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简史—— 1914年1月～1914年5月

3

1914年1月1日的爱丽舍宫的会客厅，外交使团团长、英国大使弗朗西斯·博蒂阁下向共和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先生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德意志帝国大使、男爵冯·肖恩站在外交使团的第一排。几步之遥，半睁着眼的是俄国大使，亚历山大·伊斯沃尔斯基，他笑着，用点头表示赞同弗朗西斯·博蒂阁下的话语：

“刚刚过去的一年，”英国外交官说道，“见证了和平的重建。这一切让我们期待刚开始的新一年不会是动荡的一年。”

确实，巴尔干半岛战火已歇。然而，在场的所有大使，无人理睬塞尔维亚人并未停止鼓动奥匈帝国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民的行为。

塞尔维亚情报部门指挥承担这项任务的秘密组织“黑手社”，并为其提供资金。

每一位大使也都知道军事竞赛将会继续，并将扩大规模。德国总参谋部长冯·毛奇和奥地利总参谋部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时有交流联系。

在阿尔萨斯地区的萨韦尔恩，德国军人和德军口中所说的“阿尔萨斯流氓”之间发生许多冲突。

人们控告这些军官-上校、中尉，追捕、虐待平民的行为。

案件在斯特拉斯堡以冯·罗伊特上校和夏特德中尉被宣告无罪告终。然而法国的新闻界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被法国新闻界视作激进报纸的德国《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引用如下文字：

“刺刀制度在萨韦尔恩的代表们获得了极度的满足。显然，对于军事党派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刚刚来临……”

法国人并没给这来自德国报纸的评论添加任何评价。他们并不利用它。他们不提及复仇。

仿佛夏尔·佩吉一个月前发表的诗歌是在另一个时代所写的。

佩吉赞颂牺牲。

“那些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死去的人们是幸福的。”

他将那些将要接受动员入伍的人们献给了这巨型割草机。他写道：“那些成熟的麦穗、那些被收割的麦粒是幸福的。”

但是，1914年的1月，“战争”和“死亡”这两个词却不再被使用。

弗朗西斯·博蒂阁下谈到了“和平”。

新闻媒体没有夸赞战争的力量，它称颂体育活动。

打拳击、渴望流血的年轻人们给阿格东的回答被遗忘。人们称赞在塞纳河游泳的游泳运动员，彼时河水还在顺流冲走冰块。

大批民众聚集在亚历山大三桥上，为这十名勇敢的青年鼓掌喝彩。新闻报道明确说明是“正在休军假的工人和军人”。他们参加全国促进游泳运动协会所举办的比赛。

人们报告了评论家对一场有2万多名观众到场的法国同爱尔兰的橄榄球比赛的评论。观众们想要围在巴黎王子公园自行车赛场主席台前的那些火盆来取暖。

法国刚开始是领先的，“然而，如同所有伟大的获胜者一样，法国队在胜利中变的萎靡不振”。观众仍继续欢呼喝彩，记者补充道：“这应该被叫作失败。法国被打败了。”

1914年，人们是否真的能经历一个没有危机、亦没有沙文主义的一年？

政治氛围是否每一年都在变化？1913年12月到1914年1月的政治氛围是否有所改变？

阿尔贝·德·曼伯爵的“一场战争将无可避免”的论调是否出错了？

被其对手痛斥为“战争者普恩加莱”的共和国主席在1月1日接待外交使团时，久久地握着肖恩男爵的手。

人们看到普恩加莱邀请了4000名孩童、优秀学生及其家属，让他们到特罗卡德罗宫的剧场大厅围绕着放置在舞台中央的巨大冷杉树庆祝圣诞节和新年。在他的包厢里，他的妻子陪伴着他。普恩加莱为小丑滑稽的演出，为杂技演员的惊险表演而鼓掌。他看上去很放松，没有平日那么冷峻。这些是否是外交策略要转变的信号呢？

在与德方处在危机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刚刚请求辞去其驻俄大使的职位，以便其能再度成为国会议员。他的继任者是外交部政治事务主任莫里斯·巴莱洛格。后者与普恩加莱和德尔卡塞往来密切。但是他是个职业外交官，很可能倾向于用谈判作为外交手段！

