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简史—— 1914年7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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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任务看似悲惨，但却很简单，那就是击退敌人。”
《政府公报》的这第一句话直截了当，直摄人心。
其后，“俄方联军正在向德国首都迈出关键一步”等幻想和谎言仍在继续，事实上，近10万名俄军向兴登堡的军队投降！
但在8月的最后几天，“人头堡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维维亚尼回应道，俄国联军的进攻促使德军总司令将8万士兵从法国边境调离。
是真是假？法国人民不再任人愚弄。
他们聚集在白纸黑字的布告前，清楚地知道从此以后国家命运的博弈将在本国国土上演，他们必须牢牢把握。
上千名因逃避种族迫害而在法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如波兰人、捷克人、意大利人，将组成一个外籍军团，旗下又有数个“临时兵团”。
约翰·弗伦奇
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如16岁的意大利人拉扎尔·蓬迪谢利 (1) ，甚至虚报年龄得以征募。蓬迪谢利宣称：“我想保卫法国，因为她让我得以生存下来。这是一种答谢的方式。”
共有4万外籍人员穿上了法国军装——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英雄行为却不足以弥补1914年8月末的2到3天内在战场上倒下的士兵数目。
德军依旧势不可挡。
在柏林，胜利的公告被发布出来：“在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之后，我军已顺利进入法国境内，从康布雷一直延续至孚日山脉。敌军已然溃不成军，无法组织起正规的反击。”
领导着12万人组成的大不列颠远征军的弗伦奇元帅，此时正在比利时试图减缓德军的进军。他对战事的看法与德军的判断并无二致。
至此，他甚至焦虑地考虑在必要的时候将他的士兵遣送回国。在德军控制了比利时所有港口之后，英军撤退至了勒阿弗尔。
霞飞与之会面并解释了自己的策略：“撤退至比他（指弗伦奇元帅）预期更远的地方，以更好的组织反攻。”
“我不会怀疑，英军一定会参与这一抗争。现在赌上的可是英国的名誉，元帅先生。”霞飞一字一句地说。
但弗伦奇已经收到了伦敦给他的指示：“您享有完全独立的指挥权。”
可以说，法国的命运此时正掌握在参谋部，确切说是法国步兵团的手中。
撤退因此还在继续。
加利埃尼将军是霞飞的副官，此刻留守巴黎。他在没有收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如此回复了询问首都未来命运的普恩加莱：“巴黎保不住的，政府必须马上迁移。”
8月31日，兰斯居民开始撤离……
与此同时，弗伦奇元帅拒绝将他的士兵换上前线。“在经历了官兵的损失之后，疲惫的大不列颠远征军应撤离以进行数日的休整！”——弗伦奇与霞飞两人因此断绝了关系！
但大将军并未丧失理智。
他向各个将军们解释了法军必须“抵抗住敌人所施加的压力”，重新部署，准备进行下一次大反攻——几天之内他将会下达命令。
“在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吝惜使用一切积极措施来追踪那些松懈、参与洗劫的士兵。那些妄图逃跑的士兵，将被追捕并枪决。”
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的士兵——惊慌失措地游荡着——在没有武器、与所在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逮捕并枪杀，甚至连一场形式的审讯都没有。
军队以这样的代价维护着纪律——没有任何一位将领料想到自己的军队竟自我暴露在这些现代武器的洪水猛兽前，把自己浸渍在由它们触发的大屠杀中。
难以置信地是，在看到了自己的同僚被开膛破肚、被折磨致残、甚至化成一滩血涂之后，这些士兵竟然被要求发起进攻！
政客们开始怀疑霞飞的倡议是否可行——他们已经得到消息称，5个德军兵团正行进在从凡尔登到瓦兹省之间50多公里的前线附近。
“霞飞给的希望都落空了，法军到处都在撤退！”普恩加莱不断重复道。
8月30日，霞飞和加利埃尼一样，宣称巴黎已经守不下去了。政府将不得不迁至波尔多。普恩加莱与大部分部长担心这将招致大众的谴责。自从迁都的流言流出后，人们都在嘲笑这些每月拿着1.5万法郎津贴的总统、议员和部长们。
“逃往波尔多，1.5万法郎肯定也跟着撤退了！ (2) ”人们鄙夷地说。
但怎么能违背参谋部的意愿呢？迁移被定在9月2日星期三的午夜，出发点在奥特伊-散杜荷车站。
共和国总统普恩加莱、维维亚尼以及各个部长坐在一辆驶往车站的专门列车里，之后乘坐连接巴黎与波尔多的全国线路。普恩加莱夫人低声地哭泣着，近乎崩溃，总统先生低声地说着：“必须要有看似软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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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2日，正当专列将法国政府人员送往波尔多途中，一则由共和国总统及总理维维亚尼签署的宣言发布了。它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认为有必要暂时迁离巴黎——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
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宣言被张贴在各级政府门前，同时也全篇出现在各类报纸上。
