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美国和帝国的思想
当我们从这些欧洲列强，连同它们承袭的外事部门和国家政策，转到l776年完全脱离了强权体系的美利坚合众国时，我们发现那些产生于欧洲的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各种力量在美国发生的作用和在欧洲发生的作用形成了最有趣的对比。
对美国和对欧洲一样，机械革命把全世界都带进几天旅程的范围之内了。美国和欧洲列强一样，有世界范围的金融和商业利益；巨大工业制度已经成长起来，需要海外市场；那曾震撼欧洲精神团结的信仰危机同样发生在美国的世界。它的人民和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是爱国的和生气勃勃的。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发展军备和采取侵略政策呢？为什么星条旗不在墨西哥上空飘扬呢？为什么中国不在星条旗下成长为一个新的印度体系呢？打开日本大门的是美国人，它那样做了以后却让这个国家把自己欧化起来，并变成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强国，而从不提出抗议。单单这一项就足以使近代外交政策之父马基雅弗利在坟墓中辗转反侧了。
假如是一个欧化的强国处在美国那个地位，那么英国就一定会延长加拿大边疆，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都建起防御工事——现在它是绝对不设防的——并且会在圣罗伦斯维持一座大军火库了。所有中美洲和南美洲分立的国家早就会被臣属而置于美国“统治阶级”的官员们的纪律控制之下了。还会有持续不断的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化的运动，以及另外提出在热带非洲占有一份的要求了。
奇特的是，美国出了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总统）这样一个和德国皇帝类似的人物。他同样是一个精干好动、好大喜功、华词善辩，一个具有世界政治的倾向、向往武备的本能的敢作敢为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将会使得他的国家卷入海外领地的争夺之中。
而在这方面美国一般却是约束和节制的，除非他们的制度和传统根本不同，似乎很难有其他的解释。首先，美国政府没有欧洲型的外事部门和外交使团，没有一批“专家”来维持侵略政策的传统。总统掌握大权，但是这些权力受到由人民直接选出的参议院的权力的牵制。每项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必须首先取得参议院的同意。这样，国家的对外关系是处于公开的公众控制之下。处在这种制度下缔结秘密条约是不可能的，外国都抱怨同美国达成“谅解”很困难和不可靠——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因此，美国在宪法上使它不能从事如此长久以来就使欧洲经常处在战争边缘上的那种外交政策。
第二，在美国迄今没有过我们可称之为不能同化的属地的组织和传统。在没有君主的地方不能有国王直辖殖民地。在美洲大陆上渐渐扩张时，美国想出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方法来处置新领土，这方法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未定居的地区，但如果太随便地应用在已包含外国居民的地区，那就很不方便了。这个方法是建立在美国制度下不能有一个永久从属的民族这种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通常的同化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在联邦政府下建立起一个“准州地区”，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派遣一名代表出席国会（无表决权），并按事物自然的发展过程，随着这个地区有人定居了下来，并且人口增加了，最后成长到正式的州的地位。这曾是合众国所有较新的州的发展过程，最后正式成为州的准州地区是1912年的亚利桑纳和新墨西哥。从俄国买来的阿拉斯加冰冻的荒野，政治上仍然是未发展的，这只不过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人口来组成一个州。
由于德国和大不列颠在太平洋上进行吞并，会使美国海军在那个大洋上失去加煤站，所以美国吞并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1900年）和桑威奇群岛（即夏威夷群岛，1898年）。在这里美国第一次有真正的必须予以处理的属民。但是美国没有任何可以和推行不列颠意旨的英印官吏相比的阶级，美国采取的程序是遵循准州地区的方法。美国作出种种努力使夏威夷的教育标准提高到美国的水平，并按照准州地区的模式组成一个本地的立法机关，使得这些微黑的岛民看来最后注定会获得完全的美国公民权。（小小的萨摩亚群岛是由一个美国海军行政官来照管的。）
1895年，美国和英国为了委内瑞拉问题发生了一次争吵，克利夫兰总统毫不妥协地坚持门罗主义。奥尔尼国务卿作出这一宣言：“今天美国实际上是这块大陆上的主权者，它的命令对受它干预的人民来说就是法律。”这点，连同已经召开的各种泛美会议，指明在整个美洲有一项同盟和互助的真正公开的“外交政策”。仲裁条约扩展到整个大陆，并且似乎指向逐渐在未来会发展成讲英语和讲西班牙语诸人民间的一个国际组织，一个美洲统治下的和平，由讲英语的人民担任老大哥的角色。这个在形成中的组织不是一个帝国，它的构成的各分子有公开平等的地位，这是远远超过不列颠帝国大联盟的。
和美洲的共同福利这一思想相一致的是，美国在1898年干涉了古巴的事务，古巴多年来一直处在一种长期反抗西班牙的状态中。一场简短的战争以美国获得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而告终。古巴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共和国。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被给予一种特殊的政府，这政府有一个民选的下议院和包含着一开始就由美国参议院任命其成员的上级机关。然而这两个地方的宪法前途到底是什么还不清楚，对这一点的讨论仍然是令人担心的。
古巴和波多黎各都欢迎美国干预它们的事务，但菲律宾群岛在西班牙战争后曾要求完全和立即的独立，并对美国的军事行政管辖进行过相当多的反抗。正是在这里美国的所作所为最接近于强权类型的帝国主义，并且它的记录是最成问题的。在美国有很多人对起事者寄予同情。以下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他写的《自传》（1913年）中的观点：
“关于菲律宾，我相信我们应当尽可能迅速地训练他们使他们能够自治，然后让他们自由地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不相信规定期限让他们在期限内独立的方法，因为我不相信试图预定他们会在多快限期内适于自治的企图是明智的；而且一经作出诺言，我觉得就必须守信。我就职以来的几个月内，我们已经扑灭了菲律宾最后的武装反抗，这反抗并非只是偶尔发生的；一旦获得和平之后我们就把精力转向为土著居民的利益而发展该群岛。我们到处设立学校；我们修筑道路；我们执法公正，我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来鼓励农业和工业；并在不断增长的程度内任用当地人来管理他们自己，并且最后提供了一个立法机关……
“我们现在和以前都是为了菲律宾人自己的利益而统治着该群岛。假如在适当时期之后菲律宾人自己决定他们不愿意这样地被统治时，那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离开；但是当我们确实离开时，必须明白清楚地理解到我们对诸岛不再保持保护国的地位了——尤其是我们不参加对该岛的联合保护国——也不给他们对中立或其他的保证。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对他们绝对地摆脱了各式各样的责任了。”
这是一个与英国或法国的外事部门或殖民部门的官吏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它与那建立起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诸联邦以及为爱尔兰提出三个自治法案的精神相差并不太远。它承袭了《独立宣言》所自出的那较为古老而更具特色的英国传统。它把“被统治的人民”这个可憎恶的观念不加讨论地搁置一旁了。
这里我们不想涉及随着建造巴拿马运河而来的政治纠纷，因为它们对说明美国在处理世界政治的方法这一有趣的问题并不提供新的启发。巴拿马的历史纯系美洲的历史。但是显然正因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内部政治结构是世界上的一件新事物，所以它与境外的世界的关系也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