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周佛海



抗战爆发投入日本人怀抱

周佛海，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后，周佛海仍回日本求学。之后，他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

1923年，他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

不久，周佛海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

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党的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

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

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

抗战全面爆发时，周佛海又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十大头目之一，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

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常来的有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胡适等人。

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获益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认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等。

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

他儿子周幼海在回忆录里曾提及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这是周佛海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

1938年冬，周佛海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精卫在河内，周佛海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精卫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佛海一把抓。“沪西路”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佛海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伪行政院副院长、伪财政部长、伪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投敌叛国过上腐败糜烂生活

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

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周佛海甚至狂妄地说：“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其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

尽管他权势两旺，富可敌国，但总是夜夜惊梦，惴惴不安。

他对自己的儿子说：

汉奸这顶大帽子是戴定了，如果一旦日本失败，吾家无噍类矣！但这与你无关，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国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他每年要从北平经上海到重庆去一次。他和蒋先生关系极好，正在做中间人谈判中日和平呢！至于我自己，只有醉生梦死，醇酒美人了。希望日本不要失败，才有活路。

周佛海怀揣这种心思，每天都过着“醉生梦死，醇酒美人”的生活。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

不久，此事即被周的妻子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

周佛海还是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的常客。有张小报登过一段艳事：有个名妓叫“真素心”，死活要周佛海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不错，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

汉奸歪才，倒也不易，把“真素心”三个字都嵌进去了。但一个“大人物”的艳联挂在妓院里，当时传为笑谈。

约在1940年年初，“76号”臭名昭著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是要巴结周佛海，将京剧坤角“小伶红”介绍给周。两人一见倾心，立成好事。

周佛海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事被杨淑慧探悉，大发雌威，叫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

孙曜东满身粪汁，“小伶红”脸色刷白，跪地求饶。周佛海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替周佛海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不认账。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到东京治病，又和护士金田幸子搭上，生了个女儿，叫白石和子。这一次杨淑慧无法河东狮吼，只有忍耐，因为是日本人，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何况拉皮条的还是汪伪经济顾问冈田西次！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道出了部分事实。

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穷途末路重新寻找救命稻草

周佛海除腐化淫乱之外，就是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刚当汉奸，他已经在为自己的退路打算了。当时在中国，只有三大政治势力：日本军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重庆和延安，他要留取退路。是重庆，还是延安？他没有决定。来者不拒，手里多几张牌，总是好的。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就是周佛海埋下的伏笔。刚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业，想让他立功赎罪，也已派人来找他了。

杨叔丹的姐姐杨宇久是周佛海岳母的干女儿，同他的老婆杨淑慧以前以姐妹相称，这次杨宇久奉刘少奇之命，到南京来做周佛海的工作。

杨叔丹透露给杨淑慧后，她说：“老姐妹到了！快来，快来。她是共产党，但我保证没人动她一根毫毛。”

周佛海也说：“肯定是刘少奇派她专门找我的。告诉她，绝对安全。”于是，杨宇久来了，在周家华丽的客厅内，和周佛海、杨淑慧进行了长谈。

周佛海首先开口：“宇久，你不必瞒我，是少奇派你来找我的。你今后来去自由，一切安全。不过，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谈得拢吗？”

杨宇久笑笑说：“共产党现在讲统战政策，只要姐夫能为人民做事，过去的事就不谈了吧！”

周佛海说：“宇久如此爽直，我十分欣慰。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人的饭不好吃呢！你就谈具体任务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无不照办。”

“姐夫，这次不是有具体的事来的。少奇同志叫我来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方可以给你宽裕的回旋余地，使你在政治上有个光明的退路。”

既然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谈话就在半夜时结束了。杨宇久说，以后自有人会来安排一切。

杨宇久到了上海，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周佛海眼开眼闭，也不加干涉，还安全礼送她回了苏北。但此事说来奇怪，以后即再无任何进展，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4年，当日本将要失败、周佛海已投入军统戴笠的怀抱时，共产党还曾派高级人员冯少白，化名冯龙，冒险到上海找周佛海，希望他认清形势，在此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悔悟立功赎罪。

周佛海政治投机的秉性难改，各方来客，都要应付，就在湖南路豪华的私宅内会见了冯少白。

冯少白开门见山地说：“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腐败透顶，日子不长。中国的前途，周先生是清楚的。”

