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不列颠的帝国主义精神和爱尔兰
在整个武装和平时期，德国为欧洲其他各国调整步伐和制定调子。它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新学说对于抵挡不住外来思想猛烈冲击的英国人的心神的影响特别强烈。御偶亲王所推动起来的那一阵对教育的热心，在他死后渐渐消逝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改良上层阶级教育的工作，由于所谓“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在牧师中所唤起的恐惧和偏见而受到了阻碍，这些牧师通过大学评议会支配了这两所大学；民众教育也因宗教的争吵、公共当局的极端吝啬、雇主们对童工的需求以及反对“教育别人的孩子们”的个人主义而受到了摧残。
在拿破仑战争的艰难困苦时期，英国人古老的传统，有啥说啥、依法办事、公平相待和某种程度的共和主义的自由，已经大大地消失了；以伟大的小说家沃尔特·司各脱爵士为主要促进者的渴求一个绚丽如画的境界的浪漫主义感染了国民的想象力。五六十年代《笨拙》杂志连环画里的英国人“布里格斯先生”，穿上苏格兰高地人的服装，狙击麋鹿，很能代表这新运动的精神。
不久，布里格斯先生开始领悟到，直到那时他还没注意到的一件光辉灿烂值得赞扬的事实，就是在他的领土上太阳永远不落。一度曾因为克莱武和沃伦·黑斯廷斯对待印度人的不公正而予以审讯的国家，现在却相信应把他们看作是完全富于骑士精神、献身事业的人物了。他们是“帝国的缔造者”。在曾使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的“女皇”的迪斯累里的东方想象力的诱惑下，英国人很容易地转向近代帝国主义的虚荣。
颠倒了的人种学和歪曲了的历史学使人相信斯拉夫、克尔特和条顿三族混合成的日耳曼人是个与众不同的奇特的种族；这被英国作家们所仿效，他们开始抬出一个新的人种学上的发明，“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惊人的合成品被当作人类登峰造极的代表，它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埃及人、亚述人、犹太人、蒙古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它的白种人光辉的微贱先行者积累起来的最高荣誉和报酬。关于日耳曼人优越性的无稽传说大大加深了波森的波兰人和洛林的法国人的恼怒。甚至更为荒谬的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性的传说，不但在爱尔兰增加了对英国人统治的恼怒，而且在整个世界也降低了英国人对待诸“附属”民族的调子。因为不再尊重他人，培养自己的“优越”观念也就不会再有谦恭和公正了。
对德国爱国的错误观念的模仿并没有以捏造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告终。八九十年代英国大学中聪明的年轻人，对国内政治的平淡和虚伪感到厌倦，他们被这一种自大、狡猾、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帝国主义，被这一个强加在德国青年的思想和行动上的马基雅弗利和阿提拉的结合的新教导所激动，而向它仿效并与它竞争，他们认为英国也必须有它的闪亮的甲胄，也必须挥舞它的上好的宝剑。
不列颠的新帝国主义发现吉卜林先生是它的诗人，并得到一些金融界和商业界人士的实际支持，这班人被新帝国主义的光辉引向垄断和开发的道路。这些普鲁士化了的英国人竭尽全力来仿效德国。中欧本是一个相连的经济体系，最好作为一个整体而活动；新德意志已建成了一个包括所有组成部分的关税大同盟。它自然地变成了一个紧密的体系，好像一个紧握的拳头。不列颠帝国好比一只在全世界五指伸开的手，它的成员在性质、需要和关系上各不相同，除了共同的安全保证外，没有共同的利益。但是新帝国主义者无视那种差别。如果新德意志有一个关税同盟，那么不列颠帝国也必须这样做，它内部各种各样的成员的自然发展也必然到处被“帝国特惠”以及类似的东西所妨碍。
