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冈村宁次
插手中国事务挑起“一·二八事变”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
他的父母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但没有保住，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也会夭折。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他的父亲将自己名字里的“宁”字作为儿子的一个字，以示长久，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表示是第二个孩子，所以就取名为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从小学习就比较刻苦，每天都给自己划定学习目标，并努力去完成。
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13岁时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由于该校当时的学费较贵，所以冈村宁次在此只读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
1898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陆军士官学校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他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的小队副。
此时的冈村宁次，怀着为天皇建功立勋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马上驰骋疆场。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要求下，上司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1905年4月，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库页岛战役。
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间，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中尉区队长，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李烈钧、何应钦。
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绩毕业。
1914年8月，他被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乘机抢夺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就这样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决定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遂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收集资料，冈村宁次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冈村宁次在青岛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到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的工作。
冈村宁次在青木顾问处干了4年多，于1919年7月重返日本。回国后，他被任命为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
1921年，冈村宁次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临行前，首次参拜了皇太子裕仁。他此行的任务是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
同年10月27日，冈村宁次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他和另外两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
这两人一个是永田铁山，另一个叫小畑敏四郎，他们在东京陆军小学时就是好朋友。
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
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冈村宁次眼看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
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彼此亲昵称呼“铁”和“宁”。
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
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则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一天，冈村宁次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结成“巴登巴登盟约”，立誓打倒军队中的长州阀元老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势力，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三羽乌之盟”。这三个人后来成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象征。
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四个人——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可是在巴登巴登聚会时他只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的小喽啰。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4人之外，他们还在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了7个人。这11人都是后来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
他们是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和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等。
当被称为太阳鸟的“三羽乌”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笼罩整个东亚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的大地震。
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遂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调至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
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频活动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冈村宁次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在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日本厂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他巧妙地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打头阵，制造“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宁次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陆军本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
