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国际犹太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在西边绥靖及东边与苏联有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代，希特勒以及其他纳粹核心领导人声称，一个强大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正在动员反对第三帝国。这是一个糟糕的历史讽刺：20世纪30年代末期是以国际反纳粹力量缺乏团结和犹太人政治软弱为特征的，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纳粹的妄想症开始发作。如果国际犹太人已组织了一个有效的反德政治阴谋，为什么它一直没能力对希特勒的计划施加任何有效的威慑？为什么国联一直是如此之羸弱？为什么英、法追求绥靖政策且冷淡对待苏联“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建议？为什么美国——纳粹声称它被犹太人所统治——未能在早期更积极地介入欧洲事务以阻止希特勒？已被希特勒和戈培尔描述为一个犹太人独裁体制的纳粹德国的大敌苏联，为什么最终在1939年8月与纳粹政权签订了一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难道犹太人是如此之聪明，以至于他们通过绥靖政策来支持和平，以便保存实力为日后作斗争？
无论如何，纳粹宣传从未指责“国际犹太人”短期内支持和平以便长期内有利于同盟国取胜。没有事实能够驳斥反犹阴谋理论的断言。
按照希特勒对孤立、无准备的国家发起一场早期攻势的战略，他已决定在1938年到1939年的冬季发动战争，即紧随其在慕尼黑会议上所假定的延迟策略。1939年1月30日，在他对帝国议会的年度演说和他入侵波兰之前的八个月里，他提出了什么会是即将到来的冲突核心的纳粹叙述。他控诉了国际犹太人计划消灭——那是去谋杀——所有的德国人。那时，希特勒处于他的权力之巅，且在德国受到民众的拥戴。知识界、文化界、经济界和工业界的精英都已支持或接受他的统治。他在慕尼黑取得明显成功后，外交和军事机构的最后怀疑者也站在了他这边。政治反对派、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法治都已被碾碎。以军事开支和巨大公共工程项目为燃料的经济复苏，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这远远超出纳粹党的范围。德国犹太人的一半已被驱逐，留下少数穷困潦倒的人，被一群怀有巨大敌意或冷漠的基督徒多数所包围。警察权力和法律强制的所有工具都在纳粹政权手上，尤其是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手上。宣传部歌颂了希特勒的绝对正确。英、法已满足了他吞并苏台德地区的欲望，并已保证如果他不进一步扩张的话，将不会对他宣战。
在两个多小时帝国议会演讲的中间段，希特勒提到“犹太世界敌人”在“德国境内”已经被打败，但是现在要在境外面对付它了。一项关于德国侵略意图的认定是一个“可恶的诽谤”，出于“病态的歇斯底里……谎言……无良奸商的利益”，“尤其是国际犹太人”，他们希望“满足他们对复仇的欲望和对利润的渴望”。他不断重复着所受遭遇的冗长故事，抓着犹太人要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战后的普遍饥荒，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负责不放。他警告道，如果“犹太民族”利用其手上的“报刊、电影、电台、广告、剧院和著作，再次成功地煽动和驱使民众中的数千万人陷入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的互斗之中，并且只服务于犹太人的利益”，那么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就会在其他地方产生反响。“人民不再渴望在杀戮的战场上死去，因此这个无根的国际种族就能在战争生意之外捞取经济利益，并满足其《旧约》中的复仇欲望。一个更高的口号将会超越犹太人的语言‘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那就是：‘全世界的生产者，认出你们共同的敌人！’”紧跟着这个到目前为止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人在国际犹太人手里所受遭遇的故事，希特勒自192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了大规模屠杀的公开威胁。
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常常是一位预言家并通常被嘲笑。在我为权力而斗争的时候，最初犹太人只会嘲笑我的预言——我终有一天会接管国家及德意志整个民族的领导权，然后在其他事情上也会使犹太人问题得以最终解决。我相信德国犹太人的这个虚伪笑声已深入其骨髓。我今天想要再次成为预言家：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国际金融势力成功地将各国再次带入世界战争，其结果将不会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
在至少四次于电台播放并在德国和世界报纸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重复着预言。正如早先提到的，他又这么做了两次，1942年2月15日和1943年2月24日，他的讲话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向纳粹党官员宣读。谈到“国际犹太人”，希特勒心里认定一个国际阴谋正在幕后操控并主导着美、苏、英的政府政策。对于那些缺乏由纳粹意识形态提供洞察力的人来说是看不见的，这个阴谋被希特勒及其党羽视为现代历史的驱动力量。当主要大国反对纳粹德国时，他们作为“犹太奴”（Judenknechte）而如此做。
希特勒1939年1月30日的“预言”，假定一个被称为“国际犹太人”的现存历史主体，对他和其他纳粹精英是一个真实的威胁，正如对美、苏、英、法这样的民族国家。对于纳粹而言，出现在“欧洲内外”的犹太民族有着消灭德国人民的战争目标。一场战争的开始必定是由于国际犹太人的侵略行为所致。希特勒承诺，无论如何，这样一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亡。这个结果将会被实现，因为“非犹太民族所宣传的不设防”是过去的事了，关于犹太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现在已有打算和能力来“启蒙”世界了。一个基于阶级的国际主义将会被一个基于由雅利安人以及欧洲和美国社会的生产者所构成的种族所取代。
在1939年3月14日，违反他早先在慕尼黑签署不到六个月的协定，希特勒命令德国武装部队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结果很明显的是，巴黎和伦敦的领导人已错误假定希特勒的目标限于诸如奥地利和苏德台地区这些讲德语领土的合并。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法声明它们将愿意保卫波兰，如果纳粹德国也要入侵它的话。希特勒的入侵导致了绥靖时期的结束，并增加了丘吉尔以及那些对德国威胁所具有的扩张天性早已发出过警告的人的可信度。
纳粹政权的反犹知识分子相当艰难地解释着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在1939年3月21日出版的《犹太人问题》上，由鲁道夫·乌尔班博士所撰写的题为“中欧的犹太人统治结束了”的头条文章，将侵略归罪于“世界犹太人”和犹太人所支持的布拉格“贝奈斯集团”。德国的介入使犹太人的威胁变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犹太人挫败，即把世界犹太民族驱逐出它在中欧的最后基地”。德国不会容忍一个“犹太民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据点”在其领土之上。受犹太人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镇压犹太民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方面已“完全失败”。乌尔班失望地发现，捷克的报纸和期刊表达了对犹太人的支持和同情，捷克政府逮捕了攻击犹太人商业活动和犹太会堂的“反犹组织”成员（实际上就是纳粹先锋组织）。“因此，我们再次看到那些与犹太人接触的人很快就被交给他们了。”捷克人因犹太人而该责备自身的命运。
在一篇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天之后发表的文章“谁想要战争？”中，戈培尔将更广泛战争的前景归咎于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所形成的一种“战争精神病”。英国和法国的“普通公民”并不关心苏德台地区是否重回德国，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对战争的讨论出自“对战争感兴趣的派系和圈子”。广泛的战争精神病，他声称道，也已获得来自美国的强大动力：罗斯福使自己被一大群犹太顾问簇拥着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可以想象，他们在他的耳边嚷嚷着些什么。但是这跟美国人民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并不存在什么原因使得美国去关心德国的边界，因此那里的战争热必定有另一种解释。“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权力正站在所有事情的背后……这跟在魏玛德国战斗时期，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所面对的权力是一样的……犹太人有罪！如果在黑暗时期战争有一天将在欧洲爆发，这个哭号一定会在我们整个地球回荡。犹太人有罪！他们想要战争，他们正尽其所能将人民拖进去。他们相信他们不会是这样一场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因此，在整个世界内，他们促成了这场地狱般的战役，政治迫害德国和意大利，呼吁建立一个民主的战斗集团以反对专制国家。”犹太人（和共济会）想要战争，因为这会使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重获旧时权势”。1939年5月20日，在他的题为“圈子”的一篇短文中，戈培尔谴责了在伦敦一个由封建领主、工人阶级领导人、花花公子、肥胖律师、“肮脏”犹太人和“寻求复仇移民”组成的联盟。这个“伦敦圈”说德国的侵略是“不存在和未被计划的”。接下来的一周，戈培尔将英国人描述为最大的犬儒，他们的虚伪在他们乐意将德国处于苏联专制体制的“包围圈”中是显露无遗的，不管伦敦和莫斯科在世界观和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
