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德意日法西斯的产生
法西斯夺取意大利政权
法西斯运动首先产生于意大利。
意大利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其经济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年至1921年，意大利爆发经济危机，许多大公司，包括一些大垄断集团，因无力克服而破产。
经济危机引发革命危机。面对工农革命运动大有夺取政权的趋势，统治阶级惊恐不安。他们竭力要寻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铁腕人物来维持其统治。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意大利兴起、泛滥，并掌握军政大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和会，要求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许诺。
但是，英法美三国不愿看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势力的加强，拒绝把之前所许诺的领土交给意大利。这一消息传到意大利，引起各阶层的极大不满与愤慨，意大利人都认为受到了愚弄。
当意大利政府同意在和平条约上签字时，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其中墨索里尼和邓南遮表现得最为突出。墨索里尼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邓南遮宣称，不论是根据神圣权利还是根据人类法律，达尔马提亚都是属于意大利的，它过去是我们的，今后也将属于我们。
意大利各阶层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兑现英法美三国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正是这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生根发芽”创造了环境和条件。
其实，早在10月，工团主义代表人物比昂基就在米兰建立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
同年10月，墨索里尼也参加了该组织，并于1915年1月将该组织改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与退伍军人协会领导人韦基和工团主义领导人比昂基等人商定，重建法西斯组织。
1919年3月，墨索里尼组织的“战斗的法西斯”宣告成立。此后，它极力扩大其在退伍军人、工人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中的影响。
为了争取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它站在领土收复主义的立场，联合反动文人和国家主义党，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与游行，反对“放弃主义”，要求“巴黎和会”兑现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无条件兼并毗邻的阜姆和把达尔马提亚的城市划归意大利。
战斗的法西斯成立后，显然声势浩大，但影响甚微。在1919年11月意大利大选中，法西斯分子无一人当选。在米兰地区参加竞选的墨索里尼得票最多，也只有1064票。
竞选失败，使法西斯分子失去信心，许多人相继抛弃这个组织。至1919年12月，意大利法西斯成员不足1000人。
与此同时，法西斯集团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以墨索里尼为首，被称为“城市法西斯”；另一派以罗伯托·法里纳奇、伊塔洛·巴尔博和迪诺·格兰迪为首，被称为“农村法西斯”。
农村法西斯成员主要以退伍军人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村，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政府为了吸引这些人当兵，许诺退役后分给土地。
1918年年底战争结束后，政府即宣布解除动员令，有100多万士兵退出现役。当这些人满怀即将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从前线回到故乡时，不仅未得到土地和所企盼的工作，而且遭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反对参战的社会党的粗暴对待和歧视。
在痛苦和绝望之余，他们组织起来，要求获得土地，有的地区发起了占地斗争。至1920年4月15日，退伍军人和农民已占领了191户贵族和大地主的217万公顷的土地。
农村法西斯领袖为了把这部分人拉入集团之中增加影响，公开支持退伍军人和农民的土地要求，提出“给农民以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挑拨农民与社会党的关系。通过这些欺骗性的宣传，法西斯运动迅速在农村中发展起来。
农村法西斯成立法西斯行动队，进行恐怖暴力活动，大批佃农、雇农均被迫参加法西斯行动队。他们占据了除克雷莫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以外的整个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利亚地区，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省和诺瓦拉、托斯卡纳、翁布里亚、普利亚省的一部分。
根据农村法西斯运动的成功经验，城市法西斯领导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夺取政权。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说就是：
现实告诉我们必须拿起武器，而不能手无寸铁；必须组建自己的队伍，而不能靠在广场上集合那些乌合之众。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1920年5月24日，“战斗的法西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米兰召开，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城市法西斯领袖制定了一个转向右翼的新纲领，公开宣布把暴力作为行动准则。而且根据这个纲领，城市法西斯也建立起武装行动队。因此，尽管法西斯集团分裂成两派，但从本质上看毫无差别。
法西斯运动若想取胜，必须争取统治阶级和各权势集团的信任和支持。为此，墨索里尼寻找各种机会取悦新老政客、垄断资本、封建地主和王室。
1920年6月15日，乔里蒂接替尼蒂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发表了一个以镇压革命运动为根本宗旨的施政声明。
6月25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声称乔里蒂的声明“与法西斯新纲领的基本要点完全一致”，并为其追随者发表一份宣言：
满18岁以上者有选举权；妇女有选举权；比例代表制；地方政府自治权；公民复决权；解散议会和政警部队；没收教会财产；禁止股票市场上的投机买卖；55岁退休；8小时工作制；法定了低限度工资；战争利润上升到85％者，收资本累进税。
1920年8月末至9月初，当意大利全国60万工人占领工厂时，墨索里尼亲自跑到米兰市长鲁西尼奥利的办公室，向他保证：“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下定决心，将使用包括更加猛烈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去反对将使意大利毁灭的各极端党派的暴行和制止工会组织的骚乱。”
随后，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意大利。全国各地暴力事件接连发生，许多城市陷入混乱之中。
1920年11月21日，当在波洛尼亚市议会选举中获胜的社会党人组成的新政府举行典礼时，数百名法西斯暴徒冲进会场，砸毁举行就职仪式的现场。而王国政府视而不见，不予追究，结果使法西斯分子有恃无恐，暴力行动日益增多。
仅1921年的6个月，法西斯行动队在全国采取的规模较大的暴力行动就有726起，他们破坏、捣毁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部与俱乐部，以及许多左翼的出版社和报社，并以暴力威胁，逼迫左翼市长和议员辞职。
法西斯的这些行动大得统治阶级的欢心，法西斯运动借机迅速发展起来。至1921年的下半年，法西斯行动队基本上已把威尼斯朱利亚、威尼托区以及克雷莫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等地区的社会党市、镇、村政权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全部捣毁，这些地区大部分村镇均已控制在法西斯手中。
墨索里尼对自己的成就欣喜若狂，认为他自1914年以来一直盼望的时刻已经到来，决心取代原有统治集团，掌握国家大权，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极权统治。
1921年11月7日，“战斗的法西斯”在罗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战斗的法西斯”更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选举墨索里尼为领袖，比昂基为总书记，决定以古罗马的“棒束”标志为党徽。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规定国家法西斯党要以极权主义国家观为指导：
对内实行劳资合作，建立职团，把职团作为民族团结的体现和发展生产的工具，使国民的所有活动均在职团国家中反映出来。对外，夺取地中海和海外的意大利殖民地，实现自己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完全统一，行使地中海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使意大利恢复民族国家的声誉。
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进而实现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墨索里尼首先是加紧扩充法西斯武装。他在法西斯党更名的当月，即指示比昂基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党的支部同当地的法西斯行动队合并，组成法西斯武装战斗队。并明确规定，自1921年11月15日起，法西斯分子要无一例外地参加战斗队。
同年12月15日，墨索里尼将法西斯行动队司令部解散，免去一向与其争权的马尔西克的行动队司令的职务，任命巴尔博、德·博诺和德·韦基3人组织“法西斯军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法西斯战斗队。
战斗队的组织序列为：总指挥部、地区指挥部、军团、联队、战斗队。这种编制使墨索里尼得以全面控制法西斯武装，为他进一步扩充法西斯战斗队和把法西斯分子在全国各地采取的暴力恐怖行动都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创造了条件。
新建的战斗队，对退伍军人和没有机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参加，使国家法西斯党的人数急剧增加。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法西斯运动不仅从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大党，而且建立起一支打手队伍，其数量几乎等于意大利国家正规军、宪兵和皇家卫队的人数总和。
经过几个月的扩充武装和军事准备后，墨索里尼开始夺取地方政权。他首先以捍卫法律和秩序为名，下令法西斯战斗队在国家边远地区和法西斯势力占优势的地方夺取该地方政权。
其使用的手法是，先暗中挑动失业者举行示威，法西斯分子趁机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局势混乱，然后命令战斗队采取行动夺取当地的政权。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连续夺取了10余座城市及其所属乡镇的政权。
如果说在夺取地方政权的初期，法西斯分子还以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当夺取了为数可观的地方政权和控制了大片农村地区之后，他们就把这一切假面具摘掉，公开宣布要夺取国家政权。
1922年6月，墨索里尼在一篇文章中预言，“法西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他喋喋不休地叫嚷：“存在着向罗马进军的可能性”和“马上夺取政权”等。
