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日本女谍在中国



清朝格格蜕变日本魔谍

川岛芳子是清朝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本名爱新觉罗·显玗，字东珍，汉名为金壁辉，生于1906年。

川岛芳子没有赶上清朝辉煌的时期，她一降生就要面对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川岛芳子6岁的时候，清朝派去镇压辛亥革命的袁世凯反戈一击，精锐的北洋六镇以革命军的旗号杀回北京，一些清朝权贵仓皇出逃。

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后来说：“清朝因辛亥革命崩溃时，我11岁，跟父母与弟弟妹妹一起在王府里生活。可是，随着革命军逼近北京，首先是父亲逃离北京去旅顺。一周之后，我们兄弟姐妹也离开了。先是逃到了北京的川岛浪速家中，后来又奔往旅顺。但是，因为山海关的铁桥已被炸毁，我们在中途下了火车，在秦皇岛上了日本的‘千代田号’军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1岁的我拉着6岁的妹妹显乘‘千代田号’的情景。‘千代田号’抵达旅顺时，旅顺全城市民以最高礼遇迎接了我们，我们的亡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川岛浪速实际上是一个日本浪人，他名义上是给肃亲王当日语翻译，但是肃亲王是把他当做跟日本联系的桥梁，和他结成了把兄弟。

肃亲王企图恢复清朝的求助信件，也是通过川岛递交给日本政府的。

日本当时执政的是大隅内阁。他们在收到肃亲王的信后，立即表示愿意支持肃亲王，但暗示要先让“满洲”独立才能考虑，还要求肃亲王指定谈判代表。

肃亲王不假思索地指定川岛浪速为谈判代表。

日本政府得知这一任命，吃惊不小，大日本帝国政府怎么能和一个三等翻译谈判呢？日本政府照会肃亲王，问他为什么张口闭口地总是川岛浪速？原来，肃亲王对川岛信任备至，甚至要把他的十四格格送给川岛做养女。川岛闻知肃亲王的盛意后感激涕零，他本希望收一个男儿为养子。但是根据清朝的皇室规矩，皇族男子只能过继给本朝皇族，无奈川岛只好接受显；而另外一种说法是，肃亲王认为自己的男孩子没一个有出息的，唯有女儿显玗聪明乖巧，认为她将来一定最有出息。

川岛浪速作为肃亲王的代表回到东京后，许多对“满蒙问题”有兴趣的日本人经常聚集到他家中。这些人经常看到一个6岁左右、梳着刘海儿的可爱小姑娘，这是川岛芳子东渡日本后给日本人留下的最初印象。

芳子上女子学校时，川岛把家从东京迁到了信州的松本。芳子在那儿读到了女子学校毕业。当时那所学校叫“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所以说芳子文化程度为高中毕业。

川岛浪速有位秘书，叫做石井。石井的夫人后来回忆说：“芳子常穿一件紫裙裤，头扎一条大缎带，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小姐。当问到她家乡是哪里的时候，她非常灵机，既不说日本，也不说是中国，而说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一副才气横溢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川岛芳子的一些同学在后来回忆说，川岛芳子经常骑马上学。她高兴了就来上课，不高兴就在中途溜出去，跑到勤杂人员的屋子里消磨时间，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但在高校的学籍中并没有川岛芳子这个名字，也没有有关她的情况记录，据说这是因为她当时只是个旁听生。

芳子16岁时，她的父亲肃亲王去世了。当时她正在松本女子高中上学。这样，她称呼为父亲的人就只剩下川岛浪速一个人了。

但是芳子对父亲肃亲王的死，也没有感到非常痛苦。她从孩提时代就经受了乱世的磨炼，亲身经历了种种激烈变化，来到异国他乡，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孩子长大成人。对于有着这样经历的芳子来说，也许早就丧失了“骨肉亲情”。

尽管如此，她的同班同学在后来回忆：“芳子尽管有她与众不同的任性的一面，但她在休息时却常常依在窗边，忧伤地哼唱着中国的歌曲。”

1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昔日的小姑娘已经成为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语、见人大大方方地鞠躬、颇有礼貌的川岛芳子了。

此时的芳子，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

而她也能无所顾忌地投入那种令她痴迷且疯狂的“男人的运动”中。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长发，女扮男装。接着，这位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太阳帽并戴着墨镜的女中豪杰，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

据说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川岛浪速早已发现芳子具有作为一名优秀间谍的天赋，于是开始着手训练芳子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窃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级的超级间谍作必要准备。

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并于1927年6月16日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统治者。

