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战争的全面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秋季时,无论是在西线还是在东线都是以运动战的形式展开的。所有参战部队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平民百姓,特别是比利时的平民百姓则首当其冲,伤亡惨重。大量妇女、儿童丧失了生命。向前挺进的德军部队无情地摧毁了比利时境内的一些城市和村庄。开战后,德军在佛兰德地区掉转方向,准备进军巴黎。随着马恩河战役的展开,德军又重新夺回了阿尔勃特至苏瓦松、兰斯一线,战线便开始固化下来,阵地战开始了。交战双方都迅速修建战壕和地下掩体。这条战线呈一条巨大的弓形,从比利时的伊普尔一直延伸到洛林的凡尔登。沿着这条700公里长的战线,交战双方在地上开凿了超过四万公里的供给壕沟和后退壕沟。
在马恩河战役后,交战双方都一再试图冲破对方防线并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这些尝试都伤亡惨重。与后来的战役相比较,马恩河战役相对温和。双方的仇恨还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正如1914年圣诞节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不同的前线地段,双方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交火,并穿越前线无人区祝对方圣诞快乐。士兵们点燃了蜡烛,唱起了熟悉的歌曲,还有的士兵想与对方的士兵结拜为兄弟,但立刻被军官们加以禁止。
在东线战争的第一年里,战争双方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仇恨的升级。仇恨的升级意味着进行一场双方都咬牙切齿、你死我活的决斗。俄国俘虏了数十万奥匈帝国战俘,哪怕是在偏僻贫瘠的西伯利亚,俄国人也都依照国际法规则对待这些战俘。只是后来沙俄帝国日益陷入混乱之中,这些战俘才被弃之不顾。当然,1915年时,随着战争的全面化,其残酷性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此有两个最为明显的例子:
直到今天,凡尔登这个地名在很多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记忆里都是大规模阵亡的同义词。凡尔登战役造成了作战双方重大损失。马恩河战役失败后,毛奇的继任者埃里希·冯·法金汉制订了这次战役的计划。他正确地估计到了凡尔登对法国人而言具有极高的象征含义,因此法军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每一块前线阵地。这一估计也构成了德军总参谋长作战计划的出发点。法金汉估计法军会不断在凡尔登投入兵力,因而可以预料,在那里的人员伤亡损失将成为法军真正意义上的流血点。
为了征服凡尔登,德军聚集了1300门大炮,并在1916年2月22日对着法军的一块狭长的阵地发动了地狱烈火般的猛烈炮击,还在此期间施放了毒气弹。随后,德军发动了步兵进攻,并在2月25日攻占了杜奥蒙要塞。这一要塞的周围环境在这时看上去如光秃秃的月球表面一样,所以得此名。次日,法国将军菲利浦·贝当受命,保卫这一地段,抵御德军的进攻。贝当调集所有大炮轰击进攻德军的阵地,法军的炮弹给占领者以重大伤亡。新调集来的法军部队立刻投入了保卫阵地的战斗,法军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到最后一颗子弹也要保住阵地。到4月时,法军伤亡人数达八万九千人,而法金汉也痛苦地发现,德军的损失也少不了多少。
战斗如汹涌的波涛此起彼伏。5月29日,德军又攻占了一处被称之为“阵亡士兵”的战略要地,八天之后德军又攻占了沃克斯要塞。面对德军的强大攻势,法军并没有放弃抵抗。7月4日,法金汉不得不停止进攻。德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德皇在4月1日草率宣告的战争结束也并未实现。与之相反,法军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又重新夺回了沃克斯要塞和杜奥蒙要塞。交战双方合计共损失了五十万军人,一共发射了四千万发炮弹。
德军停止凡尔登战役的原因在于英国军队于6月24日在索姆河发起的进攻。英军进攻的目的在于减轻法军的负担。这次战役导致的巨大的兵员损失上文已经提及:战役第一天英军便损失六万人;1916年秋季战役结束时,超过一百万人伤亡。
