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吉斯林
模仿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
吉斯林于1887年7月18日出生在挪威弗雷斯达尔一个农民家庭。
1905年9月，吉斯林考入挪威军事学院。在此期间，吉斯林发现自己在学习竞争中未能处于引入注目的地位，遂奋起直追。
3年之后，吉斯林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前往野战炮兵部队任中尉。1909年，吉斯林考入挪威高级军事学院深造；1911年，以最佳成绩毕业，因而单独受到国王的召见，后到总参谋部任职。
1917年10月，吉斯林调任野战炮兵总监的参谋，同年改任炮兵指挥军官，晋升为上尉，野心勃勃的吉斯林对此并不满足。他的沉默寡言在同事中是有名的，往往坐一个小时却不说一句话。此外，他没放弃对学习的爱好，仍抓紧学习历史、数学和哲学，注意研究俄国问题。吉斯林因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被同事称为“教授”。
1918年5月，吉斯林出任挪威驻俄国公使馆武官。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对其政治生涯影响很大的商务参赞弗雷德里克·普里兹。同年12月，吉斯林返回总参谋部。
1919年夏，吉斯林前往赫尔辛基的芬兰公使馆，先任秘书，后改任武官。1921午6月奉召回国。
吉斯林的知识和经历引起了弗里特约夫·南森的注意。南森是著名的北极探险家、动物学家、外交家和挪威人道主义领袖人物，当时正在国际红十字会的主持下领导国际俄国救济委员会的工作。
南森在苏俄莫斯科和哈尔科夫设有两个办事处，决定起用吉斯林从事救济工作。
1922年1月，吉斯林获得国防部的批准，前往苏俄的乌克兰就任哈尔科夫办事处主任。大约在1923年9月，吉斯林被挪威总参谋部解除职务，办事处主任职务也被撤消。
应当时出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南森的邀请，从1923年年底至1925年，吉斯林先后在巴尔干半岛和苏联处理难民事务，南森对吉斯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1927年6月起，吉斯林奉命以挪威驻苏联公使馆秘书的身份为英国代管其在苏联的利益，直至1929年12月，吉斯林因此获得英国政府授予的帝国勋章。
因大萧条的影响，吉斯林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遂决定投身政治。1930年南森逝世后，吉斯林连忙发表文章，宣称自己是南森的政治继承人，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1931年5月，吉斯林被组阁的挪威农民党任命为国防大臣。吉斯林任内对防务毫无建树，却卖力地反对工党和工会。
1933年3月，任期届满。此时，挪威的经济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吉斯林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决心模仿希特勒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在挪威建立独裁统治。
1933年5月，吉斯林抄袭德国纳粹党的理论和策略，在普里兹等人的支持下，创建挪威国家统一党，自任党的元首，并组织冲锋队。但是，纳粹主义在挪威土地上影响不大。
在1933年和1936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吉斯林的国家统一党所得票数都不足选民总数的20%，根本未能得到议席。此后，吉斯林决心投靠纳粹德国，借用希特勒的武力夺取挪威政权。
吉斯林于1939年夏开始与德国纳粹党对外关系部部长、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建立联系。
但是，此时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德国还未充分意识到挪威的战略地位，因此对吉斯林的暗送秋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回报。
投靠法西斯变成傀儡政权
挪威地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北部，东邻瑞典，东北与芬兰和俄国接壤，西濒挪威海，海岸线长21000千米，多天然良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只有经北海绕过英国本土才能进入大西洋。但强大的英国海军一直是德国海军的一块心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利用海军优势，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使德国舰队困在本土港内无所作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海军鉴于历史经验和地理事实，认为要对付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突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西洋。
德国海军中将韦格纳形象地比喻道：
北海的德国舰队原是没有马的骑士，现在应当让他骑在地理的马鞍子上。
1939年10月10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晋见希特勒，表示担心挪威可能向英国开放港口，这将给德国带来战略上的不利后果。
他力劝希特勒先占领挪威，以作为对英作战的海军基地，同时也可以确保瑞典的铁矿砂来源。德国每年消耗的1500万吨铁矿砂中，有1100万吨要从瑞典进口。在冬季，这些铁矿砂要经铁路运到挪威港口纳尔维克，然后再航运到德国，整个航线恰好在挪威领海以内。但在希特勒的战略中，首要目标是征服西欧，所以他还是宁愿保留挪威的中立地位，而不愿采取任何节外生枝的军事行动。
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北欧的战略地位受到交战各国的高度重视。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获悉盟军要在挪威登陆的情报，感到北欧形势危急，遂将情报报告希特勒，并提出“必须占领挪威”的建议。
这样，挪威就在德国的全部战略中提高到重要地位，这也就为吉斯林寻求德国的支持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条件。同年12月，吉斯林来到柏林，很快就与罗森堡和雷德尔会晤。
吉斯林对罗森堡和雷德尔声言，挪威政府内存在亲英反德的势力，挪威政府与英国已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准备允许英国使用挪威的海岸作为军事基地，这会给德国造成很大的危险。吉斯林建议由他的国家统一党发动一场政变，推翻现政府而成立以他为首的新政府。
吉斯林还说，他在挪威已经得到相当一批军官的支持，其中包括纳尔维克港的驻军司令孙德洛上校。
吉斯林断言，只要有德国的支持，政变就一定能成功。吉斯林提出，挪威可以“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国武装部队自由处理”，并希望“能召集会议讨论有关联合行动和把部队运到奥斯陆去等问题”。
吉斯林的计划和对德国的殷情“深深地打动了”雷德尔。雷德尔把吉斯林推荐给希特勒。
希特勒听了雷德尔的介绍，对吉斯林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希特勒表示，他宁愿看到挪威完全保持中立，斯堪的那维亚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因为他不愿扩大战场。但如果敌人准备扩大战争，他就要采取自卫行动，以对付这一威胁。他答应给吉斯林一笔资金，并保证研究给予军事援助的问题。