7月，当他得知劳动同盟决定于8月1日举行总罢工时，便借机公开向王国政府发难，限它在48小时之内把罢工镇压下去，否则法西斯党将采取行动“替政府行事”。
与此同时，他通知法西斯党各省省委，“在48小时过后，如果罢工还不停止，法西斯分子就要向各自所在省政府发动进攻，并予以占领”。由于法西斯党的破坏，总罢工于8月5日失败。
事后，王国政府未对法西斯的挑衅行动做出应有的反应，使得法西斯的气焰更加嚣张。9月底，当时已实行自治的上阿迪杰试图从意大利分裂出去，并入奥地利。意大利舆论对此反应强烈，希望制止这一分裂企图，而政府却显得无能为力。
墨索里尼在以邓南遮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决定把代替政府镇压上阿迪杰出现的亲奥地利的分裂主义倾向，作为向罗马进军的序曲。
于是，他命令法西斯战斗队分别于10月1日和5日先后攻占了地处上阿迪杰的博尔扎诺和特伦托，赶跑了省长与市长，解散城市卫队，宣布了上阿迪杰意大利化的措施。
这一行动，使法西斯赢得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广泛支持。而罗马政府对法西斯的行动无可奈何，只得予以同意和批准。这无形中加快了法西斯夺取国家政权的步伐。
至1922年10月，国家法西斯党已在意大利许多地方获得政权，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渐趋成熟。10月16日，墨索里尼在米兰主持召开法西斯领导集团会议，决定采取行动，夺取全国政权，并成立法西斯4人领导小组，具体筹划行动计划。
10月18日，法西斯4人领导小组在博迪盖拉开会，商讨制订“向罗马进军”计划问题。10月20日至21日，4人领导小组在佛罗伦萨举行会议，最后制订出包括以下5点内容的《法西斯起义计划》：
一是进行总动员，以占领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建筑物。二是黑衫队员在桑塔·马里奈拉、佩鲁贾、蒂沃里、蒙泰罗东多和沃尔图诺集中。三是向法克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国家的全部权力。四是进驻罗马，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内阁各部。如果失败，法西斯民兵就撤向有大量后备力量的意大利中部地区。
五是在意大利中部的某一城市建立法西斯政府，迅速调集帕达纳地区的黑衫队员，重新向罗马发起进攻，直至取得胜利，占领罗马为止。
该计划还规定，黑衫队在罗马遭到国民军的阻击，博塔伊纵队就包围圣·洛伦佐区，从蒂布尔蒂纳门和马其奥莱门攻入；伊利奥里纵队随法拉从萨卡拉门和比亚门攻入；佩罗内纵队从特拉斯特维莱攻入。这个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很快即得到墨索里尼的批准。
1922年10月24日，约4万名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分子在那不勒斯举行向罗马进军的“誓师”会，墨索里尼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法西斯党变成政府”。
他说：
要么把政府交给我们，要么我们去罗马夺取政府。这是几天之内，也许是几个小时之内的事。我向你们保证和发誓，如果需要，我就下达这一命令。
在墨索里尼讲这番话的时候，法西斯分子不时地狂呼高叫：“到罗马去！到罗马去！”
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召集法西斯4人领导小组成员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举行秘密会议，确定夺权的时间、目标和具体行动方案。
墨索里尼提出10月27日进行总动员，同时下达占领各省、市政府机关、警察局、邮电局、广播电台和报社的命令，然后战斗队按预定的计划进行集结，分三路向罗马进军，企图夺取政权，建立新政府。
1922年10月27日，从那不勒斯迁至佩鲁贾的法西斯总指挥部发表了《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宣言》，命令法西斯战斗队自“即日起全体动员”，“向罗马进军，使罗马恢复昔日的光荣”。宣言呼吁军队“不要参加这场斗争”，申明法西斯分子“对军队怀有最崇高的敬意”；声称，法西斯向罗马进军的目的“只是赋予国家一种纪律，对发展国家经济、增加国家福利的各种力量以支持”。
当日深夜，由法西斯战斗队队员组成的“进军”队伍分三路向罗马进发。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没有大炮，只有来复枪、滑膛枪、左轮手枪和少量老式机枪，甚至许多人手里拿的还是棍棒。
他们不但纪律松弛，而且毫无作战经验。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军则非常强大。只要政府军队采取行动，这支法西斯武装是不堪一击的。
但是，墨索里尼得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支持。总部设在米兰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农场主联合会和银行家联合会等机构的领导人都致电罗马，要求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电气工业巨头孔蒂和《晚邮报》主编，甚至向国王发出同样要求的电报。
执政的自由党和人民党等党派的一些地方组织纷纷致电罗马，要求它们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失时机地帮助墨索里尼组成政府和同意参加这个政府。
王室中颇具影响的人物达奥斯塔公爵、德·卡皮塔尼侯爵和贡扎加亲王等也持此种态度。尤其是达奥斯塔公爵公开表示，如果国王反对法西斯上台，他将亲自行动谋取王位。
由于上述压力，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于10月29日决定授权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
10月31日，第一届法西斯政府内阁组成，墨索里尼任首相兼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另外还有3名法西斯分子阿尔贝托·德·斯特法尼、阿尔多·奥维利奥和乔瓦尼·朱利亚蒂分别任财政、司法和被解放的土地大臣。在18名副大臣中，法西斯党占9名。
11月16日，新政府全体成员出席议会，墨索里尼发表施政演说。最后，议会以306票赞成、116票反对，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只有社会党人抵制这届新政府及其执政方式。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正式诞生了。
为了博取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对法西斯政权的广泛支持，墨索里尼在1922年11月1日由其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把统治阶级所关心的殖民地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作为中心议题。
会议决定，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镇压利比亚人民的抗意运动和“把公用事业重新交给私人企业”；宣布取消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各种限制，废除股票记名法等。
会后，墨索里尼会见意大利实业界的头面人物，亲自告诉他们，法西斯政府将实施“新经济进程”。其中包括：“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使大量资金得以用于工业投资”；取消战时和战后历届政府对大工业的一切约束，降低直接税，拨款20亿里拉，对那些濒临破产的大公司予以资助。
与此同时，为表明其放弃反对君主制和反教权立场，墨索里尼派人向封建残余势力的权势人物保证，法西斯政府将停止实施《农业改革法》，取消对地租的限制和下令废除占领荒地合法化的法令。
墨索里尼采取的这一系列举动，不仅消除了权势集团对他的戒心，而且使他们将他视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因而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1922年12月，众议院批准授予他为期一年的“执政全权”，以恢复国家秩序。墨索里尼在取得为期一年的独裁权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下令解散国民军以外的所有武装，建立法西斯民兵。
1923年1月，墨索里尼逼迫内阁同意解散包括法西斯战斗队在内的所有党派武装，借以取缔社会党的赤卫军，以及由4万人组成的皇家卫队。随后，他又以社会主义“危险尚未消除”为借口，迫使国王批准其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
其目的是剥夺法西斯党内可能与其争权者的军事领导权，把法西斯战斗队改编成由他亲自控制的武装，作为他控制法西斯党和对付反对派的工具。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支由30万人组成的武装“不仅使法西斯政权具有威力，而且也掌握着一支庞大的后备力量”。
在解散党派武装和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的同时，墨索里尼加紧推进与国家主义党合并的步伐。他认为这是法西斯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为，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其政治纲领的国家主义党，不仅在南方各省中有广泛的追随者与支持者，而且得到王室、封建残余势力，乃至军队的强有力支持。该党领导人费德尔佐尼和科拉迪尼等人深得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恩宠。
经过近3个月的谈判，两党代表于1923年2月签署合并协议。自此，国家主义党党员集体加入法西斯党，成为该党势力较强的民族法西斯主义派，它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法西斯党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4月，意大利举行大选。
在选举之前和选举过程中，法西斯党公然践踏公民权利，破坏选举规则，采用各种强暴行为和弄虚作假手段。大选那天，法西斯分子控制了所有投票站，以暴力阻止各反对党的代表就位监督投票。
一般选民，则3人一组集体投票。凡被发现未投法西斯候选人票者，次日即予制裁，或剥夺其工作，或进行人身迫害。
共产党和各个社会党的党员、其他党派的著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一经发现，即强行阻止投票，没收他们的选民证，由法西斯分子冒名投票。在广大农村，文盲均由法西斯分子代替其填写选票。在许多地方还伪造选举结果。
总之，法西斯党靠暴力取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获得了65％的选票。
大选结束后，为防止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其他反对党抗议法西斯党在选举中的营私舞弊暴行，墨索里尼于4月9日指使法西斯暴徒捣毁意共和社会党的罗马总部。
1924年5月30日，新议会举行会议，墨索里尼提出对选举中非法行为的指控不列入议事日程，并要求全体议员一致通过他的提议。
当日，意大利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议会中反对派领袖贾科莫·马泰奥蒂即席发表了讲话，用大量事实详细披露了法西斯党在选举中施用暴力和欺骗手段的卑劣行径。
他讲道：“政府多数派虽然名义上获得了400万张选票，但我们知道，这是由于可怕的暴行的结果。”他还匿名写了一本书，记录法西斯党执政一年多的大量暴行。
墨索里尼决定铲除马泰奥蒂，他对下属说：“像马泰奥蒂这样的对手就得拔出手枪对付。”于是他的心腹干将菲里普·马里纳利和切萨雷·罗西下令杀害马泰奥蒂。
职业杀手杜米尼和普塔托于1924年6月10日在马泰奥蒂家中将其绑架，然后拖到候在门口的汽车里加以杀害，又把尸体运到乡下埋掉。
事情败露之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慨。议会中所有反对派议员150人退出议会组成阿文廷派，宣布除非把案件查清并证明与政府无关，否则他们决不返回议会，并要求国王免去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解散法西斯民团，停止其暴行。法西斯党也乱作一团，陷入瘫痪状态。
为了摆脱危机，墨索里尼一方面千方百计否认和掩饰他与案件的关联，同时不得不强迫其亲信辞去警察总监和民团总司令之职，免去马里纳利和罗西的职务并予以逮捕，授意另外4名法西斯分子辞去大臣职务，又把凶手逮捕入狱。
对反对派，墨索里尼则软硬兼施，扬言要用武力镇压阿文廷派，又利用自要由党害怕社会党执政的心理支持自由党，既震慑又分化了阿文廷派。
