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和平

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也许还要更多一些。我们唯一的目标是维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生活在和平之中。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4月10日

我想，夜晚的城市在等待他们……

可怜的、惊慌失措的大军们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恐惧将与飞行如影随形。

——西格弗雷德·萨松，《1932年沉思录》

1920年6月9日，乔治五世为新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揭幕，它暂时性地被安置在伦敦南部的镜宫里面。镜宫是一所巨大的、狭长的温室暖房，最初是为了1851年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而建立起来的。国王承认，“现在很难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如何看待这座博物馆”，“也不清楚这座博物馆在他们的脑海中将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但是他希望“这是我们所作所为和所承受的一切表现出来的结果，他们也许会借此回顾战争，它的武器工具，它的组织运作，这一切属于已经死去的过去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一座战争的博物馆，而且是为了战争筹建的博物馆。让战争消亡，把战争送进历史，将是对1914—1918年的正确的和基本的判断。

“不重蹈覆辙”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个流行性警句。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各章看到的那样，暴力仍然是战后欧洲的地方病，问题在于这一病症能否被遏制，从而避免下一次席卷整个大陆的大战的爆发。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和平的态度，特别是通过纪念的仪式以及反战运动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是如何理解一战的，也可以了解英国甚至是美国经历的奇异性。我们也将看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战争的阴云在欧洲大陆聚集的时候，上次战争的“教训”如何引导了为下一次战争所做的计划。

在大战中，有1000万士兵战死，2000万士兵受伤，800万士兵带着无法治愈的残疾返回祖国。如何纪念死者，安抚失去亲人的家属，保障伤残者的生活，成为各交战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各国的纪念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下面，我们将介绍并分析几个例证。

俄国的死亡人数大约是200万，与德国的死亡数字大体相当。当然在苏联时期（1917—1991），没有关于一战的官方纪念碑。共产主义政权把1914—1917年的冲突看成是帝国主义战争，对它的记忆只是因为它触发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对于俄国民众来说，200万的死亡数字，与随后五年因为内战和相伴随的流行病以及饥荒而造成的900万~1400万的死亡数字相比，也是相形见绌的。因此，把俄国战场的战争沉寂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1915—1916年，沙皇政府制订了建设国家战争博物馆、教堂和公墓的比较详尽的计划，准备把这些建筑设在莫斯科的市郊，这项计划由沙皇的姐姐提供赞助，但是由于革命，这项计划最终成为泡影。尽管墓地仍然存在，但是逐渐由于管理不善而日益破损，并逐渐成为遭到斯大林迫害的受害人的尸首堆积场。最后，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场所被清理出来，建成了一座电影院——“列宁格勒”，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1941—1944年的这座英雄的城市。我们在这里主要讲述的是官方提供的证据：苏维埃政权完全清除了任何关于1914—1917年的记忆，但却把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地位迅速抬高，使其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最大神话。

非常自然的是，在德国，11月11日的周年纪念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纪念集中在1914年“8月的那些日子”。德国的右翼强调的是位于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在那里兴登堡取得了对沙俄军队的胜利，这一地点成为每年举行反对《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示威的一个场地。而左派则利用战争开始的周年纪念发动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其口号是“永远不要再有战争”。1924年8月，政府试图疏导这种情绪，试图把对死者的10周年的悼念转换成一个关于反战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是为了纪念1914年8月德国人的统一行动，希望以此推进共和国的团结一致。但是这一努力彻底失败了。一些州，比如最著名的是巴伐利亚州，拒绝参加这场“失败的”和“共和的”游戏，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这样的一些大城市，和平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破坏了反战抗议的仪式，这导致了暴力的冲突事件。1927年，坦嫩贝格成为德国主要的战争纪念馆所在地，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堡垒式建筑，最初其中心是20具无名战士的尸体，但是从1935年开始，成为兴登堡本人的坟墓。坦嫩贝格一直是德国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场所，这也是1410年的时候，日耳曼骑士被碎尸万段的地方。但是现在它则成为一个胜利的符号，因为1914年兴登堡的军队包围并且击败了入侵的俄国军队。这一纪念碑使德国作为自卫战争的神话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完全不同于英国和法国所认为的德国是侵略者的这种观念。自从战争爆发的几个星期之后，兴登堡那张方形的、粗糙的面孔就成为民族的象征。10年之后，1914年的神话被搬上了银屏，拍成电影《铁血兴登堡》（1929）和《坦嫩贝格》（1932），这是对好莱坞电影《西线无战事》颇具德意志民族主义特色的回答。

尽管在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拒绝接受德国“战争罪行”的观念，并且要求推翻《凡尔赛条约》中强加于德国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但是20年代的大多数人仍然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最愚蠢的呼吁‘不再战争’得到了广泛的共鸣”，担任军队指挥官的汉斯·冯·赛克特，在1922年也承认这一点，“当然，在德国的民众之中，存在着普遍的、可以理解的对于和平的渴求”。前普鲁士陆军大臣1927年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民众中的厌倦情绪太强烈了，以至于“政党在选举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尽管希特勒和极端的右翼分子仍然在庆祝战壕中的“前线经历”，但是德国1100万老兵中的绝大多数在20年代回归了平民生活，而不是进行军国主义的抗议活动。加入右翼“自由军团”的老兵不到40万人，当时最大的战争受害者组织是社会民主党建立的“帝国联盟”，该组织在1922年发展到了顶峰，由超过80万人的老兵、受抚养的家属以及伤残军人组成。这一组织公开宣称自己“是反对战争潮流中的一员”。

事实上，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他自己战争经历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编造的。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确实服役于前线，即战争进行的51个月中，他的服役时间是42个月，但他不是战壕中的战士，而是一个军团司令部的通讯员。这也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但是不像前线的其他士兵那样随时面临着死刑判决。在索姆河战役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预备队士兵，这也是由于他腿部受过的伤以及1918年10月份的第二次住院治疗，希特勒把这次治疗归因于英国的芥末气攻击导致的失明，这也可能是“战争兴奋”或“炮弹休克”的结果。希特勒对战壕中战斗精神的唤起是在1924年暴动失败之后，这是一个后来的想法，主要体现在《我的奋斗》一书之中。直到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前，对于战壕中战士的崇拜从来就不是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纳粹党取得政权后，镇压社会党人、他们的老兵联合会以及纪念1914—1918年的反战传统。虽然在1929年之后，关于战争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书籍不断出版，这部分是出于对雷马克的一种反应，同时也反映了在向大危机滑落的进程中人们的失望情绪。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另一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热情。1938年的捷克危机期间，希特勒从战争的边缘收手，公众的忧郁情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德国在纪念问题上的相互冲突的尝试与努力，主要集中于1914年战争开始时期，因为关于战争的结局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相反，战胜的协约国，主要关注的是1918年德国对于战败的承认，他们通常纪念的是11月11日，而意大利纪念的是11月4日，那天是他们与哈布斯堡王朝停战协定生效的日子。英国的纪念仪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是即兴而起的，但是就像我们在最后一章看到的那样，很快赢得了一局，而且因为战争纪念碑的建立和默哀的仪式，其形式更加具有神圣感。1921年11月，英国皇家军团开始建立，很快发展成为英国最主要的老兵组织，它从法国进口了150万朵人造的罂粟花，进行销售以帮助退役军人。这一次，公众的热情再度令当局非常震惊，在陆军元帅黑格的支持下，罂粟花的诉求很快成为另一种民族的纪念仪式，罂粟花主要由伤残士兵制作，女士们则进行销售。到1928年，收入超过了50万英镑，而在停战日佩戴罂粟花几乎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法国和美国，停战日很快成为一个公众的节日，这主要是由于老兵组织推动的结果。美国老兵组织的规模和政治化程度都要超过英国军团，同时也由于这些老兵的事务是由非常敬业的部门或者官僚机构处理的。在这一点上，美国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里，11月11日为以前当过兵的人提供了纪念胜利和战友之情的机会。美国军团为停战日准备的活动是严格依照顺序进行的，包括上午的庄严爱国仪式、下午的体育赛事，以及晚上的“烟火和舞会”。在英国，停战那天的晚宴和舞会则成为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建议举行“胜利舞会”（用以援助军人的慈善行为）在1925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第二年停战日的时候，《每日快报》指出，这是“关于停战日纪念的最令人震惊的项目”，纪念应该具有“明显的严肃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天要进行庆祝的感觉会逐步降低和减少”。1927年，新闻媒体发起了首次“英国军团纪念庆祝”活动，地点选定在厄尔球场，内容有全体合唱和阅兵，而这很快成为每年固定的程序，并提供了一种非常高雅的纪念方式。可以看出来，在英国，准备好的纪念日更多的是为了失去亲人的家属，而不是为了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兵。