没有一个事件比1939年8月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更有力地反驳不管是一个国际犹太人阴谋，还是犹太人统治苏联的概念。在希特勒寻求权力的过程中，似乎没有一样东西更清晰地暗示其犬儒主义的深度或他对意识形态原则的鄙视。事实上，这是他能将战术灵活性和长期意识形态连贯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斯大林，凭借犬儒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类似混合，签署了条约。被共产主义正统思想所蒙蔽，他假定“帝国主义”国家将会——正如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相互耗尽资源，并使欧洲大陆激进化，并为非交战国的苏联打开一个缺口，耐心等待以从中渔利。因采取这一立场，斯大林给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停止了1935年到1939年人民阵线时期的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斗争，并使得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必担心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成为可能。更为甚者，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希特勒第一次公开抛出他那凶残反犹预言仅仅八个月之后。签署条约极好地证明苏联党和政府内犹太人影响力的缺失。这个转折点清晰可见于斯大林替换其犹太外交部长的决定，一个主张以人民阵线来反对法西斯的人——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连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正如丘吉尔所说的，李维诺夫是“一位杰出的犹太人，德国敌视的目标，在当时就像一个被折断的工具一样被抛至一旁……李维诺夫的解职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它见证了克里姆林宫对于和西方列强达成安全协议并组织东方阵线以对抗德国的可能性已放弃一切信心……犹太人李维诺夫走了，希特勒的主要偏见被安抚了”。李维诺夫的解职既是一场戏剧性外交政策转变的一部分，也是开始将犹太官员从苏联外交部及党和政府其他职位上肃清的组成部分。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达到极点的集体安全崩溃，使得希特勒在1939年和1940年发动和快速赢得对波兰、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战争变得极为容易，而苏联眼睁睁地看着而袖手旁观。如果犹太人是幕后的权力，他们怎会坐视不管？如果是犹太人掌权，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希特勒坚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承诺，让苏联军队如此措手不及，或拒绝听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警告，关于他们将成为主要目标且即将发生的攻击？纳粹答案的一部分指向犹太人的无能，且仍更坚持的是希特勒的天赋异禀。纳粹没有认识到难以置信的德国好运，它所面临的主要对手原来长期陷于混乱、不团结、疏忽失策并低估了它的力量。相反，纳粹领导人认为他们自己在阻挠国际犹太人的聪明计划方面是绝妙和英勇的。如果希特勒的追随者问为什么“犹太人”已允许希特勒攻击波兰而又不必担心来自苏联的报复，戈培尔将会回答希特勒是一个已经以智取胜犹太人的政治天才。如同犹太人那样强大，他已展示出犹太人并非不可战胜。推卸责任、互不信任、未能阻止德国扩张以及威慑的崩溃，这些现在耳熟能详的故事并不能削弱纳粹对一个强大犹太人阴谋的叙述。犹太人无力阻止帝国新闻办公室把这个协议描述为“这些民族关系中一个极好的转折点”，继续着“德国与俄罗斯政治的传统共性”。
希特勒以一种无端的侵略行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政权制造的边界事件的投射与谎言加以支撑。接下来几个月的宣传，把希特勒正计划发动的战争归咎于波兰。希特勒声称，波兰军队已参与对上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一个德国电台站的无端军事突袭。事实上，这个捏造的“突袭”是由纳粹党卫军实施的；已被注射致命毒液然后又被枪击而致死的波兰集中营囚徒的尸体留在了现场。那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声明道：“昨晚波兰用正规军对我们的领土开枪。从5点45分起，枪击已停止。从现在起，双方将会以投掷炸弹相对抗。”在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提及“波兰人在波兰袭击德国人”。同样在那天，帝国新闻办公室里的《期刊服务》通知记者，叫他们不要用“战争”这样的词汇去提及德国的入侵。相反，这是德国“对波兰攻击的回应”。迪特里希的工作人员指示媒体，将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一份把战争的爆发完全归咎于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演讲，作为“当前形势下所有须考虑事情的基础”。在英国对德宣战的两天后，希特勒指示纳粹党成员，“我们的犹太——民主世界敌人成功地煽动英国人民进入与德国交战的状态”。《期刊服务》指令在几周后指示编辑，要坚持认为犹太人因他们的煽动而要对英国的宣战负责。波兰并不是原因，而仅仅是英国对德宣战的借口。“英国人和犹太腓力士人在反对德国领导反抗英国——犹太资本家统治的解放进程方面，有着一个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场战争的早期，编辑应该避免攻击整个英国人民。德国期刊被要求将英国绥靖政策的反对者，诸如达夫·库珀、安东尼·艾登、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当然也包括了温斯顿·丘吉尔，与犹太人联系起来。这个所谓的联系，说明了他们其他无法解释的反纳粹主义。指令的语气传达了深层次的确信。
针对纳粹德国各式国家敌人的纳粹种族主义，与针对犹太人的纳粹种族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首先，纳粹反波兰宣传强调波兰人的劣等性。在1939年10月23日，《期刊服务》指令声明波兰人对欧洲文化毫无贡献，并指示德国期刊将“波兰人”、“波兰”和“波兰的”这些词汇与讨厌的及粗心大意的行为相联系。“波兰人和犹太人在德国的等同化必须被鼓励。”波兰人是“天生的奴才并应以此而被对待”。两周后，明显是在回应德国士兵和波兰女人之间暧昧的报道，1939年11月3日，指令阐明：“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每一次混血都会导致拥有德意志血统的种族数量下降。”杂志应该告知德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任何与波兰出身的人联系”都是危险的。波兰人被视为“与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处于同一个层次上”。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隔离”。但是，纳粹宣传的确也在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做了一个区分：这个“相同的层次”并没有扩张到将波兰人或吉卜赛人视为一个强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纳粹把那个指控限定在犹太人身上。
在战争的头几年里，纳粹党是宣传家活动的一个蜂巢，即便很多纳粹党的成员已经应召入伍。根据由宣传部提供的数字显示，几乎是可笑的准确，在战争的头十六个月里纳粹党组织了约20万次政治会议。从1939年9月到1940年10月1日，纳粹党宣传指挥部制作了9部幻灯片（包括《我们的元首》、《德国的种族政策》、《财阀和犹太民族》、《世界海盗英格兰》、《走向胜利之路》）。41个纳粹省党部办公室组织了29 674次幻灯片播放晚会，430万的出席人数。每周有900万到1000万的人观看每周的《新闻汇辑》。印制件的生产同样是令人望而生畏。从战争一开始，纳粹党宣传指挥部就生产了190万《我们的意志和道路》的印制件，为纳粹党演讲者的230万信息材料印制件，3250万纳粹党每周引文的印制件，6500万的小册子。文字海报印刷量在40万到50万之间。图片海报可能有30万个（《防空掩护》）、65万个（《我们的旗帜是胜利》），甚至是100万个（《打倒德国的敌人》）。截至1940年底，70万幅希特勒的照片已经被生产和派发；2.3万幅彩色海报被生产以伴随电影《永恒的犹太人》。
在1939年9月3日，奥托·迪特里希通知在柏林被召集的新闻机构，德国记者的任务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改变了。新闻人不再只是“一个报道者……我们是……德国人民的战士。今天我们建立了一道心灵的西部高墙，并构成了现正在波兰东部战斗的我们军队的支撑力量”。他继续道：“报社的任务是将希特勒的意志和决心传达到全国人民当中去。”迪特里希宣布，他将会在希特勒的总部工作，但是会与报社进行定期联系。他期望“德国媒体每天都会有社论和头条文章，这将会以你所知道的论据巩固后方”，国家和纳粹党办公室“会给你们这些非常有用的素材”。他继续道，报社需要改变它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它不能“讨论我们敌人的每一个演讲”，或传达他们的观点，那“相当于是在替敌人做事”。帝国新闻办公室将会发表一个国际政治发展的概述。报社是“让读者感觉他将会［结果是］被告知世界上正发生事件的真实进展”。换言之，报社不是在印刷诸如丘吉尔或罗斯福的演讲、《大西洋宪章》，提供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细节的同盟国声明，或者来自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的联合公报。相反，报社要呈现纳粹政权对事件的看法。迪特里希的指令禁止刊发外国领导人的声明，对于压制“最终解决方案”的相关信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新闻指令被秘密保存。它们的丢失或将它们的内容与未被授权的人交流是一种罪行，将被处以失业或监禁宣判的惩罚。总编辑将亲自负责保存指令的秘密，并被要求在收到它们的六个月内烧毁或撕碎。文件销毁的书面记录将予以保留。在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认同、机会主义和恐惧中，德国编辑和记者们顺从了。至此，在纳粹德国的新闻里几乎没有真实的报道。
