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流行文化的兴起
如果能拍摄一帧特写镜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自1914年以来，艺术思想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艺术家的作品卓尔不凡，无人能晓，很容易在一个艺术领域独树一帜。学者学有专攻，通晓其观点的人寥寥无几，很多大学都请他们传道解惑。此前，地方民俗文化和社会上层的关注领域之间存在落差。而现在，专家学者和我们普通人之间的落差更大。但借助大众传播手段，流行文化获得新活力。而在此之前，要想实现代际传播，必须靠口口相传、典型示范。
从世界范围来看，流行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断裂于各种民俗传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农民和进城务工者就会以最快速度把地方传统生活格调抛在身后。对于从传统农民生活走出来的人而言，邮购目录和杂志广告就是最生动有趣的城市文明入门书，从中了解到自己应该向往什么。下一步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买一屋子家用电器，最终开上汽车。但在这样的社会里，汽车仍专属于极少数爬到上层的人。
大众传媒的影响
期望曲线呈上升趋势。在曲线的某个中间位置，人们开始认真关注大众传媒。起初，一般是政府为农村和城市贫民窟修公路、通广播。比如，二战期间，美国新闻署向世界多地乡村发放廉价无线电扬声器，数量过万。这些扬声器一般装在村庄中心公共区域，与国家广播电台相连。有了扬声器后，那些收听不到官方宣传和新闻消息的村民每天都能听广播。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成为可能。
即便是最热衷演说、宣传政见的政治家也有缄口不言的时候。这意味着，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插播其他节目，让亿万人接触到新的文化表达形式。流行音乐和流行电视节目有国别之分，但共同点都是缩小城乡差距。表演者通过广播电视吸引听众和观众。新艺术形式也开始成型：西部片、犯罪片、肥皂剧、智力问答、爵士乐、摇滚乐，等等。
大众传播新形式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但肯定会非常深刻。毕竟，满足心理和失望情绪是从人对自己、对别人的期望中生发出来的，而这要借助沟通手段才能实现。在以传统温饱型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村庄里，每年丰收前几周可能会出现粮食不够吃的情况。如果遇到灾年，则人人挨饿。但只要各家没有多大经济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能够反映出干活卖力程度，就不会有人感到贫穷。因为艰难困苦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尝过艰辛的滋味。习俗习惯维持着个人生活，也对个人和集体的期望做出界定。
买卖活动引入了新的复杂因素，创造了新的经济分化可能。村民与城里人接触后，发现他们从来不用下地干活，但却比农村人生活舒适得多。这样比较下来，农村生活就显得清苦乏味。而且，地主和放贷者完全不用劳动，生活得却比城里人还舒适。很多个世纪里，这些反差一直存在于文明社会。村民一般把城里人和地主看作是跟自己不同类的外人，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不平等现象，守护群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淡然面对村子外面发生的事情。
产生这种封闭心理的条件是：村落规模小，绝大部分村民一辈子生活在村庄背景下，一年只与外人交往几次。只要村民与外界沟通的方式仍停留在口头交流和面对面交流上，这种农村人口多数与城市人口少数之间的古老接纳模式就能持续下去。对于从事专业工作的城里人而言，印刷术极其重要，但对农村影响缓慢。1850年前，欧洲农村几乎没有学校。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农村教育实施时间更晚，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普及。但在20世纪，电影、广播和电视为农村居民开辟了一条了解城市的捷径。
电影在一战前诞生，但到20世纪20年代时自成一体，变成大众娱乐新形式。3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广播网络吸引了一大批听众。二战后，广播在不发达国家扮演重要角色。40年代，电视节目诞生。虽然电视接收器售价不菲，很少有人能买得起，但电视节目一经公共场所播出，能让上千万人看到，因此很快超过广播。电影也是这种情况。70年代起，录音带为沟通新形式增加了另一重纬度，为越过政治边境偷传违禁信息者创造了便利条件。
所有这些沟通形式具备一个重要特征：对受众教育程度和读书识字水平不做要求。只要电影配音、广播语言能让听众听懂，就能达到面对面交流效果。而电视影像能让受众身临其境，如同去异地旅行，体验新奇社会。
这些沟通手段产生的政治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垄断了国内电视广播控制权，有时甚至干扰屏蔽国外信息。
在西欧及其他民主国家，法律规定，所有政党都可在竞选期间使用电视广播进行宣传。但关于每日新闻呈现方式的决策能在长期内塑造公共舆论，赋予媒体控制者极大政治权力。
在一些国家，广播电视遭到严密控制，为的是防止不同政见者批评官方政策，并公之于众。在这种环境下，录像带时而扮演着重要角色。
