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实录——二战前夕的国际格局
1.英国实行绥靖外交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英国的经济受到打击。从1932年中期起，英国经济开始缓慢回升。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在整个30年代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束缚了其军备的发展。英国在30年代实行绥靖外交。
和平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空前浩劫和战后的经济衰退，使和平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30年代达到高潮。这种形势大大增强了英国公众的恐战情绪，推动了和平主义运动的高涨。
1935年3月，纳粹德国公布了重整军备宣言，公开走上了扩军备战的道路。但在英国，和平主义者却举行了一场全民和平投票。这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平主义运动，是由国际联盟协会、新联邦社等和平主义团体发起，并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议员支持的。全国共有1150万人在50万志愿工作者的协助下参加了和平投票。他们提出了全面裁军和废除航空部队的主张，还要求用非军事性的经济制裁方法来阻止战争的爆发。以此为标志，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达到高潮。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和平主义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和影响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力地制约了英国政府和有影响的政治家的行动，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对英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连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也顾及到人民群众的情绪，适当地修改了自己的行动方针。”
1935年，英国军方根据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有限的重整军备计划。此时已担任国民内阁首相的保守党领袖鲍德温仍告诉英国选民们：“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大规模的军备。”避战求和一时成为英国举国上下的行动准则。可以说，和平主义运动是英国绥靖主义的温床，对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从军事卷入政策退回到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英法德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稳定的安全局面。二十年代，法国联合东欧国家，压制德国，与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发生矛盾。于是，英国便推行扶德抑法的政策，企图削弱法国及其盟国的地位，以保证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仲裁国地位。
1933年3月，英国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抛出“麦克唐纳计划”，其目的在于用裁减法国陆军来安抚叫嚷“军备平等”的希特勒。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后，英国继续压法国作出让步，以便使德国重返裁军会议和国联，也就是让德国在英国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扩军。于是，英国走上了绥靖德国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在英国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为英国统治阶级提供了实行绥靖政策的借口。1936年11月，鲍德温“惊人坦率”地承认，阻碍1934年和1935年推行一项规模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的唯一因素是群众舆论。1938年4月，张伯伦在向选民们演讲时说：“我国人民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财富，应当用于减轻人民的苦难……一想到这些财富竟然要耗费在建造战争武器上面，我就感到那是令人厌恶和值得诅咒的事情。”
在30年代欧洲与世界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尽管英国统治集团逐步意识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但其对外政策却并没有实行全面调整，直至大战在西方爆发，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都未作出有力的反应。1935年3月，英国对德国公开宣布重整军备，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抗议行动，反而于1935年6月与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实力与英联邦成员国海军总数实力的固定比例为35∶100。但是另一项协定规定，德国的潜水艇可占英国全部潜水艇的45％，在危急情况下，此限度可提高至100％。从而使希特勒打破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开始放手扩军备战。这是英国在绥靖德国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同年12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担心失去意大利这个盟友，而不敢对其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随着法西斯国家的不断扩张，英国维持欧陆“均势”的政策失去了推行的现实基础，绥靖政策便逐渐成了英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1937年5月，张伯伦任英国首相后，即向议会宣称，本政府的政策，是“对全世界实行绥靖政策”。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张伯伦已经意识到纳粹德国的言而无信及其称霸世界的野心。1937年3月，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前不久给美国财政部的摩根索的信中称，德国决心使它自己强大得没有人敢于抗拒它所提出的无论是对欧洲的还是对殖民地的领土要求，既然它存心如此，“就不大可能同意有损于其既定目标的任何裁军计划”。只有在德国相信它的努力将遭到优势兵力的抵制时才能有所收敛。
尽管如此，张伯伦政府仍坚信，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危害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比诉诸战争对英国更有利。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张伯伦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欧洲问题。这成为张伯伦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分的欧洲边界的不合理，满足希特勒“统一德意志民族”的要求，以求得欧洲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欧洲“政治解决”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允许德国开发其出口潜力，从而在经济上消除德国对外扩张的理由；把坦噶尼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等交还德国，以求得殖民地问题的解决。
基于上述设想，张伯伦上台后，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绥靖外交活动。首先，在外交上加强与德国的联系。张伯伦一上台就全力推行对德绥靖外交，邀请德国外长牛赖特访英，并于1937年11月派遣哈利法克斯出访德国，目的是对德国放风、摸底，“找到一项解决(我们分歧)的方案”，达到“一个总的解决，那时，合理的抱怨可能消除，猜疑可能被束之高阁，信任可能重新恢复”。访问结束后，张伯伦称，会谈充满相互信任，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了解的愿望。