“英国军团”的力量相对软弱是需要特别强调的。相反，在德国有很多的老兵团体，它们都有政治上的极化倾向，并且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例如，“帝国战旗组织”经常被与社会党扯在一起；而“钢盔团”则被与极端的右翼组织联系在一起。为了宣传的效应，每一方都夸大其成员的数量。1925年，帝国战旗组织宣称有300万成员，而实际上它比较活跃的成员可能从来没有超过100万人。但这一数字仍然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是钢盔团规模的两倍。如果与英国进行进一步的对比，这些德国组织在本质上是准军事化的，对魏玛共和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帝国战旗组织是一个局部的例外，它对士兵没有采取极端崇拜的态度，而且主要是反对军团，保卫共和国。但是它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魏玛共和国没有能够建立起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地位。在法国，老兵组织的政治分立与军事化倾向都不如德国那样严重，但是存在两个较大的组织，一个是“联邦”，另一个是“全国联盟战士”，前者比后者要左得多，它主张与德国志趣相同的组织建立起联系。而极端右翼的全国联盟战士的成员，在1934年2月参与了非常戏剧化的街道示威游行，推翻了达拉第政府。

相比之下，由4个对立的组织合并在一起形成的“英国军团”，主要是受到以前军官们的控制和引导。它的精神气质因此具有保守的特征，但是并不是盲目的和具有军事化倾向的。该军团的势力在英国西部和南部比较强大，超过城市化的北部和威尔士地区，其力量主要来源于英国的乡村和集镇。该组织采取会员制，其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为31.2万人（1929年），在大危机之前数字下降，到1938年再度恢复到40.9万人。这也意味着它从来没有超过以前服务团体数量的10%。但是，法国的老兵联合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大约有300万名成员，大约一半都是活下来的退役士兵，几乎占到了选民的1/4。历史学家尼尔·巴尔观察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运动，它没有明显的政治偏好，而且在它的队伍中，退役军人组成的团体比例是比较低的，这样的老兵团体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一个直接为老兵游说的院外集团，老兵团体的作用之所以非常有限，可以用令人非常揪心的战争补偿金问题加以解释说明。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对于残疾的英国退役军人的照顾，按照传统是属于私人的慈善事业。这反映了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以及资金较少并且要保持平衡的预算需求，反映了它们对自由的偏好。在一战期间，战争补偿金问题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至少有100万的英国伤残军人返回家乡，当然，志愿者和慈善机构发挥了带头作用，就像那场罂粟花的请愿一样，为盲人提供帮助的圣邓斯坦之家，以及提供假肢的罗汉普顿中心都是属于这样的机构。20世纪20年代晚期，各种形式的战争补偿金大约占到了政府年度预算的7%，在德国，这一比例将近20%。魏玛政府不仅为“残疾老兵提供了最为全面的补偿项目”，而且它也消除了各种敌对的私人慈善团体的努力，这些努力得到社会党和中心党派的支持，其目的是通过成为主要的社会救助力量加强受质疑的政府的合法性。同样的态度也使魏玛共和国对于青年人、妇女和失业者采取了非常慷慨的支持政策。老兵团体组织的游说仅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在这一最主要的目标上，其政策是失败的，在大危机期间，因为福利支出的缩减，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抗议，从而削弱了魏玛共和国的权威，加强了纳粹党的支持力量。英国的老兵们从来没有奢望从国家得到更多的补贴，因此没有失望，他们也没有反对政府，尽管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生存的民主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美国老兵游说团体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要感谢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大约62万人死于那场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将近100万的退役士兵及其受抚养的亲属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大约占到了联邦预算的40%。这项计划的定义也非常广泛，包括战时服役人员（穿制服仅仅90天就可以），以及残疾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都可以）。因为有了这一先例，“美国军团”（1919年成立）很轻易地就游说成功，政府同意慷慨地为400万的大战老兵提供补贴。1931年的时候，该组织的成员有100万，还有来自全国的1万封邮件，这些无法拒绝的请求都给国会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位说客告诫激进的、持反对态度的国会议员们：“如果你不支持这项议案，那么你的继任者会支持的。”于是，福利在一点点地扩大，最后演变成“老兵们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到1933年的时候，在老兵身上的花费占到了联邦预算的26%，但是受益人群只占到人口的1%。同一年，英国在一战中受伤的200万士兵中，只有50万得到了残疾补贴，而美国的数字是77.6万人，但是只有23.4万名美国人受伤！这需要经济大危机和一个强有力总统的联合作用，才能进行大幅度的削减。即便如此，国会山也对这项削减能否实施持有怀疑的态度。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明智而审慎地宣布，一旦国会在1933年3月通过这一经济法案，他就要求它撤销禁酒令，据说他当时面带微笑，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喝啤酒的好时候”。

相对于英国和欧洲大陆老兵活动的场景，“美国军团”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对应性活动。1920年,它还仅仅是美国相互敌视的老兵组织中的一员。1921年，激进的“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组织声称拥有70万名成员，要求把“控制的土地”分配给那些为挽救文明而做出贡献的士兵们，每月租金为30美元，但是这一激进的组织被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彻底破坏了。“国外战争退伍老兵”组织幸存下来，但是其成员在20年代和30年代从来没有超过30万人。因此，与德国不同，“美国军团”成为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老兵组织，它达到目标的手段是民主的，而非准军事的，特别是在向国会施加压力的时候也是采用民主的手段。与“英国军团”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军团”设定了大量的政治和社会议程，尤其是致力于推进“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1921年，美国“国家美国精神委员会”的头头，亨利·赖安宣布：“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民族主义，是为了树立起一种民族意识。”在红色恐慌中，军团扮演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都用它来对付极端的威胁。它面临的一个对手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该组织形成于战争期间，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军团也经常对言论自由的问题感到非常困惑。军团的一位发言人在倡导教师们要进行效忠宣誓时声称，“我们并不介意开展政府形式的讨论”，“但是必须采取保护措施防止任何形式的政府广告，除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为了在草根阶层推广美国的民族精神，军团资助了学校的征文竞赛和童子军野营活动，而最为成功的是青少年棒球运动，到1930年，大概有来自各州的50万名男孩参与了这项运动。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军团成员指出，青少年的世界杯系列活动，“找到了一个接近精力旺盛的青年人的方法，他们没有时间听长篇说教，也不热心于倾听成为良好公民的清规戒律”。在大西洋彼岸，英国军团也表现得非常爱国，但是这种非常热烈的关于英国精神的谆谆教诲从来都不是其计划的一部分。