“法国人民们：几周以来，我军与敌军进行了多场激烈的交火。我方战士的英勇让他们在几处战役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势。但在北方，敌军的前进促使我们不得不撤退。这一处境让共和国总统及其政府不得已做出这一悲痛的决定——为了国家的安全，公共权力机关必须暂时地远离巴黎。在那位出众将领的领导下，法国的军队将带着勇气与活力对抗侵略者，捍卫首都及其爱国人民的安全。但与此同时，在国土上的其他地方，战争必须继续。在这个没有和平与停火的关头，不能停止也不能懈怠，保卫国家荣耀、追回被侵犯权利的这一神圣奋斗必须继续。我们的军队仍未被击破。如果部分的军营承受了明显的损失，空缺也已经被后备人员迅速地填补上。与此同时，新兵的动员也会保证未来抗争的兵源。”
“坚持作战，这应该成为英国、俄国、比利时及法国的作战指令！坚持作战，在这个英国的海上力量已经切断了敌军与世界联系的时刻！坚持作战，在这个俄军不断前进、就差给予敌方心脏致命一击的时刻！”
“共和国政府是绝不退缩的抵抗运动的指挥者。为了独立，随处可见法国人民站起来抗争。但是，为了保证这一伟大抗争的生命力与有效性，政府必须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军方的要求下，政府暂时地将其所在地移至一处可以随时与整个国家保持联系的地方。”
“同时，政府希望议会的成员可以在其左右，以便可以在外敌面前形成整个国家的联盟。在确保了巴黎整个城市的防卫工作、动用所有能用的资源加强堡垒之后，政府方才离开。本国政府深知没有必要向她可敬的人民强调镇定、决绝与冷静。他们每天都在不断表现出践行责任的能力。”
“法国人民们，在这悲剧性的时刻让我们守住尊严，我们必将夺取最后的胜利，凭着我们卓尔不群的毅力、持久力与顽强的奋斗。一个不愿意就此泯灭的国家，为了生存，在苦难与牺牲面前也绝不后退——这样的国家必将战胜一切。”
9月3日，刚刚被任命为巴黎军事地方长官的马达加斯加前总督加利埃尼将军向巴黎军队以及居民发布了一则宣言，张贴在首都各处的墙上：
巴黎军队及居民们：
共和国政府成员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防卫工作离开了巴黎。我受托保卫巴黎，抗击入侵者。这一职责，我将践行到底。
巴黎军事地方长官、巴黎军队指挥官加利埃尼
巴黎
191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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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者”——聚集在巨大白底布告前的人们眼神都聚焦在这个加粗的四音节词上。人们重复着、默读着布告上的文字，似乎在努力掌握和领会加利埃尼这则通告的内在含义。
人们握紧了拳头。
不是恐惧，也并非惊讶抑或是失望，而是一股“抗击入侵者”的决心在涌动。
决不让步。
人们似乎已经忘了政府的长篇宣言，忘了那些签署它的人——总统和部长们。
反倒是这位人们不曾耳闻的“巴黎军事地方长官、巴黎军队指挥官”加利埃尼的几行通告犹如命令般回响在每个巴黎人心中——一则人们必须也愿意去执行的命令。
事后证明，这则简明扼要通告的发布者的确是一位有能力“抗击入侵者以保卫巴黎”的人。
人们心里知道这个男人将“誓死履行他的义务”。
1914年9月3日晚，一个由近万名非洲人组成的师行进在从奥尔良门至巴黎东站的路上。人行道上，人们层层叠叠，为他们欢呼鼓掌。
拉丁区中心的圣米歇尔大道上，陈列着一罐罐的啤酒、葡萄酒和水——在鼓掌声、欢呼声以及雄壮的军营歌曲声中，这些军人将它们仰饮而尽。
“共和国在呼唤我们，要么打胜仗要么牺牲，法国人民为共和而活，为了共和不惧死亡”
在首都内部及周边加强的防卫措施表明了加利埃尼的决心。
巴黎的各个城门周边都布满了拒马，塞纳河上的各个桥都被布了雷。人们开始推倒市郊的树木与房屋——以防止它们成为德国先遣队的屏障或补给点。
法军知道他们就在不远处，大概十几公里开外的地方。埃纳河、索姆河、马恩河、塞纳河、乌尔克河——这些都是巴黎人熟悉的河流，它们现在每天都会迎接各式各样的驳船，源源不断地为首都提供着沙子、煤炭、小麦、木材以及砂砾。德国人曾经成功跨越过“我们的河流”直抵拉昂、兰斯、桑利斯、莫城。
在距离巴黎17公里的一个叫戈内斯的地方，有人看到普鲁士枪骑兵——或者叫“死亡枪骑兵”——在巡逻，那些普鲁士骑兵一身黑，毛皮帽上装饰着一个头骨下方交叉着胫骨的骷髅头标志。
“他们”那些黑色的十字型飞机——鸠形单翼机——甚至向巴黎投掷了几枚炸弹。
对巴黎的进攻似乎在不断临近。
从9月2日起，常备的出租车车队被整编起来，以随时将军队快速运抵德国人进攻的地点。
准备工作过后，大家等待着敌人对巴黎守备区的进攻。
然后，加利埃尼派出的巡逻队却在8月30日带来了冯·克拉克带领的德国第一军团改变行进方向的消息。
他们朝着南方行进，却并没有向着巴黎的方向——很显然他们打算围堵位于东面、在洛林地区守卫孚日山脉的法军。但如果这一改向的消息得到确认，那德国人就相当于将自己的侧翼暴露在法军面前，后者完全可以在马恩河一带对他们发起进攻。
加利埃尼果断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莫努里指挥官的陪伴下，他来到了位于默伦镇的英军总部，打算鼓动他们参与进攻。
结果弗伦奇将军此时并不在那儿：英国人因此没有回应两位法国将军提议，即便后者根据驻扎在巴黎的飞行员带来的消息，已经相当确定德军的军事调遣。
冯·克拉克旗下的低空飞行部队确定自己并未向法国飞机开火。
士兵们行走在道路的两侧，他们的包裹堆叠在卡车或马车上。这些步兵们同时也是炮兵团的将领，他们轮流登上汽车后部的平台上休息。
飞行员们知道这些士兵背着几公斤重的背包，也知道他们一个月以来每天都要步行近50公里。飞行员为此向长官报告，为步兵们抱不平，但后者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
军队对步兵的要求随后变得更加严苛——在加利埃尼的引导与说服下，霞飞在9月4日晚发出了准备在9月6日一早发起进攻的命令。
9月6日，霞飞向他的军队发起号召，其中写道：“在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役即将打响的一刻，有必要向所有人重申一件事：现在已然不能回头！所有的努力必须锁定在进攻上，锁定在击退敌人上。无法继续前进的军队必须尽最大努力守住打下的土地，宁可死在那儿也不能后退。在现在这个关头，任何的失利和懦弱都是不被允许的。”
法军的进攻在前线全面发起了。
这就是1914年9月6日至11日发生在马恩河的激烈战役。
“大地仿若一处大坑，天空如火山喷发过一般。”一位幸存者描述道。