然而，英法方面却不断发出对挪威中立地位的威胁。
早在1939年9月19日，英国内阁通过了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的方案：在挪威领海内布雷，从而切断德国进口瑞典铁矿砂的海上运输线。
1940年1月6日，英国政府照会挪威政府，宣称英国舰队将不允许德国商船利用挪威水域。这增加了希特勒对其北翼安全和战略资源的担心。
1月27日，希特勒指示德军统帅部，为必要时占领挪威拟订一份全面的作战计划。为此，德军最高统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陆、海、空三军各派出一名代表组成的战役准备工作参谋部，拟定了代号为“威塞演习”的挪威战役计划。
2月5日，英法在巴黎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分遣队组成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登陆，进而占领瑞典北部的耶利瓦勒铁矿。
紧接着在2月16日发生的一起事件，最后坚定了希特勒占领挪威的决心。当天，一艘载有英国战俘的德国军舰“阿尔特马克号”受到英国军舰的追逐，逃到挪威水域避难，丘吉尔命令英舰闯入挪威水域，登上“阿尔特马克号”，救出了战俘。
而当时有两艘挪威炮艇在场，没有对英舰的入侵行为作出任何反应，只是事后挪威政府向英国提出了抗议。但希特勒认为挪威政府已甘当英国帮凶，这个抗议无非是故作姿态。
随后吉斯林向希特勒报告说，英舰的行动是英、挪事先拟定好的计划，使希特勒更加深信不疑。于是希特勒决心先下手为强，将挪威迅速占领。
他对德军将领们说：“据报告说，英国准备在挪威登陆，我要赶在他们前面到达。英国占领挪威会成为一个战略上的转折点，他们会乘机进入波罗的海，而我们在那里既无军队，又无沿海防御工事……敌人会向柏林进军，打断我们两条战线上的脊梁。”
3月1日，希特勒发出实施“威塞演习”的正式绝密指令，要求德国三军部队做好占领挪威的全面准备；同时占领丹麦，作为必要的跳板和运输线的保障。
他在指令中强调指出：
保证我们在瑞典的铁矿沙基地，并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提供进攻英国更为广阔的出发线……以大胆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
德军“威塞演习”计划，是以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立体战术，实施突然袭击，从南到北在挪威的奥斯陆、克里斯丁、斯塔万格、卑尔根、特隆赫姆、纳尔维克六个主要港口登陆。
第一阶段夺取港口和机场；第二阶段向内陆进攻，全部占领挪威，并准备在第二阶段对可能登陆的英法联军进行抗登陆和反击作战。
为迅速实现战役目的，德军统帅部调集了海军的全部力量，空军的6个航空兵师和2个空降兵师、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5个步兵师，由曾在北欧作战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福肯霍斯特上将任战役总指挥。
鉴于英法海军力量几乎是德国海军的9倍，德军统帅部特别强调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指出：“尽管敌人握有制海权，但如能充分发挥突然性，我军是可以进入挪威的，认清这次战役的重要性，将来水面兵力虽损失大半也不应吝惜。”
为了做到突然袭击，德军统帅部要求：
隐蔽展开兵力，采取伪装措施，散布假情报造成准备在英国登陆的假象。除战役总指挥福肯霍斯特上将外，各级指挥员尽可能晚一些了解自己的任务，以防泄密。
然而，英法仍在从容不迫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就好像德国根本不会相信他们的威胁和暗示，或者德国还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一样。
1940年3月28日，英法在伦敦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于4月5日在挪威海域实施布雷行动，并以部队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斯塔万格登陆，同时在莱茵河空投水雷，以阻止德军向西推进。
但由于法国担心德国报复，反对在莱茵河布雷。两国在一番争论后，将计划推迟了3天，定在4月8日实施。
4月初，德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登陆部队和各种舰只集结在威塞河口，空军也开始向德国北部各机场集中，并向英国的斯帕卡湾基地派出潜艇，1艘袖珍战列舰率领1只小型舰队前出到了大西洋，摆出一副要进攻英国的架势。
4月2日下午，希特勒在同空军司令戈林、海军司令雷德尔和登陆作战总指挥福肯霍斯特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后，发布了一道正式指令，命令“威塞演习”于4月9日晨5时15分开始。
4月6日夜，由1艘袖珍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若干辅助舰艇组成的德国登陆舰队，搭载着首波登陆的10000多名士兵，在夜幕掩护下悄悄起航，驶进了波罗的海。
4月7日下午13时25分，英国海军部接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发现强大的德国舰队正向北移动，穿越斯卡格拉克海峡，向挪威海岸进发。”
然而英国海军部却不相信这支德国舰队是去挪威登陆的，怀疑其目标可能是英国。信心十足的英国主力舰队于下午19时30分从斯帕卡湾基地起航，北上拦截德国舰队，在北海海面展开战斗队形，搜索德舰，以求一战而全歼德国舰队。
结果，庞大的英国舰队一无所获，他们未能在最有利的时机将警戒十分薄弱的德国登陆舰队消灭在航渡中。德军在毫发未损的情况下，完成了最担心的航渡。
4月9日凌晨4时20分，德国驻哥本哈根使节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丹麦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限定一个小时内答复。
5时20分，德国驻奥斯陆的使节又向挪威政府递交了相同内容的最后通牒。
而此时德国舰队已逼近挪威各主要港口，并已从海上和陆路向丹麦发起了进攻。丹麦人几乎没有抵抗，海军一炮未发，陆军只被打伤20人，4个小时后便接受了德国的最后通牒。
然而挪威政府却答复说：“我们决不屈服！”
5时50分，德军在挪威沿岸的各主要港口实施登陆，同时出动800架作战飞机和250架运输机，从空中压向挪威。挪威军队还没充分动员，仓促抵抗。
在纳尔维克，当10艘德国驱逐舰迫近港湾时，港内2艘挪威古老的装甲舰“艾得斯伏尔德号”和“挪奇号”向德舰发出信号，要它们说明身份。德军派人乘汽艇向挪舰招降，但挪舰表示坚决抵抗。
德舰于是发起攻击，2艘挪舰先后被鱼雷击沉，300名挪威水兵全部阵亡。至上午8时，纳尔维克被德军占领。
在特隆赫姆，守卫该港的挪威第五师师长遵从吉斯林的号令，未做任何抵抗便交出了这个良港。
在挪威第二大港口卑尔根，海岸炮台向逼近的德舰开炮，重创德轻巡洋舰“葛尼斯堡号”和1艘辅助舰。但其他德舰上的士兵却登陆并在中午前占领了该港。“葛尼斯堡号”当晚被英国轰炸机炸沉。
西南海岸的斯塔万格和附近的苏拉机场于中午落入了德军之手，德军由此获得了在挪威的前线空军基地，掌握了挪威南部和中部的制空权。
南部海岸的克里斯丁海岸炮台虽然两次击退了由德轻巡洋舰“卡尔斯卢合号”率领的德国舰队的进攻，但这些炮台很快就被德国空军炸毁，港口于下午15时左右陷落。“卡尔斯卢合号”在当晚离开港口的时候，被英国潜艇用鱼雷击中，损伤严重，最终沉没。