在江浙战争爆发时，他把军事间谍派到双方的军中去当顾问，自己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检验双方军队的作战实力。后来只是在福建的孙传芳部突然出兵，奇袭卢永祥才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去当孙传芳的顾问，看着这支小小的军队迅速膨胀成为五省联军，又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在一片混乱中，他偷盗了孙传芳的军用地图，躲进了日本长江舰队，又被奖励了一大笔资金。
1927年，冈村宁次任日本陆军步兵第三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在山东“济南惨案”时奉命率部支援暂驻青岛，后回国调任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
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
2月26日，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
3月6日晨，待冈村宁次抵达上海时，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
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时年48岁。
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出任侵华头目犯下累累罪行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奉命转赴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由于中国东北各地的抗日活动高涨，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
9月，日伪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规定对其可以格杀勿论。
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33年春，在以武藤信义、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为首的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地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被打散，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3月2日，日军轻取赤峰城，两天后又占领了承德。从1月份挑起事端至此，日军在短时间内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
至5月中旬，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日军很快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密云、怀柔一带逼近压进，其师团指挥所也前移至白河洞。随着密云、怀柔被占，北平已处在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
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之下，5月24日，中国方面不得不正式提出停战要求。当晚，中方密使殷同与冈村宁次进行了会晤。
其实，此前冈村宁次的多年故交、他曾经的学生、国民党有名的亲日派分子何应钦，已经早在暗中向冈村密授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玄机，因而双方很快就达成了有关停战的大致意向。
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16时，双方交换全权证书。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
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对中方代表熊斌提出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弃而不顾。
冈村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是”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
双方相持至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停战协定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做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队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达成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
1934年12月，冈村宁次回调参谋本部。他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职位则被板垣征四郎接替。
1935年3月，冈村宁次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在他的策动下，关东军展开了以在华北建立亲日傀儡政权、控制华北于日本势力之下为核心目标的“华北工作”。
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派具体负责“华北自治运动”。11月中旬，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立，这一侵略目标基本实现，冈村宁次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1936年2月26日拂晓，日本“皇道派”少壮军人发动了震撼日本政坛的“二·二六”事变。兵变发生后，冈村宁次和石原莞尔等临时参谋本部主要成员积极主张采取“断然镇压”的方针，以整肃军纪。
冈村宁次原先也倾向于“皇道派”，并受到过“皇道派”一些实力人物的提携。但是，冈村宁次的政治观点是国家革新固然重要，但国内的稳定更为重要，下级军官的兵变会“损害军队的名声，削弱首脑部门的统制力”。
鉴于这些原因，冈村宁次并没有在事变中站到“皇道派”一边，而是积极参与制订具体的镇压计划。几天后，这次事变就被镇压下去。冈村宁次因在此次事变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得当，被晋升为中将，破格出任第二师团师团长，成为17个正规师团主将之一，随后即开赴“北满”。在“北满”，冈村宁次的部队编入关东军的建制序列，后又移防东部，担任对苏警备。1938年6月，冈村宁次接到军部调令，组建第十一军，并任该军司令官，负责攻略武汉地区。7月中旬，冈村宁次正式在南京行使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权。他履新的第一仗是亲自指挥攻占九江的战役。九江位于从安庆到武汉这段长江向南弯曲处，是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冈村宁次在海、空军的密切配合下，疯狂向九江中国守军张发奎的部队进攻，弹火铺天盖地，天地一片黯然。中国守军竭力抵抗，但损失惨重。7月25日晚，日军最终蜂拥攻入九江城，正赶上城里流行霍乱。冈村宁次诬蔑是中国军队撤退时有意散布的结果，因而“一定要消灭九江霍乱”。随着一声令下，九江城内大批染病或被日本军医定为有染病嫌疑的中国老百姓，惨遭涂炭，被日军屠杀、焚尸。
8月1日，冈村宁次下达继续进攻命令。当时，他手里有3个师团1个旅团，还有两个师团在增援中。他决心以波田支队镇守，以第六师团沿长江北岸而上攻武汉，集中两个师团沿南浔线攻取南昌，然后西进大迂回至岳阳，切断合围陈诚第六战区的27个军。
随后，他改用第六、第九、第二十七师团的强大兵力沿江而上，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突破田家镇要塞，击退沿途的张发奎、李品仙两兵团。
10月25日凌晨，蒋介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武汉。当日深夜，汉口完全沦陷。26日凌晨5时，武昌被占。27日午后，汉阳失守。至此，武汉三镇全被日军占领。
1939年4月，他又发动了以夺取南昌为目标的南昌会战。面对罗卓英集团的10个军20万人和横在进军道路上的3条宽阔的河流，他违抗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的意志，用两个连吃败仗的软弱师团作为主力，在3000米宽的突破口上集中了250门重炮，并集中了130辆坦克在空军的掩护下作为先锋单独突破，仅7天时间就占领了南昌。
