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的革命

俄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中第一个崩溃的国家。1917年2月就发生了社会革命，而这次社会革命最终导致了左翼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0月时夺取了政权。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几周后宣布俄国这个东方大国退出战争，并在1918年3月被迫同意了德国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和平条约。

如果要追问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原因，就必须明了1916年至1917年冬季，俄国军队和俄国民众所处的境况。如上文所述，原则上讲俄国拥有足够的工业原材料和农业基础来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俄国专家们相信官方的计算数字。根据这些数字，部队和平民的粮食供给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从而使1915年起出现在德国的饥荒不会在俄国发生。由沙皇尼古拉二世领导的俄国军队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无法很好地组织起来进行战争，因此，引起这次大危机的原因根植于俄国军队的无能。

1914年秋季，这一状况在前线得以充分表现：俄军尽管拥有兵员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但仍然输掉了坦能堡战役和马祖尔河战役，并且还遭到了惨重的人员伤亡。那时，俄军缺乏基本的武器装备，后续补给更为糟糕。大量来自非欧洲地区的农村士兵甚至从来没有摸过可用来作战的步枪，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而战。他们作为“沙皇父亲”的忠诚子民应征上前线，却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当俄军在1914年秋季和后来几年中一再遭受重创时，他们当然会认为沙皇必须为这些惨痛的失败负责。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体会到了俄军军官的无能、僵死和代价沉重的错误。

毫无疑问，这样的士兵是不会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一旦自己所在的前线地段情况不妙，他们会立即投降。他们希望在战俘营里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于是，这样的事情便一再发生：一旦军事形势变得有利于投降，数以十万计的士兵便倒戈而去，争当战俘。而俄军中，军官和士兵的社会疏远感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俄国军官常常出身于乡村贵族，并用毫无怜悯的严厉要求下属服从道德规范。而在士兵看来，军官对待他们的方式让人想起了1914年前那些大地主如何折磨俄国农民的。不难理解，为何俄军士兵的斗志从未高扬过，而1916年底反复失败的战局，使俄军士兵的斗志几乎降到了冰点。

俄国士兵的家庭遍布在俄国广袤国土的各个地方，这样的情绪迟早会传递到士兵们的家庭，也就会传递到俄国的四面八方。尤其是当伤亡人数上升到一百六十万，连那些最小的村落也得到了村民阵亡的消息时，这样的情绪便扩散开来了。大量的失踪者和战俘的命运的不确定性激起了后方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俄军中来自乡村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庭在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使得俄军更加难以胜任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除了这些农村士兵和他们的家庭，俄国社会中也有工人，他们在大城市和工业区构成了激进变革的潜在力量。工人们的生活也因食品供应的短缺而深受其害。尽管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缺食品，但当大家需要时，却未能送达。工人们和大城市的居民把这一混乱局面归咎于政府当局以及君主政体，这无疑是正确的。外界大量流传着有关沙皇和他的妻子受到黑暗势力影响的各种传言，这些传言也起到了十分巨大的负面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修道士拉斯普京，他最后在沙皇的宫廷里被刺杀身亡。在这之前，他在沙皇身边的确扮演了一个十分有害的角色。

政府的威望在俄国工人社区里本来就不高，现在更是慢慢地消融了。沙皇专制与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于是，有一些人士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力图说服沙皇允诺进行政治改革并在战后实施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这并不是一场由下向上的民主化运动，而是一场温和推行的议会制活动，以达到使地方和国家议会获得更多发言权的目的。

正是按这一思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王子格奥尔基·利沃夫于1915年底在议会联盟进行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坦然承认，政府的职能机制已丧失殆尽，无法解决因战争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但他认为，议会的代表们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历史赋予了他们这一沉重的使命，召唤他们执掌国家之舟的航舵。俄国不仅期待和平，也期待着国家的重新改组。而这一切都需要各种力量的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利沃夫说，他为议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团结而深感欣慰，而沙皇政府和人民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团结一致，对此他深表遗憾。他还谈到，尽管政府认为，人民的代表们不必参与到如何取得战争最终胜利的事情中来，但俄国杜马作为全国议会多年来努力工作，使他坚信，必须在议会与沙皇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利沃夫最后要求杜马尽可能快地开始这些工作。

一年后，杜马主席米凯尔·罗江科表达了与利沃夫相同的看法。在一次视察旅途中，他震惊地看到，负责战地医院的政府当局竟然不能为伤员提供床位，只能在货运车厢里对伤员进行治疗。当他试图改变这一状况时，他发现，负责战地医院的政府当局领导人享有高层人物的庇护。罗江科愤怒地意识到，要解雇这个领导是不可能的。此外，这位杜马主席还进一步了解到，后方的各种社会关系也进一步恶化了。发战争财和贪污腐化四处蔓延；因为缺乏运输工具，城市里的生活费用大幅上涨；工厂工人举行抗议和罢工，而那些呼吁保持秩序和继续工作的人却被逮捕。