此时，张作霖试图利用英、美来牵制日本，如将美国资本引进东北，请美国修建大虎山到通辽、沈阳到海龙等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增修吉林到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以及阻止中国在葫芦岛筑港的要求，均被张作霖拒绝，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

日本渐渐发现，张作霖在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发展至关内后，对日本的兴趣正在逐渐减少。

同时张作霖与北伐军的战争，也以失败告终。张作霖不得不考虑退回奉天。

而张作霖退回奉天势必会破坏日本对“满蒙”乃至全中国的侵略计划，此时日本人已经不能再容忍张作霖了。

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日籍特务在东北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崛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希望他为了日本的利益，派遣养女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

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芳子寄居旅顺之用。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根本不劳养父多费口舌就一口应承。她从川岛芳子变回肃亲王十四格格，准备为复辟清朝“奋斗”。

事实上，当川岛父女受命协助关东军完成“秘密任务”时，为了不走漏消息，并争取足够的时间让川岛芳子变回肃亲王十四格格显，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领事、中国方面的特务组织负责人吉田茂，特地电告川岛芳子到上海接洽具体事务。

以“省亲”为名到达东北的川岛芳子，却滞留在大连。川岛芳子一面向旅顺发电报，说自己因患风寒不能如期到达，一面又四处活动，收集有关北京的消息。

这时川岛芳子的谍报天分开始显露了。这位男装“绅士”的举动非但没有引起奉系有关部门的怀疑，而且，谍报机构的几个年轻人还同川岛芳子建立了“热烈亲密”的友谊。

川岛芳子得到了不少有利的情报。这一举动，显示了川岛芳子的“积极性”之高，也反映出奉系军阀的谍报机关对日本毫无防范，其内部也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可言。一心要灭掉奉系军阀的蒋介石挥军渡过黄河，奉军受到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败退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对策：“如果战乱波及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日本当时的想法是，中原地区无论如何打仗，也不要威胁到“满洲”的安全，也就是不要干扰日本对“满洲”的侵占。

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内容，断定张作霖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威胁，必须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也不能让张作霖重新回到奉天，对已被日本人所控制的“满洲”产生任何影响。

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回奉天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级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学良因忙于处理后方事务和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与她相见。

见面过程中，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这位副官对自己垂涎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其见面的时间、地点。

经过短期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副官将关于张作霖行程安排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

原来，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大军返回奉天，实际上则是先于军队乘坐火车回到奉天。本来少帅张学良一再建议张作霖乘坐汽车回奉天，但是由于张作霖固执地认为火车的安全系数高于汽车，所以张学良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

川岛芳子得知这些情报后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

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悉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还是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名声不胫而走。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事先放好的定时炸弹炸死在皇姑屯。日本关东军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川岛芳子功不可没，从此她成为了谍报新星，备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青睐。

然而，川岛芳子也像她生父肃亲王善耆一样，顽固坚持“满蒙独立”的主张，她为日本人效力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蒙独立”。这可不是日本人想要的，他们不但要侵吞“满蒙”，更要吞下整个中国。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川岛芳子都被日本谍报机关闲置起来。

川岛芳子也利用这一闲置时间，搭乘商船回到日本，接受新一轮的充电。在船上，她对同行的日本关东军谍报员大村骏的弟弟大村洋一见钟情，经过短暂接触，大村为芳子潜在的“优良素质”所震动，对芳子另眼相看。

两人来到大村洋的别墅，做了一对快活的野鸳鸯。两个月的时间里，大村洋不仅教会了川岛芳子一流的床上功夫，强化了川岛芳子“把美色当做炸弹”的意识，而且将“满蒙中的日本”这一信念牢牢地植入到川岛芳子的大脑中。被“洗脑”之后，川岛芳子与日本军方更加“同心同德”，步调一致。

经过这样一番“洗脑”工作，身怀“绝技”的川岛芳子又回到了大连，作为关东军特务处的一名特别人员活跃在中国的军政界。在大连期间，芳子经过原情夫山家亨的介绍，认识了被称为“日本陆军中的怪物”的日军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隆吉中将。

正是与田中的结识，使川岛芳子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据田中的供词说：“当时芳子身穿一身中式旗袍，尽管她会说中国话，但她还是用日语做了寒暄。”

