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界精英、战争目标和国内政治

参加世界大战的各国军事领导人都是由一个很小的圈子构成，而这个小圈子总是力图以军事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外交人员和政治家则构成了一个较大的圈子，这个圈子力图通过与盟国和中立国的谈判来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影响。在这个圈子里，经济界和教育界的精英人物们起着重要作用。当战争爆发时，各参战国甚至没有为一场短期战争做好准备，更别说一场长期战争了。德国议会在1912年和1913年通过了两大军备草案，从而使德国在纯军事的意义上比其他国家更为完善地做好了战争准备。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贺尔格·黑尔维希的观点，维也纳甚至没有对小得多的塞尔维亚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法国和俄国的军备计划应该到1915年和1916年才能完成。英国尽管拥有一支职业海军，但没有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因而其军队规模很小。

如果说战争的军事准备并不顺畅的话，战争的经济和财政供给则更为糟糕。鉴于德国的地理位置，德国人早已预料到其原材料供应通道一开战就会被英国和法国切断，但德国也并未能按部就班地准备战争。就算有几艘德国舰只出现在非洲和亚洲的英、法殖民地的海岸前并引起了一些不安，但只要潜艇战尚未真正开始，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协约国在物资供给方面基本无忧。

俄国很少依赖外界的物资供应，但俄国的军工生产十分落后，因而其军事装备远远不能适应一场现代战争的需求，这一点与奥匈帝国极为相似。落后的军工生产能力使落后的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装备落后、供给恶劣，如描述的那样，两国军队在东线战场都遭受到了惨痛的失败。

协约国在1914年秋季开始的封锁迫使德国先于其他国家将本国经济和科技投入到为战争服务的需求之中。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的企业家和教育界精英人物都投入到为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以及为赢得胜利而进行的社会组织工作之中。在炮弹生产方面，两位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和卡尔·博施成了苦难中的救星。协约国切断了由智利进口硝酸钾的供给通道后，两位化学家发明了合成硝酸盐，从而使继续生产甘油炸药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项发明创造，同盟国在1915年初就会陷入没有弹药的境地。

工业界很早就意识到了，这场战争需要工业界目标明确的合作。各国工业界都致力于维持或提高产量并为战争投入一切力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很快赢得了一个关键性位置。在他的敦促下，1914年秋季德国为那些对战争有重要意义的企业实行了原材料配给政策。在法国和英国，农业和工业的企业主们也与政府的相关部委协同合作，做出了与德国同样的努力。

随着战事的展开，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也随之而来。为了确保生产得以持续，政府对劳工市场的管控以及与工会的合作就变得十分必要了。罢工是“一战”时一个政府最难承受的事情。在各个国家里都出现了大量战争组织工作方面的革新。而这些革新导致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日益增长的中央集权化。这一中央集权化使来自高层的战争领导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更为深入地影响到国内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军事领域的将军们、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家以及外交官一样，经济界的精英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战争之中，为自己国家的胜利贡献力量。

战争使财政和税收专家们面临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物价上涨是首要问题。从前军事供给只占经济和财政的很少一部分，但随着战争的爆发，国家对战争供给的需求立刻飙升。政府当局力图抑制工业、农业和商业等行业物价的上涨，但事与愿违，通货膨胀根本不可阻止。军需物资的需求和生产向军备转向，使得食品以及消费品日益紧缺。民众生活的需求不断推高物价，越来越多的民众面对升高的物价失去了购买力而陷入了贫困之中。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国家如何支付购买武器的开销。购买武器对国民经济而言不具有任何生产性价值。根本上说来，所有参战国有三种可能的方式来支付购买作战军火的费用：高赋税，把战争的负担压在国民的肩上；发行国债，扩大国家债务，把偿还的负担推卸到下一代人身上；动用黄金储备。每个国家都按不同的比例使用了这些手段。

各大国为战争发行巨额国债和大量动用黄金储备清楚地表明了，战争使欧洲人的财政能力遭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削弱，而美国和日本却大获其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黄金储备分别以负一亿两千三百万马克和负五千五百万马克而位于这个谱系的最下列。美国和日本的黄金储备则分别增加了一亿两千万马克和一亿八千万马克。英国负四千二百万，法国负两千五百万，意大利负一千九百万，三国都成了负债国。而在1914年，这三个国家的财政都曾经是处于收入大于支出的盈利状态。