1914年是否会是同德国进行大的和解的一年？从1870年到1971年，法德两大国间的关系从未如这一年般，这是矛盾最少的一年。

1月1日，巴黎歌剧院是欧洲首批上演理查德·瓦格纳的《帕西法尔》歌剧的剧场之一。在它之前的是博洛尼亚歌剧院，该歌剧院在0点01分开始上演瓦格纳的《帕西法尔》。

1914年1月1日，瓦格纳的著作进入大众的视野。

巴黎上流社会都急于赶到拉杰内哈尔。剧院附近的街道挤满了从巴黎附近的城堡开来的机动车。在法国，早已有十万辆机动车。贵族们来此庆祝圣诞节和圣希尔维斯特节。

《弗兰克日报》指出是宗教的虔敬接纳了《帕西法尔》。

法国新闻界向瓦格纳的天才致意。他们满足于用“我们的老作家曾写过《珀西瓦尔》”这句话提醒人们。《画报》，这份大周刊用一副描绘第三场最终幕的图作为它的封面。“纯洁的主人公将长枪高举，攀登上奉有圣杯的祭台台阶。”

人们向法国化、而在某些细节上巴黎化的场面调度致意，向安德烈·梅萨热导演致意。但人们夸赞最多的是瓦格纳无与伦比的作品。

为何这两个国家的精英们能够因一部作品的精神而相通？这又是如何办到的呢？他们拥有共同的精神根源，而他们是否会再度互相诋毁呢？

他们的爱国情怀可以在技术革命，即骑车、飞行器、飞艇所准备的文明更迭中团结起来。一名阿尔萨斯工程师，斯皮思在德国人齐柏林之前造出了一台“空气飞艇”，并将该飞艇提供给法军。在1914年1月，这艘飞艇飞越了巴黎。

人们在新年的开始，还强调期待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让步的竞争。

法国飞机和法国汽车同德国制造争相想要成为新的纪录持有者。

在一架往返巴黎与开罗的飞机停留在耶路撒冷时，法国宗教组织管理的圣保罗中学的学生唱道：

“你背负着什么呢，我漂亮的鸟儿。

当你张开巨大的双翼，

越来越骄傲，越来越美丽。

你劈开蔚蓝天空，我漂亮的鸟儿？

我背负着你的荣光，啊！法国！”

爱国主义的表达不应该带有倾略性。

男爵冯·肖恩德国驻法大使

1914年1月20日，普恩加莱总统恢复了一个被废止了几十年的传统：他接受了来自德国驻法大使，男爵冯·肖恩的晚餐邀请。

这是一场非常盛大的晚宴。

“昔日的欧根亲王的公邸，今时的德国大使公馆可能从来没有如此熠熠生辉。它不曾见过这般多的华丽车队在大理石台阶前来来往往。”《画报》周刊的一名记者如此写道。

晚宴的餐桌用花装饰成法国三色，法国部长们和政府总理加斯东·杜梅格也参与了晚宴，记者继续道，而在晚宴过后，接待所有在巴黎的外国贵族的宴会开始了。

夫人们都围绕在总统夫人，普恩加莱夫人周围。这些夫人大部分人都戴着头冠或冠冕状的发饰。而普恩加莱夫人的发型则留出了两绺微微晃动的秀发做装饰。

“宫廷礼仪，这是极为隆重的礼节的展示。”

普恩加莱同男爵冯·肖恩和利奥泰将军进行交谈。“轻松、礼貌的氛围。”

报纸报道强调指出，普恩加莱总统早已在奥地利大使和俄国大使家中用过晚餐。他还接受了土耳其大使的邀请，继而又接受了意大利大使的邀请。

这难道不能证明，1914年1月一种新的政治氛围已经在欧洲列强间形成吗？

这是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总统第一次接受德国大使的邀请！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要保持一种在我看来，就像是赌气的传统！”普恩加莱如是说道。

他说，同冯·肖恩男爵的谈话仅仅只是“沙龙里愉快的对话”。

然而这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为了能使这个夜晚的政治意义更加清晰，普恩加莱故意在德国大使处逗留了许久。

他解释道：“法国并没有用它的方式理解和平，也没有明白缄默，更没有理解人们内心的想法。”

4

雷蒙·普恩加莱是否说服了他的德国谈话对象，说服了在后者身后的德国舆论，告诉对方法国的合理、和平的诉求？

当人们读到冯·肖恩男爵的回忆录时，可以对此产生怀疑。德国大使很想承认：“普恩加莱总统抛弃了他前任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但是，他马上补充道：“皇帝威廉二世陛下也完成了破冰之举。他在摩洛哥和刚果条约签订后 ⁽¹⁾ ，就在柏林接受邀约并前往法国大使公馆。”

对于冯·肖恩而言，普恩加莱的到访“只是在有政治困难的情况下的礼貌表现，我不赞同那些准备将此视作高层政治意图表达的观点。”

冯·肖恩男爵并不认为德法之间的政治氛围有所改变。

“想要转移人们现有的与我们敌对的情绪，似乎是一种幻想。”他写道。“那每天都将法国反对德国的风帆吹得更鼓的风变得加倍猛烈。”