成千上万的人互相残杀。部分人在进攻的前夜已经倒下，其中一位就叫夏尔·佩吉——一位发配到第276团的46岁军官。
9月5日当天，他的营队在距离巴黎20公里（是的，仅20公里）的维勒鲁瓦一地歇脚。佩吉在他的前上尉阵亡后代替了他的职务。在德国的炮弹中，他们试图攻占蒙蒂雍——德军一处参谋部所在地。佩吉到死依然保持着站姿，犹如在等待子弹击来一般，而那致命的一击让他实践了自己曾写下的感言：“那些为自己情感所系土地而阵亡的人是幸福了，但前提是，那是一场正义的战役。”
1914年11月马恩河一带的计程车
战役如饿狼们吞噬着生命，阵亡者的遗体被投入火场。
9月6日晚，630辆被长期征收的出租汽车载着4000名士兵离开巴黎驶往50多公里开外的南特伊莱-奥杜安。
与参与进攻的20万士兵总数相比，这似乎是个小数目。
但这一历史片段却足以传为佳话：马恩河战役成为了神圣联盟的象征，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的佳话。
而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役——德国人并没有像1870年那样成功包围巴黎，他们撤退了！
这是一次由大小近百场战役换来的胜利，其代价无疑是巨大的——部分部队在其中甚至完全处于孤立无缘的境地，只能单纯地依靠炮兵炮火的掩护，偶尔陷入敌人的包围圈却毫无察觉。
1914年9月9日的这个晚上，被任命为少尉的年轻前师范生莫里斯·热讷瓦，带着他领导的排占领了沃-玛丽高地上的一处沟壕。
“我们自以为从左右两个方向均得到掩护的，两侧还有两处被我方部队占领了的沟壕。”但突然，在暴雨前闪电的映射下，他却瞥见了一些黑影“在向我们猛攻，在天空颜色的反差下，他们头盔的尖顶标明了他们的身份……我们怎么会知道，同伴们已经在那之前被敌军发现，而他们所有人——除了几个被俘虏的官兵外——均已死于白刃之下。”
当时的他们实在太累太饿，匆忙跑进被遗弃的房屋，在地下室里填饱了肚子，“睡意袭来，却在睡梦中被手持刀具的敌人杀害 (3) 。”
好在莫里斯·热讷瓦所在的排抵住了诱惑，没让悲剧重演。
对于这些永法沉睡在自己被入侵国土上的法国士兵，战败的德军将领冯·克拉克将军这样称赞道：
“这些在10天内不断撤退，疲惫不堪而就地酣睡的法国士兵，可以在号角吹响那一刻拿起武器发起进攻。这种纪律在各式打仗的门路里，可以说是不需言明的。”
法军中的一员加尔捷-布瓦西埃，在描述战役过后军队里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
“为了避雨，许多人把背包披到头上，这些巨大的背包一直垂到了他们背上……其他人则在蜡布上裁出一个圆孔套在身上，亦或是把毯子披在身上犹如无袖长衫一般。还有身材魁梧的大兵裹着带有花枝图案的床前小地毯……有些人在自己的军大衣外面又套上了普鲁士步兵灰色的制服。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些战利品：尖顶头盔、浅黄色的防护配件、毛瑟枪等等。许多人换下了自己的破鞋子，穿上了德国长靴……一个士兵在卖弄着黄色的女士皮鞋以及猎场看守用的腿套；另一个则在炫耀某个村长的‘烟囱导管’。许多人躲在大饭店门前巨大的彩色雨伞下，后者让人联想到猎人专用的雨伞……”
这些“身材魁梧”的军人们将以“浓毛汉子”的别称载入共和国的历史，成为爱国主义、勇气以及自我牺牲的代名词，是继1793和1794年自愿入伍的“无套裤汉”以及拿破仑时期近卫队士兵之后的后来者。
9月12日，霞飞向这些士兵们致敬，并向军队宣布了胜利的消息。
“持续了5天的战役以我方不可否认的胜利告终……敌人落荒而逃，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伤员以及枪支弹药。而我们仍能在各处逮捕到囚犯。”“所到之处，我们的军队都在不断目睹剧烈战争留下的痕迹，以及敌人为抵御我们的进攻所动用的各类措施。猛烈的二次进攻奠定了我们胜利的基础。你们所有人，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你们都响应了我的号召，你们都没有辜负祖国。”
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霞飞在给政府发送的电报中对马恩河战役做了以下概述：
“我们胜利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敌人在全面撤退，四处我们都在发现他们丢下的囚犯、伤员以及各种装备。在经历过这场从9月5日一直延续到9月12日的伟大英雄主义抗击后，激动不已的我军士兵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乘胜追击。在左翼，我们越过了苏瓦松下游的埃纳河，在6天的抗击里行进了100多公里；正前方向，我们的军队已经抵达了马恩河以北；我们部署在洛林以及孚日山脉的士兵也已抵达边境线；与盟友们一样，我们的军队令人钦佩。他们气势不凡、坚韧不拔、斗志昂扬。我们仍在竭尽全力追击。”
这些振聋发聩词句并未食言，因为“浓毛汉子”们的确“没有自己辜负祖国”。而胜利就在摆在那儿，巴黎将不会被敌军践踏。
但是，在这一宏大事实的背后，却是屠杀与阵亡——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尤其是男子，无论他们穿着什么颜色制服，至此都已离开了人世。
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埃米尔·昂里奥，这位随后成为法兰西院士的年轻记者，在9月14日这天亲眼目睹了战役过后的战场。
“在莫城的路边，高大的杨树已然四分五裂，犹如从四面八方遭受了闪电的袭击一样。‘唉！这其实不算什么。’一位农民对我说道，‘如果你想看更壮烈的景观，可以到瓦荷代斯的另一侧看看……’瓦荷代斯犹如坑洞一般，乱成一团。受惊、虚脱的人们来来往往。在门上可以看到用粉笔写上的‘任何抢劫犯都将被枪杀’。我朝着高地的方向走，穿越过村庄，看到一匹死去的马，它身体肿胀、马蹄悬在空中、僵直地躺在一处壕沟旁。那里到处散落着各式装备，穿洞了的饭盒、军用水壶……一处篱笆附近有一块空地，庄稼收割后遗留下金栗色的根茎就这样散布在广袤的天空之下，不远处还有一垛一垛黑色的谷堆；某些东西——似乎就是地面本身——在冒着烟。不知为何，某种沉闷、令人干呕的东西刺激着我的咽喉、让我恶心。是这些烟雾么？……我朝前走。右手边有一片丽春花地，但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堆叠在一起的东西却不是丽春花——而是穿着红色制服下装的士兵遗体。
