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胜利或毁灭”

在1943年夏秋两季，纳粹德国在战争中遭受了更大的挫败。意大利在1943年9月9日向同盟国投降。在东线的库尔斯克，军事史上最大的坦克对抗战以苏联的胜利而结束。库尔斯克战役标志着德国在东线进攻行动的终结，并预示着红军要向德国挺进。不太引起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是苏联空军力量的增长。闪电战的失败开始摧毁德国在东线的国防军。东西两线的战略互动给德国军队以重创。东线的战斗阻止了德国把军事力量转移到西线，而保卫德国城市以免受美、英轰炸的需要则限制了空军力量的有效使用以对抗红军。德国的空军实力明显地下降了，而同盟国在东西两线的空军实力却增强了。德国武装力量中的死亡人数是令人震惊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在1942年的战斗死亡人数每月平均是大约3.5万人。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3月的四个月里，有近40万士兵死亡。从4月到6月每月平均死亡人数是2.5万人。从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直到1944年5月，德国战斗死亡人数平均是每月7万，那就是一天超过2000人。虽然单个家庭知道他们的损失，但是帝国新闻办公室——真正的是整个宣传部——对逐渐上升的死亡人数的消息却成功地进行了封锁。

同时，纳粹政权也封锁了“最终解决方案”的细节。从1943年夏季到1944年春季，德国媒体并没有关于里沃夫犹太人聚居区被摧毁的报道，或者事实上波兰的任何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或者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五火葬场在1943年6月下旬的完工，它能在24小时内焚烧4756具尸体。对于特雷布林卡囚犯在1943年8月的起义，4.3万名犹太人中的最后一些人在1943年8月从希腊的萨洛尼卡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明斯克和维尔纳犹太人聚居区在1943年9月被摧毁，埋葬于巴比亚尔的10万具尸体的挖掘和焚烧以掩盖大屠杀的痕迹等也是只字未提。没有提及明斯克的特遣部队抹掉了谋杀4万多人以及索比堡囚犯1943年10月起义的一切痕迹。纳粹媒体无视1943年10月20日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的成立，也没有报道11月3日“收获节行动”（Operation Harvest Festival）的启动，该行动导致马伊达内克4万名犹太人被杀——单独一天就杀了1.8万名；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对犹太人进行逮捕并驱赶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社区的剩余者在1944年2月18日被驱赶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或者454 551名奥地利犹太人在1944年4月到7月间用147辆火车被驱逐出境，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就被毒杀。对这些事件的完全沉默，是帝国新闻办公室和宣传部的最大“成就”之一。纳粹宣传机器使得德国军队所遭受灾难的程度，也包括“最终解决方案”的细节和范围，完全脱离公众的视线。由前线回来的士兵所传播的传言和报告，并不能代替只有自由和善于刨根问底的新闻界以及其他独立媒体才能提供的准确的当下叙述。新闻自由的缺失是实施“最终解决方案”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迪特里希和戈培尔都没有留下书面记录，以显示他们对于不管是“最终解决方案”抑或德国人在战场上伤亡人数的真实数字的具体了解情况。戈培尔在1943年10月7日的日记，包括了在波兹南纳粹地区长官一次会议上的一份报告，罗伯特·莱、阿尔伯特·施佩尔、卡尔·邓尼茨和马克斯·阿曼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希姆莱告诉那些集合起来的人：“我们能够在今年年底解决全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他为最激进的解决方案作了辩护，那就是“彻底消灭犹太人”。在该日记中，戈培尔认同了希姆莱的讲话，并写道：“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来做这件事”，后代人不会有纳粹的“勇气和执着”来实现它。

截至1943年10月，200万到250万犹太人已经在6个死亡集中营里被杀害。特遣部队在苏联已经杀害了超过60万的犹太人。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的村庄和城镇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治安警察所杀害。6个集中营中的5个已经完成了任务。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继续运作的。很可能戈培尔所说的“朴实无华的画面”就是希姆莱后来声名狼藉的关于“消灭犹太人”的演讲，该演讲早在三天前就已对波兰波兹南的党卫军军官这一规模更大的听众发表过。但即使在那时，希姆莱也只是提及特遣部队的早期谋杀方式，而对于死亡集中营、毒气室和火葬场却是只字未提。已被我们核验过的证据显示，宣传部及其帝国新闻办公室的高级官员早在1941年秋季就已知道，德国政府实施了一个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计划，且他们赞成那个政策。他们利用手中所控制的新闻、广播以及其他媒体煽动着对犹太人的仇恨，为屠杀犹太人提供再三强调的正当理由，阻止任何关于种族灭绝的真实细节出现在新闻中。他们变成了反人类罪行的积极从犯。

从1943年9月底到11月，《人民观察家报》——在另一个集中的反犹宣传运动中——发表了13篇攻击犹太人及其所谓的战争角色的头版文章。头版文章持续着纳粹叙述，将纳粹自身的狂热仇恨和谋杀意图投射到同盟国和犹太幕后操纵者身上（见附录）。

《人民观察家报》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3年9月犹太新年时表达出对美国犹太人的美好祝愿的回应，说明了编辑们是如何把一些看似无恶意的事情放置在一个邪恶的框架里的。“在过去一年不屈不挠走向胜利的征程中，我们同胞中这一忠诚团队已为国家的成就作出贡献”，罗斯福对此表达了个人敬意。《人民观察家报》以“罗斯福再次声明他与犹太民族的团结”为头版文章来回应。《人民观察家报》认为，它“不是证明了犹太人对战争的贡献。相反，［罗斯福的赞扬］证明了美国人民对犹太人战争的贡献”。“犹太人战争”这一短语已经从塞贝特在春季署名的编辑专栏转移到了秋季的新闻专栏里。罗斯福在犹太新年期间的友好问候证实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奴”，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争夺世界统治这一“黑暗力量”的一个工具。《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回避了单纯和真实的解释，那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政治家，他是在向他最忠诚的选民之一和信仰宗教自由的人们表示他的友好。