相比于其他的交战国，尽管英国老兵的游说力量是比较弱的，但是它却滋养了这个国家，帮助它孕育出世界上最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就像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1928年之后，有关战争的书籍和电影的不断涌现重新塑造了公众的态度，关于战争的起源和进程的展示，都对英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进行了质疑，关于战争宣传和暴利的启示录给人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印象。1929年，令人泄气的大萧条的到来，以及战争时期由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引导的工党政府的选举，导致了人民关于战争意义的争论。那是由于威尔斯关于“终结战争的战争”的声明——最初在1914年成为一个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一个宣传口号——从而作为一种信仰抓住了公众的心理。战争的悲剧和损失，污秽及无能，在这种牺牲的言语中仍然能够找到其正当性，还有点类似基督的语调。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主任费边·韦尔勋爵在1932年停战日的广播中宣称，“上千万的人都在用同一种语调说话”，“他们是在对世界上的政治家们说，你们已经失败了，没有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实现你们的目标，我们已经为你们的失败进行了赎罪，不能再失败了，接受我们的补偿，把生活和真理都还给这个世界吧”。两分钟的默哀是一个“嘲讽”，作家拉尔夫·黑尔·莫特拉姆宣称，“只有这一行为能够引起精神的净化，产生出一些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此那种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大屠杀将永远不会再发生”。到20世纪30年代，为了文明进行的战争已经转换成了和平进行的战争，而且那也成为纪念的主要论据。1933年11月，《英国军团杂志》的封面是一座雕像，妈妈抱着她死去的儿子，底座上的文字是“裁军”。 因此，在蒂耶普瓦尔和伊普尔，在白宫的停灵台，以及遍布英国的数百个纪念馆，人们纷纷举行了年度的纪念典礼，而这“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是对亡灵的崇拜，使年轻人作为爱国者的死亡理想化，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新的理想：“战争永远不再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和平运动中，妇女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作为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她们表现出了行动上的激进性。1928年之后，尽管女性成为选民中的多数，但是在这两个10年中，女性议员从来没有超过15名（总数大约是550名）。20世纪20年代，有过一次反对女权主义的反弹，主张女性应该专注于家庭生活。但女性组织甚至是最保守的那些，如拥有50万成员的“母亲联盟”，也极力鼓励女性运用她们的投票权和声音，以争取性别平等（例如关于离婚和财产法的改革），并且推进世界和平。 她们声称在裁军方面保有特殊的兴趣，这主要是由于她们的双重身份：死者的母亲和男性暴力历史上的受害者。非战主义的知识分子，维拉·布里顿在1934年评论说，“因为女性生育孩子”，“对她们而言，生活以及生活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这些事情对男人们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她坚持认为，“一个战争理念非常流行的文明，总是与女性的利益相对立”，因为“军国主义和对女性的压迫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当时和平宣传的先锋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ILPF），它建立于1919年，发端于战时的和平运动，并利用了当时在奥地利、英国、加拿大、德国、匈牙利、冰岛、波兰、俄罗斯以及美国女性获得的选举权。尽管该联盟属于一个少数派组织，到1926年其成员只有5万人，分布在40个国家，但是在动员观念方面，它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些努力在1931年达到了顶峰，走在了世界裁军会议的前面。该组织为裁军请愿书征集了300万人的签名，其中一半来自英格兰，它是通过遍及全国的妇女组织网络得到如此众多的支持的。

花了6年时间进行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最终于1932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59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全世界上千万的男女们签署了和平请愿书。即便是在要求与其他大国享有同等权利的德国，也大约有60万人参加了产业联盟组织的“支持裁军会议”的集会。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危机的时期，军备竞赛不断上升的费用，使和平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对于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扭曲及其走向成为一个焦点问题，会议带来希望，扭曲则让人恐惧。每一个国家都制造了一些问题：一个国家认定的防卫合法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很可能就是公然挑衅的侵略性武器。在1928年的一次讲话中，温斯顿·丘吉尔巧妙地捕捉到这一困境，并且把其比喻成关于动物园的寓言。犀牛宣布，“动用牙齿是野蛮的、恐怖的，应该被严格禁止”，但是坚持角是纯粹的防御性武器。毫不奇怪的是，水牛、牡鹿和豪猪是支持犀牛的，但是老虎、狮子和其他大型的猫科动物则极力反对。熊的态度则和它们都不同，认为牙齿和角都应该被禁止，它辩称：“当这些动物围绕‘火鸡是否陷入恐慌’互相争吵的时候，如果动物们彼此给予温暖的拥抱，这才是更好的选择。”在丘吉尔的寓言中，动物饲养员能够让动物们平静下来，但是在日内瓦，饲养员们本身就是动物，每个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丛林法则很容易大行其道。

1931年年末，英国外交部简洁地总结了会议的问题：“世界的复苏（也是我们政策的目标）有赖于欧洲的复苏，欧洲的复苏有赖于德国的复苏；德国的复苏取决于法国的同意，法国的同意（一直都是）取决于免于攻击的安全感。”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已经侵入了法国两次，而且其人口是法国的两倍。因此，在得到完全的安全保证，特别是来自英国的安全保证之前，法国领导人是不会裁减军备的。“英国需要表明的是，‘如果德国进攻法国，我将与你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是1934年法国外交大臣告诉英国外交官的。

但是，在经历了1914—1918年之后，这也是历任英国政府都不会做的一件事情。法国政府周期性的请求不断地被拒绝，同样，法国要求英国加入其安全条约网络，主要是法国与东欧新建立的国家缔结的条约体系，它是对1914年法俄同盟的一种替代，这一要求也被英国拒绝了。1925年，奥斯丁·张伯伦，在两战期间最亲法国的英国外交大臣，确实安排了在洛迦诺的谈判，在这一条约中，法国、德国和比利时都接受了目前的边界现状，英国和意大利则承诺反对任何“明目张胆的侵犯行为”。但是，对法国的直接承诺仍然是遭人厌恶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政治家和公众的情绪已经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孤立主义特征。1929—1930年，关于开通英伦海峡海底隧道的建议，被英国政府严厉地拒绝了，“只要欧洲大陆上仍然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隧道，如果不能被很好地防御，就会成为潜在的危险；如果能够被很好地防御，军事上的义务就是不可避免的，相当的力量将被冻结在那里，无法进行调动”。即使是罗伯特·樊西达爵士，当时他担任外交办公室的主任，在1932年早期也评论道：“法国事实上已经赢得了我们传统上在欧洲一直寻求避免的东西，如果不说独裁的话，那就是霸权，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德国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以及法国坚持在裁军之前确保安全的要求，使问题处于僵持的状态。一俟希特勒在1933年得到了政权，他很快退出了裁军会议，并且退出了国际联盟。现在众所周知的是，随着德国的重新武装，英国在1934年也开始重新累积军事力量。这种不断上升的军备竞赛，令人非常警惕性地想起1914年之前的欧洲，也促使英国的和平运动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

国际联盟位于这次运动的核心地位。联盟在多个会员国都调动起了众多的志愿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能与英国同类组织的规模、范围和政治联系相比。在英国，这一团体成立于1918年，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1925年，它保卫了《皇家宪章》，而后来的历任首相都接受了名誉会长的职位。该组织的领导人是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他来自英国最大的一个政治家族，他是一个天生的改革者，喜欢为不太可能的事业而进行奋斗。塞西尔是最早拥护女性选举权的人，而且长期担任英国行人联盟的会长，帮助引进了驾照考试，并且在城镇中限速每小时30英里。在1918年之后，成立一个维护国际和平的联盟成为他的热情所在，他坚信战争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性事件”。

塞西尔是二三十年代联盟的主要推动人，但是组织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其成员之中。在巅峰时期的1931年，联盟拥有40.7万名成员，拥有遍布英国的3000个分支机构，当然其最强力的支持来自于伦敦、英国的中西部各郡和伦敦周围各郡。它还有大约4000个“具有单独法人地位的联合机构”，如行业联盟、童子军和女子学院，特别是还深入到了新教的教会。相比之下，法国国际联盟的支持力量在1927年只有12.7万人。联盟范围的广泛反映了它的信念，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显示出必须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必要性，而且应该给予公民在外交上的发言权。因此，在学校和大学推进国际主义教育成了优先事项，“没有理由不让‘国际意识’成为普通人知识储备的一部分”，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教授观察到，“100年前，普通人应该识字，或者具有阅读地图的能力，同样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联盟成为1918年之后英国日益增长的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鼓励了英国的孤立主义情绪，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是如此，右派主要体现在比弗布鲁克的新闻媒体，而左派的工党在1933年10月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英国“不应参与战争”。作为回应，塞西尔在1934—1935年组织了一个民意调查，其顶点是1935年6月，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厅成功举办的集会。这一调查得到了1160万人的支持（占英国人口的38%）。更引人注目的是，50万志愿者被动员起来，为个体家庭分发选票。而且，这种“入户游行”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性。 女性们经常运用她们在本地社区的位置得到信任，引发兴趣。一位志愿者回忆说：“我发现附近一带那种小商店是谈论这种调查目的的一个好场所。”学校的教师们，无论男女，都是特别活跃的说客。利兹的一个学校校长写信给议员，强调这种选票的重要性。“今天上午，我履行了停战日的义务，我面对的是450名可能卷入下次战争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投票的年龄是21岁，而调查票是面对18岁以上的任何一个人的原因，因为那是征兵的年龄。