此后，墨索里尼对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进行疯狂镇压。
1924年12月30日，法西斯政府内阁作出决议：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道义的和物质的利益”，决心“把中央政府中的那些违背法西斯主义的人赶下台”，强迫阿文廷派投降，让议会服从法西斯党统治。
次日，内政大臣费德尔佐尼即下令查封反对党的报纸，一些派别领导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叫嚷“对反对派采取断然行动”。
1925年1月2日，墨索里尼主持召开政府内阁会议，逼迫内阁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的道德和物资利益。
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了标志着法西斯党彻底抛弃国家宪政和议会民主、以暴力推行一党专政的讲话。
当日，墨索里尼宣布其个人对马泰奥蒂案负责，并要求原任内阁部长辞职。但是在当天组成的新内阁名单中，仅有原任的自由派部长沙罗奇和卡沙提被革名，其余均予留任，不过约有20多名自由派议员投票反对新内阁。
1月5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开始采取行动，以对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议院议员及在野人士。在这次行动中，墨索里尼密令意大利警察搜查反对者的寓所，扣留一切文件，关闭会议场所，并且解散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意大利自由共和派在内。另外还查封被指控为报导“错误消息”的报纸，并逮捕记者。
1月6日，内政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说，3天来有被怀疑的团体的俱乐部被查封，公共团体、“颠覆性”机构和“自由意大利”小组被解散；重要的“危险分子”被逮捕。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但也包括社会党人和一些其他反对党领导人。他还说，各地的行政长官“毫不犹豫地使用其被赋予的权力”。
1925年5月，法西斯政府颁布《反秘密团体法》取消了集会与结社自由。6月又颁布《新闻法》，取缔了所谓的“颠覆性刊物”，控制了言论自由。
12月24日，颁布《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使墨索里尼只需对国王负责，无须对议会负责，从法律上为法西斯独裁专制提供了保证。
1926年，又连续颁布了法西斯“政府有权在它认为紧急和绝对需要的情况下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准则”的法令，规定市长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法令，确认法西斯工会为唯一合法工会的法令，以及《劳动职团法》、《国家防御措施》、《劳动宪章》等法令。
1926年4月7日，墨索里尼在罗马主持外科医生世界会议开幕典礼后，步出礼堂之际，突然有人发射4枚子弹。狙击者是一名62岁的爱尔兰妇女凡丽特·吉卜森，她刚从精神病院出院。
墨索里尼鼻子受伤。
虽然这次狙击事件与政治背景无关，然而法西斯党党员乘机大力渲染，立即派人查封反对派人士所开办的两家报社。午后，墨索里尼立刻宣布要“对抗世界上的民主主义”，乘机向反对派宣战。
10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会议通过一项新党章议案，将党与国家合而为一，严厉禁止国内的其他政治团体干涉国家政权。同时，法西斯党员的新誓言只向墨索里尼个人效忠。
11月9日，法西斯政权公开宣布，终止各反对派议员的议员资格；11月11日，宣布查封反对党的所有报刊，废除罢工权和建立流放委员会，用以“惩处那些从事或有迹象表明企图用暴力颠覆国内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和国家秩序的人，以及毁坏法西斯和法西斯政权标志与制服的人”。
随后，于11月26日宣布取缔所有反对党。至此，墨索里尼以暴力恐怖为手段实现了一党专政，从而确立了极权制。
1928年12月，法西斯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和《法西斯委员会权力法》。这两个法令规定，法西斯委员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提出政府首脑各部大臣和议会议员的人选，对国家的重大事件享有最高决定权，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为政府首脑的当然人选。
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为谋求天主教会的支持，与教皇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该条约规定：
意大利承认教皇在梵蒂冈的独立主权，建立“梵蒂冈城国”；意大利确认罗马天主教为国教；保障梵蒂冈的供水和服务设施，允许梵蒂冈火车和其他车辆在意大利国土上行驶，为梵蒂冈提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电讯、邮政等直接联系的条件。
允许进出梵蒂冈的商品和人员使用意大利口岸和道路；承认教皇和红衣主教在意大利享有与意大利国王和王族同等的荣誉；教皇承认意大利王国以罗马为首都。
意大利承认教皇对梵蒂冈的绝对管辖权，承认梵蒂冈享有治外法权，并赔偿原教皇丧失的收入17．5亿里拉；教皇同意与意大利政府合作，并规定意大利天主教会必须效忠意大利政府。
就这样，墨索里尼以武力、立法等手段，集党权、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人事任免权于一身，成为国家“合法”的主宰者，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都置于自己的独裁统治之下。
纳粹党徒疯狂控制德国
德国是在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领导下，通过战争统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导致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封建残余。
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普鲁士王室与容克贵族占据显赫的地位，容克贵族的政治代表德国皇帝掌握着政治、军事、外交的最后决定权，容克贵族的经济地位受到保护。
由于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统一中的特殊作用，使其在德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德国极其崇尚武力，在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其相比，军队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军官团成了拥有特权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基本上由贵族子弟组成。
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高度垄断的工业强国。资产阶级虽在经济上占据优势，但在政治上却难敌容克贵族。它既畏惧日益倾向革命的工人阶级，又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在政治上从未形成一个在国内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因而无力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8年，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
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内务大臣，鲍尔任劳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
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
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一惯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
威廉港水兵拒绝起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
11月1日夜，到达基尔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抓的同伴。
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
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人手中。
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斯、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社会秩序。
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0000名叛乱者”。
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至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政府手中。
11月9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社会党人挤满了柏林大街。水兵哗变，陆军占领了指挥部，革命热情支配着德国人民。
上午11时30分，德军司令给总理官邸的电报通知说，威廉将立即退位。中午，德国总理、巴登亲王宣布皇帝正式退位。12时30分，柏林报纸大肆报道德国皇帝退位的消息。总理在办公室接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把权力移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下午14时，谢德曼站在总理官邸的窗前，向人群宣布成立德国共和国。15时，军事司令部给总理官邸一封电报说：“为避免流血，威廉二世陛下愿意放弃德国皇位，但绝不放弃普鲁士国王头衔。”
15时30分，总理官邸给军事司令部的电报说：“没有必要再注意威廉二世的行踪，因为他退位的消息已于午间宣布了。”
16时，斯巴达克派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了。”
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两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全世界政权归苏维埃！”
1919年1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力量过于悬殊，起义最后失败了。
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10万马克，高价悬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
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里被捕。
艾伯特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卜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军警将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
不久，又杀害了卢森堡，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兰维尔运河。直至5月31日，才被人们找到。
德国工人将卢森堡埋葬在李卜克内西和另外32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3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丝毫不屈服于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
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
但是，魏玛共和国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存在着十分尖锐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四伏，政局动荡不安。