但是，德军在进攻挪威首都奥斯陆时遇到了意外困难。在4月8日寒冷的夜里，德国舰队原计划当夜抵达奥斯陆，德国大使馆派人在码头上彻夜等候迎接，然而德国舰队一直没有到达。
他们在50千米长的奥斯陆峡湾入口的地方遭到了挪威布雷舰“奥拉夫·特里格佛逊号”的拦截，1艘德国鱼雷艇被击沉，轻巡洋舰“埃姆登号”被击伤。
接着，在奥斯陆以南约15千米的地方，又遭岸炮轰击和鱼雷攻击，德国舰队旗舰——崭新的“布吕歇尔号”重巡洋舰中弹起火，引爆舰上弹药，船身碎裂，终于沉没，损失1600名官兵，舰队司令奥斯卡·孔末茨海军少将落水后被俘。德国舰队遭此重创，被迫暂时撤退。
奥斯陆是被德国空降兵征服的，4月9日中午，约5个连的德国空降兵在奥斯陆附近的福纳步机场着陆，在吉斯林的“第五纵队”配合下占领了奥斯陆。挪威王室、政府和议会议员带着20辆载着挪威银行的黄金和3辆外交部秘密文件的卡车，撤到奥斯陆以北80千米的哈马尔。
德国空军上尉斯比勒率领2个连的德国伞兵进行追击，遭到顽强抵抗，斯比勒也身受重伤，只好退回奥斯陆。
就在德军登陆的同一天，即4月9日午后，英国主力舰队出现在卑尔根附近，德军迅速出动大批轰炸机，炸沉英军1艘驱逐舰，炸伤1艘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英国舰队初战受挫，撤到设得兰群岛地区。
此后，由于德军掌握了挪威南部和中部的制空权，英军统帅部决定在挪威海南部水域只使用潜艇和飞机。当日晚24架英国轰炸机袭击卑尔根，将已受重伤的德轻巡洋舰“葛尼斯堡号”炸沉。
在挪威北部纳尔维克，受飞机作战半径限制，德国舰队和登陆部队得不到空中支援，遭到英国飞机的严重打击。
4月10日和13日，英国出动大批轰炸机袭击纳尔维克，炸沉10艘德国驱逐舰。
4月14日和16日，英法联军在挪威北部纳尔维克和中部特隆赫姆附近登陆。中部登陆的英法联军于4月19日向特隆赫姆发起进攻，但因得不到空中支援，在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下遭到惨重损失，至5月2日退出挪威。
在纳尔维克的争夺战中，英法联军得到舰队和空军的支援，占有巨大的优势。然而，这一地区的德国登陆部队对英法联军的阻击战却进行得相当顽强，击退了英法联军的多次进攻。
战斗进行到5月28日，德军放弃纳尔维克，沿铁路向瑞典边界退却。德军在西线发起大规模攻势，6月初法国已危在旦夕，英法自顾不暇。6月7日前，英法联军从挪威撤出了自己的全部军队，挪威国王和政府也流亡伦敦，德军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
在德军的保护下，吉斯林组成了傀儡政府。
挪威战役首次使用了陆、海、空立体作战战术，在人类战争史上写下新篇章。此役德军共伤亡5700人，损失驱逐舰10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2艘、潜艇4艘；英法和挪威军队共伤亡5000多人。
英国损失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7艘，法国损失驱逐舰1艘。
挪威战役后，德国取得了封锁英国和向苏联进军的基地，使中立的瑞典不得不转向德国，不但继续向德国提供铁矿沙，还允许德国经自己的领土向纳尔维克和芬兰北部运送部队和物资。
充当卖国贼受到正义审判
纳粹德国对挪威不宣而战时，受到吉斯林派出人员的迎接。同时，德国驻挪威公使布罗伊尔向挪威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德国的保护”。虽然吉斯林无耻地引狼入室，但挪威政府和人民却决心抵抗。
这些抵抗虽然效果不大，但使得在首都的挪威王室、政府、议会，以及20辆卡车的挪威银行储备黄金和3辆卡车的外交部机密文件得以安全转移，挫败了希特勒企图截获国王、政府和黄金的计划。
4月9日晚，挪威首都奥斯陆沦陷。吉斯林通过电台发表公告，宣布挪威前政府已被推翻，由他本人任首相的政府已成立，宣布抵抗德军是应予处死的犯罪行为，取消前政府颁发的总动员令。
吉斯林的无耻卖国行为激起挪威人民无比的愤慨，人民由最初的惧怕转变为英勇的抵抗。挪威国王和议会也坚决不承认吉斯林的所谓政府。
4月10日，德国驻挪威公使赶到北方，会见挪威国王哈康七世，要求国王批准吉斯林政府并返回奥斯陆。国王断然拒绝公使的要求。
4月11日，吉斯林派出密使到北部劝说国王返回首都，也遭强硬拒绝。
吉斯林引狼入室，恶名远扬，遭到挪威人的唾弃。德国人也感到吉斯林在挪威的名声太臭，于他们的利益不利，决意将他抛弃。
4月15日，离吉斯林自封为首相仅6天，德国人就另行组织在德国占领当局控制下的由6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处理外交和国防以外的行政事务。但是吉斯林极力钻营，得以在行政委员会中留任复员专员，实际上负责瓦解挪威人民抵抗运动的军事力量。
4月24日，约瑟夫·特波文奉命出任德国驻挪威专员，成为挪威的实际统治者。9月25日，吉斯林的支持者组成的临时内阁代替行政委员会。
1942年2月，吉斯林重新出任挪威首相，组成完全由吉斯林分子组成的傀儡政府。吉斯林当政期间，对外迎合纳粹德国，为占领挪威的德军服务；对内推行纳粹化政策，镇压人民的爱国抗德活动。
吉斯林把大量的挪威青年送往德军前线充当炮灰。吉斯林宣布国家统一党为挪威唯一“合法”的政党，解散其他一切政党和党派组织。吉斯林仿效纳粹成立国家统一党党卫军，肆意使用暴力，殴打和镇压反对派。吉斯林严格限制人民的自由，甚至规定在挪威沿海各地，除国家统一党党员外的挪威居民都不得私自拥有收音机。
吉斯林不仅严格控制挪威的各级国家机关，而且企图把教会、工会、学校、青年组织乃至体育团体都控制起来，纳入法西斯轨道。
吉斯林的丑恶表演激起挪威人民的强烈反对，规模宏大的抵抗运动在挪威各地展开。吉斯林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逮捕并监禁大批的爱国人士。
卖国贼和独裁者终究没有好下场。1945年5月，随着德国的战败，吉斯林在挪威的统治土崩瓦解，吉斯林本人也被捕。
1945年8月至9月，挪威法庭对吉斯林进行审判，判决他犯有叛国、煽动叛乱和残杀爱国人士等严重罪行，处以死刑，于10月24日执行。
汪精卫
抗战爆发鼓吹“亡国”论调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汪精卫是他的笔名。
1903年，汪精卫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
1905年至1906年，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他文思敏捷，又富演讲天分，深得孙中山重用。
1910年3月，为激励革命志士，汪精卫等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狱中，他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句一时传诵，深得热血青年共鸣。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他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此后，他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年至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
1930年，汪精卫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逃往香港。
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九一八”事变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此时，人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
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在“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被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其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