“发起进攻的这一排连队（如庄稼一般）被死神收割走了……灾难的气息充斥在这一凄惨的景观里，愈显恐怖。我看到的已经不是人，而是巨大的木偶。垮塌的身体，暴露在这炽烈的阳光下也许已有八天之久，他们的脸和手都已发黑，军帽的颈带扎紧在臃肿的脸上，背包的肩带依然紧紧地捆在肩上。步枪散落在其主人不远的地方。抢劫者已经来过了。机关枪的扫射成效显著，一个或两个连在它们开火之的同时成排地倒下。”
“我愣愣地前进，整个高地上到处都是遗体。白布裤子、带着饰带的蓝色上装——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步兵以及带着小圆帽的佐阿夫团。在同样的命令下，他们以同样的阵仗发起进攻，步枪的一头装着刺刀。如今，他们也躺在了这里，脸部一样臃肿，松弛的身体也一样被捆束在皮肩带里。”
“再往前走，一片混杂——既有佐阿夫兵团的人，也有德国人。前者前赴后继，在炮弹的联发射击下纷纷倒下。在一处石磨旁，一位阵亡的佐阿夫士兵站立着，双手逮着那位被他刺死的德国士兵的遗体——我曾见过他。另一头，一位被杀的德国士兵失禁了，他光荣地倒下，瘫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那些地表冒出的烟，我现在终于知道它的来历——田地里散布着一些麦秆燃烧后留下的黑圈，其中一个黑圈里还遗有白骨。我之后才知道，德国士兵在那三天的战役中，为避免遗体暴晒下散发出的恶臭，不得已将自己的同伴投入火堆。”
“一处村庄被烧成了平地。不远处，还有填满了德国士兵遗体的沟壕……只需要稍微加点儿土便能轻易地填平它们。在这些遗体之间，散落着十几个香槟空瓶……一个翻倒的枪炮套车，壮实的马匹仍被那绷紧的绳索套着——失去生命的它们同样显得臃肿，就像小型大象一样，僵躺着。”
“在一处交叉路口，完好无损的路标构成了这一幅历史图景的一部分，指示着去往巴尔西、尚布里、托尔西、瓦荷代斯的道路。可怕的气息纠缠着，自己仿佛被胶水粘黏起来一样，无法脱离。在一片庄严、祥和以及熏天的气息中，9月静谧的夜降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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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亲临战场的战士——不论他的国籍是什么，也无论他是士兵还是军官——才能完整地描述马恩河战役：战友们在自己的身边倒下，临死前哭喊着“妈妈……”；自己也曾用刀刺穿敌人的身躯；最后统计幸存士兵的人数。在这个76人的排里，仅有21名士兵存活了下来。但战斗，不能停止。
9月6日至9日三天里，法军共有2.5万士兵阵亡，另外还需要考虑上月初那几天牺牲的8 000余名士兵，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总共损失了11万人。而德军方面8、9月份的人员损失数目相当。
来自昂古莱姆的第107步兵团的J·迪卡斯中士（他于1914年11月15日严重负伤，死于1915年5月1日）在9月11日当天在其笔记本里写下了如下文字：
“今天晚上，德国人被彻底地撵走了。我军的步兵等候着命令，同时目睹了战后的情景……这是多么大的一场屠杀啊！上百具尸体、散落的大炮和背包以及阵阵恶臭。”
“1点时，我们出发了，穿越了库尔代芒热、于伊龙以及格拉内三个村庄，满眼尽是冒着烟的废墟以及肤色藏青的遗体。为避免被敌方炮兵发现，我们行进在沟壑里——马恩河另一头的山坡上仍有几门大炮。我们连队里没有炮弹，在抵达卢瓦西前还遭遇了一场巨大的骤雨。”
“在德国某骑兵师的参谋部，桌子依然立在那里，将军的通讯件四处散落——上面印着他作为黑森亲王专有的姓名首字母图案。” (5)
在4天时间里，整个团行进了80公里。
德军虽然在后退，但却是有条不紊地。他们最后停在了埃纳河谷的顶部，开始筑起防御工事。
一位16岁即应征入伍、有着打仗经验的德军前线年轻士兵沃纳·波麦堡写道：“到9月中旬，撤退行动停止，军队再次把炮火瞄向敌人方向，整个队伍都在静静地等待发起进攻的那一刻……”
“位于西部的德国士兵的确离开了战场，同时抛弃了自己宏大的战略计划，但他们并没有让出最终的胜利。”
“前线从努瓦永一直延伸到兰斯，中间途经苏瓦松；在苏瓦松一处又穿越了香槟省，最后直抵阿尔贡森林北部边境。在凡尔登以北的一带，前线则保持着战前的样子。”
“马恩河的惨剧结束了。局势有了新的变化，胜利地前行转变为匆忙地撤退——在追击敌人的半路上又一次撤退。事态的发展是如此地剧烈，令人难以捉摸。”
“但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6)
法军方面，士兵们并没有被狂热的心情征服。
在9月的下旬，莫里斯·热讷瓦这样写道：“一种感觉针扎似地困扰着我——追击停止了，鸣钟也停止了，在这种身心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似乎仍要继续战斗。我感到无尽的孤独，每分钟都往失望的边缘在滑行，却没有人拉我一把。”
士兵们——无论是单纯的步兵或是军队的长官——在经历两个月的战斗、撤退、攻击与反击之后都已筋疲力尽。
他们又饿又渴，因为后方补给一直不能保证。他们因此不得不食用从田地里挖出的根茎植物、桑葚，同时还要忍受着痢疾的煎熬。
冰冷的夜晚，他们不得不垫着麦秆躺在战壕里粘稠的土地上，没有被子，雨还下个不停。这些战壕常常是顶着敌人的炮火匆忙挖出来的——晚上入睡时死去的战友就在自己身旁，死者的手脚常常伸到泥泞的内壁之外。
戴斯枫丹尼中校在他的其中一本记事本里写道：“9月14日至25日这几天里，我们经历了战争里最煎熬的时期：体力上的劳累过度、供给匮乏、常备军最后几名军官的阵亡以及军队士气低落。”
“的确，马恩河战役是源自——包括霞飞、加利埃尼、福煦、萨哈耶、莫努里、德卡斯特尔诺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指挥官在内——指挥部的决定。然而，却是士兵们亲身经历了这场伟大的战役：他们没有坐在桌子前写下即将对军队发布的命令，很少谈论战略与战术，但却是他们奋斗在血肉之躯与金属相互碰撞的战场上。受苦的是士兵，是他们用自我牺牲的精神和鲜血换来了胜利。” (7)
在逼近埃纳河河谷时，士兵们突然遭受到驻扎在高地上的德军的攻击——他们不再撤退，开始反击了。而当法军士兵读到报纸里所报道的一切时，一种愤怒及蔑视的心情向他们袭来。