受控制的新闻界使得纳粹政权阻止德国人阅读反希特勒同盟领导人关于德国暴行的公开声明成为可能。从1943年10月18日到11月1日，同盟国三位外交部长科德尔·赫尔、安东尼·艾登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第一次在莫斯科齐聚一堂。他们讨论了军事合作及战后安排。随着德军的退败，盟军也收集了关于德国战争罪行的更多证据。主要会议公告包括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在批准和任何德国政府的停战协议时，那些与德国军队的暴行和处决有任何关联的德国官员、人员和纳粹党成员，将会被带到他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所在国家，按照那些国家的法律接受指控和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德国暴行声明”的一个附件，由丘吉尔撰写且只在莫斯科稍事修改，提到了各种犯罪，诸如那些在苏联犯下的；枪杀意大利军官；对法国人、荷兰人和比利人、挪威人质以及克里特岛农民实行死刑；对波兰人的屠杀。然而，尽管到了1943年秋季有许多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新闻报道，但这一声明根本没有提到它们，也许是为了不让纳粹的反犹宣传有可乘之机。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沉默就跟纳粹宣传家没什么区别了。在1943年11月2日，帝国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14页的指令，关于新闻界应该如何回应同盟国的莫斯科公告。它声称，德国敌人的团结在于渴望“消灭德国人民”，且被描述为“盎格鲁——美国对欧洲的背叛以及对莫斯科的投降”。关于“暴行宣传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大概也没有什么事实。莫斯科公告意味着美、英并没有设置障碍以阻止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德国士兵是“反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和“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捍卫者，他们寻求从“盎格鲁——美国金融——犹太人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即便是莫斯科公告没有提到犹太人，1943年11月5日的《期刊服务》指令还是声称：“莫斯科会议的整个精神完全是犹太人的。那里代表着犹太人的利益。”

因此，“反抗犹太人对于德国期刊记者而言是一个更加明确和需要无条件服从的要求”。

新闻界并没有告知德国读者同盟国在莫斯科已经提到了许多纳粹德国的受害者，虽然没提犹太人。相反，《人民观察家报》宣称：“财阀机器在替斯大林工作：莫斯科扩大了它对权力的要求，苏联成功地煽动着美英。”它声称，“伦敦和华盛顿街上的人们”并不明白斯大林利用西方同盟国的方式，因为普通人“不能清楚地意识到由莫斯科和华盛顿犹太人所保障的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同一性”，其目标是实现“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即便是“财阀机器”，包括英国的保守媒体，也都在“替斯大林工作”。很多英国人仍不明白“美英世界资本主义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同一回事”。

对于《人民观察家报》而言，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给了“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消灭计划”的同一性，以及同盟国企图将欧洲交付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正式的表述：“这是已在莫斯科获胜的国际犹太人的精神。”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已是“统治着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的世界犹太人的代理人”。在针对民主国家的宣传中，纳粹连接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犹主义。“犹太资本”，《人民观察家报》宣布道，“谋害着人民”。它拖延战争为的是获得更大的分红和收益，而轴心国正在为“劳苦大众”斗争。“谋杀国家的资本主义受益人”正拖延着战争，为的是获得更多的战争利益。华尔街金融投机者和犹太财阀正在与真诚的雅利安劳动人民交战。在1943年11月30日对2万名青年官员候选人的一次讲话中，希特勒讲道，德国只有一个选择，即“胜利或无情地被消灭”。在这种罕见的公开露面中，希特勒重复着“站在英国政治背后且与苏联结盟来释放这场战争的犹太人权力，其目标在于消灭德国从而把欧洲交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手里”。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是由犹太仇恨所支配的“我们敌人”消灭［德国］计划的唯一障碍。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人之间的第二次主要同盟国战时会议于1943年12月6日在德黑兰结束。会议公告强调了他们“关于计划摧毁德国武装力量的协定……关于从东部、西部和南部采取行动之范围和时机的协定”。它自信地表示：“地球上没有力量能够阻止我们通过海陆空三路来摧毁德国军队。我们的攻击将会是毫不留情和不停息的。”美、英同意在1944年进攻西欧，而斯大林同意在德国被打败后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对抗日本。跟莫斯科声明一样，德黑兰会议的公告对欧洲犹太人只字未提。虽然如此，1943年12月22日的《期刊服务》指令，以反犹谩骂和现代欧洲反犹历史的冗长演绎作为回应。指令错误地声称，罗斯福已经邀请蒋介石参加德黑兰会议。事实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刚刚在开罗会晤了蒋介石，就在他们两人在德黑兰与斯大林单独会面之前。虽然那里没有“四巨头”的会晤，指令把所谓的蒋介石出席德黑兰会议描述为国际犹太人阴谋扩展到亚洲的证据。“被世界犹太人任命的四个人”——丘吉尔、罗斯福（犹太血统和第1级共济会成员）、斯大林和蒋介石会晤于德黑兰，并开启他们为犹太人世界统治而做出的努力。指出这点很重要，因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我们与犹太人的斗争就必须越被强化，从而人民就能识别出这场战争真正有罪的是谁”，以及欧洲的犹太人在短暂的自立之后又如何让“整个世界燃烧起来”。

在1943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再次表达了希望通过传播反犹主义来瓦解同盟国的联合。也许西方犹太人的实力将会被削弱，随着红军的幽灵笼罩着欧洲的未来。打着“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以及所谓的罗斯福计划“清算德意志优等种族”的牌，仍是戈培尔在民主国家中煽动反犹主义和挑拨离间同盟国的联合那不成功的努力，以及他在国内较为成功地维持对政权支持努力的一个关键主题。随着一年的结束，这位宣传部长把1943年视为“一次又一次的厄运”，并认为这是“多次被打击，几乎没有成功”的“噩梦”。德国潜艇正被驱赶出大西洋。东线的军队正遭受红军的攻击。德意志非洲军团已被迫撤离北非。墨索里尼已经被赶下台，意大利已经向同盟国投降。美、英空军现正轰炸德国的工业和城市，并逐步击落德国空军的飞机。反犹宣传在分裂反希特勒同盟或破坏对英国、美国或苏联战争的支持中已然失败。相反，关于德国对犹太人施暴以及其他新闻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媒体里，同盟国就越坚决地争取无条件投降。然而，在德国国内，对德国人将被“世界犹太人灭绝”的预期，直到最后都是纳粹宣传的关键部分。培养绝对的恐惧是激进反犹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战争形势越有利于同盟国，纳粹宣传家越是说犹太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并企图消灭德国人是正确无疑的。

