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实录——风云际会的欧洲天空
1.德意日侵略同盟的形成
自法西斯产生以后，经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法西斯先后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建立政权。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其政权自产生之日起就要为实现全面对外扩张，而竭力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它们的束缚。整个30年代中期，由于日、德、意法西斯的扩张，引起了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各国在法西斯的战争威胁面前，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由此引起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法西斯国家则在对外扩张，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过程中走向结盟。
首先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挑战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1931年9月，日本悍然派兵侵占中国东北，冲破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束缚，迈出了武力独占中国的步伐，打响了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炮。在世界经济结为一体、帝国主义争霸遍及全球的二十世纪，这一事件加剧了日本和欧美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1933年，由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和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于是，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当即退出会议以示“抗议”。3月27日，日本外相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发出通知，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日本决心打破华盛顿条约，走向与国际对抗之路的重要步骤。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正式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3个法西斯国家组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图为3国代表在罗马签字后合影。前排右起：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日本大使堀田、墨索里尼、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
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日本大肆扩军备战。然而，华盛顿条约对其军备的限制，却成了其扩军备战的重大障碍。在退出国联的第二年，即1934年9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0月23日，英美日裁军预备会议在伦敦召开，日本的扩军要求遭到英美拒绝后，谈判破裂。12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美国，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935年12月伦敦裁军会议正式召开，日本在会议不能满足其大规模扩军要求的情况下，于1936年1月15日，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至此，日本彻底走上了与国际相对抗的道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一翼已经折断。
在欧洲，随着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纳粹德国走上了公开重新武装的道路。为了实现希特勒称霸世界的梦想，过去那种秘密的、小规模的扩军已经不能满足其需要了。为了重建武装力量，必须打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与监督。1933年10月14日，法西斯德国退出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裁军会议，接着于10月19日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
退出裁军会议与国际联盟是德国决心摆脱包括凡尔赛和约在内的任何国际条约的约束，由秘密扩军转而公开扩军的标志。1934年8月，希特勒密令在一年内将德国陆军扩充到30万人，海军扩充1倍。1935年3月，德国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并计划建设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全国正规军总兵力达12个军、36个师，共55万人。另外，还组织由冲锋队改编的特种部队30万人。希特勒还声称，德国再也不受《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了。1936年德国着手执行扩充军备的“四年计划”，并在3月派军队重占了莱茵兰非军事区，除掉了其向外侵略扩张的最后障碍。德国进军莱茵兰，撕毁了《洛迦诺公约》，打破了凡尔赛公约对德国的一切限制。希特勒3月31日在汉堡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凡尔赛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
日德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公开武装，彻底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奠定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而导致国际政治力量的急剧分化和改组。面对着法西斯国家的威胁，西方一些国家开始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采取措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
苏联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作用，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苏联地处欧亚大陆，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对外政策的基点是反对战争威胁，维护和平，因而成为法西斯向外扩张的天然敌人。此时，在空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军事政治冲突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在世界上一支独秀，国内经济建设一片欣欣向荣。由于上述原因，苏联成为三十年代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日益引起各国注目。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所说：“俄国这个大国处在当代世界两个危险中心——东亚和中欧之间。”“苏联是对付侵略的屏障，它在一个大陆上对付军国主义的日本，而在另一个大陆上对付希特勒德国”。
1933年3月，就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上台伊始即表示“要想真正改善世界现状，必须实现美苏关系正常化”。在这一构想的指导下，长期拒不承认苏联的美国主动向苏联提出建交要求，并在1933年11月，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深感德国威胁的法国，进一步谋求与苏联共同制约德国。1934年就任法国外长的巴尔图，提出了旨在防止德国日益增长的侵略扩张危险的东方公约，并就缔结法苏互助条约开始与苏联接触。尽管巴尔图在1934年10月被暗杀，而使东方公约与法苏互助条约受阻，但是法国与苏联仍在1935年5月2日在巴黎签订了针对德国的法苏互助条约。
德日法西斯的扩军备战和侵略活动，对苏联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在东方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在西方有磨刀霍霍的德国，这种东西夹击之势使它陡增战争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因此，苏联本身也加紧了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孤立状态。
在与美国建交之后，1933年12月12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斗争的决定，并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国际联盟。1934年9月18日，苏联加入国联，并担任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表明其外交战略已作重大调整。苏联外交目标在欧洲的主要打击方向，由英法转向德国，准备利用国联舞台，推动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
到1935年，随着德国扩军备战步伐的加快，德国对英法等战胜国已构成严重挑战，尤其是与德国为邻的法国，更深切感到来自德国的威胁与压力。但是，法国既不具备单独行动以扭转局势的实力，又不愿接受德国违约的既成事实，它迫切希望加强与英、意的合作，遏制德国的扩军行动。为此，法国政府在向德国提出抗议的同时，要求国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的违约问题。在国联召开会议之前，法国提议英法意三国先进行协商，以便为会议做准备。
此时，英国也感受到了德国扩军备战的威胁。1935年春，英国三军参谋长在国家与帝国防御年度检查报告中强调，英国的国家安全已到了严重危险的程度，到1939年1月1日，英国的安全将不复存在。意大利为争夺中欧霸权，在奥地利问题上同德国有矛盾，因而在对德政策上同英法有共同点。基于这一原因，法国的倡议得到了英意的响应。1935年4月11日，三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雷萨召开了讨论三国互相保障欧洲和平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国总理弗兰亭和外长赖伐尔，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和外交大臣西蒙。
会议听取了法国宣读的备忘录，它的内容是对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向国联表示抗议。法国代表还要求英意共同行动，对德国的违约行为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英意明确表示拒绝，英国代表西蒙认为，制裁不会发生什么作用，反而会殃及实施制裁的国家。