事实上，不管冯·肖恩男爵如何想，两国元首，雷蒙·普恩加莱和威廉二世分别到访德国驻法大使和法国驻德大使的举动，标志着1914年1月国际关系有所缓和。

战争总是在徘徊之中，但是，看上去它走远了。摩洛哥和巴尔干半岛危机都已解除。不过，政府间仍在彼此窥伺。

法国政府总理加斯东·杜梅格在1月的最后几日，得知共和国总统将于7月访问俄国。

普恩加莱的所有前任都曾进行过这一惯例访问。此行突出了法国对俄法联盟的高度重视。

于是，从1914年1月起，外交机构就着手为国家元首外出访问进行准备。

按计划，总统将于7月15日离开巴黎。在回程途中，普恩加莱还将访问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

普恩加莱将在政府总理的陪同下，登上“法兰西”号装甲舰。

加斯东·杜梅格对陪同出行并不抱有幻想。

只有极小的可能，他届时还会担任政府总理一职。

议会选举将在1914年5月到6月间进行。竞选战从1月就已开始。

左翼-社会党饶勒斯和激进党卡约，将组织反对三年兵役条款的运动。这使得“民族主义者”一方或简单地说“爱国者”，同另一方“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曾经被允许参加阿尔克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的知识分子沙龙的饶勒斯，感到自己被疏远了。作为沙龙的常客，美术系主任亨利·荣臻要求剔除饶勒斯：

“饶勒斯想用他的革命空论主义来赞同裁减法国军备。”他重复道。“在他背后有什么呢？有的是那暴乱者和无国籍者所组成的军队……不，很显然，我们避开饶勒斯会更好。他同我们不是一路人。”

深感受伤的饶勒斯给侯爵夫人写信道：

“看到我们因某个误解，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期分离，我感到非常痛苦。而您不承认我为民族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也令我万分难过。我坚信人们正要将这个国家从做出有益的努力的道路上引开，并让它远离良知。您对我所犯的错误只是这段艰难时期我所经受的考验中较为轻微的……”

然而，阿尔克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的大门依旧对饶勒斯紧闭。

很大一部分精英阶层的人重申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且转而为“法国文明”辩护。

当时特别受欢迎的作家安德烈·纪德，他最近出版的书《梵蒂冈的地窖》获得广泛的赞誉。纪德为犹太文学甚嚣尘上的而唱起的“凯歌”感到担忧。他写道：

“如果我国的文学靠牺牲它的涵义来进行自我丰富，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法国人不再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与其让粗鄙的人代替他们、以他们的名义进行文学创作，倒不如让法国文学就此消失。”

而饶勒斯在1914年1月26日于亚眠开幕的社会党大会上所倡导的有关法国的观念，人们还无法达到这种视角高度。

这表现出的是另一个样子的法国。

饶勒斯喊道，在1914年5月到6月期间的竞选中，我们应该同“沙文主义和军事行动”斗争。“开始战斗吧！”伴随着喝彩声与国际歌的歌声，他最后说道。

不过，饶勒斯的声音却颤抖了许多次。

饶勒斯已经55岁了。每天，他都会遭受到民族主义者充满仇恨与憎恶的袭击。他被死亡威胁着。头脑清晰的他估测着国际形势所潜藏的危险，他极其敏锐，他非常聪慧。但这些都让他变得焦虑不安，变得越来越悲观。

他就人们对理智的批评发出警告。人们对理智的批评激发战争、暴力，“野蛮行径的内在力量通过出奇无礼的方式伪装成了法国文明的卫士。”

保罗·德乎莱德

他的几个同志还有他那看到战争即将到来的朋友弗朗西斯·德·普桑斯的死令人感到不安。饶勒斯用严谨的口吻提到“不可战胜的希望就在我们身上……那存在于社会主义中的生命的力量，它将战胜所有的不幸，驱散笼罩在个人命运头上的乌云。”

在演说结束时，他说道，“这条道路两边，多是坟茔。但是这条道路将通往正义。”

而对于这句话，只需要将“正义”一词换做“复仇”，这样它便能被十万人所复述。1914年2月3日在里昂火车站，这些人挥舞着旗帜，用响亮的声音唱起“马赛曲”，他们迎接保罗·德乎莱德的遗体。保罗·德乎莱德几十年来一直参与民族主义运动，还组建爱国者联盟。他于1月30日在尼斯去世。

