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在后方的全面化

1914年8月，数以百万计的男人走上了战场，但他们对即将面临什么却知之甚少。同样，在后方的大家对后来发生的战争全面化也少有了解。对未来不祥的预感和对不可避免的阵亡通知书的畏惧抑制了对战争的狂热。很多地方的人民涌向银行提现。特别是那些有储蓄的中产阶级为储备而购物。在很多城市里，宣战曾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失业率的上升，但这一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大批工人应征入伍后，空出的岗位必须有人填补。此外，还需生产出足以满足军队订购的各种大批物资和食品。正如英国莱斯特市制鞋者联盟在1914年年底所确认的那样，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工会成员向工会提出失业救济。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士兵被战争所吞噬。这样，寻找不需上前线的劳动力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企业家们也极力避免因劳动力的缺失而危及生产，这样一来，他们也越来越倍感压力。

这一发展的重要结果是，妇女参加工作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变迁也对战后时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欧工业化国家中，参加工作的妇女比例在1914年前就相对较高，在德国这一比例为30%。在英国，战前三百三十万妇女在工业和商业领域从事工作，一百六十万妇女受雇从事家政工作。到了1918年，工业和商业领域的从业妇女数量上升到四百八十万人，与之相反，从事家政的妇女数量下降到一百二十万人。仅在战争期间英国就增加了一百一十万从业妇女。在法国，从业妇女的比例也上升到了33%，在俄国甚至上升到了43.2%。德国埃森市的克虏伯公司1914年前雇用了三千名妇女，到1918年时，女工和女职员的数量达到了两万八千人。

物质因素是妇女从业人数上升的根本原因。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在家庭收支上的影响就越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们别无选择，只好去工厂做工。尤其是当她们的丈夫应征入伍，甚至阵亡前线时，除了去工作，她们别无他法。国家付给阵亡士兵家属的抚恤金相当微薄，不足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阵亡士兵的遗孀受到的打击特别深重。如何给孩子们解释父亲阵亡一事并帮助他们承受这一痛苦，同时如何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这些都给阵亡士兵的遗孀们带来了雪上加霜的痛苦。

我们知道大约二十万意大利阵亡军人遗孀的情况。开始时，这些遗孀甚至连抚恤金都没有，只能得到一些小小的物质补偿，而且政府的税务机构还要扣取这些物质的10%。在“战争阵亡者母亲和遗孀联盟”成立之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妇女们不用再独自一人向国家请求帮助，而是有了一个共同的代言人。尽管国家现在开始发放抚恤金了，但战争期间抚恤金的数目却十分微薄。一个无孩子的遗孀每年的抚恤金为630里拉，到1918年时，孩子的数量达到五个的家庭，国家再多付150里拉，总数为780里拉。在英国，政府批准给十九万遗孀和十万孤儿发放抚恤金和孤儿补贴金。后来，领取孤儿补贴金的人数上升到了三十五万人。

当然，妇女从业人数的增加不能只用下层社会经济困难来解释。很多妇女把她们去参加工作的决定看作为一种爱国主义行为，把参加军火生产或在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机构组织中担任助手看作是为不断提升的战争努力做贡献，一些妇女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在弹药生产过程中一再发生严重的爆炸事故，使一些参加生产的妇女丧失了生命。很多未婚的年轻妇女出于爱国主义的原因在战地医院当护士或医疗助手，帮助那些年轻的男人克服截肢后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或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减轻他们在远离家人、独自走向死亡时的痛苦悲哀。她们经历的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一些经历过这一切的妇女战后发表了她们的回忆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她们从事的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这使她们内心无比哀伤，同时也使她们更加自信和坚强。

她们并非人人都是女权主义的信仰者，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男女旧有的父权社会关系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彻底改变，其结果之一便是无论她们所在的国家在战争中的结局如何，她们都希望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与此相联系，便产生了一种期望的压力。1914年，胡根贝格便预见了从前线归来的工人所拥有的期待和他们对平等的诉求。凭借在战争期间的贡献，妇女以从未有过的坚定力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当然，只有部分目标在1918年后得以实现。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而英国妇女还得等到1928年才获得完整的公民权，法国妇女等待的时间更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公民权才得到完全承认。

妇女从事职业工作的愿望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但战后这一愿望却并未真正得以实现。妇女们曾相信可以在一个岗位上长久工作下去，但1918年后她们发现，她们的工作岗位又回到了从前线回来的男人手中。在家庭内部，很多丈夫也试图让时光倒流，重建1914年前的性别关系。通过报纸、杂志和书籍，反对妇女解放、反对“现代”女性的运动甚嚣尘上。“现代女性”要求夫妻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和独立性，她们自立，爱好运动，抽烟，开摩托车。在很多男人眼里，这真是一幅可怕的图景，而这幅图景也证实了世界大战是如何葬送了传统的社会准则和风俗的。