尽管利沃夫和罗江科极力使国家走上正确的航向并进行改革，但他们绝望地发现，沙皇和他的那些顽固不化的保守顾问们拒斥这方面的任何努力。尼古拉二世不时表现出对“胖子罗江科”的冷嘲热讽，沙皇是不会听从他的任何建议的。当局势越来越危急时，沙皇便住进了他的军事大本营，在那里，他身处一帮反动分子和将军们之中而远离了国内现实生活。对他们而言，对付国内骚乱发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拿起鞭子。对农村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绝望和幻灭，他们浑然不知，甚至对自己军队低沉的士气，他们也未有丝毫的觉察。

如果说1915年和1916年的罢工与抗议游行主要还是出于经济的原因，那么到了1916年和1917年间的冬季，抗议活动便日益具有了政治性。根据俄国新近的数据，1916年发生了一百八十万人参加的超过2300次罢工，其中仅有347次具有政治性。到了1917年前两个月，罢工次数就迅速高达751次，其中带有政治性的就达412起。

这样，俄国君主制的末日便降临了。1917年2月，派往彼得堡镇压示威游行的部队拒绝执行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并与民众建立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失去了街头控制的尼古拉二世也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议员们拒绝接受沙皇在2月26日发布的解散议会的命令。这是何等的犯上作乱！一天之后杜马组建了执行委员会，一些进步联盟的成员被选入该委员会，市民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杜马开始寻求摆脱危机之路。

在这期间，游行示威的工人也力图消除大街上的混乱，重新建立正常的秩序。他们采用了1905年革命动乱期间的方法。如那时一样，组建了工人—士兵委员会，即苏维埃，苏维埃再选出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尽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杜马的委员会处于一种竞争关系中，但二者在强迫沙皇退位这件事情上目标一致，因而可以在这方面相互协调。随后不久，一个代表团前往普斯科夫附近的大本营，在那里代表团强迫沙皇退位。沙皇的将军们见大势已去，也纷纷抛弃了沙皇，沙皇君主制实际上便这样分崩离析了。有人曾试图让米哈伊尔大公当摄政王，以拯救沙皇体制。但他宣称，他要等制定宪法的全体会议做出决定后才会决定是否担任这一职位。这样一来，用这种方式拯救沙皇体制的企图便失败了。

随着沙皇的退位，权力便流落到了大街上。市民阶级的杜马政治家们首先获取了政治权力。这些政治家们组建了临时政府，在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同意下，接管了沙皇的各行政部门。利沃夫王子，这位新政府的总理对事情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因而外长巴威尔·米留可夫和司法部长、卓越的演说家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便很快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临时政府向苏维埃和民众立刻做出了妥协，如实施公民自由，释放政治犯和旧政权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充军人士。

现在的问题是，临时政府和代表着前线和后方广大士兵和工人利益的苏维埃能否在二月建构的权力关系基础上保持稳定。此外，已经释放出的社会能量是否会转向变为暴力的革命？刚开始时，苏维埃对临时政府的执政权并未提出异议，因而这种权力关系的稳定性拥有看上去并不暗淡的前景。但是，前线与后方、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等如相互缠绕的乱麻一样，引起的矛盾冲突使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很快便倾覆了。

苏维埃在这一时刻并不想接管政权，但对临时政府的种种决策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当这些决策涉及军队时，更是如此。是否要屈服于协约国的压力而把对同盟国的战争继续下去，或者遵循士兵和百姓们的和平愿望而与柏林和维也纳达成停火，这对俄国军队而言至关重要。为了夺得军队指挥权，苏维埃1917年5月1日发布的一号命令，引发了有关问题的激烈争斗。根据这项命令，在军队里也要建立正式的苏维埃组织，军官应该由士兵选举产生。5天之后，临时政府外长米留可夫宣布俄国将站在协约国一边继续战斗直到胜利。临时政府的这一宣告和苏维埃的一号命令引起了俄军的一片迷惘和混乱。