5月和9月，冈村宁次又发动了对中国第五战区的襄东进击战（随枣会战）和对第九战区的湘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随枣会战时，他以3个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面对李宗仁的20个军30万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他以4个师团对薛岳的52个师。
在这两次战役中，冈村宁次在宽大的正面上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消灭对方骨干兵团为目标，不以占领地域为目标，速进速退。因作战兵力不足和作战地域限制，他并没能完成预期的任务。
冈村因此对大本营总参谋部的限制扩大作战地域的方针大为不满，他要求大举增兵。由于他的上书和日本的大方针有冲突，他被调离前线，回日本当军事参议官。
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授予大将军衔。不久，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当时，华北方面军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
冈村宁次到任后，调集数万日军，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国民党军队受不了压力，光投降的就有40余万。
在“扫荡”中，日军进行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无数的百姓，尸首异处；大好的河山，荒冢累累。
这时八路军陷入很被动的局面，丧失了一半根据地和人口，平原富庶地带全部变成游击区，总兵力由40万减至30万。太行山上的前方总部被日军特种部队突袭，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战死。
“扫荡”之后，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根据地大部分变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冀中军区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区以上干部牺牲过半。
日军在大“扫荡”中滥杀无辜平民，而冈村宁次却因为屠杀中国人民“有功”被日本大本营授予一级军功“金鹄”勋章。
1943年，冈村宁次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有增无减，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这年秋季，展开了大规模“扫荡”，短短3个月时间，日军残杀根据地人民6700余人，烧毁房舍55000余间，抢走牲畜19000多头，抢劫和焚毁粮食1500千克。
冈村宁次虽然多次施展“扫荡”毒计，但始终无法消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在整个战局的影响下，冈村宁次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来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连吃败仗的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讽“狮子捕鼠，效力不大”。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由盛转衰、兵力吃紧，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调兵增援。
至1943年年底，冈村宁次麾下已有五六个师团被调走，占华北日军师团总数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队守卫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犹恐不足，更不用说主动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了。
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冈村宁次只好想办法招降纳叛，利用汉奸对付抗日队伍。在华北，他主要劝降的对象是阎锡山。
经过多次会议，冈村宁次对阎锡山的劝降虽没有成功，但达到了使阎锡山在军事上消极避战，日军得以在山西专事对付八路军的目的。
任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期间，冈村宁次的一大收获是：国民党各路杂牌军总共有30万人左右投降了日军。
1944年，日军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日本军部责成华北方面军提出方案，这虽然不是冈村所主张的西安—成都作战，但他还是认真作了准备。
早在1941年秋，冈村宁次就在黄河南岸夺得了一个桥头堡作为突破口，并不惜代价保持了两年之久。
鉴于中国军第一战区40万人为蒋鼎文和汤恩伯两个集团，而华北日军140个大队只能动用12万人。冈村宁次预计先消灭作为机动兵力的汤恩伯集团，然后再消灭以洛阳为中心的蒋鼎文守土部队。
针对汤恩伯喜欢打运动战，而且喜欢趁日军退却时集中兵力突击一翼的习惯，冈村命令内蒙古的战车第三师团秘密南下，部署在战线后方，准备在汤恩伯反攻的时候给他当头一棒。结果战场形势发展完全符合他的预计，汤恩伯的反攻刚刚显出模样就被打垮了。
冈村宁次也由守土的华北方面军司令调任进行大规模机动作战的第六方面军司令。在到达武汉上任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华南的制空权已经被中美空军所夺去，武汉的军用仓库都被炸掉，连他要去广州都要绕道.....。
由于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中，为日本立下赫赫战功，1944年11月24日，日本政府升任他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这一年，冈村宁次已60岁。
战败受到庇护变身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
进入1945年，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在司令官王耀武的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0000余人。
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44年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先后转入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仅这一年就作战20000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人，收复国土80000平方千米。
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军队已发展到91万，民兵200万，建立了19个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千米，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本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
国际方面，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场战事结束。苏、美、英三国首脑为了处置德国，解决他们对欧洲及其他问题的安排，于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举行会议，通过了《波茨坦公告》。
在这个公告中，中、美、英三国要求日本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执迷不悟，他们只想着“本土决战”，叫嚣“一亿玉碎”，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
盟国对日本的反应极其愤慨，美国海军部发言人说：“美、英、中决心将不负责之军国主义驱逐出世界。日本如不投降，则目前对日本之大打击仅属全面战争伟大戏剧之序幕。”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日本本土受到重大打击，日本国内陷入一片恐慌。