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将广播电视控制权转交给私人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关心的是从付费广告中盈利。制作节目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吸引受众，增加广告收入，政治社会影响退居其次。就连政治活动也开始在付费广告的赞助下开展。各大候选人和政党都可以利用广播电视做正式演讲，美国政治选举由此商业化。
事实证明，性、体育和犯罪暴力最能赢得受众关注。为震撼观众，各种节目都极力打破传统和法律边界。电影走得更远。美国法院判决，反对色情的法律为无效法律，色情电影由此找到了新市场。
这些节目可能会对行为态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热议话题。没有人知道确切影响，但有一点无须怀疑：电影、广播和电视已经改变了政治宗教态度、家庭关系以及现代社会其他方面。
在世界发达国家，现代沟通手段促进了青年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通过音乐录像，以及刺激感官兴奋的表演进行表达和宣传。在不发达国家，家庭联系更为紧密，而且多数年轻人买不起吉他、牛仔裤等表达青年叛逆精神的物质媒介。但流行文化的吸引力非常大。在共产党执政国家，政府采用各种手段防止公众被资本主义腐化，但欧洲青年文化的外在印记仍然在年轻人心中生根，最开始是秘密流行，1985年后越来越公开化。
这就是现代沟通手段的另一重要特征：无论政府批准与否，都能跨越政治边界。因媒体煽动情绪引发的1979年伊朗革命是蔑视既定政府权威的一个鲜明实例，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突然垮台是另一例证。
美国媒体的影响
世界大国政府每天都要面向外国听众，播送新闻节目，以期在国境外影响公众舆论。而娱乐节目暗含更加微妙的政治及其他信息，可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受众意识。美国电影电视节目正是因为具备这种效用，而在外国土地上广泛传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文化现象。
大众传媒出口并没有被美国垄断。其他国家在娱乐节目出口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比如，英国制作的一些节目在美国播出；埃及电影在穆斯林土地上广泛传播；印度电影在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有一定市场。但这些与美国电影录像的销量相形见绌。美国电影录像之所以风靡全球，是因为其中不含直白的政治信息，能够引起人类基本情感共鸣。而且最重要的是数量多、种类全，可以填补小国家地方制作节目的播出档期。
相比美国本土，广播电视对贫穷落后国家的影响更加隐晦不明。很多外国观众把电视上播放的洛杉矶等美国城市看成是世外桃源，感觉那里发生的事是童话故事。但对于生活在离美国很远、家庭传统和期望与美国人有深刻差别的人而言，西部电影、肥皂剧以及美国娱乐业其他形式中展现的个人行为模式意味着新的可能。新旧能否合二为一还有待观察。个人行为模式似乎必然会在不同元素混合中发生变化。但现在下判断为时尚早。
美国广播媒体的商业化造就了大众文化。这其中涌动着一股强大逆流。世界许多国家都会自制广播电视节目，以便彰显、维护地方传统和价值观。一些国家部分或全面禁止美国娱乐形式，想要传播的人只能暗地行事。1989年前的苏联和多数共产党政权都是这种情况。许多伊斯兰国家也禁止美国节目播出或执行审查制度。
即便在美国本土，以及大众传媒没有受到官方管控的国家，个人和组织也对商业化大众娱乐中蕴含的部分或全部价值观持反对态度。在美国社会，维护旧有确定性的宗教团体是抵制商业化大众娱乐的最重要力量。一些宗教团体还利用广播电视宣传教义，与世俗娱乐展开直接竞争。一些种族群体在受美国熔炉文化吸引的同时，也会利用广播报纸维护特有文化传统。
类似运动也在世界各地上演。人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实现富强和现代化，但同时也希望挡住外部世界所有诱惑和腐败堕落因素，守护自有风俗、语言、宗教等特质。几乎每个人都受到新旧两方面吸引。因此，我们不太确定，会不会有某一特定群体或国家选择其他道路。
更不能确定的是，个人通过电脑获取信息和娱乐的方式会对传媒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思想和品味的传播可能会出现个性化趋势，新闻评论员对大众舆论的影响可能会减弱。但互联网以及其他联系媒介尚处于发展阶段，我们无法猜测出其重要程度。
科学
自1914年以来，大量新数据得以收集。而且，爱因斯坦于1905年至1915年间相继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有预测功能的硬科学并未取得任何重大新突破。毕竟，物理学家需要时间去适应爱因斯坦公式中蕴含的宇宙图景。而普通人对时空并非清晰可分，波和粒子、物质和能量是同一事物不同形式的理论更加迷惑不解。
计算机及其应用
二战期间，容量大、性能稳的电子计算机得到发展，对人类生活影响更大。在发达国家，计算机已经以无数种方式改变了日常生活。比如，杂货店收银台实现计算机化；航班票务信息和飞行信息也是如此。个人电脑具备多种数据库。联网后，可以为用户家庭和办公室带去海量信息和丰富娱乐。商业企业在电脑上记载物流和现金流信息。政府用电脑收税拨款。随着储存容量和信息检索速度的提升，计算机新功能将会逐年增加。
计算机对工程项目和工业生产具备同等重要意义。工程师使用计算机测验新产品，排除潜在故障，再用真材实料构建测验模型。编程后的计算机可用在流水线上，控制自动化机械。装配程序的“智能武器”能够精确瞄准目标。此外，计算机使用者只要学会保存、检索、删除信息等功能后，就能更快速、更精确完成绘图、印刷、写作等任务，而且还能修改和更新。另外，相关人士还可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对计算机适当编程，为学习者量身定制教学项目。