尽管后人都清楚这是一次关于和平问题的调查，但是这次调查的正式题目是：“关于国际联盟和军备的国家宣言”。比弗布鲁克的媒体认为这是血腥的投票，其真实目的是与孤立主义者搏斗，推动政府在欧洲的和平进程中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因此，结果肯定不是公众意见的随机样本，反对国际联盟的人是低于适当比例的，他们或者没有提交投票的反馈意见，或者没有被要求这样做。不过，这一结果显示出比较清晰的全国范围的样本，90%或者更多的人支持英国政府继续保持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支持削减武器的国际协议，并且不能为了私人营利的目的制造或者销售武器。同样，在面临侵略国的时候，压倒一切的意见是采取经济的或者其他非军事手段的制裁措施（87%）。但是，如果用挑剔的眼光进行分析，在武器的使用问题上，意见实际是分裂的，59%的人回答是“可以”，20%的人回答说“不可以”，另外20%的人没有回答。对于这一和平调查的结果，需要对其进行更细密的解读。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风雨欲来》（1948）中指出，对第五个问题的回答证明了英国公众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愿意“为了正义的事业，投入战争”。但更确切地说，结果显示出来的是，公众支持“集体安全”原则，反对孤立主义者的倡议，同时显示出对于重新武装以及运用武力反对独裁者的手段抱有相当大的疑虑。

和平调查的高潮是与墨索里尼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残酷侵略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它的政治影响非常明显，内阁勉强地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随后，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在他与意大利的秘密交易被曝光之后也被迫辞职。在这两个例子中，尽管政府对于收买意大利这一问题都非常敏感，因为更大的战争威胁来自德国和日本，但是也被迫考虑公众的情绪。1936年3月，希特勒对于莱茵兰地区的合并，以及几个月之后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行为，暴露了英国“和平运动”中潜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那些愿意使用武力保持集体安全的人，同那些明显反对任何形式军事行动的人开始分裂。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找到了他们的斗士，牧师迪克·谢泼德，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英国国教牧师，而且也是“电台牧师”的先锋，1936年5月，他正式组建了“和平请愿联盟”。在此之前，英国没有公开的非战组织的成员达到1万名，但到了1936年年末，其成员已经高达11.8万人。这仍然只是国际联盟的支持者的1/3，但是后者的成员在不断减少，到1939年下降到了20万人。尽管该组织拥有著名的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伯特兰·罗素这样享誉全国的人物，但是“和平请愿联盟”成员的特殊增长也是因为其创建人的作用，他把贵族的行为方式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知识分子的谦卑有机地结合起来。该组织的成员被视为没有了“谢泼德”的“绵羊”。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和平运动的分歧显示出战争的威胁已经非常严峻，它带来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集体安全而使用武力。新闻记者金斯利·马丁在1938年观察到，“最终，这是两种信念之间的冲突”，“在危机中，人们才对自己有了清晰的界定”。

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组织规模上能够与国际联盟或者“和平请愿联盟”相比。德国的和平运动被希特勒所镇压，但是即使在最高峰的时期，即1928年，它自称人员达到10万人（也许要少得多）。而且当时遍及全国全境的22个组织呈现碎片化的状态。法国的和平运动具有更巴尔干化的特征，1936年有200多个组织，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数在不断减少，而不是增加。与“和平请愿联盟”对应的法国组织，是“国际联盟的和平战士”（LIPC），其成员在1935年的时候不到7500人。“法国和平协会”（APD）是一个知识分子精英的组织，成员只有5300人。这明显根植于高卢人的追求和平的方法，即通过国际法和仲裁达到目标。1919年，政治家皮埃尔·科特宣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拿着《圣经》游遍世界，而法国人携带的则是法典。我们的和平概念是司法上的，而不是神秘莫测的。”

科特这里所指的是英国和平运动中明显的宗教根基，简直是回到了17世纪贵格会那种无条件的信守非暴力承诺的状态。当阿斯奎斯政府在1916年实行征兵制度的时候，许多人即以宗教理由拒绝服兵役，在大战期间，此人群人数多达1.6万。这种宗教理由在欧洲大陆国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那里认为军事服役的义务是公民的核心义务。例如，在德国，只有几百人以宗教理由拒服兵役。英国传统上对于志愿军队的依赖意味着1916年的征兵只是暂时推行的一个手段。给这一国家的每个家庭带来的是战争与和平的明显区分。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政府一再请求不要征兵，不要重整军备，这种要求直到1939年4月才被摒弃，也就是希特勒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后。

对以宗教理由拒绝服兵役者的尊重，是英国和平运动具有强大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同等重要的是英国的地理位置。在欧洲大陆上，陆地边界是可以渗透，甚至是可以改变的，和平注定是一种危险的政治奢侈品，在不断侵蚀该国的自卫能力。相比之下，英国在本国和敌人之间，享受了21英里宽的“壕沟式的防御”，这是莎士比亚独特的形象语句。英吉利海峡的宽度足以使其具有一种安全感，但是还没有宽阔到令其高枕无忧的程度，这一点在1588年和1804年的入侵危机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因此，英国对于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均势抱有浓厚的历史兴趣，认为这样才能够遏制潜在的侵略者。1914年对法国和比利时的承诺就是为了防止德国对于英吉利海峡港口的控制。20世纪30年代关于英国安全的争论中，比较新颖的一个因素就是关于远程飞机轰炸的威胁问题。1934年7月，斯坦利·鲍德温警告议会：“自从飞机发明以来，古老的边界就不复存在了。当你考虑英格兰防御的时候，你不应该只考虑多佛港用粉笔画出来的陡峭的岸边，应该考虑的是莱茵河。”在议员们大喊，“同意，同意”的时候，他继续讲道：“那才是我们的边界所在。”

问题不仅仅在于英国安全边界的扩大，也在于英国暴露出新弱点。1932年，鲍德温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关于恐怖的诊断，他断言，“世界将遭受”“新的恐惧感觉，一种信任缺乏带来的恐惧感”，“而没有比空军更能引发这种恐惧的原因了”，因为空投炸弹，妇女儿童与前线战士一样容易遭受到攻击。鲍德温继续用令人恐怖的直率说道：“即便对于行走在街道上的男人来讲也是如此，地球上没有任何权力能够保护他免于轰炸。无论人们怎么告诉他，炸弹还是能够最终抵达的。”这也是主张制订军事计划的人们的观点。1936年10月，代表三军的联合战略委员会警告说，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德国追求的都是快速的胜利，即在英国强大的经济力量能够施加影响之前就要取得胜利，“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德国对于英国进行频繁的集中进攻就是极有可能的，这也是试图摧毁这个国家的最为可行的方法”。委员会指出，“我们的平民从未被暴露于战争的恐怖之中”，这一点与欧洲大陆不同，而德国人“也许会认为，如果我国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遭遇到这些恐怖之后……大多数人会认为投降是更可取的一种选择”。在1917—1918年的哥达袭击中，仍然有一些非常丑陋的反战抗议声，但是下一次战争的伤亡会更大一些。这些计划者预测说，在空袭的最初24小时之内，大概会有2万人的伤亡，到了第一个星期末，人数可能上升到15万人。

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在提交给白金汉宫之前，调子已经降低了。但是它表达了一种人们普遍拥有的观念，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态度趋向，这是一个被强调的观点。首先，“致命的一击”这一概念。当政策制定者们和公众在30年代探讨未来的战争之时，他们想到的是这样一种情节——对英国进行迅速的、毁灭性的进攻。事实上，直到法国崩溃之前，德国一直没有尝试过这种进攻，那时已经是战争的第二年了。其次，它认为人类的损失将是空前惊人的。把计划委员会设计的死亡人数考虑在内，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遭遇的各种空袭中，其死亡人数总数不到15万人，包括闪电战和V式飞弹使用所导致的伤亡都计算在内。正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所说，从20世纪60年代进行历史回溯，“1938年我们对于空战的看法，就像今天的人们看待核武器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比较。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空军的威胁在电影、小说以及政治家的有导向性的宣传中，都被夸大其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36年预测道，在一次空袭之后，伦敦将呈现大规模的疯狂的混乱状态，医院将遭到袭击，交通将陷于瘫痪，而政府也将由于这种恐怖的崩坍局面而被一扫而空。于是敌人可以任意制定规则。接下来的一年，建筑师约翰·格劳克预测道，我们将迎来“一个建筑的新时代，将来的文明可能将其称为‘防空洞时代’。这可能是另一个黑暗时代的序幕。我们的孩子、孙辈以及重孙子那一辈，可能会生活在废墟之中”。格劳克甚至建议，修建“特殊的避难所似的城市”，以供幸存者居住，从而“至少能使在总体的崩溃发生之后，文明的核心能够被保存下来”。 那样的担心在1938年9月是非常确切的事实，那时看起来与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这种情绪来得晚些，那是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汤因比写道：