9月15日的《人道报》上，公社幸存者爱德华·瓦扬是这样写道的：“这是普鲁士帝国主义破灭的开端，也是盟军胜利的前兆……”
夏尔费斯将军作为军事评论员，在9月14日的巴黎《回声报》上如是写道：“如今，胜利已经来临。它不断颤动的翅膀将把我们的军队一直带到莱茵河畔。最终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目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德国军队身后什么都没有，没有后援部队，没有有组织的撤退，没有任何计划抑或是后备军，他们失去理智的果实已经没有了可以悬挂的枝头——他们已无力再组织军事反击了。这是他们彻底的溃败，这一颓势也将持续到——如1806年一般——划分战果的时刻为止。”
这一宣传只能糊弄那些家中无人参军的民众，或那些迷信速战论的人——他们相信战争在1914年底就能以盟军的胜利告终。
人们仍在颂扬俄国军队以及英国的海军舰队。
9月4日的伦敦，人们也在庆贺——俄、英、法三国政府应承诺不要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进行单方的和解，且应就和平条件达成一致。
事实上，战士们仍每日奋斗在血色泥浆中。
德军占据着兰斯的高地，法军忍受着他们重型机枪猛烈攻击，兰斯大教堂也没有逃过战火的蹂躏。人们对“德国佬”的做法气愤不已——欧洲文明的象征、基督教的杰作竟每天都要遭受德军残暴地燃烧弹攻击，他们意图明显——摧毁这一建筑。
但人们没有感到惊讶。
无法考证的流言在人群中散开，称战争之于德国人就如同一个器官之于机体一般。
“在我们国家，军队只是一种工具”纪德在马恩河战役正酣时写道，“对他们（德国人）而言，却是（国家机器的）一个器官，而战争是让整个机体运行起来的必要途径。”
人们声称德国人在战场上会解决掉自己的伤员。
“人们反复地说。”纪德记录道，“在9月8日当天，在一处医务室里汇聚着法、德两国的伤员，但这个被德军占领村庄被法军收复之时，撤退的德军将他们的6名伤员杀害，另外4名法军伤员活了下来。人们怎么解释的都有。”
“另外，在一次黑尔戈兰岛附近爆发的海战上，人们看到德军朝本国落水的水手射击——而此时的英方小艇正打算将他们打捞起来。”
“最后，人们还说，在跨越一处桥已经崩裂的河流时，德国士兵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三辆急救车推翻到水里，以此趟过河流，却不顾车里满载着的伤员。”
这些流言也间接说明了残暴的战争仍在继续。
在苏瓦松大区，德军士兵依然在埃纳河省兰斯周围的采石场里顽强抵抗。
要想赶他们走，必须在步兵进攻之前对其进行持续轰炸。但当时的法军却没有足够的重型炮弹装备，弹药也配备不足。
包括所有口径在内，法军共有3500门大炮，其中还多是75型的大炮，而每天仅1万枚弹药的供应量。
霞飞将军身上仅有的那一本小笔记本记录的就是这些弹药的详细数目。
9月28日，他向法军发布了以下命令：“在保证每件武器配有300枚弹药的前提下，其余多出的弹药将归入指挥部专用的弹药库。在没有向霞飞大将军本人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的前提下，各部队不可将其耗尽。每天晚上6点以前，每个军队必须通过电报的形式向后方说明自己当天所消耗的弹药数量。”
德军配备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仍旧担心弹药耗尽的情况。和法军各个兵团一样，他们的军队也在马恩河战役之后元气大伤，人员耗损达到40%。
针锋相对的情况下，筋疲力尽的两军都发起了动员以重振旗鼓。冯·法金汉取代了冯·毛奇成为德军总司令。霞飞仍旧是法军大将军，崭露头角的福煦福熙将军是其副将。
9月25日，德军朝法国总统位于桑皮尼村的乡间住宅发射了近50枚炮弹。此处临近圣-米耶勒，德军刚将其占为己有并打算筑起防御工事。
从这片德军一直占领到1918年8月的高处上，他们用重型炮弹摧毁了房屋的一部分，并破坏了它的大花园。
“两个字：粗鲁。”霞飞评论道。
的确，在血雨腥风之中，与十几万人受伤或遇害相比，总统先生家的马、家具抑或是花园里的损失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但总统这一被摧毁的房屋仍出现在了明信片上，作为德国人野蛮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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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德国人、野蛮的“德国鬼子”，他们还是文明人吗？
8月8日，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这样抨击道：“对抗德国的战争甚至可以说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这话说得明白：德国受到了谴责，甚至被认为代表着人种的倒退。
9月19日的费加罗报上，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尔弗莱德·卡布斯画在第一版的德国王储肖像被他配上了这些文字：“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和粗鲁、极度的傲慢以及丑恶的嘴脸，还有卑鄙与颓废联系起来了。”
人们开始揭露德国人的暴行：处决人质、偷盗、肢体破坏——“他们切掉了孩子的双手”、以及抢劫。
可以肯定是，入侵者们的确打算在其占领区制造恐怖。
逃到北部省的比利时难民们到处讲述着他们亲眼目睹的暴力以及罪行。
与此同时，法国人民的英雄情怀和高贵情操也被激发了起来。
雅克·拜恩威尔在他9月24日的日记里这样记到：“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可以有此时法国人民这样品质了。”他讲述了音乐家阿尔伯里克·马尼亚尔的遭遇：一个早晨，马尼亚尔在他位于瓦鲁瓦的乡间住所里远远看到了两位普鲁士骑兵向他的住所靠近，他随即拿出自己的步枪朝他们开了两枪。不一会儿，其他骑兵赶来，抓住音乐家将其射杀……阿尔伯里克·马尼亚尔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一个生性祥和喜好安静的人，但他实在不能忍受“这个”——普鲁士人踏入他的家门。