普恩加莱总统用一封公报表达其对这位民族主义者的逝世的致意。

有着查尔斯·莫拉斯和许多其他议员和部长（巴尔杜、白里安……）的丧葬队走向圣奥古斯汀教堂。他们在协和广场那被黑纱蒙住的雕塑前停下，这座雕塑象征着斯特拉斯堡。旗帜似乎都垂下了头。

人群一遍遍喊着“法国万岁！”

在许许多多的城市，诸如格勒诺布尔、南锡、波尔多等，数百名来自法国运动、组织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向保罗·德乎莱德这位1870年出生的战士，这个《士兵颂歌》的作者，这个被新闻界视作“复仇思想的拯救者”致意。

1914年1月的平静，只是表象而远非事实。战争依旧在伺机而动。

5

复仇？

复仇只可能是个“好战的人”。

1914年2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向德乎莱德致敬。人们赞颂的是“战士”，人们回想着他在1870年至1871年所进行的战斗。

“这就是战场，”法兰西院士亨利·拉弗丹写道，“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的初出茅庐的的猎兵，那般瘦弱、干瘪、骨瘦如柴……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片土地需要他的捍卫，他从未出让这片土地……不要说他已死去了……他行走着，他前行着，他敲着门……他拍打着玻璃窗。他在说话。他说了什么？他说：‘总是……依旧。总是……依旧。’他只说了这些，用法语说了这些。而这并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雷蒙·普恩加莱的那次到访，他在德国大使家用晚餐的事件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

如今，一个月后，共和国的总统以一种军人式的语调发出了这样的喊声：

“比起无国籍者所宣扬的论调，我更忧虑伪装成和平主义者的阴险博士还有怯懦的喜欢乱出主意的人。”

他用马赛曲对抗国际歌，用三色旗反对红旗。

显然让·饶勒斯成为了他的目标。普恩加莱开始了竞选运动。选举活动将在两个月后进行，而三年兵役条款将成为这场交锋的核心主题。

“我支持法国。”普恩加莱如是说。“我反对所有背叛、背弃、抛弃法国的人。”

新闻媒体界支持普恩加莱，作家们激起人们的爱国精神。

年仅25岁的让·谷克多的才华早已令人瞩目。他发表了一首《致霞飞将军颂歌》。霞飞将军自1911年起担任军队参谋部长，他是一名坚定的三年兵役条款拥护者。若是战争爆发，他还将是不惜一切代价发起攻势、进行拼命攻击的作战策略的信徒。

霞飞和政治界想象着一场短暂的战争。他们以为士兵们发起的突击浪潮将粉碎德军的前线。包括贝当将军在内的极少数军官，强调了新武器（机枪、重炮、穿甲弹）火力猛烈。而这令他们被当作在打退堂鼓。人们指责这些军官不相信法兰西民族的英勇和军事能力。

战争的氛围在1914年2月、3月间迅速渲染开，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被这种战争的气氛所感染。不过，在此期间不曾有任何能破坏国际关系的危机发生。

然而，俄国决定在这个和平时期，将入伍士兵人数从四十六万增加到一百七十万人。

英国增加了六十二万五千英镑的军队财政预算，故而其此项预算达到了二千九百万英镑。

法国陆军部长约瑟夫·努棱恳求增加七亿五千四百万法郎的预算。俄国人又向法国借了八百二十二万一千法郎。法国借贷给俄国的款额高达36.4亿法郎，其中三分之一是沙皇政府做保借出的。

这水涨船高的军队预算和借贷都揭示了军备竞赛的加速。

1914年3月17日，首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言，他试图说服议员，让他们继续发展海军武装。

“人们还不曾向议会提交过，”丘吉尔说道，“一份跟海军一样高的预算。我们希望在德国造了5个舰队的时候，英国能有8个舰队在服役。那么德国在它的项目上落后了。”

温斯顿·丘吉尔

德国否认对“爱国”舆论感到忧虑。德国海军元帅冯·提尔皮茨则断言：“德国海军的筹建并没有落后。在预算年度期间，14艘新战船将可以投入使用。”

奥匈帝国的军备开支本就占了帝国预算比重的最大部分。为了控制亚得里亚海，奥匈帝国也在增强其海军实力。

不过，俄国想要阻止奥匈帝国的这一策略。它想要成为斯拉夫人民的盾与剑。

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言人，鲍勃林斯基伯爵宣称：“俄国准备进行对泛日耳曼主义最后的报复。俄国想要达达尼尔海峡。”

这些目标、这些建造新战争舰艇的工程、整个欧洲大陆的铸造厂都在铸造着钢铁，冶炼厂用这些钢铁制造武器。鲜有政治家察觉这些现象宣示着：巴尔干半岛局势再次紧张，各方联盟机制带来的一连串事件很可能引起一场欧洲范围内的战争。