事实上，绥靖政策的提倡者内维尔·张伯伦，在1940年5月仍是英国的首相，而这并没有阻止帝国新闻办公室将反犹主张纳入其反英宣传之中。一个1939年9月的指令陈述道：“我们观点的说服力必须直接针对英国，但不针对英国人民本身，而是反对那些永久的好战者，他们的行动代表着犹太人、国际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及财阀统治集团。”正如英国的宣传在它的声明中所寻求的将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区分开来，因此德国的媒体应被引导为，它必须“清楚地强调英国政府与被误导和欺骗的英国人民之间的差别”。英国统治集团“想要一个世界战争！”在关于美国的文章中，新闻要注意避免暗中破坏罗斯福的反对者。1939年9月23日的一个新闻指令，下令在美国国内中立地位的争论上的“最大慎重和保留”。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增加对美国孤立主义者是“希特勒代理人”的怀疑。“每一个对我们友好的、代表他们利益的立场，将立即遭到犹太媒体的攻击。”正如它的孤立主义者将会失去1940年的美国大选，“我们不能被视为等同于他们，以免他们的失败会被解释为德国的失败。这种语言规则需要被特别注意”。
在德国攻击波兰之前的紧张时期，哈伊姆·魏茨曼——世界犹太复国组织的主席和一个英国公民——宣称犹太人站在英国和民主这边，并反对纳粹德国。以纳粹政权反犹政策的观点，这显然是任何犹太领导人都会说的话，虽然魏茨曼不能代表全体犹太人说话，但这就是纳粹宣传家们怎么看待他的声明的。由沃尔夫·海因里希斯多夫在1939年9月18日的《犹太人问题》上发表的头条文章“犹太人的决定：犹太人站在英国一边”，视为魏茨曼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英国的支持，并作为反犹叙述的确证。“元首关于国际犹太人和财阀犹太人对战争爆发有罪的明确声明已经被证实。在英国参战之后不久，犹太世界组织就已将自身置于支配地位。哈伊姆·魏茨曼认为，再次确保对英国同情和支持‘所有的犹大’是合适和必要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相反，它证实了我们的经验和知识。每个人都有他应得的盟友。英国有犹太人站它这边。我们并不妒忌。”作者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批评过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但坚定地支持它参战。这个决定“不仅是可理解的，而且明显暴露了英国上层阶级的严重犹太化……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英国所面对的是谁——世界头号敌人：国际犹太人以及对权力饥渴、充满仇恨的世界犹太民族”。
纳粹对抗英国的反犹弹幕（anti-Semitic barrage）在它的战时宣传攻势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章节；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的，这里“很少庆祝……1939年至1945年间英国对欧洲犹太人的政策”。英国政府带头阻拦犹太难民逃离欧洲的路线。在《1939年白皮书》的允许下，它允许不超过7.5万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它并没有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广阔大英帝国为犹太难民提供避难所，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愿意合作以转移难民到安全的目的地。虽然英国给了欧洲非犹太人抵抗运动以援助，诸如1944年波兰国内军队在华沙的起义，然而对于犹太人没有一个人是乐于相助的，比如1943年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起义。不管丘吉尔如何同情犹太人，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有时视他们为讨厌的人，鉴于英国担心战争期间阿拉伯对纳粹德国的支持。从未有英国或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改变了英国的战时政策。如果犹太人具有纳粹宣传所认为的任何权力和影响力，那么英国对难民的政策可能已被很好地修正，在欧洲的犹太人抵抗可能会更大，集中营以及通向那里的铁路可能已被炸毁。
这一切对纳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与第三帝国交战。以纳粹政权的反犹观点，这个不可理解之决定的唯一原因是犹太人的过度权力。1939年10月23日帝国新闻办公室关于“英国犹太人”的指令，包括关于反犹主义在英国如何服务于削弱公众支持战争的明确指示。
目标：英国人民与英国上层阶级之间的矛盾，受犹太人的影响，并源自他们。犹太人在英国公共生活的指挥所。犹太人作为英国旨在统治世界的政策的鼓吹者和受益人。
组织：着重点是议会的滥用和犹太人利益的新闻。对犹太人有敌意的声音（集中营里莫斯利的追随者，反对侨居的医生，反对艺术贸易）。英国人（清教徒）和犹太人之间文化上的亲和性。英国——犹太人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存在巴勒斯坦冲突。社会悲剧。
避免：对犹太血统的声明，如不能明确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明非常困难！）攻击英国人民。
这样的指令说明了，反犹观点是从纳粹的思想库扩散到政府然后扩散到媒体的，因此提供了各个政府机构有效协调以支持共同目标的证据。《期刊服务》指令表明，对英国和犹太人的所有这些洞察，全方位展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反犹知识分子群体：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在所谓的宣传部反犹行动办公室之中；纳粹党犹太人问题研究所，位于法兰克福，由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创立；外交部新闻办公室；以及柏林的政治学院新闻档案馆。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都放在指令里，以帮助那些需要更多资料的编辑，正如许多表面上的学术著作的标题，包括《犹太人与经济生活》，由维尔纳·松巴特撰写，以及他那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文“商人和英雄”；一个由海因里希·赫斯特发表的作品（其真实姓名是赫尔曼·埃里希·塞弗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国家？》；由沃尔夫·迈耶——克里斯蒂安（Wolf Meyer-Christian）撰写的关于“英国——犹太人联盟”的文章，发表在1939年秋季的《犹太人问题》杂志上。
对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一种选择性亲和的认定，是一个持久的战时主题。一些更为突出的作品要好好提一下，多产的纳粹宣传家彼得·阿尔达格1939年的两卷本作品《犹太人在英国》，包含了《犹太人占领英国》和《犹太人统治英国》。阿尔达格提供了一个英国历史的反犹解释，用大量的脚注引用表面上看似学术的著作。历史涵盖了古代历史，第一批犹太人移民到英国，1290年犹太人被驱逐和他们的返回，阿尔达格认同奥利弗·克伦威尔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后，他察觉出犹太人、英国国教和君主制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也包括清教主义和犹太教之间在知识和神学上的联系，根植于清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自我观念。
希特勒在1940年元旦对全国的每年新年讲话中再次声称，战争的爆发和一个消灭德国和德国人的犹太人计划之间的联系。他警告道：“我们所面对的犹太资本主义世界敌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德国和德国人民。”希特勒声称，他已经寻求一个与波兰的和平方案和一个与英国的协议；“然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的犹太反动战争贩子等这一刻等了很多年。他们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不会愿意放弃他们消灭德国的计划。”虽然德语对“打败”或“征服”有着极好的合适术语，但是希特勒谨慎地选择他的措辞，当他将自己的致命目标投射到敌人身上时。将种族灭绝战争归罪于纳粹德国的敌人，特别是犹太人，仍然是战时宣传的一个核心要素。
麻烦的事实对纳粹宣传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英、法开始所谓的消灭德国的运动，但在1939-1940年秋冬却克制参与任何军事进攻。波兰单独作战，并在六周内被打败。法国仍然躲在他们的防御要塞马其诺防线的背后。英国的努力集中于不顾一切的措施，以保护船只免于德国潜艇的攻击。在希特勒重复着犹太人正密谋消灭德国的同一个月份，张伯伦撤掉了他的犹太裔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霍尔——贝利沙已在保守党的右翼中树敌，因为他是绥靖政策的一个强烈反对者，反对绥靖政策以及明显同意丘吉尔对德国的评估。帝国新闻办公室1940年1月8日的秘密新闻指令，通过将“犹太裔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的‘辞职’视为一个狡猾欺诈策略，而去扭曲霍尔——贝利沙的故事”。它声称道，他离开的真正理由是“他那犹太——摩洛哥人血统被揭露”，这使得他的留任“无法容忍”。更进一步，“国际犹太人”指望一个短期战争和快速胜利，因此希望有一个犹太人担任陆军大臣。现在英国陷入了一场艰难的战斗之中，“这个犹太民族不再乐意将战争的责任归到一个犹太人手里”。而且，军官集团害怕军队中反犹主义的传播，因此，霍尔——贝利沙离开内阁是“犹太民族的一个狡猾举动”，动机主要是“想要隐藏犹太人的影响力”。事实上，霍尔——贝利沙就生于伦敦。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将张伯伦因政策分歧而撤掉犹太裔陆军大臣的决定，说成是犹太势力在幕后操控的一个聪明诡计。霍尔——贝利沙的故事说明了反犹阴谋理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是一个封闭的体制，对反驳或证伪免疫。如果霍尔——贝利沙仍是陆军大臣，或者如果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仍是苏联的外交部长，纳粹宣传将会指出他们是国际犹太人的例证。他们被解职是犹太人机智地在幕后操控的证据。事实上，将李维诺夫和霍尔——贝利沙被解职视为犹太人的挫败和对反犹主义的让步是可信的。对于纳粹来说，这样一种解释说明了常识的肤浅，以及它是多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只有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才能理解潜伏在阴暗处的真相。
