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板垣征四郎



策划侵略中国制造“九一八”事变

板垣征四郎出生于日本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的一个士官家庭。他的祖父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父亲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

板垣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1891年春，板垣进入村里的沼宫内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盛冈中学。中学时的板垣征四郎学习成绩并不出众。

板垣征四郎在盛冈读了两年后，于1899年投考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学监大越谦吉大尉在“日俄战争”中战死，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军神”。

这位“军神”曾主张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训练，以磨炼学生的意志，使他们在今后的战争中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

板垣征四郎受这位学监的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熏陶下，板垣逐渐成为一名狂热尚武、嗜血好战的青年军官。

1903年12月，板垣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十六期的学员。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是这一期的学生。

1904年10月，板垣征四郎从这所学校毕业。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任步兵小队长。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板垣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在这场帝国主义利益争斗的侵略战争中，板垣狂热地投入其中。

在一次大会战中，板垣的左胫部被子弹打穿，伤势非常严重，但他仍坚持战斗。后来部下才硬把他抬下火线，送到随军医院。待伤愈合，战争已经结束了。

1913年，板垣征四郎被调回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学习。1916年从陆大毕业，晋升为步兵大尉。

由于板垣征四郎自幼学习中国文化，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而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而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日军参谋本部以研究员的身份派往中国负责收集情报。

这一时期，板垣辗转于昆明、汉口等地从事间谍工作。在汉口任职期间，他与同任参谋的另一名法西斯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石原莞尔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两人一起刺探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形势的情况，为后来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1922年，板垣征四郎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这期间，他仍非常关注中国问题，并寻找各方面资料，从理论上深入地探析中国国情。

1924年，板垣调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助理，在武官林弥三吉和本庄繁手下工作。

1926年，板垣征四郎升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此后，又担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司令部参谋，驻防青岛；不久又调任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转驻天津。

1929年，板垣调任关东军某部团长，进驻奉天；同年5月，升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开始了他在中国的“黄金时代”。

在奉天，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与旧识石原莞尔再度相逢，两人开始了共同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勾当。

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

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中，中方战败，东北当局损兵折将。所以，石原非常看不起东北军，他轻蔑地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由此，他们制订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计划制订后，板垣一刻不停地开始着手实施。他在国内四处演讲，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煽动，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他发表了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

他不加掩饰地鼓吹日本应该侵略中国东北：“‘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满蒙’权益是‘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以10万日本人鲜血取得的，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须彻底确保”。

板垣征四郎还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叫嚣煽动道：“日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这样，对整个中国，日本将“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所以侵略中国东北是“当前的急务”。

板垣的计划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订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

在板垣的鼓动下，侵占“满蒙”渐成日军内部之共识。为了寻找借口，制造紧张气氛，1931年6月至7月间，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国东北相继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后者直接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有了紧张事件的铺垫，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者乘机煽起“满蒙危机”的紧张气氛。

1931年8月4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对“满蒙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要求军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

内阁首相也在会上宣扬为了保卫“满蒙”权益，国民应准备“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

而且早在6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已制作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要求以一年为期，争取国内外的“谅解”，做好准备，分三个阶段完全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

总之，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准备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针已定，只待寻找有利“时机”而已。

与此同时，7月，永田铁山答应支援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运抵奉天日本守备队，秘密安装妥当，炮口对准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奉天飞机场。

8月初，暗中放纵和支持侵占“满蒙”的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中国通”本庄繁中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几个极力主张对华动武的狂人齐聚一起，板垣决定大干一场了！

9月5日前后，关东军要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及日本国内的关注。内阁闻讯向参谋本部施压，认为此时挑起事端，时机尚不成熟。板垣等人见事已至此，只有争取主动了。

于是，他们先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致电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说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要求派人来“满洲”“视察”，以“使政府对现状有适当认识”。

参谋本部接到电报后，以国内外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力阻他们操之过急，要他们“再隐忍一年”，并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满洲”“安抚”关东军。

建川美次表面上是奉命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实际上他已经将参谋本部的决定透露给当时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组织“樱花会”头子、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桥本接连给板垣发出三封密电，催他立即行动。