容克贵族的势力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保守的政府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们作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右翼保守势力，不断威胁着魏玛共和国。
战争使德国经济受到巨大破坏，同时也背上了战争赔款的沉重包袱，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破产，失业者成千上万，他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现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纳粹运动在德国勃然兴起。
1919年1月，慕尼黑机车厂工人安东·德雷克斯勒联合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创建了德国工人党，即德国纳粹党的前身。同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党员，并成为该党主席团第七位委员。
1920年2月，他与德雷克斯勒合作起草了《二十五条纲领》。2月24日，德国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二十五条纲领》成为该党正式的党纲。
《二十五点纲领》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情绪，“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和约》”。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十五点纲领》公然宣传泛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主张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非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不仅不能“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而且无权住在德国，要在未来大一统的日耳曼国家里清除所有的犹太人，以此煽动民族复仇主义。
希特勒为了吸收工人和下层群众，发展纳粹力量和开展纳粹运动，在纲领中猛烈攻击资本主义、托拉斯、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宣称：
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国有，租给小商人。
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对中下层群众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批退伍军人、破产的中间阶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和无业的流氓无产者，加入了纳粹党。
1920年3月12日，在柏林，德国国防军和志愿军对共和国发动进攻。晚上，他们在吕特维茨将军和海军少校艾尔哈特的率领下向柏林进发。
次日早晨，他们举着黑、白、红三色旗进入首都，占领了政府办公区。东普鲁士邦政府机关高级官员、地方总督沃夫冈·卡普是政变的领袖，他自封为德国首相。
在政变分子到达之前，政府官员逃到斯图加特。
政变的原因是数月以来极右运动和民族主义分子与军人势力中一直有潜在的诉诸武力的情绪；另一方面，《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国防军和民团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中，也是导致政变的因素之一。
政府的解散令很自然地引起了军队的反抗。艾尔哈特的海军旅奉命在柏林附近集合，执行解散军队的任务，但他拒绝执行命令。这个做法得到柏林卫戍区司令吕特维茨的支持。
3月10日，吕特维茨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性的政治要求。
第二天，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解除了吕特维茨的职务，并下令逮捕卡普和其他政变参与者。这个行动迫使国防军提前行动，然而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准备工作并未就绪。
当政变分子开始进军时，国防部部长诺斯克请求国防军军官保护共和国，但为赛克特将军所拒；他不答应对政变分子采取任何行动，他说：“军人不能向军人开枪。”
3月17日，政变彻底失败。政变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卡普与吕特维茨逃出柏林前往瑞典。
20日，政府机构从斯图加特重返柏林。国防军这次政变为纳粹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921年，希特勒在党内建立军事组织——冲锋队。冲锋队是纳粹党的武装组织，最初主要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冲击其他党派群众集会等活动。
1922年1月，德国纳粹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该党只举行领导成员大会，并且是以秘密方式进行。
28日，突击队在马尔斯费尔德集合，希特勒为突击队举行首次授旗仪式。在党代表会上，希特勒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并在会上高喊“打倒11月的罪犯们”。
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之后，德国政府只能做消极反抗。这时，国防军却为发生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它悄悄地招募临时志愿军，以扩大军力。
另外，国防军还非法打开武器库，这些武器库是他们违反《凡尔赛条约》私下偷建的。临时志愿军伪装成工人队伍，一时达到相当可观的数目。仅设在柏林的第三军区就有1．8万人，编成27个分队。整个部队自称“黑色国防军”，实际上是在替秘密动员做准备。
1923年5月1日，为了破坏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希特勒与他组织的“祖国武装团体工作协会”发动了一场武装游行，两万名希特勒党员列队进入奥伯维森费尔德地区。希特勒声称左派即将发动政变。
希特勒的党徒被值勤的巴伐利亚邦警察和国防军解除武装，于是希特勒的政变行动只好变成一场游行和集会。此后几个星期内他暂时隐遁起来，继续筹划这类行动。
随着羽翼渐丰，纳粹党开始密谋夺权。
1923年2月，纳粹党与几个极右团体组成了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的祖国战斗工作联盟。9月，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德国人战斗联盟”，其任务是推翻魏玛共和国，并摧毁《凡尔赛条约》。
11月初，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层与前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串通一气，密谋策划在巴伐利亚建立法西斯政权，然后组织向柏林进军，夺取全国政权。
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在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的支持下，率领法西斯武装的冲锋队员包围了在慕尼黑东南郊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强行冲进正在举行集会的会场。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官冯·卡尔正在向3000多名听众发表讲话，这一行动使会场一片骚乱。
希特勒在戈林、赫斯等人的簇拥下走向讲台，叫喊“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了”。
随后，希特勒扣留了州长卡尔、驻军司令洛索和警察局长泽塞尔上校，向他们宣布巴伐利亚州政府已被推翻，他自己将出任德国政府总理，鲁登道夫担任全国军队的领导者，威逼他们3个人担任巴伐利亚的摄政者、陆军部长和公安部长。
之后跳上讲台欺骗群众，说这3个人已同意和他一起组织新政府，并将组织对柏林的进军，以“拯救德国人民”。
与此同时，一个亲希特勒的武装团体与正规军发生冲突，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前去处理，卡尔等人趁机溜走，并改变了“同意”希特勒暴动的态度。
为挽救局势，11月9日12时15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从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
之后，暴动者遭到警察部队的阻击，16名纳粹分子被打死，游行队伍一片混乱。希特勒不顾死伤者，自己登上汽车逃往一个朋友的别墅。
11月11日，警察在那里逮捕了希特勒，并把他关进监狱。
鲁登道夫同样被捕，受伤的戈林和赫斯逃到奥地利。希特勒的“向柏林进军”以失败而告终。
巴伐利亚人民法院1924年4月1日对犯有谋反罪的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其他参与政变未遂案的被告人进行宣判。该法院提请将他们从轻判刑，因此虽然鲁登道夫的罪行证据很多，但仍被宣判释放。
至于希特勒和其他几名被告则判处每人5年的监禁，这是最轻的惩罚不过，希特勒可以有法定的6个月缓刑的权利。这个审判法案从2月26日开庭之后，便引起德国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
在24天的审理期间，德国各大报纸均以头条大标题的篇幅报导发生在法庭上的一切事情，各家报纸都刻意着重报道希特勒在法庭上所发表的极具煽动性及蛊惑性演说以及对德国共和国的攻击，而且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并没有被巴伐利亚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打断。因此，希特勒的名字首次越过巴伐利亚邦的范围，而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
此次审理仅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进行，并未提交更高级的国家法院，原因是总统艾伯特对地方政权所做的让步。在这次审判中，希特勒被判在距慕尼黑60千米外的列锡附近的兰茨堡监狱服刑。
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被取缔，纳粹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德国的纳粹运动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导致纳粹运动崛起的种种因素没有改变，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希特勒及纳粹分子给予严厉的惩罚。
希特勒入狱后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书中系统地阐述：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鼓吹种族论，宣扬德意志人民是优等种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德意志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建立联合一切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帝国，对内实行元首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
1924年12月，希特勒服刑不满9个月便从监狱提前释放。希特勒刚出狱两个月就立刻重新组织遭禁的政党。
此时，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经济开始复苏，社会也随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改变暴力夺权方针，主张依靠垄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重建纳粹党。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选择了另一家啤酒店，宣布恢复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事助手鲁登道夫将军当天没有出席，但希特勒受到其他一些信仰纳粹事业人的支持。