这次见面后3天左右，田中接到川岛芳子打来的电话，说她已在四川路医院住院，希望他能来一下。田中到医院后，芳子用“又像要求、又像拜托的口吻”对他说，自己已没有去处，请给找个住所。于是田中很快便为她购置一所住宅，成为他藏娇的金屋。田中隆吉在芳子的盛情之下，很快就被弄得神魂颠倒了。从此，田中与川岛便抱成一团，互相激励，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川岛芳子也变成了日本军方插入中国心脏的一枚锋利的毒针。以后不论公私，芳子都成为田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田中一生中的某一时期，“她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女性”，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其实，这是芳子计划中的事情。田中是特务机关长，探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有什么样的神通，是芳子兴趣所在。

潜入中国活跃于长城内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0月上旬，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板垣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之下。

芳子不仅能自如地使用中日两国语言，而且田中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间谍而倾注了全力”，还教会了她说一些英语，加上她那清室王女的堂皇招牌，使她更便于在这个混乱时期尽力施为，成为一名日军不可多得的战地谍报官和多面间谍。

当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秘密策划拥立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他将溥仪从天津静园秘密接到旅顺大和旅馆。

由于是顶风作案，走得太过匆忙，溥仪的侍从班子和“皇后”婉容仍滞留在天津。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因此闹了个天翻地覆。

日本军方为了安抚溥仪，尽快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立刻派遣川岛芳子作为密使，去天津迎接婉容，而且此事必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入时、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溥仪的住宅。这就是川岛芳子，她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之托，秘密来津，企图将婉容接到“满洲”。

川岛芳子再三琢磨，最终采取偷梁换柱之计，用一口棺材将婉容运出了天津，送达关东军手中。然后，成功地使婉容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开往大连的日本兵舰。

婉容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没带任何东西。平安抵达大连后，婉容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成为日本军阶最高的女子。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意思是：

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社，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和色相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日莲宗的僧侣，使3人受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因伤势严重而死亡。

事件发生后，川岛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在上海由日本人组成的“日本青年同志会”，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他们袭击三友实业社，进行报复性的袭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样一来，日中两国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

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莲宗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4项无理要求：第一，向日本道歉；第二，处罚肇事者；第三，负担伤亡者的治疗费、赡养费；第四，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

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在1月28日下达了进攻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区发起进攻，并与当地守军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大炮门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作了报告，对日本制订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芳子又假扮男生，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通过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川岛芳子又接触到孙中山之子、立法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中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第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住所与之攀谈，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

事实证明，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事后，植田评价川岛芳子，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

就在中日双方为结束一·二八事变缔结停战协定时，川岛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利用自身的优势和间谍的素质，很快认识并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那里得悉上海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停战。

川岛芳子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在停战协议上占尽了便宜。

另外，田中还命令芳子去探听英国对伪“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使他们对日方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由此可以看出，川岛芳子作为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媒介体、一名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填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

心狠手辣难逃灭顶之灾

说到川岛芳子的“手腕”，不能不提她那令众人倾倒的舞技。正是利用交际舞，川岛芳子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孙科、唐有壬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身上窃取到有重要价值的绝密情报。

芳子的惯技之一，就是看到有利用价值的男人，便马上约他跳舞。一天，稻田正纯少佐从巴黎回来，在长春中途下车，到多田公馆拜访多田少将。不巧，多田不在。稻田少佐在客厅等待时，芳子跑了进来。虽说是初次相见，可芳子张口就说：“哎，咱们跳舞吧！”而“跳舞吧”这句话，在日本人看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川岛芳子长得眉目如画，冰肌玉肤，身材火爆，神态妖冶，无论是身穿笔挺的西服、华美的和服，还是合体的旗袍，都魅力四射。据20世纪30年代著名艺人李香兰的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所记：

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

川岛芳子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比一般女子更解风情。她是情场高手，究竟征服了多少男人，恐怕连她自己也没个谱。正是川岛芳子这种超人的手腕，才使她得以成为世界著名的美艳间谍。

1940年，东条英机当选日本陆军大臣后，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全面展开。当时川岛芳子赋闲在东京，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然而东条英机却对她不太感冒。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在兵源、战争物资等问题上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

闲居在东京的川岛芳子探听到这一消息，便急忙打电话给东条夫人胜子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

于是，胜子便把川岛芳子的意思转达给了东条英机。东条一听，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对妻子说道：“日本还没有落到非这种女人不可的地步……”

川岛芳子知道，如果现在不下一个大赌注，自己的名字将永远被遗忘。她想和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一样，重登华丽的舞台。