张伯伦与希特勒会晤为了实现对德绥靖的目标，也需要绥靖意大利。1937年7月，张伯伦在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件中进一步确认了1月达成的英意地中海协定的原则。1938年初，他建议与意大利会谈，解决两国间的所有争论，并且不顾外交大臣艾登的反对，于4月16日缔结了英意协定，确认并划定两国在整个地中海和中东的权益，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占领，以此换取墨索里尼在“总解决”中的默契与回报。
根据张伯伦欧洲问题全面解决的设想，远东问题同欧洲相比居于次要地位。1937年，日本在东方战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在当前欧洲有两个脾气暴烈的独裁者的情况下，我们简直经不起再同日本进行争吵了。”因此，当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时候，英国远东政策的绥靖色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张伯伦深感，要实现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单靠英国是不行的。鉴于法国在欧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张伯伦于1937年11月访问法国，对其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法国与其协调行动。这对此时已将同英国保持一致作为外交基点的法国在绥靖道路上越滑越远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与希特勒达成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张伯伦不惜以牺牲中小国家为代价，只要希特勒同意“按和平演进方式实现变更，”就可以满足其侵略扩张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伯伦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张伯伦认为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接着，希特勒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苏德台区。张伯伦将此看作是通向欧洲问题总解决的可能入口。当捷克危机加剧时，张伯伦乘飞机三赴德国与希特勒谈判，并一再作出让步，最后上演了慕尼黑丑剧，把英国的绥靖主义推到了顶峰。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其他外交活动：
1936年8月26日，英国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同埃及政府签订了为期20年的条约。1935年11月埃塞俄比亚危机发生后，对英国在埃及、红海和东非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英国当局立即着手加强埃及的边界，英国部队、武器和弹药源源不断运往埃及，并动工修建机场、弹药库、战略公路和通讯线路。这些战备措施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忧虑，他们不愿意遭受近邻利比亚被意大利占领的灾难。因此埃及民族主义力量力求利用英国外交上的困难，迫使英国作出让步，其后英国于1935年12月恢复了埃及1923年宪法。1935年底，代表埃及民族运动的5个政党向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兰普森递交了备忘录，建议在“尊重埃及利益的基础上”签订英埃条约。12月31日，伦敦作出了正式答复，认为就签订条约进行谈判是不适时的。这一态度引起了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怒，在新的示威运动压力下，英国政府作了某些让步。1936年1月20日，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向埃及政府和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表示，他愿就英埃达成协议一事进行讨论。2月13日埃及国王在开罗降诏，命令纳哈斯率领代表团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但谈判时断时续。5月埃及举行议会选举，华夫脱党取得巨大胜利，新内阁不惜作出让步同英国妥协，英埃遂于8月26日签订了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英埃结成“同盟”，为期20年，英国负有保护埃及不受外国侵略的责任，埃及在战时置于英国的管理之下；英国终止在埃及的军事占领，撤走军队，但有权在苏伊士运河驻军1万人和飞行员400人；英国空军有权在埃及的领空飞行和使用埃及的机场；英国保留亚历山大港的海军基地，为期8年；埃及可以建军，但需要购买英国武器，接受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训练；废除在埃及的治外法权；埃及加入国际联盟；英国高级专员改为大使；恢复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埃及人可以移居苏丹；埃及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同这一条约相抵触的政治同盟等。这一被埃及议会批准的不平等条约，遭到埃及人民的反对。1951年10月，埃及宣布废除了该条约。
西班牙内战爆发，英、法两国政府实行不干涉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则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不仅给西班牙叛军送去大批金钱和武器弹药，派军舰封锁西班牙海岸，而且派出几十万正规部队，直接侵入西班牙，使地中海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地中海危险的敌对状态，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于1937年1月签订了《地中海协定》。协定双方保证维持地中海的现状，相互尊重对方在地中海的利益和权利，并共同维护西班牙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这个协定的缔结对地中海的局势没有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对意大利的侵略扩张和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也没有起到任何限制作用。
在英国下院里“叛国”、“耻辱”的呼声中，英国首相张伯伦1939年2月27日宣布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法国总统勒布伦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但他却得到法国内阁成员的一致支持。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统阿萨尼亚，在巴黎期间一直未参加政治活动。这时，离开了西班牙驻法国大使馆，但他拒绝辞职。人们认为承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许多人特别是英国畅所欲言的在野党人士对佛朗哥的“建立一个自由的西班牙”的含糊保证并不信任，同时还对仍留驻在西班牙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表示关注。
1939年4月1日，张伯伦首相已保证在军事上支持波兰，以防止对其领土完整的威胁。伦敦发表的官方声明宣布：“如果波兰政府感到它的独立受到威胁，必须用武力进行抵抗，那么英国和法国将站在波兰一边。”当希特勒意识到英国的声明是针对德国入侵而言时，便勾引英国上钩，向它挑战，或挑它来干涉德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德国北部的威廉港举行的“提尔皮茨将军”号战列舰下水的仪式上，希特勒向10万人群发表了愤慨的讲话。他警告说，德国将不允许英国着手推行大战之前已经用过的旨在包围德国的“罪恶计划”。他向人宣布：“不论是谁，如果他准备在大国之间火中取栗，最终必将玩火自焚。”法国观察家认为，这篇讲话“平淡无奇，思想混乱”。
2.美国的孤立主义
经济危机自1929年开始，到1933年春，已使美国的经济下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人们对未来、对美国社会丧失了希望和信心。这时的白宫主人是柯立芝繁荣时期声名大振的前商业部长胡佛。胡佛政府一再预言危机即将过去，而现实是危机一步步加深。
胡佛是“自由企业”的拥护者，一贯反对行政对企业的干预，但在危机日益加深的压力下也开始动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了。他照搬繁荣时期所谓“自上而下”的老套套，采取优先资助大公司、大银行、大农场主，紧急援救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富豪等措施来对付危机。结果，在生产过剩、产销严重脱节的情况下，这种措施救活的大企业不多，而破产的小企业和小土地所有者却大量增加，排队等候慈善机关发放面包的失业者队伍越来越长。