虽然英、法在1940年冬春并没有发起进攻，但是他们也拒绝接受以希特勒所开出的条件而进行谈判。一份于1940年2月28日在明斯特发表的演讲中，题为“让我们赞美使我们困难的东西”，戈培尔声称他们拒绝与德国签订和平协议是由于受到犹太人和“财阀”的影响。他讲道，犹太人并没有从1933年在德国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大灾难中吸取教训。他们已变成“英、法发动反对帝国的财阀战争的知识分子领导者”。他继续抨击道：“财阀……一个在数量上很少的西方统治阶级却拥有整个地球”，正试图阻止“努力拼搏的年轻人去寻找光明之地”。虽然英国人谈论着人道和文明，但他们实际上是想要打败希特勒主义，“目的是消灭德国人民”，并将国家带回四分五裂和支离破碎的状态，如同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没有时间幻想了。“如果英国财阀成功了，它会毫不犹豫地消灭所有德国人民。”即便是在战争的早期，在英国或法国已发动对德国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或者已经轰炸任何德国城市之前，戈培尔就已使用“消灭”这个动词来描述英国的战争目标。这些战争目标已经被犹太记者所策划，他们已经逃离了纳粹德国，并且现在是“反对德国的财阀战争的知识分子领导者”。但是，英国的犹太人和财阀集团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因为这里不会再有第二次后方的崩溃，正如他所宣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已发生的。此外，这个最强硬的反共人士指出，德国现在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世界强国”在其一边——也就是苏联。因此，它可以专心集中于西线战场。凭借希特勒的英明领导和民族牺牲精神，德国的战争有着光明的前景。
在战争的头几年，甚至在预测1941年夏秋两季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很快会崩溃之前，反犹主义都是一种必胜自信的基础。在1940年6月16日的电台演讲“时间不能并行”中，戈培尔承诺德国的听众，战争将不会是1914年到1918年间两线作战的重蹈覆辙。不仅仅是希特勒的外交天赋促成了与苏联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通过将纳粹政策在英、美、苏所受到的批评都归咎于犹太人身上，戈培尔希望已有的反犹主义将会削弱它们对对抗第三帝国的支持。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为一场“犹太人战争”，即德国作为一方而国际犹太人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战争，将会——他希望是——扭转各地大多数非犹太人反对第三帝国的战争努力。1940年4月，在《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的一个放映幻灯片和演讲的公告声明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专门对付世界敌人犹大”，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是为阻止“一个世界性国家和犹太人统治的古老犹太人梦想的实现”。德国并非面对“两个分离的敌人阵营”；相反，“犹太帝国的财阀集团很大程度上等同于那个政治上的犹太民族”。国际犹太人与同纳粹德国交战的政府的等同化，仍是纳粹战时宣传一个组成部分，就像犹大（Juda）这种词汇的使用那样。
对法国的责备在纳粹战时宣传中扮演着一个过分温和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法国在六周内就被打败，并被识时务的维希政权所取代。这里也一样，承认犹太人的破坏作用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法国被打败了。1940年7月26日的一份《期刊服务》指令声称，法国的战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法国将其领导权交到犹太人手中”，而他们反过来成为“法国的掘墓人”。指令列入了一部关于所谓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犹太人控制法国的压缩版反犹历史，并提及相关作品以支持这一叙述。德国的宣传期望将法国的战败描述为一个“法国疯癫政策的最后结束”，并声称犹太人要对战争负责；然而，德国期刊应该避免攻击“与牧师、教会联系的法国反犹运动”。紧跟着德国于1940夏季在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胜利，当犹太人逃离或试图逃离纳粹控制的西方国家时，一份《期刊服务》指令谈到了“欧洲从犹太人的统治中获得解放”。
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成为英国首相。从那时到战争的结束，戈培尔和迪特里希对他发出了源源不断的辱骂。他们在纳粹反犹叙述中找到了英国敌对的一种解释。希特勒赢得世界大战的战略是，在美国能够有效介入之前，赢得一系列针对政治上孤立的欧洲对手的短期的决定性战斗。他在1928年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已经主张，虽然德国建立了一个大陆帝国，但它应该集中于东部的生存空间和寻求修好与英国的关系。在这里，他写道：“英国对德国的永久敌意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这样的敌意再度出现，那是因为“世界犹太人……也在英国发挥控制作用”。虽然英国人能克服对德国的“战争精神病”，“但同样确定的是，全世界的犹太人不会为了消除古老的敌意而作出任何贡献”，阻止欧洲的和平，并促进布尔什维克化。他总结道：“一个人不能谈论世界政治，如果没有将这个最为可怕的权力考虑进去的话。”这个“可怕的权力”在纳粹宣传中变成一个关键的要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瞄向英国和丘吉尔。
希特勒的种族思想已然遮蔽的事实是，英国从来都是在反对那些寻求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以及消灭独立国家体制的任何权力。在这个传统中，丘吉尔在他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通信中以及他的主要演讲中都认为，如果在短期内战败是可以避免的，那么在长期英国会找到一种赢得战争的途径。如果希特勒对未准备好的和孤立的敌手取得快速胜利的最初战略能够被挫败，那么时代将会属于他的敌人。针对丘吉尔的纳粹宣传如此凶猛，是由希特勒所提供的反犹解释而产生的。戈培尔用尖锐的讥讽发出他对丘吉尔的第一次战时攻击，是1940年6月16日的文章“论英国人的虔诚”，在丘吉尔取代张伯伦的五周之后，以及英法联军撤离敦刻尔克的三周之后。他列出了一系列侮辱和成见的清单。英国财阀对欧洲而言是外国人，一个殖民帝国中势利、无教养、懒于思考的老爷，他们通过狡猾、欺骗、谎言和暴力聚在一起。的确，在他们“残忍、说谎、虔诚的虚伪和虚假信仰”的混杂中，他们是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并属于那群在人们希望能好好跟他们说话之前首先要被“打掉牙齿的人”。在他对这些“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的谴责中，戈培尔将思想库、杂志和大学中工作的政权反犹作家所发出的观点纳入大众宣传之中。英国人那所谓的犹太人身份，变成了纳粹战时宣传的另一个持久主题。
在他的7月24日部长会议中，戈培尔仍在指导宣传部官员去单独攻击“英国财阀……而不是整个英国人民……我们的官方宣传媒体要清楚指出，被财阀统治的英国人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觉得与他们有任何联系”。鉴于犹太人的统治已造成法国的战败，因此对于帝国而言，英国被犹太人统治也是幸运的。但是到了1940年8月，在反英宣传中一个转变发生了。在与英国战斗之中，帝国新闻办公室1940年8月16日的《期刊服务》指令声称，英国“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在犹太人手中”。鉴于犹太人承担着大陆人民种族崩溃的罪责和英国已经变成“世界犹太人的中心”，它也因此播下了自身即将崩溃的种子。但是“犹太化”在英国比在法国走得更远。在英国，犹太人已经“渗透到财阀集团”，也渗透到全社会。指令要求编辑不要把对英国政策的责任只归咎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在王室、贵族和官僚内的朋友，“人民也是有罪的”。指令包括了一个由政府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和短文的摘要，揭露所谓的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的政治、教育、经济、文化和娱乐业。它声称犹太人支配着电影、剧院、音乐、电台和新闻界，连同剑桥、伦敦和伯明翰大学的教学人员。反犹分析现在对于纳粹而言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源泉。如果犹太人的主导地位已经在纳粹的狂轰滥炸面前导致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倒塌，那么战胜看似更犹太化的英国岂不是一件短时间内就能搞定的事情吗？犹太人给各国抵抗德国扩张的斗争增添负担，而德国成功的前景一片美好，这些难道还需要更多证据吗？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在1940年8月崩溃；他们处于丘吉尔所说的“决胜时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顽强呢？这里有一大堆看似合理的理由导致英国的抵抗，与世俗以及不是很世俗的因素有关，比如英吉利海峡、皇家空军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以及普遍认为希特勒确实威胁到了英国所代表的一切。这个决胜时刻的纳粹与众不同的反犹解释，出现在1940年10月14日的《期刊服务》指令上，关于“英国——犹太人联盟”。它大量取材于一个反犹作家沃尔夫·迈耶——克里斯蒂安的同名文章，提供了迪特里希帝国新闻办公室和戈培尔宣传部内反犹行动办公室之间协调的证据。这个指令包括了宣传部内反犹行动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要求编辑参考宣传部所青睐的反犹作家的其他作品，包括延斯·罗尔森的《不列颠：世界犹太民族的腹地》和阿尔达格的《犹太人统治英国》和《犹太人占领英国》。帝国新闻办公室将后一本书看作反英宣传中一个“格外重要的贡献”，对记者而言是一本“杰出的参考书籍”。