在1944年初，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走向了反面，希特勒和戈培尔仍说服他们自己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如果欧洲团结在纳粹德国周围以面对苏联军队的向西推进。戈培尔在1944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是靠近，我们就越能赢得朋友。”几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相信德国军队在东线的挫败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红军向西推进将会“开启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英国政治中的理性分子”不太容易证明他们有道理，因为“犹太人和丘吉尔的朋友——这通常是同一回事——手里掌握着新闻媒体，特别是报纸”。“若没有以最激烈和侮辱性的方式被攻击的危险”，反对者就不可能发声。到了2月下旬，戈培尔在日记里写下了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敌营的和谐已经降至冰点。”

在1944年1月30日，希特勒发表了对国民的周年讲话，以纪念纳粹执政的周年纪念日。他在东普鲁士战地指挥部对外讲话，而不是出现在柏林的公开场合，他对英国和犹太人进行了惯常的攻击。英国在欧洲大陆的作用已经结束了。德国或苏联将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是后者，德国将会“被摧毁”。在苏联取胜的情况下，英国将不能阻止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因为英国已经屈从于犹太人的“瘟疫”。苏联的胜利将会带来“德意志民族的彻底消灭……这个目标是在公开宣布国际犹太人的意图”！“这些目标的犹太提倡者是否坐在英国或美国，或者他们直接来源于莫斯科的总部”，都已不重要。德国的战败将会意味着欧洲几千年“音乐和物质文化”的结束。犹太人将会在“被摧毁的欧洲领土上庆祝第二个胜利的普林节”。这场灾难由于德国而被阻止了，自1933年1月30日以来已消除了“犹太人的感染”，并从内部粉碎了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因此强大到足以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虽然犹太人在德国失去了权力，但它能释放一场战争来对抗德国，而这无意地帮助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其他国家。“1939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将会载入史册，作为1924年对［纳粹］党审判的一次巨大重演。”正如早期试图打败（纳粹）党的努力已经导致了纳粹思想在德国的传播，当前的战争将会“使人们看清楚犹太人问题，并使得对于解决问题所需的国家社会主义答案和措施看上去明显正确并值得仿效”。紧跟希特勒的提示，帝国新闻办公室发射了另一个反犹弹幕。

战争期间，苏联试图向西方展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并试图在国外寻找支持者来赞美自己。1944年2月3日，来自帝国新闻主管办公室的每日指令同时回应了两件事：一是苏联声称自己现在是一个共和联邦，二是“全世界的犹太新闻界”对苏联努力把自己展现为一个民主国家而“给予的掌声”。西方国家的反应“让我们认识到犹太人的巨大国际阴谋。德国媒体的任务在于呈现和描述这个阴谋”。苏联努力掩盖其专制本质和否认是卡廷事件的元凶，相当于就是一个“巨大的……犹太人诡计。全世界犹太报纸欢迎这种发展的事实，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在与一个巨大的犹太人阴谋作斗争，一个国际层面上的犹太人阴谋”。然而，有苏联这样的一个盟友或许是美、英的利益，但不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以及其他盟友伙伴的利益，西方国家对苏联宣告的极大热情“再次使得犹太人问题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这一论断变得清晰起来”。

1944年2月15日，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继续着反犹攻击。“这场战争的煽动者、支持者和领导者现在是，将来还会继续是，国际犹太人［原文如此］，现在的犯罪种族，正如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应对世界各国彼此为战负责。只有当这个世界害虫被彻底灭绝时，人们才能指望世界各国之间取得谅解。”在3月2日，每日指令规定：“反犹运动作为世界斗争中的重要宣传因素，必须被放置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在每一次机会中，反对主体民族利益的世界犹太人的背后驱动力，都应该被明确下来……证明真实犹太人消灭意图的所有声音都应该被抨击和谴责。德国记者必须建立目标，以保持德国人民感知犹太世界危险的活力。此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在海外形成这样的讨论……德国在海外的通讯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迪特里希继续强化着反犹宣传，3月2日的新闻指令强调：“反犹运动作为世界斗争中的重要宣传因素，必须被放置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因此，在每一次机会中，新闻界都应该专注于幕后世界犹太人的努力，他们反对着主体民族的利益。此外，表达真实犹太人消灭意图的所有声音应该被记录”和谴责。德国新闻界必须“维持德国人民对犹太世界威胁的意识”。德国海外通讯员应该在培养境外的反犹主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回应伦敦《每日邮报》的一则报道中，要讲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的意识已经下降了。戈培尔写道：“德国媒体必须强调这［未能把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是多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犹太颠覆工作的结果。犹太人有意识地把人民置于一种麻醉的阴霾之中并减少面对他们的危险，这样他们就能更容易地支配和利用他们了。”第二天，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致认为，“犹太人问题在英、美已经变成了毒瘤”。他们推测对犹太人开始进行公开讨论是“犹太人统治结束的开始”。

在1944年3月，来自阿道夫·艾希曼办公室的党卫军官员抵达布达佩斯，以准备把匈牙利的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及其在侵略和占领匈牙利后所设置的政府，开始了迫害的惯用程序。1944年4月27日的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命令在匈牙利关于“反犹措施”的报道应该总是伴随着“详细介绍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而反犹措施是他们的后果”。它应该不断重申犹太人“有罪”。它不但要讨论“新匈牙利政府”已采取的反犹措施，同时也要描述“先前匈牙利的犹太化”，这已压制了真实的匈牙利并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发展成为可能。“报纸也必须说明犹太人是匈牙利的不幸，其已抑制了匈牙利真正的民族性格，犹太人单独要对今天布尔什维克站在匈牙利的家门口负责……如果对普遍的犹太人罪行进行彻底的讨论，那么匈牙利政府的新反犹措施就可以被提到。”这些指令是纳粹政权内部有效协作的例子，这次是在帝国安全总部和宣传部帝国新闻办公室之间。

在1944年4月1日，戈培尔发表了“欧洲的昏迷状态”一文，作为他在《德意志帝国》上的每周社论。纳粹党的宣传指挥部将其派发给纳粹党和政府的地方领导人。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急迫性将会导致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重新燃起抵抗的意志，如果犹太人想使欧洲陷入精神恍惚的努力可以被挫败的话。只有德国及其军队才能阻止一个布尔什维克欧洲的发展，一个正被美、英政策所促成的结果。欧洲太多人忽视了这个即将发生的灾难。戈培尔在一个熟悉的资源中找到了这一盲区的根源。“犹太人是这一欧洲昏迷状态的主要根源，且正传播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各个民族。他们想让危险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抵御它。”他们寻求将“公众”放置于“瘫痪而无力抵抗的状态”，以至于它将会被动地屈服于事态的发展。“我们这里正在处理一个影响公共舆论的世界级阴谋”，它正在欧洲各大首都城市被有系统地推行。抗议者被齐声喝止，继而陷于沉默。其结果是，欧洲人“仿佛被催眠了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危险”。