政治上的动荡也加剧了，1929～1932年，大约共发生2700次罢工。胡佛政府对于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采取简单镇压的办法，特别是镇压20多万退伍老兵向华盛顿的“饥饿进军”，更使政府名声扫地。人们把一切破旧的东西，一律冠以“胡佛”这个别号。这时美国的法西斯组织乘机大肆活动，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于是社会动荡不安加剧。
政治领域内的危机也在日益加剧。1933年这一年就有117万工人罢工，在全美国都能听到饥民们示威游行的脚步声。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高的市府大楼。芝加哥市有5000名忍无可忍的教师闯进了市区银行。俄亥俄州的失业者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喊出了“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
经济大危机的又一政治后果是法西斯思潮的兴起。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布“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率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先出现了极右组织“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接着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法西斯团体。它们残杀进步工人、农民和黑人，给经济萧条的美国带来进一步的混乱。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美国开始了第三十二届总统竞选活动。共和党仍推胡佛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推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在大选中获胜，图为他与选民亲切握手从1932年7月2日始，罗斯福公开以“新政”作为竞选纲领，指责胡佛“粗暴的个人主义政策”，抨击金融巨头，表示要为“那些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们”谋求好处。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表示要用国家行政和经济力量，整顿经济混乱状况，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消费资金，克服经济危机。在全国经济濒于崩溃，社会矛盾激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下，罗斯福的纲领得到广泛的支持，加上他本人的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终于在竞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前面的草坪上宣誓就职，他开始施用“新政”医治病情严重的美国资本主义。
1933年3月5日，罗斯福下令禁止囤积黄金，违者重罚，由此拉开了“新政”的序幕。“新政”分为两个阶段：1933～1934年是第一阶段，重点在复兴救济；1935～1939年是第二阶段，重点在改革，即全面地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罗斯福在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政”方面，提出了有名的三R计划，即Recovery(复兴)、Relief(救济)、Reform(改革)，对经济、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调节。
“新政”从整顿财政金融入手。3月6日，罗斯福就职的第二天，就援引战时法令，下令银行“休假”，以刹住挤兑引起的倒闭风潮。3月9日，发布《银行紧急法令》，对所有银行进行逐个审查，淘汰了一部分经营不善和实力薄弱的中小银行，对大银行提供了35亿美元的巨额货款，以加强银行的经营能力。经过整顿，全国3/4的银行和交易所恢复营业，股票价格上涨，金融恐慌基本结束。为了整顿货币流通和防止黄金大量外流，罗斯福宣布禁止黄金出口，颁布《放弃金本位法令》，实行美元贬值，以加强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改善美国的对外经济地位。
罗斯福政府采取了兴办公共事业的举措，建立了民间自然资源保护队，总共雇用了275万失业青年从事造林和水土保持等工作。5月12日，联邦紧急救济署成立。到1935年底，该署共拨款30多亿美元，帮助各州、市进行直接救济或以工代赈。6月25日，政府建立公共工程管理局，该局在许多大型军事和民用工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33年至1939年，美国70%的新校舍、65%的法院、市政厅和污物处理工厂、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都是它们帮助建成的。1935年8月14日，政府制订了《社会保险法》，规定实行老年和失业保险。
1933年5月12日，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并成立农业调整局，以控制基本农产品产量和生猪饲养头数，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购买力。到1935年，农业总收入比1932年增加50%以上。1933年6月6日，国会通过了《全国产业复兴法》，给垄断组织以各种优惠。罗斯福赞扬此法是“美国国会制订的最重要、最具深远意义的立法”。此外，政府还于1935～1938年间，先后通过了《联邦动力法》、《机动运载工具法》、《运输法》、《商船法》和《民用航空法》等法令，对动力、运输、商船和民用航空等部门的经营管理作了规定。
为了缓和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罗斯福政府和国会在1935年6月16日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中加上了第七条第一款，即确定劳工的组织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取缔童工，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7月5日，国会又通过了《劳工关系法》，不仅重申了全国工业复兴中的劳资关系条款，又宣布资本家组织的工会不合法，从而保证了雇员自选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1938年6月25日，罗斯福政府又颁布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每小时40美分，最高工时每周40小时，加班工资加倍，禁止雇用童工的企业进行洲际贸易等。
从1933年3月初罗斯福上台，到1939年共6年的新政期间，美国政府和国会总共颁发了700多个法令，这些法令几乎涉及了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统计，在罗斯福新政任内所讲座的有关美国生活、社会和各种问题，比以前历届美国总统讲座的有关问题加在一起还要多。
“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实力，从而使其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欺间发挥“民主国家兵工厂”的作用，为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后盾。
1934年2月，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奈伊提出了一项调查军火工业的决议案。4月，这项提案被国会通过，组成了一个以奈伊为主席的军火贸易调查委员会，其成员多持孤立主义观点。该委员会经过广泛调查，提出了数千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揭露军火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订货中嫌得巨额利润。金融集团不仅直接贷款给协约国，还资助它们的军火工业，从而获得大量利润。报告的结论认为，美国参加一次大战就是这些军火商、银行家搞的鬼。报告的重要部分被报界披露后，引起舆论大哗。虽然报告中的说法过于片面，但却起到了煽动的作用，激起了许多美国人反对卷入欧洲事务和反对战争的情绪。一时间，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普遍的和平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罗斯福竞选获胜担任美国总统后，在大刀阔斧实施“新政”、改造美国行将崩溃的经济的同时，面对孤立主义的阻力，尽其所能推行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但是，由于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致使孤立主义势力膨胀，他的要使美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首先是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流产，随后是罗斯福加入国际法庭的提议被否决。罗斯福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决定以内政为主走孤立主义外交之路。
