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犹太人对一切都有罪”

激进反犹宣传的洪流始于1943年冬末。这股急流在两次激烈的涌动中持续着，一次是4月到7月，一次在10月和11月。在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间，发表于《人民观察家报》上的84个反犹标题，其中50%到60%出现在1943年。在1942年，戈培尔、任职于《每周要闻》的图像艺术家施韦策，以及为《犹太人问题》撰稿的反犹知识分子，都已竭尽全力去维护纳粹党和政权的宣传机器，发动对犹太人的最新攻击。在1943年，他们的努力比得上，有时是超过了奥托·迪特里希及其在帝国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努力。带着希特勒的日常命令，他们发布新闻指令，要求印刷空前数量的反犹宣传，于成千上万个受帝国新闻办公室控制的德国报纸和期刊之上。

正如迪特里希在1939年所声称的，媒体已成为国家的左膀右臂。它们只印刷政府认为适合印刷的新闻。它们那些作为和不作为的罪责在“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上是一篇重要的章节。在1943年，德国媒体没有报道的故事包括：那个在1942年11月被关闭的切诺姆死亡集中营，那里约有15万到30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其他主要的死亡集中营——马伊达内克、索比堡、贝尔泽克、特雷布林卡和奥斯维辛——在1943年冬春两季满负荷运作（在贝尔泽克一天就有1.5万人被杀害）；1943年2月驱逐柏林、汉堡、科隆和慕尼黑的犹太人；去往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等地的火车运输；在加利西亚省东部、巴尔干半岛、希腊的萨洛尼卡以及波兰许多小城镇所发生的驱逐和大规模枪杀；更不要说在某地发生的反抗纳粹占领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及其（纳粹）在1943年4月和5月的镇压，也不适合在受纳粹控制的媒体中报道。

希特勒在1943年元旦对国民所发表的新年贺词为如何报道定了基调。当前战争对于德国人而言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德国人将不会再犯相信美、英好意的错误，正如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因此，当英、美犹太人宣布同盟国的目的是从德国民众中带走孩子、屠杀上百万青年、拆分德国，以及在资本主义或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使它永久处于一个毫无缚鸡之力的状态下而进行剥削时，他们不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绝不投降或屈服那样的命运。在他把信息传给武装部队的同一天，希特勒谈到了德国人在东线和“从挪威到西班牙边界”的进攻。一个从西线对欧洲大陆的入侵将会导致敌人的“快速消灭”，现在法国已被完全占领。对于在北非的战斗，德国和意大利正以某种方式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在大西洋，德国潜艇正在摧毁同盟国的船只。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已加剧了（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1943年这一年将会是困难的，但不能跟过去一年或1941年冬相比。

欧洲不再需要忍受“每20年或25年犹太资本主义豺狼的多番努力去破坏和平，尤其是对一个新世界的社会结构的破坏”。

1943年元旦发行的《犹太人问题》包含了一篇由定期投稿人霍斯特·希曼所撰写的文章“罗斯福反对欧洲”。文章重复提醒着标准付费的读者，并表达了对最近事件的一种反犹观点。它提出了惯常的指控，即“世界犹太人”发动战争以恢复它在欧洲的地位，并最终“建立一个犹太人的世界统治”。支撑这一声明的证据是一场由美国“犹太财阀”于20世纪30年代在麦迪逊广场公园集会上挑起的“煽动运动和暴行指控”，也包括1937年10月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演讲。“若非罗斯福犹太人智囊团的早期保证，英国断不会发动一场战争。”很明显，“北美帝国主义”及相关联的经济利益驱使美国进入战争。希曼在柏林伊斯兰文化协会的开幕式上带着好感提到了大穆夫提的最新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大穆夫提已警告法属北非正变成“美国犹太人中心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心这两者之间的桥头堡”。每份由犹太组织和作家表示支持美、苏的声明中，他都找到了证据以证明世界犹太人的普遍影响力及其“消灭”德国的决心，通过把它（德国）移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回顾了考夫曼的《德国人必须被消灭！》及其欲使德国人绝育的威胁。他重复着一个当作事实的谎言，即丘吉尔已批准了一个将所有2岁到6岁的儿童从他们母亲身边带走的计划。没有提及1942年12月同盟国对德国暴行进行谴责的细节，希曼只讲了“美、英、苏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地狱般充满仇恨的宣言以取悦世界犹太人”。一个月后，在1943年2月1日发行的《犹太人问题》上，编辑刊发了他们的另一篇犹太人领袖传记概略“萨缪尔·欧文·罗森曼，美国的真正总统”，文章基于瓦尔特·弗罗因德1942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无名者》。弗罗因德“揭露了犹太世界政府”，其“最重要的分支”是圣约之子会、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以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其顶端站立着“统治世界”的三百人。他们其中一个是纽约法官萨缪尔·罗森曼，他也是罗斯福的顾问和演讲撰稿人。

在1月的第三周，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的一次战争会议上相聚。他们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作为会议成果，该声明认为，“只有通过消除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和平才有可能。这要求“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不意味着对德国和日本平民的毁灭，但确实意味着一种基于征服其他民族的德日哲学思想的毁灭”。两位领导人决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将会有一个明确的结局。他们想确保德国军队这次将会明白在战场上它已被打败，因此不会再出现背后捅一刀的情形。卡萨布兰卡声明也意味着让苏联放心，西方盟国并没有打算与德国构建一个单方面的和平，并且希望维护反纳粹同盟的团结。虽然同盟国寻求区分纳粹政权和德国民众，但纳粹宣传者压制了这些内容并声称情况正好相反，那就是，同盟国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

与此同时，纳粹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斯大林格勒所呈现的灾难上。希特勒已拒绝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请求被允许向周围的苏联军队投降。从1942年11月他们被围困到1943年2月初的战败投降之间，德国第六军团25万人中的大多数人由于枪伤、冻伤或饥饿而死亡。对苏联以及全世界来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被看作战争的转折点，如果不是这一决定性的战役，也就不能打消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气焰。国内的德国人，一群被乐观报告和呼吁英雄主义这些来源稳定的精神食粮所喂养着的人，被新闻以及灾难的程度所惊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几天，希特勒仍待在他的东普鲁士总部里，并让戈培尔宣读了他每年1月30日对全国的讲话。在讲话中，希特勒再次声称他和纳粹已避免德国毁于犹太人之手，英、法在1939年无端对德宣战，以及在1941年6月对苏联的进攻已使欧洲免于一场“来自东方野蛮部落”的毁灭性入侵。战争是拒绝希特勒和平提议的“挑拨者”的作品。“国际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并不完全是一种矛盾或荒谬的现象。相反，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内嵌于二者的驱动力是几千年来被其仇恨所驱使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屠戮、分裂、经济上剥削、政治上毁灭人性。如今，国际犹太人是民族和国家分解的发酵剂，正如它在古代时那样。只要人们没有找到摆脱这种病毒的力量，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要么德国及其盟友将会胜利，他继续道，要么欧洲将会被来自东方的一场风暴所摧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会“狂热地”继续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和战败者，而只有那些活下来的和被消灭的”。这次战争，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已成为德国和“国际犹太人”之间一场到死方休的战斗。

在同一天，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宫向全国发表讲话。战争中当前的战斗路线重现了魏玛政治的那些情形。“正如［在魏玛共和国里］为权力而斗争，犹太人现在也一样，正从一个巨大包围圈的两边围困我们。布尔什维克派出了大规模军队，而财阀则释放出一连串的谎言和诽谤宣传，且狠狠地砸到我们头上。”不仅德国的未来，而且全欧洲“甚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未来，都岌岌可危。正如纳粹在魏玛时期已打败一个由财阀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所谓钳形攻势一样，我们将会在国际层面上击败那个联盟的摹本。不管是戈培尔、希特勒还是其他纳粹，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对手那个时候已尽人皆知的过失——从当时对希特勒的低估，到1933年前后未能形成统一抵抗。一点不令人意外的是，戈培尔既已误叛了过去纳粹政治成功的根源，在其所有关于现实主义和艰难现实的讲话中，对战争的结局提供了源源不断却并无理由的乐观主义。对于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在希特勒这边非但没有促进重新评估，反而促使他和戈培尔去强调纳粹党的意识形态根源，并将挫败归咎于军事领导层。

德国媒体以一种军队英雄主义的召唤来回应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没有提供死亡、受伤以及失踪人数的数据。《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页提供了少许事实和一个救赎标题——“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结束了；因他们的牺牲德国才能得以存活”。1943年2月5日的《期刊服务》对春季的宣传攻势定了基调。“斯大林格勒战役勇士的不朽英雄品质”将会形成一种确保胜利的精神和力量。“在未来几个月里，这里只是一句话给编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战斗！”读者必须被告知，德国和其余欧洲国家“如果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牺牲品”还能期望什么。“布尔什维克就是犹太人的走狗。”这个后果将包括“美国犹太人考夫曼的绝育计划”、领土分裂以及布尔什维克化。但现在“国际犹太人已把它的面具摘下”。美、英都没有能力和意愿使欧洲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只有一种保护力量在反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消灭意志……德国军队”。

它保卫着“欧洲大陆的文化和生存”。

在东部［斯大林格勒战役］重大决定已作出之后，全部德国期刊的最重要任务是加强和巩固德国人民及其盟友的防卫和取胜的意志。布尔什维克危险的本质必须再三地被置于读者面前。一次又一次，媒体必须展现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将意味着不是灭亡就是终身的奴役之苦……如果由犹太当权者所领导的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成功地打破了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防卫屏障，以及德国后方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这将会在更大程度上重现在苏联已经发生的毁灭、奴役以及人民的贫困化。基于《德国每周服务》［也是来自帝国新闻办公室］的资料而写成的所有文章，必须采用凶残犹太——布尔什维克危险的主题。它必须表明危险只会削弱弱者。在准备拯救自身生命和保护自身最高价值的人们当中，恰恰是这个危险激发了需要克服巨大阻力的力量。我们希望期刊将这些新要求考虑进去，不仅仅是在一篇文章里，而是在整体方向和布局上。