现实以及报纸的灌输式宣传混杂在一起，纠缠不清。
德国人的确是野蛮人，但他们却也让人着迷。
“德国士兵的确比我们穿得更漂亮”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向拜恩威尔陈述道，“他们身材矫健，穿着浅褐色的舒适皮质长靴、灰绿色的制服——和法国土地的颜色近乎一致。与之相比，红色的下装令人悲伤，毕竟他们的衣服实用、灵活而且隐蔽性好，而红色的裤子就很容易暴露自己、成为目标。”
而且，1914年9月，法国士兵还未配备有——头盔：“没什么用处”——霞飞似乎是那么说的！
幸好上帝保佑着法国，人们想道。
祈祷活动、仪式行列以及弥撒多了起来，虽然世俗化反教会的政府并没有发起号召。
教士也有自己的爱国情怀，但他必须要考虑到9月份刚刚继庇护十世之后成为新教皇的本笃十五世的号召，后者在其第一篇通谕中就要求停止这种手足之间的仇杀，毕竟两国都有天主教徒。
约翰·弗伦奇
但在包括阿尔贝·德·曼在内的一些人看来，一些迹象表明：“我们随和的法兰西，在继托比亚克和普瓦捷之后又一次成为了基督文明的捍卫者。”
对兰斯大教堂的轰炸以及佩吉——这位作家曾经歌颂过生于洛林的圣女贞德，其死亡也足以表达上帝的愤怒和旨意。
“奇异的是，佩吉前额中弹身亡的时刻也正是大教堂被焚烧的时刻。正是在那里面，圣女贞德手握着胜利的方形王旗出现在查理七世的加冕礼上”雅克·拜恩威尔写道，“1914年的战争出现了一些有美好象征意义的人和事。在我们文学和国家历史中，佩吉就好比100年前德国独立战争时的士兵诗人一样。”
德国人在进攻大教堂时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再没有人能像他们一般缺乏历史素养、对标志性历史建筑无感了！那里曾是历任法兰西国王加冕礼召开的地方，他们的这一行为，与1871年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布成立性质相当。
此时，爱国热情风起云涌，报纸们接受着新闻审查，言过其实的情况很常见。霞飞将军被奉为神人，甚至连马恩河一役胜利的荣耀都“被”归属于他——朗热扎克、加利埃尼两位将军所起的关键作用就此被忽略。
在《马赛激进报》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为大将军祈祷的：
“我们身陷战火中的霞飞，希望您的名字可以受到人们的瞻仰，希望您带领下的全面胜利即将到来，希望无论在陆战还是空战一切都能如您所愿。给他们一记您的重拳，带领我们发动进攻，向那些曾经击破他们防线的士兵再次下达命令吧，别让我们被‘德国佬化’，把我们从鬼子手里解脱出来。若一切如此就好了。”
“文字掩盖了战争的残酷，但一位士兵的陈述揭露了其中的一个方面，说是那些被抓到的战俘一般都是被就地杀掉，在我军还是敌军阵营均是如此。”
这一消息实在是震撼，以至于人们都没有心思追踪战局的演变了。官方的通报总是模棱两可，但是出现的村庄或城市的名字透露出，战争并不只在埃纳河进行——在皮卡第的阿拉斯也有交战、安特卫普被包围了、里尔面临着威胁。
双方似乎都想着迂回包抄对方、让对方晕头转向，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国北部的大区已经被入侵了。
在这场“奔向大海”的竞技战中，各方都想着包围对方，索姆河、加来海峡省、伊瑟河、弗拉芒这些地方已经沦为残酷的竞技场。
但这种不断试图进攻的迂回战最终被“战火”打破了，大炮和机关枪可以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就歼敌三千。
就好像活人在给自己掘墓一样！挖了一个坑，却不得不直接跳进去以躲避机关枪、子弹以及炮弹的攻击。
掘的坑洞越来越多，在地表上出现了一道道分支交叉的裂痕，周围用带刺的铁线防卫起来。但是，一旦炮弹瞄得很准，一次也可杀掉好几个人，或炸成粉碎，或直接将他们掩埋。
那些幸存的人和连队随后顶上，用死去同胞们冰冷的躯体筑成护墙。血液从粘土中渗出来，一只手臂或大腿从地面上凸起来——上面挂着几只军用水壶。
战壕里的“喝汤时间”
幸存者就这样幸存着——在死人之间。
“死去的战士堆叠成一个个小山丘，之后被焚烧掉。”赛里尼写道，“穿越默兹河时，我们可以踏着坚毅的步伐从德军士兵的尸体上走过——他们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但我军的大炮却最终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无一幸存。有些村庄我们几乎不能靠近，其中散发出的气味太浓烈了，没有一处坑洞里是没有尸体的。”
发生在十月最初几天的战役说白了，也就是这些屠杀以及腐烂在沟壕粘土里的尸体——提醒着幸存下来的士兵可能面临的命运。
在海战方面，各个海域都在上演着英德两国巡洋舰的交战。
但英国皇家海军最害怕的，还是德军的潜水艇——U型潜艇。
9月22日星期天，德军的U-9号潜水艇在北海对三艘英国的巡洋舰发动了鱼雷攻击，2200名船员中只有700人生还。
“我们比纳尔逊在所有海战中损失的手下都要多。”海军司令费舍尔评论道。
战争就这样变成了跨越边境线的屠杀，冲突不只发生陆地上、海面上，甚至还发生在海里。
第一次空战发生在1914年10月5日兰斯上空：德军一架亚蒂克型飞机被两名法国空军士兵弗朗茨和奎纳尔特用卡宾枪击落。
在这个10月的上旬，凡尔赛的上空出现了德国的黑翼飞机，有的甚至对巴黎进行了轰炸。在殖民地的土地上，战争也拉开了帷幕，从黑非洲一直延续到新几内亚。
没有一个大洲可以逃得过战争的阴霾，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夺取胜利，人们开始依据战争的需要来应用科学：机关枪、枪炮、机械化装甲机车……也正是从1914年起，人们开始构思并生产坦克。
人们探索着所有可以杀人的机器。
在化学工业的实验室里，人们尝试着研制窒息瓦斯。
在这战争的初期，谁仍考虑着和平呢？教皇本笃十五世。后者宣布进行为期一天的“为和平祈祷日”，巴黎的主教当天对教徒们说：“在为和平祈祷的同时，我们也在为法国以及盟军的胜利祈祷！”
对信徒们而言，爱国的情怀此时已然凌驾于人类手足情之上。
罗曼·罗兰为了保持自己“凌驾于混乱之上”的人道主义正避居在瑞士，此时此刻，他发出的声音竟也显得微不足道——人民保卫祖国的意愿是如此的强烈！
在德国也是类似的情景。