1935年初，随着欧洲战争危机的加深和经济恐慌的缓解，以及奈伊军火贸易调查委员会引人注目的调查活动。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倾向于持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防止卷入欧洲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一向标榜的航海自由。2月，意大利发出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叫嚣。3月，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其军备的条款，日本这时则在加紧蚕食中国的华北。面对此种情况，美国国会从3月就开始讲座各种不同的中立法案。多数人主张制订对所有交战国禁运武器，冻结货款和限制贸易的彻底中立法；主张集体安全体系的人则想制订一项授权总统酌情处理的中立法，以区别对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经过3个月的辩论、争执，美国国会终于于8月24日通过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提出了《中立法》。8月31日，罗斯福总统勉强签署了该法案。这个法案完全反映了孤立主义者的主张，它规定对所有交战国一律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禁运，但授权总统确定军需品名单和宣布实行禁运时间；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输军火，旨在防止通过贸易渠道卷入战争或纠纷之中；法案还规定，如有必要，总统可宣布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船只旅行的美国公民。此外，确保对武器出口的控制，还建立了军火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
1936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的修正案，将《中立法》有效期延至1937年5月，增加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和对新加入战争的国家实施《中立法》的条款。另外，还授权总统决定外国的战争状态是否存在和是否实施《中立法》。
在新《中立法》下，美国战略物资仍源源不断地运往意大利。1936年5月，阿比西尼亚沦亡后，美国撤销了“道义禁运”，宣布对意大利的占领不予承认。
8月6日，西班牙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购买少量机枪弹药的请求，被美国政府婉言拒绝。8月11日，美国正式宣布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9月30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呼吁民主国家制止德意的武装干涉，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美国政府仍坚持同英法同步行动，奉行“不干涉”政策。
1936年11月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便急于要求国会采取行动，对西班牙冲突双方实行禁运。1937年1月6日，国会几乎以全票通过了专门对西班牙的联合决议案，宣布禁止向西班牙交战双方供应武器。5月1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第三个《中立法》，将禁运军火扩大到内战国家，并提出“现款自运”原则。
3.法国的消极防御
法国陷入经济危机虽然较晚，但持续时间特别长。1933年6月以后，整个经济更加恶化。据统计，1935年约有50万以上的全失业者，部分失业的人数则占工人总数的50%。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在1929～1933年间平均减少了约30%，不少企业的工作日延长到12～15小时，加之1935年紧缩通货的决定，使困难重重的法国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降至1929年的67.4%。
法国有一半人口从事农业，而其产量在西欧是最低的。生产过剩使价格下跌，因而又进一步降低了本来就较低的人均收入。失业的工业人口流回农村，虽在表面上掩盖了失业的真实人数，但实际上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据估计，危机期间，法国农村中存在着一支为数达270万的雇农大军，许多失业者加入了这一队伍，他们得不到一点失业补助金。大农场主和富农则趁机加紧对农业工人进行剥削，压低他们原已少得可怜的工资，在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而赋税负担加重的条件下，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
虽然1936年5月，由法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和进步阶层参加的人民阵线上台执政，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一度使法国经济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从1937年下半年起，法国再度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来势很猛，致使当年法国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减少了15.5%。这对法国脆弱的经济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如以1928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1937年下降到82.8，1938年4月下降到82。冶金工业在1937～1938年的危机中受的打击最大，同1937年相比，1938年冶金工业的产量下降了16%，造船业和建筑业也受到了严重打击。在汽车生产上，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在飞机制造上，法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第一位迅速下降到第四位；法国的钢产量在1932～1937年间只增加了30%，而德国却增长300%。
30年代法国经济的衰退，对法国政治、外交和国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危机和法西斯组织暴乱的打击下，法国政府频繁更迭。自1930～1940年10年中，法国政府更换了24次。法国政权机构的频繁更迭，“使当事者无法把连接的许多计划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拟出成熟的决定和措施，把它贯彻执行，成为一个政策”。对法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法国国内政局动荡，政治势力两极分化。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右派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笼，准备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共产党等进步力量也在团结人民群众，开展反法西斯斗争。
1934年7月27日，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统一行动公约》，首先实现了工人阶级的统一。
法国转而与苏联就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进行了接触与谈判。1933年12月28日，外交部长保罗·邦库尔和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多夫加列夫斯基举行会谈，达成了共识；为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必须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并主张把反侵略的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29日签订的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去。谈判期间，法国外长甚至对苏联全权代表宣称：“你我双方开始了极关紧要的事业，你我双方今天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在这次会谈之后，法国政府并未采取具体的行动。
1934年2月上台的加斯东·杜梅尔格内阁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进一步推进了联盟外交政策。他的目的是联合苏联和东欧小国反对德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个建立在集体安全原则上的“东方公约”。签订这样一项条约，英国既怕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又怕会增加法国的国际威望，表示不愿参加这样一个“旨在包围德国”的公约。德国也明白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后果，明确表示反对。这样，“东方公约”的设想未能最后实现。1934年10月，巴尔图遇刺身亡。