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周佛海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一千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多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日本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精卫一再问李宗仁：“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在说的时候，他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多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尽管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秘密媾和出卖领土主权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
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管理；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活动；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也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一是在华北、内蒙古、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即亲日政权；二是承认“满洲国”；三是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1938年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词。
7月22日下午17时，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来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
一个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在新中国成立后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天的过程。
早在1938年2月，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个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影佐祯昭。
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
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却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周佛海当时告诉高宗武等人，等他们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与以往几次的秘密
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不知底细而十分焦急。
1938年7月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
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
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
第二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他说：“汪精卫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直至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佛海“没有关系”。
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
信中说：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介石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出逃河内发表投敌“艳电”
1938年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的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千米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日军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态度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
另一方面，日本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完的这份高宗武的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亿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回到香港后的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他的温州同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手。日本方面的联系人是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
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见。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
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30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精卫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
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
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当陈璧君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也当即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也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摸清了龙云的态度，汪精卫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
汪精卫原定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此前汪氏夫妇也将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个幼子带去昆明，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
直至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
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他逃离重庆，途经云南，转道河内。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下，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汪精卫为了替自己的卖国行径做掩饰，在1938年12月29日叛国投敌时给国人的“艳电”中，做了一番表演，电报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4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年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4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地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到。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汪精卫在这份电报中花言巧语，把他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说成是为了“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把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日本的野蛮侵略说成是为了“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并以“共同防共”为诱饵拉拢尚未投降的其他国民党势力。
但是，侵略就是侵略，卖国就是卖国，汪精卫的这番徒劳表演，丝毫欺骗不了中国人民。
《南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所谓“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
中国共产党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民开展“讨汪运动”。
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销汪精卫的所兼各职。
就在这之后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精卫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令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日本近卫内阁宣布辞职，这使他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另外，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也使汪精卫十分沮丧。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侥幸逃命组阁汉奸政府
1939年元旦，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同时，蒋介石要求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管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太大把握。为此，戴笠派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戴笠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他们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
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
他后来写道：
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精卫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期望有一天汪会“幡然悔悟”。
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精卫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多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
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高朗街27号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殖民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
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至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
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16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错过两次刺杀汪精卫的机会，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23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做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
汪精卫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精卫的侍卫们出境后不准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门被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
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有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昏暗的灯光下，曾仲鸣夫妇倒在血泊里。何文杰（汪精卫大女婿）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汪精卫大女儿）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多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被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面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仲鸣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