但是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者的运动从没有像德国的那种权威，也没有像德国那样的全体一致。它不是三个联合的而又是各不相同的不列颠民族中任何一个的自然产物。这对他们的性格是不相符合的。维多利亚女王及其继承者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不论在性别、风度、气质还是在传统上，都不想照霍亨索伦朝的样式披上“闪闪发亮的甲胄”、挥动“铁拳”和挥舞“宝剑”。他们明智的地方是不去公然干预公众的意念。而这种“不列颠”帝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引起许许多多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作家们的敌视，他们拒绝承认这个新的“不列颠”民族性，也不接受他们就是这些“盎格鲁—撒克逊”超人的理论。在英国，很多大企业势力，特别是海运业者，是建立在自由贸易根基之上的，他们带着一种有正当理由的怀疑去看待新帝国主义者的财政建议和与他们交往的新的金融上和商业上的冒险家。
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在军人阶级、在印度官场和这类的人中像野火般地延烧了开来。直到那时在英国对军人的存在总是要找些理由来为它辩解的。军人并不适于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里产生了一个运动要允许军人变得和他的普鲁士武装兄弟一样显赫重要。帝国主义者的思想还得到那时刚刚出世的低级的通俗报刊的支持，这些报刊是为曲意迎合初等教育所创造出的新的读者阶层而产生的。它要求一种平易、鲜明、简单的思想来适应还刚勉强能开始思考的读者们的需要。
尽管有这种支持和它对民族虚荣的强烈魅力，不列颠的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充分渗透到英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英国人不是一种思想上容易管教的人，普通的平民，特别是有组织的劳工倾向于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为帝国主义和高额关税而吵闹和多少抱着强迫的狂热的老托利党人、军人阶级、乡村牧师、音乐厅、被同化的外国人、暴发户和新的大雇主们。如果说那次成为不断恼人的创痛的马朱巴挫败纵容了这个国家仓促投入那不必要而又劳民伤财的对南非布尔共和国的征服，那么那次冒险的过度疲乏所产生的一种够大的反作用，也使自由党重新掌权而走向合理和公正之途，并建立起一个南非联邦以消除这一场灾祸的最坏的影响。
在民众教育上和在使公众利益和一般人的财富从少数人的财产中赎回上，继续作出了相当大的改进。在这武装和平的年代里，不列颠的三个民族，遵循相当公平而合理的途径，几乎使同爱尔兰之间长期存在的误会达成了和解。不幸的是正在这项努力的成败关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袭击了他们。
这部《史纲》里对爱尔兰，像对日本那样，只做了很少的描述，而且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边远的岛国，它从这出人类的总戏剧里接受的很多，而迄今给回的很少。它的居民是一种很混杂的人，它的基础，大概是它的主要成分，是发肤黝黑的“地中海”血统，前诺迪克人和前雅利安人，像巴斯克人和葡萄牙及南意大利人一样。在这最初的基础上，约在公元前6世纪时，涌进了一股克尔特人的浪潮——我们不知道混入到什么程度——至少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起一种克尔特语，即爱尔兰人的盖尔语。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之间都有这种或那种克尔特人或克尔特化了的人来来往往，入侵或反入侵。这个岛是在15世纪基督教化了的。后来，北欧人袭击东岸并定居了下来，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改变了种族特质。