巴尔图的继任者皮埃尔·赖伐尔，口头上说要继承前任的外交政策，但事实上却开始扭转法国的外交方向，放弃法苏接扣的方针，而把调整法德和法意关系放在了法国对外政策的首位。1935年2月，赖伐尔和弗朗丹同英国政府一起，向德国提出了包括“军备平等”和缔结东方公约的“全面解决”建议。这是法国开始走上绥靖道路的标志。它虽然在1934年继续同苏联谈判，并于1935年5月2日在巴黎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但其目的只是以同苏联接近作为同德国打交道时的筹码，从而使自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35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这天，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等69个党派团体的1万名代表，在巴黎巴士底广场举行“和平和自由大会”，通过了《人民阵线誓词》，决定建立“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巴黎有50万人，全国有200万人举行了拥护人民阵线的示威游行。
1936年2月，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制订了《人民阵线纲领》，作为国会竞选纲领。纲领在政治方面要求大赦，反对各种法西斯联盟，尊重工会权利，保证信仰自由，进行国际合作，保证集体安全，限制军备，保卫和平。在经济方面要求设立国家失业基金，不减工资的缩短周工作日，建立养老金制度，消灭投机商，法兰西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军事工业国有化。人民阵线纲领受到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拥护。在4～5月的众议院选举中，人民阵线获得64％的多数席位，6月4日组成以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为首，激进社会党人参加的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勃鲁姆政府实行了一些社会经济改革措施，部分实现了人民阵线纲领。但大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反对改革，策动经济怠工、资金外流、哄抬物价，有意制造经济困难。
1937年3月，勃鲁姆政府宣布暂缓改革，并于6月辞职。此后政局再度动荡，内阁几度换届。1938年4月10日，激进社会党人爱德华·达拉第组阁，对内破坏人民阵线纲领的实施，对外推行绥靖政策，参与出卖捷克斯洛伐克。10月4日议会讨论慕尼黑协定时，社会党弃权，共产党反对，达拉第宣布同人民阵线决裂，法国人民阵线运动遂告瓦解。
4.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苏联
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122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736名，共代表1874488名党员和935298名预备党员。斯大林作了总结报告，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报告，卡冈诺维奇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职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该计划规定到1937年全部工业产值达到927亿卢布，年平均增长16.5％，比战前增长7倍；整个农业产值要达到262亿卢布，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国民经济的基建项目投资规定为1330亿卢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高一倍多。大会通过了新拟定的《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际召开的，它进一步巩固了联共(布)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对苏联变成一个经济上和技术上独立的、先进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4年12月29日，政治局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谢尔盖·米·基洛夫于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在过去的8年中担任列宁格勒地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2月2日，他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一名枪手暗杀。斯大林政府立即审问并将100多人处死。基洛夫在一篇文章中被赞誉为勇敢的和无畏的革命者，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他死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罪恶之手。政府未经很好核实，就宣布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已经被捕并将对他进行审判。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利用这起谋杀案作为清洗共产党对手的借口，他们被指控进行反政府的恐怖阴谋。在暗杀事件后的一周之内，被苏维埃报纸说成是“白匪恐怖分子”的66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秘密法庭被宣判有罪并马上被枪杀。10天之后，另外27人被判有罪，在基辅被处死。紧接着，前任共产国际主席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和《真理报》前任编辑列夫·加米涅夫也因基洛夫的暗杀而被捕。
1935年2月6日，苏联第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出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确认现行领导班底后，大会宣布闭幕。斯大林第五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也保持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并继续担任苏联的政府首脑。其他的重要政府职务由下列人员担任：马克辛·李维诺夫(外交部长)、克里门特·伏洛希洛夫(国防部长)、根利克·雅高达(内政部长)、安纳斯塔斯·米高扬(粮食部长)和契尔莫(农业部长)。苏维埃代表大会亦接受由莫洛托夫起草的一个选举改革方案，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取消公开选举，代之以秘密选举。国防委员会代理人民委员米契尔·杜克柴夫斯基元帅提出令苏维埃代表大会吃惊不已的苏联扩充军备的数字，因为按照该项数字的估计，苏联的军备费用已不是财政收支中规定的16.6亿卢布，而是50多亿卢布，以便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时有足够的武装部队。
约瑟夫·斯大林的“清洗”进入俄国军队的最高层机构。在一次秘密审讯中，8名将军因叛国罪被处死刑，并于1937年6月12日执行。官员们说他们都对指控他们企图推翻斯大林政权表示服罪。共产党官方报纸《真理报》宣称：“对间谍和叛徒决不仁慈。”被判处死刑的将军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直到不久前，他还担任着国防部副部长职务，秘密警察在半夜逮捕了他；据说他当时企图逃脱，因此被秘密警察打伤。这些将军都被指控为和外国一起阴谋反对苏维埃联盟。《真理报》批判了所谓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伸进来的黑手”。“虽然法西斯间谍爬虫有许多脑袋，但是我们将一个不留地将其砍掉，割断每一条伸进来的触角并且除去毒蛇的毒液。”