很难表述这样一种感觉，即在一个面积狭小、人口密集的国家里，人们对于密集轰炸有着怎样的想法。即使对自己，如果没有经历前两周的那次经历，我都无法表述这种感觉（在伦敦，我们当时设想的是每晚3万人的伤亡，而在星期三的早晨，我们开始确信，而且我非常相信，在关键的三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达到这一数字），这有点像面对世界末日一样。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时间将停滞，而正如我们知道的一样，生活将走向终点。这一破坏所有的可怕的前景，毁灭的是一个“英格兰”或者“欧洲”，这其实比个人和家庭被炸成碎片更为糟糕。七八百万生活在伦敦的人将经历这一切。

当然，轰炸的阴影一直飘荡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上空，从而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士兵和平民的界限。与英国一样（但是与德国不同），法国的首都主导着国家的政治、金融、工业和文化生活，巴黎人也同样受到轰炸的困扰。按照一位新闻记者的话说：“在密集的炸弹雨的轰炸下，城镇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摧毁，而毒气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就摧毁诸如巴黎这样大城市中每一个人的生活，上千万的儿童、妇女和男人很快会成为大屠杀的对象。” 但是对于30年代的法国而言，这种对于轰炸的恐惧，由于历史上的焦虑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纳粹时期的德国空军进一步强化了德国国防军对于法国北部的威胁，而对于英国，轰炸带来的则是全新的不安全感。因此，30年代的空中恐慌在英国表现得特别敏锐，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对和平运动的史无前例的支持，例如“和平调查”与“和平请愿联盟”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轰炸同样塑造了英国的外交政策。1933年3月，即希特勒夺得政权几个星期之后，鲍德温告诉内阁的裁军委员会，有两件事情让他非常恐惧，“第一件是本国在应对空袭方面的不利因素，第二件是德国的重新武装”，他坚信“空军力量是德国要重建的第一项武器”，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形成一个禁止轰炸的规定”。这也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鲍德温的主要目标，这一观点得到外交部和陆海军高级军官的支持。“只有空军部想保留这些针对城镇的武器，”一份海军部的备忘录怒称，“这种战争的手段是令人讨厌的，也是非英国式的。”即使在这一会议失败之后，外交部办公室也在主要大国之间艰难地推进这一协议的达成，但是法国不会把这一反轰炸协定与德国问题的总体解决分割开来。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对于法国来说，德国的纳粹空军是德国总体威胁的一部分；而对于隔着海峡的英国来说，它是阿喀琉斯之踵。

鲍德温一直寻求达成欧洲的多边协议。然而，在1938年,当战争乌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上空聚集的时候，内维尔·张伯伦决定自己亲自处理希特勒这一问题。今天，人们在谈到张伯伦的时候，往往把他定型为：一个轻信的、容易受骗的老傻瓜。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里，他被看成是国民政府中真正的能动力量，刚开始担任财政大臣的职位，从1937年则开始担任总理。1938年9月，他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三次访问德国，与元首进行谈判，以避免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引发战争，这是危险极高的赌注。他选择乘坐飞机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时间，而且是为了掌握主动权。他和他的姐姐说道，选择伦敦或者北海进行谈判都不太适合我，“这会使我的妙计很大程度上失去戏剧性的效果”。当时，张伯伦以69岁的高龄，冒着风险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他登上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的照片和影片，很快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他乘坐飞机是为了避免来自空中的威胁，故意使用了这一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特征的运输工具来作为和平的道具。在一战中，张伯伦失去了他的表哥，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诺曼，现在，作为一名首相，他则面临责任的困扰，即他有可能把英国带入另一场大决战式的冲突中去。在他第二次会晤希特勒之后，他特别动情地说起了他飞回祖国上空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泰晤士河与伦敦东区时候的感觉。根据内阁的会议记录，“他曾经设想过德国的轰炸机沿着同样的路线飞行，他不断地追问自己，我们能够给目前在飞机下方的成千上万的家庭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而且他感觉到，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还来判定，为了防止以后的战争而进行的战争是否合理”。

张伯伦最高级首脑外交的顶点就是他与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第三次会晤。在那里他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和大部分领土，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那张著名的协议，即两个领导人签署的英国和德国之间永远不会进行战争的协议。时事评论员西里尔·乔德讽刺地说，“这不是美丽精彩的事情”，“这是战争”。 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都狂热地庆祝《慕尼黑协定》的签署。9月30日，在张伯伦飞回英国之前，他的飞机被慕尼黑的民众团团围住。按照一位当代人的评论说，张伯伦因此把自己变成了“涉及上千万名民众的恐怖的形象代言人 ……尤其是在考虑到现代战争残暴性的时候”。在伦敦，从赫斯顿机场到达白宫，仅仅9英里的路程，他的汽车花了90分钟的时间，欢迎的人群层层叠叠，试图与他握手的人甚至站在了脚踏板上。乔治六世采取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步，邀请张伯伦来到白金汉宫的阳台上，以示对这个声明的承认。最后，张伯伦回到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情绪非常激动，甚至有点筋疲力尽，他不断挥舞着手中的那纸协议，大声宣布：“我坚信它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和平。”

在随后的几年内，这些来自1938年9月30日的照片将伴随着公众的记忆。任何如此高调的政治家往往都是行动莽撞的人，张伯伦声誉的崩塌也是非常扑朔迷离的。“慕尼黑”很快成为一个畏缩的、投降的同义词。正如“绥靖”这一名词一样，这一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非贬义的外交词语，意味着关于不公正的和平解决。这种令人感慨的结局，部分是因为张伯伦是一个笨拙的谈判者，没有能够领会希特勒的真正意图，也没有掌握非常艰辛的谈判艺术。他也曾因为权力而得意忘形，他曾经和他的姐姐说过，作为首相，“我只要抬起一根手指，整个欧洲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姑且不论张伯伦的傲慢，他类似高空走钢丝的会谈的原因，也是出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可能遭遇轰炸的恐慌的反应，正如在汤因比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这种能够感知到的极度危险，引起了英国外交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反应。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英国首相把自己的个人声誉完全押在这样的一个和平建议之上。

轰炸机使英国的战略和外交都黯然失色。虽然英国在寻求达成关于武器控制的国际协议，但是一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英国也必然不可避免地这样去做。当国防需求委员会（DRC）在1933年11月建立起来的时候，最初它建议在三军之中都均衡地进行重新武装以应对德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认为德国是最终的潜在敌人，因此政府应该做好准备，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英国能够在欧洲大陆部署5个师的远征军和1个坦克旅。国防需求委员会提出了一项五年计划，预算是9700万英镑，其中4000万是分配给陆军的。但是这些提议被张伯伦和财政部重新改造。他们被这一项目的耗资巨大以及公众关于轰炸的恐慌感所震撼。他们提议把整体预算削减到6900万英镑，其中只有1900万用于陆军建设，而空军则从52个中队发展到80个。考虑到公众关于西线的记忆，张伯伦警告说，这种关于军队花费的建议将会“引起关于未来意图和承诺的最危言耸听的想法”。因此，他建议应该把军队的花费集中在“公众最高度关注的领域”，也就是英国皇家空军对国内的防务，他坚持认为，对于英国最好的保护，“将是威慑力量的存在，保证这一力量处于强有力的态势，将会使得敌人考虑进攻是否值得。我提议，这种形势只有通过建立与这个国家的规模和效率相匹配的空中力量才能够实现，这也许会在可能的敌人心目中让他们产生敬畏”。

威慑的概念一直贯穿于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防务政策之中。“轰炸机总会来的，”鲍德温在1932年辩称，“唯一的防御手段就在于进攻，那也意味着，为了拯救自己，你必须比敌人行动得更快，你不得不杀死更多的妇女和孩子们。”尽管1934年的时候，鲍德温不同意张伯伦非常不平衡的预算建议，但他也没有否认，“从政治的角度看，的确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善目前的这种半恐慌状态，目前这种恐慌主要是关于空中的，而且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反复呼吁，英国的空军力量“不应该弱于任何对我们国家的海岸能够构成打击的国家”。