经过三天的会谈，4月14日英法意三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温和地谴责了德国的违约行为，认为这种行为“蔑视了公众对于和平秩序的信任”，是令人遗憾的。三国声明，它们的政策的目的是“在国际联盟范围维护集体和平”，并紧密合作“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反对足以危害欧洲和平的片面废除条约的行为”。
斯特雷萨会议的结果，仅仅是发表了一项内容极为一般的公报，但是英法两国外交家们却深信自己在巩固和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西欧一些国家的报刊甚至渲染和吹嘘说，英法意三国建立了一条保障欧洲和平的“斯特雷萨阵线”。事实上，这个阵线根本不可能对德国的重新武装起任何抑制作用，英法意三国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作。时隔不久，英国即与德国在6月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准许德国把海军吨位增加4倍多，达到与法国海军大致相当和更加现代化的水平，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极大不满。斯特雷萨阵线瓦解了。
1936年3月，德国出兵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英法两国都无以武力阻止德国的毁约行动的决心和勇气，国联行政会议通过的决议也只是谴责德国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和洛迦诺条约。致使希特勒的冒险轻易地取得了成功。这样，继1931年日本在东方打破华盛顿条约的束缚之后，现在德国在西方又摧毁了凡尔赛和约的精神。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赖以支撑世界和平结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便土崩瓦解了。
世界各主要大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遭到法西斯国家破坏而面临共同的战争威胁面前，虽然进行了种种调整相互关系的尝试，但由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战略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因而要联合起来限制、对付德日意的威胁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尤其是当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制国家转而对德日意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的时候，这一联合尚属遥遥无期。而法西斯国家在侵略扩张一致利益的驱使下，却迅速地走向了结盟。
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成为国际格局转换和各国力量重新组合的重大转折点。
本来在30年代初希特勒刚上台时，德、意，德、日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这是因为，在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有自己的扩张计划，它们在争夺中欧和巴尔干的霸权中有矛盾，尤其在奥地利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尖锐。奥地利地处欧洲心脏，希特勒早已相中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竭力鼓吹德奥合并。意大利则把奥地利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非常忌讳德国染指奥地利。面对希特勒上台后吞并奥地利的活动，1933年3～8月，墨索里尼数次邀请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访意，强调，“由于奥地利地处中欧心脏和多瑙河流域”，意大利的一贯立场是“必须首先保证其独立”。
1934年2月18日，意大利同英法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在“根据有关条约保持奥地利的独立和完整方面”，三国“持有共同的看法”。1个月后，意大利同奥地利、匈牙利签订《罗马议定书》，相约在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威胁时，三国将互相磋商对策。
希特勒为了协调与意大利的关系，于1934年6月14～15日，在威尼斯与墨索里尼举行了首次会晤，但由于在奥地利问题上互不相让，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7月25日，在德国策动下，奥地利纳粹党叛乱，刺杀了多尔富斯，企图扶植亲德分子上台。墨索里尼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他谴责那些对多尔富斯之死“负有直接、间接责任的人”，下令调集意军4个师(约10万人)驰赴意奥边界勃伦纳山口，以示强烈反对德国乘机兼并奥地利。1935年意大利参加英法的斯特雷萨阵线，5月，与法国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决定共同保卫奥地利的独立。
然而，1935年10月开始的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却使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接近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使英法德意欧洲四强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意侵埃危及到英法在北非和中东的利益，恶化了同英法的矛盾。在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对意大利实行所谓经济制裁。希特勒乘机笼络意大利，推动德意联盟的建立。他在表面上宣布对意阿战争保持中立，暗地里却给墨索里尼撑腰打气。
德国拒绝参加对意大利的任何制裁，相反，1935年冬希特勒指示增加对意大利急需的燃料供应。德国法西斯的这种举动，赢得了墨索里尼的信任。侵略野心与经济军事实力非常不相称的意大利，唯有取得德国的支持，才能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实现其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扩张计划。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说就是，“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同德国结盟”。因此，意大利开始修正其外交政策，向德国靠拢，从此改变了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态度。
1936年7月11日，德国与奥地利签订协议，强迫奥地利服从德国的对外政策，允许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移居该国的德国侨民团体恢复政治活动，从而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创造了条件。一贯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意大利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对协定的签订感到满意。这样，经过意埃战争，德意两国开始妥协，并迈出了勾结的第一步。欧洲四强的关系格局正如丘吉尔所评论的：“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4个强国，从前是3∶1，现在却变成2∶2了。”就在这一年，德意法西斯公开合流，第一次采取共同侵略立场，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一行动进一步密切了德意法西斯的关系，使英法最终失去了同意大利重修旧好的机会。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意大利的关系，1936年8月下旬，希特勒派遣意大利国王的女婿、纳粹党重要领导人达西亚亲王，作为他的特使秘密前往罗马拜会墨索里尼。9月23日，希特勒又派亲信汉斯·弗兰克访问罗马，向墨索里尼转达了希特勒邀请他访问德国的愿望，并谈判“德国和意大利越来越紧密合作的必要性”。
10月20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前往柏林。次日，他在柏林开始和德国外长牛赖特进行谈判。10月24日，签订了秘密协定，即德意柏林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德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双方共同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并加强对它的军事援助；在不干涉委员会内采取共同行动方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而德国也承认意大利有权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人；相互协作，发展两国空军。
德意柏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德意法西斯同盟的初步形成。11月1日，墨索里尼在米兰教堂广场发表轰动一时的演说，声明：“柏林会晤的成果是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谅解”，“柏林—罗马垂直线……是一个轴心，可以在这个轴心周围团结所有愿意进行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这充分暴露了法西斯国家欲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贪婪野心。至此，“柏林—罗马轴心”正式确立。
柏林协定的签订，使德国在欧洲有了盟友，但这还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在东方能够牵制苏联与英美的日本，构成法西斯同盟的另一翼。德国与日本的结盟尝试在德意接触之前就开始了。早在1933年初，希特勒就明确提出了与日本建立密切关系的问题。他认为，除了德国和意大利外，只有日本才是“能够对抗世界威胁的力量”。他还曾同里宾特洛甫就“是否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日本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日本法西斯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走上与世界对抗之路后，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也迫切需要“再次在世界强有力的国家中寻找朋友”，其眼光很快转向了正在欧洲迅速崛起的德国。
1933年2月，日本退出国联时，外务省欧亚局局长东乡茂德在提交广田外相的《退出国际联盟后帝国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中提议：“在日德关系上，利用极右党掌权的机会，努力使它了解我国在远东的立场，同时促进日德学术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以使把德国引到我方。”同时，松冈洋右在德国的报刊上表示，德国是“历史上唯一同日本的历史发展道路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并同样在争取世界承认自身地位的国家”。
出于相互利用的需要，日德关系很快转热。1934年3月，日本派出“德国通”大岛浩为驻德武官，6月，日本成立了日德协会和旅德日本人协会，11月，在京都成立日德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1934年和1935年，日本多次派军舰访问德国，以示对德友好。