板垣接到密电后，立即与石原商定，将9月28日行动计划提前至9月18日晚进行。

9月18日下午，建川美次所乘火车到达奉天站，板垣征四郎强抑心中的激动，亲自到车站迎接。

随后，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开的菊文旅馆。安排妥当后，板垣借口有事告辞了，而建川美次也闭口不谈此行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在暗中怂恿板垣等人及早动手。

22时20分，关东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中国军队北大营的南满铁路线上的炸药，炸毁奉天城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路轨。

早已埋伏在一边的日军在听到爆炸声后，立即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由，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顿时，东北军北大营枪炮声四起。

板垣征四郎一面将偷袭成功的消息转告给留守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莞尔，一面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一部分日军占领北大营，并向奉天城发起突然袭击。

23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报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

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

三宅光治参谋长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发动武力的“绝好机会”。

石原主张应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本庄繁司令官开始对于这样重大的、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尚有所犹豫。不久，他又接到土肥原请求司令部派兵增援的紧急电报。石原莞尔着急地催促说：“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本庄繁才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

奉命前来“阻止”的建川美次，在夜里的枪炮声中，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的客房内，说是以免被中国军队袭击。于是，他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了。

9月19日清晨，奉天城的枪炮声终于平息下来，一夜之间奉天城成了日本兵的天下，成群结队的日本兵扛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

关东军司令部也在占领当日迁至奉天城，驻扎在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广场前的东拓大楼。

19日上午10时，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关于“柳条湖事件”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首相和陆相均认为关东军发动武力是为了“自卫”。对此，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

会后，日本陆相和参谋总长马上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传达内阁“不扩大”方针，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这无疑纵容和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

在日本国内的纵容下，关东军乘胜出兵吉林。继奉天之后，不久营口、凤凰城也被日军攻占，长春以南的军事重镇都被攻占，吉林省全境也很快落入关东军囊中。

日军占领吉林后，板垣又置日本大本营关于“鉴于目前国内外之大局，暂不实行对北满积极作战”的命令于不顾，坚决主张继续进攻齐齐哈尔，进而占领黑龙江省。

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所率近20多万东北军在日军的进逼下节节败退，最终退至关内。整个东北地区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大好河山，3000万人民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炮制伪满洲国掠夺中国战备物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板垣、石原等人在沈阳馆二楼客厅与建川美次会谈。建川主张吞并中国东北应分三步走，而板垣和石原则主张一步到位，即“满蒙占有论”，双方争执不下。

9月22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亲日傀儡政权，即实施“满蒙独立论”。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

10月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板垣、石原等人提交了事先拟定的《解决满蒙问题案》，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通讯等的具体实施办法。

这个方案和最初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两个方案被合称为《满洲建国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10月21日，板垣、石原在国际法顾问松木侠的协助下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权”的具体措施。1931年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东北，与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此后，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中国东北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

1932年1月6日，板垣携带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前往东京向政府汇报。裕仁天皇破例召见板垣。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订了一个所谓的《满洲问题处理纲要》，确定要在“满洲”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管辖的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均由日本控制的“新国家”。

不久，板垣征四郎捧着天皇的敕令，带着《满洲问题处理纲要》返回奉天，紧锣密鼓地为建立“新国家”作准备。

事实上，板垣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已经开始积极物色人选，拼凑地方傀儡政权了。

1931年9月22日，板垣亲自来到张景惠的公馆，劝张景惠回哈尔滨复任，并宣布“独立”。为了收买张景惠，他又是答应给张景惠武器弹药，又是允诺一旦张景惠宣布“独立”，日军会迅速支援并“保护”张景惠的政权。

9月23日，张景惠仗着有日本人撑腰，赶回哈尔滨，于9月27日宣布建立“东北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然后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投靠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板垣还利用一心想复辟的清朝遗老罗振玉，策动前清皇族投靠日本。身为吉林省军参谋长的熙洽一直冀望复辟清朝，趁吉林长官奔母丧不在城中之机，打开吉林城门，向日本投降。熙洽成为日本侵华后第一个投降日寇的中国官员。熙洽曾写密信给溥仪，请溥仪回到“祖宗发祥地，复辟大清，救民于水火”，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有东北，再图关内。

9月25日，板垣派人策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靠日本。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

12月7日，板垣又亲自出马，企图说服海伦的马占山归顺日本。马占山虽有抗日之心，但独力难支，只好退一步与板垣缔结了一个停火协定。

12月16日，板垣威逼利诱被软禁的原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迫使臧式毅降日。

除了扶植傀儡地方政权以外，板垣也早已展开了对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工作，以便建立一个依附于日本的所谓“独立国家”。