借助于对社会变革的观察，我们提前进入了战后时代阐述。尽管1918年之前性别关系的改变已经是一个话题，但如何建构一个自由生活的问题远没有为家庭提供富足的生活来得重要，而家庭生活的富足则由是否能获得足够的食品决定的。与俄国和中欧地区相比，英国和法国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民众的基本生活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在大英帝国，战争的开启甚至还引起了一个奇特的效果。到1914年底，英国充满了繁荣景象，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例如对童鞋的需求，都有了大幅提高。

在业余消遣活动方面，战争之初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上层社会依然去狩猎野鸡，打板球；普通民众则在足球场上或在赛狗场上找乐子。只是在城市酒馆的营业时间方面有了新的规定。英国政府规定各城市的酒馆21点必须停止营业。有些城市在战争爆发时就执行了这一规定。这一规定也有助于对前线回来度假的士兵和在附近军营驻防新兵的酒精消费加以限制。

但巨大的人员伤亡数字所带来的沉痛悲哀很快便笼罩在城市和村庄的上空。越来越多的家庭披戴上了悼念阵亡者的黑纱。人们相互支持，人们舍己利人，人们得知前线阵亡士兵的情况后愿意自己去牺牲。从前邻里间的小小的相互嘲笑被同流悲痛的泪水和慰藉的话语所取代。

除了邻里间的团结加强了英国民众的斗志外，生活物资的供给从未被破坏，这也同样保证了英国民众的高昂斗志。中欧的情况与之相比较则大相径庭。德国曾希望通过潜艇战使英国绝粮而投降。但海外运来的食品，首先是粮食，从未中断过。护航舰队护送货轮安全穿越大西洋，同时，英国在本土大量种植粮食和土豆。此外，再补充以粮食定量和分配制，这样便完全满足了民众的需求。甚至天气也帮忙。1917年上半年出现了土豆供应紧缺，但随着后来的丰收，这一问题很快就消除了。

那时也有抗议活动发生，但并不针对政府，而是针对那些有哄抬物价之嫌的商人。1918年1月，一群示威者要求一个店主出售人造黄油。随后警察强迫他打开地窖取出黄油出售给示威者。有的示威活动针对物价上涨，如1918年1月，曼彻斯特军火工厂的工人在市政厅前示威，抗议食品的集中分配制度。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杰·温特的研究，英国民众的健康状况甚至得到了改善。其原因在于：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节食。政府也为全日制学校的学生提供这种节食餐饮。但很多进行征兵体检的医生发现，那些来自城市贫民区的新兵常常营养不良，因而不能上前线作战。当局立刻警觉起来并作出相应反应：进行改善饮食的宣传。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在英国和爱尔兰，儿童死亡率从1911年至1913年间的指数100点下降到了1918年的指数87点，而在前线，大批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却如苍蝇一般大量死去。

总体而言，尽管英国后方的生活因物价上涨而变得更为困难，但伦敦并未去寻求达成一项妥协的和平。与中欧的情况相反，英国民众保持着较好的斗志，很少有人支持政府去达成这样的和平。

法国拥有农业地域广阔这一优势来保持人民的忍耐性。与德国和英国相反，法国大多数国民都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存并不依赖工业。因此他们可以较好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为来自北部的大量难民提供食物。就后方的供给形势而言，法国与英国相似。尽管在马恩河战役期间和此战役后，有时会出现一些惊恐的情绪，民众还是为自己的军队能够抵挡如此危险的敌人的进攻而感到骄傲。美国参战后，法国人信心倍增，坚信总有一天会打败德国佬。很多小社区的精神力量也应该获得高度评价。每天都有阵亡的消息送达那里，而那里的人们也必须每天面对这些消息。战争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在军火工厂和工人社区，社会主义运动在1914年前十分强大，在那里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流水线和机器旁工作。就是在这些地方，人民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后方的情绪是稳定的，这也要归功于如克列孟梭这样英明的政治家的领导，以及人民对政治体系生存能力和效率的信任。这些方面英、法两国极为相似。

不同于英、法两国，战争给德国后方的生活在1914年秋季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食品供给在战争爆发后不久迅速恶化，同时，前线阵亡的大量通知单也飞向各个社区。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914年前对外贸易带来的富裕生活一下就崩溃了，数以百万计的损失，商船队、专利权和德国的海外财产都被敌国没收。特别是原材料和食品进口被切断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上文已经提及了因不能进口智利硝酸钾而给弹药制造带来的危机。

德国的平民百姓对谷物的匮乏有切肤之痛。粮食谷物的产量到1917年时下降了42.8%。若干因素一起导致了这场危机：首要因素是向军队提供粮食必须绝对优先于居民的粮食供给这一原则，而军队的需求又是十分巨大的：一个军团每月就需要六十六万块面包，五十万公斤肉。德国农业在1914年前就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也不愿意在土地耕种上加以调整。德国也需要奶制品和肉制品，而饲养奶牛也需要大量的谷物。种植土豆本来可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但1914年至1915年间早来的寒冬严重影响了土豆的产量。