10月14日的指令声称，战争起源于英国人和犹太人的“统治圈”，他们寻求“消灭”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德国期刊要解释“我们的主要敌人（英国——犹太人联盟）的真实本质”，以及“英国政治内部的犹太化”。重要的是，要强调“犹太人——英国人的利益共同体”不仅仅是宣传声明。它已经把英国的本质渗透到它的核心。在没有犹太人的影响下，英国作不出重要的决定。英国“世界统治的政策”与犹太民族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的是，编辑要理解1940年奠定于英国历史和文化的英国——犹太人联盟的根源，特别是在英国的清教主义里。和犹太教一样，清教主义依靠的是《旧约》。清教徒的“现世性”以及接受财富作为上帝祝福的印迹，显示了其与犹太人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的确，“《旧约》衔接了英国人和犹太人”。
在1940年11月8日的《期刊服务》指令中，帝国新闻办公室要求，“评论政治出版物的所有期刊都应该评论迈耶——克里斯蒂安关于英国——犹太人联盟的文章”。指令通知编辑，“该文章展示了英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广泛的认同，以及为理解当前战争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一个同时是英国的和犹太人的战争”。另外，该文章还提供了一个“与英国——犹太人的世界列强做最后对抗的知识框架”。
迈耶——克里斯蒂安问为什么英国和英国的上层阶级表面上是如此之犹太化。为了回答那个问题，他将英国在1939年对纳粹德国的反对，也包括它对一个犹太人祖国的支持，放置于四个世纪以来英国历史的一种反犹解释的内容当中。英国上层阶级已经宣告：“英国人的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就是英国人的！”然而，德国的犹太人是现状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英国的犹太人是上层阶级“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欧洲和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只有当“传统英国上层阶级和世界犹太民族的领导阶层的联盟”被“彻底地打碎”才能得到解决。英国——犹太人联盟出现的关键在于“清教主义和基督教的英国特殊形式”。如果没有“两个民族基本情况的相似性，包括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统治的要求”，犹太人和英国上层阶级之间的联盟就不会出现。的确，“没有人比基督教独裁者奥利弗·克伦威尔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并使其成为他的政治基础”。他召回先前被驱逐的犹太人回到英国的决定，从而“使得他们帮助建立如今的大英帝国”。“英国上层阶级的退化”不是“爱情的意外结晶”，或粗心大意的个人主义的结果。相反，它是基于犹太人的一种精心策划的努力，从而“使得英国贵族有五分之一是世界犹太人”。
那个努力成功了，因为清教主义和英国的犹太人之间是一种选择性亲和，以及“英国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紧密联系”。两者都公开声称是“资本主义的宗教。他们认定财富的积累是上帝的旨意。两者都是宗教铰接的利己主义”。两者都“依赖于选民的观念。在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政治优越感和狂妄是建立在这种宗教之上的”。迈耶——克里斯蒂安连接犹太人和资本主义的解释，直接被引用到维尔纳·松巴特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之中。英国帝国主义从清教的宗教起源中推导出其权力和无所顾虑，这反过来就是“犹太人的”。在其指向《旧约》的导向中，加尔文教派已经使其自身疏远真正的基督教，并选择了一个现世生活，这与犹太教所规定的教规相吻合。“清教主义和犹太教是完全相同的。”1939年政治上的英国，“没什么比一个现代化的犹太民族更窝藏统治世界的野心”。“因此，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迫切的结论必须是敌视犹太人等同化敌视英国。只有这样做，欧洲才能摆脱英国——犹太人联盟。”
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提供了英国清教主义的斐洛犹太本质的进一步证据。迈耶——克里斯蒂安认为，英国——犹太人联盟已经导致英国对一个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因为这将只会是“一个凌驾于非犹太种族的国际权力中心，一个公民不居于其内却遍布全球的国家”。这将会是一个“权力中心”和“一个世界犹太人的关键基地”，一个群体享受一个新国家的公民身份，而不用放弃欧洲国家或美国的公民权利。大多数的犹太人将会留在其他国家，并“与伪国家合作有助于犹太民族权力增强为一个世界权力”。
迈耶——克里斯蒂安视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与英国关于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争论，是犹太人正在变成或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权力的进一步证据。在1940年秋季，对他和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官员而言，英国对纳粹的抵抗以及支持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似乎证实了他们意识形态观点的正确性。在英国，与“世界犹太人”相衔接的“同一个圈子”，正在发动对德战争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纳粹最早提及“犹太人战争”的一本书中，迈耶——克里斯蒂安写道：“英国人的战争是一场犹太人战争，是英国犹太人的上层阶级针对日渐强势的德国和帝国所仰仗的民族主义发动的预防性战争。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德国是英国——犹太人联盟的第二个共同敌人。”迈耶——克里斯蒂安视哈伊姆·魏茨曼的声明是对英国参战的支持，也包括英国内阁大臣达夫·库珀于1940年1月6日在华盛顿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演讲，视为英国——犹太人联盟的进一步证据。
迈耶——克里斯蒂安是多数纳粹公法学者中唯一一个在战争早期公开抨击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在一个层次上，这似乎是反犹观点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鉴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后来指控纳粹德国和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进行战时合作，回顾纳粹德国反对在巴勒斯坦或其他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在1933年到1939年间，六万德国犹太人能够在“转移协议”的条款下移民到巴勒斯坦。虽然它允许犹太人转移一亿帝国马克到巴勒斯坦，但它并不意味着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当战争爆发后协议就结束了。反对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建立，基于相信这只会加剧国际犹太人阴谋控制全球的危险，目的在于消灭德国和德国人。阴谋理论掩盖了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可以被驱逐的地方的想法。随着战争的逼近，纳粹德国手中已握有700万犹太人，驱逐出境的问题变得无实际意义。以纳粹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仍是一个阴谋的内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了这个观点的早期版本，他轻蔑地驳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是集中从事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定居点的运动这一“谎言”。“当犹太复国主义者使世界上的其他人相信犹太人的国家意识在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后就会得到满足，那么犹太人再次狡猾地欺骗了默不作声的非犹太人。以生活在那里为目的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想法，甚至就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大脑；所有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他们的国际性世界骗局的中心组织，赋予其主权权利并远离其他国家的干涉：恶棍无赖的一个避难所和新生骗子的一所大学。”对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而言，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不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最终或者说其他欧洲“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纳粹反对一个犹太人国家是根植于核心意识形态信念：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将会变成“国际犹太人”努力控制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可能是非常总部。