曾仲鸣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当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罐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置人于死地。
他费了很大劲，将小罐放入汪精卫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精卫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
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戴笠希望他去力挽狂澜。
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精卫实施“制裁”。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
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
加之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被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理睬。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
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但日方的这个方针和汪精卫建立政府的设想相去甚远。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开始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
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
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麿之前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
《要纲》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满洲帝国”，给予蒙疆自治权，对华北实行防共驻兵，允许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祯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
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精卫给影佐回信说：
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
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了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太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接受了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这是因为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辩解道：“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
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
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
罪有应得丧命防空洞中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
至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多万人，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牌军。但1943年8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之后，就无人再来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其次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
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牌军，训练以3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再加上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都导致了这个计划收效甚微。
然而，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
此后，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汪伪南京政府的地位。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战败，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而此时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参加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时，被爱国志士孙凤鸣刺杀，但三枪终未击中要害，有一颗子弹留在背部未能取出，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
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会议，并会见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精卫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精卫，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精卫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3月3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
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8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
3月4日晚上，由斋藤真教授主刀，进行手术。因美国飞机刚刚轰炸而引起的熊熊大火，将手术室的玻璃外窗映得一片殷红。
手术前，当医生洗手消毒戴橡皮手套时，竟发现3副是破的，真正急坏了一大群在场的教授。斋藤真火冒三丈，厉声训斥道：“怎么连手套也没有了？啊！一群蠢驴！”
但医院里实在找不出来，结果动员全市医院，总算找到几副，手术因此拖延了一个多小时。陆军方面的负责人中村大佐抱歉地说：“工业区都炸光了，物资实在缺乏，请教授们原谅吧！”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从汪精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变的4块骨片和3根肋骨。等麻醉药性过去以后，汪精卫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觉，双足也可以活动了，汪精卫十分高兴，在后来的4天中，都是如此。
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就在病床上对陈璧君和儿子汪孟晋说：“看来，我还命不该绝，可以再回南京。”