周佛海满脸堆笑：“得人心者得天下，贵党前程无量。”

冯少白说：“你曾是我党‘一大’代表，和我党领导人是很熟的！”

周大笑说：“怎么不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都是老朋友。和恩来最熟，我们同是黄埔军校教官。”

谈到具体任务时，冯少白说：“日本失败时，周先生要立大功，我会叫人找你。”会见就此结束。

其实，周佛海早已和蒋介石、戴笠打得火热。对共产党，只是虚假敷衍。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冯少白曾写了亲笔信，由一个叫章克的人带来找周佛海。周佛海不见，只收下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看了信后，撕得粉碎，撒向窗外，抛尽了共产党对他最后的挽救。

周佛海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戴笠走呢？

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周佛海所以再投蒋、戴，是他政治投机的必然结果，原因自然很多。

自从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后，蒋介石即命令戴笠，将周在湖南的亲属全部逮捕软禁。周佛海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等，都关进了军统特务设在贵州的息烽训练班集中营，但生活待遇是十分优裕的。周佛海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被捕，耿耿于怀，老早就转托戴笠照顾。

后来，周佛海母亲在息烽病死，戴笠曾代当孝子，开吊祭奠，目的自然是要拉拢利用周佛海。

周佛海在政治上正式重投蒋介石，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周佛海曾歇斯底里地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

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国民党。周佛海认为蒋的力量仍比共产党强，而自己又曾是蒋的心腹，尤其是母亲、岳父等都在蒋的手里。

1942年年初，周佛海即派戴笠驻在自己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持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专程到重庆去面交戴笠转呈。信中表白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愿意力保东南半壁，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以赎罪过。

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来归心领神会，当即亲笔写了回信：“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

周佛海得了此信后好比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和戴笠合作，把共产党的挽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首先，周佛海在小舅子杨惺华家中设置了电台，天天和戴笠通报，由程克祥和另一军统特务彭寿负责。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周佛海已向他全盘托出。

日本人为何不干涉呢？原来，自从太平洋中途岛海战美国大胜后，日本步入下坡路，天天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结束中日战争。现在周佛海和蒋介石恢复关系，日本人求之不得。日本人幻想能架起直通重庆的桥梁。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周佛海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投机呢！

周佛海按照从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办法，建立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税警团。

说是“团”，其实是一支有20000人的精锐部队，接近两个师。武器都是通过川本芳太郎取得的“三八”式枪械，而且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这是其他伪军绝对没有的。

后来，周佛海和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物资交换，又得来许多连日军也没有的卡宾枪和冲锋枪。自从周佛海和蒋介石恢复联系后，戴笠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支部队，密令军统干将熊剑东到周佛海处当了税警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周佛海当伪上海市市长，熊剑东又是保安司令。

提起熊剑东此人，敌伪时在上海十分有名。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的大案，就是周佛海、熊剑东按戴笠的密令干的。日本投降后，熊剑东是汉奸中唯一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公开表扬的人。

兔死狗烹软禁重庆白公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8月16日，周佛海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

周佛海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得和陈公博有点小摩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30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

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这样一来，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佛海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

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

不料，忠于陈公博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

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佛海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公博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陈公博被引渡回来，1946年被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他的头衔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佛海和任援道分工，任援道管京沪，周佛海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摇身一变，去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还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

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

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

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

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佛海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

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过了10天，周佛海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把周佛海架空了。周佛海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佛海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佛海的心腹、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负责。周佛海近两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

周佛海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中支那派遣军第十三军（代号“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

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

程克祥、彭寿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布告的具名却是“总指挥”周佛海。周佛海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就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

程克祥对周佛海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佛海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佛海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

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

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宣布结束。他就索性待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佛海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至深夜，那热乎劲儿胜过亲兄弟。

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佛海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佛海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邨、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绝不会判刑。”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此时，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

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

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儿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

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事不妙。9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兴冲冲踏进周公馆，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笠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但周佛海深知戴笠的性格，戴笠决定的事，不会更改。周佛海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佛海，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邨、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假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

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地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两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佛海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戴笠坐一会儿就走了。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周幼海漠不关心。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杨淑慧心乱如麻，待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

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她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周幼海说：