正是丘吉尔写道：“1914年春夏，欧洲被一种异常罕见的静谧打上印记。”

不过，人们十分清楚，奥匈帝国已然决定不再容忍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在巴尔干半岛的进一步举措，即使这是打着塞尔维亚人的幌子！

人们知道，俄国资助、有俄国代理人支持的民族主义秘密团体已经坐不住。他们在自己的爱国诉求推动下，被俄国沙皇，这斯拉夫人强有力的保护者所煽动。

人们知道，德国将会支持奥匈帝国，而法国则会是俄国忠实的伙伴。

能使有如大地震的战争发生的力量已经就位，但它尚未被激发。它在积蓄着一种毁灭性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日强过一日。

“欧洲是否会继续如此？”饶勒斯大喊道，“或者，人们将会以对这诸多的蠢事和不正直行径的厌弃作为结局？”

而回答这些焦虑的问题的，是和平主义者的强大意志力。

在柏林，德国和平友好协会一直试图推进德法之间的互相谅解。

演说家从巴黎远道而来，他们不断重复道：“法德之间并不存在世代相传的敌意。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想要和平。”

柏林居民的掌声表达了对这类演说的欢迎。

这就足够了吗？

“欧洲是否最终明白它无法舍弃良心？”饶勒斯如斯问道。

6

良心，这个词从1914年的这个3月起，就不再为法国被人提及。而很快4月26日的议会选举就要举行，而第二轮选举就在5月10日，良心还将被提及吗？

是高尚一词为这些斥责、诽谤、控诉、仇恨辩护，掩盖了这一切。如注的斥责、诽谤、控诉、仇恨倾入这场选举运动。每个人都认为这场选举是决定性的。它决定着饱受质疑的三年兵役条款的去留，以及法国所有的对外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暴力是无可匹敌的因素。

大新闻媒体、共和国总统府调动他们所有力量来反对“德方党派”－社会党饶勒斯和激进派卡约之间的联盟。

这些年，饶勒斯早已经是所有攻击的目标人物。而约瑟夫·卡约却幸免于此。

恰是卡约在1914年的春天成为了主要的攻击目标。人们不仅指控他背叛祖国，1911年在“摩洛哥危机”期间同德国交易，还指责他是开始征收所得税的拥护者，指责他是“税收查问人”，是“蛊惑人心的财阀”。

为了反对饶勒斯和卡约，选举运动聚集了一个混杂的联盟。这当中有许多坐拥着财富的人。民族主义、与俄国的同盟及对三年兵役条款的捍卫成为这个联盟的粘合剂。

人们看到君主主义兼民族主义思想家莫拉斯、艺术家白里安、前社会主义者普恩加莱和他的对手克列孟梭肩并肩在一起。

这不过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军事宣言，“斩钉截铁的言语，而不仅仅是简洁的话语。”

人人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

“饶勒斯先生总是对着未来说话。而我，我只与现在对话。”克列孟梭说。

饶勒斯如是回答道：“您在德乎莱德离去后空置的岗哨亭里站了岗。”

这正是“民族主义”和它所携带战争的危险，而战争的危险正是选举运动的核心。

社会主义者在全法上下分发印有饶勒斯曾在其书《新军队》中发表的论文的册子。

然而新闻媒体和部分舆论为这篇名为《社会主义，即是和平》的文章感到十分震怒。

莫拉斯的《法国运动》，还有诸如《小巴黎人》《费加罗报》等大日报，以及天主教报，如《十字架》《朝圣者》，反复地说着饶勒斯和卡约并不是“爱国者”，说着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谴责不过是一面屏风，在这背后，他们密谋着以牺牲法国的利益为代价，同德国交易签订协议。

《十字架》因此在首页以《两个朋友》为标题刊登了饶勒斯和德国皇帝的许多照片。

在这场选举里，人们首要的斗争的目标根本不是政治方向，而是他们想要摧毁的人。

约瑟夫·卡约

加斯东·卡尔梅特领导下的《费加罗报》刊登了卡约写给已经同他离婚的第一任妻子的信件中同政治有关的选段。文章原稿写于1911年。

1914年3月13日那期《费加罗报》首页标题：《卡约先生阴谋诡计的证据。他的思想被他的留下的文稿所揭露。一份惊世骇俗的文件》

卡约在这封私信里写道：

“我要经历两次累人的议会会议。一场开始于早上九点结束于中午；另一场在下午2点，而我在8点才刚刚结束会议，已经精疲力竭。”

