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戈培尔
控制宣传工具推行文化专制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雷特城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职员家庭。戈培尔小时候曾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左腿萎缩。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戈培尔准备参军服役，却遭到拒绝。这让戈培尔痛苦终生。
从天主教中学毕业时，戈培尔代表全班作毕业演讲，获得好评。从1917年夏至1921年春，戈培尔主要依靠天主教艾尔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的资助，先后在波恩大学、弗赖堡大学、乌兹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
1921年4月，在海德堡大学犹太文学史家弗里德里希·贡尔夫教授的指导下，戈培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戈培尔致力于创作小说、剧本和诗歌，著有小说《迈克尔》、剧本《流浪者》和《孤客》，但当时根本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直至1926年，戈培尔的小说《迈克尔》才得到出版。
希特勒的演讲非常能蛊惑人心，当时很多德国青年因此而加入纳粹党。1922年，戈培尔也因受希特勒演讲的感染而加入纳粹党，谋求通过政治活动而出人头地。戈培尔大肆散布关于德意志民族和种族优秀的陈词滥调，认为同盟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为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胜利而欺骗了德国人。
1924年6月，戈培尔在日记中表示要“思维简单一点，爱情高尚一点，期待真诚一点，信念炽热一点，说话谦虚一点”。
同年10月，戈培尔在日记中发誓：我们必须寻找上帝，我们正是为此而活在世上。由于戈培尔的才智，擅长演讲鼓动，在纳粹党内很快出人头地。1925年，戈培尔出任纳粹党鲁尔区党部书记，成为纳粹党北德派领袖格里戈尔·施特拉塞的主要合作者。戈培尔创办并编辑《纳粹通讯》等属于施特拉塞兄弟的出版物。
为了笼络人心，戈培尔和施特拉塞兄弟经常发表迎合劳动群众情绪的言辞，提出纳粹党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共同开展征用贵族财产运动，主张将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
这与希特勒的主张相矛盾，希特勒对此非常生气。但戈培尔当时效力于施特拉塞，因此大力攻击希特勒。在1925年11月的纳粹党汉诺威会议上，戈培尔甚至鼓噪“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分裂之后，戈培尔被人推荐给希特勒。希特勒欣赏这位擅长宣传鼓动的演说家，以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相赠，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发表演说。
戈培尔对此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进入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小时……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1926年2月，戈培尔在纳粹党班贝格会议上完全倒向希特勒一边。8月，戈培尔通过《人民观察家报》发表声明，与施特拉塞彻底决裂。11月，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柏林—勃兰登堡区党部书记，负责清党和机构整编，很快就使该区的纳粹党成为强有力的组织。1927年，戈培尔创办《进攻报》并兼任主编，加强纳粹宣传工作。戈培尔设计广告画，出版宣传品，组织游行，举行慕尼黑啤酒店暴动纪念集会和柏林体育馆大型演讲会；制造元首“一贯正确”的神话，把希特勒描绘成“主宰者”，诱导人们盲目服从；将被人杀死的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生前所作的进行曲《威塞尔倒下了》作为纳粹党歌，鼓吹为纳粹事业献身。1929年，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工作出色，能力非凡，给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希特勒在1942年回顾起来仍颇有感慨：
戈培尔博士带有言辞和才智两件礼物，没有这些礼物，柏林的局势就无法控制……对戈培尔博士来说，他以言辞的真实感情赢得了柏林。
1928年，戈培尔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当时，他曾经这样宣称：
我们进入国会，以便我们能从其武库中取出民主武器来武装自己。我们应该成为国会议员，以便魏玛观念形态自己帮助我们摧毁它。
这对纳粹党的夺权策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万张选票，得到107个席位，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国会第二大党。
1931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戈培尔力促希特勒参加竞选，并且倾尽全力为其效劳。戈培尔与希特勒周游全国，频繁发表竞选演说，煽动党徒的狂热情绪。
此外，戈培尔调集全部人马，开动宣传机器，利用募集的经费，发动前所未有的宣传运动。纳粹党成员在全国各地张贴100万张彩色宣传画，散发800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有时一天之内就有3000个动员大会，首次将电影和唱片用于总统竞选活动。
尽管希特勒经过两次投票均未能当选，但这番宣传却也收获不小，第二次获得的选票比第一次获得的选票翻了一番。
1933年1月，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奉命组阁。戈培尔欣喜若狂，迅速与希特勒“定下同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第三帝国很快就查封德国共产党的60种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71种报纸，强行封闭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
2月27日，戈培尔伙同戈林策划制造“国会纵火案”，以此为借口迫害、镇压德国共产党。
3月，戈培尔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负责宣传纳粹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戈培尔对此不遗余力。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主要设有下述职能部门：行政管理局——负责管理全部行政事务；宣传局——负责组织反对共产主义、犹太人、教会或支持种族纯正的宣传运动，组织各种规模的集会；广播局——负责从政策高度指导并监督德国广播公司的工作；新闻局——负责每日新闻发布和出版；对外局——负责对国外的宣传工作以影响国外的公众舆论；电影局——负责指导和审查影片的制作与放映。
德国文化协会也隶属该部领导，下辖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和电影等6个协会。从事上述职业的人必须加入相关的协会，对纳粹主义不热心的人或“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将遭到开除并剥夺从事文化活动的权利。
纳粹党对宣传的重视和纳粹宣传的成功，使戈培尔赢得了纳粹党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和尊敬，原来称其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也改称其为“我们的博士”。
