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的革命

如果要探究德、奥这两个中欧君主国崩塌毁灭的原因，把二者与一年前沙俄的命运相比较，可看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在柏林和维也纳，和俄国一样，也笼罩着日益严重的物资匮乏，前线大量的人员伤亡引起了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人民对决策层所表现的无动于衷充满了愤懑和不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导致了这一不满和愤怒。威廉二世和他的顾问们毫不理会人民处于何种精神以及物资状况。国家最高层面对人民的这种冷漠也表现在王太子毫无顾忌地在波茨坦继续建造规模庞大的萨西林霍夫宫，而这时无数工人却在前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社会“上层”与“下层”的矛盾差异也以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在海军中呈现出来：在港口里停泊的军舰上，军官餐厅里一如既往地举行着欢宴，而士兵餐桌上却只有被称为“一团乱麻”的白菜汤。

这一类的事情以及每天前线生活的现实经历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促成各种力量的两极分化，而这种两极分化最终会导致士兵和民众的大规模“罢工”。他们或在大城市里走上街头进行反抗，或离开前线的掩体，用这些方式向德皇和他的顾问们表达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信号。恶劣和不平等的供给以及前线并未减少的死亡人数，是这一迅速蔓延开来的反对派运动的重要原因。上文已阐述了1918年的物资供给状况。1916年德军最高司令部试图通过一次总动员来挖掘德国的劳工和工业潜能，以便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企图把德国社会一下分裂成了两大尖锐敌对阵营。一边要孤注一掷，投入一切，以赢得“胜利的和平”，另一边则要求立即停战，与对手达成妥协。

与此相应，城市里的各种游行示威原来是以改善供给为目的的，而现在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政治色彩。战争目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贝特曼在战争开始时就担心过这一潜在的矛盾冲突，因而长期以来一直努力把有关获取领土的讨论隔离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而获取他国领土则是那些企业家、军人、民族自由主义和保守政治家的梦想。然而制订大规模吞并他国领土的计划后来成为转移国内危机的手段。胡根贝格在1914年时曾以嘲讽的口吻讲述了这一领土吞并计划，而德国的执政者企图用战争目标问题来激起民族主义的扩张本能。战争目的的问题成为用来衡量谁是“帝国的朋友”，谁是“不爱祖国的浑蛋”的标准。

战争目的的争论在此也显露出国内政治的另外一个侧面：德国的胜利或能阻止胡根贝格所暗示、保守派所惧怕的国内权力结构的变革。如果与对手达成妥协而实现和平，那就意味着德国君主制的软弱，从而可能使要求改革甚至革命的力量得到极大的鼓舞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动能。在法国和英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尝试和发展趋势的种种征兆。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两个国家里，社会内部的团结较好，人民对执政者的决定有较高的信任度。这与英、法两国的宪法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较好的食物供给有效地缓解了民众的绝望情绪。而中欧君主国却未能做到这一点。

如同俄国一样，在德国出现了一个中间派别的政治力量。这一派别力图将处于左右两翼之间那些持温和观点的人士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中间派试图通过着手对宪法进行修正，或至少允诺对宪法进行修正，以及对战争目的加以温和的表述来使各阶层民众对战争的胜利保持乐观的态度。与此相联系，贝特曼在1917年初伸出了试探停战的触角。如上文所述，由于伦敦的拒斥态度以及德国方面重启无限制潜艇战，这一尝试无果而终。德军总司令部以及支持军方的保守派势力赢得了上风，他们满心都是德国赢得最终胜利的梦想，因为只有这样，德国的君主制才能摆脱国内政治改革的压力。

在贝特曼看来，自从战争目的已成为全民辩论的话题后，在外交政策方面伸出和平的触角的同时，可就宪法修正进行讨论，这二者并行不悖。德国首相在1917年4月说服威廉二世发表复活节公告，使这一策略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在公告中，德皇允诺在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将改革普鲁士选举法。迄今为止的普鲁士选举法规定三个不同的社会等级拥有不同的选举权。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普鲁士人民都付出了重大牺牲，而实现投票箱前的公平，是一件合情合理、有理有据的事情。根据普鲁士选举法，选民中的大多数都属于选举权受到限制的第三等级，面对更高级别的第一和第二等级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第三等级的选票无足轻重。