1925年4月26日，兴登堡当选德意志帝国的第二任总统。在这次大选中，右派政党支持兴登堡为候选人，结果击败了德国社会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前帝国首相威廉·马克斯和德国共产党提名的恩斯特·塔勒曼，而当选总统。
当时，国外人士对兴登堡的当选，多采取观望存疑的态度。因为他们感到其中似乎蕴含德国对协约国的挑战，以及德国人民否认败于世界大战的心理。
法国的《时代报》评论说，兴登堡的当选透露一种讯息，代表“德意志民族意欲否认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11月9日，希特勒授意海因里希·希姆莱组建党卫队，目的是要与冲锋队首脑罗姆对抗。希姆莱从当年4月开始召集队员，9月份已扩展至德国各地。
1926年2月，在南德班堡举行的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上，希特勒压倒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使纳粹党逐渐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7月4日，希特勒在德国魏玛举行德国纳粹党重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希特勒击败了他的对手斯特拉塞集团。
该集团的领袖格里高尔·斯特拉塞和奥托·斯特拉塞在德国北部及莱茵河地区颇具影响力。斯特拉塞集团在魏玛大会中所提出的纲领不合时宜，以致约瑟夫·戈培尔转而投靠希特勒。
希特勒在魏玛检阅了5000人组成的队伍，并首次以高举手臂的方式致意。
1929年11月8日，德国纳粹党在图林根邦议会的选举中，得票比例提高，显示出纳粹党的势力有持续上升的趋势。纳粹党的得势来自于采取反对“扬格计划”的行动，以及通过赫根伯格出版社的宣传。这些措施不但使纳粹党打出知名度，并且赢得了选民。
在1929年度萨克森、巴登、鲁贝克的选举中，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举行的普选中，该党都赢得了议会的席位。希特勒的亲信威廉·弗列克并担任图林根邦政府的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的要员。
纳粹党积极争取全民表决，共同反对“杨格计划”。至22日止，只有580万票表示赞同，离通过全民表决2000万票数的标准，仍有相当距离。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
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纲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放款”。
1930年7月是德国历史上危机重重的一个月。虽然最后一批法国军队在6月30日撤离莱茵河地区，但是庆祝撤军的活动也因经济危机而黯然失色。
由于德国财政状况严重萧条，兴登堡总统援引《紧急条例》来处理政府事务。新任财政部长海曼·迪特列希提出一项抵偿方案，虽经过不断的修改，在国会中仍然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左、右两派的反对党的反对。
布鲁宁总理所领导的内阁认为，他们所提出的财政调整方案只有通过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才可能实现。7月16日，他们要求总统将方案作为《紧急条例》予以实行。
两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纳粹党的国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的部分议员否决了这项《紧急条例》。兴登堡按布鲁宁的建议，根据宪法，解散国会，重新收回被否决的《紧急条例》。
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了一场选举战。
在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的心理，针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到之处，举行各种群众集会、青年集会、演讲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
希特勒在各种集会上摇唇鼓舌，大谈人民的苦难，共和国的无能，并向各阶层人民许愿说，他能给他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
1930年9月14日，德国政府在议会选举中惨遭失败，而对议会表示轻蔑态度的党派却以优势获胜。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过去的议会里只有12个席位，而在新的政府里猛增至107个。
当时纳粹党比共产党强大，是德国第二大党。西欧各国对希特勒的成功大为惊恐。他被视为战争贩子。他说德国一定要东山再起，要报上次战争中的一箭之仇。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
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员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
1931年2月9日，德国极右派政党钢盔协会和纳粹党试图削弱政府的实力。在审议预算项目中的“外交”一款时，纳粹党议员弗朗斯·史都尔在议程开始之前发表了抨击民主的声明。
1931年3月28日，德国发布《紧急条例》，要求德国的政治激进分子中止他们的行动，原因是13日和14日，汉堡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展开暗杀活动，一名警察官员开枪打死了一名在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犹太人，因为他不愿意由犹太人审问他加入纳粹党的活动情况。
此外，3名纳粹党员枪杀一名市议会议员，因为他们猜想他可能与汉堡的红色退伍军人联盟的首领有关。
为此，参议院在汉堡禁止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报纸运营，还禁止这些党派的一切群众集会。这次颁布的《紧急条例》，包括一系列关于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规定。
1931年10月11日，德国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联盟等反动政党和团体的代表在布伦瑞克的哈尔兹堡温泉举行会议。希特勒参加。与会者一致要求尽快取消民主制度，由垄断资本中最富有侵略性和极端沙文主义的集团来建立政权。
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党联合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天主教党右翼的支持下成立了所谓的哈尔兹堡阵线，预谋15个月后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他们在会上还明确宣布：“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溃的旋流中挽救我们的政策。”
纳粹党通过宣传、小恩小惠等手段，使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农民、大批涌向纳粹党。因此，该党得到迅速发展，除中央党之外，其他资产阶级传统政党选票明显减少，由此激发了纳粹党人通过选举搞垮魏玛体制的欲望。
纳粹党利用经济危机，积极开展宣传蛊惑活动，从1928年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至1930年一跃而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至1932年则已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成了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集团。这就为与垄断资本家讨价还价和夺取政权赢得了资本。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
1853年夏天，在风和日丽，波光粼粼的日本江户湾的海面上，出现了4艘顶部不断冒着灰白色的烟雾的黑色大船，这是来自美国的蒸汽军舰。
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即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这次事件，史称“黑船事件”。
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黑船事件”冲击了日本的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
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
1868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
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激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天皇军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
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
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孕育形成阶段。
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
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1878年，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加强对军人的军国主义训练。
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3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靠进行不间断的疯狂的侵略战争来推动的。
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入侵中国。日本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获得了巨额赔款，掠夺了被占领国家的大量财富，攫取了大片土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然而，1920年至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浩大的经济危机，处于寄生地主控制压迫下的农民纷纷破产。经济危机尚未过去，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大地震使电信、电话、交通网被切断。下町一带被熊熊大火烧成灰烬，在一处被烧毁的遗址上，大量居民因地震成为饥饿的难民。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再次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和银行倒闭，金融界一片混乱。日本半封建的农业也陷入经济危机。
至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使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新的更大的冲击，社会再也不能保持大战前那种稳定了。
在国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结构，仍由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市场与资源的计划。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又形成了对于日本的猛烈冲击。
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日本军国主义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和到处碰壁的困境。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与前途进行集中的反思，并做出自己的反应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快速发展，并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这两种法西斯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特色所在。
