纳粹政权高层已形成的种族灭绝共识。“这里，”他写道，“犹太人互相蹲伏，不忍直视，更不用说接触了……犹太人是文明人类的虱子。他们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否则，他们将会再次扮演让人折磨和讨厌的角色。只有当人们用必要的暴力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他们有个了断。当你饶恕他们时，你随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在他《德意志帝国》和德国电台上的重要短文“犹太人有罪”之中，戈培尔的反犹仇恨和他对大规模屠杀的公开支持比在1941年11月16日的“模仿”一文里喷发得更为详细。短文第一次记录了纳粹政权的一个主要官员宣布“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内容已经转移了，从包括希特勒著名预言在内的假想概念或威胁转移到进行中的行动。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三周，戈培尔讲道：“世界犹太人对这次战争爆发和扩大的历史罪责已经充分说明没有必要在此事上浪费唇舌。犹太人想要他们的战争，现在他们已经得逞了。”戈培尔描绘了一个活跃的主体，“国际犹太人”对一个无辜、受害的德国的攻击。纳粹德国正在发动一场国家防卫战争，其强度和残酷性正不断增长，以回应犹太人可能发动的对德战争。

但是，犹太人在释放这场战争中已然失算，世界犹太人对其所支配的力量完全误判了。现在它正承受一个逐渐被消灭的过程，而这本是欲施加于我们身上的，如果它有能力如此做的话，那么它将会毫不犹疑地对我们实施。它现在因其自身的律法而遭受灭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这个历史争端中，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在波兰犹太人区过单调呆板的生活，还是在柏林或汉堡享受寄生生活，或者在纽约或华盛顿吹响战争的号角。由于他们的出生和种族，所有的犹太人都属于一个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国际阴谋。他们希望德国的失败和毁灭，并竭尽全力来实现它。

“犹太人有罪”一文的发表结束了威胁时期。犹太人已经发动战争。他们现在正承受着一个“逐渐被消灭的过程”，一个他们起初欲施加给德国的。戈培尔以对犹太人的十点控诉而作出总结。他们已经发动战争并想要“消灭”德意志帝国和人民。

所有的犹太人，毫无例外，是德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每一个德国士兵的死亡“都作为欠债记到犹太人头上。但他们觉得心安理得，因此必须付出代价”。由于犹太人承担了发动战争的罪责，所以德国给予他们的处理并非不公正。“他们是罪有应得”，因此，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犹太人有罪”一文是纳粹反犹宣传的一个范例。它对于一般性政策直言不讳、毫不委婉，但是这种极端主义话语对于这个大屠杀何地、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细节却讳莫如深。这是非常特别的语言，嵌入一个较为普通的战争叙述中。它是如此之怪异，以至于许多与戈培尔同时代的人都很难相信这跟德国专制体制的实际政策有关。短文同时展示了言语上的粗暴和故意模糊。毕竟，除了大屠杀外，提及一个“逐渐被消灭的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有足够的德语名词来表示贫困、歧视、驱逐出境和疾病；但是戈培尔和希特勒不断提及“消灭”。怀疑者注意到，戈培尔是一个成功的撒谎者，毕竟他是宣传部长。对此他也在撒谎吗？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戈培尔的评论作出最为激进的解释，但他的阐述也留有足够的不确定性和细节空缺，以便在漠不关心或者半信半疑的广大受众之间促成貌似合理的推诿逃脱。那个晚上，宣传部长在他的秘密日记中重复着他所传达给广大受众的是什么。“犹太人目前所遭受的命运并不是一个不公正。相反，这仅仅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的犹太短文在全世界的新闻中被引用……反犹主义正在欧洲增长，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将会变得越强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续，胜利被证明是困难的，军事伤亡不断增加，德国城市忍受着同盟国的轰炸。

纳粹希望和期待犹太人对发动和拖延战争的罪责，将会导致战争中所有国家反犹主义的上升。德国领导人试图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为“犹太人的战争”，希望这样做可以激怒被纳粹所占领的欧洲内外的大众舆论，支撑着德国人的战斗意志，同时侵蚀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