德皇在公告中保证战后取消选举权方面的限制，但贝特曼对此并不抱很大希望。他知道，一心只想取得最终胜利的德军总司令部和保守势力是不会同意这项计划的。然而他未曾料到，改革的允诺激起了反对者从未有过的愤怒，最后强迫政府收回了这份公告。德国内政外交的形势不断恶化，这使得德国的帝国议会不得不寻找出路。在议会里，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强烈批评无限制潜艇战带来的后果，议会里的多数党通过了和平决议。保守党和最高司令部对此深感震惊，他们把事态的这一发展归罪于贝特曼并促使德皇解雇了贝特曼，取代他的是最高司令部的宠儿乔治·米夏埃利斯。

以这样的方式推行权力政治，那么原来只是要求改善供给、以经济为主要动机的抗议活动必然会越来越具有政治倾向。深感失望的人民大众开始示威游行，抗议政治压迫、过分的领土吞并，反对继续战争，要求立即进行宪法改革。德军最高司令部和右翼宣传机构用非友即敌的划线政策来回答这些抗议和诉求。谁要是不赞成为取得完全胜利而制定的战略，谁要是不赞成保留现存的国内政治体系，谁就会被打上“帝国的敌人”的烙印。这样一来，贝特曼1914年8月竭尽全力建立起来的党派和平便在1917年毁于一旦。在战争目的方面，贝特曼也极力实行抑制政策，以维持这种和平。现在他的一切努力也都付之东流。如同1914年前那样，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派别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从而使德国社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分裂成为两大阵营。

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泛德意志主义者极力把对最终胜利的信仰者和领土兼并主义者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同时将那些批评者和反对派人士抹黑为帝国的破坏者。在他们的眼中，这些批评者和反对派人士要为前线和后方如此糟糕的形势承担责任。如果德国战败了，这些人则成了替罪羊。在总司令部鼓动下，于1917年成立的祖国党成了战争目的运动的聚集地，该党也成了煽动反对内政变革的工具。随着全面战争日益走向灾难性结局，彻底战败的最终结局已近在眼前时，谁被划归成帝国的敌人，就会受到严厉的对待。

右翼把社会混乱的责任推到参加游行示威的妇女和男女工人的头上。将注意力引导到更小的、更容易划分的少数人群身上，能更为有效地煽起沙文主义的怨恨情绪。尽管泛德意志主义者和祖国党将其攻击的宣传也对准了社会少数群体，但犹太人则是他们主要攻击目标。为了煽动反犹情绪，他们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军队中犹太人统计”，其目的在于证明和基督教普通百姓相比，犹太教男人没有坚定地履行士兵的义务。当统计数字表明情况正相反时，这份所谓的调查报告被迫收了回去。但右翼的反犹主义宣传家仍然把他们的诬陷迅速扩散出去。于是当战争结束时，那些关于犹太人是战争的国际幕后策划者，犹太人大发战争横财等令人难以置信的诽谤便流传开来。犹太人被看作寄生虫，也被看作为致力于德国战败的懦夫，从而埋下了战后时代仇恨犹太人的种子，而这一仇恨在经过一系列弯弯曲曲的道路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中达到了高潮。

1917年至1918年冬季，到处都充斥着寒冷、饥饿和大量死亡带来的绝望。在这个痛苦的冬季之后的1918年初，两大阵营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上层社会的反动政治与下层社会对和平以及修改宪法的诉求继续进行着博弈。前一年大量要求面包和和平的小规模游行示威演变为1月份工会组织的大规模罢工。政府当局动用警察并进行抓捕。最高司令部不仅用强硬手段对付“内部敌人”，在外交政策上也表现强硬。

