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赖伐尔



签订《罗马协定》出卖非洲利益

1883年6月28日，赖伐尔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的夏特尔东。赖伐尔靠自学成为中学的辅导教师，继而攻读法学课程，获学士学位。从1907年起，赖伐尔在巴黎当律师。

赖伐尔开始从政就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

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高涨，社会党领导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工人中和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赖伐尔在1903年加入法国社会党。他曾为工会和左派人士辩护获胜，因而一举成名。

1914年至1919年担任众议员；1920年因选举失败而退出社会党；1924年以独立社会党人的身份再度当选为众议员；1927年成为参议员。1934年以后在杜梅格和费朗丹两届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935年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1935年1月7日，赖伐尔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在罗马签署了一系列改善两国关系的协定和文件，统称《罗马协定》。

法意《罗马协定》的缔结源于法国制衡纳粹德国的政策需要。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积极扩充军备，并因此于10月退出国联和国联主持的裁军大会。面对德国形势的恶化，法国人急于控制局势的发展。

1934年4月17日，法国政府公开声明：

法国正式拒绝承认德国重新武装的合法性，由于德国重新武装……法国今后将通过自己的手段保障自己的安全。

法国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在欧洲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来遏制纳粹德国的扩张野心。因而所谓“自己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寻找新的盟友，以加强已有的军事同盟。与意大利接近乃是法国实现上述外交目标的重要步骤之一。

事实上，在4月17日声明发表后仅过两天，法国政府就为改善与意大利的关系作出了姿态：4月20日，法国外长巴都照会意大利政府，表示一旦法意在欧洲普遍安全问题上达成谅解，法国将立即开始考虑解决法意矛盾及签订友好仲裁条约。

此后，法国商业部长与法国退伍军人代表团又先后赴意大利访问，为法意接近铺路。

5月25日，巴都在众议院明确表示：“法国与意大利并不是不可能在一种诚恳、忠诚而又明确的缓和中合作的。”

对于法国亲近的表示，意大利反应积极。不过与法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如何遏制德国，而是在于如何借机吞并埃塞俄比亚。

意大利图谋埃塞俄比亚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就曾发动过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但由于1896年阿杜瓦战役的惨败，意大利的图谋没有得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上台，意大利武力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但由于战后英法势力已经渗入埃塞俄比亚，并且都拥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法国控制着埃塞俄比亚港口吉布提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运营，这意味着意大利要想独吞埃塞俄比亚，必须事先获得英法的认可。

对此，墨索里尼在1933年1月就曾明确表示，“只要我们在欧洲得到绝对的授权”，“在埃塞俄比亚采取一场类似战争的行动”，将可以确保征服计划的成功。因此，法国政策的调整无疑给意大利实现其侵略野心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然而，由于法意在殖民地上遗留很多历史问题，这使两国接近初期进展缓慢。

直至1934年7月，纳粹分子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引发奥地利危机之后，法意在维护奥地利独立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才使两国接近的步伐大大地加快。

9月1日，墨索里尼正式邀请巴都在10月底访问罗马；9月5日，巴都指示法国大使先与意大利方面拟订讨论提纲，为出访作准备；9月27日，法意会谈提纲拟订；10月3日，巴都将他访问意大利的日期定在11月4日至11日。

但是，由于10月9日巴都在马赛遇刺身亡，他计划中的罗马之行未能实现，法意接近的外交目标最终是由他的继任者赖伐尔完成的。

赖伐尔在笼络意大利方面比巴都更加积极主动，当时法国的《共和国报》曾将赖伐尔的外交活动概括为：“在多年的误解与冲突后，恢复与我们的邻国意大利的友好关系。”

在赖伐尔眼中，意大利是连接法国与其东欧军事盟国的桥梁，在制衡德国的危险方面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法国军方全力支持赖伐尔的看法，并强调法国一旦与意大利结盟，不但可以把法意边境的10个师调到法德边境上来，而且有助于在战时顺利调回法国驻扎在北非的军队，这对改善法德军事力量对比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赖伐尔在10月9日上任后，把推进与意大利的结盟列为法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10月31日，赖伐尔致电法国驻意大使德尚布伦，详述了法国对意外交的主要立场与目标，并指示他在此基础上立即与意大利进行谈判。

电报中，除了对法意两国关于殖民地等历史遗留问题一一做了指示外，还明确提出了法国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要求：