全面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恐惧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提出了“革新”和“反财阀”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党政治，极力进行迎合民意的宣传。
它们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称霸亚洲和世界，对内宣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革新”，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
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获得了这一阶层广大成员和青年军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写出了《日本改造方案日本大纲》；同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原理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
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0年，北一辉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
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的农本自治主义派等。
民间法西斯运动产生之后不久，日本军队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
1921年10月27日，旅欧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略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
10月28日，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到，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铁山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成立了“二叶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
1924年年初，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
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
6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
1924年6月，由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10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做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
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
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一些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
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至6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
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
192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资产阶级期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因而重用军阀。4月17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代表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日本统治集团，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举行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代表。
会议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对华“积极”行动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田中在会上提出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方针。东方会议的决定成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基础。
尽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针进行侵略和争夺东方和世界霸权的。
在田中执政的两年中，仅1927年和1928年即曾两次出兵中国山东，侵占青岛和济南。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
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
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
第四，万一动乱，即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
1927年12月，永田铁山在整备局作《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全部加以统制的思想。
这样，就在日本法西斯体系中加进了新的内容：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而民间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便成为幕僚革新派进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木贞一和石原莞尔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校、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
1929年5月，“二叶会”、“木曜会”合二为一，建立了“一夕会”，标志着军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铁山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的研究，以及长期在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观察，认为日本要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总体战。
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国力薄弱的日本还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为了缩小差距，进行总体战，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
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内推行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对美英采取“协调”外交方针，并以政治手段将中国东北攫为己有。
而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省、总参谋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则主张立即出兵侵占“满洲”，以摆脱日本的经济危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准法西斯团体曾经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但是，所有的统一尝试均因内部存在分歧和争吵而未能成功。
民间法西斯团体遂把自己的事业和希望寄托于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身上。日本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是近代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军部实现了法西斯化，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角。
1930年9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一些中下层军官建立樱会。
1932年，原“一夕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一些军官，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统制派，成为推动军内法西斯运动的两股势力。由于统制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以合法手段，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因此，统制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
1934年1月，带有统制色彩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同年3月任命统制派领导人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成为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人物。统制派由此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
陆军是日本军部的主导，支配了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军队的主导权。军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从组织上操纵国民和民众舆论，对国家政务施加压力。
1931年，在乡军人会会员发展至260多万人，在各地实际上起着反动的政治作用。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将其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基层单位，并通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把全国青少年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此外，军部还通过驻地的部队，对各地管辖的居民直接进行宣传、煽动和组织其他活动。军部通过上述手段，为扩大、确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击、摧垮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
实力日益壮大的军内法西斯势力，利用危机，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呼应，连续向政党政治发起进攻。
1930年4月22日，滨口内阁签订了《关于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遭到军方和右翼反动团体的责难。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借机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主张改造国内体制，加强军事独裁统治。
11月2日，议会批准了《伦敦条约》。
11月14日，滨口首相前去参加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的狙击，身负重伤，后于1931年8月26日死去。