在这同一个《期刊服务》指令中，帝国新闻办公室包含了进一步的反犹指令。“当犹太人当权时”一文忽略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已在卡萨布兰卡声明中所发布的关于纳粹政权和德国民众之间的区分。加强德国的抵抗力需要强调犹太人当权的后果。越多德国人相信“犹太人消灭所有德国人的坚定意图”，并接受那个战争将只会是“生存或被消灭”的结局，正如希特勒最近已声称的，那么支持战争的德国人就会越多。犹太人反对“欧洲人民”的“战争宣言”，已导致纳粹采取“积极措施”来反对犹太人。期刊被要求去将反犹措施描述为一种“自保行为”。

媒体反犹运动的加剧在1月份是明显的。在1943年1月14日，《人民观察家报》以“他们因自己的好战而将不能逃脱惩罚：美国犹太人必然指望一波不宽容的浪潮”为头条，并且在1月16日以“罗森曼站在罗斯福身后：美国王座上一个带王冠的犹太人”为头条。罗斯福是“犹太高端金融的一个工具”。犹太人，《人民观察家报》写道，正从幕后出来以暴露“政治和经济上的非犹太稻草人只能在犹太人所控制的木偶线上跳舞”。一场美国的胜利将会意味着一场“犹太世界统治计划的胜利……罗森曼通过罗斯福来说话；世界犹太人则通过美国总统来说话”。在1943年2月7日，《人民观察家报》以“华莱士暴露了罗斯福对未来的梦想；整个世界将会成为一块犹太——美国掠夺者的场地。那些不服从美国命令的人将会被无情地轰炸”为头条。华莱士关于在战后扩大世界各地商旅航空服务的提议，进一步暴露了“犹太——美国帝国主义罗斯福式的世界统治和掠夺计划”。

希特勒在愈演愈烈的反犹宣传攻势背后调动着人马。1943年2月8日，对聚集于东普鲁士总部的党政领导人的一场长时演讲中，他提出了对战争的一种审视。他指出，由苏联所造成的损失程度与在英、美之间的非常不同。根据戈培尔日记中的记录，希特勒讲道：“敌人具有优势，是因为它们被国际犹太人整合在了一起。犹太人在所有敌国里都是驱动元素。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望尘莫及。”因此，犹太人不仅必须被驱除出德国，而且“必须从所有欧洲国家里被消灭”。希特勒给领导人的信息是冷酷无情的。

要么德国将会统治欧洲，要么它将会经历“灭顶之灾”。战败将只可能是因为“人民的软弱”。如果德国人变软弱了，那么他们“将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被消灭”。如果那真的发生了，他不会“对他们抱以怜悯或同情”。希特勒把所有的挫折归咎于每个人和一切事物，最后也包括德国人，但除了他自己。

在战争期间的英、美，对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专政的公开严厉批评已经结束。俄罗斯是正承受战争冲击的战时盟友。戈培尔将同盟国反共的停止归因于犹太人的努力，通过淡化威胁以使共产主义在欧洲蔓延，从而削弱欧洲的抵抗力量。在2月11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条文章标题为“犹太人仇恨的最新爆发：他们想在文化和肉体上消灭德国人民；然而，我们将会把财阀和布尔什维克的虐待狂们打倒在地”。这篇头条文章提到了在伦敦和华盛顿的“犹太顾问”，他们不仅想“毁掉德国的工业……而且敦促德国人民必须被消灭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这篇文章提到了在战后解雇所有德国教师和教授，同时用犹太人替代他们并长期关闭大学的计划。

在2月12日的部长会议上，戈培尔告诉他的工作人员：“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现在必须主导所有的宣传媒体，作为伟大且普及的宣传主题。”2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宣布，盟军把纳粹赶出突尼斯的行动即将开始，随后是进攻欧洲以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描述即将到来的战斗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时，罗斯福评论道：“在东线，令人惊叹的俄国军队已经实施了压倒性的打击；在西线我们也应同样如此。”次日，在《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文章是“罗斯福把欧洲作为战利品抛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人的稻草人屈服于莫斯科；我们将会给他应得的答案”。因为卡萨布兰卡声明已明确表示，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了打败纳粹德国已决心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苏联军队将向西挺进，主要是由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结果。1943年形势逆转后，一场英、美从西线的进攻，为一个完全由苏联控制的欧洲提供了唯一现实的选择。戈培尔看待事情的方式非常不同。在2月17日的部长会议上，他强调德国的宣传应该重复并强调“英美对欧洲的背叛”。来自宣传部及其帝国新闻办公室的那些信息是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

以上所有的主题都呈现于戈培尔最著名的战争演讲之中，题为“你想要全面战争吗？”的三个小时演讲，于1943年2月18日在柏林体育宫发表，并通过德国电台向全国广播。到1943年9月，纳粹党宣传机器已经向所有地区党部办公室派发了1400万份演讲稿。戈培尔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几周里，从“内心深处……带着火热的激情……和神圣的严肃性”发表着演说。他讲道，鉴于对“西方”的危险，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题是及时的，因为“它超过所有之前的威胁”。他提供了三个“命题”。第一，如果德国军队被打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将会开始布尔什维克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的是“犹太人的世界革命”，从而给欧洲带来“混乱”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国际资本主义伪装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将会涉及“对我们知识分子和整个领导阶层的清算，且其结果是劳苦大众被交付给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的奴隶制度”。欧洲——真正的作为整体的西方——身陷危险之中。苏联政府部门的背后站着“犹太清算突击队……两千年的西方人文建设处于危险之中”。以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威胁是必要的：“国际犹太人”。

他的第二个命题是，只有德国及其盟友才能应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美、英当然不会阻挡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

犹太人在智识和政治上已渗透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再去观察或想要识别危险。在苏联，他们把自己伪装为布尔什维克，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他们则以财阀和资本家的面目出现。犹太人非常熟悉模仿之道。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哄骗他们的主人入睡，从而麻痹他们抵御致命危险的能力……早些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洞察使我们明白，国际财阀和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荒谬或矛盾的。相反，它有着一个很深且因果联系的意义。横跨我国，表面上文明化的西欧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彼此手拉手。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生灵处于危险之中。

他的第三个命题是危险即将来临。西欧民主国家中的“麻痹迹象”是“令人心碎的”。犹太人正尽其所能去培养这一意志的麻痹，正如魏玛时期的犹太报纸所做的，他声称道，寻求最小化共产主义的威胁。在1943年，犹太人再次证明了他们是“邪恶的化身”。但是纳粹不会被阻吓：“即便我们境外的敌人在我们的反犹措施上举起虚伪的抗议和流下鳄鱼的泪水，他们也不会阻止我们做必要的事。”德国将不会“在犹太人威胁面前低头”，相反，它将会“立即面对它，当完全和最激进地去消灭及驱逐犹太人成为必要时”。手稿记录了“热烈的喝彩，狂野的欢呼，狂笑”。当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紧密时，戈培尔声明道：“我们将不会允许全世界的国际犹太人在那里叫嚣，并在这场与世界害虫的巨大斗争中使我们远离勇敢和正义的延续。它能且必须只能在胜利中结束！”手稿记录了呼喊“希特勒万岁，暴风般的欢呼，呼喊的合唱，‘德国男人去打仗！德国女人去工作！’更多的喝彩、欢呼、欢笑”。在这骚乱当中，戈培尔呼吁结束“错误的希望和幻想”，并直面斯大林格勒之后令人不快的事实。东线战争是残酷的。正如希特勒在1月30日所说的，它将“不会以胜利者和失败者而结束，而只能以生存者和被消灭者而结束”。更多的“希特勒万岁”的欢呼和喝彩，戈培尔声明：“全面战争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因为欧洲的未来现在取决于“我们在东线的斗争”。现在为国家牺牲的时刻到了，全国人民在战争中要深入参与，“所有人要过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无论高矮胖瘦、贫穷或富贵”，并且要增加妇女参加劳动的数量。

演讲者和听众之间发狂般的互动达到了高潮，当戈培尔抛出如下十个夸张问题时：

与元首和我们在一起，你们是否相信德国武装的必然和全面胜利？……你们是否准备好与元首一起，作为支持战斗着的国防军的后方阵营，以狂野的决心并且毫无动摇地继续这场斗争，超越所有命运的曲折直到胜利在我们手中？……你们是否准备好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如果必要的话，每天14和16个小时……以取得胜利？你们是否想要全面战争，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更为全面和激进的战争？……你们相信元首吗？你们是否已准备就绪以所有他的方式跟随他，尽一切所能来赢得这场绝对和无限的战争？你们现在是否已准备好投入你们所有的精力以支持东线战争、我们战斗中的父兄，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人员和武器，为了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你们是否向前线发过神圣的誓言，即后方将以更为强大、不可动摇的斗志支持前线，并为胜利而付出一切？你们是否，特别是你们妇女，想要政府确保每一份劳动力，包括那些妇女，被置于战争［努力］的服务之中……总之那些妇女，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将会加入，以便男人可以自由地在前线服务？……你们是否支持最为激进的措施以对付一小撮偷懒者和奸商，他们想要在战争期间耍滑头，并利用人民的痛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是否同意那些寻求逃避战争的人应该掉脑袋？……你们是否同意，后方应该团结一致背负起最沉重的战争负担，并且应该平等地去承受，无论高矮胖瘦、贫穷或富贵？