纳粹的“历史性任务”在于打破这种沉默，以及欧洲对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危险的麻痹大意。纳粹已经将德国从1933年之前的昏迷状态中唤醒。现在轮到德国把犹太人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自鸣得意甩到一边去。东边的危险能够产生一个共同的欧洲意志，这反过来将会是“拯救的开始”。希望在于英美国家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交织。他希望这会导致一个“英美国家的政治危机”，因害怕“克里姆林宫的扩张”而产生。在向纳粹官员表达信心的演说中，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希特勒讲道：“［纳粹］宣传的任务必须是分裂敌人的联盟。”戈培尔自信地表示：“我们的这些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主义——虽缓慢但扎实地参透到敌营里。有一天它会从其内部打碎它。”如果它未能如此做，那么纳粹领导层就有一个现成的解释。

1944年，在思量敌人联盟的裂隙时，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考虑了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在他们眼前晃悠的前景，其中包括在纳粹联盟中增加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大穆夫提与纳粹的合作延伸到发表演讲之外。他催促外交部长，也包括阿道夫·艾希曼，不要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逃到巴勒斯坦，而是送他们去波兰。他与希姆莱合作建立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党卫军分部，呼吁德国轰炸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在那些年从纳粹政权获得资金支持。他同时也获得宣传部长的“良好印象”。在与阿明·侯赛尼长时间会晤后，戈培尔在他1944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他的“绝对日耳曼外貌”，并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与纳粹德国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正确的宣传，并为阿明·侯赛尼在报纸和杂志上提供必要的版面，那么4亿伊斯兰——阿拉伯人一定能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在1944年7月27日，大穆夫提写信给希姆莱，敦促他“尽一切可能阻止犹太人流浪到巴勒斯坦”。这样做将会是“结盟的一个实际例子”，以及德国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的一种友好姿态。在1944年10月4日，对与波斯尼亚穆斯林党卫军分部有关的官员和阿訇的一次演讲中，阿明·侯赛尼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靠近了。这些包括：一神教，被定义为服从一种精神、政治和军事权威；对服从和纪律的强调；庆祝战斗和劳动。“至于对付犹太人，伊斯兰和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彼此走得很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胜利意味着犹太人的胜利，从而对广大伊斯兰教徒构成巨大的威胁……4亿穆斯林与他们真正的朋友德国人合作，将会对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对两者都很有利”。纳粹政权不但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并支持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同时也通过积极接待阿明·侯赛尼促成了纳粹和早期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和睦。

当开始将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迪特里希1944年4月27日的新闻指令再次提出犹太人要对斯大林专制体制的所有罪行负责。文件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强加于东欧的“恐怖残暴政权”。反犹观点应该仍然是“德国媒体的基本主题之一”。关于匈牙利“反犹措施”的报道必须“伴随着对犹太人所犯罪行的广泛陈述，其后果是现行措施”。媒体要呈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面孔”以及“犹太政委”的角色。关于布尔什维克攻击牧师、工人被驱逐和“奴役”、“知识分子被清算”、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而与妻儿分离的人的报道，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提请注意“犹太政委”的背景。在关于“匈牙利政府”所采取的当前反犹措施的报道中，媒体应该调查“匈牙利之前的犹太化情况，这［已经］导致了反犹措施的实施”。德国报纸“因此必须确立犹太人是匈牙利的不幸，他们使那真正的、民族的匈牙利居于次要地位。犹太人要独自对如今布尔什维克打到家门口的事实负责……只有当犹太人罪行在媒体被全面和深入地讨论之后，匈牙利政府的新反犹措施才能被提及”。随着驱逐的继续，迪特里希5月4日的指令警告道：“目前德国媒体不值得一提的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正在从遭受轰炸袭击的城市社区中被驱逐出去。”

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合，在1944年5月12日发行的《人民观察家报》头版文章中获得了表达：“与世界革命总部联合起来，莫斯科变成了世界犹太人的官方中心，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国家变成了苏联控制地中海地区的基地。”文章评论了拉比斯蒂芬·怀斯对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支持，他是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以及纳粹的公开敌人。由于他发声抨击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怀斯自1933年以来一直是纳粹宣传的攻击目标。他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以回应纳粹的迫害。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怀斯受到苏联官员的影响或与其有任何接触，但《人民观察家报》模仿“里斯本可靠的政治圈子”编造了故事，苏联驻美国大使已建议纽约的拉比斯蒂芬·怀斯“把世界犹太人的总部从纽约搬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已表示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因为它与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目标相一致。“世界犹太人的领导圈子”对“苏联的诱人提议”感兴趣有以下几点原因：他们认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如果入侵欧洲失败了，他们“担心会引起美国反犹主义的巨大浪潮”，且会蔓延到英国以及“到目前为止对犹太人友好的国家”。他们也认为，在地中海地区只有苏联有能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迁至莫斯科，“世界犹太人总部和世界革命总部……这世界毁灭的两大中心”之间的和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属于当前真实背景下最具启示的报警信号”。这一“地中海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世界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初步阶段”。到了1944年6月，当欧洲犹太人权力的缺失和无助是那么显而易见时，这样的断言凸显了纳粹意识形态的虚构本质。

随着德国军队在东线节节败退，以及德国城市在同盟国的轰炸下沦为残砖碎瓦，戈培尔强调了逆境中的团结。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两天，他在纽伦堡的纳粹领导人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讲道：“我们只是为了生存而战斗，为我们民族和我们自己生命的生存。”以一种通俗和同志式的语气，他为纳粹政权拒绝提供取胜计划相关细节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理由。

如果在夺取政权之前，我们就完全与犹太人开展辩论并透露我们意图对他们做什么，那就太不聪明了。这真的很好，这真的很好且很有用，至少有一部分犹太人认为事情不会真的那么糟糕。他们［纳粹党人］谈了很多，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真正要去做什么。他们［犹太人］并没有把［纳粹党］当一回事，这真是太好了。其他政党——德国人民党、面包大师德雷维茨的经济学党（the Economics Party）和民主党——偷偷地纵容这个希望：真是太好了，如果我们真的不能避免与纳粹党人合作，他们也会自食其力……但是如果非要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将在两三周或两三个月被解散；你不能说任何话；我们将用白板拍你们，我们打算单独执政并解散其他政党”——如果当时我们这样说了，比起他们实际做的，各党很可能会建立起更加坚固的防卫。