1935年春，德日两国法西斯政府就建立同盟问题开始进行试探和接触性谈判。最初的接触是在德国外交官哈克和日本驻柏林武官极端亲德分子大岛浩之间进行的。哈克提议在两国间缔结针对苏联的防务协定，大岛向日军参谋部请示后表示同意，并希望就协定的范围、内容和形式作更详细的研究。1935年底，日本又派出参谋部情报部德国组长若松前往德国活动，先后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会谈。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确立，大大推动了德日同盟的建立。
4月，主张日德亲善的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后，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各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日德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日德之间的谈判遂改由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同年5月，德国政府拟定了由希特勒亲自修订的德日协定草案和一份秘密附件。7月，德国正式向日方提出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和秘密附件。
8月7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决定实现日德合作。10月23日，日本驻柏林大使武者小路与德国代表里宾特洛甫代表本国政府草签协定。11月25日，正式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同希特勒的反动策略手法有关。他充分地利用了英法统治集团惧怕共产主义的心理，减少英法对其侵略扩张的阻力。正如希特勒对他的党羽所说的：“我们必须……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幽灵来遏制凡尔赛诸国，要使他们相信，德国是反对赤祸的决定性堡垒。这是我们渡过危机、摆脱凡尔赛和约和重新武装的唯一方法。”
协定的主要内容有2条：(1)“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施，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2)“缔约国对于因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国内安宁感受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志趣，采取防止措置，或共同邀请加入本协定”。
在缔结协定时，根据德国的要求，德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双方约定，“遇缔约国一方无故遭受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并应立即着手讨论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两国保证在条约5年的有效期内，未经两缔约国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与本协定精神相抵触的任何政治性条约。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缔结，表明日本法西斯与纳粹德国在侵略扩张的共同利益下，走向结盟的开始。这一协定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号，但其矛头并不仅仅指向苏联和各国的革命运动，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以此为烟幕，掩盖它们同英法美争夺势力范围，最终建立世界霸权的狂妄野心。里宾特洛甫在协定签订后表示；“形式上我们还要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然而，实际上，我们完全应该把英国当作主要敌人。”当时，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也认为；“尽管(日本)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个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要和德意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
正因为如此，协定签订后，德国在致日本的秘密照会中强调，它认为德苏之间现有的那些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的条约，如1922年拉巴洛条约和1926年的友好中立条约，其各项条款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及由此产生的义务是不相抵触的。
在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希特勒急需将意大利拉进协定，结成较为稳固的集团。但是，意大利仍希望抬高自己在盟约中的地位，促使德国在殖民地、政治和其他方面给意大利以优厚的报酬，因此，并不急于加入协定。相反，在1937年1月与英国缔结了彼此承认在地中海利益的“君子协定”。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安。1937年初，他连续向罗马派去了戈林等一些重要使节拜会墨索里尼，并热情邀请墨索里尼访问德国。
1937年9月25日，墨索里尼接受了希特勒的邀请，第一次访问德国。访德期间，墨索里尼公开向希特勒保证，意德两国“要共同奋斗到底”，“坚定不移地继续意德合作”。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墨索里尼洋洋自得地发表了一通好战言论，他说：“当言词不足以达到目的，情况又紧迫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拿起武器。我们在西班牙就是这样干的。”
通过为期4天的访问，墨索里尼坚定了与纳粹德国为伍的决心，并决定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6日，德意日三国代表在罗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希特勒得意地宣称：“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了，起初是欧洲轴心，现在是世界的大三角”。这个三角主要是针对着“我们的旧敌人(即英法美)”。“这个三角，并不是由三个微弱的幻影组成的，而是由三个大国组成，准备并决定实现它们的权利和确保它们的生死利益。”齐亚诺在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像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三个军事帝国结盟，在军事均势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伦敦应当重新考虑它的所有立场”。
从此，轴心国便成为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心。后来，匈牙利、伪满洲国、西班牙、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丹麦等国也相继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在世界上便出现了一个最富侵略性的国家集团。
德日意三国轴心的建立，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初步形成，它是3个法西斯国家进一步加紧勾结，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略步骤。它的建立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壮大了侵略者的声势，为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创造了重要前提。希特勒在轴心建立后露骨地宣称：“缔结同盟的目的如果不包括战争，这种同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我们缔结同盟只是为了进行战争。”
2.德意军事同盟的建立
1936年11月5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和德日两国签订《关于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至此，德、意、日侵略同盟初步形成。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没有明确规定相互之间承担的军事义务，从本质上说，该协定只是3个法西斯国家为了摆脱自己的外交孤立的政治条约。随着它们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急剧膨胀。但是德、意、日三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世界霸权。出于争霸和对外侵略的需要，德、意、日三国都认为有必要把三国轴心协定变为政治军事同盟。
1938年1月2日，里宾特洛甫在向希特勒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德国争取同日、意结成紧密同盟，以牵制英国的军事力量，便于德国在欧陆扩张。不久，里宾特洛甫通过亲德的日本驻德陆国武官大岛浩少将，向日本建议缔结一个既针对苏联，又针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条约。为讨日本的欢心，德国向日本做出一系列友善表示。2月，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同时承认日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7月，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建议意见不一。外务省和海军主张同盟条约应仅仅针对苏联，而不是针对英法。他们认为，军事力量陷入中国战场的日本，外交上日趋孤立，不宜再与西方国家为敌。而陆军和外务省里的革新派则主张，接受德国的建议。他们认为同德意缔结军事同盟，有利于挫退苏联介入日中战争，“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并“使美国至少保持中立态度，可能的话，诱使其倾向亲日”。这样，日本就可以在东亚放手行动。争论的结果，外务省的意见占了上风。1938年7月初，大岛浩答复里宾特洛甫，日本只同意缔结在采取对付苏联攻击的行动前进行协商的协定。
里宾特洛甫迅即回复大岛浩，德国希望缔结的德、日、意军事条约针对的目标不仅限于苏联，也须包括英法，而且要规定相互之间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义务。
7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加强日、德、意合作的方针。
8月12日，五相会议决定讲座外务省制订的草案，但因陆相坂垣征四郎主张接受“里宾特洛甫方案”，审议被迫延期。
8月26日，五相会议通过了外务省经过修改的方案。该方案主张在前言中写上，“加强防御共产主义在各地的破坏……”，防卫对象仅限于苏联，并将原案中的自动参战义务改为经过协商决定。
但外务省与陆军对修正案有不同解释。前者的解释是以苏联一国为对象，而后者的解释则是主要针对苏联，但不排除以“第三国”为对象，并以此精神向驻外机构发出了训令。为统一解释，外务省于9月9日制订修正案，并提请陆、海、外三省协议会审议。但陆军方面认为，修正案把对象明确限于苏联，冲淡了军事同盟的性质，这是对8月26日五相会议决定的主要精神的阉割，拒绝参加审议。至此，德日关于军事条约的谈判陷入僵局。
