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决策者们应承担的责任

鉴于德奥两国的权力结构和决策环境，人们不禁要问，维也纳和柏林的君主们，以及他们的顾问们是如何看待1914年的世界以及如何估计未来的。

如果对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威廉二世在不同场合的私下谈话和公开表态加以分析，可以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二位君主特别具有攻击性并对领土扩张具有强烈愿望。然而在他们战争叫嚣的背后，却隐藏着二人巨大的差异和越来越强烈的悲观情绪。无论是在波西米亚、梅伦地区，还是在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越来越强烈并使奥匈帝国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1908年兼并波斯尼亚后，俄国开始扮演全体斯拉夫人的保护者这一角色。这导致了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关系的日益恶化。

1914年的形势对德意志帝国也不妙。对抗英国和法国的“世界政治”和军备竞赛政策使威廉二世在世纪之交后日益陷入孤立。但柏林并未就这一形势检讨自身的原因，而是把自身的孤立归咎于协约国“包围”德、奥这两个中欧帝国的威胁性企图。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签署协议从而完成了这一包围圈后，这一孤立便与包围圈画上了等号。内政方面，德国皇帝和哈布斯堡王朝一样，不得不面对如何打压境内日益不满的少数民族问题。但与德皇和其政府所面对的日渐壮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相比，少数民族的矛盾变得微不足道了。德皇和政府都把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看作国内政治方面的严重威胁。

今天我们知道，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党（SPD）与其说是推崇革命的，不如说是推崇改革的。然而这并不能祛除政府对他们在投票选举方面所具有的巨大能量的恐惧感。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一跃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党派并要求实行议会民主制。该党左翼甚至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更改宪法并削减专制君王的权力。德皇和他的顽固保守派顾问们在和平时期对此是绝对不会认可采纳的。

在德国军方眼中，内政外交的这种形势，使帝国的前景黯淡无光。1914年3月3日，维也纳的总参谋长弗朗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与作战部部长约瑟夫·梅茨格上校交谈时，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是坐等法国和俄国装备完毕后向我们发动进攻还是趁早解决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哪一个选项更值得一做？斯拉夫人的问题也已变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危险。”在一周之前，普鲁士—德意志军队总参谋长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发给柏林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谈及了俄国新的军备规划对德国产生的威胁。

几周之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在卡尔斯巴德会晤时都一致认为，时局的发展对这两大军事强国极为不利。回到柏林后，毛奇向外交部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贾高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后者在笔记里记载了这次谈话：“未来的前景使他（毛奇）心情沉重。在3到5年的时间里，俄国将完成其军备计划。敌方的军事优势将变得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他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军事优势。目前我们还多少能够应对这些敌人。根据他的观点，在我们多少还有获胜可能的时候，除了用先发制人的战略，来一场彻底击败敌人的战争，我们别无选择。总参谋长因此让我来决定，我们的政策是否应该为一场很快就要开始的战争做好准备。”

6周之后，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和他的夫人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谋杀了。又过了4周，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奔赴“一战”战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战死沙场。从萨拉热窝谋杀到战争爆发的这几周充满了戏剧性，为了能够更为充分地了解这几周的具体发展过程，有必要在此提及几个基本要素：

一、如面临重大危机时一样，在1914年6月时，决策层内部就采用何种政治战略和策略，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战争的决定权仅在一小撮决策者手中，而且从来就没人就开战的问题询问过平民百姓，甚至社会的精英阶层对此也一无所知，没有任何风声透露给他们。只有当战争总动员令下达时，各方面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就在这时，柏林和维也纳的“鸽派”和“鹰派”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冲突。

二、决策者们并不知道未来如何，因而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决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导致了他们投机冒险的趋势。这些冒险事后证明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最终都是一些错觉而已。