英国和法国向人民提供适当的粮食供给，从而成功建立了一个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满意的供给和监管机制。与此相比较，德国政府机构却不得不面临难以解决的粮食分配矛盾，而粮食的不足也很快波及肉类和牛奶的生产。尽管德国的政府机构拥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但面对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政府当局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可以想象，在这一境况下，政府当局必然一开始就成了公众批评的目标。特别是当战争进行到第二阶段时，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如此，政府的各管理部门仍然作为一个民众福祉的关怀者起着作用。1914年秋季，一些丈夫被应征入伍的所谓“军人妇女”获得了经济资助以及儿童抚养费，但却发生了如下不道德的事情：早在1914年前，咖啡馆里消遣就成了一件大家热衷的事情。很多来自家境富裕的市民阶层妇女，把政府发放的资助花销在咖啡馆里，与女友们一起享受咖啡和点心。当然，政府部门并非有意要引导她们这样做。

这一现象引发了那些因工作或贫困而无法享受这种咖啡消遣的妇女们的极大愤怒，她们提出了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应该烤的不是点心，而是面包；政府基本食品的发放必须更加公正。1914年秋季发生了不仅针对这种错误的面包供给政策，而且也针对“军人妇女”的示威游行。以前“祖国”曾相信通过经济资助可以解决后方家庭面临的种种问题，现在国家通过这些示威游行改变了政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如何向贫困家庭提供供给上。

但是，这些优先供给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家庭的处境，随着前线的大量阵亡，很多“军人妇女”自己也陷入了贫穷的困境。这时，各种怨恨和不满越来越多地指向那些囤货居奇、哄抬物价的制造商。物价上涨吞噬了用以糊口的那一点家庭费用。作为解救措施，政府部门搭建了一些大众就餐处，以便为那些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一顿正餐。

城乡之间、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危及民族团结的认同感。拥有丰厚储蓄、家境富裕的市民阶层人士可用高价在黑市上获得必要的食品，家境贫寒人士或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特别是军火行业的工人则可优先获得购买任何食品都需要的购买券。而这两个阶层之间也产生了社会矛盾。政府当局试图通过尽量站在多数人一边的方式来控制抗议和示威活动带来的影响。但因粮食供应的巨大缺口，从长远来讲，政府部门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后反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加以阐述。

君主制与饥民之间的对立冲突日益尖锐，而妇女在这一对立冲突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早在1914年秋季，妇女们就抗议了咖啡馆里的点心消遣及恶劣的面包和土豆供给。而后来发生的通货膨胀使得她们更加难以支付商店里的高昂物价。最后，妇女们和她们的男性同事们一起走上街头，要求增加工资。与英国相反，德国政府到了1916年和1917年之间的时候才决定招募妇女进入军火行业工作。但当饥饿蔓延开来后，女工们也加入了抗议示威的队伍。1917年12月，一位生活在莱比锡的澳大利亚女士这样写道：“我们熬过了不同寻常的一周，也是德国人民迄今为止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一周。没有煤，电灯关掉了，煤气关掉了，实际上已食无可食。土豆早已无货，每人可获半斤所谓的土豆块，我觉得这些土豆块其实就是干了的土豆皮而已。穷人怎么活？这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力。如果一个政府把自己的人民领入了这样悲惨的境地，这个地球上的，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人民都会揭竿而起，反对这样的政府。但在这里，人民没有任何采取行动的意愿。”在最后一点上，这位澳大利亚女士搞错了。反抗的意愿实际上日益高涨，普遍的贫困使人民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开始时，大家仅要求改善粮食供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要求结束战争、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如果把东欧地区平民百姓的战争经历纳入考察的视野，就可发现，奥地利—匈牙利双元帝国的处境与德国极为相似。在维也纳和其他大城市，1914年10月就出现了粮食供给的瓶颈现象。1914年至1917年间，粮食产量下降了88.2%。如同德国一样，面包师也开始在面粉中加土豆粉来烤制混合面包。1915年3月，政府颁布了每周两天无肉日的规定。为节约粮食，大幅削减了啤酒的生产。军队的需求十分巨大，但重要的农业区域却因加里西亚地区的战事无法展开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1916年土豆歉收。维也纳有一万人每天在战地厨房可获得填饱肚子的一餐饭食。妇女们也走进工厂，以便稍微改善一下家庭微薄的收入。

政府当局试图通过定量分配和限定物价来应对这一无休止的危机，然而政府的措施并不能平息公众日益上涨的不满。在商店和市政厅前的抗议后，男女工人和家庭主妇开始了示威游行，1917年5月发生了罢工。

在中欧各国，人民的生活境况十分贫困，而南欧的意大利人也同样处境艰难。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走上大街示威游行。俄国人的处境则更为严重。在俄国，并没有出现粮食匮乏的现象。沙俄是农业国，土地面积广阔，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但沙俄君主在组织、调集和分配现有资源方面十分无能。1915年12月时，物价上涨了78%。在俄国，政府部门所实施的政策和民众在前线或后方的经历特别早、特别明显地发生了冲突，其结果就是来自农村的士兵和大城市工人爆发了抗议。在这一巨大的压力之下，沙俄崩溃了。俄国革命预言了中欧各君主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走向：军事失败和现行政治体制的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