5.第二次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忍再忍，一俟《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即于1932年6月发动了对红军长达10个月的第四次“围剿”，在此期间，日军顺利地占领了热河，并向长城一线推进。国民党仍决定不调动“剿共”军队北上抗日。在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利用日本的停战时机，展开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初，当日军越过长城，向冀东、察北大举进攻之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著名宣言。这三个条件是：(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此文件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亲蒋的著名科学家、政治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蒋介石》为题发表文章，主张“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中国共产党根据此文件的精神，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1933年初，派出许权中、宣侠父、张克侠、阎红彦、谢子长等大批共产党员与冯玉祥合作建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初征察东，一举收复宝昌、沽源、多伦三城，威震海内外。1933年底，当在福建“剿共”的第19路军蒋光鼐、蔡迁锴派代表与红军谈判联合抗日反蒋时，中共中央立即允诺，并于是年10月26日签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不久，福建事变爆发，打乱了蒋介石的“剿共”部署。
193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又拟定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此文件提出了著名的6项行动方针：(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一切国库收入用作抗战经费，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在国内外开展募捐等等)。(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6)国际上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以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
中共中央通过各种形式，敦请宋庆龄、何香凝、李达、胡汉民、马相伯、章乃器、李杜、杨靖宇、翁照垣等1779位著名人士在文件上签名后，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发表。此文件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并建立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1934年9月下旬，驻守赣边境的国民党“剿匪”南路军司令陈济棠派代表到达瑞金，要求与中共谈判联合反蒋。但是，由于此时中共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是在酝酿之中，上述文件并未得到认真执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领导红军走上了胜利的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久也确立下来。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被迫离开根据地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在被红军突破后，又以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裁，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但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后，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并战胜了气候、地形等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国民党“安内”政策的失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据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提出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而是提出要“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号召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成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它的发表，是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此时正值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解决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连续发出《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等文件，并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把全中国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力量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议认为，为了适应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必须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过去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1937年5月，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左起：叶剑英、邵华（考察团成员）、朱德、涂思宗（考察团团长）、毛泽东、萧致平（考察团成员）。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批判过去的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边去”。
毛泽东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全面论述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确立。
1933年后，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蚕食华北各省，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资产阶级包括军阀也遇到了存亡问题，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酝酿着重大的转变。
1936年6月，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举起反蒋抗日旗帜，组织抗日救国军。6月1日，陈、李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电请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日入侵我愈亟……今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史称“两广事变”。虽然两广事变被蒋介石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而消弭，但它却表明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也严重危及蒋介石集团的支持者英美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英美对日态度开始转变。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何梅协定和秦士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在抗战派的努力下，1935年8月7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提出不信任案，迫使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下台。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刺伤。12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亲日派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其间，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了英美派的人选，表明亲日派势力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衰落。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势不可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几种因素促成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由妥协转向强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虽仍对日妥协抱有幻想，但毕竟提出最后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较之以前的一味妥协退让，确实有了进步。