税收和借贷政策最为清楚地说明了为何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中产阶级都深受其害。1918年的战胜国和战败国在这一点上情况一样，只是损失的多少有所不同而已。1914年前德国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具有借债性质。国家一再通过举债来为财政支出，特别是军备支出提供资金。从1900年到1913年，帝国债务从二十二亿九千八百万马克上升到了接近五十亿马克。通过税收政策，国家财政的主要负担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消费税，而消费税的提高直接伤害了低收入人群。富有阶层，特别是保守的大地主们坚决反对提高直接税（遗产税和所得税），尽管1912年至1913年的军费草案使军费大为增加，但消费税与所得税以及遗产税之间的比例调整却一再被推迟。

威廉皇帝的税收政策早在1914年前就激化了国内矛盾，工人阶级反对提高消费税，而富有阶级反对改变直接税比例。帝国领导层力图在战争期间尽可能避免这种矛盾冲突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战争借款成为国家财政政策的重点。购买战争国债既具有号召发扬爱国主义的感召力，又可以满足购买国债获利的贪欲，因此，国债当时极具吸引力。人们用金币购买国债以支持战争，希望不久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较好的利息，连本带利重新获得自己的金钱。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政府因战败既没有也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魏玛共和国则通过大规模货币贬值来摆脱前朝遗留下的债务。

法国人实行了和德意志帝国相似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作为1918年的胜利国，法国强烈要求用赔款来清还战争借款。英国则早在1914年前就实施了税率累进制。尽管直接税相比较而言仍然数目很小，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用这些税收可以支撑战争的开销而不必像德国那样依赖政治上很成问题的战争国债策略。即便在战后，战争财政政策引起的社会矛盾在英国也并不激烈。但战争财政政策在法国引起了其外交政策的极端化，在德国则直接威胁了战后政治体系的生存。尽管战争的后果是严重、深刻的，但英国借助其在19世纪积累的财富以及政治和经济精英群体的努力，使战争的恶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在对民众进行战争的精神动员方面，也可看到教育界部分精英群体的身影，这也从另外一方面体现了战争的全面化。大量知识分子和记者致力于用乐观主义的情绪鼓舞或巩固本国的士气，同时通过对外宣传手段打击敌方的士气。在各参战国里，他们发表爱国演说，用报纸和杂志来为国服务。

从天主教和路德教这两大基督教教会的领导层到一般的牧师、神职人员都在这一精神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教堂里的布道坛上不时响起了加以宗教掩饰的沙文主义言辞。

总体而言，在宣传领域，协约国比中欧两大君主国更卓有成效。这首先源于政府和人民的代表与广大民众保持联系的能力。协约国的领导人物，如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英国的戴维·劳合·乔治和美国的威尔逊都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在危机爆发的时刻，他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找到正确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反观同盟国领导人，他们是贝特曼这位来自霍亨菲诺的悲观主义哲人，已耄耋年迈的弗兰茨·约瑟夫，早已成为幽默杂志中滑稽人物的威廉二世以及笨拙的保罗·冯·兴登堡，1917年后他成为德军统帅部总指挥和一个隐秘无声的独裁统治的代言人（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马丁·基钦的称谓）。这些人在语言表达上远逊色于协约国领导人。

在经济界和教育界，战争目标很早就是一个话题。人们寄希望于战争以胜利告终。

就法国和英国而言，可以说两国的战争目的混淆不清，两国间也没有为一个共同的战争目的而相互协调配合。随着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参战，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尽管如此，所有协约国成员都坚定地遵守1914年9月初做出的承诺：绝不单独签署停战协议，只要协约国其他成员没有表决就绝不进行和平谈判。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才从这个阵线中分离出去。不可忘却的是，一些国家在获得了允许其进行领土扩张的允诺后才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或才保持中立。而在1919年巴黎和会缔结和平的谈判桌上，这些国家的要求却与现实和列强的地缘战略发生了矛盾冲突。

尽管英、法两国的战争目标缺乏清晰性和协调性，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制定出一系列的要求。防止来自东面的再次入侵，确保绝对的安全是巴黎最为关切的事情。1817年失去的阿尔萨斯必须重归法国，通过建立一批附庸的小邦国，可把边界推至莱茵河畔。法国军方甚至想把德国分解为九个区域。高额的战争赔偿费也是法国人念念不忘的事情。法国人对德国在1871年强加给巴黎的战争赔偿记忆犹新，而且重建被摧毁地区以及给战争造成的伤残者、寡妇和孤儿的抚恤金也都需要资金。1917年12月巴黎决定，在东欧建立一条设防区，以阻止德国在东面的再次扩张。