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虽然也确信存在一个犹太人阴谋，但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短文中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却比希特勒发出较少的警告。罗森贝格在这一主题上的关键文本是《敌视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它在1921年首次出版，并于1938年在主要的纳粹出版社再版发行。在该书中，他认为犹太人缺乏治国能力。如果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国家被建立，它将会崩溃，且犹太人将会再次变成一个“国际民族”。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无能民族从事生产活动而徒劳无益的努力。多数情况下，它是野心勃勃的投机商人建立新舞台的一个工具，以便获取全球范围内的高额利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希特勒对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会为国际犹太人阴谋提供另一个基地的看法取代了罗森贝格的轻蔑看法，并形成了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趋同。
吉泽尔赫·维尔辛的《在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出版于1939年（四个版本和一万份印刷件），界定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建立一个世界犹太教廷。建立一个牢固的基地，以便今后几年里犹太世界政策得以休养生息。”维尔辛认为，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会促进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工作于欧美金融业的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人之间的合作，从而增强他们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使得纳粹宣传家们开始关注他们所认为的阿拉伯情感。1939年6月13日的《期刊服务》指令，指示编辑不要使用“反闪米特主义”这样的术语，因为这样做冒犯了阿拉伯人。描述纳粹政策适当的术语是“防备犹太人”和“敌视犹太人”。五年后，帝国新闻办公室再次表示担心术语“反闪米特主义……会破坏我们与非犹太闪米特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泛阿拉伯世界对我们很重要”。因此，新闻界要用诸如“反对犹太人”、“敌视犹太人”或“反犹太教”这样的表达来取代“反闪米特主义”这样的词汇，“反闪米特主义”一词具有“对抗犹太人”或“反犹太人”之意。
在1940年的夏秋两季，英国的“决胜时刻”给英国带来了空战的胜利，一个与美国形成的联盟，第一次打败了希特勒赢得短期战争的战略。这个对希特勒有效抵抗的首次行动，使得纳粹领导人对丘吉尔大为震怒，但对胜利仍是信心十足。在1940年12月12日，在对惺惺相惜的纳粹地方长官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自信满满地说：“在军事上，战争几乎等于赢了。”英国被孤立了，并将会被逐渐打败。但是英国拒绝接受战败——尽管它在大西洋战役中遭受严重挫折，因为德国潜艇使其商船付出惨重的代价。在1941年冬春两季的短文中，戈培尔叫嚷着对丘吉尔的个人辱骂——“死肥犬儒者……犹太人和财阀的狐朋狗友……政治和军事的门外汉……没教养的蠢材”——在希特勒的手掌里他是不可能会取得胜利的。1941年2月5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条文章鼓吹道：“丘吉尔将德国作为战利品许诺给了犹太人；世界寄生虫的团结又死灰复燃了。”
在1941年1月30日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希特勒提出，他过去的威胁已经导致国际犹太人迫使西方列强对德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因此，他在1941年那更新的威胁将会导致犹太人迫使英国与德国缔造和平，目的是拯救欧洲的犹太人。一面怀着暴徒心理，一面幻想着犹太人影响英国政策的权力；怀着这种怪异结合，他每年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重复着其关于战争和犹太人的预言。仿佛为了在战争和对犹政策之间强调他内心的联系，他错误地把预言的第一句话注明为1939年9月1日，即他下令入侵波兰的那一天。
不要忘记我已于1939年的9月1日［实际上是1939年1月30日］在帝国议会所发表的评论，即如果世界被犹太民族拖入一场全面战争，那么欧洲犹太人的整个角色就要结束了……今天，他们［犹太人］可能仍在嘲笑［那个声明］，正如他们早先嘲笑我的预言那样。现在我们的种族知识正在各国当中传播。我希望那些仍反对我们的人有一天会认识到他们更大的国内敌人，然后会与我们联合起来，对抗国际犹太人的剥削和各国的腐败！
整个演讲的文本用德语出版，并在国际的出版社被翻译出版。《纽约时报》编辑随后几天的回应——他们在纳粹领导人的眼里是美国“犹太新闻界”的领导者——说明了，在理解希特勒上，即便是最有经验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也会有困难。他们写道：“在德国内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从阿道夫·希特勒那里得到真相。八年如一日，就像昨天在体育宫通过纳粹党雇用的捧场者们机械式喧嚣那样，他对一个声音被淹没的民族行使绝对权力。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先例可以验证他要履行诺言或者实施威胁。在他的记录中没有任何保证，事实上，他唯一不会做的事就是他说他要做的事。八年来，他已经成为德国唯一和无可辩驳的发言人——如今德国这个词是毫无价值的。”《纽约时报》的编辑发现，正如他们之前的许多希特勒的敌手一样，很难去想象这样一个技艺高超和愤世嫉俗的骗子也是一个将会实现其威胁的狂热理论家。
两周后，在发表于《德意志帝国》的一篇短文中，戈培尔向他的读者保证，英国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聪明。很多德国人已经错误地夸大德国犹太人的聪明。“［德国］犹太人那出了名的聪明还有什么？”在过去，德国小资产阶级在犹太人面前是一个懦夫。在纳粹着手此事之后，很明显的是，犹太人的“才智优越感只是表面现象，相应的，他们的权力也会土崩瓦解……这也适用于英国人，称他们是雅利安人中的犹太人并非毫无根据”。当要面对英国人时，浮出水面的是，他们只是“一群泥足巨人”。希特勒一直在打“正确的牌”，丘吉尔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又一个被打败。德国代表着未来，英国已成过去。它的领导人正变成世界的“笑柄”。正如纳粹，面对巨大的胜算，已经“打败了”德国的犹太人，他们也会对英国的犹太人做同样的事。
在《德意志帝国》1941年冬春两季的社论中，戈培尔再三归咎于英国那可怕甚至是种族灭绝的战争目的。如果丘吉尔拥有权力，他在1941年2月23日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他将会“抹掉德国”，并将其拆分成大约四十个由“财阀”统治的小国，跟着他们英国主人的曲调而翩翩起舞。再加上恐怖的情节，“犹太人自然会恢复他们的旧时权力，那就是，他们将再次主宰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议会将会被恢复，给英国统治一个合法的外衣，而德国人将再次被允许写小说、谱写交响乐、绘画、写诗和思考，同时忍受着生活水平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发表于1941年3月30日《德意志帝国》的文章“不列颠尼亚号支配着海浪”中，戈培尔写道：“如果他能够，他［丘吉尔］将会灭绝德国，消灭我们的人民，将帝国夷为平地和化为灰烬。”
纳粹领导人明白，美国援助英国对于保持英国的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其结果是，他们加强了攻击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宣传。在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和政界，犹太人是一个边缘族群，只有微弱的政治影响力，生活在一个仍然被强大的反犹主义所笼罩的社会中。鉴于他们数量较少，因此并不会惊讶于他们对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影响力是如此微不足道。随着四个世纪的移民，480万的美国犹太人占据了美国人口的3.7%。虽然广泛分布于全国，但几乎一半生活在纽约州，大多数在纽约市内或周边。1940年到1941年间的美国众议院即第76届国会的六个犹太人中，有四个来自纽约州，另两个来自芝加哥和费城。在美国参议院中没有犹太人。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Herbert Lehman），1932年当选，在1934年和1936年重新当选，是犹太人。
虽然纽约的犹太人是罗斯福最早期和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但在罗斯福政府的关键政府部门里却没有犹太人身居高位处理着外交和军事事务。科德尔·赫尔，罗斯福从1933年到1945年的国务卿；1940年到1945年的战争部部长亨利·斯廷森，是声誉良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成员。没有一个美军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在美国军官集团中仍有一定的势力。罗斯福的犹太裔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游说扩大犹太人移民到美国，但在国务院的抵制下收效甚微。的确，引证国内的反犹主义，并展示一些他们自己的，国务院官员力求避免任何对犹太人迫害的关注，以免加剧已经相当大的国内对美国介入欧洲战事的反对。一些犹太领导人也赞同，并担心升级问题将只会增加美国的反犹主义。虽然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一开始就鄙视纳粹政权，并认为它的反犹政策是令人厌恶的，但是总统抵抗希特勒德国的公开事例中并没有专注于反犹迫害。相反，他按照传统的理解认为，纳粹德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一种威胁。如果希特勒打败英国，控制欧洲大陆，实现在大西洋的海军控制，罗斯福相信德国将会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就这一点来说，他表达了一种与美国政治和军事机构所共享的观点，特别是海军的领导层。政府内外的美国犹太人未能说服政府提升移民配额以援助犹太人逃离德国。