国民党五次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出现了新动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他的“对华三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并宣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成。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长张群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了4次会谈，晚确提出，中日邦交调整要从东北问题谈起，使中国恢复领土完整。
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日交涉问题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分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分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条约，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若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届时“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中国共产党关注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考虑到国民党内外政策有所变化，但反共立场仍未放弃，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共产党自1936年开始，逐步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实行有条件的联蒋方针。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与红军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国民党抗日，“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9月17日，中共中央及时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国共两党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双方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好势头。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几条渠道寻求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这几条渠道是：派人去苏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从南京通过谌小芩直接与中共北方局、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这几条渠道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双方在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上，互相试探，了解了对方的意图。虽然尚没有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为双方的会谈做了准备。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前往上海，直接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会谈。潘汉年随身携带4个重要文件：即周恩来于9月22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的信；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周给二陈的信中，批评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调胡宗南部入陕，阻挠红二、四方面军出征抗日前线，要求二陈“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毛泽东起草的《协定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务，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初次谈判。11月19日，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再次晤谈，就双方合作抗日的条件进一步作了商谈。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此时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共产党是为摆脱困难的处境才急于向国民党妥协，因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收编、瓦解红军，并且为配合谈判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企图消灭红军。结果，从1935年冬到1936年冬国共两党的多次秘密接触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不久，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转为公开。
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更为实务的措施逼蒋抗日。毛泽东曾先后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国内70多位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联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逼蒋抗日，如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收到显著成效。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最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局势为之一变。
1936年冬，蒋介石调集30个师的庞大兵力集结陕甘，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威逼说，如不“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西北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将张、杨逼上绝境。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商定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12月10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几经“哭谏”、“苦谏”无效后，实行“兵谏”，派兵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等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了。同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项主张，并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蒋介石的英美，担心此时中国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遂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指蒋介石)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