简言之，对手已经低估了纳粹的意图及其意识形态的严肃性，这“真是太好了”。到了1944年6月，纳粹德国对于在执政中会做什么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但是正如纳粹宣传所提示的，历史正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的幕后运作，因此戈培尔通过暗示政权有尚不能透露的取胜秘密计划，以寻求安抚纳粹党的忠实信徒。敌人，当然陷入了“犹太人的诡计”之中，并试图使德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入侵感到焦虑不安。但是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正遭受“侵略”之苦，一个引起听众笑声的巧妙术语。戈培尔自诩过去对战争的现实主义态度。“我并没有对自己在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和1943年所说和所写的感到羞愧。”他对困难并不沉默，但是自信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希特勒本人的存在。如果纳粹党和人民“坚信胜利的话，政权将走出当前的危机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不仅是勇敢的心和我们心灵深处的决绝！这是无条件地服从和忠诚于我们的元首！”人群以热烈的掌声回应并高喊“希特勒万岁”。

在5月14、15、18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由苏德曼撰写的专题文章“斯大林和犹太人”发表了。他问道，像斯大林这样一个显然很普通的人是如何成为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的。苏德曼在他所声称的统治了这个党的犹太人的欲望之中找到了答案。他们意识到俄罗斯社会中浓厚的反犹主义，因此他们找到了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少有的能讲工人阶级语言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种途径去“掩饰布尔什维克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国际犹太人的独裁这一事实”。当列夫·托洛茨基快要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时，党内的犹太人明白，如果其领导人是一个犹太人如托洛茨基的话，那就会破坏刚成立不久的政府。斯大林，正好由于与托洛茨基的冲突，对于党和政府内成千上万的“莫斯科犹太人”而言，似乎是领导职位的合适人选。“为了犹太人和苏联国家的利益……一个绝对的犹太人不能成为俄罗斯人的偶像。列宁的继任者需要像列宁那样为犹太人服务，但他自己不能是明显被认出是犹太人的人！”这是为什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斯大林为列宁的继任者。在苏联政治的复杂阴谋诡计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许多犹太人被枪杀的岁月里，犹太人对斯大林的影响，犹太人在党和国家机关所有部门的权力，仍然是无可争辩的”。即便是他送“最亲密的朋友们”去死，斯大林仍然是犹太人的忠实工具。

对于纳粹政权而言，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是国际犹太人阴谋在工作的另一个例子。

编辑们于1944年6月22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三周年纪念日，在《人民观察家报》头版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头条标题是“元首伟大的决定——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是如何被挫败的；入侵——通往莫斯科目的地的道路”。文章梗概如下：

这是我们第三次纪念德国军队走上前去防御犹太——布尔什维克对西方的攻击。今天我们从许多文献证据中得知当时西方面临着多么大的危险。布尔什维克主义看到了最好的机会来释放世界革命以淹没欧洲。元首的决定驱除了这一危险，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和世界犹太人的邪恶计划被挫败了。在莫斯科的命令和指示下，如今的世界革命通过入侵［诺曼底登陆］而实现了。反对西方人类的巨大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的黑暗驱动力，它的世界革命最重要的工具是入侵，在战略和政治发展的概述中是显露无遗的。

文章声称，美、英对德国的攻击是在为苏联的利益服务。他们的战士“已经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战斗中］倒下”。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已经命令开始整个努力”，这样做，“重拾了他的最初目标……这就是犹太——布尔什维克推动世界革命和建立犹太人世界统治的最初计划：德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斗中被榨干了”。这些西方列强健康的民族核心人员是如此之脆弱，以至于他们将无法再提供任何抵抗布尔什维克病毒的力量。因此，所有的欧洲，也包括美国，将会成为犹太——布尔什维克轻易捕获的猎物。然而，由于德军在1940年进攻法国的成功，斯大林最初的计划被中止了。

当时克里姆林宫要么选择放弃主宰欧洲和世界革命的目标，要么选择与德国开战。斯大林已经“命令军队向德国挺进”，这被希特勒“在最后一刻”决定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所挫败。《人民观察家报》的文章将美、英愿意在1944年6月从西部进攻欧洲大陆解释为克里姆林宫谋划欧洲的重启，以及西方民主懦弱屈服于苏联意志的证据。

像所有论述犹太人的重要《人民观察家报》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杂合了一个阴谋论命题、谎言，以及相当数量的与事件实际进程看似关联的事实信息。除了关于“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的谎言，以及将德国在1941年6月的侵略描述为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之外，文章解释了类似的事件——西方的空战、对德国城市的空袭、诺曼底登陆的长期准备、斯大林不断请求开辟第二战线——通过阴谋论的歪曲棱镜。诺曼底登陆事实上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使美英军队得以进入中欧地区，从而阻止了西欧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正是纳粹宣传声称它意图要引发的。文章提供了一个不平等伙伴之间阴谋叙述的另一个例子，通过否认一些人的自主性和主观性，即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而把非比寻常的权力归给那些并不拥有的人，即犹太人。

1944年8月8日，戈培尔在波兹南的纳粹党官员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冗长、漫无边际和冷酷无情的战争概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世界和犹太——财阀——布尔什维克世界的对抗已经白热化，现在正处于最严重和最戏剧性的阶段。”同盟国对德国的空袭持续着。德国现在承受着严重的石油短缺。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在7月20日政变未遂之后，戈培尔明白了为什么在1939年到1941年间如此成功的军队，在东线却经历如此“巨大的军事灾难”：“前线的中层指挥官……并不想要赢得战争。”“叛逆将军”要对东线的失败负责。现在卖国集团已经被捣毁，未来军事胜利的前景增强了。然而，对军事领导人的叛国指控丝毫没有提振民众的情绪。

在9月初，宣传部报告了关于战争胜利的严重沮丧和无望的迹象。更雪上加霜的是，同盟国空袭了所有的德国主要和中等城市——美因茨、威斯巴登、沃尔姆斯、卡尔斯鲁厄、路德维希港、曼海姆、科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伍珀塔尔，也包括德国的铁路网。到了9月中旬，特里尔已处于同盟国的猛烈炮火之下，亚琛也已被部分疏散。戈培尔展示了他对同盟国的全然无知：（他）在9月21日规劝希特勒与苏联开展单方面和谈，以期分裂敌方同盟——好像斯大林也准备好与希特勒达成同样的协议，就是在数百万苏联士兵和公民因为德国的入侵和占领而死亡之前他（斯大林）所达成的。但是希特勒并没有采纳建议。