在每个问题之后，听众都疯狂地回应“我愿意”，因重复回应而变得更为狂热。戈培尔以一个隐喻和字面的恳求结束演讲：“现在，同胞们，站起来，任凭暴风雨来临吧！”这个训词得到热烈掌声以及呼喊“希特勒万岁”和“胜利万岁”的回应，紧接着齐唱“德意志之歌”。整个场面在德国电台上播放——不断重播——并且包括放在下一周的《新闻汇辑》上，戈培尔协助编辑过每周的《新闻汇辑》。在他次日晚上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当他的演讲结束时，体育宫“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场景”。被全体内阁和许多纳粹党领导人所包围，他认为这次演讲等同于“一场全面的文化动员”。希特勒非常之高兴。戈培尔已强调犹太人正发动一场反对德国至死方休的战争，并且德国人将会实施“最激进措施”作为回应的声明。听众在体育宫的回应毫无疑问地显示，政权对实现希特勒预言的决心在纳粹信徒中仍然很受欢迎。几周后，经过长谈，戈培尔和戈林都赞同在犹太人问题上已经走得太远，纳粹德国已别无选择。然而，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一场运动、一个民族一旦破釜沉舟，就会比还有退路可选的国家战斗得更凶猛”。一个国家之所以被团结在一起，部分要归功于犯罪共谋和畏惧报复而产生的歹徒心态。

在1943年2月24日，随着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的战败，希特勒谢绝了参加在慕尼黑举行的纳粹党成立周年庆。但他发送了一份声明，其中包含了陈词滥调的对纳粹党光辉岁月故事的复述。两天后，文本被整合到《人民观察家报》首页的头条文章当中。希特勒对犹太人阴谋叙述的重复，使他一再强调一个大规模屠杀政策的必要性。没有提供关于他计划怎么做的细节，他向聚集起来的信徒保证：“我们将打散并摧毁犹太世界联盟。”他再次向他的旧同志保证：“这场战斗将不会以雅利安人的毁灭而结束，而是以欧洲犹太人的灭亡而终结。”随着战争的继续，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蔓延到其他国家。正如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试图打败纳粹的人，见证了“一场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体德国人民当中的急速扩张”，因此在1943年，国际犹太人将不得不面对世界各地反犹主义的增长。战争“使得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变得清晰明了……同样的联盟我们曾经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柏林的红旗之间看过，昔日我们共同的敌人，如今他们再次出现在纽约的犹太人银行、伦敦的犹太——财阀机构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犹太人之中”。正如德国人民已明白的，进而成功地在国内与犹太敌人作斗争，因此在这次战争进程中，其他民族也将会醒悟过来，并“最终形成一个统一阵线，以反对那个企图消灭他们所有人的种族”。

对希特勒和纳粹忠实信徒来说，战争进程正在证实激进反犹太主义的正确性。挫折和战败，非但没有引起痛苦的重估或反思，反而加深了对最初偏执构想的信念。

接下来的一周，在他2月28日《德意志帝国》上的社论“欧洲的危机”中，戈培尔又回到了一个求解难题的知识分子的论调。他开始写道：“为了理解当前一系列战争，理解犹太人问题是必要的。”文章解释了西方政府和克里姆林宫之间联盟的“谜题”。他们之间只是一种表面和肤浅的不同。如果一个人看看幕后，就会很快发现，“国际犹太人是整个情绪和智识混乱的精神领袖，国家和民族分解的发酵剂”。“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仅仅是“在风格和表面上，而不是在本质上”。一个是“另一个更激进的兄弟”。他们的联盟是“模仿、伪装和欺诈艺术”的一个范例，它被犹太人精炼了。它正在削弱欧洲为保卫自己而反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志。

在下一期的《德意志帝国》中，戈培尔一再强调“国际犹太人”在反希特勒同盟里所扮演的主导角色。在伦敦庆祝红军25周年纪念日，以及盟军对红军胜利的希望表达，确认了犹太人在幕后操纵。在他几周后的日记评论中，戈培尔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真的相信犹太阴谋在幕后策划事件的真实性，且他有能力将此阴谋论与策略常识结合起来。纳粹应该置身于英、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争论之外，因为加入他们将会制造“危险，即布尔什维克幕后的犹太人连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能够把我们当作证据去抹黑英、美的反布尔什维克言论”。

那年春季，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变得更为集中于反犹宣传攻势上。1943年2月26日发布的《期刊服务》告知编辑，美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力在增加，以及“在美国领导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大犹太人国家的计划”。编辑被要求牢记美国（相比较于英国，其关注的是在印度殖民地的穆斯林）“不必考虑穆斯林的问题”。美国人“因此专门代表亚洲犹太人的利益”。美国人想剥削这个地区的财富和“奴役本土居民，一个符合他们将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的敌视政策……加强美国对穆斯林的敌意，这是犹太人统治的一个结果，我们必须避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英国在近东的统治会更好”。

在1943年3月19日和20日《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这个给伊斯兰信徒的纳粹序曲是明显的。在19日，大穆提夫在柏林一个清真寺发表演讲。次日，在《人民观察家报》首页的顶端，刊发了这篇题为“大穆提夫反对伊斯兰死敌的呼吁——阿拉伯人将会站在轴心国这边为他们的自由而战”的文章。阿明·侯赛尼谴责了“敌方压迫者”用掠夺的“资本主义手段”去占领伊斯兰或阿拉伯国家。“所有穆斯林”的职责是与那些“在犹太人的帮助下”旨在“完全统治圣地”的人战斗。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有“责任去粉碎犹太人的贪得无厌”。他讲道，最终审判日即将到来，那时穆斯林将获自由。《人民观察家报》报道称，阿明·侯赛尼为“伊斯兰世界杰出人物之一，他已领导阿拉伯人民反抗犹太人的进攻很多年”。

尽管迪特里希是希特勒对新闻界施加日常影响的渠道，但希特勒还是定期与戈培尔进行直接的对话。在3月31日，希特勒告诉他，德国媒体应该“比以前更有力地强调，犹太人是这次战争的罪恶鼓动者”。的确，“我们的媒体必须每天不断提到它”，希特勒补充道，“犹太人问题”需要在针对英国的纳粹宣传中被更多地强调，他认为那里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反犹趋势。反犹主义，戈培尔指出，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宣传手段”，符合“我们全方位形势的政治目的和需要”。

希特勒给迪特里希下达了同样的命令。4月2日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期刊服务》声称：“媒体必须时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英、美都是绝对的主宰。犹太人对政治和媒体的影响力使得把犹太幕后操控者从阴影中拖出，并清楚地指出和识别他们变得必不可少。在评论和新闻文章中都应该这样做。”在吓人的语调中，编辑们被进一步指示去强调：“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是罪恶的根源……所有国家的罪犯都说一种技术语言，其最重要的成分是希伯来语。犹太人被灭绝对人类来说不是一种损失。”相反，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很有益的，因为死刑或监禁本来就是用来对付罪犯的。在这份秘密备忘录里，没有夸大其词和无端威胁的理由，帝国新闻办公室通知期刊编辑们，在那时犹太人正被杀害，这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受控的媒体不会去调查看看这些预兆词汇的内涵是什么。

媒体运动瞄准那些在西方将苏联政权描绘为一个美好图景的人，例如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里的那些人。它的主席是科里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的左翼儿子，而托马斯本人是卫理公会牧师的儿子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托马斯·拉蒙特长期担任J.P.摩根银行的高级执行官，率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协约国提供银行融资。在摩根死后，他成为董事会主席，于1943年3月开始任职。因此在1943年，科里斯·拉蒙特站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团体的顶端。在1943年4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将托马斯·拉蒙特描述为“幕后的黑暗人物之一，就是他将摇摆不定的威尔逊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从而为J.P.摩根银行带来巨额利润。年轻的科里斯在罗斯福的助手哈罗德·艾克斯和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帮助下到访过莫斯科，而其中的参议员克劳德·佩珀“长久以来就是一名为世界犹太人的全球统治而奋斗的战士”。《人民观察家报》然后继续将这种犹太人和美国新教徒后裔的邪恶交织描述如下：

非犹太人和美国老外交官在那里给了新财阀——布尔什维克公司一个迷人的外表和体面的代表。然而，这个企业以爱因斯坦、斯托科夫斯基、卓别林这些名字为鲜明的特征。犹太移民伪哲学家与令人厌恶的电影业犹太人联合起来，后者到目前为止已在好莱坞的沼泽中蓬勃发展。在纽约，卓别林和爱因斯坦追随爱森斯坦和艾伦伯格，尤其是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兄弟。犹太人正在一起工作，并希望把权力的杠杆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美国人民既送钱又送武器，而苏联则出人，因为人类生命的蓄水池能为犹太人的战争做出牺牲，其储备几乎跟摩根银行的黄金供应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它通过拉蒙特来为世界犹太人战争做动员。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就已开始的罗斯福战争政策，其意义和目的从来没有比通过［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的建立更厚颜无耻地暴露给世界公共舆论。的确，这必须被标记为世界犹太人团结及其世界统治意志的一个经典事例。

这篇文章是关于阴谋心态的杰作，它为一连串美国和苏联著名犹太人名字之间的虚假联系提供了表面上的合理性，然后和一个熟知的非犹太人名字拉蒙特相联系。这篇文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美国清教徒团体后裔的当权者在为犹太人服务，或者这些人中的任何一名在操控事件。然而，纳粹宣传家将美国清教徒后裔团体所主导的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视为戈培尔已谴责的“模仿”的一个完美例子。毕竟，如果不是因为在幕后指挥行动的“世界犹太人”的指示，为什么富有的银行家会倡导与共产主义者的友好？虽然纳粹宣传家很乐意摆出这种引导性的问题，但他们不会问为什么美国当权者中富有的非犹太成员会甘愿屈服于犹太人，当在科里斯·拉蒙特的母校哈佛大学，犹太人仍然受到入学名额限制之时？如果美国犹太人不能消除犹太人在哈佛大学的名额限制，那么他们去哪里找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力？为什么娴熟老练的政治家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者见识广博的银行家如托马斯·拉蒙特和他的儿子科里斯都突然变成了犹太人的奴仆，而他们（犹太人）的利益，纳粹却坚持认为与那些非犹太裔美国人相冲突？到1943年，由于记者团体内的意识形态赞同和职业机会主义，以及纳粹的清洗和恐怖战术，受纳粹控制的新闻界的编辑和记者都没有报道这些问题，至少没有印发。