作为海德堡大学的博士，戈培尔先生更喜欢其他人以这个头衔来称呼他，因为这非常有利于传达纳粹的宣传给德国的精英。1941年12月1日对德国学术界所作的一次正式讲座，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新的主报告大厅中，他详细说明了他在夏秋两季已提出的反犹主题。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那天指示编辑们将此讲座文本作为首页故事加以发表。第二天，柏林的《德国全民报》在其头条文章中描述道：“大批将军和其他官员，包括许多荣誉奖章的获得者、其他官员、纳粹党及其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警察和德国劳工服务机构的成员，也包括许多外交家及其夫人，德国学术、艺术、经济及国内国际媒体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讲座。

戈培尔采用一副学者的腔调，承诺会提出超越日常政治争论的“基本原则和命题”。他表示出对战争的信心，并再次将其说成是必要的，鉴于苏联要“无情地消灭帝国”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很明显”，他继续道，苏联的“首要任务”将会是对“民族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导阶层的消灭”。东线战争因此是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然而，他认为整个战争形势还是进展不错的。德国潜艇正在击沉大量出入英国的船只。同盟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威胁已经被突破。英国回归大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完全是痴人说梦”。美国的援助不是惊慌的理由。“苏联的攻击力量……被粉碎了”，英国“正在被打败的路上”。与丘吉尔的观点不同，胜利在纳粹德国这边。即便是罗斯福有能力使英国保持战斗，戈培尔自信地认为，美国武器和物资将会很难穿过危险的大西洋抵达英国。相反，德国已经在整个欧洲建立了通信和交通的安全内部线路网。更为甚者，反德国联盟是基于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协定，而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联盟是基于共同的“世界观和道德”。

戈培尔然后转到战争的起源和“犹太人问题”：

世界犹太人对这次战争爆发和扩大的历史罪责被如此充分地证明，以至于我们不需要浪费任何唇舌在其之上。犹太人想要他们的战争，现在他们得逞了。但是元首于1939年1月30日在帝国议会所明示的预言现在也被证明是真实的——那就是，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将要驱使各民族再次进入一个世界大战，其结果将不会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是犹太民族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

我们现在正经历这个预言的实施过程。犹太民族因此正忍受一个艰难但更是应得的命运。同情甚或悲叹是完全不合适的。世界犹太人在释放这场战争中完全错误地评估了其所能支配的力量。故而现在正遭受一个被消灭的渐进过程，这本是它欲施加在我们的头上的，如果它有能力如此做的话，它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实施。它现在正因自身的律法而遭受灭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戈培尔的用词并非模棱两可，在他提及不管是“消灭”抑或“灭绝”的“一个渐进的过程”时。当戈培尔为对苏联的突然袭击辩护时，他使用名词“消灭”以提及苏联将会对德国做什么，如果希特勒不先发制人的话。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意思是苏联将会谋杀德国的“民族知识分子”。几分钟之后，他用同样的词汇来表达同样的事情，关于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可能他的一些受众认为在“消灭过程”之前加上形容词“渐进的”可能意味着缓慢饥饿而死的曝光，一种德国版本的苏联集中营，而不是在一个尚未充分运行的死亡集中营里被射击或投毒而突然死亡。然而，文本和内容两者都提示戈培尔的意思是纳粹政权当时正在执行希特勒的“预言”——那就是，它正在实施对“欧洲犹太种族”的大屠杀。这不是委婉、官僚主义避责或陈词滥调的语言，这是异乎寻常和直率的话语。戈培尔正在告诉那群精于世故和心思缜密的受众，以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德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

戈培尔重复着他已在“犹太人有罪”一文中所提出的控诉。他讲道：“在这个历史争端中，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在波兰犹太人区过单调呆板的生活，还是在柏林或汉堡享受寄生生活，或者在纽约或华盛顿吹响战争的号角。由于他们的出生和种族，所有的犹太人都属于一个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国际阴谋。他们希望德国的失败和毁灭，并竭尽全力来实现它。”在德国一个著名大学的主报告厅里，他进一步加重了他那些词汇的可怕解释。

