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人口和社会



人口增长

人口统计学家估计，1995年全球人口增长1亿左右。这是有记载以来增长量最大的一次。如果未来几年没有大灾难，年人口增长数在此基数上将会再增长几百万人。目前人口增长速度相当惊人。1800年左右，世界人口第一次突破10亿关口。1930年，人口达到20亿。但此后速度骤增，见下表所示：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公元2000年前，地球人口达到60亿以上。也就是说，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内，人口总数将增长两倍多。这种人口爆炸之势可谓前所未见。20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这一切多要归功于公共卫生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消灭传染病活动以前，全球约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儿童死于传染病。此后，地方政府与世卫组织密切合作，推广疫苗接种，改善卫生条件，使用各种新抗生素，取得瞩目成就。1977年，传染病一大杀手——天花被彻底消灭。其他传染病发病率急剧降低。人类突然间减轻了一个致命重负。

儿童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夭折。几乎所有儿童都能茁壮成长，像父母一样生育后代。生育率大于死亡率，人口猛增。人们感觉到，突然之间，大多数婴儿都能存活下来，长至成年。人类社会仍在适应这一巨变。

20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率达到顶峰，年增长率约为2%。此后，生育率开始下降，但因为绝对数量快速增长，出生总数和年增长数仍在上升。当然，这期间肯定会发生某些变化，遏制人口增长势头，而且有些变化已经很明显。随变化发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口史将越来越波澜壮阔。

城镇化和村庄自治的结束

今天，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生活在城镇，所吃食物不是自己亲手种养。这是一种巨变。自农业发明以来，大多数人在村庄附近耕种土地，生产自己吃的粮食。一直在二百年前，城市人口还占少数。他们从乡村收租收税，与农村人口交换商品和服务。而如今，世界大多数居民靠一买一卖维持日常生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无数穷苦农民买进肥料，为的是庄稼高产，养家糊口。但他们也向往广播电视中描绘的城市生活的舒适便利。对他们来说，为了能让桌上有饭吃，让美好生活梦想部分成真，除了多下力、多产粮、多卖粮之外别无他法。

这样一来，原来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现在开始缩小。但城市仍处于优势地位，经常能享受到政府出台的低粮价优惠政策。卖力干活的穷苦农民总觉得城里人不老实、不守规矩，靠贱买贵卖就能讨生活。弥漫在农村的这种不满情绪造就了共产党人的胜利，如1917年的俄罗斯，1949年的中国，以及1954年至1975年的越南。农村愤怨情绪不会轻易消散。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动乱和游击战争反映了农村不满情绪，以及个人对当地人口过剩和土地分配不公的沮丧失望。只要人口快速增长，农村人不得不卖力干活糊口谋生，愤恨不满情绪就会一直留存。这种情况削弱了第三世界的政府权力，因为有太多村民感觉当官的偏袒城里人，双方关系紧张疏远。

而数百万跨过文化政治边界迁入城市的村民感觉日子也不好过。求职竞争激烈，城市贫民窟生活条件极其糟糕。而且，指导传统农村社会个人行为、涵养亲密人际关系的村落在城市环境下消解，进城务工者不得不每天与陌生人打交道。在这种环境下，道德困境和个人苦恼叠加，让经济困境更加严重。但农村村落也处在压力之下。买卖重要性不断增加，旧法故俗不相适应。之前，农人用剩余产品庆祝丰收，拉近彼此感情。而现在，人们觉得庆祝活动浪费个人资源，转而出卖剩余产品购买城里货以备家用。因此，道德困境也困扰着乡村。地球多数人口变成了一个心有不满、具备政治宗教不稳定性的聚集体。这一群体会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寻求美好生活。

这一点很可能是当代社会的最根本特征。在大多数人看来，原有村庄生活方式曾经原封不动地维持了上千年，现在却开始土崩瓦解。村庄不能实施自治。农村人都希望用城里人的方式过日子，都向往着城市生活。21世纪，人类社会可能面临三大关键问题：如何重新界定个人对好日子的标准？如何在变动不定、繁闹喧哗的全球经济中重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如何在全新环境下跨代传递手艺技能和为人处世之道？

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变似乎同狩猎采集者不得不学会加工食物以求活命一样急迫。遥远岁月中形成的村落已经不再是自治独立单位。但我们祖先中绝大部分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村落里，而维持城市运转的人也从这样的村落里走出来。没有什么东西能立马取代乡村生活及其哺育之物。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能够指导个人行为、能够赋予生命意义的群落里。这样的群落如何在一个日益城镇化和全球化的世界里创立发展，仍需我们拭目以待。

但困境就在我们眼前。20世纪下半叶，城市居民和半自治农村社会之间的古老平衡被打破，而这一平衡是所有历史文明的依托。以城市为中心的交换活动迅速吞没了世界各地的村落。食物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之间在市场交换中建立了越多越密切的新联系。但人们只有认同一定的道德愿景，才能巩固这种联系。否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全球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仍然会是危险重重，极有可能怒气横生，断裂不贯。

城市化社会的人口衰退

1950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口总数让地球大约四分之三居民经历了揪心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相反趋势在少数富裕城市人口中出现。这一趋势同样产生了复杂尴尬的后果。