1943年4月12日，德国媒体报道了一个重大暴行故事，也就是在俄罗斯卡廷森林万人坑里，发现他们所声称的1万具波兰军官尸体。实际上，有4000名军官失踪，只发现了1700具尸体。虽然英、美很多领导人起初都认为是纳粹杀了他们，但后来证明俄罗斯人确实要对此负责。

纳粹宣传强调卡廷故事以攻击苏联，并以此削弱英、美对它的支持。此外，它成为战争中一个最致命公开反犹运动的理由。纳粹媒体声称，“犹太政委”实施了谋杀。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声称，谋杀证明了“欧洲各民族的灭绝”现在是一个“犹太人的战争目的”。指令继续讲道，犹太人自己将会被追究责任，且“最终不是欧洲而是犹太人将会被灭绝”。4月13日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指示编辑，他们必须“强烈地展示”波兰军官万人坑那“耸人听闻的发现”，它声称他们是在1940年3月到5月期间被苏联人枪杀的。这条新闻应该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之一”。

1943年4月14日，新闻指令升格了宣传运动的反犹色彩。“关于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谋杀突击队是由犹太政委构成的耸人听闻的证词应该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并附以尖锐的评语。”卡廷屠杀及其“由犹太人实施的事实，没有比这更能证实这个犹太仇恨圣歌”。德国将会注意到它，而且公众应该得到保证：“犹太人自己终有一天会被追究责任，最终不是欧洲而是犹太人将会被灭绝。”一场关于卡廷大屠杀的激烈纳粹宣传运动紧随其后，它不仅强调苏联人的责任，同时也强调犹太人或“犹太政委”是行凶者。

4月16日的《每日要闻》指令依旧是直言不讳的。

在一些情况下，对犹太——布尔什维克在卡廷所犯罪行的处理，尚未与关于犹太世界性犯罪的必要澄清相伴随。犹太人的强大地位，使其支配布尔什维克主义及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这必须在每一个适当的机会中尽可能清晰地向世界强调。这也尤其适用于新闻报道的规划和标题。密谋策划这场战争并在各国当中播撒和培育仇恨种子的犹太世界阴谋，必须在世界公共舆论的意识中强有力地展现出来。这里我们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强调，以向世界解释我们那令人信服的论点。

就在同一天，《人民观察家报》在其头条文章里再次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戴维斯：‘我们可以信任苏联。’卡廷，这是犹大打击欧洲的一个例子。”它将杀害波兰军官的杀手描述为“犹太突击队”，他们提供了“世界犹太人”及其财阀和苏联“代理人”已为他人做好准备的一个例子。文章引用了西方记者不愿批评苏联的言论，作为“世界犹太人怎样完全统治华盛顿和伦敦”的证据。《人民观察家报》的文章不断重复着基本的纳粹指控。犹太人已释放战争，“去报复那些已阻挡其奴役世界的计划和已认识到犹太人是我们时代最大威胁的人”。幸运的是，德国军队正保护欧洲，根据希特勒那“犹太人在这个战争中将会从欧洲消失，且是犹太民族而不是西方国家将会被毁灭”的宣告。犹太人将不得不为沾满双手的罪恶“赎罪”，且一些犹太人使得罪恶变得更加深重，诸如伊利亚·艾伦伯格和内森·考夫曼，因为他们号召“消灭所有的敌人”。

戈培尔将最初国外对卡廷事件的怀疑解释为犹太人权力的进一步证据。他写道：“人们真的可以将美国描述为一个犹太人国家。”他将会强化反犹宣传，从而使得敌国的领导人不会支持犹太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立即被自己的人民怀疑为是犹太人的奴仆”。他将瑞典媒体对卡廷事件的怀疑归因于犹太人的影响。《期刊服务》指示政治杂志的编辑们要去强调卡廷事件，因为它向世界展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沾满鲜血的脸庞，及其在为犹太人世界阴谋服务中的消灭意志。尤其是，它有利于清楚地阐述犹太人对这些谋杀行为的责任”。不是利用卡廷事件来试图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德国媒体的关注点应该是指出犹太人是同盟幕后的驱动力，及其得以团结的黏合剂。

在面对一个所谓的冷酷无情的国际敌人时，这反过来将会加强国内德国人对战争的支持。

《期刊服务》的同一期还包括一篇题为“犹大想要谋杀欧洲人民”的短文。在卡廷对波兰军官的谋杀“并不是犹太人仇恨波兰的唯一一次爆发”，而是“犹太人反对所有非犹太人政策的一次有意延续”。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被打败，那么这些波兰军官的命运将会“毫无例外地在所有欧洲人民身上重演”。卡廷大屠杀表明：“犹太人消灭……所有非犹太人的计划并不是犹太人的敌人的一种幻想。相反，它们［计划］是真实存在的。犹太人在哪里拥有权力，他们就在哪里努力实现他们的计划。”媒体要强调“全世界的犹太人要对在卡廷所犯的罪行负责”。此外，指令也指示编辑们，“犹太人的人祭”并不是“犹太人反对者所编造的故事”，而是一个“虽困难但仍可证实的事实”。

4月19日，华沙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对被占欧洲区域的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一次武装反抗。对于起义，德国媒体却只字未提。相反，英、美对德空袭却占据了头条新闻。1943年4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犹太人区起义的文章。在4月25日的日记中，戈培尔表示他知道犹太人区的战斗。《人民观察家报》加大对卡廷大屠杀宣传活动的力度。《人民观察家报》在1943年5月6日发表了以“在世界犹太人指挥下的美英：财阀等同于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为标题的头条文章。同一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关于犹太人区起义的第二个故事。报道称，据波兰的信息源，一场战斗已激烈地持续了“17天”。但仍然没有任何信息出现在德国媒体中。在4月23日和2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卡廷事件”的文章，报道称红十字会将会调查德国对此事的指控。

纳粹政权所开展的运动带有组织协调性，目的是使卡廷事件持续出现在新闻中，这在奥托·迪特里希1943年4月28日的指令中是很明显的。“尽管在每日指令中存在着重复和紧急的指示，”他明显愤怒地指出，“犹太人对卡廷屠杀负责的事实，在相关新闻报道的文字和标题中一直表达得苍白无力。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即编辑们现在有责任注意到，在每种情况下，报道和标题都要符合所要求的程序。”次日，迪特里希，一位继续与在东普鲁士总部的希特勒进行日常接触的人，发布了以下长篇指令，命令德国报纸要专注于卡廷惨案中的“犹太人面孔”。

和卡廷大屠杀相联系，标题和插图说明必须不断指向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谋杀和纵火。这不仅仅要在今天和明天去做。相反，世界的死敌必须不断地被暴露和谴责。媒体将从德国新闻机构获得……关于犹太人的资料，而它必须被适当地运用。此外，从现在起，媒体有义务以更大的力度将犹太人问题作为其永久义务。当报纸写着“伦敦隐藏着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而不是“伦敦隐藏着布尔什维克谋杀者”时，这并不是反犹主义。当报纸写后一个标题时，他们在呈现犹太人的作者身份方面做得不够。相反，现在的重点是在所有的评论和文章中构建起反犹主义。很明显，人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汲取反犹主义，而必须为此有一定的基础，一种其他事物都能加以采用的主题。为此，报纸每天都会收到一个犹太主题，而这不应该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想象力缺乏，只是作为一种灵感。在这里，报纸有着广阔的领域且它们自己也能找到需要的主题。例如，这里有无数把犹太人描绘成犯罪分子的耸人听闻的故事，在这里就可以被用上。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为这些故事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如果报纸让它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上面工作，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看到真实的面貌、真实的行为，以及每天以新颖多样的形式被描绘出来的真正犹太人。此外，德国媒体中的犹太人自然也要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而被呈现出来。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被确立的是犹太人应该受到责备！犹太人想要战争！在世界各地，犹太人都在准备对德战争！犹太人加剧了战争！犹太人从战争中获利！并一再强调：犹太人有罪！

迪特里希看到了一个“无限大的机会”去“展现犹太人的真实品质”。“在报纸上没有一行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他再次强调，“参与上述反犹行动是整个德国媒体的职责。”次日，《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头条标题写道：“卡廷惨案再次揭露了世界犹太人，欧洲认出了财阀和苏联犹太人之间的密谋，英、美为掩盖真相而做了可悲的尝试。”

如果谈及“伦敦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是“非反犹主义”的话，那么紧接着的是，迪特里希认为好的新闻报道以这种术语去描述英国政府是真实准确的。按照他的逻辑，反犹攻击的缺失将会是糟糕的新闻报道，因为以迪特里希的观点（反映了希特勒的），战争的核心故事是犹太人是导致对德战争的根源。如前所述，针对犹太人的核心指控并不是关于外貌、性欲或犹太人身体，尽管在施特赖歇尔的《先锋报》上这样的攻击持续着。相反，要让“国际犹太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仍然是主要的政治指控。它因此充当了大规模屠杀犹太“敌人”的关键正当理由。