1931年9月22日，板垣征四郎叫来罗振玉，告诉他关东军准备推举溥仪为伪满洲国首脑的决定，希望罗振玉能尽快把溥仪请到“满洲”来，以商“建国”大事。

9月30日，板垣派日本特务上角利一与罗振玉一起前往天津，溥仪当时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两人力劝溥仪到东北“复位”。罗振玉是大清国的臣子，应无贰心，但日本人就不一定了。溥仪心中有些犹豫，所以决定回去考虑一下再作答复。

这个办法效果不佳，关东军司令部遂派土肥原贤二赴天津，专门做溥仪的工作。土肥原是板垣的密友，是搞间谍阴谋的老手。

土肥原一到天津，就马上去拜访了溥仪，他利用与溥仪是旧识，力陈“满蒙人民之渴望”，希望溥仪回到祖宗发源之地，以图重新来过，一番“肺腑之言”，说得溥仪动了心。土肥原还在溥仪周围策划一系列的恐吓、威胁事件，使溥仪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再留在天津。

通过利诱、恐吓、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土肥原终于把胆战心惊的溥仪秘密诱出天津，并于11月18日，辗转送达旅顺。

同时，板垣征四郎还拨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2万日元，作为他的活动经费，让他在上海制造事端，转移外国对中国东北的关注。

田中隆吉秉承板垣征四郎的旨意，回到上海后立即策划，在1932年年初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就在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大家关注淞沪战局的时候，板垣征四郎风尘仆仆地回到奉天。

1月29日，板垣受本庄繁司令官派遣，前往旅顺和溥仪会面，询问溥仪对“建国”方案的意见。

此时的溥仪，在旅顺大和旅馆已经被幽禁了近两个月。溥仪被迫退位后，没有一天不想着复辟清朝，这次有了日本人的帮助，他当然要“把握机会”了。

2月16日，板垣操纵张景惠召集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人，在奉天举行了建立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即所谓“四巨头会议”。

臧式毅在会上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遭到板垣的严词拒绝，而且板垣还迫令“四巨头”接受关东军事先早已拟订好的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会议决定，建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指令专人在日本授意下起草“建国宣言”。

18日，关东军利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伪造的“宣言”，宣布东北各省完全“独立”。

21日，板垣奉命再度动身去旅顺，最后与溥仪谈判，使溥仪接受日本帝国既定的“建国方案”。

22日，板垣再一次会见溥仪。板垣以关东军的名义，明确地说：“这个国家名号是‘满洲国’。”说完，拿出所谓的《满蒙人民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旗”，放到溥仪面前。

溥仪一心想的是恢复帝制，重当皇帝。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说道：“这算是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要做的是大清的皇帝！”

他向板垣陈述了10多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皇帝的身份，板垣当然不同意。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板垣最后给溥仪丢下句“请阁下再考虑考虑”便起身而去。

板垣扬长而去之后，溥仪身边的郑孝胥提醒溥仪说：“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溥仪一听又害怕又沮丧。

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郑垂等人叫到他所住的旅馆，态度强硬地让他们向溥仪转告，这是关东军的最后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溥仪必须出任“满洲国”的“执政”，而不是什么宣统皇帝，如果不同意，就视为敌对态度，就会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了。这三个人被吓得战战兢兢，赶紧回去传话。

在板垣的威逼利诱之下，溥仪无可奈何，既怕没法向日本人交代，又不愿放弃复辟大清当皇帝的打算。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

郑孝胥拿着这个妥协的方案再去找板垣报告。板垣表示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溥仪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怕他不听话。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

3月6日下午13时许，溥仪乘车到达汤岗子车站，板垣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待溥仪一行来到下榻之处“对蓼阁”后，板垣与溥仪再次进行会谈。板垣先向溥仪通报了关东军司令部对伪满洲国人事安排的决定，然后拿出事先拟定好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让溥仪签字。

溥仪心里当然明白，只要一签字，他就成了日本人的傀儡，而这个伪满洲国，也只是日本人用来掩人耳目的傀儡政权罢了。即便有一天真的登基做了皇帝，恐怕也是个日本人的“儿皇帝”。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无奈的溥仪拿起笔在《换文》上签了字。