陈璧君听着日夜的轰炸声，忧心忡忡地对汪精卫说：“兆铭，你的身体看来会一天天好起来，但战局实在太糟糕了！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你也听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要想想办法才好哩！”
“如果日本垮台，蒋介石是不会放过我们全家的。父亲应该召公博和佛海来，商量商量对策。”汪孟晋附和着母亲说。
于是，汪精卫立即密电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次日就乘飞机赶到，在病榻旁先说了些祝贺健康的话。言归正传，汪精卫心情沉重地说：“日本朝不保夕，一旦战败，我们这群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叫你们来，就是要想想办法。”
“我早已通过戴笠，和蒋介石接上关系。蒋已经答应，胜利后，对我们做政治问题处理，人人无罪，更不会伤汪先生一根毫毛。”周佛海倒也坦率，得意洋洋地说着。
“蒋介石和戴笠的话怎可信得？只要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才不讲信义和情面呢！”
“佛海讲的也是对的。但这是束手就擒的方法，不是上策。我想我们在苏、鲁、皖一带，尚有兵力近30万人，像郝鹏举、孙良诚等，都是旧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蒋、冯两人至今不和，而1930年汪先生又和冯玉祥合作反过蒋。我们把这些部队改编整顿，由汪先生领导，拥护冯玉祥，我们就可以和蒋介石及毛泽东逐鹿中原，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了，岂不更好？”陈公博摊出了他的打算。
“这不是又要打内战了吗？”周佛海不赞成这个方法。
汪精卫想了好长一会儿，开口道：“公博所言，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否则我们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掌握实力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有把握吗？能有什么样的结局？”
陈公博相当兴奋，他一直是搞军队政治工作的，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论：“不能说绝对有把握，但至少可以另组政权，在国内这局棋中讨价还价。”
谈了一会儿，周佛海说有事要走开一下。周走出病房后，陈公博就神秘地对汪精卫说：“日本人知道自己要失败了。我这次来前，日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郑重找我密谈很久。冈村说：‘日本败在海空军，陆军元气未伤，如战争失败，我岂能甘心让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所以我决定将100万日军，改穿你们的军装，全部三八式配备，交给你们，让汪先生仍控制局势。’如果真的实现，再加上30万旧西北军，这可不是个小的力量啊！”
汪精卫听得入神。等陈讲完，就赞许地说：“意见不错，可以考虑。我们把首都搬到徐州或开封去。只是用日本军队的事，要慎重考虑，三思后行。但我们至少可以接受冈村的大量武器和军火。”
等周佛海回来后，又谈了一会儿，未作决定，就此散了。
陈公博回到南京后，就着手准备起来。这些旧西北军合起来确有30万之众，占领着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大部，确实不可小看这股力量。周佛海知道后，立即密电详告蒋介石。
于是，蒋介石命戴笠和周佛海对这批将领分别拉拢，各个击破，到头来让陈公博只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汪精卫吃了陈公博的空心汤团，自我陶醉了一场。不料半个月后，双腿又渐渐失去知觉了，已退的寒热又高起来了，有时昏迷，有时清醒。回南京的梦想看来要落空，就这样缠绵病榻，竟成了个病骨支离的残躯，汪精卫再也没有心情去想南京的事了。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长驱直入，和苏联红军配合直捣柏林。消息传来，震动日本。等传到汪精卫耳中时，他一气之下，昏了过去。
等到醒来，汪精卫眼泪汪汪地对陈璧君说：“现在日本已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敌人了，岂有不败之理！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不知公博逐鹿中原的计划能否实现？”
“你病到如此地步，还管什么中原不中原，快不要多说话了。”陈璧君早已愁得不可开交，因为日本医生多次会诊，已经确定汪精卫是骨癌绝症，无法治疗，生命不会拖过半年。但汪精卫自己不知道。
“我们上海，有一种叫镭的东西，听说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来试试？”陈璧君抱一线希望，哭着对斋藤真教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对癌症可能有效。就试试吧！”教授回答得软弱无力，毫无自信。
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38度的高温天气，飞到上海，强迫“镭锭医院”的专家拿出了镭，立即动身。医生冒着酷暑，带着仅有的一点点镭，和汪孟晋到了名古屋。到达当天立即进行了镭的放射性治疗。
但10天下来，丝毫不见功效，汪精卫的发烧和疼痛反而更厉害了。汪精卫发怒说：“不……不要再做了！”
镭元素照射的失败，使陈璧君和日本教授们束手无策，陷入绝境。汪精卫已经形销骨立，奄奄一息。他虽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难逃。
“公馆派”亲信林柏生来探视。见汪精卫病骨支离，已失人形，不禁暗暗吃惊。
汪精卫清醒后，就对林讷讷地说：“你回南京后，快叫公博实行中原计划。周佛海已通蒋了，有些事不要告诉他。我的命不久了，你是管文化宣传的，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现在我就向你作个交代吧！”
“我的文章不必保存，但我的诗稿必须收藏好等待时机出版，就叫《双照楼诗词》吧！柏生，你要跟着公博走。我一生反共，人人皆知，我实在不愿中国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但现在看来，可能很难避免了……你自己好自为之……”汪精卫气喘痰涌，已经说不下去了。
汪精卫这些话，可算是最后遗言了。直至病死，没有再说过什么。
拖到11月初，名古屋已是大雪纷扬，寒气袭人。日本人穷得连煤炭都没有，自然烧不出暖气来。汪精卫只得钻在厚厚的绒被中，过一天算一天。
这时，美国人的“波浪式”、“地毯式”轰炸更加强烈了，名古屋一片火海，爆炸声连绵不绝。
11月8日，医院旁中了重磅炸弹，震得门窗破裂，玻璃四飞。日本人不放心，只得把汪精卫迁移到地下防空洞去。汪正发着40度的高烧，防空洞内没有暖气、没有火炉等于进了冰窟。一冻、一惊、一动、一吓，汪精卫精疲力竭，病势加剧。
等到11月11日下午16时20分，汪精卫就双眼泛白，手足挺直，一命呜呼了！
尸骨无存残躯灰飞烟灭
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再来顾汪精卫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赶到名古屋，劝慰陈璧君，决定将汪精卫的尸体先草草成殓，火速运回南京。
1944年11月12日上午9时，汪精卫的临时棺木被放上专机。机内供奉着日本裕仁天皇特赐的菊花勋章和颈饰。日本还派了久已不见踪影的4架飞机护航，从名古屋起飞，汪精卫总算又“回”南京了。
飞机降落的地点是南京明故宫的日本军用机场。