三、在1914年前的年代，人们还不会在一个棋盘前对各种军事行动如电影脚本一样推演一番，以便检验敌方对我方战略有何反应，从而对这些战略做相应的修正。1914年7月的各种考虑和衡量其实都是一些推测空想而已。这些推测空想大大低估了各大国做出反应的各种可能性。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人们首先关注维也纳的决策。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使奥匈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深感震撼和痛苦，因而人们等待着，看维也纳会对6月28日的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竟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和他的夫人，在欧洲谁也不会指望年迈耄耋的皇帝会吞下这枚苦果。那位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总参谋长康拉德果然立刻表态。他公开宣告，塞尔维亚是萨拉热窝阴谋的幕后推手，因此必须对塞尔维亚实行强硬策略。国防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也表示支持总参谋长。与此相反，匈牙利总理斯蒂夫·格拉夫·冯·蒂萨建议保持头脑冷静。他的观点得到了奥地利总理卡尔·冯·史德格的赞同。

年迈高龄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身处鹰、鸽两翼之间。皇帝与他的奥匈帝国外长利奥波德·格拉夫·冯·贝希托尔德一起多次反对鹰派。其原因在于，他相信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可能会抛弃陷入困境的哈布斯堡王朝。为了了解确切的情况并尽可能确保获得德国的支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派遣亚历山大·格拉夫·冯·霍约斯带着写给威廉二世的亲笔信前往柏林。

6月28日后，柏林的决策层也同样分裂成两大派别。总参谋长毛奇和一帮将军组成的阵营力图通过帮助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惩罚性征讨来引发一次更大的战争。上文已提及，毛奇相信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使1915至1916年将发生的，不利于两大中欧王朝的力量倾斜推迟发生。他认为，这种力量倾斜发生后，就不再可能赢得对俄国以及其盟友法国的战争。对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德皇的反应也是“要么现在动手，要么永远没机会了”。

弗里茨·费舍尔在60年代通过以上提及的这些表述提出了一个论点：德国一开始就打算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正如他所撰写的著名书籍的书名那样：德国“抢夺世界霸权”。他认为，德国力图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来获得对世界的统治权。作者还认为，帝国首相特奥巴尔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7月初的几天就代表了德国的这种战略。然而在这本书出版后，新曝光的有关德国战争态度的记录文献，清晰地表现了来自柏林的意见分歧。与毛奇相反，贝特曼代表着一种温和路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贝希托尔德似乎也不再打算进行一次针对塞尔维亚的讨伐战争，于是他游说德皇威廉二世，给维也纳出具一张仅支持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有限军事行动的“空头支票”。

尽管我们没有德皇对此表态的任何记录，也没有德皇与霍约斯商谈的任何记录材料，但德皇在霍约斯来访之后，与军事顾问们进行了商谈。对此还有一系列的报道。根据这些报道，德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奥匈帝国将对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奥匈帝国将进军塞尔维亚。德皇还认为：“因为沙皇不会支持这些谋杀皇帝的谋杀犯，而且俄国目前的军事和财政状况也不具备进行战争的能力，所以俄国不太可能为保护塞尔维亚人而进行干预。法国，特别是鉴于其财政状况，也同样如此。关于英国德皇陛下并未提及。”所以德皇传话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奥匈帝国的皇帝完全可以信赖他。威廉二世相信：“8天之后随着塞尔维亚的屈服，整个局势就会变得明朗起来。”同时德皇也提出这样的见解：“人们还是必须为另外的结局做好准备”，这就是说，鉴于其他列强会做出的反应，首先是对沙皇俄国会做出的反应，人们必须要有风险意识。然而与此相关的材料表明，其他列强会做出反应的风险被当作可以承受的事情而被大大地低估了。

反对毛奇的“鸽派”贝特曼在7月5日这天似乎成功说服了德皇把冲突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毛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同意，要么耐心等候，静观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与此相应，柏林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人员都去尽享夏季的休假了，德皇本人也登船向挪威方向游弋而去。只有贝特曼和贾高在柏林密切注视着维也纳的事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