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发展史——死亡和对思想的毒害

战争初期，众多年轻男性自愿入伍，一些人甚至斗志昂扬，以为国而战为荣，但这种兴奋很快消失了。大部分士兵被迫去了前线，不愿战斗的人成为逃兵被处死。除直接强迫以外，人们也间接地被战争宣传语推动。英语中的“宣传”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传播”一词。混淆视听的思想和图片广泛传播，在自我吹捧的同时贬低敌人。

当然我们今天熟知的宣传早已存在，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有类似的宣传手法。16世纪，它曾为改革派和反对派之争摇旗助威。法国大革命时期，各政党也曾利用宣传手段。但在一战中，人们才首次在大众媒体的帮助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宣传。宣传语出现在报纸上、电影中、海报上、传单上，甚至在明信片上。

电影出现在19世纪末，当时还未普及，因此数百万人首次进入电影院竟然是去观看一战的宣传片。这些宣传片轻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们着迷。当莎拉·伯恩哈特和查理·卓别林等世界上首批电影明星表示支持协约国时，造成的影响就更大。在一部电影中，卓别林扮演了一位协约国士兵，他用巨大的木槌连续敲打德国皇帝的头，直到皇帝下跪认错。

报纸上的宣传则严肃得多。上面写着，敌方军队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妇孺，或砍下他们的手。德军确实在比利时杀害了平民，但报道往往言过其实，描述中充满血腥。战争宣传加深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但其内容往往是蓄意捏造的，或者非常愚蠢疯狂，其目的是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戏谑敌人。例如在德国的海报和明信片上，英国人总以章鱼或蜘蛛的形象出现，它们用吸盘、触手或蛛网包围了整个世界。

在我们取笑这些简陋和低级的宣传，以及当时人们有多天真之前，我们可能要想想另外两件事。首先，宣传和广告一样作用于情绪。就算我们用自己的理解方式解析它，认为它很愚蠢，但当同样的信息无数次重复出现时，依然能给我们留下印象：某个产品据说不错，或者某个政敌是坏人。广告能营造氛围。其次，如今在社交网络上，明显的谎言和假消息也能得到广泛传播，有些甚至是由成功的政党人士和政治家散播的。

一战中的宣传也大致如此，但其效果更显著。很多人当然也认识到这些宣传的不可靠之处。一些人开始表示对大众媒体中的报道和图片普遍的不信任，一切都可能是谎言。背离和夸大事实变得稀松平常，因此人们甚至不能再相信任何说法，最终连文字本身都遭到怀疑。此外人们也无法直接用言语恰当地表达恐怖和混乱。

这些情绪最终呈现在艺术中。战争的残酷让很多艺术家不愿再创作唯美的作品，他们转而创造出贴近现代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拼贴画，由报纸、漫画、照片和文章碎片拼凑而成。一战前，立体主义画派就已创作过拼贴画，其代表艺术家有费尔南德·莱热和毕加索等。但1916年起，一个新艺术风潮——达达主义诞生，其成员创作出对比尤为强烈的拼贴画和画作。一些达达主义者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诗歌，即所谓的“声音诗作”。这些诗句由无意义的字句组成，但其发音本身能营造一个意境。达达主义代表作家雨果·鲍尔曾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登台表演，他站在台上，身穿用纸板制作的自制服装，看起来既像一位主教又像一台机器。鲍尔以卡巴莱的形式朗诵了这段诗：

gadji beri bimba glandridi laula lonni cadori

zimzim urullala yimyim urullala yimyim Zanzibar zimzalla zam

gaga di bumbalo bumbalo gadjamen

gaga dbiling blong

gaga blung

观众听完怔住了。达达主义艺术家们用这些诗歌表达他们对疯狂的战争的看法。这是一种完全新颖的艺术形式，也曾被称作“反艺术”。在此后几十年中，达达主义对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也是后来行为艺术和互动装置艺术的前身，至今它仍在继续影响着喜剧表演和讽刺新闻节目。

疯狂的一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这一天德国投降。投降之后几年中，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帝国纷纷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新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和芬兰。

历史学家至今为止仍然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谁该为一战爆发负多少责任。很显然，德国应该为此负重大责任，一些史学家认为德国是一战的罪魁祸首。的确是它开始了第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但其他很多国家同样难逃罪责。所有国家都实施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军事主义政策。

如今一战被称作“20世纪的原始性灾难”。这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是因为这次大屠杀是20世纪欧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灾难。从另一方面来说，很多人认为，经历过如此多的谋杀和恐怖事件，就像经历过地震或陨石等自然灾害之后一样，人类又重新站在文明开端的原始时代，因此这场战争也是一场原始性灾难。一些人的确希望重新开始，他们试图创造新发明。另一些人更想找回旧的价值观，这是他们在迷惘中的精神支柱。总的来说，原始性灾难之后会出现一些全新的或极端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