《人民观察家报》将西方怀疑主义的源头追溯到了“财阀和布尔什维克犹太阴谋那肆无忌惮的驱动”。“欧洲没有人再会被犹太幕后操纵者所欺骗，不管他们的傀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和华盛顿。”1943年5月1日，《犹太人问题》这期加入了一篇关于卡廷惨案的重要文章“犹太——布尔什维克的血债”。在5月3日，纳粹党的帝国宣传指挥部向纳粹党的地方官员发送了规则，以用于关于卡廷惨案的演讲之中。演说者要强调卡廷故事提供了如果布尔什维克得胜，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将面临危险的“有力证明”，以及因与苏联的政治安排，“美、英可耻背叛欧洲”的证据。根据指挥部的说法，卡廷惨案揭示了“布尔什维克谋杀体制”的不变本质，而此时此刻苏联正试图将自己向西方展示为一个基督教和民主国家。“卡廷惨案将会一直象征着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大规模屠杀。”指令创造了一个新词“卡廷化”。就如断头台与“带有犹太人血统的第一次革命”的谋杀者相关联一样，“卡廷化将会成为犹太——布尔什维克杀人狂的一个世界性概念”。演说者应该不断重复“犹太人伊利亚·艾伦伯格”已号召“消灭3.7亿”欧洲人。纳粹党的任务就是强调犹太人在苏联的角色，并利用一切机会“反复地强调犹太人对战争及其可怕后果负有罪责”。卡廷惨案，“对于欧洲和世界而言，是一个令人尖叫且惊恐不已的警告”，关于“一个体制的暴虐……这些行为只会出自其犹太煽动者和奴隶驱赶者的犯罪本能”。

1943年5月5日，纳粹党的帝国宣传指挥部，通过纳粹省党部、专区、社区点这样的广泛组织网络，给地区和当地的纳粹党领导人和演说家发送了另一项指令——“犹太人问题作为国内外政策的武器”。该指令声称，问题已“在德国被解决”

之后，允许犹太人问题从公众意识中消失是“既危险又错误的”，因为它在境外变得更强大了。“这是一场犹太人针对德国及其盟友的战争。就像国内斗争以德国的反犹革命而结束一样，这场战争必定以一场反犹世界革命而结束。”指令继续写道：

在德国，我们使得全民族进行反犹。我们不停地用手指指着犹太人，即使在他们试图伪装自己的时候。一次又一次，我们从他们脸上撕下面具。犹太人经常试图转移公众对我们活动的关注，从而把视线放在其他事情上，因为他们对我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非常不舒服。因此，坚持立场并坚定不移地继续这一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不久的将来，［由纳粹党组织的］集会浪潮中，犹太人问题现在必须是所有演讲的不变关键点。每个德国人都必须知道，他或她所承受的一切——如不安、受限制、加班加点、对妇女和儿童的血腥恐吓，以及战场上的流血牺牲——都能追溯到犹太人。在每次集会上，以下几点必须被提到：国际犹太人想要这场战争，在所有敌对的民族和国家中占据最重要的经济职位，以及无情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将各国推入战争；即使在今天，他们在敌国中形成公共舆论，拥有报刊、电台和电影，并将它们当作人民的声音。不过，关于犹太人本质的认识已站稳脚跟且正在发展壮大；没有一个犯罪是犹太人不参与的，而且现今在国外，正如德国早期那样，超过半数的所有经济犯罪、骗子、黑市商人及股票交易投机商都是犹太人；犹太人自身并不持有权力，但他们收买公共人物，作为依赖和奴性的工具，替犹太人做事。犹太人能从战争中获利，故而对长期战争感兴趣。然而，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扛起过武器或通过双手劳作来获得收入；正如德国早期的情况那样，犹太人把战争和劳动留给其他人；犹太人释放这场战争，是要维护他们的世界权力，并打倒那些认出他们及其图谋的人的一种最后尝试；这场战争将会以反犹世界革命和全世界犹太人的灭绝而结束，这两者都是一个持久和平的前提条件。核心句是这样表述的：犹太人对一切都有罪！

“犹太人问题作为国内外政策的武器”指令最后把接受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戈培尔的短文“战争和犹太人”上而结束，并告知他们印制件将会提供给帝国宣传指挥部的“所有演讲者”。在5月6日，《人民观察家报》首页以“世界犹太人指挥下的英美，财阀等同于犹太——布尔什维克谋杀者”为头条文章。在英国，“谈论卡廷事件是被禁止的”，并且将斯大林作为一名伟大人物和民主主义者来歌颂是必要的。伦敦的财阀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变得亲密无间。“一个是谋杀者，而另一个则袒护谋杀者。”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处于世界犹太人的独裁统治之下”，并参与同样的犯罪。

在这场致命的反犹运动中，戈培尔已经开始写作整个战争中一篇最为重要的反犹短文及广播演讲。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正在写“战争和犹太人”，以“有效地解释犹太人在这场战争的开始及其延宕中所扮演的可怕角色”。短文作为标准头版社论发表在1943年5月9日的《德意志帝国》上，也在那个星期的电台中广播。戈培尔对于一些人“仍然太天真地”去理解战争，以及犹太人问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出愤怒和惊讶。“犹太种族”及其“帮手”正在发动对“雅利安人以及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战争。他重复着先前的声称，即“犹太人想要这场战争。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敌人的阵营，财阀那边或是布尔什维克那边，你发现犹太人作为鼓动者和煽动者，在那些站在敌人军事领导层前台的倡导者背后工作着。他们［犹太人］组织了敌人的战争经济，制订了针对轴心国的消灭和灭绝计划”，并且“［形成了］将敌人联盟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犹太人的“报刊和电台广播中的《旧约》报复威胁”并不“仅仅是政治著作。如果［犹太人］有权力这么做，他们就会满足这些欲望到最后一刻”。犹太人，除了消灭和灭绝我们人民就没有其他的目的了。纳粹德国是犹太人通往世界统治道路上的唯一障碍，也是保护欧洲免于“犹太——布尔什维克危险”的“大坝”。希特勒所有的“预言性话语”都没有“以如此的确定性和必然性”被证实过：“如果犹太人成功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它将不会以雅利安人的灭绝而结束，而会以犹太种族的灭绝而结束。”这是一个“需要时间，但不再会被停止”的过程。犹太人不仅要在德国“为他们危害人类幸福与和平的无数罪行付出代价”，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此付出代价。如果德国输掉这场战争，那么“我们自己国家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无数人……将会被交付出去，在对这个邪恶种族的仇恨及其消灭意志毫无防御的情况下”。戈培尔向成千上万的读者和电台听众保证：

我们正在向前进。对于实施1939年被犹太人所嘲笑的元首预言，将会一直持续到我们行动过程的终点。即使在德国，当我们第一次起来反对犹太人时，他们就在那里嘲笑。他们中的嘲笑者如今已成过去。他们选择向我们发动战争。但现在犹太人明白，战争已变成了一场针对他们的战争。当犹太人设想完全消灭德国人民的计划时，它因此也就是在写自己的死刑判决。这种情况下如其他一样，世界历史也将变成一个世界法庭。

短文重复和详细说明了纳粹宣传的基本投射机制：一个被称为“国际犹太人”的历史行动者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消灭德国人。相反，德国人扭转了局面，并正在实现希特勒的预言，那就是他们正在消灭犹太人。在这个和其他文本中，戈培尔结合了大谎言或一些谎言——所谓的“国际犹太人”正在指挥一场针对德国的战争；德国并没有发动战争；同盟国是一个隐藏但全能的国际阴谋的走狗——带着纳粹德国当时正在谋杀欧洲犹太人的真实声明。不是愤慨地否认同盟国关于纳粹反犹暴行的指控，戈培尔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将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呈现为一种自卫、反击、报复的正当行为，以回应犹太人所造成的不幸和当时对德国造成的伤害。他对国内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感到高兴。他确信“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问题之后”，犹太人问题是“我们宣传马厩里最好的马”。反犹文章应该“每隔一天”就出现在媒体中，德国期刊应该展现“一个反犹面孔”，这两个目标都将通过更年轻且思想可靠的编辑来实现。

在5月8日对纳粹地方长官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强调反犹主义必须再次——就如在纳粹党的早年一样——成为纳粹“文化攻势”的核心。他希望这会在英国蔓延，尤其在保守党里。他重复着他的观点，即犹太人同时控制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西方财阀，且这场战争是一件“消灭或被消灭”的大事。在5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以“对犹太人越来越敌视的迹象，犹太人在英国的恐惧……贪财土狼要求滥用国家权力”为标题的头条文章。它视对抗反犹主义的一次伦敦会议为其发展的证据，《人民观察家报》将这归因于犹太人与战争的联系。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对德国反犹宣传的加强感到满意。戈培尔告诉他，现在它已占到德国对外广播的“70%到80%”的比例。5月12日，当德国人正在镇压华沙犹太人区起义时，《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头条宣称，“莫斯科将会变成世界犹太人的官方中心”；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将构成“苏联控制地中海的基石”。文章声称，苏联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援，因为它符合克里姆林宫在地中海的未来计划。5月18日，纳粹党的帝国宣传指挥部向政府官员和纳粹党宣传机构发送了“全世界犹太人的黄昏”一文。它引用了戈培尔在“战争和犹太人”一文中对希特勒预言的重复，并宣布反犹主义正蔓延到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敌对国家。这种发展源于一种对“这场战争的所有苦难、贫困和剥夺完全都因为犹太人，战争本身就是犹大的杰作”的不断理解。

在这段时间里，德国媒体对华沙犹太人区起义及其被残酷镇压只字未提，而只关心所谓的其他人的罪行。在纳粹德国反犹宣传泛滥之中，《纽约时报》报道称，源自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个代表，“在华沙犹太人区所有犹太人都已被清理掉”，也就是说，最初45万人剩下的4万人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杀，同时有60名纳粹分子死亡。5月22日，《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最后几周里，大约有1000名德国人被杀或受伤。1943年6月20日，它报道称，波兰驻美国大使扬·切察诺夫斯基在谈到犹太人区时，已经告诉卡内基音乐厅的3000位观众：“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从未记录过如此连续、如此井然、如此邪恶、如此野蛮、如此不人道的一种残酷和大规模消灭制度。”与此同时，《人民观察家报》在首页发表了“犹太世界政治”和“犹太——美国帝国主义”的文章予以谴责。作为后者的证据，它援引了“犹太人沃尔特·李普曼”对美苏战后合作可能性的研究。《人民观察家报》将李普曼的建议描述为努力建立“华尔街和克里姆林宫犹太世界专制统治”的进一步证明。