虽然早在1937年德意秘密经济协定书签订后，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处就开始向德国提供情报，但德国同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同日本的谈判相比要稍晚一些。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1938年5月，希特勒回访意大利。在这次访问期间，希特勒向墨索里尼提出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但4月16日英意协定刚刚签字，根据协定，英国人答应意大利可以在埃赛俄比塞和西班牙自由行动。墨索里尼不愿立即得罪英国人，还无意接受这项条约。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到慕尼黑会议召开时，墨索里尼的态度已有所变化，尽管依然不愿明确表示接受德国关于缔结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同盟的建议。
1938年9月29日晨，希特勒去德奥边境的库夫施泰迎接墨索里尼。在去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终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表示同意。会议期间，德国还将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草案交给了意大利。
同年10月28日，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目的是说服墨索里尼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他说：“元首深信，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估计到在几年之内也许在三年或四年之内同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捷克危机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处于能先发制敌的有利地位，并且能完全掌握局面。我们是不会受人进攻的。军事形势好到无与伦比，从(1939年)9月起，我们就可以同各民主大国打仗了。”墨索里尼表示，不能缔结单纯的防御同盟，要缔结一个“足以改变世界地图的同盟”。里宾特洛甫表示支持墨索里尼关于同盟性质的看法，并许愿说，德国将努力使地中海成为“意大利海”。据齐亚诺看，此时德国外交部长的心思“完全都在”战争上。
10月15日，反对德日军事条约谈判的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调任驻莫斯科大使，大岛浩接任日驻德大使职务。10月27日，里宾特洛甫趁此机会向大岛浩表示，德国准备在军事援助等问题上向日本让步，但条约的针对目标应包括英法。
11月1日，德国正式提出条约草案。11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促进三国条约早日缔结。新外相有田八郎作了谅解性说明：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等国一旦站在苏联方面则即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外务省据此制订了第二次修正案。但大岛浩对此案极力反对，认为与8月26日五相会议精神相去甚远，已经按照以“第三国”为对象的方针，向德国提出谈判，现又变卦，“事关我国威信”。因陆相与外相意见相左，日本政府对如何回复大岛浩，得不出一致意见。
但是，意大利独裁者对缔结军事同盟的态度同日本政府相比积极得多。墨索里尼认为，同英法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希望能与德日结成军事上的同盟。1939年1月1日，他对齐亚诺说，他决定接受里宾特洛甫关于把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变成军事同盟条约。并希望在1月份就能签订这项条约。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态度表示满意，并希望加快步伐迅速缔约。
1939年1月6曰，德国向意大利和日本重新提出三国同盟方案。此时，日军已占领武汉和广州，英国在华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1月14日，英法声明不承认日本的行动，表示将捍卫自己在华利益。日英矛盾的加剧使日本对三国军事同盟的态度有所改变。里宾特洛甫、大岛和齐亚诺经直接磋商，草拟了三国条约的文本。在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看来，签订条约似乎已不成问题了，因为剩下来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他们预定于1月28日签订这项条约。但是，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1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外相提出的如下方针：(1)三国同盟是针对苏联的，但根据情况也针对“第三国”；(2)军事援助及援助的程度将视情而定，并声明这只是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延伸。为向日本驻意德两国大使白鸟和大岛传达政府的这一精神，2月下旬日本政府派遣由外务省、陆军部和海军部组成的特使团前往罗马和柏林。德国不满意日本的保留态度，谈判再度搁浅。
捷克斯洛伐克沦亡后，欧洲局势日趋紧张。1939年4月，英法苏三国开始结盟谈判。日本政府担心，如果英法苏结盟，而日本仍游离于法西斯军事集团之外，处境将会十分不利。同时，德国也可能与苏联结盟对日本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相平沼于5月14日致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表示“即使德国遭到苏联以外的一个或数个国家的攻击，日本也决定提供政治、经济援助与军事声援”。但日本仍借口准备不足，拒绝一旦德国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立即提供支援。
日本政府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态度抬高了意大利在德国人心目中的身价。虽然德国的高级将领对意大利的军事实力评价很低，但希特勒现在却急于要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从1939年4月份起，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谋人员就开始了谈判。在凯特尔看来，无论是意大利的部队还是它的军备，都情况不佳。他认为，要打仗就得当机立断，不然意大利人就不会参加了。
4月15日，苏英法三国开始在莫斯科进行政治谈判；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3月底以来，张伯伦相继对一系列国家的安全提供担保。苏联和西方国家为了建立抵抗德国的防御阵线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使希特勒很恼火，他决定加速德意结盟谈判的进程。
5月6日，德意两国外长在米兰会面。由于意大利人估计德国对波兰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在谈判中，齐亚诺便根据墨索里尼的指示强调意大利至少在3年之内希望避免战争。里宾特洛甫表示，德国也希望能维持这么久的和平。这种德国人不希望马上打仗的表示，显然使意大利人感到满意。双方商定立即缔结一项德意同盟条约。晚饭后，墨索里尼要齐亚诺向报界发表—项公报，宣布德国和意大利已决定缔结军事同盟。希特勒得知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后，立即表示同意。
5月22日，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柏林总理府签订了《德国和意大利同盟条约》，即所谓《钢铁盟约》。条约共7条，其主要内容是，如缔约国之一的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受到外来的威胁时，缔约的另一方将给予受威胁的一方充分的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支持，以消除该威胁；如果违反缔约双方的愿望而发生其中一方陷入与另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军事纠纷之中时，则另一个缔约国应立即以盟国的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和支持；两缔约国一经共同作战，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停战或请和。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性军事同盟条约。其侵略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希特勒一定要放在序言中的一句话上：两国人民“因其世界观内在的血缘关系及其利益上的广泛一致性，相互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障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维护和平而共同奋斗”。
德意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使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法西斯侵略集团在通向世界大战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3.英法军事同盟的形成
在欧陆争霸问题上，英国一贯坚持帕麦斯顿的原则：“我们没有永久的同盟者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不变的永久利益，我们的行动就应该以这些利益为转移”。凡尔赛和约确立了法国对德国的优势，奠定了法国在欧陆的霸权地位。这时的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并建立了协约国体制，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扶德抑法，在法德之间确立一种既相互冲突又彼此牵制的关系，藉以维护自己在欧洲的仲裁国地位，是英国在大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英法在欧洲争夺霸权构成了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但是，随着法西斯德国巧妙利用英法争霸这一深刻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而达到毁约扩军，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并与日本和意大利建立侵略同盟之后，英法同德意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而英法之间的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为既得利益和自身安全，英法的立场逐渐趋于一致。
1936年3月7日，德国违反洛迦诺公约，派兵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3月19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举行参谋部人员会议，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建立联系，以便对那种遭到无端的侵略而要采取战争措施的技术条件做好准备”。