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也试图通过生动描述苏联战胜德国的后果来维持支持度。1944年9月22日的《期刊服务》指令重复着反布尔什维克主题的重要性，强调它“与反犹宣传的紧密联系不能被忘记”，责备一些经济类杂志忽视反犹主题，并建议他们去调查“犹太人为世界金融和经济统治所作的斗争”。1944年9月30日的指令，确认“反犹新闻工作”跟以前一样重要，但在用词方面需要谨慎。正如“反闪米特主义”术语在德国媒体中高频率出现，帝国新闻办公室表示担心“我们与非犹太闪米特人即泛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会被破坏，而这一关系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媒体必须注意把‘反闪米特主义’和‘反闪米特’这样的用词替换为‘反对犹太人’，‘敌视犹太人’，‘反犹主义’和‘对抗犹太人’或者‘反犹太族’”。宣传部已经明显注意到一些记者提到了“犹太人复仇”。这一策略“不可取”，因为指出犹太人的复仇计划会“在意识形态并不确定的圈子内”激发一种印象：“这种‘复仇’正是敌人所称的我方针对犹太人残酷行为的结果。很明显，复仇预示着一个过去的不公正。因此，我们只会说犹太人的消灭计划，并再三指出从一开始犹太人就是侵略者”，而且德国以“血战到底”的态度来回应。纳粹宣传已经不断地阐明政权正在意图消灭或当时正处于“灭绝”犹太人的进程中。但是它否认自己做过任何事，除了对“国际犹太人”所发动的战争的回应。如此做，它维持了核心谎言，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之间没有区别，以及“最终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关键剧集。

1944年夏季对于东西两线的德国军队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从6月到10月，每天平均超过7200名士兵死亡。从诺曼底登陆到1944年10月末，1 082 197名德国士兵在战斗中阵亡。每月死亡数字如下：6月182 178名；7月215 013名；8月348 960名；9月151 957名；10月184 089名。在1944年的所有死亡人数中，244 891名在西线战场，1 232 946名在东线战场。然而，1941年到1943年西线的德军死亡人数并没有超过所有战场总死亡人数的3%，在1944年比例却升至14%左右。即便是在诺曼底登陆后的几个月里，德军战场死亡人数的68.5%左右发生在东线战场，由于苏联以闪电战作为回应来摧毁正在撤退中的德国国防军。在西线，同盟国把德国赶出了比利时。戴高乐宣布巴黎在1944年8月24日获得解放。德国的空中防御被摧毁了。对于西方和苏联的空军力量，纳粹德国已失去所有战场的制空权，也包括自己的城市和工业区。德国潜艇对大西洋的威胁已基本上解除。在1944年10月，在全部世界海洋上，德国潜艇仅努力击沉了一艘刚过6000吨的商船，并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失去了基地。纳粹德国的盟友——法西斯意大利、维希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已被赶出战争。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结盟保持不变，尽管存在明显的紧张状态和分歧。法国军队重新被武装起来。到了1944年10月，战争逼近德国东西两线的边境。

内部反对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可能性，以1944年7月20日政变的失败而结束。面对可怕的损失，德国军队继续着战斗。当戈培尔号召纳粹党的忠实信徒和同路人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民众却很不情愿地支持着政权。戈培尔对战时实情的妄想式理解，在他于1944年10月3日在亚琛的纳粹党会议上所发表的讲话中显而易见。美军正在城市的郊区战斗。到那时为止，大约370万名德国士兵死亡，无数的士兵受伤，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空袭，德国的许多大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沦为残砖碎瓦。戈培尔承认：“我们认为军事发展将采取不同于实际的路线；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情况并不比我们在1939年9月的更糟。考虑到我们能有五年的时间来击退充满仇恨敌人的整个世界，如果他们不能占据帝国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小部分——那就是这场战争真正令人惊讶的地方！”一个拥有如此壮举的国家，他认为将会取得胜利。

戈培尔毫不犹豫地把注意力吸引到防守的优势上。战争，他继续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德国本土的防御，在这一点上，民众不但要“狂热，而且被狂热”是至关重要的。德国敌人的补给线正变得更长，而德国的变得更短。随着战争逼近德国本土，防御的天然优势将会发挥作用。他指出，苏联在1941年的反应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正如当德国深入俄罗斯时苏联的抵抗增强了，因此在1945年，随着战争逼近德国领土，德国的抵抗也会增强。更进一步，他强调盎格鲁——美国的力量并不比苏联强到哪里去。两者都将会“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恐怖的政权”。在任何情况下，他“知道”德国将会赢得战争，由于德国制造的新武器以及敌人现在“犯了我们之前所犯的错误”，那就是在入侵其他国家的进程中延长补给线。德国仍然将会赢得战争。如果失败了的话，整个德国人民的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尽管有这大胆的演讲，戈培尔在1944年秋的日记中反映出德国领导层的沮丧情绪——面对美、英空军的日夜轰炸，以及红军在东线的继续推进。到了1944年11月，每天有1200架美、英轰炸机飞行于德国的上空。戈培尔承认轰炸对德国的士气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在这种沮丧之中，1945年1月21日，戈培尔在《德意志帝国》上发表了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最后一篇社论“敌人联盟的黏合剂：世界不幸的起源”。这篇文章既是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也是战争如何和为何落到如此地步的一个解释。他的主题、语言和语法都是那么熟悉：“如果我们不牢记国际犹太人是所有堕落活动的背后驱动力，通过我们的联合敌人向这个世界撒谎并企图从黑暗中控制人类，那么理解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可以这样说，它［犹太人］形成了牢固敌人联盟的水泥，尽管在各成员之间存在显著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共同的犹太人根基”。国际犹太人有各种手段来“压迫和统治各国”。它在“所有敌国和大多数中立国家”控制着公共舆论，那里对犹太人的批评是“被禁止的”。德国已经击垮了犹太人的权力，但是他们反过来“鼓动全世界来反对我们”。所有的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士兵都是“这个寄生种族世界阴谋”的雇佣兵，这当然不是在为他们国家的利益而战斗。那一天，他预言道，将“不会遥远，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各民族都会爆发出强烈的怒吼：犹太人对这次所有的不幸负有罪责！因此，他们必须很快从根本上受到清算”。犹太人努力为避免这种指控而去证明纳粹分子是在寻找替罪羊将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的犯罪证据太明显了。