西线战略战术的演变对理解这些伤亡数字具有重要意义。和法金汉实施的凡尔登军事行动相似,罗林森领导的英军也计划实施数天之久的炮轰。为了这一目的,他在仅约20公里长的前线阵地上部署了1400门大炮。在6月的最后几天里,一百五十万发炮弹雨水般地倾泻到德军的阵地上。罗林森打算用这样的轰击来清除德军阵地上的一切生命。根据他的观点,英军只需穿过布满铁丝网的无人区直捣德军阵地,然后便可一直向东挺进,德皇别无他路只好投降。
协约国未能详加考虑的是,1914年索姆河战役后,双方交战大为减少。德军利用这一相对平静的时段大力扩建自己的战壕系统,为部队挖掘了很深的地下掩体。德军如田鼠一样生活在这些地下掩体里,并熬过了罗林森的猛烈炮轰。当英军于1916年7月1日发动冲锋时,他们的对手则悄然爬出地下掩体,迅速架好机枪,将敌军成排射杀。罗林森决定以人潮方式发动进攻,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伤亡率。发起第一波穿越前线无人区的6万英军中,在半小时之内就损失了一半的兵力。他们要么阵亡,要么负伤倒在弹坑里。防守的德军也损失了八千人。7月29日,当英军再次发动攻势时,又蒙受了九万人的损失。这使伦敦内阁成员深感不安。他们从未料到会有如此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不得不面对如何向国内民众解释这一悲剧的难题。
在凡尔登和索姆河,死亡并非仅发生在1916年秋季。另外一些将军自认为找到了赢得胜利的办法。例如12月中旬被任命为西线法军司令的罗贝尔·尼韦勒将军让政治家们相信,他将在1917年赢得突破性胜利。4月,在位于苏瓦松与兰斯之间他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受到其前任者经验的警示,他预先估计会损失一万五千人。然而伤亡数字很快上升到十万人,于是不得不终止了这次攻势。
很多年来历史学家都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何双方士兵在发动强攻时,手持刺刀,直面死亡,明知必死无疑仍然前赴后继地冲锋。在较长时间停火时,军人们蹲在掩体里,周围都是死尸体、老鼠、跳蚤和泥泞。历史学家们也探究,为何他们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美国历史学家杰·温特得出了正确的答案。他指出,战友之间的团结、义务和荣誉感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在双方军人的心目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军队的纪律也十分重要。每个军人都必须服从军队纪律,违抗命令者会受到严罚。正因如此,因违反军事命令或纪律而被判刑或处决的人数一直都较少。这方面数字最高的当属意大利军队,有四千零二十八人被判死刑,其中七百五十人被执行了死刑。英国紧跟其后,三千零八十人被判死刑,三百四十六人被执行死刑。法国判处两千人死刑,七百人被处决。德国的数字最小:一百五十人被判死刑,四十八人被执行死刑。这表明,大多数的士兵甘愿承受前线的危险,军事法庭审判的威胁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交战双方尽管付出了百万伤亡的代价,却都不能取得所期望的突破,因而,社会底层和后方便开始对如此惨重的生命代价有何意义提出了质疑。1916年一系列战役之后,和平的渴望和能够平安回家的愿望日渐高涨。在尼韦勒发动攻势时,法军幻灭情绪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发生了多次哗变。参与者如何为自己拒绝服从命令的行为辩解,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拒绝服从命令,是为了表达反对军队的休假制度以及口粮供给;他们并不反对战争,但因极高的死亡率,因而反对尼韦勒下令进行的死亡冲锋。法军总司令部的反应既快速又严厉。哗变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以至于德军对此都毫无察觉。49名哗变士兵被处决。尼韦勒虽然保住了脑袋,但却被贝当所取代了。
在东线,战况同样令人沮丧。马恩河战役的结局和阵地战的开启意味着德军不可能把大批部队运往东线。沙俄迅速向前线投入兵力,其速度远快于毛奇计划中所设想的速度,这使同盟国深感威胁。1914年8月中旬,俄军开始从马祖尔湖区的北面和东面向西挺近,从而对东普鲁士产生了威胁。那位重新复职的保罗·冯·兴登堡将军实施了大胆的战斗策略,在坦能堡成功击溃了指挥混乱、训练潦草的俄国部队,一周后在马祖尔湖区进行的战役中,德军又取得了胜利。在10月时,德军开始攻击沙俄在波兰的领地,在赢得大片土地后于12月停止了进攻。