滨口首相被刺，是军部准备发动战争的信号。同年末，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组织了“樱会”，企图发动政变，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脑的“改造政府”，后未遂。
“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军内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军部独裁，以夺取政权。
1931年10月，樱会陆军军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以策应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政变计划动员陆海军少壮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上将为首相、建川美次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府。
后来，这一政变计划由于中途泄密而再次流产。但是，军部又一次对“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只是受到暂时性的保护性拘留，主谋也只受到了20天闭门反省的处分。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恐怖活动达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间，日本又发生“血盟团事件”。民间法西斯组织血盟团与以藤井齐为首的海军少壮军官相勾结，连续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长。
1932年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青年军官及血盟团余党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史称“五·一五事件”。
政变虽被粉碎，但内阁被迫辞职。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
5月26日，海军上将、前驻朝鲜总督斋滕实在军部的支持下，根据军部的“废除政党政治”的要求，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从此结束，军部法西斯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
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公开叫嚣“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称“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
这本小册子是统制派和整个军部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纲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受到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的坚决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场“明征国体”运动，全力攻击日本政党内阁的理论基础“天皇机关说”，使“国体论”成了极权主义统一国民和改造国家的核心理论。
军部法西斯势力随时利用“天皇”和“国体”的大棒，镇压一切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运动，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铲除异端”的活动。
陆军省发表的小册子和“明征国体”运动，成为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日本军部实现法西斯化，为确立军部对内阁的政治支配地位，为实现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这个阶段，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最完整，表现最狂妄，当然，令有些战争狂人始料不及的是，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接着面临的就是深渊。
日本法西斯的发展过程
日本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蓄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提出要攻占朝鲜，进攻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形成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
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企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日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军部与关东军首脑，在大肆宣称“满蒙生命线”面临危机的同时，着手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计划。早在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提出了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具体构想。
为了充分验证其构想，侦察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完善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关东军从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先后组织了3次规模较大的“参谋旅行”。
第一次称为“北满参谋旅行”。由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统领，企图研究在哈尔滨附近进行攻防作战的问题。从1929年7月3日开始至7月12日结束。路线由旅顺出发，经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满洲里；回程经昂昂溪转洮昂线，到泰来、洮南，然后返回旅顺。
7月4日，石原到达长春时，发表了《战争史大观》的演讲。在由长春去哈尔滨的火车上，又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
在《满蒙问题解决案》中，石原系统地阐述了占有“满蒙”转变日本国运的“石原构想”，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最后的大战”。美国势力向远东扩张，将是阻碍日本向大陆发展的最大挑战者。当今世界有了通航全球的飞机，科技发达，“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与“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必将开战。
为了做好对美战争准备，“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他指出，日本占有“满蒙”，既可恢复国内的景气，消除不安定因素，又可“及时扑灭中国东部的排日烈焰”。
这是“转变日本国运的根本国策”。而作为前提，“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
在《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中，石原提出的方案是：关东军占有“满蒙”，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由日本人在这块土地上“经营大规模的企业”，让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作”；同时，以4个师驻扎“满蒙”，“防备苏联的入侵”。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其目的是研究在锦州附近作战问题。他们在“奉天城攻击要领”及“弓长岭夜袭”研究已有成案后，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向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的研究。
1931年，关东军组织了第三次参谋旅行，仍称“北满参谋旅行”。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因人事调动而新来的关东军幕僚亲自看看他们所不熟悉的“北满”情况，以加深他们对“北满”战略价值的认识。
在此期间，坂垣和石原委托佐久，间亮三在“石原构想”基础上起草的《关于满洲占领区统治的研究》也于1930年9月完成，并在12月由关东军正式印刷成册。
这份文件提出占领“满蒙”的目的是：“迅速占领满洲及蒙古之一部，完全置于我方势力之下，以获得对外长期作战之资源及其他有关之牢固基地。”并对未来日本占领东北后的行政统治事项，作了明确规定。
这表明关东军不仅积极策划侵占东北，而且对侵占地区如何进行统治也在进行准备。
至1931年3月，在坂垣、石原等人的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正式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案》，决定“若遇非常情况，关东军应有决心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并设想了“制造事件的谋略”。此时，在日本军部上层，“确保满蒙先行”论开始抬头。
1931年4月，日军参谋部拟定《昭和六（1931）年度形势判断》，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解决“满蒙”问题分3步走：
第一步，改变日本所谓“正当权益”被损害的现状，确保并进而扩大这一权益；第二步，在“满蒙”组成一个从中国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的新政权；第三步，完全占领中国东北。
根据这一计划，1931年6月11日，在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召开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部的军事、人事、编制、欧美和中国科“五科长会议”，进一步商定行动纲领。
6月19日，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在此后一年内，要让国内外透彻地了解“满蒙”的实际状况和日本的立场，做好转入军事行动的准备。7月，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将上述《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手导演了“万宝山流血事件”。
万宝山在吉林省长春东北30千米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中日图门江界约》所定的特区。
1931年4月，在长春日本领事馆的唆使下，朝鲜人李升熏等来到该地，私自租用“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转手租来的荒地7500亩。在租约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雇用朝鲜人挖渠，毁当地农户耕地，引起纠纷。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以为有机可乘，遂派日警开赴万宝山施工现场，镇压中国民众。
7月，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报纸在朝鲜散发“号外”，造谣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蓄意煽动报复情绪，以致在朝鲜境内一些主要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排华暴行，但日本总督府和地方当局故意不予理睬。日本统治集团乘机极力煽动战争。首相若槻礼次郎于7月9日在秋田举行的民政党大会上声称：
中国处理措施如有非法不当之处，为保卫国家的生存，一定要不怕任何的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可放松这种准备。
政友会总务长以调查事件为名，于8月到中国东北活动，回国后煽动说：“满蒙事态严重，日本的生存权眼看只有日复一日地趋向土崩瓦解。要挽救这种局面，除了发动国力别无它法。”
“万宝山事件”未平，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宣称：