诺曼—英吉利人于1169年进入爱尔兰，是在亨利二世之时及以后。在近代的爱尔兰，条顿血统可能与克尔特血统一样强烈或者更甚。直到那时，爱尔兰曾是一个部落的和野蛮的地方，有几个安居的中心，在那里较古老的民族艺术倾向还见于金属制品和圣书的插画中。接着，20世纪英国国王征服了部分爱尔兰，诺曼人和英吉利人在爱尔兰各地分散地定居下来。从一开始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之间就出现气质上深刻的差异，差异又因语言的不同而加深，在新教宗教改革以后变得更加明显了。英吉利人变成了新教徒；爱尔兰人由于自然的反应，集结在被迫害的天主教教会的周围。
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由于两个民族间语言不同和土地占有法以及继承法的不同而发生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断断续续的内战。这里我们不能叙述当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这个不幸的岛上的那些起事、屠杀和镇压；但在詹姆斯治下，随着没收阿尔斯特的大块地区和让长老会派的苏格兰殖民者定居在那里，而发生了新的不和。他们形成了一个新教的共同体同爱尔兰留下来的信天主教的人们进行必然的永久的冲突。
在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共和国以及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时期的政治冲突中，英国事务中的双方都在爱尔兰方面得到了同情者和同盟者。在爱尔兰有一句谚语说：英国的不幸就是爱尔兰的机会。导致处死斯特拉福的英国内乱在爱尔兰也正是屠杀英吉利人的时机（1641年）。后来克伦威尔对凡被发现持有武器的人概不饶赦，用以作为对那场屠杀的报复，这次报复的残酷被爱尔兰天主教徒以极大的悲痛而牢记着。在1689和1691年间，爱尔兰又被内战所分裂。詹姆斯二世寻求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以对付威廉三世，他的追随者在博因（1690年）和奥格赫临（1691年）战役中遭到了惨败。
双方曾达成过一项和解，订了利默里克条约，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和解，在条约里英国政府答应了对天主教徒等一类人大加宽容，但未能遵守诺言。利默里克条约在爱尔兰漫长而辛酸的故事中仍是一项主要的记忆。很少英国人听说过这项利默里克条约，而在爱尔兰它却至今还使人痛心。
18世纪是一个积怨的世纪。英国商业上的妒忌给爱尔兰的贸易加上了很多沉重的限制，爱尔兰南部和西部的毛纺工业的发展被破坏了。在这些事上阿尔斯特新教徒所受的待遇并不比天主教徒好多少，因此他们成了起事者的带头人。18世纪时北方比南方有更多要求均分田地的起义。
让我们在篇幅允许之内清楚地叙述出在这时期不列颠和爱尔兰情况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爱尔兰有一个议会，但它是一个新教徒的议会，比同时代的不列颠议会更受限制和更加腐败；在都柏林城里和附近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和大量的文学和科学活动，这是用英文来进行的，并集中在新教的大学三一学院里。这就是斯威夫特、戈德史密斯、伯克、贝克莱和波义耳这些人物的爱尔兰。它本质上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什么爱尔兰所独有的。在这时，天主教宗教和爱尔兰语言都是在黑暗中被抛弃和受迫害的东西。
20世纪顽抗的爱尔兰就是从这黑暗的爱尔兰崛起的。爱尔兰的议会、它的优美的文学、它的科学、它的全部文化很自然地被吸向伦敦这个重心，因为它们是那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较富裕的地主们迁居英国，让他们的子女在那里受教育。这意味着爱尔兰的财富不断地以房租、花费或投资的形式流向英国。日益增进的交通便利不断地加强了这一趋势，这使都柏林枯竭，使爱尔兰的膏血榨光。联合法案（1801年1月1日）是盎格鲁—爱尔兰议会同英国议会这两个全然类似的体制的自然的合并，它们都是寡头政治，政治上同样腐败。对于这联合，定居在爱尔兰的新教徒是那样强烈地反对——在外部的爱尔兰人方面倒并不那么强烈反对——并在1803年在罗伯特·埃梅特领导下发生了一次没有结果的起事。都柏林在18世纪中叶曾是一座美丽的盎格鲁—爱尔兰城市，逐渐被知识和政治生活所抛弃，并被爱尔兰的外部爱尔兰人所侵入。都柏林城的时髦生活围绕着都柏林城堡里的总督这个中心变得越来越官气十足，它的知识生活有一个时期几乎是空白。
