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简史—— 1914年6月28日～191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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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这个周日，在萨拉热窝，仿佛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推动下，历史突然转变了方向。

波斯尼亚首府的大街上，刺杀事件的目击者奔跑着，叫嚷出他们的恐惧和愤怒。

是那些克罗地亚人，他们是奥匈帝国忠诚的属民。

他们拿起粗短的木棍武装自己，追捕塞尔维亚人，追到了他们的住所，破坏他们的住地，毁坏那些扔到街上的家具。

“去死吧，塞尔维亚人！”他们吼道。这爆发的实是一场大搜捕。

在人们放置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和霍恩贝格女公爵苏菲遗体的医院前，聚拢的人群摇晃着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画像。

有人说弗兰茨·斐迪南在死前，对其妻低语：“苏菲，不要死，不要死，为了我们的孩子活下去。”

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在场的记者都急于奔向电报局。《画报》的通讯员以这样一个句子开篇他的电讯：“ ‘一场与无用且不可理解的犯罪无异的谋杀’刚刚发生了，这使整个奥匈帝国沉浸在哀伤之中。”

当人们告诉他这一噩耗时，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正在他的一处避暑山庄－距离维也纳200公里处的巴德伊舍宫。这个84岁高龄的老人再度垂下了他的头颅，仿佛有人扼住了他的颈项。

“天塌地陷”，一名目击者如是说。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流下了泪水，他低语道：

“太可恶，太可憎了！在这片土地上，我不曾幸免于任何一种的苦难。”

他再一次体验到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深印记的悲剧。儿子鲁道夫在梅耶林自杀，他的二弟马克西米连在墨西哥被枪决。

他重新站了起来，发出了命令。

明天一早，他将出发前往美泉宫。新的皇储，卡尔·弗兰茨·约瑟夫，将在维也纳火车站迎接他。现在最迫切的需求，是让外交部制定并采取一些措施对抗塞尔维亚。

因为被逮捕的阴谋分子中首批招供者证实他们曾接收塞尔维亚军人提供的武器。有人让普林西普携带手枪和炸弹跨越边境，来到萨拉热窝变得更容易。

塞尔维亚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对这起由“黑手社”支持的阴谋一无所知。

确实，在这起谋杀案发生的前些日子，塞尔维亚当局告知了奥匈帝国大公前往萨拉热窝存在的风险。不过，这可能只是一种遮掩塞尔维亚在事件中扮演角色和洗脱其责任的方式。

谋杀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人们在维也纳是这样分析这起事件的。塞尔维亚政府被认定有罪，它似乎参与了这起事件中。

在奥匈帝国许多城市里，对塞尔维亚人的敌意和仇恨都表现了出来。而在维也纳，人们则在准备着回击。

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反复说“上帝的意志已经实现”，他表现出支持采取适度的对抗措施的模样。与此同时，参谋部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和外交部长贝希托尔德伯爵想要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

他们相信，他们能够依靠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刺杀事件被公告后，威廉二世便终止了他参加的赛艇活动，并返回波茨坦。

“我被萨拉热窝传来的消息所彻底震惊，”威廉二世给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发出如是电报，“我请求你接受我最深挚的同情。在上帝的意旨前，我们必须屈服。上帝再次给我们设下了这许多严峻的考验。”

德国皇帝的支持鼓舞了奥地利人，纵然匈牙利人对于准备对贝尔格莱德采取严厉措施有所迟疑。奥匈帝国打算给塞尔维亚人发出的最后通牒，这必将无可避免。

经历了这场悲剧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似乎恢复了力量，他回应威廉二世道：

“只要塞尔维亚那犯罪骚乱的温床还存在，所有欧洲君主想要维持的和平政策，都将受到威胁。”

威廉二世非常理解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理解他因弗兰茨·斐迪南的死而情绪不稳，极为激动。

威廉二世告诉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那使得我亲爱的朋友，尊敬的奥匈帝国皇帝陛下和他的皇储及皇储的妻子深受其害的卑鄙懦弱且可憎的罪行，让我从内心最深处感受到惊慌和震惊。”

大多数统治阶级都与威廉二世有着相同的感受，不论他们的国家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制国家或是大帝国。因为自19世纪的近几十年来，政治谋杀愈演愈烈，而与此同时，革命浪潮涌起，1905年在俄国达到顶峰。