3月9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在“新京”举行了“就职典礼”，并发布了《执政宣言》，任命板垣征四郎为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1934年3月，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

板垣征四郎终于实现了侵略中国东北，将其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计划，“功勋卓著”的板垣自然被日本统治集团大为嘉奖了一番。1932年8月，板垣征四郎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伪满洲国驻军，担负伪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伪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

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伪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伪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法西斯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抗日运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战败被处绞刑偿还累累血债

1934年，板垣征四郎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又染指内蒙古，妄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在内蒙古和华北制造伪政权。

1936年，板垣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又在内蒙古挑起了绥远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担任驻本土广岛第五师师长的板垣征四郎，又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同年，率军进攻山西时，在平型关战斗中遭到中国八路军的痛击。1938年春，又率第五师参加徐州地区的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受重创。

1938年5月，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他参加了重要内阁会议，决定打倒中国国民政府，以拼凑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并对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负有重要的罪责。

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板垣担任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侵华战争的指挥事宜，并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解放区的暴行负有责任。1941年晋升上将，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

1945年4月，板垣征四郎出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同盟军作战。在这期间，板垣强拉当地壮丁和劳工，抢夺当地的军需物资，强征、拐骗当地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对东南亚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间，板垣征四郎来到英军指定的受降地点，即英国皇家军舰“萨塞克斯号”，代表日军南方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板垣办理完投降手续回到军中后，召集各军司令官，防止这些军官带头自杀，命令将“有为之士”送回国内，以求“尽快地实现皇国之复兴”。

板垣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为了顺利逃脱，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看透了板垣的心思，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的监控。

1945年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盟军逮捕，押解至东京，关于巢鸭监狱候审。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

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对板垣征四郎的审判由中国法官担任主审。为了能尽量为自己减轻罪责，板垣与他的律师进行了多次商议，最后拟定了一个证人的名单，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曾是他的部下，他们事先秘密商议、互相串供，企图尽量为板垣洗脱罪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基南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美国检察官达尼甘等人，见到板垣的证人名单后，立即商议对策，他们开始想到板垣的故交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与板垣交往密切，而且两人一起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石原应该清楚板垣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石原患上了膀胱癌已是晚期，他们希望石原在人之将死时，能够反省自己的罪行，与法庭合作，交代实情。岂料石原拒不合作，也不悔悟。

这一办法行不通后，中国法官梅汝璈、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经过积极争取，获得了另一有力证人——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他愿意出庭作证。

经过充分准备，对板垣的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

一开始，板垣仗着有自己的部下作证，替自己说话，气焰颇为嚣张。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刚控诉完板垣自1931年起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板垣的律师团立即要求传证人出庭为板垣“作证”。

打头阵的是岛本正一，此人是“九一八”事变后，指挥日军守备队进攻中国军队的联队长。他证明说“九一八”事变纯属突发事件而非事先的预谋，并且说当时“日军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不是板垣、土肥原、石原几个幕僚所能策动的”。

中国法官梅汝璈见他满嘴胡言，当即质问他当晚在哪里，干什么。

这个问题他提前还没来得及串供，因而不及细想就说：“那晚，我去一个朋友家赴宴，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后就得到满洲事变发生的报告。”

机敏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抓住这个空子，立即提出：“审判长，证人岛本既然声称他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醉酒的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审判长韦伯见中国检察官批驳得有理有据，切中要害，便同意了请求，于是令宪兵将岛本拉了下去。板垣其他证人如法炮制的串供，因为拿不出什么证据来确实地证明板垣的无罪，所以法庭决定不予采纳。随后，法庭传溥仪出庭作证。

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详细陈述了板垣和土肥原一伙如何诱骗他到旅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最终炮制出伪满洲国的经过，并且详细揭露了日军在东北的侵略罪行。除了人证以外，中国检察官还提供了许多重要物证，包括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记录和决议，关东军与大本营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

依据这些有力的人证、物证，不仅推翻了板垣证人团炮制的伪证词，而且驳斥了板垣为自己开脱而向法庭提交的长达48页的自辩书。

面对确凿的证据，板垣再也无法抵赖或是狡辩了。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制造内蒙古、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

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同年，板垣征四郎这个沾满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