但在斯威夫特和戈德史密斯的爱尔兰同蒲柏、约翰逊博士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英国是密切相关时，在爱尔兰和不列颠的“统治阶级”之间，除了地理这一点外，从来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真正明确的差别时，爱尔兰的下层社会和英国的下层社会本质上却是不相同的。
英国在教育上和政治认识上要求“民主”的力争上升的斗争，在很多方面与爱尔兰下层社会的斗争是不同的。不列颠正产生出一个庞大的工业人口，新教徒的或是怀疑论的；不列颠的确有农业劳动者，但没有自耕农。爱尔兰没有煤炭，土地较为贫瘠，地主居住在英国，它变成了一块交地租的农民聚居的地方。他们让耕地日益退化成为生长马铃薯和喂猪的土地。人们结婚生子，除了在得到威士忌酒时喝上一点，吵点小架以外，家庭生活是他们唯一的乐趣。下面是其惊人的后果。
爱尔兰人口：
在1785年 是 2 845 932
在1803年 是 5 536 594
在1845年 是 8 295 061
到了1845年，贫乏的马铃薯在不断增长的人口负担下供不应求了，于是发生了一次可怕的饥荒。很多人死亡，很多人迁居国外，特别是移居美国；川流不息的移民出境开始了，使爱尔兰曾有一时成为仅余老人和空屋的地方。
现在，由于两个议会的联合，英国和爱尔兰人口中给予选举权是同时进行的。英国天主教徒有了选举权意味着爱尔兰天主教徒也有了选举权。英国人得到选举权是因为他们需要它，爱尔兰老百姓得到选举权是因为英国老百姓已得到了它。在联合议会中爱尔兰席位超额的多，因为原来统治阶级操纵爱尔兰席位比操纵英吉利席位容易些；因此发生了这样的事，在这以前根本从来没有过任何政治工具，也从来没有去寻求一项政治工具的爱尔兰人和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忽然发现它有权在大不列颠的立法机构中投进一大批团结一致的议员。
1874年大选后，唯利是图的旧式爱尔兰议员被肃清了，新被给予选举权的英国“民主政治”发现它面对一个新奇而窘困的爱尔兰“民主政治”，在它的宗教、它的传统和它的需要上都与英国不同，它诉说着普通英国人从没听说过的受害的故事，它愤激地吵闹着要分立，这是普通英国人所不能理解的，给他们的印象主要是不必要地不友好。
爱尔兰人的民族利己主义是强烈的；他们的处境使它强烈；他们对英国的国事不能平心考虑；新的爱尔兰党团进入英国议会来妨碍和搞乱英国的事务，使英国人感到厌恶，直至爱尔兰变成自由的为止。这种精神大受仍在统治着不列颠帝国的寡头政治的欢迎，他们与爱尔兰北部的“忠诚的”新教徒结成了联盟——所谓忠诚就是说对帝国政府的效忠，因为他们害怕天主教在爱尔兰占优势——英国普通人逐渐被爱尔兰普通人这种不加区别的敌视所激怒，寡头统治者则注视着这种激怒并予以助长。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爱尔兰对不列颠的关系的故事是一段反映不列颠帝国的统治阶级最丢脸的历史，但这不是件英国的平民应该感到羞愧的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出善意的迹象。面对着来自保守党和阿尔斯特爱尔兰人的坚决反对，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自由党方面在关于爱尔兰的英国立法上作出了一连串笨拙的尝试，想来满足爱尔兰人的抱怨和取得伙伴的关系。
一个爱尔兰新教徒帕内尔，以自治运动的主要领袖而著称。1886年，伟大的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由于提出第一个爱尔兰自治法案而给自己招来了政治上的灾难，这个法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爱尔兰的事务交给爱尔兰人民的真诚的尝试。这个法案使自由党分裂；一个联合政府，统一党政府，代替了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
对爱尔兰历史的这段插话说到这里正值帝国主义在欧洲流行的时节。把格莱斯顿先生赶下台的统一党政府中有占优势的托利党分子，它在精神上是“帝国主义”的，超过了以前所有的英国政府。此后几年的英国政治史大部分是新帝国主义和英国人气质上的自由主义以及公道合理相冲突的历史，通过这种新帝国主义，狂妄自大的“不列颠”民族主义企求压倒帝国的其余部分，而自由主义则倾向于把帝国发展成为一个自由和自愿同盟的联邦。