虽然还有几位社会党议员坚持反对战争，但整个国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信守着对国家忠诚的承诺。
1914年10月3日，他们在对文明世界发出的号召里反击了对德国的所有指控。
“我们是德国艺术科学界的代表，在这场为生存而发起的、双方都不得不参与的战争里，敌人的谎言与诽谤都旨在玷污德国纯洁的事业……”
“德国是战争的罪人，这是谎言。”
“我们罪恶地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这是谎言。”
“比利时人民遭受了我们在人身上、财产上的侵害，这也是谎言。当然在我军合法自卫的情况下除外。”
“我们军队猛烈的进攻摧毁了鲁汶，这是谎言。”
“我们推动战争的方式与人权相悖，这是谎言。”
“我们的敌人自私地宣称，对我们的军国主义发起的战争不是对我们文明的亵渎，这是谎言。如果没有尚武的精神，德意志文明恐怕在很久以前便已销声匿迹。德国的军队和德国的国家是融为一体的。在今天，这种感受将7千万德国人统一起来，如兄弟一般，不管他们之间在教育、阶层和党派上存在多大的差异。”
“这是对了解我们的人说的，是对那些和我们并肩保卫人类宝贵财产的人说的，请听听我们的呐喊：‘相信我们吧！相信我们将以文明人的身份抗战到底，我们家乡与国土的神圣堪比歌德、贝多芬、康德留下的遗产。我们将会在你们面前证明这一切，以我们的名誉与荣耀为名。’”
这份宣言得到了93位学界人的签名，其中包括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哈特·霍普特曼、诗人、作家、大学教职人员、神学教授以及教会历史学教授等。
罗曼·罗兰对霍普特曼评价道：“我拒绝接受德国领导者的罪行由这整个国家来背负。霍普特曼却与他们站成一排，他已然将权利丢弃在暴力的脚下……他不会明白，一个法国人可以比他更忠实于德国的理想主义，而后者正在遭受着普鲁士帝国主义的践踏。”
在其1914年10月29日的会议上，这位法兰西院院士是这样回复德国学界宣言的：“法兰西院拒绝接受德国将战争责任推给法国及其盟军的任何声明，谴责德国对其所犯下残忍罪行全盘否定的做法，更何况这些罪行都是完全真实存在的。”
“以法兰西文明以及全人类文明的名义，法兰西院痛斥这些侵犯比利时中立地位的侵略者、这些妇女儿童的谋害者、这些历史珍贵遗迹的野蛮破坏者、这些针对鲁汶大学、兰斯大教堂甚至妄想焚烧巴黎圣母院的纵火者。”
其他法兰西院院士补充道：“带着庄重的心情，法兰西院向我们的士兵表达慰问，你们是我们祖先美德的继承者、彰显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不朽。”
在法国和英国，没有人提及德国学界宣言里结论的第五点，后者是这样谴责的：“这些自称欧洲文明的捍卫者，没有人比他们更配不上这一名号了——他们与俄国人、塞尔维亚人联合；他们派出的由蒙古人、黑人组成的猎队竟在打击白人。”
法国的媒体界没有人站出来抨击德国人的种族主义、也没有人称颂英法殖民地士兵为战争做出的牺牲。然而，在这些殖民地的土地上，尤其在非洲中心，双方阵营都在动员己方的“本土人”站出来反抗对方的“白人殖民者”。
不可否认的是，各方都在增强以军队为中心的神圣联盟，他们就是祖国的利刃箭牌。双方都在谴责对方破坏了“文明”，都认为对方是战争的始作俑者。
但这样的一场战争怎么会中途停止呢？它只会持续到一方彻底溃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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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仍在继续，从9月2日开始，政治权力首脑们——包括共和国总统、政府人员和议会代表——便带着法国银行的储金，到波尔多避难。
霞飞大将军不希望任何人干预他的决定——拒绝来自部长和议员的控制。也是他在8月末，坚持要求总统离开巴黎。
不久以后，面对来自普恩加莱的指责，凭着马恩河胜利声望大涨的霞飞如是回应：“我当时建议您离开巴黎，并没有让您干涉战场上的事务。”
普恩加莱的到来得到了波尔多人民的热烈欢迎。但不久以后，他们便察觉到了政要们的手足无措、绥靖态度以及对阴谋论的种种猜忌。
前线的消息寥寥无几、电报也姗姗来迟、信息都需要解密——数字密码已经不起作用。
政府部门被安置在安当当斯大道上的各大酒店里，普恩加莱则在省政府大楼里工作、总理维维亚尼则在市政府。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人们在歌舞咖啡馆——如“阿尔安夫拉”和“阿波罗”——里布置会场，以便众议院和参议院每天早上召开集会。他们浪费着时间、讨论着空泛的内容，并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
在普恩加莱看来，维维亚尼显得“紧张、心不在焉，既不主持什么，也不作任何总结”。
至于内政部长马尔维，则一直都呆在“美味大蒜面包块”这家餐厅里，随时等待着会见来访者。
大家开始胡乱猜想。
有人声称卡约在巴黎妥协求和，还有人说加利埃尼将军在首都记者及重要人物的支持下正在谋划政变——他的声望的确令人堪忧。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马塞尔·森巴两位部长在马恩河战役后被授意前往首都及法军总指挥部，此行“旨在”将莫努里将军的荣誉勋章提升至“大十字勋章”一级。其实，两位部长的真实目的在于确认加利埃尼忠诚与否。
在与巴黎总督见面后，他们相信加利埃尼一心只想着如何抵御敌人的反击，保全法军战壕。
但加利埃尼甚至是霞飞都不希望看到政府迁回巴黎——他们忠于共和国，充满了爱国热忱，却不想政府干涉他们的策略。
他们最好留在波尔多！
即便有马恩河的胜利，气氛仍止不住沉重下来。
9月21日，急不可耐想返回巴黎的普恩加莱向部长们发问：“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留在波尔多？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继续留在吉伦特的理由了。”
共和国总统在此提及了战争部长米勒兰的答复：“可能（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波尔多），但霞飞更希望我们呆在这儿。”