改革派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被暗杀。1911年，则是俄国首相斯托雷平遇刺身亡。

在法国，1893年时，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瓦杨在众议院扔下一颗炸弹。他被判处死刑。在他被处决后，他的同党卡斯利欧为了替他复仇，在1894年刺杀了时任共和国总统萨迪·卡诺。

美国总统麦金莱于1901年被刺杀身亡。

君主们被暗杀身死。1898年茜茜公主（奥地利帝国的伊丽莎白）遇刺而亡，意大利国王1900年遇袭而死，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908年被人开枪打死，而希腊国王乔治一世1913年遇刺身亡。

无政府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用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动，表现了分娩出一个摧毁老旧社会结构的新世界的艰难与粗暴。

无产阶级既是革命的先遣部队，亦是其后备部队。

人们唱着《国际歌》，人们呐喊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民族主义”则以隔离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防火墙的形象出现。

帝国们－即俄国和奥匈帝国想要控制、兼并巴尔干半岛上的人民，然而，人民的民族与宗教激情（天主教徒、东正教和穆斯林并肩作战也彼此对立）促使他们进行反抗，从而加剧了局势的紧张程度。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则可能成为点燃巴尔干半岛战火的导火索。

在塞尔维亚，人们将普林西普当作英雄般称颂，尽管他的行为遭到所有的政府和大多数国家地区公众舆论的遣责。

塞尔维亚变成了“罪恶之国”。

“欧洲大陆上，塞尔维亚毫无疑问是所有的小国中，最声名狼藉的国家。”《曼彻斯特卫报》如此报道。“它的政策将是‘无人可敌的集残暴、贪婪、虚伪和虚情假意为一体的大成者’。如果有人能把塞尔维亚拖到大洋边上，再把它扔进水里，那么欧洲就能拥有和平的氛围。”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回忆萨拉热窝事件第二天，欧洲大陆上大家的精神状态时，写道：

“在欧洲各处，没有任何一种罪行能引起比这更大、更普遍的恐慌。对奥地利的同情是世界性的。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人民舆论，都已准备好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意奥地利在它认为必要时，采取措施惩罚凶犯和他们的同党，即使这种手段可能非常残酷。”

即使不存在任何证据能证明塞尔维亚政府支持普林西普和他的同党，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奥地利又怎可能不打算对塞尔维亚进行残酷的报复呢？

只有法国的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这样介绍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军队党派的首脑，同时也是耶稣会成员，亦是好战、充满攻击性政策的拥戴者。他曾经是奥地利反动分子们的希望……疑心重重、阴郁的狂热者……”

极左派记者、反军国主义者居斯塔夫·埃尔维在《社会战争》中遣责奥地利在波斯尼亚对塞尔维亚人所犯下的罪行。

“世上有一千万塞尔维亚人，其中五百万人生活在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如果他们敢做敢为的话，他们应该要为他们的爱国者树立一座雕像。这位爱国者用布朗宁手枪表达了所有在奥地利统治下与在塞尔维亚国生活的塞尔维亚人的感受。”

到处，人们都在痛斥奥匈帝国是一所“人民的监狱”。

鲜有人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几日里，想到或担忧这起事件将导致欧洲各大国间战争的发生。这些大国都很清楚各自属于彼此敌对的两个联盟阵营：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对抗俄国、法国和英国。

法国外交部官方报纸《时代日报》，在它的社论《外国公报》这个被所有大使仔细阅读的栏目里，表达了对维也纳“军队党派和天主教党”创举的担忧：

“不要欺骗我们：东方国家和平的未来或是欧洲和平的未来取决于处理萨拉热窝事件的方式。”

年岁不曾遮蔽克列孟梭无情且透彻的双眼。他在他的报纸《自由人》中写道：

“将刺杀事件的责任加诸塞尔维亚政府和塞尔维亚人民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的！这将导致不可想象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饶勒斯，在6月30日他在《人道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就是29日，刺杀事件的第二天所写的文中，也并没有意识到克列孟梭提到的欧洲大战导火索的潜在威胁。