很自然，“不列颠”帝国主义者想要的是一个听命驯服的爱尔兰；很自然，英国的自由党人想要的则是一个自由参与的爱尔兰。1892年，格莱斯顿以自治法案获得微弱的多数而重新掌权；1893年，他的第二个自治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却被上议院否决了。然而，直至1895年，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政府才又执了政。支持它的那个党不叫作帝国党人而叫作“统一党人”——当我们考虑到它曾多么坚定而拼命地干着破坏帝国联邦的任何可能性时，这真是个古怪的名称。这些帝国主义者掌了10年的权。我们已经提到他们对南非的征服。1906年，他们在一项仿照条顿方式而建立的关税壁垒的尝试上被击败了。接着掌权的自由党政府建立了南非自治领，把被征服的南非荷兰人变成了满意的享受同等地位的不列颠臣民。自此以后它开始同固执的坚持帝国主义的上议院作久悬不决的斗争。
这在不列颠事务中是一场极为根本的斗争。一方面大不列颠人民中居多数的自由党人真诚地明智地渴望把爱尔兰事务放在一个新的更有希望的地位上，并且，可能的话，把爱尔兰人的敌意变成友好；另一方面是这新的不列颠帝国主义所有的全部因素决心不惜以任何代价和不顾每次选举的裁决——假如可能就合法地，如不可能就非法地——要在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帝国所有其余的人的事务上都同样地维持他们压倒的优势。
这不过是在新的名义下英国社会中长期以来进行的内部斗争；也就是我们在叙述美国的解放时已谈论过的那种同样的冲突，即具有不受拘束的和自由主义精神的普通人反对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大冒险家以及有权威的人的冲突。爱尔兰像美国过去那样不过是一个战场。在印度、在爱尔兰、在英国，统治阶级和与之联合的冒险家们都是同心一意的；但是爱尔兰人民，多亏他们宗教上的差异，同英国人没有一点团结一致的感觉。而像下议院爱尔兰党团领袖雷德蒙那样的爱尔兰政治家们却有一时超越了这种民族的狭隘性，对英国人的善意作出了宽大的反应。
上议院这个障碍缓慢而稳步地被粉碎了，并在1912年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案由首相阿斯奎斯先生提了出来。整个1913和l914年初这个法案在议会中反复争论。最初它答应给爱尔兰全部以自治，但通过一项修正案，允诺在某些条件下把阿尔斯特排除在外。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战争真正爆发后国王批准了这项法案，并且也批准了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暂停生效直至战争结束为止的法案。这些法案都载入了《英国法令汇编》。
但是自从提出第三个自治法案以后，对此法案的反对采取了激烈的毫无节制的形式。爱德华·卡森爵士是这个抵制两个民族和解的组织者和领袖，他是都柏林的一个律师，取得英国律师界的一个成员的资格，在格莱斯顿内阁（因自治而分裂以前）和后起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中曾担任过有关法律事务的职位。尽管他是都柏林出身，他却摆出是阿尔斯特新教徒的一个领袖的架势；他把一般成功的能出席高等法院的律师常有的那种蔑视法律的特征带进了这场冲突，也把某种类型的爱尔兰人所特有的那种天赋的固执、毫不通融、毫不妥协的敌视带进了这场冲突。他是最“不像英国人”的人，阴沉、浪漫、暴戾，从斗争一开始，他就扬言要对第三次自治法案所反复打算建立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间有较大自由的重新联合进行武装抵抗。
1911年，在阿尔斯特已经组织起一队志愿军，这时武器已被偷运了进来，爱德华·卡森爵士和一个名叫F.E.史密斯的后起律师，装扮成半军人模样，在阿尔斯特巡行，视察志愿军并煽动地方激情。这些未来的起事者的武装是从德国得来的，爱德华·卡森爵士的伙伴们的多次谈话中都曾暗示过支持是来自“一个新教大君主”。同阿尔斯特形成对比的是那时爱尔兰的其余部分，他们信赖其伟大领袖雷蒙德和不列颠三个民族的诚意，所以倒是有秩序和宁静的。