军备协定，法意应就两国在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时相互磋商达成协定；奥地利问题，法意及小协约国共同保证支持奥地利独立及不干涉其内政；意南关系，希望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签订仲裁与协商条约，谈判解决分歧。

11月20日，德尚布伦会见墨索里尼，法意谈判正式开始。

法意谈判期间，埃塞俄比亚问题始终是影响谈判进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早在八九月份双方最初拟订谈判议程时，意大利就丝毫不掩饰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企图，将法意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划分列为谈判的重点问题，以至于法国人一开始就预感到埃塞俄比亚问题将会成为谈判的关键。

1934年12月5日发生的瓦尔瓦尔事件，使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埃塞俄比亚问题也随即成为法意谈判的首要内容。

12月6日，即瓦尔瓦尔事件发生的次日，意大利代表苏维奇向法国大使明确提出了有关两国在埃塞俄比亚利益划分的问题，要求法国允许意大利参与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经营，并支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行修建一条铁路。此后，又要求法国放弃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经济利益。

12月17日，法国大使德尚布伦向赖伐尔汇报：“对于苏维奇先生提出的关于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放弃经济利益的问题的回应将事关根本利益。事实上，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个回应是谈判的关键。”

但是，当时法国政府关心的重点并不在埃塞俄比亚。12月15日，赖伐尔在内阁中将法国对意政策的目标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希望意大利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支持法国的立场；第二，如果恢复裁军谈判，法意相互支持保留对德优势，以确保本国安全；第三，法意在奥地利问题上合作。

因此，赖伐尔有意将埃塞俄比亚问题作为与意大利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达到目的之前不肯轻易让步，致使法意谈判在12月下旬一度停滞不前。

然而，此时墨索里尼已经决心动用武力征服埃塞俄比亚。他在12月20日亲自起草了一份针对埃塞俄比亚的行动纲领，其中明确指出：意大利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力量并全面征服这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意大利急于在法意谈判过程中与法国达成妥协。

12月25日，墨索里尼对意大利谈判代表阿洛伊西说，由于“埃塞俄比亚问题在我们与法国缔结一项协定后才算准备就绪，目前有必要使事情进展得快些”。

为此，墨索里尼在12月27日亲自召见法国大使，表示意大利同意法国在有关奥地利独立及德国重整军备等问题上的立场，但条件是要求法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作出让步。

对此，墨索里尼明确提出两点要求：

一、法国允许意大利参股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经营；二、法国政府秘密地承诺法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仅局限于铁路沿线。

法国大使在当天给赖伐尔的电报中写道：“墨索里尼对我毫不掩饰地说，这一点将是协定获得成功的关键。”

遵守秘密承诺放弃正当权利

由于意大利在主要的问题上满足了法国的要求，所以法国决定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回报意大利。

赖伐尔在12月29日提出一份有关法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的协定草案，其中同意将法国的利益限制在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沿线，要求法国大使在此基础上与意大利谈判。

至此，法意谈判获得突破性进展，尽管具体细节还有待于敲定，但法意协定已基本成型，因而赖伐尔的罗马之行也随即提上日程：启程时间定于1935年1月4日。

1935年1月4日，赖伐尔如期抵达罗马。

从1月5日开始，法意两国谈判代表就有关协定的最终文本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其间有关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协议是赖伐尔与墨索里尼在1月6日夜晚进行了绝密的单独会谈后才达成的。

1月7日晚20时，法意《罗马协定》正式签字。

《罗马协定》是一系列文件的总称，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文件，即《法意共同维护和平的宣言》《法意关于共同维护奥地利现状的议定书》《关于法意在非洲利益的条约》《关于意大利人在突尼斯地位的议定书》《法意保证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的议定书》《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以及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信。

在这八个文件中，前四个文件是公开发表的，主要涉及奥地利问题以及两国在非洲殖民地侨民和经济利益等历史问题，其内容基本上为人所知。后四个为秘密文件，内容涉及法意就德国军备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所做的政治交易，它们才是《罗马协定》真正的核心所在。

在四个秘而不宣的文件中，法国的收获主要体现在《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中。该议定书不但宣布两国一致反对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两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

在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的情况下，法意应就双方将要采取的态度进行协商以便协调行动；在形势允许恢复裁军谈判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应在有关军备限制的数额方面共同合作，以便能够确保两国在彼此公平的基础上拥有相对于德国的优势。