事实上，饶勒斯不愿意斥责塞尔维亚人。

“谋杀普通大众和君王是没有用的。”他写道。“这双重的凶杀，不过是往那鲜血长河中横添一注细流罢了。而这长河也只是白白流过巴尔干半岛。”

他坚持做出这种高尚的概述。

“如果整个欧洲大陆不改革它的思想和方法，如果它无法明白国家真正的力量埋藏于对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埋藏于对正义与和平的关切重视，那么欧洲的东部将依旧是屠宰场，一个牲畜的血与屠夫的血混融的地方，除非从这溅出的混融的血液中某种有用的或重大的事物产生。”

如牲口般的人民？还是屠夫大公？

如果同盟国和协约国机制开始参与此事，刺杀事件点燃的战火里，将什么也不留下，欧洲的和平就此化为灰烬。

但是1914年6月30日，大部分人——国家元首和部长、“精英们”还有舆论的大方向都没有看到这主要的威胁所在。

雷蒙·普恩加莱这般说道：

“6月30日的部长会议中，人们很少谈论奥地利。人们多在谈论修道会。我获得了我政治上受挫的补偿：受邀与人共进晚餐。参加沙龙的时候，我与艺术家团体成员一起在露天座、坐在花园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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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30日，雷蒙·普恩加莱能够泰然地在艺术家的陪伴下，于爱丽舍宫的露天座和花园里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仿佛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并未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仿佛总统和法国媒体在1914年7月初，不再对巴尔干半岛所处的紧张局势感兴趣。

巴黎各大日报保证7月14日的游行将是法兰西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游行活动之一。

这些报纸提及环法自行车赛。它们还特别谈论到7月20日将要再度在刑事法庭开审的卡约夫人案件。

中产阶级家庭准备去多维尔、卡布尔、拉博尔、比亚里茨度假。政治氛围似乎有所放松缓和。参议院刚刚采纳了征收所得税的政策。

这是否将会是一个和平的夏天呢？

人们希望这样想。

人们不再复述规模越来越大、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以及奥匈帝国大部分城市都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充满敌意的示威运动。

不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布达佩斯，或是萨拉热窝的民族主义报社，都在揭露“塞尔维亚巫师们的诡计”。

在贝尔格莱德，报纸在回击中指责“奥地利人”才是不断增长的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

英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的急件报告称，一场对抗塞尔维亚的战争必将深得民心。“这样，人们就能一劳永逸地同塞尔维亚人算完总账，将这个国家打击到将来都无法再爬起来的地步。”

在匈牙利，英国领事强调“对塞尔维亚及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盲目的仇恨狂潮横扫了整个国家。”

这些事一点都不让法国外交官感到忧心。

至于共和国总统、政府总理维维亚尼还有外交部政治事务主任马士里先生，他们则在准备他们前往俄国的旅行。他们将于7月16日离开法国。

众议院对用于此次出访的四十万法郎的借贷作出了决定。议会讨论非常简短。这些借贷都被批准通过，而饶勒斯则出言讥讽，仿佛这次出访毫不重要。然而，在塞尔维亚的背后，有决定要支持他们的俄国人。

“普恩加莱先生头戴海员帽，”饶勒斯这样对众议院席位台上的人说道。“他们会去波罗的海，在那儿的微风下呼吸……普恩加莱先生的使命是旅行，他是去旅行！”

这样的嘲笑、讽刺令人震惊，也揭示了饶勒斯在这个惊人时刻的盲目态度。

当他提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时，他的话语，尽管很真诚，却是那么地泛泛而谈，根本没有效力。

7月5日，在罗什福尔这个刚刚于5月选举出一名社会党议员－饶勒斯的地方，饶勒斯用他洪亮的嗓音声明：“我们身处在一个自称文明的欧洲。自耶稣在绞刑架上受难已有二十世纪，他说‘和平属于有诚意的人们’，与他一样，我们如是说和平属于有诚意的民族。”

人们热烈欢呼。

然而7月5日，威廉二世在波茨坦接见了亚历山大·冯·霍约斯伯爵、奥地利外交部部长参谋贝希托尔德伯爵。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奥地利人想要了解他们是否能够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人发起的敌对行动中，依靠德国人。