最有效的措施要求“无情和冷酷地反对我们民族的腐蚀者，反对这场战争的煽动者……犹太人对导致这场战争是有罪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因我们所施加的惩罚而遭受不公正。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首要和最为重要的任务”。欧洲将不会有和平，直到这被完全阐明，以及犹太人对欧洲大陆“统治”的终结。唯恐他的受众不能从他那残忍的声明中清楚地得出杀人的结论，戈培尔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可怕动词去描述大灾难将会降临到德国，如果犹太人赢得战争的话。德国的敌人一致认为德国“必须被消灭、灭绝和歼灭”。战败将会比第二个《凡尔赛和约》更为糟糕。胜利者将会释放“《旧约》复仇幻想”。他们“赤裸裸的毁灭意志”将产生一个“地狱”。面对这一可能的大灾难，对基本生存的需求要求德国人团结在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周围，以避免自身被消灭和灭绝。接下来的四年正是如此，制造恐惧与反犹叙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其必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是戈培尔描述对犹太人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理由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确，作为一种防卫行动——说明了对大屠杀各方面的否认是这个行动本身的必要组成部分。它的行凶者将大屠杀呈现为德国正在从事的战争的一个典型和共有特征——的确，作为它的大敌正欲强加给德国的一个政策。为大屠杀进行辩护和对细节保持沉默的平衡，是纳粹宣传在大屠杀期间的特点。那个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希特勒）非常满意我对柏林知识分子的呼吁。”第二天晚上，他补充道，德国学术机构已经为他和宣传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讲台，在那我们能够对国内外的知识界发表谈话”。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希特勒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表达了对戈培尔的满意。他认为美国的精力将会被牵制在太平洋，从而远离欧洲战区。1941年12月7日的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声明“东亚”的战争实际上是“战争贩子和世界罪犯罗斯福的杰作，他是仅次于丘吉尔的犹太走狗，一直在不停地发动战争。他最终在远东实现了目标”。媒体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描述“美国总统所铺设的可怕道路”，从而使“每一个读者都会对这个时代最大的伪君子及其帝国主义政策充满厌恶”。媒体将罗斯福作为“一个战争贩子”并与“犹太财阀”对接起来加以描述。

在1941年12月10日，即希特勒宣布对美战争的前一天，宣传部发送了其日常的12.5万份《每周要闻》印制件，以张贴于熟悉的黄金地段，从而在全国引起最大的视觉冲击。“犹太人阴谋”提供了一张详细的甚至是错综复杂的图表，其中列有“犹太幕后操纵者”及其参与了国际犹太人阴谋的“傀儡和共犯”的名字和影响力渠道。这里，以黑与黄为主色调，巨大的阴谋被描绘得所有人都能看见。海报对特定个体的人名及其之间所谓联系和影响的貌似精准，是激进反犹宣传的妄想狂版本的一个范例。在黑色背景下出现黄色（一个与纳粹宣传中犹太人相联系的颜色），墙报把文字和图像结合起来，首先将目光转向一个反犹漫画，一张耳朵、鼻子和嘴唇过大，头发鬈曲、眉毛很重、胡子小的男性面孔——在图画的中心就是犹太人。耀眼的黄色宽箭头，显示出影响力的方向，由两颗大卫星而出，并以国际阴谋中的两位重要人物而命名：美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以及“摩西之孙”——讽刺地提及苏联政治局成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巴鲁克对非犹太人罗斯福和丘吉尔发挥了直接的影响，同时对犹太银行家希夫、沃伯格、卡恩、卡普也一样，这些名字被刻在两颗大卫星之间。巴鲁克与“罗斯福的密友和主要顾问”也有直接的联系，被认定为“犹太人！”：亨利·摩根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费奥雷罗·拉瓜迪亚、索尔·布鲁姆（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一个未被认定的科恩。影响力的箭头源于“摩西之孙”卡冈诺维奇直至“芬克尔斯坦——瓦拉赫”——那就是前任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摩西之孙”卡冈诺维奇影响了非犹太人斯大林。影响力圈子是由连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一条黄线所完成的。