从这份议定书的内容看，法国不仅在德国军备问题上的立场获得了意大利的认同，而且为法意缔结军事同盟做了铺垫。事实上，《罗马协定》缔结三天后，法意军事参谋长会议便开始筹备了。由此可见，法国拉拢意大利、孤立德国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

赖伐尔事后曾得意地表示，他在罗马得到了巴都所切望而未实现的结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的联系已被削弱了；意大利倾向法国了；奥地利的独立已有保证了；欧洲和平的基础已奠定了。”

为此，大多数法国人都将《罗马协定》看做是法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法国参众两院先后都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该协定。社会党领袖布鲁姆甚至不无夸张地评价说：“这些公布的协议……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寓意深远，以至于即使只有一部分得以实现，人们也会感到高兴。”

然而，法国在《罗马协定》中取得的成果是靠牺牲第三国——埃塞俄比亚的利益换来的。法意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秘密协议是以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书信的形式表述的，这两份“必须严格保密”的文件，分别表述了法国所作出的两点让步：

第一，法国政府向意大利政府声明，除了有关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交通相关的经济利益之外，法国不在埃塞俄比亚寻求其他方面的利益；

第二，为了便于两国在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铁路利益上更紧密地合作，法意确认该线法国特许公司出让2500股公司股份给意大利公司。

此外，赖伐尔还在与墨索里尼的私下秘密会晤中口头作出了允许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放手行事”的承诺。尽管赖伐尔事后辩解说，他当时“全部的考虑就是意大利将只会以和平的方式来利用这个行动自由”，同时极力否认会谈中“存在任何可能推动或鼓励意大利动武的事”，但这并不能否认法国已默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存有野心的事实。

因为不论赖伐尔允许意大利自由行事的承诺是否意味着认可意大利动武，法国的确将埃塞俄比亚作为外交筹码出卖给了意大利，而这一点恰恰是日后导致意埃冲突步步升级，直至意大利最终发动侵略战争的关键一环。

1935年年底，意大利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实质上，埃塞俄比亚的命运及法国在东非问题上的立场在墨索里尼与赖伐尔罗马会谈结束时就已经决定了。随着1月7日信件的起草及赖伐尔口头的保证，法国政府已注定同意意大利为满足其在东非扩张，及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埃塞俄比亚政府间的任何问题而自由行动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法国人正为自己通过《罗马协定》赢得了一个新的盟友而欢喜不已时，埃塞俄比亚却面临着灭顶之灾：1935年10月，得到法国默许的意大利在经过几个月的军事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罗马协定》的缔结，实质上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产物。作为抵消纳粹德国给欧洲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危险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手段之一，法国与意大利接近的最终目的在于加强自身安全、孤立纳粹德国。

这种通过牺牲第三国利益来维护本国安全的外交政策是典型的绥靖政策。法国这种损人利己的短视政策，不但未能使《罗马协定》成为遏制德国危险的王牌，反而使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与动荡。

《罗马协定》的缔结给当时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从某种程度上说，称1935年秋意埃战争的爆发，源于8个月前签署的法意《罗马协定》，并不为过。

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

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待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奋斗》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像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0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

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个国家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

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做任何改动。

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

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都的鼓励。

巴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

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

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

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约束。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宣布德国军队将增加至36个师。

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

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

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

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

任职维希政府实施卖国政策

1936年，在人民阵线获胜前不久，赖伐尔内阁倒台。此后四年，赖伐尔都没有在政府任职。1940年5月至6月，法国溃败。雷诺政府起先迁到都兰，以后又一个城堡一个城堡地转移，最后停留在波尔多，再也无法前进了。政府必须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是继续战斗还是停战求和。

在贝当元帅成为主和派的领袖时，既不是政府成员而在此之前又从未参加过雷诺政府工作的赖伐尔，却坐镇波尔多市，对议员们施加影响，在议会里给那批追随贝当元帅的部长们以支持。

在贝当组阁时，赖伐尔便进入贝当政府任国务部长。赖伐尔劝说政府留在法国本土，接受停战。6月21日，赖伐尔在波尔多粗暴野蛮地阻止了勒布伦总统的出走。22日，法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从此，赖伐尔在维希政府中开始坚定地推行亲德卖国政策。赖伐尔亲德亲法西斯的政治倾向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存在着一股主张对法西斯的崛起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不惜任何代价寻求同德国协调一致的倾向，赖伐尔就是这个新倾向的化身。事实上，从一开始，赖伐尔就是法德“忠实合作”的鼓吹者。