这一天的南京，戒备森严，高射炮对准天空，上百架日本飞机也硬着头皮准备对付万一出现的空战。在机场上恭候灵柩的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下午17时30分，汪精卫的专机和护航机在紫金山上空盘旋一周后，缓缓降落在机场上。汪伪仅有的一个军乐队奏起哀曲。陈公博等人慢慢迎上前去。机门打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面颊重霜的陈璧君。
大家向她慰问，她却一言不发，双目怒视，挥手叫人闪开。然后，临时棺材被抬下飞机，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等将棺材托上灵车。
于是，400多辆汽车，由光华门进城，往中山路、新街口、鼓楼兜了一圈，近一小时后才到达伪国民政府，棺材就放在大礼堂。
伪政府成立了一个“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长，周佛海等为副委员长，不惜工本，大办丧事。而且煞有介事地降了半旗，停宴会，缠黑纱，辍戏曲，罢歌舞。这一夜，颐和路汪公馆的大厅内，灯火通明，正在召开“哀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人们心情沉重，面色肃穆。沉默了好久，陈璧君忽然河东狮吼：“怎么，都成了哑巴啦？一群没出息的东西！如何对得起汪先生在天之灵！”只有陈公博胆子大些，还敢开口：“夫人，汪先生有遗嘱吗？”“没有！”陈璧君顿了一下再说，“中原的事不老早讲过了吗，这就是遗嘱！”陈璧君隐瞒了汪精卫写的《最后之心愿》，那是要20年后方可发表的。“我们打算替汪先生国葬。”陈公博讨好地说。陈璧君冒火了，霍然站起，厉声说道：“不要国葬！汪先生生前不同意国葬！他关照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岭中，择块风水宝地，搞个坚固的坟墓，长眠在中山先生边上就可以了。在墓前石碑旁，再立一通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欢的《咏梅》诗。墓碑上只刻‘汪精卫之墓’，连‘先生’两字也不要。其他你们不必再多说。都听懂了吗？”
陈璧君说得斩钉截铁，冷若冰霜，谁还再敢多嘴开腔呢！她拿出事先写好的汪精卫的《咏梅》诗来，这是汪精卫以前的手稿，上面写着：
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彻长夜中，遂会天下白。
陈公博看后，没有说话，将诗稿放进公文包内，会就算开完了。11月13日上午，汪精卫的尸体移入上等楠木棺材，重新入殓。汪精卫穿着藏青长袍和玄色马褂，戴着礼帽，两眼微微睁开，似乎还放不下这江南半壁江山。
陈璧君再三用手按抚，怎奈尸体早已僵硬，再也闭不起来。陈璧君在棺材旁边，拿出一方宣纸，用毛笔写了“魂兮归来”四个大字，塞在汪精卫的马褂内，作为最后的凭吊。
在停灵期间，陈璧君和子女们就住在棺材旁的房间内。她要看看守灵人是否真正忠诚。她亲自拟定了一张名单，凡部长级的人，都要分批通宵守灵。“哀典委员会”只有一切听命，哪敢违拗。
第一夜守灵的是陈公博、周佛海和褚民谊。时至半夜，严寒逼人，褚民谊不知不觉全身冰凉，打起盹来。还未睡着，就被刚好出来查夜的陈璧君看见了，立即大声骂道：“褚民谊，你要睡觉了，是不是？对得起你姐夫汪先生吗？给我站好！立在灵柩边，直至天亮！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妹夫，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一声不响，哆哆嗦嗦地站着。
因为是陈璧君亲拟的名单，谁也不敢怠慢，人人守灵24小时，那时南京正是隆冬，有的人只好带着毛毯披在身上。
一天，半夜时分，陈璧君一觉醒来，到灵堂查看，只见伪文官长徐苏中正裹着厚厚的毛毯，坐在地上。她怒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就像炸弹爆炸似的大声吼叫：“徐苏中，你起来！回公馆抱着小老婆纳福去好了！守什么灵？汪先生对你如何？你守一夜灵都不肯吗？”
徐苏中哪敢违抗，立即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直至天明。
在一星期的守灵中，除陈公博、周佛海外，几乎人人都受到程度不等的训斥。连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丁默邨，也被陈璧君骂得哭笑不得。
11月23日，伪政府替汪精卫在南京大出丧。
这一天天气晴朗，但酷寒逼人，重裘不暖。大家吃不消陈璧君的雌威，纷纷在早晨6时前赶到。待太阳初升时，一个小小的灵堂，已经人头攒动了。
6时30分，举行“移灵祭”，由陈公博站在棺材前，高声朗读祭文，这是一篇艰涩难懂的八股文章。
7时整，大出丧开始。队伍最前面，有一伪军官，骑黑马，高擎开道旗。后面是两个骑黑马的骑兵，背着枪口朝下的步枪，一人手执伪国旗，一人举着伪党旗。然后是军乐队，边走边奏哀乐。再后面是骑兵大队和步兵连。然后是手执花圈的伪官挽圈队。
陈璧君和子女们穿着黑色丧服，分别走在灵车前后。灵车由8匹白马牵引。灵车后还有卫士大队和被胁迫来的大学生10000多人，绵延足有2000米之长。
东郊梅花岭从山麓到山巅，扎满黑白布球，日本驻伪府大使谷正之、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军官依次排成一圈。
10时30分，举行安葬典礼，还是由陈公博主祭。烦琐的仪式后，已是中午12时了，方才进行入墓式。
最后由陈璧君带领众人将泥土洒在棺木上。陈璧君每洒一铲，就说一声“魂兮归来”。“汪精卫之墓”的红字石碑，当即立在墓前。
至于那块“咏梅”诗碑，还未刻好，只得以后补之。待“咏梅”诗石碑刻好，已是1945年8月中旬，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汪精卫墓本来是仿中山陵设计的，造价为5000万元，但动手兴建不久，日本投降，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
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
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第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第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工兵营负责，用150千克TNT烈性炸药。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寒逼人的晚上，梅花岭四面响起了陆军的“试炮”巨响。工兵在水泥墓上钻好炮眼，放好引信，轰然一声，炸开了这个石墓，露出棺材。
撬开棺盖，马崇六看到汪精卫的尸体并未腐烂，只是脸色青灰，已有黑斑点点。马崇六叫工兵实行“抄身”，但除陈璧君写的“魂兮归来”纸片外，没有其他随葬品。
马崇六“验明正身”后，下令用吊车将棺木吊到卡车上，向清凉山火葬场驶去。这里士兵们立即平整土地，填满墓穴，运走垃圾，将一座事先以积木式拼装好的翘角亭子，埋在墓地上，不到天亮，就已完工了。
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汪精卫的坟墓就此消失，这里依旧是游览风景的地方。装着棺材的汽车，由马崇六押车开到火葬场。场内人员都已调开，全由工兵操作。
棺材被立即送入火化炉，但见一团火球，飞舞燃烧40分钟不到，全部烧光。一副价值连城的楠木棺材，也一起化为灰烬了。马崇六命令开动强烈的鼓风机，向炉膛吹去，顷刻间尘灰飞溅，汪精卫的骨灰就在茫茫夜空中四散不见了。
汪精卫生前所作的诗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句子，本是得意时随手写写的，想不到，到头来一语成谶，竟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