“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周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去了，我可不去！”“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周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周幼海又顶了一句。“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周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戴笠又笑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周幼海感到莫名其妙。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周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周幼海笑笑说：“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要马上回来，向周家的财富开刀。飞机到了白市驿机场，杨家山的总务科长夏祯祥已在恭候。戴笠关照，将周幼海母子送到“四一医院”，好好招待，自己就进城去了。从此，戴笠再未去看过周佛海，虽周佛海一再写信，戴笠也不理。当杨淑慧和周幼海走进豪华的医院病房时，周佛海一见就目瞪口呆，沉默半晌后说：“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周幼海抢先说：“戴笠叫妈妈来照顾你的，莫名其妙，把我也逼来了！”周佛海一听，心中打鼓，不安地朝妻子说：“雨农不安好心，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杨淑慧定了定神说：“戴笠在上海逼幼海走，我已猜着七八分。没有别的，要我们的钱。不怕他，我早有准备。房子搬不动，但珠宝黄货，早已进了美国银行保险箱。蒋老头子那封亲笔信，我已锁入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佛海，你别怕，他戴笠是天王老子，也无办法。”

杨淑慧的泼辣厉害，于此可见一斑！

周佛海病好以后，被送回白公馆，和丁默邨、罗君强住在二楼，招待优裕，设备一流，就是独缺自由。周幼海住在楼下，允许他和父亲见面，但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也被软禁了。

周幼海在回忆白公馆的软禁生活时写道：“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一个月后，戴笠放杨淑慧回上海了，周幼海则不放。

杨淑慧临走时对周佛海说：“这可见戴笠闹腾了几十天，除房子、车子外，一无所获，所以要我回去，想榨我的油。放心，我来个以软克硬，一毛不拔！”

周幼海常到楼上和父亲聊天。他虽厌恶周佛海，但在全封闭的白公馆内，还有谁好谈呢？除了特务，还是特务。一次，谈到周幼海的前途，周佛海说：“你还是去美国读书好。”周幼海经过此番劫难，又成熟了许多，说：“你们管住我二十多年了，

现在不要再管，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什么路？周幼海不说。他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心中已仰慕共产党。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一处叫“困雨谷”的山峰上坠机身亡。戴笠字雨农，死在困雨谷，可算天亡斯人。消息传来，杨家山的大小特务，乱作一团，像煮开了一锅粥。

最着急的，要算周佛海这些大汉奸了。周佛海十分了解戴笠，金钱上要捞进，政治上会保证。现在保护神一死，指望落空。周佛海对同室的大汉奸们惊呼：“雨农死了，我也完了！”

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写道：

三月中旬忽阅报，谓其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

周佛海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邨等，就更不必说了。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笠的权力太大，已成蒋介石的障碍。周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

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了一个声明，想要作为政治问题解决，

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人凤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

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

但对周幼海的软禁，周佛海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七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

毛人凤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做保，胡静安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周幼海和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周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最后，他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周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周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

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

周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孟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

周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国共产党办事处。

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进行了一番对答。

秘书对周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周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他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周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投奔了共产党。

接受审判铁窗之内了余生

周佛海在白公馆一再要求司法审判，政治解决的幻梦彻底破灭了。

1946年7月中旬，毛人凤跑来说：“好吧，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

周佛海很高兴，自以为替蒋介石、戴笠做过不少事，法律上至少也可将功抵过。但不知为何，又拖了很久，直至9月16日，军统才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用飞机送到南京。

周佛海等先被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生活上依旧优待，饭菜都是酒楼送来的。

9月23日，周被移押到老虎桥法院看守所。这是一座小洋房，内有花园，放风时还可散步。周佛海被关在“忠”字监，和丁默邨、罗君强同住。但伙食已是犯人的规格了，周佛海终于正式过监狱生活。

周佛海在重庆时，就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内容全是表功，说明自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功比天高，足可抵过。

9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已到军统看守所提审过一次，周佛海即交了自白书，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早已向军统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

移押法院看守所后，9月24日、25日、26日接连提审。审讯员告诉周佛海：“罪行严重，抛弃幻想。”