计算机也能适应给定条件，计算问题，找出答案，其速度远超人脑，因此为理论科学开辟了新的可能。以前不可解的数学问题现在有望解决。计算机还可以调查人脑处理数据方式，从而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像人脑。最终，人脑和电脑各自得出的理论见解能够互相触发。
通过理解电脑模拟、超越、落后于人类智力的方式，人们会重新认识语言和逻辑。如果有足够多的数据描述人类生活，再交给电脑分析，则社会学和历史学可能会发生转变。原因是，借助数据，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就能精确总结社会。但计算机革命的这几个纬度还有待规划，也有可能是虚妄之谈。人类可能无法将行为和思想的情感维度计算机化，也无法使用计算机积累数据、定量分析。
但计算机在储存、处理、检索信息，影响科技、工业生产、武器和社会管理方面远未达到极限。因此，随着计算机程序和网络扩展全球，人类日常生活工作仍将发生深远变化，人类互动模式也将发生彻底变革。
地球科学
自1914年以来异常活跃的另一科学领域是地球和太空探索。二战后，火箭成为人类探索大气层和近地空间新手段。新数据快速收集，整套理论得以成型。.
1957年，第一枚火箭载着人造卫星从哈萨克斯坦发射升空。自此之后，上千枚火箭将其有效载重送往地球轨道，执行各种新任务：拍摄地表图像；传播环地广播电视信号；精确测量重力、磁场和其他变量。它们不会受到大气层干扰，能够清晰地观察天体。还有一些火箭完全逃脱地球重力，深入探索金星、火星和木星，但是发回信息有限。不过，人类探索太空的最宏大气势定格于1969年。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美国月球飞行成效斐然，不仅将多个“传感器”（对物理刺激做出回应的仪器）放置到位，探测月震及月球上出现的其他变化，还从月球表面不同区域收集岩石样本带回研究。
美国探月活动还收获了震人心魄的照片，以及大量关于月球的详细信息。太空探索也为人类冒险精神和技术成就写下了新篇章。但迄今为止，这些将人类支配领域拓展到太空边缘的活动对地球和太空理论知识贡献不大。
二战后，人类向更深处探索世界各大洋。通过精确绘制洋底，人们认识到，洋脊和深海存在复杂模式，海底岩石也大有区别。这些观察新结果证明，北美和南美正从欧非两洲缓慢漂移而去，导致大西洋越来越宽，太平洋越来越窄。地震和造山运动都与这种新发现的大陆块漂移模式有关。而且，随着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有可能在未来某日对地球深处运动做出预测。
但这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迄今为止，新数据主要应用于提高天气预报精度上。卫星可以不间断拍摄地球广大区域，并将图像传到地面，绘制出风暴路径图，准确预测走向。此外，太空照相侦察显然具有重大军事意义。轨道摄像机让军事保密工作难上加难。
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方面的全新思想于1953年成型。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杜威·沃森破解脱氧核糖核酸（DNA）的螺旋结构。DNA是每一种生命形式中携带代际生物遗传信息的大分子。其螺旋形链条很长，但结构相对简单。在这种分子里，几组原子序列的微小变化将使人类遗传信息大变，甚至连细菌、藻类等最简单的生命形式也是如此。
还有很多发现虽然不如DNA令人瞩目，但细化了人类对生物进程的理解认知。活体组织内发生的情况越来越可以用化学术语解释。此后，人们又将这种知识应用于医学。医生发现了不少治疗办法，治愈了不少原本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有些突破于偶然间完成。比如，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搞砸”实验后，发现培养皿中长有某种霉菌，并确定就是该霉菌破坏了培养皿中的细菌。这一发现促使1929年青霉素发明。青霉素是第一个抗生素，挽救了无数生命。
社会科学进步
在硬科学领域，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区别不大。斯大林曾在一段时间里让苏联科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和生物学。但斯大林死后，该政策停止实施。不论国别籍贯，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地球科学家能明了对方思想，在新发现上达成一致意见。
社会科学和历史新视角
一战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世界诞生了三种新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种思想是“新经济”，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1946年）于1936年提出，并在批评者和追随者那里进一步发展。凯恩斯诠释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当时，在他的祖国英国等地，同时存在工人失业、机器停产和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也应该采取反周期支出和税收政策，以熨平繁荣萧条节奏。二战期间，凯恩斯理论广为应用。英美两国政府开始收集国内数据，将经济活动引向新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