1943年5月13日，戈培尔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较为引人注目的对话。大部分是希特勒关于《锡安山长老协议》的个人独白。戈培尔最近重读了这份协议并得出结论，与他之前的观点相反，它们实际上适合于“当代的宣传”。它在1943年春“像第一次出版的那样具有现代性”。为展现犹太人为统治世界而奋斗，它采用了极其显著彻底的方式，他对此感到“震惊”。“如果犹太复国主义协议不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由当时一个杰出的批评家所创造的。”他补充道，希特勒对沙皇政治警察所写的无耻伪造文件的起源毫不怀疑。“元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协议是绝对真实的。”希特勒说：“没有人能像犹太人自己那样出色地描述犹太人为统治世界而奋斗。”他继续道，犹太人并不是“按照预定计划工作，而是根据他们种族天性而任意妄为……现代人别无选择而只能消灭犹太人”。奇怪的是，戈培尔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听过希特勒在那里整天唠叨着国际犹太人阴谋，却觉得希特勒的评论极其有趣，也许是因为在私下里听到它们凸显了希特勒对这个话题所持看法的强烈程度。

次日晚上，在得知德国在突尼斯战败之后，戈培尔写道：“反犹宣传必须是我们所有新闻活动的核心内容。犹太人问题必须比过去更加突出地被讨论。”在4月和5月的北非战役中，英国、美国以及一些法国军队打败了隆美尔的军队，并俘虏了27.5万名德国和意大利士兵，只逃出了800人。除了保住北非部分地区的据点外，轴心国已失去两支军队、大量的物质，以及无数的船只和飞机。包括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军队在内的同盟国之间的团结加强了，而意大利的士气在失去其非洲版图最后一部分后一落千丈。次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突尼斯战斗的结局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在1943年的前五个月，“敌人占据了上风”，对德空袭中实施了明显的打击，在东线造成了“巨大创伤”，并且在北非导致挫败。德国在大西洋的潜艇战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东线的成功对德国的事业至关重要，但不管何时它都无法很快实现。他指出，宣传部有关民众情绪的报告注意到了一种“相当压抑的心情”，由于斯大林格勒以及现在北非战败的共同作用。在1941年夏秋的军事胜利和狂欢中，反犹宣传得到了蓬勃发展，德国在1942年的扩张达到了高潮，而在1943年春天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现在，随着战争形势转而进攻纳粹政权，反犹叙述继续提供了一个看似令人信服的解释。同盟国的团结持续越久，盟军对德国军队造成的打击越大，纳粹领导人越是看到一个强大的国际犹太人阴谋确实存在的证据，以及它的行动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在战争中会遭遇逆转。以纳粹领导人的观点，反犹宣传不是对残酷现实的转移，而是对事件实际进程的一个恰当回应。因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纳粹意识形态，假设这是一场犹太人发动的对德战争，紧随其后的逻辑是，随着战争形势转而进攻纳粹政权，反犹宣传应该在1943年的春夏秋三季得到加强。

5月17日，帝国新闻办公室下令报纸的文化政治部应该比过去更强烈地由一种反犹观点所引导。几天后，它指示编辑们，除了报道日常事件之外，重要的是要提出关于“战争的意义和使命”的讨论。这些首先在于“国际犹太人的战争罪行，通过其布尔什维克和财阀卫星组织迫使各民族和国家进入战争，为的是摧毁他们的生存能力，从而建立起犹太人的世界统治”。相反，轴心国的战争目的是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建立和平并推动经济发展，当“世界列强”——同盟国和犹太人——出现经济失败而被搁置在一旁之时。

戈培尔仍然深入地参与反犹宣传攻势。他在1943年5月16日《德意志帝国》的社论上，解释了英国关于苏联对卡廷谋杀负有责任的怀疑，这是犹太人努力降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的结果。1943年6月5日在柏林体育宫，在向纳粹忠实信徒发表的演讲中，他专注于谴责英国对德国城市的空袭。他声称“犹太人尤其想要侵入欧洲”；但他们不会参与。在他们的地方，英、美的士兵——那是非犹太人——将会付出代价。尽管这样一种入侵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犹太人还是在推动它。“丘吉尔和罗斯福只不过是他们的执行机构。”为了回应那些怀疑他那“世界阴谋集团”正在驱动敌人联盟的观点的人，戈培尔反问道，怎么可能去解释自由拥护者与波兰军官的刽子手、宗教拥护者与无神论者，以及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之间的团结一致，除了指出一群“骗子正在争取世界统治，及其欲使欧洲屈服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争夺”。事实上，没有理由向德国发动战争，除了摧毁这个“最后堡垒”以对抗他们那“背信弃义的犹太——财阀——布尔什维克”计划。敌人的联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阴谋”，除非德国先摧毁它，不然它将会摧毁“既正派又富有创造力的人类”。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将同盟国轰炸袭击德国城市的精确性归咎于移民到英国的德国犹太人，以及将战争仍未结束的事实归咎于“伦敦城里的犹太人”。一场短期战争，他写道，将对事业不利。纳粹需要做更多工作去激化英国的反犹主义。那部关于苏联的不加批判的好莱坞电影，是基于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的《我在莫斯科的使命》拍摄而成，它也是“一个犹太混合物”。

1943年5月21日，迪特里希的办公室向报纸和期刊的编辑们发送了一个指令——“针对犹太人的专题：目标：一个反犹期刊出版社”，它构成了纳粹政权在那年春夏两季反犹新闻和宣传运动的一大亮点。

德国期刊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坚决地领导全球的反抗斗争。由于犹太人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影响力，因此每个期刊都可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处理这个主题。我们再次重申，德国人民已经对犹太人知根知底故而不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启发的这一不同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在德国内的宣传工作，这个论点仍然是正确的，即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强调一个被公认的真理，全体人民才能理解并在这个真理上行动……然而，现在［这种宣传］要实现的效果在国外甚至比国内更重要。

该指令指出，如果他们与同事、朋友和家人分享，或者将其放入寄到国外的信件之中，那么期刊的文章就可以到达外国读者那里。这种“亲密宣传”的可信度是相当大的。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父兄或朋友写信给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挪威人和乌克兰人所说的，都是真相本身。这些意见可以进入外国媒体，并在那里促进反犹主义。只有“所有的德国报纸和期刊在一起，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各个角度强调揭露犹太人的危险及消灭它的必要性”，反犹宣传才会奏效。指令让记者注意《期刊服务》和《德国每周服务》的前三期，它们讨论了这些话题，分别为“当犹太人上台时”、“犹太人是罪犯”，以及“犹太人想谋杀欧洲人民”。特刊包含了以前已被提到过的“最重要的反犹主题”，同时也提到了“反犹著作”，编辑们可以“在德国的每个地区图书馆”找到它们。

这个指令的语气显得很急促。特别的反犹期刊“不可能在你阅读一次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相反，在未来几个月内，总编辑必须每天把它拿出来读一读。它应该持续地影响他规划下一期刊物的思考。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必须做到这么一点，即期刊的每一页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及犹太人问题”。编辑们要把读者吸引到犹太政治领导人、经济学家、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企业家及犹太人所有的公司和银行之上。指令包含了清晰的词汇参考指南。当提及如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或瓦尔特·拉特瑙这样的人物，或者如罗斯柴尔德银行、莫斯出版社或《纽约时报》这样的企业时，“文本必须写有：犹太人李维诺夫、犹太人卡冈诺维奇、犹太人拉特瑙、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犹太人的莫斯出版社、犹太人的报纸《纽约时报》”。

对于政治期刊而言，要吸引对“美国政治领导人”如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萨缪尔·罗森曼，以及苏联“官僚机构犹太化”的注意力。它提到了过去的问题，其中包含犹太人在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战争工业、农业和军队犹太政委等信息。英、美的反犹主义增长会得到加强，通过期刊关注于犹太人逃避兵役，以及犹太人参与黑市交易和不公平的商业行为等这样的主题。“期刊必须指出，英美犹太人正扮演着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他们总是反对“主体民族并支持他的种族同志”。这个专题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国、英国以及苏联的材料，这些将足够好几个月时间让你的期刊完全充斥着反犹精神，而现在媒体领导必须让每个出版物都需要这种精神。对于这周宣传指令的成果，我们再次给予特别重视，必须在我们所出版的每份期刊上表现出来：德国媒体必须成为一个反犹媒体。这个议题包括一个名为“犹太人有罪”的部分，其声称“所有期刊的使命”是驳斥“对犹太人的所有感情用事”，并强调“每个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和做什么，都是串通一气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犹太人只是或多或少地伪装了。

在这个被称为“与世界犹太人斗争”的议题中，纳粹主义的核心指控在指令中得以具体化。

战争的进程已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场由世界犹太人对雅利安人的极大仇恨所驱动的斗争，反对着他们的精神、世界观和文化。伦敦、纽约，尤其是莫斯科的犹太幕后操纵者筹备了这场战争，通过无耻的煽动活动把各民族推入战争，以至于他们拿起武器对抗地球上的雅利安权力。世界犹太人故意扩大这场战争，并希望以雅利安敌手的衰竭作为胜利果实。世界犹太人以三种形式进入了这场冷酷无情的战争：首先，作为犹太人；其次，作为有犹太血统的财阀；最后，作为犹太布尔什维克。