虽然大势已去，冈村宁次仍想做垂死挣扎。9日，冈村宁次向部队发布训示说：“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必须发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歼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正当冈村宁次要带领侵华日军同中国军队决战时，却收到东京大本营密电，此文的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
看了这封电报，冈村宁次立即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
8月9日，苏联红军150余万人，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分四路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
经过10多天的凌厉进攻，一举打垮了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整个远东战役中，苏联军队共击毙日军83000多人，俘虏59．4万人。8月9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紧接着，8月10日午夜，朱德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布第一号受降命令，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以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证”。命令指出：
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
8月11日，朱德接连发出第二号至第七号命令，具体部署各部队受降事宜。
8月15日10时10分，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第六十八号密电。他心中顿时明白了，战败投降已成定局，除谨遵诏命外恐别无他策了。
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2000余名日军官兵，按平时遥拜天皇的队形，在南京市鼓楼广场东面集合，聆听天皇亲自播讲的投降诏书。
12时整，广播里响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接着，天皇用他那极其尖细的声音说：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国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这声音传遍了日本本土，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有日军驻在的地方……
虽然投降的消息，冈村宁次早已知晓，但亲耳听见天皇裕仁宣布这个“悲惨”的结局时，他仍禁不住悲痛与绝望。广播结束了，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在炎炎烈日下站了许久，没有人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冈村宁次彻夜难眠，既不甘心侵略战争就这样失败，也为自己性命、前途担忧。他自知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现在战败，作为败军之将，必是难逃法网。
正当冈村宁次倍感绝望之际，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电令，命令他的部队“暂保有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方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何应钦总司令之命令”。
此时，蒋介石的军队大多在西南地区，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为的是防止中国共产党就近“得利”，依靠日伪军先替自己看好地盘。日军败北，蒋介石的目标可要集中于“反共”了。
冈村宁次收到蒋介石的电令，心领神会，立即命令所属部队：“未得蒋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则采取武力行动。”
冈村宁次这个杀气腾腾的“命令”，公然继续把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看做敌人。冈村宁次还把他的通告堂堂正正地刊登在他武力控制下的报纸上。南京汪伪《中央日报》8月19日登载：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于8月17日上午10时发表通告如下：日本派遣军基于大本营严肃之统帅命令，以既往之配置即移入停战态势，然如有中国军队自称受命局部地区指挥官之命令，于津浦沿线，扬子江沿岸地区，对日本军取不法攻击态势，或要求解除武装者，日本派遣军对之，实甚表遗憾。
在日本派遣军于严肃之纪律下，根据本官之命令而进退，以后基于停战协定之成立，逐次转入实行协定，绝不许他人妄加置喙。
以上中国方面军之不稳行动，相信绝非蒋委员长之命令，更望蒋委员长从速命令中国军全军，以至大小各部队，以观态势彻底实行停战。
发此通告者，似不像日本之降将，更使人看到了冈村宁次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的凶残嘴脸。根据冈村的命令，被八路军、新四军围困的日军作困兽斗，不但不投降，还使用了武力。冈村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8月16日以来，华北一带及江苏北部日军，由于拒绝共军的缴械要求，到处发生了战斗。仅举二三事例如下：江苏省松相镇警备队，12月份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丧失1／3的兵力突围而出，中队长战死。
同一时期，江苏省高邮警备大队受共军攻击，激战两日，受重大损失，终于被共军解除武装……我军为对共军之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7000多人。
8月21日，冈村宁次按照国民党受降主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先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乘飞机去湖南芷江城，谈判投降事宜。
8月23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向冈村宁次作了汇报。
冈村宁次根据国民党备忘录的要求，迅速草拟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坚决支持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完全彻底地交付给重庆政府军队。
9月1日至5日，中国新编第六军被陆续空运到南京。
8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进驻南京。中国方面特意选择9月9日，在原国民党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受降签字仪式。
上午9时整，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开始。首先，冈村宁次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授权冈村宁次投降的证明书。然后，小林浅三郎从何应钦手里接受受降书两册，转身走回日方座位交给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将受降书一一阅读，手微微颤抖地签了字，虽然对方是旧日相识，而且一贯亲日，但还是由于心情慌乱，而将图章盖歪了。
何应钦接过受降书，代表中国战区签名盖章，然后，宣布受降仪式结束，命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庭，整个受降仪式仅用了18分钟。当晚，冈村宁次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向中央军各受降主官办理投降事宜，交出武器、装备的命令。
受降仪式的第二天，何应钦便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对冈村宁次说：“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马上响应，说道：“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10月21日，何应钦邀请冈村宁次举行第二次会谈。23日晨，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与冈村宁次会晤。这时的冈村宁次哪里像个阶下囚，俨然是一个座上宾了。