“此外，我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我粉碎了（卡约下划重点线）征收所得税的提议，虽然我看上去像是在为这个提议辩护；中间派和右派都为我欢呼，并且我并没有让左派太不快。我成功地转变了方向，倒向右派，这是不可避免的……”

加斯东·卡尔梅特为公开这封私人信件的合法性作辩解。“尽管不为信件持有人、它的拥有者及其作者所允许，我的尊严从中感受到真切的痛苦。但我们不要忘了，我是在同一个当自己的利益攸关其中的时候，他就要取消法律本身的人作斗争。因此，为了拯救我的国家，我必须将我看作不得不四处抽丝剥茧找出变质的真相的人。人们日后将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

卡尔梅特宣布他将刊登其他证明财政部长卡约包庇了一名被司法起诉的商人罗歇特的信件和文件。

财政部长的现任妻子亨莉埃特·卡约并不支持这场运动。这是一个冲动的女人，她深信是她丈夫的第一任配偶向卡尔梅特提供了这些信件。

亨莉埃特给她的丈夫寄去了这样一封信件：

“你告诉我，最近你会让卑鄙的卡尔梅特闭上那张臭嘴的。我明白，你的决定是不可能改变的。而我，我也下定了决心。我，将会去伸张正义。法兰西和共和国需要你：而将会是由我来进行这次行动。”

“如果这封信被交到了你手上，说明我已经或尝试过伸张正义。”

“原谅我，但是我已不再有耐心了。”

“我爱你，带着我内心最深处的爱意亲吻你。”

“你的亨莉埃特。”

1914年3月16日周一这天，在写完这封信件后，亨莉埃特买了一把布朗宁手枪，出发前往《费加罗报》编辑部。她要求加斯东·卡尔梅特接待她。她从手笼里掏出武器，朝着卡尔梅特连开了5枪。

卡约为此辞职。人们又重新翻开“罗歇特事件”，而饶勒斯则被选为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种将饶勒斯牵扯其中，强行让饶勒斯和卡约断绝合作的手段。他将给出一个适当的判决，表明不会起诉卡约。

议员莫里斯·巴雷斯也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他名为《垃圾场里》的一系列文章中写道：“我要总结下我的感觉，我能说带领我们的人，在这个革命家身上，能看到一名出色的索邦大学的论文导师的身影。”

承担了“处决”卡约任务的是新闻界，其中《法国运动》首当其冲。

新闻界揭露“卖身投靠者和杀人犯的共和国”“德国走狗卡约和杀人犯女士”。

“卡约是一个出身富贵的无赖，他是一个追求享乐的诈骗犯，他的双脚站在粪便中，双手插在德国给的金钱中，身上溅满了被受其怂恿的妻子杀害的卡尔梅特的鲜血。他继续穿着光鲜亮丽，这个政府的苦役犯，这个戴着高礼帽的刺客，这个用土地来兑换现款的送货人……”

人们还能进行更过分的言语暴力行为吗？还能有已经变为一场对谋杀的召唤的暴力行为更可怕的事吗？

这番致命的话语将会在一个月后要进行投票的选民中得到什么样的反响？

7

选民要在1914年4月26日和1914年5月10日进行两轮投票，而他们的选票是很明确的。

由共和国总统亲近的白里安和巴尔杜创立的左派联盟，这一被卡约和饶勒斯称为变节者联盟的运动失败了。

中间派退却了，右派被彻底打败。

饶勒斯以他从未获得过的最多票优势当选，然而尽管卡约夫人因为谋杀而被收监，并且将在7月才会进行对她的审判，卡约仍然以仅仅少了饶勒斯几百票的优势再度当选。

选民并没有跟随普恩加莱，也没有支持那些以外来威胁为名，而鼓吹保留三年兵役条款，还反对征收所得税的议员们。

大部分法国人认为政府、总统和大新闻媒体想用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可能带来的风险来转移人们对卡约所坚持的财政改革的关注。

选民拒绝了三年兵役条款，他们希望建立所得税征收制度。

三年兵役条款发言人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人，约瑟夫·雷纳克被打败了。社会党赢得了29个席位，而激进党获得了23个。后者有一个拥有136名议员的议会团体。

在议会总共设有的603名议席中，有269名议员反对三年兵役条款。

对普恩加莱和他的朋友而言，这着实让他们震惊。

对于所有阿格东来说，失望、沮丧是苦涩的。他们将青年同一些他们询问的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年轻的人相混淆。

大新闻媒体的记者无法驱散他们的沮丧。

“社会主义在竞选运动中的取得进展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异常可怕。”人们在《巴黎回声》上读到。

阿尔贝·德·曼，在这份报纸上写着：

“试着吹毛求疵指责这些结果是为了安抚公众舆论，这一行为是毫无意义的。”