它的目标是“犹太人的世界统治”，而这在《旧约》中就显露无遗。只是“雅利安民族”的努力阻止了犹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今天犹太人再次寻求世界统治”，一方面通过英美财阀这样的工具，另一面依靠布尔什维克。他们表面上看似不同的政治目标伪装了犹太人的影响力。“这场巨大斗争的真实背景”，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类之间的种族、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的斗争”。犹太人不管表现为“丘吉尔周围的伦敦财阀，犹太人主导的苏联政府，还是以第1级共济会成员罗斯福帝国主义形式的一名好战者……雅利安人”都会提防犹太人。雅利安人都能够认出“世界的头号敌人——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及其有偿和被接纳的傀儡”。

1943年5月18日，45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出席一场关于食品和农业的联合国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促进战后世界食品产量的增加，并消除贸易、运输和内部分配的堡垒。这与犹太人议题丝毫没有关系。然而，在5月21日，《人民观察家报》以“它可能会变成这样，欧洲将被交给谷物犹太人；轴心国为各民族人民的工作和面包而战斗”为题在首页上发表。不是为了实施在温泉城明确阐述的自由贸易原则，《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坚持认为，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是将“全球食品供应处于美、英、苏以及中国的控制之下，并根据配给制度定额分配给他们”。因此，罗斯福在世界各地消除饥饿的计划，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华尔街犹太人政治独裁统治的一种锚定”。

5月25日，《人民观察家报》在首页头条文章中再次抨击了温泉城会议：“国际食品银行：犹太人剥削世界的计划：人民正成为证券交易投机的对象。”《人民观察家报》将创建一个国际食品银行以帮助各国免受干旱和食品短缺的一个英国提议，描述为“《旧约》中关于大高利贷者约瑟夫的故事的忠实复制”。在著名的《圣经》（《创世记》第41章）故事中，约瑟夫将法老的梦解读为“上帝将要做的事，他会让法老看见”；因此，法老必须在丰收的七年里储存粮食，为接下来的七年饥荒做准备。为了感激和认可约瑟夫的远见，法老对约瑟夫说：“你将成为我家的一员！对你的命令我的人民要服从。”在饥荒年代，埃及人由于丰收七年里存储的粮食而能幸存。这是一个关于未雨绸缪意义的寓言，也是欧洲新教徒中的《旧约》读者所熟悉的一个。因此，当德国人在《人民观察家报》首页上读到约瑟夫故事的这种解读时，可能有点惊讶：

在其犹太狂妄和经济残暴不加掩饰的骄傲感中，这个希伯来民族英雄，正如《圣经》所示的，囤积可供应七年的谷物，然后在接下来几年的干旱和收成欠佳里，不仅经济上扼杀了埃及人民，而且也扼杀了邻国人民。只有他占据着运输和销售的供应。他决定了价格，并确保所有的钱都揣进他的兜里。然后，饥饿的人们不得不交出他们所有的牲畜。第二年，他索要所有的农田。最后，他还让他们因饥饿而陷入奴役，并使他们背负上永远的上贡义务。

《人民观察家报》将《圣经》故事描述为温泉城会议上关于创建一个世界食品银行的提议的“序言”。《人民观察家报》对《圣经》故事的叙述与它关于温泉城会议的报道一样都是错误的。原始文件都不支持以上两点。但这种圣经时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扭曲比较，包含了一个当前为人所熟知的纳粹宣传主题：在古埃及，就像在20世纪的美国，犹太人是幕后人物和操纵者。在古埃及是约瑟夫，在1943年春是伯纳德·巴鲁克或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每个人都获得了非犹太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并利用他们隐藏得很好的力量而让非犹太世界陷入挨饿和被奴役之中。也许《人民观察家报》的一些读者会记得原文与纳粹读本是不一致的，但到那时，许多其他人将会熟悉纳粹沿着这些路线对《圣经》所做出的“诠释”。

在6月2日，《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特载了一篇题为“饥饿与混乱，犹太人世界统治阶段，罗斯福集团的战后幻想”的文章，它的第三个小标题提到了同盟国的战后计划。根据《人民观察家报》的这篇文章，美国犹太人正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是统治世界。这种声称的证据是一篇由记者阿瑟·克罗克和雷蒙德·克拉珀在“犹太人的纽约周刊《观望》”上所发表的文章，设想了一个由美、英、苏控制的“世界政府”的计划。“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犹太人”将会处于其核心位置。《人民观察家报》的作者向读者保证，这个计划并不是“两个寻求一个轰动故事的记者的幻想”。相反，“克罗克和克拉珀是在为罗斯福及其幕后操纵者的服务中制订了这个计划”。证据就是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已宣布了“完全相同的计划”。事实上，威尔斯曾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法院和一支国际警察部队，以防止另一场世界战争，促进各国间的战后经济合作，并承认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及人权平等。然而，对于《人民观察家报》而言，威尔斯的计划和温泉城会议实际上都是被设计为促进“饥饿、混乱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这样犹太人就有机会……去建立他们的统治”。除了克罗克、克拉珀和威尔斯所说的战后计划，以及在温泉城举行了关于战后食品供应的会议这些事实之外，《人民观察家报》文章的其他内容都是子虚乌有。然而，这些少许的适当名字和具体事件足够以一种方式让纳粹的广泛阴谋论里充斥着行动者和行动。

1943年5月5日，随着战争需要对财政的压力以及号召更多纳粹党员加入军队，在柏林的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通知各地区的宣传办公室，《每周要闻》的墙报系列将会结束。然而，那年春季宣传部派发了一些战争岁月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反犹海报。这些图像因为青睐简单的信息和醒目的颜色，就省掉了惯用的多行文字。与《每周要闻》相反，这些海报并未标注日期，使其与特定周或月份或者特定系列事件不相关联，因而不会过时。因为它们如此少的文字的特点，所以它们在德国占领的欧洲也能很容易地被翻译从而被派发。“敌人力量的背后：犹太人”是纳粹阴谋论一个非凡的视觉综合，它描绘了反希特勒同盟。它展现了一个穿着平民服装的肥胖、刻板的犹太男人，佩戴的金链上挂着金色的大卫星，并且从由美、苏、英的国旗所组成的帷幕后向外看。他置身于美、苏国旗之间，凸显了纳粹关于犹太人连接这两大列强的观点。再次，“犹大”这个词又以黄色字体出现了。

另外两幅图像由汉斯·施韦策本人完成。“他对战争负有罪责！”海报提供了核心纳粹信息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升华。一个强劲的指责之手指向下指着一个正畏缩着的刻板犹太男人。他穿着平民的衣服并弯着腰，好像正试图掩藏，或者至少是避开这指责之手指。在他左边翻领的黄色大卫星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犹太人身份。施韦策在这个时期的第二个醒目反犹图像是“犹太人：战争的煽动者，战争的拖延者”，在图中一名看似邪恶的犹太男子从一幅幕帘后面望出去，但被一只强壮的手臂拽到一边。一副表达愤怒和反抗的双拳组合呈现在下面，而两拳之间出现了一幅燃烧着的景象。这幅图像简明地传达了纳粹德国力图拉开帷幕以揭露驱动事件的力量。这三张海报都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摒弃了任何关于同伙和帮凶的描述，只专注于一个犹太人物漫画。和这些海报所表达的犹太人权力形象相反，德国和被占欧洲的犹太种族处于完全无权和无助状态，很难想象比二者更大的断层。虽然发行量并不清楚，但取决于其形式，施韦策在同一时间散发的其他海报版本在10.7万和37万份之间。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这些海报。

1943年5月，苏联宣布它正在解散共产国际。历史学家已经证明，正式的解散并不意味着苏联战时间谍活动的结束。1943年5月22日的帝国新闻办公室指令，将该声明视为另一个熟悉阴谋的证据。“‘第三国际所谓的被解散’……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对各国最新和最无耻的欺骗和愚弄。面对所有国家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意识不断增强的压力，罗斯福和丘吉尔作为资本主义犹太人的拥护者给斯大林提建议，让他采取这种真正的犹太人欺骗策略。”他们这样做了，显然是为了让布尔什维克主义披上“羊皮”，从而让斯大林放手去处理欧洲。为什么罗斯福和丘吉尔会给予斯大林在欧洲完全的行动自由，或者使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上去并无恶意，这仍然是一个谜，而这也只能以因犹太幕后操纵者的解围才可以解释。

这一指令在为标题提供以下建议时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最新的犹太骗局”；“虚伪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戴着新面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新犹太骗局的布尔什维克伪装”；“新犹太人诡计”；“最大的犹太骗局”；“罗斯福的阴谋”；“丘吉尔——斯大林，新的犹太解放策略”；还有“穿羊皮外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天晚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声称，共产国际解体是一个“犹太人的骗局”，它源于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努力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显得无害的压力。

“犹太人战争”这一词组在纳粹宣传中偶尔出现，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反犹宣传家西奥多·塞贝特在1943年6月2日《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的头版文章里出现。塞贝特关心的是如何将反犹主义传承给纳粹下一代的问题。大多数年长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写道，已加入到“主要是出于厌恶犹太人”的运动。然而，到1943年，大量已成年的年轻人既没有经历过魏玛时期的经济危机，“也没有任何与犹太人接触的个人和直接经历”。帝国在1933年后的“清洗运动”将犹太人赶出公众视野是如此之突然，以至于“在掌权仅仅一年之后，人们要绞尽脑汁才能回忆起一幅德国生活完全犹太化的清晰画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1933年1月，国内外的犹太人，已开始有意识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消灭德国的战争”，而德国是第一个打破“犹太人统治”的国家。在1941年，“当罗斯福——即便在最无恶意的欧洲人看来，犹太人对他的奴役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得到了他想要的战争时”，塞贝特声称，这是犹太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起作用的有力证明。