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宽松式政治经济管理政策。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经济管理新法在1973年前运转良好。1973年后，各经济大国遭遇困境，无法实现既定经济目标。凯恩斯的思想和声誉趋于暗淡，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走向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在列宁和凯恩斯之后，没有人怀疑经济管理能深刻改变经济活动走向。但单靠宏观经济管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繁荣萧条循环问题。原因是，经济政治各有边界，且分隔甚远，国家控制难以奏效。
弗洛伊德学说是20世纪20年代西方世界盛行的第二大思潮，且涌动四十年之久才从严肃思想前沿退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1939年）在维也纳行医时开始研究癔症。此后不久，他扩大心理学调查范围，坚信人类行为多由无意识驱动。1914年前，他出版多部专著，建立心理模式，对人类潜意识动机分门别类。他所使用的术语——自我、超我、本我等与人类大脑结构没有联系，因此在今天广受诟病。但弗洛伊德以完整彻底、令人信服的方式向世人证明，人类行为多出自无意识冲动，而且最深层次的冲动因性而起。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很多人来说，弗洛伊德思想离经叛道。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一战后桀骜不驯、急于摆脱传统束缚的人具有莫大吸引力。
正如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证明的那样，在某些条件下，政治可以控制经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也证明，人类并不完全是，或者甚至可能很少是理性的。虽然凯恩斯理论和弗洛伊德学说最终因细节不严谨失去说服力，但这两种思想改变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专家研究人类社会的方式。这两种观念本质上并不复杂，但余波回响犹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或者说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凯恩斯理论旨在扩展理性管理人类行为的新边界；而弗洛伊德学说则认为人类行为受非理性主导，语言常掩盖真实动机。对他人潜意识动机的有意识操纵可能会调和这一矛盾。但操纵者的潜意识动机是什么？而且，再往大处说，人类如何实现理性和情感的契合，以便为个人、社会和人类群体服务？这一问题仍有待解决。
第三个让人惊奇的科学转变是，现实发展观扩大应用范围，把天文学、物理学、地球科学、生物进化、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时间变化流。这种观点植根于19世纪的地质调查和达尔文物种起源。但在20世纪前，牛顿物理学和天文学仍然不可撼动。而且，生物学、地质学、历史学等科学因缺少数学形式，不具备天文学和物理学的预测功能而处于劣势。
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发现亚原子粒子具有不确定性，物理学自此失去预测功能。二战后，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物理宇宙起始于一百亿年前的大爆炸，并由此得出结论——恒星不永恒，至少经历三代才达到目前的复杂状态。这意味着，现存恒星、星系和物理学法则突然间变成物理现实的一个过渡阶段。有物理学家认为，宇宙注定收缩成一个宇宙蛋，之后可能会再发生一次大爆炸，也可能不会。也有物理学家预测，宇宙最终达到完全熵状态，能量稀薄、均衡消散在空间中，物质逐渐溶解。虽然对遥远未来预测不一，但物理学家一致认为，牛顿理论中稳定、可预测的天文宇宙只是暂时、局部现象。他们通过观测、计算得知，宇宙紊乱无序、变化不定。而且从长远来看，完全不可预测。
在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现实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拓展了研究领域。毋庸置疑，以天文学标准来衡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探索的时间和空间是微不足道的，但累积扩展成果却十分惊人。目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一百多万年前的人类发展历程有了新的精确认知，且范围不断扩大。
1914年，多数西方人还对其他文明知之不多，也不甚关心。欧美很多人认为，亚洲民族没有历史。在他们眼中，只有西方才会发展进步。但随着世界各地发生变化，这种对事实的幼稚误解已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不论是亚洲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开始抱着认真态度，发现并书写非西方世界历史。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苏美尔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发源证据。1914年时，考古学家还以为埃及文明最为古老。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人们发现这一结论并不真实。因为古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鉴了一些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非洲考古发现揭示了史前人类和人类进化的诸多新细节。