“现在这时刻正对我们有利，”威廉二世如此回答道。

德国皇帝发表了这样的宣言带来的后果便是，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说服威廉二世乘坐其游艇－霍亨索伦城堡号出行，让威廉二世沿着挪威海岸航行，借以向欧洲表示，德意志帝国希望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仅限于局部的、有限制的冲突。

威廉二世用远行来表明他拒绝将德国卷入一个将导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冲突扩大化的机制之中。

7月6日，贝特曼·霍尔维格给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威廉二世陛下自然无法在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现有问题上作出决定，选择站在哪一边，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他深感力不从心。”

“不过尊敬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陛下，您可以放心的是，按照德国对同盟国的义务和对多年友国的友谊，尊敬的威廉二世陛下将会忠诚地与奥匈帝国并肩作战。”

贝特曼·霍尔维格用羽毛笔画了一条斜杠，这条斜杠将最后几个词与这封信之前的句子分开：“……与奥匈帝国并肩作战/在任何情况下。”

第二天，7月7日的巴黎，仿佛他能感知到什么，哲学家阿兰 ⁽¹⁾ 在法国政治阶层都一片死寂的情况下，写下了暴风雨正在靠近：

“和平已变得困难，理智罕见。”他如此写道。“而我，我想要推崇谨慎，因为没有什么疯狂是谨慎的，也没有任何激情是谨慎的。大家都为精神吗啡－他们的英雄主义自鸣得意。特拉瑟，我的朋友，我们应该要给这些疯子泼一些冷水。”

威廉二世和贝特曼·霍尔维格并未给奥匈帝国的人们“泼冷水”。

此外，奥匈帝国的人们似乎没有让步于“疯狂”——他们想的恰恰相反。他们以为有了德国这个后盾，作为塞尔维亚盟友的俄国将慑于德国为奥匈帝国提供的支持，便不会再干涉其中，任凭其粉碎塞尔维亚。

7月9日，为了使塞尔维亚为刺杀事件背负上责任，奥匈帝国的一名高级官员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前往了萨拉热窝。

7月13日，他递交了报告：

“没有任何迹象－既无证据也无轻微的迹象－能表明塞尔维亚政府与人串通，筹谋了这起刺杀事件，或是向刺杀者提供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他如此写道。

不过维塞尔声明，必须向塞尔维亚人要求追捕塞尔维亚官员中的黑手社党。一名社员是塞尔维亚铁路局的雇员，他为普林齐普过境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另一名则是上尉谭克斯克，他为恐怖分子找到了那些武器。

长时间都犹豫不决的匈牙利首相第萨伯爵嘲笑再度给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的想法。塞尔维亚不会接受其中的所有条款，尤其是追捕塞尔维亚官员的这条。

塞尔维亚驻俄国大使控诉奥匈帝国应该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死负责，因为他们兼并了波斯尼亚，因为他们对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镇压行径。这番控诉使得“最后通牒”更成为必须。

塞尔维亚顽固地坚持它的立场，而俄国的支持让它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第萨伯爵承认军人想要尽快开展对塞尔维亚的反对措施是正确的。

“我们没有别的选项。而我是在绝望的状态下才选择了作出这样的行动。”

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于1914年7月14日～7月15日期间在维也纳获得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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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些日子里，巴黎的人们则为庆祝国庆而载歌载舞。

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来巴黎参加在法国首都举办的社会党特别大会。他在饶勒斯和其他几位同志的陪同下，漫步于大道上。

他们艰难地在拥挤人潮中挤开一条道路。人们都簇拥在管弦乐队所在的乐台周围。

“欢欣让这或雀跃、或翱翔、或顺流而行的流动人潮如此热闹，不过这样的欢欣在我看来出奇地克制。”他这样记述道。“人们跳得那般充满生命力和优雅，人们的舞蹈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喧闹声，没有突兀的音调，没有粗旷的笑声或是粗鲁的动作，也没有互相拥挤，更没有粗暴地互相推搡。这是7月一个疏朗的夜晚。”

如何能想到战争？

尽管大会辩论的主题是如何阻止战争的发生，大会的气氛仍然是温和且热烈的。

梅斯在德国国会的社会党议员乔治·威尔，同时还是《人道报》在柏林的通讯记者，在大会中参与了辩论，自然，他使用的是法语。他保证说德国无产阶级拒绝接受战争。他赢得了众人的欢呼。