一旦行人的好奇心被这些醒目的颜色、箭头、漫画及熟悉的犹太人名字所吸引，看客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海报的文字，其显示了这个巨大且强大阴谋的秘密。在左边，文本认定巴鲁克、莫塞森、希夫、芬克尔斯坦和迈斯基为犹太人，并声称他们与非犹太人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结盟。在下面，关于犹太“幕后操纵者”的文字介绍了识别图像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四个要点：例如，“犹太人……巴鲁克”是“最大的战争贩子之一和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获益者，《凡尔赛和约》的制定者，共济会犹太人雇员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与丘吉尔是私人朋友，如今被称为美国的非正式总统”。拉瓜迪亚、摩根索、布鲁姆、法兰克福特、雷曼、科恩和考夫曼是“罗斯福的密友和伙伴”。卡冈诺维奇，或“拉撒路（Lazarus），摩西·卡冈诺维奇的儿子”，是“斯大林唯一信任的助手，最为亲密的顾问、副手和岳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伊凡·迈斯基同时被提到，也正如活跃在英国政坛的犹太人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和罗斯柴尔德勋爵。

在1941年12月的第二周，路过这些墙报的无数德国人之中，那些停留很长时间去阅读文字的人可能并不知道罗斯福是否真的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丘吉尔是否是一个犹太人的岳父，斯大林是否娶了卡冈诺维奇的女儿。他们只能略知谁是巴鲁克、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人；然而，特别是在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宣战之后，他们确实知道苏、英、美三国正在跟德国打仗。墙报的图像和文字提供了犹太人如何在数量如此之少的情况下成功地密谋反对德国的一个貌似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许路人就会对具体的名字和影响力箭头的图解印象深刻，更不用说它提及的专家鉴定了。对于那些全神贯注纳粹文章的人，它也传达了一个复杂、充分研究和令人信服的因果解释的印象，关于为什么世界上三个最具权势的国家会跟德国打仗。肯定不是所有的名字都是虚构的。显然，这个阴谋的某些部分是存在的。宣传部并非无中生有地将伯纳德·巴鲁克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牵扯进来。当然，对于纳粹德国之外的人来说，墙报看上去就像今天看上去一样是怪诞离奇的现实主义；它建立在精神错乱、政治幻想、无厘头仇恨、错得可悲的因果联系和臆测的结合基础上，这一切构成了病态荒诞的弄虚作假。但是，德国人在那个短暂、寒冷、大多数时间天空灰蒙的十二月天里注视这个墙报，却在纳粹主义的预料之中，因此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释政治决定是如何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作出的，以及犹太人如何或是否对他们有影响。数量未知的一些行人带着厌恶和愤怒离开了墙报，对执掌他们政府的罪犯的歪曲事实感到震惊。但是，一群数量同样未知但规模更大的行人却很可能相信“犹太人阴谋”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真实世界的故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纳粹宣传家利用图片在媒体的大规模印制，从而将面孔添加于具有影响力的名字和箭头上，装饰无所不在的、在1941年12月那重大的第二周所张贴的墙报。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犹太人阴谋变得不再抽象，而是一群现实当中实实在在的人。

在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宣布对美战争的一次对帝国议会的演讲，在德国电台里播放并在德国媒体全文印发。他讲了近90分钟，并在攻击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周围的犹太人上达到了仇恨的高潮。他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光棍”罗斯福“和操纵他的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美国新总统必须为其服务的智囊团由在德国与我们为敌的同一拨人组成，作为人类的一种寄生外貌，且我们开始将其驱赶出（德国）的公共生活。”罗斯福，希特勒继续道，试图通过外交政策来转移“他那整个经济纸牌屋坍塌”的视线。“围绕他周围的犹太人圈子”鼓励了他的外交政策积极性。他们“被《旧约》的贪心所驱动”，且他是一个“完全邪恶不忠”的人。这个转移视线的策略是罗斯福干涉欧洲事务的一个关键原因。

反犹主义处于希特勒攻击罗斯福的中心位置。“我们知道什么权力站在罗斯福的背后。永恒的犹太人认为，现在是时候让我们遭受在苏联害怕看到和必须经历的了。”他继续道：“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犹太人摧毁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图谋。”战争是各国“生存或灭亡”的大事。如果一有机会，罗斯福和犹太人将立即“消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正谋求“无限的世界统治权”，并拒绝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国家存在的必要性。

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而言，他继续道，“并不惊讶于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主义世界［发现］自己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站在统一战线上。”这是魏玛时期的反纳粹联盟扩展到世界舞台之上。