1933—1934年关于防卫问题的争论，是随后的重新武装的重要参数。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预算也反反复复，但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预算一直保持在最高的水平之上。而在优先发展的名单中，英国远征军始终处于底端。这也反映了公众对于大陆上第二场流血战争的极度憎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起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百年才能弥补的损失”，这是乔治·米尔尼将军发出的警告，“如果再发生类似于上一次的战争，文明本身也将被撕成碎片”。为了照顾公众的情绪，内阁禁止使用“远征军”这一术语，即使在秘密的文件中也是如此（而是使用地面力量来代替），并得出结论，“此时不适合发表一项关于我们深度关切比利时领土完整性的比较高调的声明”。军队的计划者们试图反驳这一声明，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空军力量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对于欧洲大陆，英国应该承担“有限的责任”。“如果与德国的战争再度爆发，”陆军上校亨利·波纳尔在1936年写道，“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还得继续战斗。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无论在陆地、海上还是空中都是如此。”但是张伯伦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的力量应该更有效地部署在空中，以及海上，而不是构建一支强大的陆军。”1937年12月，内阁指示军队计划部门，其规划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即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不会为任何欧洲国家派出地面力量。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预算争执中，英国皇家空军一直在预算之争中保持着非常高的地位，但是在重点上有所变化。1938年年末，轰炸机的突袭似乎不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快速的、单翼战斗机的发展，特别是飓风机和喷火式战斗机能够在敌人的轰炸机抵达之前就把其摧毁。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与之相伴随的雷达（就是众所周知的无线电测向）技术的发展，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鲍德温1934—1935年政治上与金融上的支持手段。《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的那个冬天，政府忙着沿英国的东南海岸构建雷达的国防链条，它们直接与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电话网络连接在一起，能够可靠地接受指令。英国航空部现在对轰炸机的力量怀有浓厚的兴趣，继续坚持“反击力量仍然是我们主要的威慑和防务力量”，但是1架重型轰炸机的成本相当于4架战斗机，所以财政部在这种新型的国家防御概念之后抛出了重磅炸弹。雷达能够在敌军袭击之前的10分钟提供关键性的预警，而这已经足以令飓风机和喷火战斗机腾空而起，投入战斗，这一点在后来的1940年看得非常清晰。通过这些新型的电子眼，多佛的白垩断崖看起来仍然能够在英国的壕沟式防御中扮演堡垒要塞的作用。

飓风式、喷火式战斗机和雷达技术都在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18年之后的20年，英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技术的尖端领域层面。20世纪20年代，从绝对数值来看，英国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高的国家。到了30年代中期，它不再居于第一的位置，原因主要在于德国、日本和其他大国的投入太大，而英国则采取了削减军费的政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皇家海军的扩张超越其他国家对海军的投资，包括各个级别的军舰。”即使它投资的战列舰在 1939—1945年看起来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其海军仍然处于航空母舰这一重要武器系统的最前沿。1939年，英国拥有7艘航母，美国和日本各有6艘航母，德国1艘都没有。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根植于其强大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克莱德、默西、泰恩赛德和皇家造船厂，同时还依托于约克郡的钢铁厂，以及中西部各郡的机床厂。尽管在1918年之后，军工复合体的力量有所萎缩，但是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也一直在延续，这意味着只需很小的投资就能迅速使其转向战争需求。英国的飞机制造行业仍然依托于精工制作，而没有转向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这种方式的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飞机制造是涉及新技术的重要工业，喷火式战斗机和兰卡斯特战斗机尤其如此，因而投入也是值得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商，大约占据了1/4的市场，它与法国共同主宰了国际上的武器贸易。现在，我们对于英国的印象是比较老套的，认为它是一个新兴的“福利国家”，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导致了它反对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而实际的情形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战争国家”，其军工复合体的力量一直与其敌国是不分伯仲的。

同时，在进行重新武装这一危险的问题上，英国采取的经济手段比它的邻居要有效率得多。无论是好是坏，张伯伦和财政部的确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军事的花费上建立了优先的顺序，而且限制了不同军种之间的恶性竞争。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他们也坚持认为重新武装不应该削减英国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像丘吉尔等人那样要求迅速地重新武装。“我并不认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张伯伦在1936年年末写道，“通过仔细的外交运作，我相信我们可以避免战争。也许这一点还表现得不是非常明确，但是如果我们现在遵循温斯顿先生的提议，牺牲我们的贸易来进行武器制造，必然会造成贸易上的损失，而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恢复，我们不能损害我们的（贸易）自信，因为现在它正完美地存在，而且，我们应该降低税收。”这些观念排除了增加税收的可能性，而且在前凯恩斯的时代，实际上排除了大规模借贷的可能性。张伯伦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和平时期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未来战争战略的一部分。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是，英国的金融和经济健康发展是这个国家的“第四支军队”，在未来的冲突中扮演着与其他三支力量同样关键的角色。1938年3月，约翰·赛门——张伯伦的财政大臣如此写道：“在目前的时段里，我们是处在比赛中运动员的位置，想保留在恰当的时间冲刺的权利，但是目前还不知道终点线在哪里。危险在于我们可能过早地把我们的金融体系摧毁了。”一直到1939年春天，财政部一直持有这种立场，当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之后，赛门被迫承认“这一事件中其他方面的重要性的确超越了金融的重要性”。

在海峡那边，没有发生与英国对等的重新武装事件。1936—1938年，因为人民阵线以及它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法国展开了疯狂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斗争，部门更替在不断发生，其武器政策也变得极其具有政治色彩。1936年，金融危机和萧条开始发挥效力，这制约了法国的重新武装政策，而英国自从1934年开始的重新武装政策与其从大萧条中的经济恢复是协调一致的。结果是，当“静坐战”（phoney war）在1940年结束的时候，法国仍然在处于把空军向高速单翼战斗机转型的过程中。

德国的重新武装，主要推动力是希特勒妄自尊大的想象，因而也更加混乱。尤其是1936年，德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预算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长亚尔马·沙赫特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用一种很秘密的方式在协调这一进程。希特勒在1936年9月下令，“四年之内，德国的军队必须具有实战能力”，而且在同样的时间框架之内，经济“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德国的支付危机日益恶化，到了慕尼黑事件的时候，原材料和食品的缺乏不仅威胁到了持续的重新武装工作，而且影响了国内的稳定。德国国家银行发出紧急预警，德国已经“处于通货膨胀的边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词汇，而其后果可能与战争具有同样的危险性。但是希特勒看待这一困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英法两国正在重新武装，在这种外部的压力变得压倒一切之前，德国军队的拼死一搏迟早会改变欧洲的平衡状态。至少按照希特勒疯狂的逻辑，这一点是行得通的。1939年8月，希特勒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使之前双方意识形态的仇恨变成一堆废话，但是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一个给他带来政治机会的鼓舞人心的条约，使得希特勒在不必担心东线的情况下可以展开对西方的进攻，但是投入战争仍是一项巨大的赌注。

1939年9月，张伯伦与上千万英国和平主义者感知到了希望破灭带来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与英国政府对未来战争中前景的乐观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多亏了张伯伦以及财政部的决策，英国的重新武装并没有削弱其经济乃至英镑的地位。在希特勒那令人畏惧的重磅猛攻之下，英国能够坚强地生存下来，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新的空中防卫系统。当时，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断定，法国可以抵抗在西线的进攻，1939年8月，已经成为高级政策制定者的波纳尔非常自信地认定，如果战争真的爆发，“我们不会失败。若是去年9月，我们可能会在一次短暂的战争中失败，但是现在不应该了，即使在一场长期的战争中也是如此”。 这种自信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一样，1940年5月对于德国戏剧性的胜利，柏林、伦敦和巴黎都是极度震惊的。

无论自信与否，1938—1939年的英国都在再度思考战争问题。这种基本观念的变化也很容易感知得到。我们来看两条言论。1932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英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一直对日内瓦裁军会议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思索：

我们是否准备使用武力保持欧洲现在的状态？是否准备通过和平条约继续限制德国？又或者我们准备结束“战后”时期，允许德国恢复其地位和权利，以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我们是否可以给予这样的一种信任，就是勉强地消解德国的怨恨情绪，这会与联盟条约一起，带来一个真正的和平时代吗？坦率地说，法国的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1932年，卡多根决心沿着战后时代继续推进，就像凯恩斯在1931年所想的那样，他也不确定能够取代这一政策的会是什么。五年之后，未来变得更加清晰，但是看起来却更像过去了。1937年，威尔士人大卫·琼斯出版了《括号里面》这本书，这是关于一个英国士兵1915—1916年在法国经历的叙事式的散文诗集。通常意义上看，琼斯是一位在战后时期从事写作的诗人，它的题目中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对于应召入伍的年轻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括号，琼斯补充说道，“我们在1918年的时候终于走出了这一括号，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第二，他希望传输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古怪的生活方式在这里都被容纳在括号里面”。单词“这里”可能主要目的是强调一种存在感，表示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期间的生活，但是我认为，这揭示了琼斯隐隐约约的一种担忧，他自己就生活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括号里面。因此，在这里，我们认为早期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战后时期”的观念，应该转换成为“战争间歇”时期。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存在对和平的强烈渴望，那里发生的一切使英国的故事情节进入了一个更多彩的场景。