归功于崇尚学习的传统，美国犹太人在专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当苏兹贝格家族使得《纽约时报》达到全国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时，大多数的美国报社仍由保守的出版商控制着，其中一些支持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在医药和法律领域以及在大学里，即便是在面对持续的反犹歧视下，一小部分有才华的犹太人还是得以崭露头角。在20年代和30年代，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制定了配额以限制录取犹太人的数量，配额制度被很好地保留到战后时期。尽管在法律领域有一些进步，但是收入最高、最具权势和名望的企业及华尔街律所大部分仍然未对犹太人开放。在企业界，正如《财富》杂志的编辑在1936年所阐明的，“不管怎样对犹太人垄断美国工商业进行暗示，都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对主要银行高管的调查表明，犹太人在金融业的主要机构未被充分代表，而在重工业、交通、电力、通信、农业甚至更少。关于政治，编辑反对“新政就是犹太人政策”的反犹观点。事实上，“犹太人在罗斯福政府里的影响力是微弱的”。
《财富》的编辑把杂志的整期都献给美国犹太人的话题，也是商业机构里反犹持久性的证据，最为显著的反犹主义由汽车巨头亨利·福特所支持和资助。他资助着声名狼藉的反犹伪造物《锡安山长老协议》的出版。他在《迪尔伯恩独立报》上发表的攻击美国犹太人的文章，煽动着美国人生活中反犹主义的火把。他们为纳粹宣传中一种跨大西洋回音提供素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查尔斯·林德伯格和美国优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是犹太人驱使美国介入欧洲的事务。舆论研究公司（ORC）从1939年到1941年的四项调查发现，当被问及“这个国家的犹太人是否想要把美国带入欧洲战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回答说“是的”。战时调查的最惊人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主义实际上在美国社会上升了。根据一项系列民调，它在1944年春季达到高点，即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期间。在1938年到1946年的14份民调中，ORC问“你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有太多权力了吗？”那些回答“是的”的数量从1938年3月的41%上升到1940年8月的42%，1942年2月的47%，1944年5月的56%。
1940年8月开始，ORC问“这个国家的哪一个民族、宗教或族群对美国是一个威胁？”并收到了明确的回复。从1940年8月到1945年6月的8次民调数据统计中，有6次犹太人被认为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除了1941年12月，那时是日本人取代了他们，另一次是德国人，在1942年2月（当时德国潜艇击沉大西洋海岸的美国船只）。当美国军队猛攻诺曼底海滩，一定比例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对美国是一种威胁达到了顶峰。很大程度上由于罗斯福的领导，反犹主义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被降到了美国政治的边缘。但是，正如已经被很好记录的，官方的中立、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少，以及他们逊色的政治影响力、大众的反犹主义和担心反犹主义反弹，这些都致使对迫害然后是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讨论，处于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政策和公共讨论的边缘。
纳粹理论家和宣传家忽略了这些麻烦的事实，即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处于边缘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1941年3月28日，犹太人问题研究所在法兰克福设立了。在开幕式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发表了一篇题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的演讲，后来播放于电台并发表于第二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及其他主要报纸的头版。在转向美国犹太人之前，他将抨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英国人高端金融的包围圈政策”作为开场白。虽然“犹太人在德国的统治已经破碎”，但是犹太人已经扩大了他们在美国的权力。在这里，罗森贝格在关于犹太人在美国的专业和政治收益上，连接了实际情况和变得越来越有名的夸大之词。的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萨缪尔·罗森曼已是纽约州最高法院的一名成员，并且是罗斯福总统的顾问；亨利·摩根索是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无论马库斯·洛夫、阿道夫·朱克尔、萨缪尔·戈尔德温和路易斯·迈尔如何成功，美国电影业不能说是“100%都属于犹太人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罗森贝格，一个在犹太人课题上自我标榜为专家的人，声称“这些人拥有所有的电影制作。这里几乎没有美国人的电影［产业］，而只有犹太人的”。
反犹主张在1941年的纳粹反美宣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1941年4月，随着一系列西奥多·塞贝特（Theodor Seibert）的文章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纳粹党的弗朗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美国谜底：罗斯福时期美国的军事政策》。要解开的谜底是，为什么美国支持英国和反对纳粹德国。塞贝特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性格和犹太人在美国的权力中找到了答案。罗斯福的“内在本质是非美国人、新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也是一个纽约人。塞贝特写道，纽约是“美国领土的一个异域”，一个财富聚集、尚未美国化的移民城市，一个哈莱姆的黑人城市，尤其是“大量犹太人聚集的城市，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城市”。在这一点上，它与伦敦和巴黎作为它们各自代表国家的首都形成对比。没有什么地方的犹太人像在纽约的犹太人这样强大。罗斯福的智囊团，包括亨利·摩根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萨缪尔·罗森曼，在纽约就已聚集在他周围，并已经陪同他到华盛顿。那些记得魏玛时期的人，他写道，能大致看到在纽约和美国的东海岸，“希伯来人的数量、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要比纳粹前的德国大上好几倍”。罗斯福“愚蠢的”介入之路只能在提及“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和金融权力持有者集团”时才能被解释，他们想要“拯救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以这样一种对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因素的分析，塞贝特声称：“罗斯福的政策不再是一个谜。”
在1941年5月的下旬，在他的“来自无限机会的大陆”的短文中，戈培尔将美国介入的主流声音描述为犹太人、资本家、实业家、银行家以及报业主企图用“狡猾和欺骗”来操纵美国。这些集团憎恨纳粹德国，是“因为它拿走了他们种族和宗教同志们的特权”。他们寻求美国介入战争，为的是恢复他们的特权，这个计谋当然“跟美国的利益无关”，并被“一个纯粹的犹太人计划”所代替。反犹框架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团体的后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会如此坚定地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在1941年5月30日，在“来自美国的消息”一文中，戈培尔反驳了罗斯福关于纳粹计划扩张到大西洋和对整个美洲构成威胁的警告。事实上，戈培尔写道，德国并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仅仅是反击英国对海洋的控制。罗斯福的“犹太人顾问”是说服罗斯福武装干涉的一个关键力量。同一天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透露，虽然“纽约的犹太新闻界试图促使他更进一步”，但是罗斯福在他的中立政策中暂时克制住了自己。
从反犹智囊团以及戈培尔控制的宣传部积极宣传办公室所形成的同一主题，在由迪特里希及其帝国新闻办公室工作人员所签发的每日新闻指令中是非常明显的。1941年5月30日和6月6日的《期刊服务》指令关于“美国犹太人”就特别显著。
为什么现在相关：英国最终被犹太人所统治；美国的真实情况也是一样；相应的，英国——北美占领世界的计划服务于背叛者的灭绝计划，并以这种方式广泛消灭人类的所有非犹太人。起初是什么让我们无法理解美国对德国的敌视态度，一旦认识到美国非犹太公民已落入煽动战争的犹太人手中的程度，就变得可理解了。