莫拉斯不堪重负。

“各省的投票，”他写道，“牵累到了三年兵役条款的实施，还威胁到了兵役法的存在。”

莫拉斯明智地猜测认为这些选举能给法国对外政策带来彻底的改变。他认为一个像约瑟夫·卡约一样的男人从来不赞同法俄的联盟。在他看来，让·饶勒斯曾多次谴责巴黎给沙俄制度提供帮助。沙俄制度下的对外政策，在饶勒斯看来，是好战的、充满危险的，并且它的对内政策是镇压性的。

法兰西共和国不能和俄国为伍而牵累自己。

在巴黎，证券交易所非常焦虑。

如果政策改变了，那法国对俄国的债权又会变得如何呢？俄国自1883年就开始向法国借贷。

沙皇的大使伊斯沃尔斯基非常烦躁、恼怒。

作为普恩加莱的知己和朋友，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巴莱洛格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如果三年兵役条款被更改，法国同俄国的联盟将被重新商榷。

“到底是谁在统治巴黎？”饶勒斯问道，“是法国公民还是俄国沙皇？”

卡约比饶勒斯更激进，他宣称：

“在我看来，要想挽救世界和平，唯有普恩加莱先生离开爱丽舍宫，这项行动是必要却粗暴的。”

不过，普恩加莱是一个不愿承认被打败的人。

作为爱国主义者、洛林地区人、共和党人，他坚信保存三年兵役条款是必要的，它能为法国的安全带来保证。

因此，他不愿解散新组的议会。他考察新议员的政治信仰。坚定不移想要废除兵役条款的多数团体并不存在。于是，游戏拉开了序幕。

普恩加莱告诉他的亲近：

“一些右派报纸建议我采取暴力，这只能是一时冲动……法国已经经历过个人集权，法国不会再重蹈专制主义的覆辙，更不打算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将忠诚地履行交付给我的执政官职责。”

他先是为继续维护法俄联盟而感到担忧，他知道，作为共和国总统，他有权力对法国对外政策施加极大影响。他坚决要这么做。但是谨慎是他性格的特征。

在民族主义者当中，有部分人想要一个更具倾略性对外政策，而普恩加莱不对他们让步。莫里斯·巴雷斯在他常去的沙龙上，表达了对法国力图避免战争的无与伦比的构想感到遗憾。”

同当初他的前任法利埃总统一样，普恩加莱坚信不疑，认为“倘若法国人民意识到遭到了攻击，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像一个人一样迈步行走，但是他们绝不会为了弥补他们其中一名部长的所犯蠢事而行动。”

于是，普恩加莱带着决心，用了一些手腕展开行动。

政府总理加斯东·杜梅格辞职后，普恩加莱选择了一名来自社会党的议员维维亚尼来代替他，尽管维维亚尼没有将票投给了三年兵役条款。

然而维维亚尼只是一个智商平平的人，他并没能成功地组成新的政府。反对三年兵役条款的激进党拒绝成为其中一员。饶勒斯和社会主义者则为他成为新任政府总理感到高兴。

饶勒斯甚至写道：

“三年兵役条款危害了国防。正因为外部局势将变得更让人担忧，废除该条款才更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番言论让军界和民族主义者非常愤慨，也震惊了爱国主义者。

事实上，这种情境下的假象是，出现了一个卡约—饶勒斯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想要通过同德国达成一个妥协方案，为一个新的对外政策寻求基础，同时它也能达到抛弃欧洲调解这一政策基础。

卡约，在国民议会的走廊里向饶勒斯叙述了他的计划。

他说：“事情只有在社会党给予毫无保留的帮助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而不仅仅是议会里的合作。我们还需要在政府里的合作。”

卡约沉默了一段时间，他要斟酌接下来他要说的话。

“至于我，”他继续道，“我没看到有任何能在当前获得政权的可能性，除非您能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进入内阁。”

人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任命意味着政治格局的颠覆。

事实上，是法国和欧洲的历史将被改变。

饶勒斯进入外交部！

他聆听着。他将承诺提供他的帮助。确实，社会党回避参与到“资本主义”的政府中。但是此外，第二国际动案里也预见了一些特殊情况。

饶勒斯明确说道：“考虑到危险的迫近，以及危险的严重性，应该排除党派中的经院哲学。”

在这些时刻中的短暂的希望消失了。

人们马上就要战胜的兴奋和压抑的感觉。而因为人们用尽全力支持他们顽强斗争着的斗士们，他们将得以在最后把战争紧紧关在门外。

确实，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所见，就是要找到一个新的多数派的政府总理。这是历史踌躇的片刻之一。

