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军们

每场战争都会给军事领导人的肩膀上压上沉重的担子，他们的决策决定了无数士兵的生命。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一着棋，对战役或战争的结局有着决定性影响，其结果可以是辉煌的胜利，也可以是可耻的失败。

在全民动员和工业化时代，战争日益变得全面化。战争使将领们和陆军元帅们不得不面临大量的问题和各种两难困境。过去他们从未遇见过这些问题和困境，因而也就不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摆脱这些困境。当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很多史无前例的情况，因而必然会发生严重的错误和根本性的误判。一些军人在1914年前就预感到列强之间的战争不可能赢得胜利。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曾作为总参谋长指挥德军打败了拿破仑三世。在其耄耋之年通过深邃的洞察和思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维护和平是所有欧洲国家决策层最首要的任务。根据他的观点，在未来，再也不会有民族解放战争了。

然而，整个德国军官团的教育和培养都是围绕着民族解放战争展开的。为了使这种教育不会变成一个荒唐的矛盾，只有一种办法来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凡是进行战争，都必须打闪电战，在投入所有的力量和运用一切手段后，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如果未能及时赢得决定性突破，而是使战争变成了消耗战，那就会必败无疑了。就算是战争的胜利者，最后也会变成失败者。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被形容为铁锤敲击的闪电战成为德国历任总参谋部的座右铭。这也使他们不愿接受老毛奇维护和平的方案。用这一铁锤敲击，不仅可以消灭敌方的军事力量，还可以极大地削弱其经济能力，以确保胜利者的长期优势地位。法国人称这种闪电战为“突然袭击”。德国人力图在几周时间内击败法国，然后在东线开始攻击俄国的第二轮闪电战。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也遵循同样的战略。甚至英国人也相信，只有猛烈的进攻才能确保赢得胜利。由此可见，欧洲各国的将军们都在幻想短期战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兰希·费偌所说的那样，20世纪是现代科技成果，如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的发明和运用，以及大规模战争动员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这些将军们的战争方案已显得过时。他们或许也已模糊地预感到了这一点。

随着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投入战斗，防御者的战斗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1914年前，法国将军斐迪南·福煦还认为机枪是用于进攻的理想武器，后来西线的战斗恰恰证明了相反经验事实：用机枪可以十分有效地击退敌方的冲锋。

另外一个例子：虽然德军在1914年入侵比利时时，寄希望于速战速决，并通过野蛮粗暴的手段使这个小王国迅速投降。然而受到攻击的对手却在列日（比利时东部）进行了防御狙击战，其卓有成效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小毛奇的设想。同时，敌方根据17号计划通过洛林向阿尔萨斯发动反击进攻以威胁德国西南地区。但这一进攻也很快陷于停滞。约瑟夫·霞飞将军的法军部队遭受到了惨重伤亡，最后于1914年8月25日撤退了。当8月底德军从北面开始直逼巴黎时，这支部队又手忙脚乱、慌乱无比地投入到保卫法国首都的战斗。

然而正是这支部队，却在后来的几周里挫败了毛奇的战略目的。8月29日，在圣布当东部的吉斯，第一场战斗打响了，4天之后德军部队打到了马恩河畔。法国政府撤离巴黎，在波尔多省建立了政府的临时驻地。9月4日，马恩河战役拉开了帷幕。就在这时，发生了法国人眼中的“马恩河奇迹”：毛奇下令停止进攻并把部队撤回到地形较为有利的埃纳河河畔地区。这一决策的原因如下：因为俄国人以比他预计更快的速度完成了战争动员并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土产生了威胁，毛奇不得不把部队派往东线。这样，巴黎北部聚集的法国兵力便显得十分庞大，而德军却因要对付比利时的强烈抵抗而变得筋疲力尽。

小毛奇的决定意味着德军在西线的闪电战宣告失败。法军后来对德军在埃纳河展开的反攻被击退了，协约部队国由西向北包抄德军阵地的企图也失败了。10月18日，德军对在伊普尔以北的英国远征军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但也未能取得突破。在这些战斗中，数千德国大学生志愿兵魂断疆场。开战后的前两个月，双方伤亡人数就达三百五十万人。随后阵地战开始了，阵地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方，但制胜的法宝在于耗尽敌方的力量。

只要阵地战持续数年以上，这种消耗战战略也会给自身带来消耗殆尽的危险。这样的矛盾解释了为何各军队的领导人都试图在不同的前线地段反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以期获得决定性突破。通过这种反复大规模进攻，迫使敌方撤退和投降。

1916年夏季的索姆河战役为这种战争形式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关于这场战役我们将在后来的章节中从普通士兵的视角再次加以阐述。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参战各方的考量都充满了冷酷无情。如英国将军道格拉斯·黑格就准备让数十万军人走向死亡。这场战役记载了各国军事领导人的固执和冷酷。当黑格下令在洛斯地区进行这场伤亡惨重的战役时，他也证明了自己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毫无疑问，所有参战者的神经都绷紧到了极致。在那些指挥人员中，有的人在一段时间里神经崩溃了，如毛奇和他的后继者埃里希·鲁登道夫。