这样一来，周佛海和丁默邨等就有些惴惴不安。大汉奸缪斌也替蒋介石做过不少事，但在5月间第一个被枪毙了！接着，陈公博、褚民谊等接连被处决，他们对蒋介石也是多少有功的。丁默邨虽是特工魔头，但胆小如鼠，天天向周佛海唠叨：“老头子恐要一锅端，死定了！”周佛海也坐立不安，但自忖还有蒋的亲笔信这张王牌。但大汉奸缪斌也是有的呀，他为什么会被枪毙？周佛海茫然了，无以自答。国民党司法界的内幕十分复杂。负责周佛海案件的高等法院推事金世鼎和检察官陈绳祖，几经密商，计划要判周佛海死刑。

当然，这是得到最高当局暗示的。蒋介石侍从室传来口谕，要严厉肃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而社会上也盛传，周家有钱，已重贿法官，可免一死。主办案件的金世鼎和陈绳祖，钱哪有不要，只是周家的钱太烫手，拿不得，何况周家也未开后门来“献宝”。所以，周佛海自以为“功高盖天”，但还未审判，就已被定了个死罪！

杨淑慧使出她浑身解数，忙得不可开交。她确信丈夫立过大功，又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可以免罪。现在最要紧的是金钱铺路，打好官司。为了取得大量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材料，杨淑慧不惜重金，到处送礼。在所有的大汉奸中，证明材料最多的，要数周佛海了，包括杜月笙写的证明不下30多份。杨淑慧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塞法院的洞。在大量闪闪发光的黄金前，法官也许会怦然心动的，但杨淑慧失策了。

杨淑慧花重金聘请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三位著名律师，负责辩护。但杨淑慧纵有通天本领，过不了蒋介石这一关也不行。

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宽敞的大成殿内，布置法庭，公审周佛海。

一早，朝天宫内外就密布宪兵法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尽管如此，旁听者还是来如潮涌，不到9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两边窗槛及围廊里也全是人了。

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由院长赵琛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加上响当当的三位辩护律师，像唱戏一样，名角如云。

律师提供的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是大量的，有军统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党皇帝”吴开先的，上海市党部的……

但军统毛人凤大概因为没有拿到杨淑慧的大金条而昏了头，在证明周佛海有功后，又有一封公函，说“完全是对汉奸在策略上的利用”，前后矛盾。

审判开始。官样文章般问过一通后，就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拖了近五个半钟头。

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一口咬定，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表功的辩词，滔滔不绝，竟达一小时之久。

周佛海在后来的《狱中日记》内写道：

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敌军军情等。

甚至，连戴笠密令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一事也搬出来了。周佛海在庭上说：“戴局长有电，处死李士群。后和华中宪兵司令部科长冈村商量，予以毒毙。”

周佛海说得额头冒汗，手舞足蹈。

辩论快终结时，已经夕阳西下。哪知冷火里爆出颗热栗子，检察官陈绳祖站起身来，举手摇着几张纸，声震屋宇般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

轻飘飘的两张信纸，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将周佛海的表功全部否定了。旁听的人群一阵骚动，审判长不断摇铃，提醒肃静。周佛海也有点心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心中暗忖：我还有老蒋亲笔信这张王牌呢！

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定期宣判后，这场闹剧暂时落下帷幕。

周佛海虽经检察官重重一击，但仍精神亢奋，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回监房后竟然忘形地写了一首歪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11月7日，晴天霹雳，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杨淑慧一听，三魂出窍，六魄飘荡，顿时目瞪口呆，周佛海真的要等枪毙了吗？

杨淑慧当然立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死刑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仍被驳回。

满城爆竹，声声响在杨淑慧心头，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枪毙。

杨淑慧大冷天浑身汗淋，顾不上忌讳礼节，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方是丈夫的老朋友，又能随时见到蒋，不会坐视不救。

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地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万箭穿心。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蒋介石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悲咽的声音在四周荡漾，气氛悲切。

杨淑慧以无言代替千言万语，事至如今，说话是多余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来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杨淑慧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挨过去的。周佛海既没有被枪毙，蒋介石也未见动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杨淑慧身心煎熬，度日如年。

直至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

特赦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命令一出，压在杨淑慧心上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丈夫性命到底保全了，“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就可以出来重整旗鼓了。这是国民党对汉奸发布的唯一的特赦令，来之不易，周佛海终于死里逃生。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惦量一下“终身监禁”的份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8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

1948年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