1937年，英法两国军事人员进行互访，双方军事合作有所加强。12月，法国空军部长前往伦敦与英国空军部长进行会谈，决定派一个技术代表团去英国研究空军建设问题。1938年1月底，法国技术代表团到英国进行了为期1个多星期的访问。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从而使德国处于可以从三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利地位，而使捷克的所谓“马其诺防线”失去作用。甘末林在事前指出，一旦德国人完成了他们莱茵河的防线，他们将成为中欧的主人，因为我们那时将无法再进行有效的干涉。面对这种情况，英法加快了军事合作的步伐。4月4日，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建议：立即同英国进行军事谈判，以求达成建立联合参谋部的协议。此外，还考虑扩大两国军事合作范围，将现在空军方面的合作也扩展到陆军和海军方面去。
1938年4月24日，英法两国就建立军事同盟在巴黎举行会谈。双方对政治合作的范围、军事手段、指挥和军事行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双方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由两国政治官员和军事首脑组成的战争领导组织，该组织担负的任务是：协调两国的外交政策；制订相互配合的补给、运输和生产计划；确定发起行动的共同指令。在法国面临德国和意大利进攻的情况下，英国必须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双方还认为，应建立一个战争联合指挥机关，统一进行作战指挥，发布军事命令。
4月28日、29日，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同达拉第和博内进行了会谈，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了双方进行军事谈判的原则。
5月23日，英国作战与情报机构负责人接见法国驻英武官。后者被告知说，4月末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谈使重新开始中断的1936年的会谈不再存在任何困难。英方提议派一名英国军官去参观法国的登陆港口，以便实施1936年协议中的英国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条款，并答应就战争物资交换情报。
此时，为使英法两国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中欧的事变。英国政府正在谋求同意大利在地中海问题上取得和解。1938年4月16日，英意两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该协定实质上是英国让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想以此来打动意大利，使其在中欧问题上表示出善意。而此时的法国则认为，意大利怀有侵略企图，它已成为法国的冤家对头。这种意见分歧当然也会反映到两国的军事谈判中来。但好在双方都一致认为其主要威胁来自德国，这种分歧并未影响两国加强军事合作。
在1938年9月捷克危机的日子里，法国政府曾询问英国政府，法国能得到何种军事援助。英国答复说，在战争开始6个月里，可派出2个非机械化师和150架飞机。9月27日，张伯伦同法国代表会晤时说：“我们现在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意抵抗。法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将履行其条约义务。我们曾多次公开申明，我们不能对法国遭受德国影响或征服视而不见。如果法国处境危机，我们将出兵援助。英国政府将说到做到，决不会自食其言。”
1938年11月下半月，张伯伦会见了达拉第。两国政府首脑就各自的备战情况交换了意见。达拉第说，法国政府正在发展军火生产，1938年法国拥有飞机2600架，准备今后每月生产400架。张伯伦则说，到1939年夏末，英国将每月生产700～800架。
1938年12月，里宾特洛甫和沙赫特访问巴黎，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签订《德法宣言》，但更深层的动机却是离间英法关系。但从访问的结果来看，后一目的并未达到。会谈中，法国外长博内一再强调英法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明确指出，从长远来说，德法关系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时存在与此相平行的英德关系的改善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慕尼黑已使法国在东欧的主要盟国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法国经多年苦心经营在东欧同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起来的同盟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法国不能再失去英国。
慕尼黑会议后，英法等西方国家曾满以为德国的矛头可能会指向乌克兰，但在新年到来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却传来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
1939年1月30日，英国驻巴黎武官报告说，根据法国总参谋部的材料，希特勒即将进攻西方，而不是东方。同月，英国政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通报说，英国政府掌握了德国有可能在东方战役开始之前，向西方国家发动进攻的情报。
面对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张伯伦于1939年2月6日发表了英法团结声明。声明说：“利益上的一致，把法国和我国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危及法国切身利益的威胁，不管它来自何方，都不可避免地会迫使我国向法国提供援助。”2月10日，法国政府表示，如果英国由于德国入侵荷兰而卷入战争，它将支持英国，如果因德国入侵瑞士而发生战争，英国政府则应给予法国对应的支持保证。与此同时，英法政府决定，它们的参谋本部之间的对话必须“比过去范围更广，性质更加亲密”。
1939年3月15日，德国出兵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此举不但使德国的军事、经济实力都有了很大增长，而且侵略行动的又一次轻易得手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促使他更快地采取下一个行动。在争霸斗争中，英法所面对的形势更加险恶。这时，英法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味妥协退让是满足不了希特勒的野心的，而且时至今日，英法已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为商议对策、协调行动，法国总统勒布伦和外长博内于3月21日出访英国。在两国外长的会谈中，哈利法克斯深有感触地说：“只要纳粹分子还在执政，欧洲和平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双方就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的措施和在对德作战中“波兰的突出意义”交换了意见。3月22日，勒布伦、张伯伦参加了会谈。双方相互通报了飞机生产情况。同日，英法互换照会。照会规定，当一方遭到侵略时，另一方有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照会还规定对比利时和荷兰的安全提供保证。英法军事同盟遂告形成。
世界上出现了两大对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战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4.英法苏德多重谈判德意军事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德日之间的缔约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为解决两线作战的问题，德国加紧了与苏联的谈判；与此同时，德国也重新开通了与英国谈判的渠道；面临战争威胁的英法苏三国为对付侵略，从1939年4月起也开始了结盟谈判。这就是在战争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1939年春夏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出现的多种谈判并举的局面，各种力量相互之间展开的决定命运的激烈斗争。
1939年3月18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奉政府之命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询问如果德国入侵罗马尼亚，苏联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作为答复苏联政府建议召开苏、英、法、罗、波、土六国会议，讨论采取共同行动制止德国侵略的问题。
3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对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说，召开这样的会议为时过早，从而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同日，西兹向李维诺夫递交了一份英国政府准备同苏法波三国签署的宣言草案。宣言称，“构成一项对任何欧洲国家的政治独立的威胁的任何行动”，都是同宣言参加国密切相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各宣言参加国应“立即共同协商应采取的步骤，以便提供对任何这种行动的联合抵抗”。虽然苏联政府认为，发表这样一项宣言并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毕竟是一项积极行动，便表示同意，并建议宣言应由四国总理和外长签署，以增加宣言的份量。3月23日，苏驻英大使将这一意见通知了英国外交部。
但是，4月1日，建议发起者英国政府又突然变卦，声明，它认为宣言的问题已成为过去。显然，埋藏在张伯伦心中的根深蒂固的对苏敌视和偏见在起作用。3月26日，张伯伦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承认对俄国极不信任，我不相信它有能力维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并且它只关心把别人搞得人人不和。”另外，波兰不赞成签署四国宣言，建议立即签订一项秘密的英波磋商协定的做法也恰恰成了张伯伦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借口。
苏联本来就对长期将苏联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一心要和德意做交易的英法政府极不信任。英国现在这种朝三暮四的做法，更增加了这种不信任感。无疑，这为谈判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由于时局日趋紧张，国内要求与苏联结盟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政府决定恢复与苏联的谈判。4月14日，英国政府建议苏联发表公开声明：“一旦对苏联某一个欧洲邻国发生侵略行为，只要这个国家起来抵抗，就可以指望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如果需要这种援助，将通过最方便的途径提供。”