是谁驱使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去打仗，在这场对抗德国人民的无望斗争中牺牲无数的生命？是犹太人！在他们的报纸和电台广播里，他们高唱战争之歌，而被他们迷惑的各国人民却惨遭屠杀。是谁制定了仇恨和消灭我们的新方案，从而使得这场战争进入令人惊惧的欧洲生命及其经济、教育和文化自我屠杀和自我消灭的可怕行为当中？是犹太人！是谁建立、实施以及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美、英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那令人厌恶的同盟？是谁用愤世嫉俗的伪善和恐惧来为这种不正当的政治局面提供正当理由？……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人！他们的名字是摩根索和雷曼，站在罗斯福背后那所谓的智囊团之中。梅尔切特和萨松充当丘吉尔的财政资金支持者。他们被称为卡冈诺维奇和艾伦伯格，是斯大林的引导者和智识向导。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你所看到的都是犹太人。

这是“不能再被否认”的全部“真相”。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跳出来就已经犯错了。“不是欧洲，而是犹太人自己将走向灭亡。”其结果是，“世界——不仅是德国——不幸”的根源将被“埋葬于黄土之下”。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纳粹宣传仍然在那里不断重复着过去的宣传。就雅尔塔会议所做的报道准备中，1945年2月2日的新闻指令，简单地提到了“我们敌人的犹太人联盟”，它被描述为未能成功实现动摇帝国以及麻痹德国人民。然而单单在1945年1月，德国战斗死亡人数就超过45万，而平民在同盟国轰炸德国城市的过程中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现在，希特勒对国家灭绝的可怕预言，似乎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就像是关于真实展开着的末日的一个声明。德国宣传驳斥了同盟国试图区分纳粹政府和德国人民的努力，通过指出敌人为所有德国人准备了阴险的命运。只有继续服从希特勒才能避免“财阀——布尔什维克犯罪集团的嗜血和专断”。几天后，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指示记者要解释清楚，“财阀和布尔什维克，美国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世界统治，将会意味着永久的战争，只有他们被打败，和平才会出现”。

同时，1945年2月同盟国雅尔塔会议的公告重申了同盟国的团结并决心打败纳粹德国。文本包括关于占领和控制德国、赔款，建立联合国、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及一个自由欧洲的声明。而纳粹宣传部关注的是德国自身的那些部分。“纳粹德国，”同盟国坦率地断言，“是注定要失败的。德国人民只会使他们失败的代价更大，因为他们试图继续无望的抵抗。”公告详细说明了德国人最应该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绝不更改的目标是摧毁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并确保德国不再威胁世界的和平。我们决心解除和解散所有的德国武装力量；永久解散德国总参谋部这一使德国军国主义一再死灰复燃的机构；移除或摧毁所有的德国军事装备；消除或控制所有能被用于军工生产的工业；将战犯绳之以法，并对德国人所造成的破坏进行迅速的惩罚和实物赔偿；彻底摧毁纳粹党、纳粹法律、组织和机构；在公共机构和德国人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消除所有的纳粹和军国主义影响，并且在德国采取其他为世界未来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举措。消灭德国人民并不是我们的目标，但只有当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被根除的时候，德国人才有希望过上体面的生活，并在国际间的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雅尔塔公告清楚地阐明了，纳粹党和政权及其相关组织，而不是整个德国人民将被摧毁，但是纳粹宣传家们坚持认为情况恰恰相反。1945年2月16日，《期刊服务》指令转向《我的奋斗》以解释雅尔塔会议的结果，并驳斥了有关同盟国将会在德国人之间进行区别对待的看法。希特勒已写道，犹太人将会消灭民族知识分子和奴役各国。指令声称，“这是来自雅尔塔的消灭计划”，“意图消灭全体德国人”是敌人的战争目标。战败意味着裁军、工业限制、强制驱逐、“这个国家领导层的消灭，那就是我们所有阶层和专业领域的整个知识分子”。德国人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胜利或战败，而是“胜利或灭绝”。除了英、美“对斯大林所制造的事实的无条件认可，以及将欧洲交给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唯一共识是“灭绝德国人民的共同意愿”。然而，“这种由犹太人共同领导的财阀——布尔什维克敌人所发动的狂热灭绝行动”将不会削弱德国的抵抗。相反，它会增加德国的抵抗。德国人民知道为他们准备的是什么，如果战败的话。“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国家领导层并不是一群狭隘、局限、自我封闭的人。相反，他们深入士兵、工人、农民、技术工人、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当中。任何人被布尔什维克的子弹从脑后开枪但幸存下来，都将按照雅尔塔的那些战犯的意愿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强制劳动集中营。”的确，“所有战争的痛苦和威胁都是较小的，当与敌人为德国所计划的一个布尔什维克治下的‘和平’的命运相比较”。为了生存，德国人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继续抵抗，并与指令所称的1918年到1919年间的后方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同一天，《人民观察家报》在首页尽忠地发表了头条文章“德国只在抗衡莫斯科：雅尔塔协议，意味着欧洲的死亡，德国对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投降的评估被印证了”。

当希特勒拒绝任何投降谈判，以及国内反对的所有可能性都已消失时，纳粹宣传家就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战斗，而这场战争中德国的战败几乎只是时间的问题。红军在1945年1月27日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在2月13日解放了布达佩斯。

美军在3月7日跨过了莱茵河。战争最后几个月德国军队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是惊人的：在1945年元旦到5月8日的战争结束之间，140万德国士兵在战斗中阵亡；超过37万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5周内死亡。超过50万的德国和俄罗斯士兵以及德国平民在柏林战役中死亡。在同一时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死亡行进当中奄奄一息，大约2.5万名德国平民在2月13日至14日英国对德累斯顿的空袭中丧生。在这场死亡和毁灭大灾难的发展过程中，苏德曼在1945年3月22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社论中，重复着战败后国家灭亡的预言。敌人联盟的胜利将“不仅是消灭和毁掉帝国的生存，同时也必会导致我们人民中所有的创造性和生产性部分的奴役，继而是灭绝”。现在所有战线上的“狂热抵抗”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分裂敌人的联盟。“犹太工具不堪一击的本性”，在英美战士为欧洲然后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正在进行的战斗中，是非常明显的。德国对西方国家的“绝对抵抗”将会粉碎这个联盟，“其真正的基础只在于犹太人针对德国人民的仇恨计划”。在另一方面，苏德曼写道，把反希特勒同盟整合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就是犹太人。但正因为如此，“狂热抵抗”以及非犹太英国和美国士兵的死亡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增加了压力以制止这场犹太人战争。