这时，这些来自爱尔兰的内战威胁本身，在那不幸的岛国的经历上并不是什么很异常的事，使它们在世界历史上含有特殊意义的是，它们在英国的军人和统治阶级中得到了热烈的支持，以及爱德华·卡森爵士和他的朋友们免受惩罚和限制。
正像我们所讲明过的，来自德国帝国主义的成功和显赫的反动病毒已在整个大不列颠的有势力和繁荣的阶级中广为传播。英国已成长起一代人，他们忘记了他们祖先的伟大传统，而情愿把英国的公平和自由的伟大之处换成帝国主义的最俗气而耀眼的东西。主要是在英国筹募了一笔100万英镑的基金来支持阿尔斯特起事，并且组织起一个阿尔斯特临时政府，英国的显要人物也介入了这场骚乱，乘着汽车在阿尔斯特飞跑，帮忙私运军火，有迹象表明一些不列颠官员和将军们不愿遵守法律而准备了一个按照南美起义方式的宣言。
上层阶级的这一切越轨行动，其自然的结果是使爱尔兰本部发生惊慌，永远不能成为英国的一个现成的朋友了；爱尔兰也轮到它去开始组织“国民志愿军”并偷运武器。军事当局对国民志愿军黑名单上的人物的镇压，却显得比对禁止阿尔斯特输入军火严厉得多；1914年7月，在都柏林附近的豪思的一次私运军火的尝试，导致了在都柏林大街上的战斗和流血。英伦三岛濒临内战边缘。
这就是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者的革命运动的故事梗概。因为爱德华·卡森爵士和他伙伴们的运动就是这样的革命。显然它是一次利用爱尔兰的冲突作为起点，在军队的帮助下，撇开议会政府和不列颠人民慢慢增长起来的不完善的自由，而代之以一个更普鲁士化的类型的统治尝试。它是一小撮约几万人阻碍世界潮流向着民主法制和社会公道发展的反动势力，它同德国容克和富商们的新帝国主义极类似，并且对之是密切同情的。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不列颠的帝国主义和德国的帝国主义是不相同的。在德国这种反动的势力集中在皇帝周围，吵得最凶、最著名的鼓吹者是皇太子。在大不列颠，国王却置身事外，国王乔治五世在任何一次公开活动中都没有露出一点对这新运动的赞同；他的儿子和继承者威尔士亲王的行为也同样是正确的。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在世界上突然爆发了。9月，爱德华·卡森爵士正在斥责把自治法案载入《英国法令汇编》，这个法案被停止执行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同一天，爱尔兰多数人的领袖、爱尔兰的正式代表约翰·雷蒙德先生正在号召爱尔兰人民在战争的负担和努力上，应当拿出一份同等的力量来。有一个时期爱尔兰忠实地、很好地同英国并肩作战，直到1915年自由党政府被联合政府所代替。在联合政府中，由于首相阿斯奎斯先生道德上的软弱，这个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爱德华·卡森爵士（年俸7 000英镑，另外有手续费）立即被他在阿尔斯特起事中的同伙F.E.史密斯爵士所代替。
对一个友好的民族从来没有给过比这更粗鲁的侮辱了。1886年，由格莱斯顿开始的并在1914年这么接近于完成的和解工作最后完全被破坏了。
1916年春，都柏林起来反抗这新政府，但没有成功。起事的首领们，其中很多还未成年，都在故意而愚笨的严酷下被枪决了。和怎样对待阿尔斯特起事的首领们这件事对比来看，这种严酷使整个爱尔兰深深感到这是残忍地不公道。一个叛变者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他因过去对帝国有功而被授爵，这次被审讯并被处决，无疑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他的检举人却是参与阿尔斯特起事的F.E.史密斯爵士——一个骇人的巧合。
都柏林起事在爱尔兰没有得到多少普遍的支持，但是此后建立独立共和国的运动却迅速地成长了，并遍及大部分地方。与这种强烈的感情冲动相对立的，有着像霍勒斯·普龙克特爵士这样的爱尔兰政治家的较温和的思想在斗争，他愿意看到爱尔兰变成一个自治领，一个“君主共和国”，就是说，在帝国范围内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处在同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