二战后，美国等国家纷纷遣散老兵。人口学家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出现“婴儿潮”。但在1960年后，欧洲所有发达工业国家、欧洲海外殖民地和日本都再次经历战前低生育率。最终，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降到了没有外来移民就不能满足本国人力资源需求的程度。

在一段时间里，人口迁徙掩盖了真实情况。移民多为农村来的年轻人，生育率相对较高。政府在做人口统计时，没有对新来者和本国土生土长的公民作一区分。结果就出现虽然人口增长率远低于亚非拉，但人口数字不断上升的情况。如果将新来者单独计算，就会看到总人口实际增长得非常缓慢。比如，1961年后，德国将南欧和土耳其移民标记为“客工”。从1973年起，德国人口绝对下降趋势开始显现。这是因为，虽然客工人数不断增长，但德国人口相对较少，因此总人口增长缓慢。不过，人口的种族构成迅速发生变化。

类似的发展趋势也在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呈现。其结果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原有人口存在种族和文化差异的移民人口不断增长，填补了很多本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空缺。这些新来者最终可能会被原有人口同化。另外，在生育率低于死亡率的发达工业国家，也可能会出现新型种姓结构。也就是说，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有鲜明社会分工，承担不同类型工作，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地位。

日本所走道路与西方世界不同。在所有工业国家中，日本面临最严峻的人口冲击。二战前，日本生育率相对较高。战败后，出生率骤降。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日本工业在战后实现大发展。但城市住房经常处于短缺状态，进城务工人口只能选择少生孩子。因此日本生育率低于欧美。不过，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人拒绝吸纳移民，而是在海外建厂，让外国人承担工业生产任务，而不是在本国招募外籍雇员。这与欧美情况相反。

日本因此避免了20世纪80—90年代欧洲和美国出现的新来者与本国公民的摩擦问题。美国素来欢迎移民。但即便在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移民国家，因原有人口数量减少，外来移民人口不断增加，二者在杂居交往过程中产生紧张冲突，既定社会政治行为备受压力。法律平等地位能否如民主理论所言，转化为共同国籍和共有国家生活，我们还不得而知。

三个因素让新来者的同化过程难于19世纪。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欧洲土地上，外貌特征差异因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宗教差距而强化。欧洲多数移民来自土耳其和北非，俄罗斯移民多来自中亚。这些外来者把伊斯兰教信仰也带到了新土地。

第二个因素是，现代交通及通信工具便于移民和故乡保持联系。19世纪，跨过大西洋移民美洲的人被迫斩断旧根。而现在，这些新来者能跟亲戚家人通电话，还能回乡探望。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人们完全有可能同时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无须切断旧有联系，也不必以最快速度适应新环境。

第三个因素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残酷经历，黑人在美国持续遭遇的困境，让人们开始思考，统一国家文化和行为标准的同化理想是否值得追求。我们很难预见到，在不把社会分裂成单个、不相等部分的基础上，多样文化和生活方式能否共生共存。但同化理想遭到严重质疑的事实也意味着，不论同化活动会在长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新来者都更易保留自身独特性。

综上所述，城镇化水平高的国家出现人口衰减，农村社会经历人口迅速增长。两种现象叠加后，贫者富人都背负沉重压力。迄今为止，贫苦村民遇到的挑战最为艰难。传统自给自足的村落难以容纳增加的人口。农民不得不下苦力养家糊口。但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也难以在维护全球经济、享受高品质生活和接纳移民之间找到平衡。

城市环境下的文化和生物连续性

1945年以来，城市快速发展，随之出现另一重困境，并产生深远影响。在村庄里，孩子们伴在父母身边，靠观察父母起居种田，学到成年人必须掌握的东西。从幼年起，他们就要帮父母干家务活。而且，因为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小孩帮大人分担家务是理所当然。公开违逆父母不合常情，非常罕见。因此，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了解到了长辈的习惯风俗、看法观点。每日常规具备重大文化连续性。

城市生活迥然不同。一般来说，工作地点和家庭住址不在一处，孩子不愿随父母工作，也很少有雇主允许带孩子上班。代际相传的技能和工作态度自此断裂。学校弥补了一些缺失，但正规学校教育把青少年按年龄段分隔开来，让他们形成了自己年龄段特有的态度见解。他们常常有意识地与老师和其他成年人作对。在这种环境下，青少年叛逆空间很大。代际文化连续性变得非常脆弱。

简而言之，从生物学和文化学两个视角来看，城市似乎不利于人类繁衍生息。在以前的时代里，城市传染病肆虐，影响生育，从乡下来的人只能干脏活累活。到了20世纪，虽然传染病得到控制，城市依然遭遇出生率陡降，不得不从农村招工。

与乡村生活的根本连续性形成对比的是，城市一直是文化变化集中的地方。但当动力机械和高科技通信手段兴起，工厂和办公室替代家庭作坊时，当女性婚后加入劳动力大军时（主要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发生），父母和子女之间张开了一道前所未见的缺口，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城市文化的变化速度，让人们对成人行为准则和过去所有成就产生了质疑。与此同时，传统态度和价值观传递失序，愤怒保守心态滋长。没有人知道最终结局是什么，但有一点似乎不言自明，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基本连续性要比以往更难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