如同英国一样，美国的反战运动根植于基督教的非暴力传统，这特别体现在贵格派和门诺派之中。美国和平协会早在1828年就建立了。而世俗的和平主义形式则是20世纪的产物，特别是一战的产物，一战期间，共有4000人登记成为“因良知而拒绝服兵役者”，这一术语来自英国。 1918年之后，美国的和平主义组织激增，如同英国一样，新获得选举权的妇女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战争是男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他们自身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老兵中妇女参政权论者卡丽·查普曼·卡特一直宣称的观点。“从洞穴人开始的年代，他们就一直在进行战争”。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纽约分会1919年宣布：“通过帮助男人们从暴力和杀戮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我们同时也在解放自身，因为在一个被暴力支配的社会里，女性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自由。” 由于受到进步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20年代的和平主义者希望，1914—1918年的大屠杀，以及民主的推进将使国家“宣布战争为非法行为”。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就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在一开始，美国和法国就断定，也正式宣布了禁止把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手段，这一条约最后的签署国达到50多个，包括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而事实上，10年之后，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彼此都有如鲠在喉的感觉。这一条约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项非常狡猾的策略，其目的是转移法国对真正的安全条约要求的压力，并迎合美国国内的和平主义运动。这种平衡性的做法反映了1918年之后美国政策的困境，原则上恪守对和平的承诺，但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这一原则的实施。

因为美国参议院在1919—1920年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美国被排除在这一最主要的国际和平机构之外，但这对美国的和平运动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英国，联盟工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与政治精英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比之下，美国的联盟协会（LNA）主要根基在于东部的权势精英，也与华盛顿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规模一直有限（1931年最高峰的时候，成员达到1.9万人），它缺乏大众的认同。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法律问题，这一点和法国和平协会非常相像，而联盟协会关注的是简单的基本性的问题。1920年之后，美国的国际联盟会员的资格，是一个在政治上不值得考虑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和平运动中的非战主义因素比英国要强烈得多，而且是与国家预防战争委员会协调合作发挥作用的。在这一伞形结构之下的和平组织，无论在动员大众的支持方面，还是影响国会议员层面，都是非常有成效的。1931年，它们领导了向世界裁军大会的请愿活动，其在1936—1937年发动的紧急和平运动被描述为“在越南战争之前，和平拥护者最统一的一次行动”。这一运动开始于1936年4月，大约有总数50万的高中生和高校的学生罢课参加了示威游行。

和平主义者也是美国非常有特色的反对“军火商（死亡贩子）”的政治迫害的先锋。这里非常关键性的人物是多萝西·德策尔，她是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执行秘书，非常有活力。她来自美国的中西部，仅有高中文凭，其背景与传统的妇女领导者都不太一样，像卡特这样的传统妇女运动领导者一般是大学毕业生，而且主要来自东海岸比较富裕的家庭。德策尔成为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主要是在她最爱的孪生弟弟战争中死于毒气之后。1932—1933年，也就是日内瓦裁军会议失败之后，德策尔奔波于国会山，强烈要求对国际上的武器贸易进行调查。最终，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一位来自北达科他州的非常俭朴然而思想进步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了一项决议案。它的通过同时受益于和平组织的游说活动和1934年春天几个比较轰动的关于对武器制造商结成了“血盟兄弟”的控告。武器制造商的信条，按照《财富》杂志一篇文章的提法，是“在战争时期延长战争，在和平时期扰乱和平”。

由奈担任主席的参议员军需商特别调查委员会，完全由进步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所主导，他们对美国东部权势集团和大不列颠都持怀疑的态度。1926年进入参议院之前，奈从来没有走出过美国，甚至没有到达过芝加哥以东的地区，他也从来没有访问过欧洲。 在他颇具改革精神的领导之下，1934年9月~1936年2月，委员会举行了93场听证会，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武器贸易，而且仔细审视了美国对于一战的介入。这就是国会委员会的权威所在，在强烈眩光的媒体审查之下，甚至商业巨头如银行家摩根也要被迫去做证。尽管奈为首的委员会发现了大量的贿赂和内部交易的证据，但是它也没有证据表明国际武器的交易圈专心致力于发动战争。然而，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似乎强化了20年代关于一战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新闻记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温写道，“美国介入一战，部分原因是因为要去解救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家，他们在尽量地向英国供应军需品和贷款。”

奈的委员会下定决心要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塑造未来，因而成为1935年8月《中立法》的主要推动者。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总统要对交战国实施强制的武器禁运，并且禁止用美国的船只运送军火。第二年2月，在意大利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之后，新的立法补充了一条禁令，禁止给交战国提供贷款。1937年5月，通过了第三次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公民在旅行的时候乘坐交战国的客船。评论家们讽刺说，这些法律是阻止美国卷入1914—1918年这场战争迟到的努力。更普遍的，也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看法是：这是对战争时期美国与所有交战国自由贸易传统的逆转，这种传统是托马斯·杰斐逊明确表达过的，即新世界可以“依赖于旧世界的罪恶而发家致富”。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影响，被看作是其国际影响的重要标志，现在则被认为是一种易受伤害的资源。作为奈委员会的成员，参议员亚瑟·范登堡宣称，“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美国式的中立，在实际的和现实的程度上把我们和其他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隔离开来，但是这在旧的和平从属于商业的原则之下很难做到”。按照他的观点，“附带的商业损失与维护美国和平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 塑造中立法案的情绪也是大萧条的产物，这是一个国家失去了其塑造世界事务的自信的表现。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写道，“正在孕育之中的地狱肉汤在欧洲，我们没有必要去喝”，“我们被卷入欧洲的大战，一次已经够愚蠢的了，我们不会再被卷进去了”。

白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8月宣布：“对于战争，我曾经亲眼目睹。我目睹过陆地和海上的战争，我目睹过伤员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目睹过毒气受害者痛苦的咳嗽，我目睹过泥浆中的死尸，我目睹过被毁坏的城市。我痛恨战争，我已经花费了无数的时光，我还要继续用无数的时光，考虑和筹划如何使这个国家远离战争。” 罗斯福耸人听闻的语言，尽管是出于竞选活动的需要，但是也反映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人自1919年以来走得有多远。尽管在一战期间担任过海军部助理，罗斯福从来就没有全心全意地拥戴威尔逊的计划。他坚信美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但是认为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概念对于美国人的利益来说显得过于僵硬和死板。他也从威尔逊努力说服美国的政治和公众意见的失败中，学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训。“如果你试图充当领导，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最恐怖的一件事情，”他有一次这样说道，“是发现身后一个人都没有。”罗伯特·舍伍德助理认为：“威尔逊的悲剧在于，他总是处于这种清醒意识的边缘。”由于1919年在全国疯狂的巡回演讲，威尔逊身患中风，使其余生都成为一个病人。这种个人的和政治上的麻痹也特别适用于罗斯福，在1921年身患小儿麻痹之后，他就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

1935年，正是罗斯福鼓励以奈为首的委员会考虑中立的立法。这可能是为了转移他们对军火工业不断揭发丑闻的努力，但是罗斯福也持有这样的观念，即美国自1914年以来与协约国的情感和经济的纠缠确实限制了威尔逊的行动自由，而且把美国卷入了战争。 他极力想要避免另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这容易令人联想起1915年“路易斯安娜”号的沉没事件。在该事件中，德国的U型潜艇发射的鱼雷袭击了一艘英国定期航行的客船，其实当时船只也被用来秘密地携带军火，这次事件导致128名美国人失踪。但是当奈一旦得到了这一授权，产生的立法结果远远超出了罗斯福总统的愿望，而这将塑造这个10年中其余时间段的美国外交政策。