与法国相反，英国在欧洲大陆无任何领土方面的野心，但英国在夺取德国海外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地方面却决不手软。对英国人而言，重建比利时的领土完整是理所当然之事，也是把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一劳永逸地关进笼子的必要之举。为了配合这一目的，1917年英国提出了重建塞尔维亚和波兰的建议。1918年1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扩大了这一清单的内容。清单允诺给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各民族以更大的民族自决权。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协约国阵营时，协约国同意将南蒂罗尔地区、特伦蒂诺地区、的里雅斯特周围地区、达尔马提亚海岸、北阿尔巴尼亚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划归给意大利。

1904年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从此俄国放弃了一度积极推进的远东扩张计划。1907年俄国与英国签订结盟协定，这也意味着两国就中亚和南亚的利益范围达成了一致。在这之前，伦敦深感沙皇在这一地区扩张野心的压力。在此之后，尼古拉二世便把注意力转向西南方向，致力于获得一个通往地中海的通道。获得这一通道是沙俄多年来的梦想。俄国和土耳其的矛盾冲突在1914年末演变为一场战争。沙皇寄希望于协约国取得胜利，这样就可以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夺取大片领土。当1917年俄国已处于革命的动荡之中时，俄国的上层人物们仍然没有放弃向西南扩张的梦想。当年2月，由下层民众选举产生的苏维埃要求立即停战，实现无领土扩张和战争赔偿的和平。而时任沙俄外长的巴威尔·米留可夫则用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话来回答有关盟国义务和战争目标的询问：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广大民众拥戴苏维埃，而出于来自苏维埃的压力他必须辞职。

哈布斯堡王朝领土扩张的欲望相对较小，其目标仅在与俄国交界的东北地区和与意大利交界的南部地区。哈布斯堡王朝也要求巴尔干地区的国家重新划定边界。与之相反，德意志帝国则制订了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计划。柏林的计划较少关注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而是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不被封锁的空间”。

德国殖民地扩张计划的根源，可回溯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时代。1911年和1912年间，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彻底失败，抢夺大量海外殖民地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对此的认知，也构成了德国要建立欧洲大陆殖民地计划的原因。在这之后，德国军备政策的重心不再是力图建立一个海上军事强国，而是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从前陆军建设一直是位于海军建设之后的。这一政策转换也使德国外交政策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和东南方向。这些区域主要都是一些农业国，经济上使这些国家成为德国这个“非正式的大帝国”的一部分，是德国想要达到的目的。此外，1914年前在军界领导人和普鲁士保守派人士中，吞并这些地区的声音甚嚣尘上。

威廉·格勒纳将军1914年前曾任总参谋部铁路运输部主任，在战争期间任作战部领导。1919年他回忆当年并对德国那时的考量做了如下总结：“其实我们在大陆政策确定前就已经无意识地开始了对世界霸权的追逐，当然，我只能在最紧密的小圈子里说这话。但只要对事情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清晰的观察，就不会对此有任何疑问。”提尔皮茨在1915年就把大陆战略作为主要目标，这样的判断也是“大量军人和右翼派别的观点”。如果说德国人“推行的是强权政治，那么这种强权政治也是大陆政治。必须先打垮大陆上的敌人，为此一切都靠陆军。世界政策和海军政策被误导了，我们为海军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在对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计划做进一步回顾、分析之前，还必须对德国农业的上层人物在战争爆发后所制定的内容，广泛的兼并计划加以描述。1914年8月和9月，贝特曼收到了大量有关在欧洲东部和西部进行领土扩张的意见书。帝国首相期待在西线能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并于9月9日将这些意见在一份备忘录中总结成为一些领土吞并规划。根据他的想法，卢森堡和比利时东部应并入德国，把比利时其他部分变成德国的附庸国。此外，德国还将吞并法国龙韦—布里埃地区的重工业区。备忘录计划建立一个由德国领导的、包括所有西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兰的关税同盟。