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当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第一号战犯。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战犯名单。
冈村宁次知道后暗想，自己的“死刑也在所难免”。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此时却想方设法庇护他。
2月12日，何应钦派人转告冈村宁次：“总司令部参议政府不以战犯论。”这使冈村宁次悬着的心稍安下来。
不仅如此，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挑起内战后，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竟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有名的《剿共指南》就已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这一年的年底，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以隐其行踪。
在这里，冈村宁次遵国民党军事当局之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他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阅看。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而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国民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为由进行敷衍搪塞。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曾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冈村宁次出庭，国民党当局照样制造理由，搪塞过去。
1948年6月，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迫不得已，只得把冈村宁次交出来，在国内对其进行象征性的审判。7月12日，冈村宁次接受法庭调查。
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终获批准，冈村宁次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在审判之前，怕冈村宁次担心，国防部二厅曹士徵少将向日本小笠原参谋透露：“对冈村宁次的审判……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宁次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毋庸挂虑。”
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看望冈村宁次，并密谈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请安心受审。”并教给他受审时应采取的适宜态度——“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开始对冈村宁次公审。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开庭后，检察官首先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当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忽然接到南京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停审理。18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至此休庭。”全场愕然。
对冈村宁次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冈村宁次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不久离开战犯监狱。此后，国民党亲日派的要员，一个个都为使冈村宁次逃脱法网而奔走斡旋。
11月，在讨论对冈村宁次的判决问题时，何应钦等极力主张无罪。11月30日，汤恩伯派人透露给冈村宁次一个好消息，说蒋总统同意对冈村宁次判无罪。
1949年1月26日10时，时隔5个月后，法庭又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这次公审规模甚小，只有新闻记者20多人参加。特邀辩护律师迟到了，只有钱龙生律师一人。开始依次出演了一套程序：开始要求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冈村宁次仅回答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然后，钱律师作简短补充申辩。石美瑜庭长再次问冈村宁次还有何最后陈述，冈村宁次立即表示对法律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又假惺惺地表示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随后，进入讨论量刑阶段，法官们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残杀中国人民的大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平抑民愤，理应判处极刑。
听完大家的发言，庭长石美瑜面色苦涩地从公文包内取出两份文件展示给众法官，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签署的命令：“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另一份文件则是抄写工整的判决书：“冈村宁次无罪。”
法官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这时，石美瑜才说明真相：“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
石美瑜告诉不愿签名的法官们：“你们要不签字，我也没办法。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的5位军法官，在此等候。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重新审理。我们5人就到看守所去。”
法官们被迫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如下：
冈村宁次，男，年龄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日本陆军大将。
被告于1944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
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1949年1月26日
这样，当天16时，冈村宁次竟当场被宣布无罪释放。
国民政府公开袒护日本战犯的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
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就此事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蒋介石的心腹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
汤恩伯还于30日上午10时，安排冈村宁次乘“维克斯号”轮船驶离上海黄埔港，逃回日本。这就是国民政府对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国派遣军第三任总司令官的判决！
不仅如此，国民党在败退.....后，企图“重振旗鼓”，在.....成立了“军事实践研究院”，1950年，该院还聘请冈村宁次为其高级教官。
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后，1955年6月，出任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
这个曾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战犯，竟然被国民党政府放虎归山，逃脱惩罚，继续从事反人类活动，这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里恐怕也是独此一例。
直至1966年9月，冈村宁次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