如果要理解1918年秋季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欧两大君主政体的崩溃以及后来的“背后捅一刀神话”的作用，就必须仔细关注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人声称不是最高司令部和德皇，而是那些示威者和那些破坏分子导致了1918年的失败；这些人从后方突然袭击了本来是战无不胜的德军。这些都是谎言。如果阅读魏玛共和国时期反犹主义者那些耸人听闻的理由和他们针对1918年“十一月罪犯”的煽动性言论，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很难平静下来。

当德国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在西线发动春季攻势以及目睹这一攻势如何逐渐走向失败时，奥匈帝国的局势则更为不妙。在伊松佐前线，部分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已完全损耗殆尽。在投入战争的15个师团中，有7个师团仅剩三分之一的兵力，三个师团损失了一半的官兵。疾病和营养不良四处蔓延。如同德军一样，奥匈帝国的军队在1918年9月时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10月1日，奥匈帝国的部队撤离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则聚集了一支强大的兵力准备在南部前线展开最后一次攻势。由于无力继续抵抗，维也纳在11月2日接受了意大利的停火条件。

随着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溃败，这个双元帝国也随之轰然坍塌。10月28日，在布拉格，一个捷克人的国家宣告诞生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天之后也宣告独立。此时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则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916年去世的弗兰茨·约瑟夫的继承者卡尔皇帝曾试图通过一次宪法改革来拯救帝国，但帝国境内不同民族拒绝了这些修宪计划，这就足以使这些计划被束之高阁、化为乌有。从前那些哈布斯堡王朝骄傲自豪的军人们现在却争先恐后地逃离前线，奔回自己的故乡。哈布斯堡王朝便寿终正寝了。

德国人需要更多时间和经过一些戏剧性的转折后，才肯承认自己的战败。9月29日，鲁登道夫告知威廉二世，德国在军事上已输掉了这次战争。外交部国务秘书保罗·冯·辛慈起草了一份精细的计划书。他正确指出，如果不立刻对宪法进行修改，就会发生混乱和俄国式的革命。通过修改宪法，对帝国的领导就不再由德皇的意志来决定，而是由帝国议会的多数党派来决定了。换句话说，辛慈建议议会决定帝国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权力中心应该从德皇处转移到人民的代表那里。

鲁登道夫和威廉二世最后也同意了这一建议，于是同帝国议会各党派进行的谈判便开始了。在这艰难的时刻，各党派不能、也不愿意拒绝这样的谈判。乔治·格拉夫·赫特林曾取代米夏埃利斯担任帝国首相，现在也必须挂冠而去了。以自由主义闻名的巴登州的亲王马克思接掌了内阁的领导。这届内阁由新的左—中联盟党派的代表构成。德国变成了一个以英国为榜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旧政权同意修改宪法这一招可谓具有深谋远虑的一步棋。但在对此加以赞扬之前，大家必须明白，德皇不仅在和平时期，甚至在战争中的危机时期也都是极力阻止议会民主制的，只是到了战败时才不得已同意进行宪法改革。德皇的动机也还有另外一个深层次原因，鲁登道夫曾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这一动机的原因：他曾请求德皇让国会议员进入内阁任职。这些入阁的议员也要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当这些议员先生们到各部门任职时，就必须面对签订和平协议的任务，这样他们就得自食其果。

鲁登道夫奸诈地将世界大战的责任以及后果推给了帝国议会，把自己和德军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德国各党派领袖人物不得不面对厚颜无耻、推卸责任的辛慈计划。然而他们都相信，在德国面临崩溃的时刻，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他们寄希望于通过辛慈计划来一次“上层革命”，以阻止一场“下层革命”。毫无疑问，一年前俄国革命的例子还在他们的眼前晃动，让他们惊魂难定。