日本参谋部部员、步兵上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向洮南旅行”，被中国兴安屯垦军“非法绑架监禁”，遭到枪杀。
事情的真相是：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参谋部命令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
中村化装成“农学家”偕退伍军人井杉延太郎等4人，在对中国兴安屯垦区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经洮南返回途中，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在淮安区余公府查获。当即“由裤内搜出日俄文军用地图2张，日记3本，笔记录3张”，对“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同时，还搜出了枪支及其他间谍用器材。屯垦军以证据确凿，认定中村一行为军事间谍。团长关玉衡下令将4名军事间谍犯处决。本来中国方面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无可非议，但是别有用心的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热潮。
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等人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则认为：
“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前提。”
8月24日，陆军省决定：在中方否认处决中村或得不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洮南地区实行保护性占领”。
世界法西斯运动的浊浪
在法国，经济危机期间，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罢工、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具有法西斯色彩的极右组织，至20世纪30年代异常活跃，形成法西斯运动，力图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在这些极右翼团体中，有“爱国青年”、“束棒”雷诺领导的“法兰西团结”以及“法兰西主义”等。
这些组织中，有的公开标榜是真正的法西斯组织。例如，“束棒”和“法兰西主义”，从纲领到行动，对德国特别是对意大利法西斯极为模仿，但是没有争取到多少群众。
而一些团体和组织慑于法国公众对好战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德国纳粹主义的蔑视，虽在思想和方法上都与法西斯主义一脉相承，但否认自己是信仰法西斯主义的组织。
极右团体利用经济危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议会民主制，宣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叫嚣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攻击资本主义的弊病，举行规模巨大的集会，号召失业者和民众起来反对无能的政府。
议会里某些极右翼政治家同社会上的这些集团遥相呼应，要摧毁议会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1934年，极右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大肆宣扬共和国政府贪污腐败，要求结束共和国。2月，一群法西斯暴徒聚集在协和广场，威胁国民议会，同警察交火，数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
极右翼分子的这些宣传活动，吸引和争取了一些中小资产阶级成员，发展成为法西斯运动。
在法国，最早的法西斯组织当属法兰西行动党。该党创建于1899年，是法国的极右翼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公开反对共和制和议会民主，主张在法国恢复世袭的君主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它一方面提出在法国建立一个类似于意大利的退伍军人组织；另一方面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书籍，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兰西行动党领导人莱昂·都德宣称，该党“不久将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这之后，法兰西行动党以及法国其他名目的法西斯组织虽然均有所发展，但始终没有联合起来建成一个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统一的法西斯政党，夺得政权。
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虽然也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但它毕竟是获得最多好处的战胜国之一。
其情况也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表现在战后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既不是复仇或收复失地，也不是向外扩张，而是竭尽全力巩固既得胜利果实，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地位。而且法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确保其在战后的既得利益，也希望维护现状。
在英国，也像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各种不同名称的法西斯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其中有“英国法西斯党”、“法西斯同盟”、“英国民族法西斯党”和“帝国法西斯同盟”等。20世纪30年代初，因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法西斯运动。
1932年，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建立“英国法西斯同盟”。在组织上，“英国法西斯同盟”是一个十足的独裁党。党的干部不通过选举，而由上级任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威。党的一切决策均由领袖莫斯利一人决定，党的会议力求排场威严。
在政治方面，莫斯利完全赞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要求废除所有政党和政党制度。在社会政策方面，莫斯利许诺，要向贫困与失业开战，要大力开展公共建设，推行医疗健康事业，结束“金融匪徒的控制”。
在大城市，法西斯同盟的“黑衫团”和“法西斯防卫组织”举行社会抗议活动，召开露天大会，挑起巷战，组织法西斯大规模进军等。
莫斯利和法西斯同盟由于能够吸引中小资产者下层和工人阶级的许多青少年，故在1937年3月伦敦郡议会选举中，法西斯分子在伦敦东区取得重大胜利。
至1938年，约有10万余人短期内参加过这一组织。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也学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身着黑衫、行举手礼，甚至把“束棒”作为自己的标志，但其宗旨却与意德法西斯不同。它们几乎都是要确保英帝国在战后所取得的优势地位。
但由于英国是个具有长期议会民主制传统的国家，加之法西斯运动缺乏牢固的群众基础，所以对英国的政局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罗马尼亚，法西斯运动是从反布尔什维克而臭名远扬的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雷亚努为代表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起宗教旗号进行反犹活动开始的。
科德雷亚努首先于1922年在扎希大学建立“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提出废除议会民主制。
1923年，为了吸引那些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参加该组织，他将其更名为“十字架兄弟会”，后又改名为“天使长米哈依尔军团”，最后发展成为法西斯组织“铁卫军”。
在匈牙利，名噪一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格姆伯斯，于1919年组成一个既有文人又有军人的反犹团体，自诩为“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它以犹太人正在消耗匈牙利的国家力量为借口，进行疯狂的反犹活动。1921年，他开始同慕尼黑的正在组织反革命活动的德国极右翼势力领导人进行接触，随后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组织“种族防御党”。
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向罗马进军后，受其影响，格姆伯斯企图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政权，并且把自己打扮成匈牙利的“墨索里尼”，希望在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之下，统治整个国家。
在芬兰，法西斯运动是从反布尔什维主义开始的。1922年年初，3个从东卡累利阿战场返回的军人发起建立“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提出向外扩张，建立“大芬兰国”；要求所有参加该协会的人都必须要结成“仇恨俄国人的兄弟”，而且要宣誓把自己的“事业与生命献给祖国”，献给“大芬兰国”。
当时，在芬兰还有另一支亲法西斯势力，即内战中的白卫军。战后这支部队没有解散，而是改名为“国民卫队”，与国家正规军同时存在。它装备精良，有自己的总司令。
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得势对它产生强烈影响，表现为国民卫队队员开始对革命运动及其领导人采取暴力恐怖行动。
在美国，法西斯主义在经济大危机时期得到了滋生和泛滥。1932年，美国中西部成立了秘密法西斯组织“黑色军团”，亚特兰大成立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专门从事暗杀、绑架和破坏活动；1933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成立了“银行社”，与德国纳粹党关系密切；1933年6月，建立了“民族工业恢复行动”组织。
在美国各地，还涌现出“美国自由同盟”、“社会正义同盟”、“德美同盟”、“白衣党”、“蓝衣社”、“十字军”和“分享财富会”等许多法西斯组织；至1939年底，美国法西斯组织约有250个，其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这些法西斯组织广泛建立武装，进行阴谋活动，甚至妄图推翻罗斯福政府，在美国建立法西斯独裁。
除此之外，在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右翼组织恢复活动。这些组织在美国也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企图把“群众的失望心理和不满情绪，引上反动的法西斯轨道”。
在瑞典和丹麦，法西斯党是纳粹党的翻版。在挪威，同样建立了“民族联合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同样找到了拥护者。在东欧国家，法西斯主义同样有相当大号召力。
上述国家虽然存在着规模不同的法西斯运动，但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组织活动分散，未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组织，也未采取统一行动。
尽管如此，法西斯运动掀起的浊浪，仍然对西方民主制构成威胁。美国、英国、法国等资产阶级民主制比较完备的国家，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进行了调整，采取了一些措施，阻止了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上台，但在意、德、日等国却相继建立起法西斯极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