建议要求苏联在其欧洲任何一个邻国遭到侵略时必须承担援助义务，但对一旦苏联遭到德国侵略时，苏联的这些邻国和英法两国应承担的义务未做任何规定。此外，英法已对苏联的两个邻国波兰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一旦波罗遭受侵略，不但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且还可以指望同其他两个大国共同与侵略者作战。但是，假如芬兰、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遭受侵略，苏联却不能指望得到英法方面的支持。这样做只能促使德国进攻苏联国土，因为这无异于为希特勒指明了进攻苏联的方向。
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英国更易遭受德国的入侵。虽然英法业已结盟，英国也已经对波罗两国提供保证，但没有苏联的合作，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战略态势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也不能制止希特勒即将发动的战争。所以，法国政府在英法苏三国谈判中和英国相比，态度积极一些。
4月14日，法国提出的建议较为合理。法国外长博内表示，法国愿意以两国互换信件的形式补充1935年的法苏互助条约，并建议，如果其中一方由于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应立即相互支持和援助。法国的建议虽然因不提对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邻国遭受侵略和苏联直接遭受侵略时承担义务的问题有其局限性，却包含着英国建议中所没有的相互因素。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法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完全听命于伦敦。这种较为积极的态度虽然时有表现，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很快便与英国的立场趋于一致。
4月17日和18日，苏联政府分别向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递交了自己的8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1)英、法、苏三国缔结为期五至十年的盟约，彼此承担在欧洲一旦发生反对缔约一方的侵略时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
(2)英、法、苏三国保证，当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遭受侵略时，将向这些国家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3)英、法、苏三国应在最短期间内，讨论和确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进行军事援助的规模和方法。同时规定了三国盟约与军事援助协定同时签署。缔约各方保证，在军事行动开始后，三国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同侵略者谈判和请和。
苏联的建议消除了英国建议中的诸多弊端，体现了缔约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原则，为缔结真正有效的同盟条约提供了基础。
正是由于苏联的建议使缔约国相互承担义务，不但对波罗两国，而且也对苏联的其他欧洲邻国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承担援助义务，使英法祸水东引的险恶用心难以得逞，政治条约与军事条约同时签订可防止盟约变成空洞的政治表态，从而使英法在同德国发生冲突时无法逃避责任，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建议完全不合张伯伦之流的胃口。
对苏联的建议，张伯伦开始不想理睬。但后来由于议会内要求与苏联合作的一派的压力，宣传媒介的推动，加之5月初苏联外长易人和苏德谈判的传闻，英国政府才于5月8日向苏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再次建议苏联单方面承担援助西方国家的义务。
5月14日，苏联新外长莫洛托夫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递送了苏联政府的答复，指出英国建议的不合理性，重申八点建议的立场，认为，为了建立爱好和平国家的有效屏障以防御在欧洲进一步发动侵略，至少必须具备3个条件：(1)英法苏三国签订一项有效的反侵略互助条约；(2)上述三大国向中欧和东欧各国，其中包括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提供保证；(3)英法苏三国签订关于相互间以及对受保证国提供援助的方式和规模的具体协定，没有这种协定，就像过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互助协定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5月19日，在英国下院的辩论中，丘吉尔、劳合·乔治、文登、艾德礼和辛克莱等人，都力促政府必须根据平等的条件同苏联订立最广泛的协定。丘吉尔说：“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抵抗将来发生的侵略行为，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我看不出苏联建议有什么不好。”同时，他在发言中含蓄地指出，正是由于英国政府不肯给苏联平等待遇和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和政策的摇摆不定，才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协定难以缔结的症结所在。
5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向政府提交的有关英苏谈判的备忘录，分析了缔结三国条约对英国的利弊。英外交部认为，缔结三国互助条约，意味着陛下政府将完全失去一切同德国求得和解的希望，这是条约的“主要不便之处”。另外，条约有可能对英日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备忘录还说：“如能同苏联签订某种协定，规定在我们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时，苏联将给予我们援助，将是十分理想的，这不仅可以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且也还因为(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战争一爆发，应力求把苏联拖进去……”
张伯伦挥舞着手中的文件，说这张纸将保证“我们的时代和平”。英国正是在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状态下，抱着自己与德国求得和解而将苏联拖入战争的希望与苏联进行周旋的。
6月27日，英国驻苏大使西兹和法国驻苏临时代办帕亚尔向苏联提出一项新建议，建议规定英法苏三国中的任何一方在遭到德国侵略时，其他两方应给予援助。但建议又规定，一旦发生侵略，各方将就互助方式“进行协商”和在国际联盟中解决问题。这显然不利于对侵略者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甚至会被用作拒绝立即援助被侵略国的手段。
6月2日，苏联政府在对英法两国的建议做出答复时表示，如果德国进攻比利时、希腊和土耳其这些英法两国保证独立的国家，苏联愿意提供援助。当西方国家提出也支持荷兰和瑞士时，苏联也表示同意，苏联只是要求英法承诺，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遭到侵略时，英法也要同苏联一起给这三国提供援助。苏联还建议，在签订互助条约的同时签订一项军事协定，详细规定相互之间的军事援助的方法、方式和范围。但是，英法政府在6月15日对苏联最新方案提出的修正案中表示，当波罗的海沿岸各国遭到侵略时，它们只愿同苏联商谈是否给予援助。它们还表示，只有在政治协定签订之后，才能谈判军事协定的问题。
6月8日，哈利法克斯表示，希望不通过信件而通过圆桌会议进行谈判。英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外交部官员斯特朗。对这种做法劳合一乔治极为不满。他在7月23日的演说中说：“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过希特勒和戈林。张伯伦连续三次投入元首的怀抱……为什么仅仅派一个外交部官员代表我们出使一个建议援助我们的强大得多的国家呢？对此只能有一个回答：内维尔·张伯伦阁下、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西蒙先生不愿同俄国结盟。”
6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英法毫无诚意，拖延谈判的做法。文章说：“在同苏联谈判中出现的不能容忍的僵持局面和无休止的拖延，使人有权怀疑英法真实意图的可信程度。”
在苏联揭露之后，英法于7月表示同意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遭到直接侵略时，同苏联一道向它们提供援助，但当这些国家遭受间接侵略时的援助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局势来看，最使人担心的正是这种间接侵略。
在“间接侵略”的定义上，谈判各方主要是英苏两国又发生了争执。在哈利法克斯于6月12日给西兹的指示中给“间接侵略”所下的定义是：“这种间接侵略是通过：(1)已经从各缔约国获得了保证的其他各国(即比利时、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和波兰)；(2)还没有获得保证或不愿接受这种保证的其他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荷兰和瑞士……)。”而苏联认为：“‘间接侵略’的说法是指这种行动，该行动是上述国家(即所列被保障的八国)中的某一国在来自其他强国的武力威胁之下或者没有这种威胁的情况下而同意的，该行动导致为了侵略这个国家或反对某个缔约国家而利用该国的领土和力量，从而导致这个国家丧失其独立或违反其中立。”
7月下半月，法国政府在间接侵略这个问题上已开始倾向于苏联的观点，但英国仍坚决反对，使谈判再次搁浅。
为打破僵局，苏联政府于7月9日建议，在政治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可以同时进行军事谈判。
7月21日，英国总参谋长从华沙返回伦敦，带来关于德国将在8月底进攻波兰的情报。为形势所迫，英国政府于7月25日正式通知苏联，同意立即开始三国军事谈判。
苏联对谈判非常重视，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但英法两国代表团的规格都很低。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是个退役的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团长杜芒克将军也是一位不甚知名的人物。
当时，战争已迫在眉睫，然而，去莫斯科参加军事谈判的英法军事代表团却不慌不忙。他们不立即起程而是拖了10天后才动身，他们不乘飞机，而是乘一条低速邮船前往莫斯科。两国代表团8月11日才抵达目的地，结果拖延了17天之久。更令人不解的是，法国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只授予杜芒克将军同苏联进行谈判的权力，没有签约的权力。英国代表团则更彻底，根本就没有全权证书。那么，他们去莫斯科是为了干什么呢？德国驻英大使迪克森在给柏林的报告中，谈到了英国的真实用意。他说：“英国进行谈判的目的主要在于摸清苏军战斗力的真情实况。”