在1945年2月28日，戈培尔发表全国广播讲话以提振士气，谴责东西方的敌人，以及为纳粹德国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严重的挫败提供一种解释。

我们并不对在这次巨大斗争的挫败感到羞耻。他们可能仅仅是因为西欧和财阀领导的美国给予了苏联在侧翼的军事支持，并绑住了我们的手脚，但我们至今仍然试图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打倒在地。财阀血淋淋地仇恨和报复帝国和德国人民的计划，并不比苏联的那些更严重……在这面对来自东方最大威胁的时刻，这将是本世纪永久的蒙羞和耻辱，欧洲可耻地陷入困境之中并被西方国家所抛弃。的确，这些国家如此堕落，以至于它们甚至鼓励来自亚洲内部的风暴，同时试图打破最后一道可以被用来阻止它的保护坝。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别的指望。经过多年瓦解和颠覆的系统工作，国际犹太人对这些国家的公共舆论毒害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再无能力思考——更不用提行动了——为他们自己。

关于为什么纳粹德国将要输掉这场战争，戈培尔直至最后都从未在迷幻却内部一致的反犹主义辩解上动摇过：它已经遭到背叛和放弃，有人可能会说，被屈服于犹太人统治的西方同盟国“从背后捅了一刀”。在纳粹领导人的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因德国贵族的背叛而结束。这次虽然背叛并非来自内部，正如1918年到1919年那样，但来自境外，在西方犹太财阀的手里。戈培尔认为，实际上是犹太人权力以及伦敦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阻止了纳粹德国赢得战争。在1945年2月，宣传部长坚持犹太人要对第三帝国即将到来的战败负责。正如1945年春的死亡行军的历史记录在近年来让人回想到的，针对冷酷无情而即将取胜的敌人的“复仇”一直持续到最后。

4月4日，帝国新闻办公室最后指令中的一个，命令整个新闻界和所有宣传要“专门服务于”提振前线和后方士气及抵抗精神的目的。实现目标的每一个直接或间接手段都是被鼓励的。所有可能削弱它的情形都要避免。“报刊和电台的主要任务”是要强调东西方敌人的“臭名昭著的一致目标与消灭德国人民的同一个邪恶计划”。新闻界需要清楚阐明，如果德国人现在停止战斗，“丘吉尔、罗斯福会和斯大林一样”，“冷酷无情地实施对德国人的消灭计划”。新闻界要促进政权和人民之间、战场和后方之间的团结。在4月中旬，在这些呼吁团结的过程中，迪特里希辞去了帝国新闻主管的职位。

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在他柏林的地堡里开枪自杀。在4月29日，他已写好了“政治遗嘱”。他所发动的战争现在明显地输掉了，就像他与军事现实的关系一样。红军的炮弹已落到他地堡的院子里。希特勒一辈子都把德国的挫败归咎于其他人而不是自己。“说我或德国的其他人在1939年想要战争并非事实。它是由那些国际性政治人物渴望和专门发动的，不管是有犹太人血统，还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他已经提出“太多的裁军计划”去承担对战争的责任。从德国城市的废墟当中，“对最终要负责的人的仇恨将会被不断地更新。我们必须要责备的人是国际犹太人及其助手！”“这个残酷斗争的真正犯罪当事人是犹太人！”

戈培尔在1945年4月19日的晚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希特勒，他讲道，对德国——事实上是欧洲和整个西方——连同它的“文化和文明”的存续负责。他声称道：“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堕落联盟正在分裂。”然后他提供了一种宗教和世俗的鲜明交织。随着敌军猛攻帝国，他讲道：“国际犹太人作为幕后的驱动者将会口吐白沫。它不会想要和平，直到实现它那毁灭世界的邪恶目标。它徒劳地追寻那个目标。上帝在过去经常站在超乎万邦的权力之门，这一次也会再次将撒旦推入他所来自的那个地狱深渊。”希特勒，一名“世俗的伟人”，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来这样做的。如果没有他，欧洲早已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手。本着“日耳曼忠贞服从”的精神，戈培尔呼吁对希特勒的忠诚。十二天后，在1945年5月1日，随着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柏林战役之中，以及希特勒地堡上方的烈火熊熊燃烧，戈培尔总结道，没有希特勒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他的妻子玛格达毒死了他们的六个孩子，然后她和戈培尔服用氰化物药丸自杀了。

希特勒的遗言重复着那引导他对犹政策的强迫性叙事。“我毫不怀疑，如果欧洲人民再次被这些国际货币和金融阴谋家当作股票市场上的股票那样对待［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那么这群人将要被清算，在这场残酷斗争中一群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我没有让一个人怀疑，如果没有真正有罪的当事方为他的罪责付出代价，纵然是通过更人道的手段，那么这次数百万的成年男性就不会死去，数十万的妇女和孩子也不会在城市中被焚烧或在轰炸中死去。”希特勒重复着那句熟悉的直率声明，关于他意图进行大规模屠杀，但没有提供其实施的事实细节。他如此总结道：“首先，我命令国家的领导层和民众小心翼翼地维护种族法案，并参与残酷地抵抗世界人民的投毒者国际犹太人当中去。”直到最后，他仍坚持无辜、无责任和投射的偏执逻辑。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和纳粹政权里的其他官员，在宣传部内外的，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期间，都曾经重复着要谋杀欧洲犹太人的威胁，或者按照他们的术语要改造他们。希特勒在1939年元旦首先发表了他那谋杀的预言，就在他发动战争的前八个月。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也就是“最终解决方案”在1941年夏秋两季开始时，他和他的同伙们吐露了出来。当死亡集中营在1942年开始运作、1943年冬春两季战争形势转为攻击纳粹德国，以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战争最终打到德国家门口的时候，他们又这么做了。1945年4月29日从希特勒笔尖流出的偏执版本，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正发动针对无辜纳粹德国的侵略和种族灭绝战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开始到结束，一直是纳粹政权反犹宣传文本和影像里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