日本对西安事变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极不愿看到南京政府与张、杨妥协。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推测，西安事变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并侵害帝国侨民的安全的权益”，要求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手段”，并阻止各国乘机对“远东和平”的干预。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西安事变达到极点。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担心蒋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会失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决定不顾蒋介石的死活，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16日，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15个师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又电召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局势错综复杂。
在事关民族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讲座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认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首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同张、杨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针对亲日派的军事安排，为防止新的内战爆发，12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坚决反对“讨伐”张杨，挑起新的内战，呼吁国民政府接受张、杨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6日，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后，向张、杨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予以释放，以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就谈判策略、条件及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
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了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1)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24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以中共六项主张为基础的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至此，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局势转换的枢纽。在日本侵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一举结束了中国的10年内战局面，创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必要前提。
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把下列5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表示，如国民党确认上述国策，则本党作如下4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政治决议草案，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决议案。尽管这一决议案还没有制订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国民党过去政策的错误，但在国内政策上，它确定了和平、修改选举法、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它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2·10”通电的要求在原则上是大致接迫的。在对日问题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6.国际裁军会议
1932年2月2日，有64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会议上提出要草拟裁军条约，以加强国际联盟，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但是，由于西方大国尤其是德法两国的尖锐对立，各自提出有利于本国的措施，使会议陷入了激烈对峙争论的状态。直到12月21日，英、法、美、德、意五国才达成协议，确认裁军会议的目的在于缔结一个公约，根据这个公约，法国关于“安全”的要求和德国关于“军备平等”的愿望都在表面上得到确认。
1933年3月16日，英国代表麦克唐纳提出一项裁军公约草案，规定在5年之内，让德国获得与法、意、波等国同等的兵额，并要求成立一个常设裁军委员会，以监督公约的实施情况。法国表面上接受这项关于给予德国军备平等原则的草案，但要求将5年期限延长为8年。
1933年10月14日，德国致电裁军会议，宣布由于“拥有庞大武装的国家”既不裁军，又不满足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而退出裁军会议。10月19日，德国又退出了国际联盟。12月18日，德国提出只有允许德国征兵30万，允许其拥有《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各种武器，萨尔立即归还德国等，才能恢复参加裁军谈判。1934年1月1日，法国拒绝了德国的条件。1934年6月11日，国际裁军会议宣布散会。
7.蒙特勒公约的签订
1923年7月洛桑会议通过的“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剥夺了土耳其在黑海海峡设防的权力。30年代以来，随着德意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和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欧洲形势日益紧张。土耳其从自身安全出发，多次要求修改洛桑条约中关于海峡制度的规定。1935年10月，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侵略，1936年3月德国武装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使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同年4月11日，土耳其政府再次照会洛桑会议签字国，要求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修改海峡公约。英国等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表示赞同召开新的国际会议。
1936年6月22日，土耳其、英国、法国、苏联、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日本等洛桑条约签字国代表，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了制订新的海峡制度的国际会议(意大利未出席会议)。会上关于各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问题，争论十分激烈。苏联代表主张，在和平时期黑海沿岸各国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海峡则应受到吨位的限制；战时封锁海峡，任何国家军舰均不得通过。英国代表为防止苏联在地中海地位的加强，则坚持非黑海沿岸国家与黑海沿岸国家在此问题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战时各参战国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封锁海峡必须经国联大会2／3以上多数票通过。
经长时间争论，最后于7月20日达成协议，与会9国代表签署了新的“关于海峡制度公约”，通称蒙特勒公约。公约确认了海峡通行的自由原则：平时和战时各国商船均可自由通过；在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海峡，非沿岸国家之军舰通过海峡则要受到一定限制，即同一时期通过的军舰总吨位不得超过2.5万吨，在黑海停留的船只总吨位不得超过21万吨，停留时间不得超过21天；在战时如土耳其为中立国，各交战国军舰不得通过海峡，如土耳其为参战国，则由土耳其决定是否允许别国军舰通过。根据新公约，撤销了原来的海峡国际委员会，恢复了土耳其对海峡的全部主权，土耳其获得了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设防的权力。该公约于同年11月9日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