在此期间,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在南面进行了一场更为血腥的运动战。沙俄军队先是挡住了奥匈帝国的进攻,然后开始反击,一直攻打到普热梅希尔要塞并包围了要塞,但并没有拿下这个要塞。在3天时间里就有一万俄军士兵阵亡。同样的命运也降落在哈布斯堡王朝领导者的头上,当他们追踪分析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领导的部队时,很快事实真相便一目了然:维克多·丹克尔将军的部队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被迫向后撤退。在这些战斗中,丹克尔将军的部队损失了四万人。于是奥匈帝国向德国请求支援。德国无法从西线给这位遭受到削弱的盟友调来师团进行支援,但兴登堡在北面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使这一压力得到极大的缓解。在1915年5月最后几场战斗中,俄军阵亡十五万人,负伤六十八万人,九十万人被俘。这些战役之后,德军把战线推进到了巴尔干半岛的东部和东北部,并在各地组建了相对稳定的占领区管理机构。
这年年底,德国方面的损失为十万人。沙俄官方证实五十三万人阵亡和负伤。此外还必须设想当时所存在着为战俘提供吃住的供给问题。交战双方在1914年和1915年抓获的战俘数目达两百万人,而为这两百万人提供吃住供给并非易事。
1915年清晰表明了战争在各条战线迅速全面展开。随着意大利转而加入协约国阵营,战争也在阿尔卑斯山展开了。1915年6月中旬,在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的带领下,在伊松佐地区聚集了四十六万人的部队。接下来的几周里爆发了激烈鏖战,到8月时,意大利军队伤亡达五万七千人,失踪和被俘的人数达二十万人。在伊松佐地区又进行了两场战斗后,交战双方都精疲力竭了,随后转入了阵地战。在东线的加里西亚地区又出现了新问题。尽管在前一年俄军损失惨重,但俄国具有招募新兵的巨大潜能,因此可以不断向俄国的加里西亚地区的西部战场投入新的部队。虽然俄国那些出身农家的士兵以前从未碰过步枪,但俄军仍然给奥匈帝国的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15年的伤亡人数让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深感沮丧:损失了二百一十万人,其中七十七万人作为战俘落入敌方手中。
到了1916年,双方在沃里尼亚和加里西亚地区继续鏖战。这些运动战所造成伤亡的惨烈程度,毫不逊色于法国西线的壕沟阵地战。6月,布鲁西洛夫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再次陷入困境。根据新近研究结果的估计,维也纳损失了七十五万人,其中一半被俘。
要勾画出东线战争那种反复性对士兵伦理道德上产生的可怕影响绝非难事。那些将领们无能而招致的错误以及贪污腐化对士兵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无论是在前进还是在撤退时,东线糟糕的军需供给使士兵的生活境况和那些绷紧神经、趴在战壕或地下掩体里的西线士兵一样悲惨至极。而目睹陷入绝望之中的难民,同样给士兵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仅在东部战线北部的德军占领区就有四百万人流离失所。目睹那些残垣断壁的村庄,士兵们也会深感沉痛。为了不让敌人获得资源并阻挡敌军快速挺进的步伐,各方都迅速实施了焦土政策。目睹东部前线和南部前线大量的万人墓以及那些陷入交火区的平民百姓所承受的苦难,士气低落、渴望和平的情绪日益蔓延开去。到1917年时,这种情绪很少以士兵哗变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法军曾经历过的那样,而是以极高的战俘数目来表现的。很多俄军士兵和奥匈帝国的新兵都宁可投降当战俘,也不愿阵亡和负伤。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继续这场战争的抗议。战争的终结不应该仅由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来决定,这一新的思想倾向在后方群众中也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