塞贝特呈现了以下“犹太人战争”的历史。它始于“由英、美、法犹太移民”所煽动的“虚假暴行运动”。恩斯特·托勒、阿诺德·泽维格、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以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以关于我们革命的无休止谎言来淹没财阀国家的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者，早在《纽伦堡法》之前，早在德国犹太人毫发无损之前”。在西方，犹太人是那些“毒害”公众以反对“新德国”的组织的领导人。并不是英国人组织了第一次针对德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相反，它是“伦敦犹太人和在纽约的东欧犹太人”所组织的。并不是“真正的英、美、法公民”组织了反德委员会、收集签名以及筹措资金。他继续道，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即最初英、美、法的大多数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任何厌恶。他声称，英国人对于德国在1936年收复莱茵兰地区表现出完全的理解，并且《慕尼黑协议》于1938年在英国也“非常愉悦”地签署了。正是（由于）“这些要么被犹太化，要么依靠犹太人广告生意的盎格鲁——美国媒体，以及英美政府（针对纳粹德国）长年累月、乐此不疲的邪恶煽动和诽谤”，才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创造了对反德战争的支持。他并没有提到美国没有参加欧洲战争，直到希特勒在1941年对美宣战。

塞贝特将丘吉尔反对纳粹德国归因于他与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纽约的伯纳德·巴鲁克以及其他“犹太金融支持者和密友”的“亲密个人”联系。丘吉尔曾“利用他那跨大西洋的与犹太人的关系，以华盛顿的愤怒来威胁英国人民”，如果他们拒绝支持对德战争的话。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丘吉尔与“罗斯福白宫的犹太人大本营”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带着明显的恼怒，他写道，“不再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罗斯福的政策不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是支持“纯粹的犹太人利益”。虽然美国人民对欧战没有兴趣，但是通过“犹太人对欧洲的复仇战争”，“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将会得到最大的提升，而这个目标是罗斯福“强加给美国人民”的。创立反纳粹同盟一直是斯大林的苏维埃犹太人李维诺夫、迈斯基、卡冈诺维奇、洛索夫斯基等人的工作，他们搭建了一座从犹太化的克里姆林宫到依赖犹太人的唐宁街，再到犹太人白宫的桥梁。只有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犹太人的合作才能带来“苏联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反常同盟”。“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英美航空匪徒大规模屠杀和文化毁灭中”，这个同盟的精神本质是昭然若揭的。在未来的几年里，历史学家将会得出这么一种结论，即“如果国际犹太人不希望它发生，且不在世界历史性罪犯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帮助下多年系统地准备并最终宣战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正如华尔街犹太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杀戮负有责任已被证明的那样，“犹太人像被打入地狱般的恐惧而出现在法庭之上的日子”将会到来，当然除非犹太人成功地“摧毁并焚烧”了欧洲。他们现在要为他们的“自大傲慢和优越感”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最终使得中欧除了战斗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以避免奴役、屈服以及“永远贫困和民族蒙羞的一种生活”。塞贝特的故事并没有在反对同盟国的战争和反对犹太人的战争之间做出区分。和纳粹领导人的想法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这都是“犹太人战争”。

随着战争的展开，反犹棱镜给了纳粹领导人时间站在他们这边的希望。这是希特勒旨在快速战胜孤立、无准备敌人之最初战略的一次逆转。在5月和6月初，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透露，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多的人就会为他们的苦难寻找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被怀疑是替罪羊的和实际的是同一个。”犹太人担心：“如果战争持续很长时间，他们在敌国的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削弱。”他心里所想的是英国和美国。在6月6日《德意志帝国》上的社论“装甲师”中，戈培尔详细说明了战争的延续与反犹主义之间的联系。正如纳粹所声称的，如果犹太人对战争负有责任，那么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会越增加，就完全合理了。“战争并没有被压碎，而是确认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由于“被怀疑”和“实际”的替罪羊都是同一个，因此反犹主义既是一个实用的宣传工具，也是对事件的一种准确解释。

1943年春，德国外交部出版了《罗斯福的战争之路：美国总统战争政策的秘密文件》。这本小册子涵盖的时间从罗斯福在1937年的“隔离侵略者”演讲到他在1941年12月8日的宣战。它把世界大战的责任直接算到罗斯福的头上。所谓的文件发现只不过是罗斯福从1937年以来为了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支持抵制纳粹政策的公开努力。对纳粹政权而言，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在于对战争起源给予了一个明显的专家解读，即罗斯福渴望美国的世界统治权。它包括了“犹太人影响力”的熟悉指控，例如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以及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等人施加在罗斯福总统身上的。当战争爆发时，犹太人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在7月2日的新闻指令中，帝国新闻办公室告诉德国的记者，外交部的小册子证明了罗斯福“对战争起源负有的个人责任”，以及“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上占有主导影响力”。

《人民观察家报》在7月4日这期的头版文章专题介绍了外交部关于罗斯福战争之路的文章：“新文件强化了判断：罗斯福的战争罪行被牢固确立了——‘世界总统’，作为犹太战争贩子的稻草人。”

1943年的夏季传来了噩耗。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囚禁，而后只能通过德国伞兵去解救。盟军于7月登陆西西里岛。苏联红军处于迫使德军西撤的早期阶段。8月13日，迪特里希发布了一份值得注意的新闻指令。

来自帝国新闻主管的1943年8月9日《每日要闻》再次清楚地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同一个犹太世界骗局，只是以不同的名义运作而已。然而，在对布尔什维克主题的处理上，报纸一再屈服于这样的错觉，即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两种不同和敌对的观点。特别是在对共产主义的煽动给予不断地宣扬上，媒体如此认真地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声明，就好像布尔什维克真的想要摧毁资本主义一样。事实上，这两个犹太体制彼此是在相互合作。现在，德国媒体必须终结这种错误和危险的倾向，因为这破坏了我们的政策路线。那些违反《每日要闻》的编辑将会为此负上个人责任。

在他的战后描述中，迪特里希的助手赫尔穆特·苏德曼认为，迪特里希的指令力图反驳德国公众中的这样一种印象，即在苏维埃与西方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寻求与一方或另一方单方面和平是可能且可取的。正如苏德曼所指出的，对其守旧意识形态一致性值得注意的一份战后声明中，“犹太人是在所有［盟国］中都有影响力的元素”。因此，以德国战争宣传的观点去将他们置于讨论的中心是很重要的，作为敌人阵线的统一发酵剂。戈培尔在8月8日的日记中承认，莫斯科和西方列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然而，跟迪特里希一样，他加强了反犹宣传，以希望减少英国和美国犹太人那所谓的权力。

在6月和7月，《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持续着反犹的鼓噪。6月5日，报纸以头条新闻标题，声明“犹太奴”已决定“利用黑人团伙作为对意大利的恐怖传单”。6月18日，它谴责了被认定为“犹太人亨利·凯泽”的造船商，作为在罗斯福政府中战争牟利的一个例子。6月22日，它记录了入侵苏联的第二次周年纪念日。纳粹德国及其东线军队构建了“西方保护墙”，它使得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世界犹太人”的统治。6月23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关于“我们时代的世界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演讲稿，其中包括了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危险，强盗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联盟”为首页标题的一连串反美陈词滥调。7月4日，《人民观察家报》专题介绍了外交办公室的小册子《罗斯福的战争之路》，并以“罗斯福的战争罪行最终被证实；世界总统是犹太战争贩子的稻草人”为标题进行重点报道。7月20日，在英国轰炸罗马之后，《人民观察家报》以“犹太人对人类文化遗产毫无尊重，恐怖轰炸罗马，英美航空匪徒所犯的新罪”为标题进行重点报道。空袭展示了“这场战争的犹太特征”，导致正如他们做过的那样，要毁灭“始终并将永远与犹太人格格不入的一切”。

1943年8月，一份来自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备忘录向纳粹党官员和演讲者提供了一份冷静的评估。纳粹党需要克服一种普遍的沮丧情绪。它应该强调三点。首先，“犹太人的消灭意志”存在于财阀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之中，它“迫使我们进行无条件的斗争直到胜利”。这场战争不可能以谈判而结束。其次，“天才”德国的领导阶层，其对欧洲核心地带的占领，其士兵和军备的优越性，及其农业供应的安全，这些都是长期保持信心的基础。第三，“对于胜券在握，我们如此自信的理由之中……最强劲的部分是元首本人。”然而，一份来自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9月初指令显示，对战败后果的巨大恐惧正变成纳粹宣传中一个更为突出的主题。纳粹党的官员收到严格命令，不得透露因盟军轰炸而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程度。相反，他们应该指出，“成千上万人死在犹太——财阀敌人炸弹谋杀之下”将会变成“千百万人处于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统治之下”。“由于犹太仇恨和布尔什维克恐怖行为”，工人、农民、儿童和婴儿将会“像野生动物一样被捕杀”。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阻止敌人实现他们的目标，即“消灭德国”，连同它的社会成就、经济和文化。

纳粹宣传家将战争形势的逆转，呈现为希特勒和戈培尔对犹太人将企图“消灭”德国人的警告的正确性。将对种族灭绝战争目标的恐惧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已是纳粹政权从希特勒1939年1月30日所作演讲时就已开始的战时宣传的一个主打产品。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的战败、墨索里尼倒台，以及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行动之后，纳粹宣传现在声称希特勒关于德国被灭绝之预言的真实性可以在汉堡和科隆的废墟，以及德国军队被越来越强大的红军大规模摧毁中被证实。现实似乎给意识形态以信任。同盟国已经宣布他们正在与纳粹政权、纳粹党以及军队作战，而不是全体德国人民，但纳粹政权竭力说服德国同胞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是继续战斗，以防止被犹太人的凶残之手所消灭。激进反犹主义和培育大众恐惧，仍然是把纳粹德国团结在一起直到纳粹政权被摧毁的信息元素。正如希特勒反复警告过的，战争所留下的只会是幸存者或者被消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