苏维埃很快提出了反对继续战争的意见。5月14日，苏维埃向世界各民族发出了立即停战、实现和平的宣言。米留可夫在5月15日的演讲中，仍然包含着俄国继续参战所要追求的领土要求，特别是对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领土要求。14天之后，米留可夫迫不得已，只好宣布寻求达成不需兼并领土和赔款的和平。苏维埃和协约国截然不同的要求使他身处两难境地。他想玩个花样，以摆脱困境，但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一封秘密函件里，米留可夫力图安抚协约国，并保证俄国政府将继续站在老盟友一边。但这一内容很快便被公之于众，并被看作是对苏维埃和人民大众意愿的背叛。这封函件被收了回去，米留可夫只好引咎辞职。临时政府不得不进行改组，克伦斯基接掌战争部这一重要机构。这一事件表明了苏维埃已经具有了何等的影响力。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在军队问题和和平问题方面的紧张关系当然逃不过德国人的眼睛。为了进一步激化俄国内政矛盾，以达到使国家权威崩溃，进而使俄国军队崩溃的目的，德国让一位在瑞士流亡的俄国人回到他的俄罗斯祖国。德国人知道这位人士想在俄国进行一场革命并结束与同盟国的战争。这位人士就是列宁。现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有了一位极具吸引力的领袖人物，他大声疾呼“面包、土地和和平”。这些口号对那些忍饥挨饿的市民，对那些深受封建父权农业体系煎熬的农民，对那些毫无斗志的部队军人而言，真是说出了肺腑之言。克伦斯基在5月中旬还紧锣密鼓地进行活动，以便让军队做好新一轮进攻的准备工作，而这一切恰恰加速了军队的衰落。

7月初，临时政府一直在防止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政变。8天之后克伦斯基担任总理一职，并在7月18日任命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为军队总司令，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8月底，科尔尼洛夫在一些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试图发动一场反对临时政府的政变，但这一政变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克伦斯基政权已经是多么的脆弱。苏维埃已越来越“左倾”并在布尔什维克的掌控之下，但恰恰是苏维埃号召人民抵抗这次政变，才挽救了克伦斯基。列宁的战友列夫·托洛茨基表现出色。布尔什维克党政变后，他被克伦斯基投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向驻扎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发出指令，命令他们出发去进攻科尔尼洛夫的政变部队。铁路工会也同样施以援手，通过使火车改道和拆除铁轨等方式，把忠于科尔尼洛夫的部队阻挡在彼得格勒前，无法前进。政变失败了，科尔尼洛夫被投入了监狱。

临时政府与由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之间的力量天平已明显倾向后者。鉴于此，列宁便开始着手制订武力夺取政权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由托洛茨基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总指挥部负责进行俄历10月25日发动的政变。克伦斯基以及其政府所盘踞的彼得格勒冬宫，在那天夜里很快被攻陷了。克伦斯基乘坐一辆伪装成救护车的轿车，在最后一刻成功逃离。政权落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手。

对列宁和托洛茨基而言，目前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巩固政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面包、土地和和平”的口号加以落实。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通过这一口号赢得了人民的支持。11月5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尽快停战的声明，强调在随后的时间里各个国家应该尽快达成一项民主的和平。托洛茨基作为新政府的外长向外界公布了，1917年前协约国各成员国签署的秘密协议文本，秘密文本涉及有关瓜分领土的战争目的。公开这一秘密协议的目的在于让协约国丢尽颜面。11月20日，托洛茨基与德方达成了停火的协议。

6周后双方正式开始和平谈判。这一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其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所制定的策略：希望欧洲其他国家对战争感到厌倦而变得激进的人民通过俄罗斯的例子而获得激励，进而揭竿而起反对本国政府。与此同时，各殖民地的人民也同样获得激励而奋起反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处境绝望的中欧，那么这样的希望并非毫无根据。托洛茨基把签订和平协议的谈判每拖延一周，其他君主国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就得到一些提升，一次世界革命的前景也就不再遥远。但德国人洞察到了这一算计。2月底，德军总司令部不愿再与布尔什维克的谈判策略周旋下去并发出最后通牒。当俄方未能满足最后通牒提出的条件时，德军发动了向东的攻势。残留在东线的俄军毫无还手之力，溃不成军。5月1日，德军抵达基辅，俄方的政权面临崩溃的威胁。两天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文件。在东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内战的爆发。

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德国囊括了一大片地区，东部边界从波罗的海的纳尔瓦地区向北，通过莫吉廖夫、库尔斯克，然后沿顿河一直推移到黑海边的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这些地域也都在德军的占领之下。这样的“和平”引起了高度关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和平”看出，德军的总司令部想通过战争达到什么样的战争目的。在东线德国实现了其过分贪婪的领土兼并计划，这使德国可以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不受封锁的强权集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也让人认识到，如果德国取胜，欧洲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占领经济富裕的东部地区，特别是乌克兰，还可以给德国其他的好处：德军可以在西线集中兵力，打一场决定胜负的突击战役。包括从塞尔维亚和意大利调出的兵员，可集中四十个师六十万人的兵力。3月21日，德军开始了春季攻势。德军开始时赢得了优势，向法国北部突进了60公里。但这并未导致协约国整个西部防线的崩溃。这首先要归功于投入战斗的三十万新到来的美国士兵。德军的攻势越来越慢，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7月18日协约国发起了反攻，4周之后德军迅速构筑的防线崩溃了。9月29日，德军司令部向德皇报告，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在协约国方面，总计损失兵员人数为三十二万人，德国方面为二十三万人。（本节日期为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