过分自信常常就是巨大的缺陷。众所周知，这场战役造成了大规模阵亡，而这些将领们对此负有责任。然而，当他们事后回忆此事时，却都心安理得，从无不眠之夜，把各种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此外，前线一再出现了反对让那些年轻士兵无谓牺牲的抗议，这些将领们严厉镇压了这些抗议活动。1918年初，很多抗议活动演变成了士兵哗变。1918年，鉴于军队领导人太多的错误决策，敌对双方的士兵们都很想投降了。全靠新进参战、士气高昂的美国军队赶到了西线，从而帮助协约国军队阻止了德军在年初展开的最后的绝望攻势，从此局势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转变。

拙劣计划和糟糕执行的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协约国在1915年初展开的攻击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这次军事行动也结束了英国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海军生涯。沙俄军队与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的战事中陷入困境后，协约国试图通过这一战役减轻沙俄的压力，同时从东南方向打破西线的僵局。出于这样的目的，英国和法国在1913年3月组建了强大的海军联盟，为了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而集结了50万人的部队。英、法舰队试图打通通往黑海狭窄水路的企图在3月中旬就在土耳其的水雷区域遭受到重创，大量船只被炸沉或受损而不能操控。

这时，协约国已经登陆的部队在海岸边遭到了防守者的顽强抵抗。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投入战斗的“澳新军团海湾”，战事尤其血腥残酷。

协约国军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但土耳其军队成功阻击了协约国部队进一步向前推进。随后，土耳其军队又发起了反攻，迫使协约国部队后撤。滞留在陡峭的海岸边的士兵们，其境况让人深感沮丧。共有三万四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人阵亡，土耳其方面则损失了二十五万军人。尽管损失惨重，但土耳其还是为赢得了战役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如果人们追问协约国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除了土耳其军队坚定的防守决心之外，指挥官的无能首当其冲。在这一军事行动中，指挥官们没有进行有效的协调，并且未给自己的部队以正确的装备。

在加利波利战役期间，平民的伤亡和境遇很少引起同情。土耳其领导层下令对亚美尼亚人实施大屠杀，以确保土耳其在近东的地位。这一暴行十分清晰明了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战争的全面化，原本前线与后方的区别在1915年就不复存在了。这一案例也表明，两条战线完全可以联系在一起。

在安纳托利亚和与之相邻的俄罗斯，居住着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早在19世纪90年代，那里就发生了针对少数民族的流血冲突。这些冲突部分是由穆斯林神职人员所策划煽动的。这些民族矛盾甚至持续到了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根据德国外交人员在土耳其参战后发回柏林的有关这位盟国的报告，土耳其政府早就考虑通过这场战争同时解决亚美尼亚问题。由此可见，1915年初重新开始的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和谋杀绝非偶然事件。当然，土耳其政府感觉自己被敌人所包围也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在西边，协约国入侵达达尼尔海峡。在东北方向，俄国境内生活的亚美尼亚人与沙俄军队联手，开始威胁在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

这样，在保卫加利波利半岛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内部开始逮捕亚美尼亚人的领袖人物，而这又很快扩大成为一场种族屠杀。在军队的组织策划下，男女老少被赶出了自己居住的村落和城市，他们被驱赶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荒漠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至少五十万人因疾病和恶劣的气候条件而命丧黄泉。残忍的大屠杀伴随着这次驱离行动，大量妇女被强奸，然后被杀害。难以描述的苦难笼罩在被驱离者的头上。有的人只好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才获得了幸免。一百五十万遇难者中的大多数都死于暴力、饥饿和疾病。

在叙述西线和奥斯曼帝国发生的这一切令人发指的事态发展过程时，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东线进行的更多是运动战，但将领们仍然指挥军队进行着一场肆无忌惮、人员伤亡惨重的战争。毫无顾忌地投入军事力量以及因充满矛盾的指令所引起的混乱，导致了俄国和奥匈帝国极大的人员伤亡。数十万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阵亡，有的身负重伤后死去，有的在战俘营里艰难的环境下撒手人寰。在东线，这样的军事灾难不断重演。

与西线相比较，东线战争的灾难性还表现为，数目更为庞大的平民百姓，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被卷入到了运动战之中。1914年，只有身处前线的法国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其他的法国民众仍然居住在他们熟悉的故乡，只是其生活境况不断受到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的困扰而已。然而在东线，村庄和城镇的居民境遇则大为不同。在那里，交战区域广阔，前沿阵地多次向前推移，然后又被重新夺回。由于进驻部队对当地居民财产反复征缴，使民众的财产被剥夺一空，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用作战地区的资源来提供部队的军粮，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饥荒。军官们不仅同意征缴民间物资，甚至还下令这样做。然而，这样的战争方式在东线却毫无成功，东线的将军们和西线的同僚一样，智穷技尽，束手无策。他们的无能致使俄国在1917年崩溃了，奥匈帝国实际上在1918年秋季前就已经处在毁灭的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