为了了解危险到底会出现在哪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法律模式。第一，武器禁运和其他的禁令或者是全面的，或者在范围上是区别对待的。换句话说，是针对所有的交战国，还是仅仅针对发动侵略的国家。第二，在执行上，既可以强制执行，又可以任意决定，这完全取决于总统，他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决定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援引这一法律。罗斯福希望这个法案是区别对待的，可以随意决定的，这就允许他运用这一法律对付发动侵略的国家。而得到孤立主义者支持的和平主义运动，对总统表示怀疑，他们寻求强制的、普遍的立法，力求把美国与所有的战争火花隔绝起来，在1935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是1937年的法案赋予了罗斯福想要的权力。尽管在武器、贷款、运输和旅行方面仍然是强制性的、全面的禁运，但是现在总统有了自由裁量权，可以与交战国进行非武器的贸易，如果他认为这有利于美国的和平与安全，而且是在遵循“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基础上。这一词组主要是被伯纳德·巴鲁克通俗化了，他是威尔逊战争工业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说：“除了致命的武器，我们可以卖给交战国任何东西，但原则是‘现金付款，并且自己来取货’。”“现款自运”原则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立贸易的收益，但是却使卷入战争的风险最小化了。而且，这一原则的确有利于具有大量的金融储备和商业船队的国家，英国在这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罗斯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可以帮助遏制希特勒，但是又不会被拖入另一场战争。1937年10月，他公开宣称，应当将美国与侵略者隔离开来——与范登堡和他的同僚不同——而不是将美国与战争的病毒隔离开来。他后来告诉内阁，“这不能叫作经济制裁”，“可以称之为隔离，我们想发展一种不会导致战争的技巧”。

发生在美国1935—1937年关于中立法案的这种比较激烈扭曲的争论，重复了英国在1935年的和平投票运动之后，其和平运动展现出来的那种分裂局面，当时分裂的一方是拥护集体安全的人，愿意采用制裁的手段实现和平，另一方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和平的人。但是这里的确存在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美国本身就在国际联盟之外，而且它关于一战的修正主义的观点的强度较大。美国关于“死亡贩子”的备忘录，的确刺激了英国去调查维克斯和其他的军火制造商，但是英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避免奈那种模式的政治迫害。它成立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这是通过时间的消磨埋葬争论的一种方式，与美国的方式一样。1935—1936年，尽管有超过200万的英国人提交观点和意见，但整个过程却似乎是对舆论哗然的一种小小的回应，其目的主要是转移对国家重新武装的注意力，反之奈的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导致了立法，并且约束了美国政府的政策。

美国对于战争的恐惧情绪比较强烈，但实际也是比较抽象的。它毕竟远离欧洲3000英里，不会产生与英国同样的对轰炸机的恐惧感。但是罗斯福总统在考虑空中战争的意义方面，确实比他的国民更具远见卓识。1938年10月，他仔细考虑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教训，吸收了驻欧洲大使们的意见。这有助于他理解巴黎和伦敦对于空中毁灭性打击的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恐惧感。1938—1939年冬天，为了美国长远的安全利益，帮助英法调整空中力量的平衡成为总统关注的首要问题。他告诉其军事顾问们：“德国势力在慕尼黑的复发，促使我们应该彻底调整我们的国际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立即建立起“强大的空军，而陆军则并不需要与空军同样强大”。他认为，把一支强大的军队派往国外是不受欢迎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能的。罗斯福认为重新武装也是一种外交手段，“当我写信给其他国家的时候，我需要有些东西支持我的说法。今年夏天，我们已经有了5000架飞机，而且很快我们就会具有每年生产1万架飞机的能力，虽然我得征求国会的同意才能把它们借给或者卖给欧洲国家，但是即使这样，希特勒也不敢为所欲为”。

罗斯福关于空军重新武装的理念，与张伯伦在30年代中期的理念非常相似——一种大型军队的替代，以及一种外交工具。他私下里告诫那些主要的参议员，希特勒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发展“支配世界的政策”，国会必须认识到，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欧洲那些关键国家、特别是英法两国必须继续独立地存在下去。但是，他也警告说，在未来的战争中，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的机会只有一半，这主要是由于纳粹德国的空中优势。一旦希特勒控制了欧洲，他就可以对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在这些国家建立空军基地，从而威胁美国的利益。从委内瑞拉起飞，到迈阿密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航程，而哥伦比亚基地上的飞机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袭击巴拿马运河。大体上，罗斯福就是想极力证明，在一个空中力量非常重要的时代，为了保证美洲的和平，就必须保证欧洲的和平。

总统非常引人注意的评论的确显得过于夸张——特别是关于德国的空军力量和拉美弱点的观念——但是这也反映了他真正的信念，即美国所珍爱的南北美洲所具有的孤立隔绝与易于防卫的特点，已经不复存在了。空中力量不仅对英吉利海峡不可跨越的特点提出了质疑，正如鲍德温警告过的一样，而且意味着大西洋已经成为一个防务上的废物。欧洲的战争刚一爆发，变化的国际形势就赋予了罗斯福总统所需要的手段，1939年11月，美国通过了新的中立法案。该法案仍然对贷款、旅行和运输实施强制性的限制手段，但是可以与交战国进行各种形式的贸易，包括军备，这同样基于“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原则。行政部门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和平的手段，罗斯福甚至辩称：“通过武器禁运原则的废除，比这一原则的维持更使美国有可能维持和平状态，今天看来，事实的确如此。”批评他的人看穿了这一欺骗人的两面之词。“我憎恨希特勒主义、纳粹主义（原文如此）和共产主义，这一点与其他人一样，”参议员范登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是我拒绝接受任何机会主义者的想法——此时此刻这一想法如此实用，如此流行——我们可以不用介入这些冲突，就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每件事情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包括人力和金钱。其实并不存在任何的中间立场，我们或者全面介入，或者决不干涉。”

范登堡的评论是比较恰当的。罗斯福努力要塑造战争形势，同时保持美国的和平，很快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的诡辩很快把和平的游说集团推到了保守的孤立主义者的怀抱，这是由美国第一委员会领导的，怂恿美国推行“半球防御”的“美国堡垒”政策。但是罗斯福迂回曲折的关于集体安全的努力逐渐把美国引向了战争，他的对手们因此结束了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和平的倡导。

在20世纪30年代，和平运动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其影响远远超过欧洲大陆。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比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已经争辩过的一样，对于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适度的安全战略位置和比较中庸的自由政治文化”。 在这里，“适度、中庸”是操作性比较强的词语。30年代的欧洲，极度的不安全感到处存在，而这导致一种观念，即认为和平运动是一种内部的背叛。相反，30年代的美国人安全感极强，从而强化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可以彻底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大洋是美国的防御栅栏，这一栅栏宽达3000英里，而英国只有20英里，这使英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是还不足以使其在空中交战的时代，奉行逃避主义的态度，因此才诞生了和平投票运动和张伯伦疯狂的绥靖主义。

英国中庸的自由政治文化，强化了英国地缘政治的效果。大陆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因而难以容忍哪怕是出于良心上的反对。这在德国和法国体现得都非常明显，天主教和共和政体的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非常敏锐的与国家一致的感觉。相比之下，新教具有持异议的传统，该传统对盎格鲁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义及其和平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缺乏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其薄弱，以及它作为新世界的爱国主义信条的力量，这点与旧世界是不一致的，这有助于把美国的自由主义引导成为十字军东征式的理想主义，就像在一战以及红色恐慌中发生的事情那样。而在英国，一方面是最强烈的保守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有工党力量的崛起，强化了一种政治上的多元文化特征，从而使和平运动能够繁荣兴旺，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

1939年春天，设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的馆长提交了年度报告，馆长叫莱斯利·布兰德利，他是一位战争老兵，在伊普尔战役中受伤，他简略提到了对乔治五世在1920年那番讲话的印象，在讲话中乔治五世提出要把战争武器转化成为历史遗迹。1938—1939年是博物馆运作最好的一年，有超过45万的参观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来从过去的战争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进行如何应对未来战争的思索。他们关心的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包括壕沟和防空洞的修建，应对毒气攻击的防御，以及有效伪装的方法。布兰德利愤怒地宣称，这些并不是博物馆建立起来需要提供的功能，他坚持认为，建立博物馆主要是为了证明，战争是毫无价值的，是给战争做一个历史纪录，其目的是“终止战争”，而不是为了“纪录一系列战争中的第一场，每一次都比上次更加惨烈”。

帝国战争博物馆馆长提交的这份报告是在1939年4月1日的愚人节，恰恰在五个月之后，希特勒入侵了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