最初，柏林方面还想将波兰交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但自1916年起贝特曼就改变了主意，打算把波兰变为德国的附庸国，从而可建立一个“边境带”以防备俄国。帝国首相这份九月备忘录名闻天下，同时也声名狼藉，这份备忘录不仅回答了经济界的意见书，同时，也是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德意志联盟”所提出的战争目标声明的回应。在8月28日发表的战争目标声明中，“大德意志联盟”要求从俄国那里兼并大量领土。影响巨大的“大德意志联盟”的这份声明让帝国首相满心不悦。对他而言，德国战争目的的公开辩论是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的事情。帝国首相正确地预感到了这样的辩论会干扰甚至破坏国内的政治和平。战争开始后，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与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这些产业工人的领导组织达成了这种国内政治和平。

实际上，战争目的这一问题最为清晰地勾画出了德国国内政治和军事间的相互依赖性。当战争刚开始时，所有参战国都十分谨慎地处理战争目的这一问题。首先，当政的政治家们不愿为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和平缔结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再者，人们预料到，如果宣告战争的巨大目标，定会引起极端的反对党运动。反之，如果大力宣扬战争目的的普世原则，拒绝民族中心主义和扩张主义，那么可以预料，那些希望战争迅速结束的人就不会把战争目的的问题上升到国内政治斗争层面上去。与之相反，谁都知道，巨大的领土要求只有通过严酷的战争胜利才能得以实现，而这必然会导致国内政治的两级对立。很多人对领土扩张毫无兴趣，他们也并不愿意把战争进行到底直至胜利，而是愿意看到在可能的情况下达成妥协的和平。领土扩张的战争目的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

战争目的问题在国内政治的另外一个层面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世界大战日益上升的耗费和牺牲，必然会唤起建立社会和政治公正的诉求。1914年前，欧洲的工人阶级就积极行动起来以争取这种公正。社会公正和政治公正那时就已经出现在了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中。同样，妇女也进行了争取平等和选举权的斗争。一些纲领力求改革，另外一些纲领则要求革命以改变现存的私有财产和权力结构。

战争爆发后，政治家和企业主都很快发现，来自社会下层的，要求改变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压力明显加大。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便是克虏伯的总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他在1914年10月就指出，大家将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战后从前线归来的工人们。这些工人将对企业主施加压力并要求实施新的法律。

对于士兵和普通民众的期待，执政者可以用两种方式加以回应：要么接受改革的建议并同意对经济、政治和宪法进行缓慢的改变，同时拒绝任何激进的诉求；要么坚持维护旧有体制。其实，一个保守的战略必然会危害现存的政治体系。如果将英国、法国与中欧帝国相比较，前者面临这一抉择时更多地倾向于改革和修改宪法。众所周知，修建一座保守的城墙，长远来看，其结果只会加大要求变革的压力，而及时接受民众积极参与的要求实为明智之举。

反观德国，虽然在政府中和经济界也存在着要求改革的力量，但在1915年至1916年围绕“改革还是反动”的内部权力斗争中，这股要求改革的力量败北了。这样，当围绕着两任总参谋长的鹰派势力1914年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时，在柏林得势的一方恰恰是那股反对向无产阶级做任何社会和政治妥协的势力。此外，当速战速决的愿望化为泡影，而且战争招致越来越大的人员伤亡时，来自作战部队和后方的压力随着战争的延续每周都在加大。德国君主和他的支持势力必须给这种压力一个回答。这一回答不是要改革或允诺改革。胡根贝格在1914年10月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表述了这一回答。他这样解释道：为了避免国内政治陷入困局，建议将大家的视线引开并通过帝国的领土扩张为大众的想象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

胡根贝格的话值得牢记，他的话也基本适合沙皇俄国的政策：宣告野心勃勃的对外战争目的，以转移国内政治方面的问题和诉求，从而为内政改革提供一剂止痛剂。下文中我们将继续分析有关战争目的的争论在德国如何导致了各种势力的两极分化，而咬紧牙关争取最后胜利并吞并大量领土作为回报的意念，与日益增长的渴望和平以及对内政改革的期待又是如何相互碰撞、纠缠的。那些煽起战争目的的争论，其目的就在于把民族主义团体动员起来为共同的目的而行动。这是发起这一争论的好处，而社会和政治却分裂成相互敌视的、高度政治化的两大阵营，是挑起这一争论所不得不面对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官方和右翼，特别是“大德意志联盟”对达到扩张领土目的的战争胜利越是卖力宣战，便越是激起了改革者和向往和平人士的强烈抗议。这就是中欧和东欧君主政体最后崩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