8月12日，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正式开始。8月15日，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具体的军事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苏军准备投入120个步兵师、16个骑兵师、5000门重炮、9000～10000辆坦克、5000～5500架作战飞机，以反击欧洲侵略者。当侵略者向英法进攻时，苏联所提供的武装力量将是英法直接用于对付主要侵略者德国所使用的武装力量的70％。波兰必须参战，并应在本国西部边界集结40～45个师。当波兰和罗马尼亚遭到侵略时，这两个国家应把全部兵力调往前线，苏联出动的兵力应相当于英法直接反对德国而动用的武装力量。当主要侵略者进攻苏联时，英法两国应通过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土，立即开始反击侵略者的军事行动。英待投入的兵力应相当于苏联投入兵力的70％。在以上三种情况下，都要求允许苏联军队通过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领土。苏联提出的具体军事计划，为缔结军事协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在谈判过程中，英法代表团只是空谈军事合作的“共同目标”和“一般原则”，竭力回避提出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因为，英国政府对代表团早有指示：“英国政府不愿承担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束缚我们手脚的任何具体义务。因此，在军事协定中应力求局限于尽可能一般性的措词。对此最合适的是一个政治性共同宣言之类的东西。”法国代表团也接受了类似的指示。
因为苏联和德国并不接壤，当德国进犯法国、波兰或罗马尼亚、或者同时进犯这几个国家时，为同德国作战，都存在一个苏军过境的问题。8月14日，苏联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苏军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国境的问题，要求英法两国政府同波罗两国政府协商，利用它们的影响，促使波罗两国同意苏军过境。但英法代表团借口波、罗都是主权国家，这样的问题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才能回答，要苏联政府直接与波、罗两国政府提出问题。
经苏联代表团据理力争，哈利法克斯于8月17日指示英国驻波大使，要他“尽一切能力规劝波兰和罗马尼亚接受苏联提出的让苏军通过波兰领土的要求”。指示说：“没有苏联及早的有效的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抵挡不住德国从陆上或空中的迅猛袭击，优柔寡断，等到战争爆发，就为时过迟了。”法国政府也向波兰政府提出了让苏军过境的问题。但波兰政府坚决反对苏联的建议，8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苏军进入波兰。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政府也不想对波兰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过境问题得不到解决，继续军事谈判也就失去了意义。由于英法对谈判极无诚意，由于波兰政府拒绝苏军通过波兰领土，长达4个多月的英法苏谈判最后失败了。
英国在三国谈判中之所以三心二意，除英国由于长期以来对苏联怀有严重的政治偏见并低估苏联的军事实力使它不急于同苏联结盟外，张伯伦政府对英德和解始终抱有幻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英法苏三国结盟谈判开始后不久，英国政府就开始与德国秘密谈判。1939年5月14日，英保守党著名活动家德拉蒙德·沃尔夫在柏林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顾问吕特尔会谈时明确表示：“我是在英国内阁枢密顾问知道的情况下前来柏林的，并要求我对这次会谈完全保密。”他向吕特尔表示：(1)英国在政治筹划中不排斥向德国提供经济活动场所，甚至支持它的活动；(2)可以帮助德国克服外汇困难的借款总额问题；(3)恢复3月份中断的英德经济谈判；(4)就调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同英国之间的收支差额和德国进行谈判；(5)关心德国何时提出归还殖民地的要求和这个要求包括的内容。
5月19日，张伯伦在下院一面声称，英苏之间“有一道幕，有一堵墙，极难穿过”，另一方面又暗示，英国并不反对寻求可能满足德国要求的途径，“如果这将会使目前局势明显缓和的话”。同一天，哈里法克斯对德国驻英大使迪克森，明确表示希望改善英德关系。
6月8日，张伯伦会见了以私人身份访英的德国政界人士特罗特·楚·佐尔茨。张伯伦表示仍希望同德国和解，并说，据他看来，“自他上任的那天起他就一直认为，解决欧洲问题只有通过柏林—伦敦这条线”。
7月中旬，英国外交当局向德方建议，两国报刊停止相互攻击和指责，以便为两国接近和合作准备舆论。
7月18～21日，沃尔塔特第二次访英，同英国政府要员进行了四次秘密会谈，双方讨论了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会谈中，张伯伦的经济顾问威尔逊向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德英合作纲领》，其主要内容为：(1)德英联合发表不使用武装侵略作为国际政策手段的宣言，威尔逊称这样一份宣言会使英国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成为多余；(2)德国宣布不干涉英联邦，英国宣布不干涉“大德意志帝国”(包括东欧和东南欧)；(3)在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上，缔结一项从根本上修改凡尔赛条约有关条款的德英宣言；(4)在军事上模仿先前的英德海军协定，缔结一项限制军备的协定，但在空军和陆军问题上顾及德国在中欧的特殊战略需要；(5)在供应原料、粮食和出口工业品方面实行合作，将首先在大英帝国(印度、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同日本合作)和俄国三大市场上，同时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债务(英国贷款给德国)等方面的合作。一旦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英国政府将争取使法国“废除它同苏联的结盟和对东南欧的义务”。此外，张伯伦政府还准备“终止同苏联进行的关于签订条约的谈判”，甚至可考虑取消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
很清楚，无论是对波兰的保证还是同苏联的谈判，对英国来说都只是用来迫使德国回到慕尼黑轨道上来的手段。但是，此时的德国进攻波兰的决心已定，对希特勒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避免两线作战的问题。所以在这一阶段希特勒在外交方面其真正心思是用在同苏联签约上。他之所以同意与英国谈判，既是为了利用英国对德国的幻想，牵制与破坏英法同苏联的谈判，也是为了一旦不能从东方取得避免两线作战的条件为德国留下一条同英法进行交易的退路。
英国对英德秘密谈判是认真的，但由于德国只是虚应故事，谈判始终未获进展。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字，从而宣告英德秘密谈判的彻底失败。
5.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长期以来，苏联一直致力于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但因英法顽固推行“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苏联的努力屡遭失败。慕尼黑会议使捷克斯洛伐克惨遭肢解。作为欧洲大国的苏联被排斥在欧洲大国之外，不得与会。这就不能不使苏联感到，不但1933年12月19日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其核心是在与西方民主制国家合作，并利用国联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和平计划是几乎无法实现的，而且自己现在已处于被孤立的危险之中。为本国安全，不得不对自己的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由过去的一手打算——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转变为两手打算，即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同英法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另一方面也不排斥与德国改善关系。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批评了西方民主制国家放弃集体安全政策，转而执行不干涉和中立政策，企图祸水东引的错误作法，提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1)继续实行维护和平和巩固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的政策；(2)保持谨慎态度，决不让那些惯于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把我国拖入到冲突中去。
斯大林的讲话引起了德国的注意。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此向柏林报告说：“斯大林对英国即当政的英国反动派的讽刺和批评要比对所谓侵略国家、特别是对德国的讽刺和批评尖锐得多，这点很值得注意。”同时，这一讲话也引起人们的如下猜测：苏德可能修好。
其实德苏之间的外交接触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只是双方都做得十分小心，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
4月16日，戈林访问罗马时对墨索里尼说，他要问一下元首是否可以通过中间人谨慎地向俄国试探有无修好的希望。墨索里尼表示赞同。
这时虽然德苏双方都有接近对方、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由于两国积怨甚深，相互之间的猜疑很难在短期内冰释化解，在未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前，谁都不肯轻易地向前迈出一步，故双方长期停留在一般外交官员之间的关于经济贸易问题的谈判上。
5月16日，里宾特洛甫电告舒伦堡，要他转告莫洛托夫：“德国与苏联之间没有政治外交上的利益冲突。……现在是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安定化、正常化的时候了。”“如果莫斯科不相信德国的陈述，那么，两国政府可以通过商业谈判及政治关系正常化来谋取相互信任”。
5月20日，莫洛托夫会见舒伦堡大使。会见中，莫洛托夫对舒伦堡提出的恢复两国2月份中断的经济会谈的建议答复说，这要具备必要的“政治基础”。在柏林看来，这是苏联给自己泼了瓢冷水。
第二天，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指示舒伦堡静观待变。但在以后的几天里，有消息说，英法苏谈判取得了进展。这使德国大为不安。5月26日，里宾特洛甫曾拟电示舒伦堡，要他尽快去见莫洛托夫，打破德苏会谈中的僵持局面。只是由于当时德国认为，英法俄协议“很不容易防止”，希特勒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会遭苏联拒绝，而出面干涉，电报才未发出。