实际上，东条英机对川岛芳子掌握的消息的准确性确实感到吃惊，同时又十分赞赏她的计划，只是觉得若由日本政府出面派遣她当和谈代表，有损大和民族的威信。

思忖再三，东条英机向北京宪兵司令田宫中佐发电，令他保护川岛芳子的安全，尽量为她提供方便。

接着，一份日本军部的命令将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东兴楼饭庄女老板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收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北京前门外有条西大街，街的北侧有一幢红砖二层楼房。日本侵略军外城宪兵队就在这里。新派来的队长是一个叫田宫的中佐。他作为一个宪兵队长，似乎太年轻了些，对中国的情况又谈不上精通。所以他上任后，马上把部下中所有的“中国通”叫到跟前，让他们介绍北京的情况。很快田宫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只能向部下暴露他的无知。

田宫赴任之前，就听到过关于川岛芳子的许多传闻。他想，自己欲飞黄腾达，当中将、大将，就必须同高官显要建立特殊关系，要做到这一点，能否利用川岛芳子呢？

经过一番调查，田宫决定见一见川岛芳子。

一见面，田宫就感觉到自己被对方彻底俘虏了。及至川岛芳子说了一句“我陪您去看一次京剧”，田宫已受宠若惊，心情一直难以平静。

川岛芳子略施手腕把北京宪兵队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便有条不紊地开始着手进行“和谈”的事宜。

首先，川岛芳子利用自己过生日的机会大肆铺张，遍请在京各界名流。其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管翼贤、常来华北的邢士廉——此人与军统头子戴笠私交甚深、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等知名人士、“日满大使馆”的参赞，以及不少梨园名人都成了座上宾。

宴会刚开始，川岛芳子差人抬来一块刻着“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的银色大匾。在场的人看到这份礼物，顿时就被芳子的声势镇住了。通过这样的办法，川岛芳子很快便打通了与各界要人接触的渠道。

紧接着，川岛芳子又通过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

作为答谢，川岛芳子将负责把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京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

于是戴笠欣然同意双方进行初步的接触，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行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

但由于日军进攻缅甸，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暂时中断了。即使如此，为了维系与国民党上层的“合作”关系，川岛芳子在征得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同意后，将一些非战略性的消息有意透露给戴笠，使军统感到有必要把这位蜚声谍报界的“东方魔女”收到麾下效力。

正当川岛芳子和军统特务眉来眼去、关系暧昧之际，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与日本军方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便渐渐地被军部遗忘了。

面对日益枯竭的活动费用，川岛芳子在田宫中佐的帮助下，网罗了20多个杀人不眨眼的彪形大汉，穿着镶有大将军衔的服装，出入公共场合，专门看准那些有钱的绅士和梨园名角下手，敲诈钱财。一些缺乏背景的老板受到敲诈，只好忍气吞声。

有一次，梨园名角马连良不小心怠慢了这位十四格格，奉上20000元“道歉费”，才得全身而退。

具有蛇蝎般歹毒心肠的川岛芳子，就是利用自己过人的社交手腕以及心狠手辣的作风，在风雨飘摇的北京城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

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炙手的“东方魔女”也只能一逞“落日余晖”，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对她的惩罚。

1945年8月6日凌晨，两颗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大日本帝国的旗帜也被黑烟遮盖得失去了以往的光芒。

那些曾挑起世界大混乱的侵略者、阴谋挑唆者、战争煽动者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在世界各个角落作为战犯受到了历史的严惩。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的末日也临近了。

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东方的玛塔·哈丽”也随之走向了她的人生末路，她被国民政府当做头号女汉奸逮捕归案，关进监狱。

她的囚室是方形的，高度3米左右，上方有一个方形的铁窗，天棚上吊着一个小灯泡。房间里放着一张宽一米、长两米的木床，角落里放着一个大马桶。

很快川岛芳子就受到了法庭的传讯。在整个受审过程中，她一直用在当间谍时所熟悉的手段来奚落法庭，破坏审判的正常进行。与此同时，表面上不动声色、一副视死如归之态的川岛芳子，又通过各种关系为自己开脱、推卸罪责。

她首先派人让胞兄宪立找到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向远东军事法庭说情，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

接着，又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恳求他证实自己是日本人，以摆脱因涉嫌汉奸罪而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最后，川岛芳子亮出了自己的王牌，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此外，她还通过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企图逃脱罪责。不过不管有没有证据，川岛芳子这次是死定了。国民政府最终在1948年3月25日早上6时40分将她处决。一代魔女终于伏法，但川岛芳子所犯下的罪恶却并未得到清算。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走卒，她至今仍被日本国内某些极端势力称为20世纪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