罗斯福和美国在战争起初就已激怒了希特勒，就在美国参战之前。他确信如果罗斯福不支持丘吉尔，英国早已同意谈判解决，随着德国1939年和1940年的胜利。在1941年的夏季，罗斯福提供援助给苏联的决定，挫败了德国在东线快速取胜的愿望。到了1941年12月，除了中立国和他的盟友外，希特勒已入侵和占领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并将战争归咎于大西洋彼岸一个国家的总统。他和他的宣传家们将纳粹德国呈现为其他人侵略扩张的无辜受害者。希特勒对他单方发动和扩大的战争从未接受过任何责任。

希特勒在12月12日的一次纳粹领导人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戈培尔报告道：“关于犹太人问题，元首决心将其彻底解决。他预言过如果犹太人再次引发战争，他们将会经历他们的灭绝。这不是一句空话。战争正在发生。灭绝犹太人必须是必然的结果。对这个问题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在这里不能表达对犹太人的同情，而只能表达对我们德国人民的同情。因为德国人又一次在东线战争中牺牲了16万名战士，所以这场冲突的发起人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为那些牺牲者］。”希特勒再次赋予战争以因果和必然性，而不是意外或偶然性，用他那消灭犹太人的意图连接着。随着德国战士在战斗中的死亡人数和德国平民在同盟国轰炸中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纳粹领导层越是强调所谓的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英苏美反希特勒同盟、德国人民的死亡和痛苦，以及贯彻希特勒预言的必要性之间的关联。纳粹宣传把控告指向犹太人，作为德国每一个死亡和受伤者的犯罪当事人。如此做，宣传为“报复”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私人理由。以这种方式，对于千百万德国人而言，“犹太人有罪”的抽象口号则具有直接的情感意义。对于那些接受这个逻辑的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将会加深，随着德国人被杀害和受伤数量的增加。纳粹宣传的偏执投射似乎在现实经历中出现了。同盟国越是扭转局势以攻击德国军队，纳粹宣传越是声称犹太人是有罪的，并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可以理解的是，日本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反犹叙述最为突出的方面。然而，他们以新奇的方式使之适应故事。由“Gü”撰写的“日本与世界犹太人的斗争”一文，于1941年12月24日作为头条文章发表在《犹太人问题》上，在亚洲事务上对纳粹党和政府宣传家提供启迪作用。自从日本在亚洲寻求生存空间和领导权，他写道，它不得不面对来自“两个比邻犹太人国家……犹太——布尔什维克苏联”和“犹太——财阀美国”的敌视，也包括来自英国的。它们都支持蒋介石的中国。虽然“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已经减轻了苏联的威胁，但来自美英“犹太财阀”及其“包围圈”政策的威胁却变得更加严峻了。没有提及对珍珠港的偷袭，“Gü”写道，日本已经“履行了防卫的责任”，以反抗“国际犹太人政治上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粉碎日本。现在日本已经进入“年轻人自由抗争的时期，这对于打败财阀世界统治是必要的”。然而，日本并没有对美、英构成威胁，它决心打败“犹太金融资本”和想要开发中国经济潜力的美英犹太人圈子。

日本已经“认出”罗斯福是犹太人的一个工具，他的政府是一个“犹太人政府”，是由国际犹太人和共济会所控制的好战帝国主义。虽然犹太人在日本的威胁目前并不“严重”，但是犹太人在中国的影响力却是“无限的”。根据《犹太人问题》的说法，蒋介石也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他从犹太金融和工业集团那里获得支持。西方民主国家的犹太势力得以在中国喘息，在一个坚定且果断的犹太民族那里——那就是在中国的3.7万名犹太人，大多数在上海，从纳粹控制的欧洲地区逃离过来的。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领导权将会破坏“犹太人在中国的霸权”。日本人认识到，“在丘吉尔尤其是罗斯福的帝国主义中，他们正面对国际犹太人对统治权癫狂般地追求”。文章写道，1938年出版的《犹太人对日本的攻击》一书已经指出，“犹太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影响力是中日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是反犹框架所不能解释的。