戈培尔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必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艺术，我们相信奇迹，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们看来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迹”；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为了使民众的思想与纳粹的观点一致，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戈培尔在柏林发起随后遍及全国的焚书运动，那些被视为“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海涅和爱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戈培尔向参加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戈培尔因此获得“焚书者”的万恶之名。
为了消灭与纳粹党对立的宣传媒介，戈培尔对报刊、广播和电影以及新闻工作人员实施严格控制。《法兰克福日报》的犹太老板被赶出报社，颇有影响的《伏斯日报》被勒令停刊。
在纳粹统治的前4年，德国报纸由3607种减为2671种；戈培尔或其部属每天就新闻编发问题作出口头训令或书面指示。戈培尔也将德国广播公司和电影公司驯服，使其成为纳粹的舆论宣传工具。
运用媒体喉舌充当纳粹帮凶
在万湖会议上，希特勒最后决定在整个西欧开始屠杀犹太人。最初，戈培尔似乎想将屠杀行动同镇压天主教会一样，推迟到所谓“最后胜利”之日，但既然希特勒决心已定，他也就决心紧跟了。
1935年，戈培尔主持德国的反犹太人活动。6月，他宣称“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将犹太人逐出国防军和劳役部门。9月，颁布纽伦堡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均属犯罪行动。
此外，戈培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只有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会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
1936年1月17日，戈培尔面对18000名纳粹分子发表了激烈演说，他宣布德国必须拥有殖民地。他说：“德国确实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我们没有殖民也没有原材料。”在谈到德军供应不足的问题时，他说：“没有黄油我们还能活，可没有大炮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1937年5月28日，戈培尔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
1938年，戈培尔再次组织反犹太人运动。10月，情报与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000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驱逐出境。11月，为纪念啤酒店暴动而制造“水晶之夜”（亦称“砸玻璃之夜”），将犹太人经常集会的会场、住宅和店铺的玻璃全部砸碎而诡称为德国人民“自发的示威”，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党冲锋队员还高唱：“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在纳粹德国发动波兰战争之前，戈培尔操纵宣传机器煽动战争狂热。《柏林日报》先使用大字标题警告“当心波兰”，后又谎称“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
《领袖日报》则用危言耸听的标题：“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十二点钟报》报道波兰人攻击3架德国客机。《人民观察家报》编发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1939年9月1日的早报则竞相报道所谓“波兰志愿人员和上西里西亚叛乱分子”袭击靠近边界的德国格莱维茨广播电台的消息。实际上，袭击行动是纳粹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炮制的。
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后，最高统帅部在作战部设有国防军宣传处，负责军事新闻检查和编发国防军公报。在整个战争时期，戈培尔都力图把国防军宣传处变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职能部门，以便使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协调起来，但是未能成功。
戈培尔与里宾特洛甫争夺对外宣传权的斗争也以妥协告终。尽管如此，戈培尔仍竭力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为配合法西斯战争而鼓噪呐喊，并颇具成效。
戈培尔认为广播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演说比写作更能吸引人心。由“哈哈勋爵”主持的对英广播节目，在宣传纳粹战争政策，影响英国公众心理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1940年6月，在德军侵苏战争之前，戈培尔试图让人们相信3个星期或5个星期之内德军将入侵英国，告诫人们“不要试图猜测——你们不会猜着，继续你们的工作。可以肯定，届时你们将听到你们必须知道的消息”。
1943年2月2日，德军在“命运之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戈培尔下令全国娱乐场所关闭3天，在第一天和第三天停止交通一分钟。
2月18日，在柏林体育馆里，聚集了15000名精选的听众，戈培尔发表著名的煽动性演说《论总体战》。演说历时两个多小时，据称是纳粹领导人在战争时期所作的最长的演说。
演说直言不讳地以“经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和训练的德国人民能够承受全部真相”开头。
第一部分不讲德军的败绩而强调“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指明德国胜利的必然性，旨在告诫德国听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听众。
第二部分则旨在说服德国公众相信胜利必须通过总体战来赢得，共有10个结论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你们想要总体战吗？你们想让战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具总体性和彻底性吗？”
演说最后以西奥多·科纳的诗句“国家屹立而风暴消失”作为结尾，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演说之后，戈培尔下令关闭柏林的豪华饭店和娱乐场所，装模作样地带头不用宽敞阔气的客厅、不上高级茶点，并通过纪录片大肆宣传。
戈培尔还经常为希特勒朗诵《腓特烈大帝史》，共同期待第三帝国“时来运转”。
1944年6月，戈培尔出任德国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
7月20日，德国发生谋杀希特勒事件。戈培尔积极组织镇压并及时通过广播电台发布挫败谋杀的公告，使奄奄一息的纳粹政权又缓过劲来。
8月24日，为了挽救第三帝国，戈培尔下达总动员令。
1945年1月，戈培尔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气战，下令枪毙被俘盟军飞行员，主张固守柏林。
4月，戈培尔夫妇迁居总理府地下室。这时，希特勒已决定自杀，并立下遗嘱任命邓尼茨为总统、戈培尔为总理。
戈培尔或许已意识到纳粹政权的崩溃，写下《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声称“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为重要”。
5月1日，戈培尔夫妇先让党卫队员毒死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让党卫队员从背后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