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前的境况也在德国有着相似的表现。1918年1月初，柏林和其他地方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德皇退位。如当时俄国有人曾提出让米哈伊尔大公当摄政王一样，在一段短时间里，在德国有人提出让皇太子担任摄政王，以挽救德国的君主制。但在柏林，已经没有人对保持霍亨索伦王朝的旧体系感兴趣了，关键是需要保持一个起相应作用的君主体制。10月份以来，这样一个体制在马克思亲王的领导下，已经开始运作了。艾伯特于11月6日请求格勒纳将军，让他劝说威廉二世退位，以便让皇太子出任摄政王。格勒纳拒绝了艾伯特的请求。然而，艾伯特的行动表达了帝国议会对一场来自社会下层的10月革命，可能把“上层社会革命”的努力一扫而空的巨大担忧。艾伯特希望通过“牺牲”德皇来祛除一个激进的解决方式所带来的危险。

在此期间，德国海军司令部所做的一个带有犯罪性质的决定，为这种激进解决方式提供了机会。在一封秘密文件中，德国海军上将赖因哈德·舍尔在11月初命令停泊在威廉港里的海军舰队起航，前往北海与英国皇家海军进行最后一场较量。德国海军的劣势，必然会使这场较量带有自寻毁灭的性质。德国的海军将领们知道帝国首相和他的政府在10月份就与协约国进行和平谈判，将领们想用这种方式给首相和他的政府来个偷袭。当然，德国海军还有自己更高的目标。德军陆军在前线英勇作战，就算战争失败了，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声誉。但海军昂贵的舰队在港口里度过了大多数的战争时间，海战都是交给潜艇去完成的。打到最后一颗子弹的海战可以引起轰动效应，从而保证了海军的未来。在舍尔和其他军官看来，为了这一目的，就算让数千水兵葬身大海也在所不惜。

然而，舍尔并不能阻止有关该计划的谣传蔓延开来。当政府已经在进行和平谈判时，水兵们只想回家而不想在北海上葬身鱼腹。水兵们拒绝启航出海，随后负责指挥的海军上将中断了军事行动并让军舰通过北海—东海海峡开往基尔。在那里，水兵们与其他示威的战友和工人结为兄弟。从此，大规模抗议游行如野火般蔓延开来，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变得势不可挡了。

与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2月时的境况相似，他的表兄弟威廉二世身居德国与比利时边境地区斯帕的大本营，与现实生活相隔绝。在获悉故乡发生了动乱后，他怒不可遏。威廉二世向他的将军宣布，他将亲自率领部队向柏林进军，以制止起义者的恶行。他的亲信告诉他，已没有部队愿跟随他了，因为在此期间，德军已处于一种解体的状态，士兵们都已回家了。此时的德皇已成为军队的负担，于是将军们说服他退位。在黑夜和浓雾之中，这位被他的将军们放逐的德皇越过德国与荷兰的边境，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后，德意志帝国也不复存在了。

11月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菲力浦·谢德曼面对柏林欢呼的人群宣布共和国成立了。与1905年和1917年时的俄国相似，德国也到处都成立了工人—士兵委员会。作为执政的10月份成立君主制国家的首相，执政的王子马克思在并未同斯帕的大本营进行磋商的情况下便宣布了德皇的退位并对艾伯特委以重任。而实际上他并无权宣告德皇的退位，也无权委任艾伯特以政府职责。帝国其他头戴王冠的大人物也如威廉二世一样退位了。萨克森国王的意见是：后继者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与我无关。随着德皇的退位和共和国宣告成立，德国的政治权力处于混乱状态。工人—士兵委员会通过工厂或部队单位的选举赢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合法性，但他们并不想独自使用这些权力，而是如1917年2月的俄国那样，与临时政府分享这些权力。

工人—士兵委员会打算把一切权力委托给两大工人政党联盟。这两大工人政党是艾伯特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1917年成立的、由胡戈·哈泽领导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1月10日，在柏林成立了人民代表委员会。这是一个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执行机构，其任务是消除战败后的混乱局面，建立一个新的、共和主义的宪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