当然，隐秘的决定论还在发挥作用。在远方，在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黑手社”的恐怖分子准备着他们的手榴弹和手枪。

他们知道奥匈帝国皇储，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主张通过奥匈帝国联邦的架构，创建一个能够集中巴尔干半岛所有斯拉夫人的斯拉夫中心。

然而，得到俄国人支持的塞尔维亚人也有同样的计划。不同的是，塞尔维亚才是那集中斯拉夫人的中心。

不过，即使如此，人们也能改变命运的走向。饶勒斯是这般想的。普恩加莱也这样认为。

非常巧妙地，共和国总统选择了亚历山大·里博作为新政府总理的候选人。这是一种挑衅，好比是在一头年轻的公牛前挥舞一块红布。

因为参议员里博，是多年来议会右派首脑之一。他早在10年前就反对饶勒斯对待法国同俄国协约的态度！而恰恰是这个70岁的保守派被普恩加莱推到了舞台前方。

这是个坚定的男人。1985年后，他便不再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但是，他很快组成新政府，而在这届政府中，德尔卡塞再度成为战事部长。1914年6月12日，里博在众议院前亮相。

普恩加莱是否希望看到他的成功？他太了解他的政治世界，以至于他不会去这样想象。然而，正因此他才利用议会的决定为他谋得一个成功的机会。同时，也展示了他个人的决心。这才是他做的选择，共和国总统的选择。

在众议院，多是抗议反对里博之声。人们对共和党进行了侮辱。“国家等待的不是你们，”社会党甚至叫嚷：“里博该躺入拉雪兹神甫公墓了！”

里博面对了这一切，他为三年兵役条款辩护。“就我所知……”他开始说道。

亚历山大·里博

马塞尔·森巴站起来，打断他：“可以是任何别的理由，但不是你说的那个，不是恐慌……”

人们进行投票：里博以306票对262票的情况被投以不信任票。在巴黎，示威人群在街道游行，并喊着“普恩加莱下课！”

饶勒斯十分兴奋：“人民的意志，”他写道，“能够对抗一切反动、诡计和暴力等组成的力量……”

他的笔飞快地写着，那般坚定，被人民能够也必须取胜的信念所驱动着。

饶勒斯说他看到“果断的、善讽刺的、无情的共和党站起身，并对大家，对普恩加莱、对霞飞将军、对巴莱洛格、对所有个人权力烟雾的制造者、对所有的恐慌制造者还有那些学院和前厅寡头说道：‘法兰西共和国它开口了。它的声音必须被听到。’”

因为饶勒斯很清楚，是普恩加莱制造了这场赌博游戏，这正是为什么这一局如此困难，且赌注如此之高。也是总统自己将以被打败者或是胜者的身份离开。因此，饶勒斯直接向总统喊话：“普恩加莱先生，”他提问道，“他是否想要成为一个坏脾气、固执的总统，他是否希望自己向后紧靠进退两难的境地：屈服还是辞职？”

饶勒斯犯了双重错误。

他低估了普恩加莱。在打出里博这张牌后，总统又打出了维维亚尼这张牌。这就是我妥协后的候选人，他这样说。如果你们再次拒绝这个候选人，那就会有危机了，可能是一个制度上的危机，在这个国际局势如此紧张的时期下的危机。

勒内·维维亚尼

饶勒斯的另一个错误：他高估了激进党议员。长期危机的风险让他们很焦虑。议会体制造成了对各种观点的侵蚀，在这种体制下，只剩中庸的解决方式。难道这不正解释了维维亚尼事件？我们难道没有通过拒绝里博表明了我们的信念？

维维亚尼组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政府，并且1914年6月16日他在众议院前宣布将坚持“如实地施行三年兵役条款”。

那些曾经拒绝过他，曾经排斥里博的，似乎准备好迎接一个卡约－饶勒斯共同执政的政府的议员以362票对139票对维维亚尼投了信任票。饶勒斯和社会党则对他投了反对票。

饶勒斯感到很苦闷。

他谈及国家的期待，谈及“被诱骗的士兵”以及“落空的期待”。“士兵们，毕竟，”他说道，“有权相信在他们内心深处，政治家将一直存在。”

他观察到，此时情形的严重性和人们作出抉择所需要的勇气和清醒的神智之间，存在一种有时让他不堪重负的差距。他说道：“一切都是混乱的、晦涩的、矛盾的、难以维持的和无法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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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与德国间由于摩洛哥问题出现的危机，分别出现在1905年和1911年。摩洛哥危机最终以折衷协约解决：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德国则获得了黑非洲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