到了1941年末，反犹和反美的交织先在《每周要闻》里出现，并在希特勒的演讲和德国媒体的文章中受到强调，它在纳粹出版社发行的沿着相同路线的大量材料中发现了一个较为安静的回声。《罗斯福背后的权力》，由多产的反犹作家约翰·冯·莱尔斯撰写，到1942年已出版到第三版，印刷了2.8万份。冯·莱尔斯提供了美国的一个反犹历史，专注于自19世纪90年代之后犹太移民的增长和犹太人力图将美国带入战争。“犹太人的报纸，阿道夫·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是这场煽动的前沿阵地。”冯·莱尔斯将一篇1925年奥克斯对犹太人在美国享受的“权力和特权”表示感激的演讲解释为新获权力的证据。“那同一个犹太人”，曾谈到过与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系。像其他的纳粹宣传家一样，冯·莱尔斯着迷于夫妻一方有可能是犹太人身份。他找了大量的证据去证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妻子是犹太人，尽管赫尔没有提出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问题。美国介入欧洲事务是站在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苏联前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英国前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这边，“以色列的三个儿子”构成了一个“非雅利安三人团”，一致对抗纳粹德国并试图“毁灭欧洲！”

冯·莱尔斯专注于那些如今很熟悉的疑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最高法院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以及在新政（冯·莱尔斯称之为犹太人新政）里因他帮忙而获得职位的一些青年律师；工会领导人西德尼·希尔曼；萨缪尔·J.罗森曼，在罗斯福圈子里崛起的犹太人中最为危险的一个，且是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冯·莱尔斯总结道，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财政和劳工部门，并在国务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J.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的主管，是第32级的共济会成员。虽然胡佛不是犹太人，但是他连接着一个与犹太人有关的阴险国际组织。费奥雷罗·拉瓜迪亚是一个“西西里岛半犹太人”。对于冯·莱尔斯而言，早在1933年犹太人新年时，罗斯福对美国犹太人的友好表示就在争论上赢得胜利。在1933年，罗斯福“对那些在美国有犹太教信仰的所有人发出了热情的问候：我们感谢犹太人许多伟大的思想，它们丰富了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愿我们的犹太同胞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幸福和兴旺发达”。冯·莱尔斯以这个引用结束了一章，好像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罗斯福亲切的话语结束了这个例子。

冯·莱尔斯呼吁“真正的”美国，而不是纽约、华盛顿的新政或者好莱坞的电影。相反，正是广泛的非犹太中心地带，将会结束罗斯福政府非美国政策的地方。冯·莱尔斯并不是一个疯狂的街头演说家，而是工作于主要纳粹出版社的反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和他的老板不明白或者简单地拒绝承认，30年代和40年代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机构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如果纳粹宣传家能够找到来自国务院或军事部门的犹太人面孔以粘贴于《每周要闻》的书页上，他们肯定会将他们放上去。纳粹不明白或不相信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导层有理由来反对纳粹的统治和扩张，且与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毫无关系。

美国参战和美苏英反希特勒同盟的巩固，似乎为反犹解释的正确性和犹太民族是反希特勒同盟的驱动力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1941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戈培尔表示：“发达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合作现在是显而易见的。自然地，国际犹太人聪明地玩着牌并确信他们现在能够在后台使出王牌。”反犹框架推卸了纳粹政权把一群不大可能的伙伴组成敌对联盟的责任，与此同时也为原则如此不同的政权为何可以结盟提供了一种解释。到了1941年末，一个统一且协调的事件叙述在希特勒的演讲、戈培尔的社论和演讲、几千份报纸和期刊的头条新闻和头条文章、充满色彩和无所不在的《每周要闻》墙报、来自纳粹出版社的书籍和小册子，以及由纳粹宣传家和官员发表的在地区和地方层面的上千份会议讲话中出现了。在广大纳粹组织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美苏英反希特勒同盟的出现最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专注于国际犹太人阴谋存在的反犹解释说明了事件的实际进程。如果不是犹太阴谋者的幕后演习，为什么其他如此奇怪的伙伴会共同对付第三帝国？是不是很明显，多亏了希特勒的重整军备，不然罗斯福及其背后和周围的犹太势力早已站在那看似非常诱人的早日胜利之路上？最为可怕的是，国际犹太人已经组织了一个巨大国际联盟，根据希特勒、戈培尔以及德国媒体的文章，正在意图“消灭”——那就是谋杀——所有的德国人。到了1941年后期，纳粹宣传已经将反犹的古老仇恨转化为大规模屠杀的一个公开正当理由。在1942年，纳粹宣传反复强调这几点，重复着犹太人将会付出代价，因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罪恶和错误而被消灭和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