目标：清楚美国犹太人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和消灭德国的目标，目的是及时抓住犹太人的危险。
框架：着重点在美国，甚至比英国多，这里有一个犹太人的平行政府与正式的美国政府一道。后者于是乎变得不重要了，更多的是被从平行政府中挑选出来的犹太人充满着。今天，这个进程被视为已经完成。
文章继续讲道，美国犹太人传播着不真实的德国，并正将美国推入一场报复战争，进而他们可从中牟取经济利益。期刊不应该“因他们明显地接受犹太人的奴役，或者他们在反抗犹太民族及其奴隶上的懦弱，而去伤害或嘲弄非犹太美国公民”。德国期刊也不应该暗示，1941年春季对于反抗美国犹太人的压迫已经“太晚了”。
5月30日的指令吸引人们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的主张，即犹太人要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当前的“备战”因此是第二次犹太人反德运动。指令声称，富兰克林·D.罗斯福有“犹太人血统”，可追溯到17世纪荷兰的犹太祖先。然而，纳粹战时宣传更多关注于罗斯福作为犹太人的一名奴仆，而不是作为一名犹太人本身。指令罗列了他那作为银行家的犹太人朋友和顾问伯纳德·巴鲁克；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纽约市市长和“半犹太人”费奥雷罗·拉瓜迪亚，被描述为一名“有名的反德煽动者”；“犹太教授”和最高法院的成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本杰明·科恩，一位白宫顾问；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萨缪尔·罗森曼；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娶了一名犹太女子。在纳粹的战时想象中，这些人仍留在恶棍的核心团体之内，是国际犹太人阴谋美国分支的名字和面孔。但是问题远不止这么少。指令声称，占绝对优势的清教徒团体后代的政府部门的大多数成员是犹太人。指令提供了在美国争取权力的犹太人的工作地址和个人身份，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国犹太人组织的清单中，包括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美国犹太复国组织、美国——希伯来人教会联盟、正统犹太人教会联盟、反纳粹同盟、哈达萨、基督徒和犹太人全国组织。最后一个组织的目标除了“建立犹太人的世界统治”就没其他什么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更多“美国犹太人”的材料从反犹行动办公室和宣传部的“档案馆”散发出来。再次，为了促进联系，新指令给编辑们提供了部长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广泛借助于《美国犹太人》年刊，它将关于美国犹太人的数量和位置的真实报告，与关于犹太人在大众文化、法律、金融上的影响力的扭曲结合了起来，也包括对犹太人在传统“生产性”产业（煤炭、交通、重工业、林业、建筑）缺失的扭曲。指令告知德国的编辑，在纽约，非犹太人“知道当面对一个犹太人律师时，他们在经济纠纷中几乎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尽管警告不要将非犹太人标签为犹太人，但这个指令告知德国编辑：“如今美国银行业和股票交易的最具权势者是犹太人J.P.摩根。”摩根肯定不是犹太人，但纳粹在许多权力的高位上都发现了犹太人。
美国犹太人在犹太政府的帮助下掌握权力，敲骨吸髓并压制他们……美国犹太人对待［那里的］非犹太人正如《锡安山长老协议》所规定的那样。犹太人正在摧毁和消灭美国的路上，那就是非犹太人的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直到他们的最后胜利，他们使用少量的非犹太人（为更有效地伪装自己）。美国的非犹太居民面临被犹太人消灭的危险。犹太人想加快他们目标的进度，通过试着将美国拖入战争。如果是这样，美国（那就是非犹太人的）人民必须付出巨大的经济、文化和身体上的牺牲，而犹太人得益于巨额战争利益。犹太人也会从整体贫困中获益，因为战争使他们得以在低价位收购非犹太人的财产和生意。
犹太人不仅仅威胁要“消灭”德国人，他们也意图“消灭”非犹太美国人。
这样的指令，促使协议的秘密争论得以更新，被散发到几千份报纸和期刊那里。纳粹宣传家们现在能在公共场所指出犹太人的名字和面孔。以这种方式，1941年5月和6月的新闻指令将激进反犹偏执带到了前沿。他们将一个国际阴谋论的抽象概念转化为适当的名字、地点和组织。这样就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什么美国给予英国援助和被一个反对纳粹主义的总统领导着。亨利·摩根索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是罗斯福的好友和政治支持者。
作为纽约州曾经的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城市和州的犹太人社区和选民建立了牢固的联系。纽约的意大利裔天主教徒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迪亚，的确是一名强烈和直言不讳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反对者。对于任何理解美国政治和种族运作的人而言，这些关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是民主生活完全正常和合法的表达。它们与任何一种阴谋论都扯不上关系。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和政策制定上的脆弱地位是明显的，清晰可见于罗斯福不愿意将欧洲犹太人的被迫害和灭绝作为美国参战的一个主要依据。在珍珠港事件和希特勒对美宣战之前，罗斯福只关注于纳粹德国将会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如果它打败英国然后夺取对大西洋船只的控制。纳粹宣传家们意识到美国社会反犹主义的存在，总是将美国介入欧洲的提倡者与犹太人联系起来，并希望借此削弱对那个政策的支持。这样做，他们表现出信仰和算计的特有交织。新闻指令表明，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们相信——或所有迹象使其相信——犹太人正驱使美国卷入欧战。而且，不管是上千份战时备忘录还是更为私人的文件，如戈培尔的日记，确实找到了希特勒、戈培尔、迪特里希或他们的工作人员不相信他们正在写的东西，或者视他们的反犹主张为一个愤世嫉俗的计谋以愚弄易受骗民众的证据。然而，无论这些人如何机智或聪明，却陷入了一种深深扭曲自己对现实理解的妄想之中。他们所想象的犹太人权力的程度和范围，是他们自己权力程度和范围的一种投射而已。
纳粹领导人不明白也不会去领会，犹太人政治上软弱和边缘化的现实、美国政治的反对意见、各种压力集团在罗斯福政府里工作，以及在美国防卫机构里所形成的大西洋主义者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对美、英、苏的意识形态幼稚的认知，加剧了纳粹政权对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敌手的系列误判和低估。纳粹主义的崛起部分归于其敌人的低估。纳粹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是不能把握现实，连同其激进反犹主义，纳粹政权亲手酿成了自己的战败。
戈培尔在1941年4月、5月、6月的日记中说明了他看待美国的真实情况。戈培尔在公开将想法更充分发展之前先在私下里提出来。他在日记中承认，很难在美国成功地传播纳粹宣传。美国人对介入的讨论正在加强。“我们正在尽可能煽动着，但是面对压倒性的犹太人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美国参战之前，戈培尔想确保，对罗斯福和武装干涉的批评不会与对美国孤立主义倡导者如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公开称赞相伴随。他在日记中透露，著名的飞行员是反对美国介入的“一个勇敢少年”！“我们有保留地回应，为的是不伤害林德伯格……罗斯福是有点收敛了。他不能再满怀热情地行动，而必须考虑到公共舆论。”戈培尔自信地表示，美国“四年”内不会准备战争。鉴于英国商船在大西洋因德国潜艇而遭受损失，英国将不得不“在即将到来的秋季投降”。他在1941年6月8日的日记中谈到美国媒体的文章。戈培尔写道：“这些犹太人想要战争。总有一天，他们将会因那个愿望窒息而死。”对于他们的巨大挫折，纳粹不能打败英国或迫使英国谈判，反犹主义的解释是罗斯福及其幕后操控的顾问使得英国免于战败。
在希特勒入侵苏联这一极为重要的战争决定之前几周，戈培尔开始将庞大的宣传机器重新导向他那已惯用的连接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题，其关注点将会是“斯大林及其背后的犹太人”。戈培尔确信苏联将会被很快打败。“事实上，再没有人会认为对于一场德国的入侵将会有严重的抵抗。”在1941年6月16日，戈培尔在帝国总理府会晤了希特勒。后者估计胜利将会在他们所预料的四个月内实现。戈培尔认为比这更快。“布尔什维克将会像一个纸牌屋一样倒塌。我们站在一场空前胜利的战役之前。”一个完整的苏联正牵制着西线战场所需的德国150个师。随着苏联的崩溃，英国将会失去在大陆的最后希望，因此会同意与纳粹德国达成一个妥协的和平。在6月16日的同一个会议，戈培尔听到了德国政府在波兰的首脑汉斯·弗朗克的评论。弗朗克期待“能够铲除犹太人。波兰的犹太人正逐渐分崩离析。这只是煽动人民和鼓动战争的一种惩罚。元首预言这正是要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
在他宣布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的《对德国人民宣言书》中，希特勒将他入侵的决定归咎于在莫斯科当权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卷入一场跟英国一起的“包围圈政策”。一个“犹太人和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反动派之间的相似阴谋”已经在国际层面出现，这概括了魏玛政治的错误路线。它的目标是阻止一个德国全国政府的出现，一旦那个目标失败了，就改为力使那个国家疲弱无能。随着入侵以及苏联与英国之间反希特勒同盟的开始，纳粹宣传家们有了新的一套要求解释的事件。
正如他们之前所做的，他们将反犹框架转为说明“国际犹太人”是怎样组织和领导越来越多地反对第三帝国的国际战争。在1941年夏秋两季，纳粹宣传关注于所想象的存在于“国际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领导人环节。宣传如此做的同时，纳粹政策从迫害时代走向了灭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