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深层次原因

正如所有的历史重大事件都是由综合因素所导致的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绝非只归咎于一个原因。一系列的历史发展因素构成了“一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但究竟是哪些因素对战争爆发要负更多的责任，历史学家们至今仍然意见相左。但若干特别重大的因素肯定对“一战”的爆发起了决定性影响。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为一边的三国同盟，俄国、法国和英国为另一边的协约国，逐渐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两大欧洲联盟体系的形成和逐渐的固化，无疑构成了“一战”爆发的决定性前提。

19世纪90年代初，德意志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制定的战略体系分崩离析。俾斯麦战略体系的核心是阻止俄国和法国相互接近，以避免德意志帝国在与这两个欧洲大国发生战争时陷入两面同时作战的困境。正是在这一战略体系崩溃后的废墟上，开始时虎视眈眈，最后拔刀相向的两大敌对阵营形成了。1890年，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与年迈的帝国首相分道扬镳，而在此之前，俾斯麦的战略体系在80年代末实际上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在这之后，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日渐恶化。1892年，巴黎与圣彼得堡签署了军事协议，1893年，这一协议变为正式的同盟国条约。

世纪之交，面对德皇威廉二世咄咄逼人的“全球政治”，英国日益不安，因而逐渐放弃了长期以来的“光荣孤立”政策。这一转向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向法国靠拢，最终使英国在1904年4月加入了协约国同盟。三年之后的1907年3月，英国与俄国就多年来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两国在南亚的激烈冲突达成了妥协。随着协约国联盟的成立，欧洲一分为二，两大阵营终于在1914年兵戎相见。

与两大阵营的产生与固化形影相随的是军备竞赛，这一军备竞赛肇始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到了1911年和1912年，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又演变为积极为陆上战争做准备。

海军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所做出的决策。根据这一决策，德国将通过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来确保其“全球政治”得以贯彻执行。如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德国力图用这支海军舰队迫使英国在谈判桌上就殖民地问题做出让步。德国也打算在必要时用这支舰队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北海一决雌雄。

对德国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英国人，最终把提尔皮茨卷入了这场军备竞赛，而这位德国海军国务秘书却在1910年和1911年输掉了这场军备竞赛。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德意志帝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建立一支在数量上和吨位上能与英国皇家海军比肩的舰队。海军军备竞赛的失利以及帝国海军的脆弱迫使普鲁士—德意志的将领们不得不制订在陆地上与协约国作战的计划。

此外，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与1914年“一战”的爆发有着必然的联系。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列强开始了臭名昭著的殖民地争夺。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上尚未被瓜分的地区被分割一空，分别被划归了各自在海外的殖民地。欧洲列强海外殖民地的激烈争斗必然要反作用于欧洲大陆并使本已难以调和的矛盾更加激化和尖锐。

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强者通吃的原则盛行一时，这一原则也在欧洲各列强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当时的国际体系却没有一个举足轻重、可以确保和平的权威力量。此外，许多国家的内部矛盾与冲突也成为战争肇始的原因。如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要求高度自治甚至民族独立的诉求日渐高涨，统治者对此深感压力。为了维护现状，确保特定种族的统治特权地位，两国政府竭尽全力地反对这种民族独立运动。

由于担心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因民族独立运动的离心力而分崩离析，中欧各君主国和沙俄一再动用警察、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器，也大打舆论宣传战，以压制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除了担心民族独立运动外，面对日益增长的工厂工人的数量，各国政府也心怀忐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从而促成了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为了有一个较好的生活并分享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城市无产阶级力图通过组建工会和政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工人群体这些组建工会和政党的努力却遭受到政府的打压，政府极力阻挠工会和工人政党融入现存的社会政治体制中去，这必然会导致政治矛盾的激化。当涉及国家征税的负担分配，以及当国家收入回馈社会时谁应当是受惠者这些问题时，这种矛盾便毫无遮掩地显现出来。鉴于这样的社会矛盾，执政当局便越来越倾向于把内政与外交政策相联系，并根据现实的利益关系把内政外交当作相互支撑的工具，以达到稳定现存社会制度的目的。

人们总是能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政外交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按其轻重缓急、直接间接来进行归类排序。数以百万的军人奉令奔赴战场，在鏖战中阵亡。让他们奔赴疆场的决定和命令，绝非出自某种无名无姓的神秘力量，而都是由人做出并下达的。欧洲各国的民众以及如工业家和银行家构成的社会精英集团也并没有做出开战的决定，议会和记者也并未直接参与开战的决定。

在柏林和维也纳，正是那些围绕在中欧两大君主国头戴皇冠的君主周围的小圈子做出了战争决定。在俄国、英国和法国，战争的决定权也在决策者构成的小圈子手中。这些小圈子只是对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威廉二世以及他们小圈子里的谋士们所策划的行动做出反应而已。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宪法规定，只有其君主才对战争与和平有最终的决定权。就这种意义而言，当他们独断专行时，宪法和法律是无能为力的。但其后果却是地动山摇、血流成河。简而言之，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相比较，人们应该更多地在柏林和维也纳寻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