饶勒斯提交了一份动议，进行投票。该动议宣称对抗战争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在全世界范围的、有组织的、同时性的普遍的工人罢工。”

饶勒斯重复说，法兰西“不会独自陷入瘫痪停滞的境地”。普遍的罢工“将经过商讨后、双边进行的；或者不以上述形式进行”。

报刊媒体未及正确理解其中涵义，便大感震怒。

在许多报纸中，都发表了要刺杀“普鲁士人饶勒斯先生（德语）”的号召。这番对动议意义的曲解是故意为之的。

《时代日报》，这温和的《时代日报》，这理性的《时代日报》谈论“可憎的议题”。

莫里斯·德·瓦勒夫在1914年7月17日版的《巴黎回声》中写道：

“告诉我，在战争的前一天，有一名将军指挥四个人和一名下士将公民饶勒斯挂在墙上枪毙，给他补上脑中缺少的子弹。你们认为这名将军不应该履行他这最基本的义务吗？他应该履行，并且我还将帮助他。”

莫拉斯在《法国运动》毫不犹豫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饶勒斯先生，他代表着德国。”由于不能对这个威胁掉以轻心，莫拉斯补充说：“人们知道我们的政策不仅仅是说辞。这些想法将行动的重要性和现实主义衔接在一起。”

因为饶勒斯提起了“在当今社会，事件的巨大力量不在一个人身上，而在于事物不可战胜的规则中”，都德在同一份《法国运动》上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他对犯罪的希望：“我们不想用政治谋杀来结束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德写道，“不过饶勒斯应该被吓得瑟瑟发抖。他的文章能引起某位狂热者用实验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欲望。这个待解决的问题是，了解是否在事物不可战胜的规则下，让·饶勒斯先生是否也必须要遭受同加斯东·卡尔梅特先生一样的命运”。

“杀了饶勒斯，”于是这些词都被印刷出来。而饶勒斯周围的人们则非常担忧。饶勒斯却耸耸肩膀，回答道：“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查尔斯·莫拉斯无法原谅我从不曾引述他的话语。”

每一天，饶勒斯都收到威胁信件。大量的信件寄达他家或寄到众议院。比如下面这封匿名信：

“先生，

十人委员会今日聚集召开了会议，我们全票通过了执行死刑的决定。理由：您的行为、您的文章、您反对军队的演说，这些都显示出您是法兰西的叛徒。当执行死刑的时刻一到，无论您在何方，您都将死去。

十人委员会。”

当人们提到保护饶勒斯的可能性时，饶勒斯表现出带着恶劣情绪的冲动或是显得满不在乎。危险组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曾多次在大街上，混在示威者当中，表明宪兵的突击无法吓到他。他是勇敢的，而且是非常不起眼的，要知道他不过是众多人中的一员。并不需要那么重视对他的保护。

然而，他总是有种直觉，他知道他自己便是战争一个极大的障碍。在社会党代表大会召开后的某日，此时对饶勒斯的咒骂和威胁已如冰雹般砸下，当议员保罗-邦库尔来与他打招呼时，他说道：“啊，您看到了吗？一切，为了阻止这场杀戮才做的一切！这将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物……另外，人们将先把我们杀了的。而之后，人们会为此后悔的……”

不过这种预感、这样的恐慌在1914年7月中旬便消失了。

7月16日，共和国总统在政府总理和外交部政治事务主任的陪同下，在敦刻尔克登船，去完成他们从年初就开始准备的俄国之旅。此时，该如何想到最坏的结果呢？

普恩加莱、维维亚尼和皮埃尔·德·马士里在“法兰西”号装甲舰上，由Jean-Bart号战列舰和鱼雷艇Stylet和Trouble号组成的舰队护航。

这群法国政治家自7月20日到7月23日都要在俄国呆着。

返程途中，他们将在丹麦、瑞典和挪威靠岸。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正在他的游艇霍亨索伦城堡号上，他乘着他的游艇在挪威峡湾里航行。

7月的那些日子里，天气非常晴朗而炎热，海洋非常平静。

三名法国政客在1914年7月16日至7月20日进行的航海将会同普恩加莱所希望的那样“十分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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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Al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