沿这些脉络求索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已经看清楚，国家、文明、野蛮民族和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不是各成一体，而是人类大探险历程的一部分。关于这一历程的细节和整体模式，各派学者还有诸多分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年—1936年）和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1975年）认为，文明兴衰遵循统一模式，但各有差别。本书观点正好相反。笔者尝试同时描绘不同文明和其他复杂程度较低的社会。相信这些文明和社会从一开始就互为作用和反作用。其他模式也不乏支持者。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社会都经历奴隶、农奴和雇佣劳动三个发展阶段。不管还有多大争论空间，有一点至今仍然适用。即，过去五十年来，历史学研究不断取得进步，人类过往图景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包容。曾经是科学养子的历史，现在已经渗进所有知识领域。创立于19世纪的真理进化论观点似乎在20世纪末成为通用学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变化。
音乐、艺术和文学
20世纪20年代，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对各种新形式开展实验。爵士乐可能是这期间最有价值的音乐创新。这种音乐形式从新奥尔良和孟菲斯的黑人贫民窟中走出，于20世纪20年代后传遍世界。在高雅音乐层次上，一些作曲家实验了十二音体系和电音，但没能取代古典音乐在世界音乐厅中的荣耀席位。
画家传承了一战前风格。他们将平凡的视觉体验从背景中抽离出来，或将其扭曲到观者无法识别的程度。他们着力寻求影响潜意识的符号标志。有几位巨匠一战前即已成名。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1973年）、乔治·布拉克（1882年—1963年）、亨利·马蒂斯（1869年—1954年）位列其中。
非写实绘画与文艺复兴理想决裂，自主得出逻辑结论。皮特·蒙德里安（1872年—1944年）和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年—1944年）是非写实画派先锋。该画派的理想是“纯设计”，体现数学几何学之美，让绘画像音乐一样，按潜在原则流淌。
在德国，一群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受同一思想启发，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建筑的国际风格。特点是：自由运用混凝土、钢材、玻璃等新材料建造墙壁，造型为长方形，修饰简约。国际风格的一大优势是建筑成本低廉。玻璃墙壁墙体更轻，造价更低，且能创造开阔明亮的室内空间。因此在短短几十年里风行世界。
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1941年）、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年—1965年）等作家以词汇为载体开展写作实验。他们使用破碎的句子和牵强的语法创造新表达方式，以期在潜意识层面上影响读者。这种方式与画家差不多。但即便是文学巨匠，也会因刻意雕琢语言导致文意晦涩难懂。所以该领域探索前景并不可观，不能与画家的探索创新相提并论。因此，二战后，这一文学发展脉络中断。作家转而集中于其他方式，力求不落窠臼。手法之一是，探索过去被禁主题，如性等，以震惊读者。另一手法是歌颂非英雄主角，即创造虚拟角色。该角色与荷马时代以来的英雄不同，不会把自我意志施加给别人和周边事物，最终孤独无助，沦为自身境遇的牺牲品。
在种种推陈出新的手法中，我们很难预见哪些会持久留存，哪些会衰败没落。我们能确定的是，未来的高雅文化正在被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艺术和写作塑造。后人将以此为基础，做出回应，深化阐发。
现代雕塑：全新和陈旧 罗马尼亚雕塑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空间之鸟》（左图）和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的《国王和王后》（右图）都与艺术佳作旧观念有别，创作理念都是不完全模仿自然事物，使其具备现代风范。但这两个作品也互为对立面。布朗库西的作品虽然命名为“鸟”，但其纤巧几何造型从底座飞腾而起，更像是火箭，生动恰切地表达了20世纪科技战胜自然的卓越成就。摩尔的人像形容憔悴，脸庞只有一半似人，让人联想到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神秘记忆，表达了20世纪科技成就的另一面。
如何在建筑上做到与众不同 建筑的国际风格产生了一种相反趋势，即强调与众不同。这两幅图中的建筑是与众不同的典型。上图是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背景中的桥连接悉尼港。歌剧院拱顶采用混凝土浇制，为船帆造型，让人遥想起首批英国殖民者乘坐的帆船。这座美轮美奂的滨水建筑于20世纪60年代落成，是欧洲殖民者和欧洲文明突然植入陌生新环境的生动象征。下图为墨西哥大学中央图书馆。直线造型简约利落，立面饰有色彩绚丽的马赛克画，两者糅成中和。马赛克画成于1950年，设计者是胡安·敖皋曼。创作目的是，描绘阿兹特克时代以来的墨西哥历史，赞颂墨西哥特质，展现墨西哥文化与印第安文明和欧洲传统的汇合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