作为维希政府的一名要员，赖伐尔劝说国民议会自行解散，从而使第三共和国于1940年7月10日寿终正寝。同时，由于他的坚决支持，古怪而反动的制宪法令得以通过，确立了维希政权的某种“合法”地位。

1940年10月，赖伐尔和希特勒私下会晤，使希特勒相信一个愿意“合作”的法国对德国大有好处。

几天以后，他又安排贝当与希特勒会晤，以便使他亲德卖国的新政策得到认可。赖伐尔擅权专断，不顾廉耻，引起内阁中其他部长们的猜疑，也为仍想保持某种中立和自治的贝当所不容，因而在1940年12月被贝当解职。

不久，德国占领当局的阿贝兹亲临维希，指令释放赖伐尔并把他带到巴黎。赖伐尔加入了德国在法国组建的法西斯组织“巴黎中心”。

1941年8月27日，赖伐尔参加“法国志愿军团”典礼时遇刺受伤，遂进一步得到纳粹德国的信任和垂青。

1942年4月，由于德国人出面干涉，贝当被迫重新召回赖伐尔任政府总理，因为他比达尔朗之流更能让德国法西斯称心如意。一项新的制宪法令把内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给了赖伐尔，贝当终于成为“傀儡元首”，这本是赖伐尔早在1940年6月就已经想做的事。

赖伐尔改组政府，那些由贝当元帅早先任命的部长们不是被迫自动辞职，就是被撤职。

赖伐尔任命了两个坚定地同德国“合作”的人——博纳尔和比歇隆。他们一个“控制”法国青年，另—个则用最能使德国人满意的方式来管理法国经济。而赖伐尔自己则大权独揽，兼任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情报部长。

6月22日，赖伐尔发表臭名昭著的声明：

我衷心祝愿德军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胜利，明天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会到处泛滥。

贝当元帅的“合作主义”已经很难被接受了，赖伐尔关于德军胜利的祝词更不会为正义的法国人民所饶恕。而赖伐尔却一意孤行，开始收获他那罪恶的果实了。

首先，赖伐尔进一步纵容了纳粹德国对法国人民的凌辱，许多法国人被肆意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塞进毫无卫生设备的车厢里，送交德国人。

仅1942年4月20日至5月24日，德国人枪毙的法国人质达210名。1942年7月之后的两个月中，维希当局把10410名犹太人送到纳粹手中。

其次，赖伐尔充分利用维希的情报和宣传部门，引诱法国人志愿到德国去，替德国人补充因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不足。赖伐尔还想出一个主意，即由青年工人去“更替”上了年纪的犯人。

维希政府于1943年颁布“强制劳动制”法令，规定凡20岁至22岁的青年均应去德国服劳役，并设立了强制劳动局。

同时，赖伐尔把“法国志愿军团”改为“三色旗军团”，使它有了正式地位。至1944年7月，共有65万法国劳动力被遣送到德国。

另外，赖伐尔还动用法国的经济力量支持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法国生产的工业产品中12％的飞机、10％的蒸汽机车、20％的卡车等都交给德国使用。他还破坏和镇压法兰西民族抵抗运动。赖伐尔命令警察跟踪法国南部的抵抗运动者，特别是跟踪那些以为不会遭到德国人袭击的向英国秘密发出电报的人。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1944年8月，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赖伐尔仍企图以各种方式改变维希政府的性质，打算召开早已解散的议会，成立一个能为英美所接受的临时过渡政府，使戴高乐在他的政府还未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之前，就面临着在首都已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府这一既成事实。但是这一企图未能实现。

1944年8月下旬，德国占领当局命令贝当、赖伐尔等人动身前往贝尔福。

1945年5月，赖伐尔逃往西班牙，在那里准备为自己辩护。西班牙政府把赖伐尔交给了盟军。

1945年8月，赖伐尔被引渡给法国政府。

同年10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赖伐尔死刑。赖伐尔在法庭上极力狡辩，为自己开脱，但仍然无济于事。赖伐尔于10月15日被处决于弗雷内监狱的围墙边，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