5月30日，魏茨泽克以讨论苏联政府请求保留苏联驻布拉格商务处为借口，和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代办阿斯塔霍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伊始，魏茨泽克便说：“元首过问了这件事。”显然是想给对方造成柏林的上层人物对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感兴趣的印象。这次会谈使德国外交部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政府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和继续进行会谈。当天22时40分，魏茨泽克向舒伦堡发出了如下“特急”电报：“我们决定；与迄今为止所采取的策略相反，现在要与苏联建立某种程度的接触。”。整个6月份，德国大使馆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阿那斯塔斯。米高扬之间，一直在进行关于签订新的贸易协定的预备性会谈。
苏联担心德国与苏联谈判的目的只是想以此来干扰和破坏苏联同英法的谈判，所以态度非常克制和谨慎，避免一切有碍于三国谈判的东西发生。尽管同英法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东西。
5月31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时，详细分析了当时出现的局面。他强调说，苏联一如既往，愿为“建立非侵略国家的可靠而有效的抵抗阵线”而竭尽全力。他说：“我们同英国和法国进行谈判，我们认为，有必要与德国和意大利也保持实质性关系。”很显然，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都不能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
7月22日，德苏贸易谈判在柏林恢复。同一天，魏茨泽克告诉舒伦堡：“我们将在这里以明显的合作态度采取行动，因为出于总的考虑，希望签订、而且是尽早签订条约。”
7月23日，法国和英国最后同意苏联的立即进行军事谈判的建议。消息传到柏林后，引起了德国当权人物的担心。他们不再犹豫，决心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使苏联在他们行将发动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7月26日，德苏经济谈判的德方代表施努雷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请苏联驻德代办阿斯塔霍夫和商务代表吃饭。其间，施努雷露骨地对两位苏联人说：“英国能够给俄国什么呢？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战争并与德国交战，这对俄国来说几乎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相反，我们能够给些什么呢？中立，并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还可以达成一项关于俄德间相互利益的谅解，这项谅解会像先前那样给双方带来好处。”
7月29日，魏茨泽克给舒伦堡写了一封密信，要他试探莫洛托夫的态度。如果莫洛托夫的矜持态度有所转变，可进一步向他表示，“不论波兰问题如何发展，以我们所希望的和平方式解决也好，以强加给我们的别的方式解决也罢，我们都准备保全苏联的利益并且同莫斯科政府达成谅解。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上，如果谈判进行得顺利的话，也可以进一步提出，我们将调整我们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以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大利益”。
8月2日，里宾特洛甫同阿斯塔霍夫进行了一次长谈。里宾特洛甫表示，德国方面希望改善德俄关系，并且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一个问题不能得到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再次明确表示愿同苏联修好的愿望，并暗示德国将在一周之内向波兰算账，希望同苏联就波兰的命运达成谅解。第二天，里宾特洛甫亲自给舒伦堡发了一份特急电报，向他通报了这次会谈的情况。同日，正2时45分，施努雷同阿斯塔霍夫举行会谈。阿斯塔霍夫表示，虽然苏联也希望改善关系，但“迄今为止对德国的态度还不了解有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德国人现在是“准备更加具体地继续谈判的”。稍后，在魏茨泽克向舒伦堡发出的电报中谈到了这一点。当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接见德国大使。接见时，舒伦堡遵照德国外长的指示明确表达了德国方面的意愿。这时，苏联政府已发现德国已开始沉不住气了，便欲擒故纵，有意采取拖延战术。这一是因为英法苏军事谈判即将开始，苏联仍然希望能与英法达成协议。二是认为，适当拖一拖有利无弊。苏联不但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而且还会促使急于同苏联和解的德国拿出更多的东西。这时，莫洛托夫虽然放弃了他往常那种“矜持的态度”，但对舒伦堡的话却反唇相讥。他列举德国拼凑反共公约、支持日本反苏、将苏联排斥在慕尼黑会议之外等敌对行为之后说：“怎么能说德国最近的声明能同这三件事没有矛盾呢？德国政府态度的改变目前还没有证明。”
在以后的几天里，德国方面的要求更加强烈。8月10日，施努雷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向阿斯塔霍夫保证：“在采取战争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德国在波兰的利益也是有限的。德国的利益决不需要与苏联的任何利益发生冲突，我们只是必须对这种利益加以了解。”阿斯塔霍夫的回答依然是冷淡的、回避性的。
图为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一起。8月12日，苏联通过阿斯塔霍夫通知德国政府，同意对迄今所提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建议谈判在莫斯科分阶段逐步进行。
但是，已经将进攻波兰的日期定在9月1日的希特勒是不能允许同苏联的谈判逐步进行的。他愿出大价钱，以求与苏联签约。
8月14日夜，里宾特洛甫电告舒伦堡，要他立即去见莫洛托夫并“一字不改地”向他宣读一封长信。信中说，为了为德俄关系的最后解决奠定基础，他不想采取通常的外交途径，而是准备亲自去莫斯科作一短期访问，以元首的名义向斯大林阐明德国的观点。他再次重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不存在任何问题不能按两国完全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并具体列举了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东南欧等问题。这就是说，德国准备和苏联瓜分东欧了。
次日，舒伦堡会见了莫洛托夫。后者热烈欢迎德国政府改善对苏关系的愿望，但对德国外长的来访问题却强调要有充分的准备。此外，他询问德国人是否愿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施加影响，以改善苏日关系和消除边境冲突；对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联合担保。
苏联的建议使希特勒喜出望外，他立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要求，并于16日下午电令舒伦堡立即通知苏联，德国外长准备在8月18日以后的任何时候飞赴莫斯科，以元首全权代表的身份谈判德苏关系的全部问题，并签订相应的条约。
1939年春夏以来，虽然苏联在与英法进行结盟谈判的同时，也在同德国谈判，但一直以前者为主，而且为与英法结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苏联在与德国的谈判中则一直采取拖延策略。但此时希特勒已全盘答应了苏联提出的全部要求，再要拖延就意味着拒绝，就意味着谈判的破裂。这时苏联同英法的谈判虽然仍在进行，但头三天的谈判给人的印象是：谈判不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在东方，苏联与日本激战正酣。苏德谈判一旦破裂，苏联势必会陷入孤立无援，两面受敌的绝望境地。权衡利弊得失，苏联决定调整对德政策。
8月17日，苏联政府就舒伦堡于8月15日转交的德国政府的声明答复说，现在不仅有了改善苏德关系的现实基础，而且也具备了采取认真而实际的步骤的前提，建议首先缔结一项贸易与贷款协定，不久以后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派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非常满意，认为这突出表明了德国的诚意。但鉴于英法苏谈判仍在进行，仍主张一步步走。
8月19日，苏德经济协定在柏林签字。同日，莫洛托夫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交给了舒伦堡，表示同意在经济协定签字一周后在莫斯科接待德国外长。
但是，希特勒绝不能再等待一周的时间，否则，他的侵略计划就必须改变。8月20日，希特勒亲自致信斯大林，要求后者立即同意其外长在8月22日，至迟在8月23日去莫斯科签订条约。
8月21日，斯大林复电希特勒，同意里宾特洛甫8月23日访苏。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向对方采取敌对行动；如果其中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动的对象，另一方将不能予该第三国以支持；双方决不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双方还在东欧划定了势力范围，这些都写入了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1)在波罗的海诸国所属地区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苏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界；(2)在波兰所属的地区内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德苏两国的势力范围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3)在东南欧，苏联强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则声明它对这一地区不感兴趣。双方讨论了保存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是否符合双方利益的问题。同时还商定，“本议定书将由双方严守秘密”。上述作法显然违背了国际法准则，从苏联来说，更是背离了马列主义外交原则。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在英法苏谈判成功无望，德国侵波决心已下，而苏联又无力阻止德国侵略的情况下，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这一行动打破了英法“祸水东引”的绥靖阴谋，摆脱了德日两面夹击的危险，使自己暂时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条约的签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中间引起了混乱，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同时，多年来苏联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世界和平维护者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道义上苏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严重的是，条约的签订使希特勒获得了避免两线作战的条件。至此，战争再也不能制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