部长们因此忍不住继续臆想各种阴谋论，与此同时，他们每天还接见着同在避难的“金融家”“投机者”，后者挤在部委的各个部门里，争取着政府订单。
与此同时，在安当当斯大道不远处的圣-让火车站也有政府人员的身影。人们在那儿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从火车上抬下来。护士以及那些战时投身医务事业的优雅女性——她们尊贵的衣裙外裹着蓝色斗篷、头上别着白色发卡——正在这些伤员周围忙碌。
站台上可以看到乔治·克列孟梭气愤地质问着运送官员：“你们竟然用运送牲口的车厢运送伤员，你们有没有事先消毒车厢内壁和地面？”克列孟梭不断重复着他曾是医生的这一点——他了解破伤风的后果有多严重。而军队卫生部的人有考虑到这一点了吗？克列孟梭威胁要把他刚刚看到的一切写在了《自由人》上。如若新闻监管试图塞住他的嘴，他就把《自由人》更名为《奴隶》，他绝不是在开玩笑！
莫拉斯的学生、《法国行动》专栏记者之一雅克·拜恩威尔则与克列孟梭持相反态度，他和极端派一样愤怒。
“对于任何一个还有一点血性的人而言，（政府）困居波尔多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无作为。政府已然耳目闭塞：它知道自己在这儿过的是一种避难的生活，而那些政府人员们也意识到了这点。我之前在路上瞥见车里的普恩加莱，他看起来比战争开始前老了10岁。”
“退守波尔多本来就是一个后果无法弥补的巨大错误，但退守前的焦虑也是难以想象的！”
“《行动法国》在波尔多停止出版并不是毫无道理。政府只想着返回巴黎，报刊杂志和记者们在这里已经没事可做！”
普恩加莱终于从霞飞那儿得到返回巴黎的许可，他之后还前往了位于马恩河的战营。
10月5日，霞飞在位于塞纳河畔-罗米利的总指挥部会见了总统。
前者显得冷静，话语单调乏味；而后者也没有任何动容的表态，用他的话讲，“（霞飞）与平常相比，并没有显得多激动。”
而当霞飞及其他将军发言时，也是在抱怨弹药、重型机枪的匮乏。
普恩加莱看起来像被这群穿制服的男人“围堵”了一般。
他神情诡异，一身似乎“不得已”穿的装扮：扣到颈部的法兰绒上装、黑色的带沿帽子还有蓝色的外套。
视察前线时，普恩加莱并没有对士兵们公开讲话。
一位总统的身边人讲述道：“当我们出发时，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了几颗小石子。有几个比较直脾气的人，确切地说是几个来自近郊的、在挖土的士兵，表现得很生气。”
“他们不太开心，您也是，我知道。”普恩加莱说，“你们都期待我的讲话。”
“几句话也许就足够了。”
“你们可能还会抱怨我为什么不从南方避难回来。您还能希望我怎么样，作为一个洛林人，从波尔多那边（避难）回来，根本没脸进行室外即兴演讲，尤其当他正愧疚时。”
普恩加莱安顿在埃佩尔奈，在冯·比洛将军曾住过的房间里。
他走在那些方才收复的土地上、视察各个战壕——士兵们沉默无言、显得筋疲力尽。人们都认为他们应该是看似失望但内心决绝。村庄都被摧毁了，人们身无分文、四处游荡。
普恩加莱看起来有些冷漠无情，用他的话说：“一个国家元首在行使其职权的时候，没有权利表现得如此触景伤怀。”
回到巴黎以后，他巡视了香榭丽舍宫的所有房间——它看起来就像一处废弃的皇宫。
10月9日，身处波尔多的他下定决心尽快返回巴黎，但霞飞再一次反对了他的决定。
阿尔贝·德·曼
的确，敌人的“奔向大海”计划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在临近凡尔登的圣-米耶勒，德国人在凸起的高地上筑起了难以攻克的堡垒。
在这些堡垒前面，堆叠着那些在无效进攻中阵亡的法国士兵尸体。那些退守到安特卫普的比利时士兵也已被包围——整个城市都已陷入德军的包围圈。
阿拉斯一地也已沦为战场，里尔岌岌可危。
在这个1914年的10月，安德烈·纪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也许永远都不会有那么一天，在经过新闻审查的报纸上会出现质疑我们是否真的值得胜利的言论。坦白地讲，这两个国家没有哪个是值得打败对方的。德国在把我们推向反抗的同时，也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普恩加莱一回到波尔多就听闻了阿尔贝·德·曼伯爵的死讯——那个追随政府、每天在《巴黎回声报》出版一篇爱国文章的专栏作家。
1914年11月10日，普恩加莱与全体政府人员一道参加了他的葬礼。
总统发言到：“这里安葬着一个尊贵的灵魂。他炽热的天主教思想并没有阻止他为共和国追索正义。他对我的希冀只有收复洛林……”
雅克·拜恩威尔作为阿尔贝·德·曼的读者，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没有人知道阿尔贝·德·曼被自己的焦虑折磨到什么地步，这种情感在他最后的文章里表现得那么地明显。字字句句只汇成两个字——悲观。他努力地与自己的悲观情感作斗争，以在大众面前保持一种充满信心的论调。在境况最糟糕的那几天，他努力雄辩的同时深受着折磨，这种折磨甚至能要了他的命。”
“这只殚精竭虑的号角最终也吹破了自己的振膜……”
在继饶勒斯、夏尔·佩吉以及成千上万——在1914年8月构成常备军一员——的年轻士兵们之后，阿尔贝·德·曼的死宣告着，在这个1914年的10月，战争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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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的这个秋天，没有几个法国人认为战争的局势将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9月结束时，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在马恩河战役之后将会迎来德军的溃败，然而现在战场已经延伸到里尔、阿拉斯、敦刻尔克和加莱。
人们还听说，曾经与国王一起顽强抵抗的比利时士兵也已弃城而逃了——那些逃过一劫的士兵和国王已经逃到了法国。
10月12日，里尔陷落！
新闻管制把事态都缓和化了，但每个法国人都曾在教科书里看到，说1792年欧洲各国的君主进驻里尔（对法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然后呢？在这一系列的进攻与反攻中，英国人、比利时人和新西兰人与法国海军的枪手一起作战，最后双方究竟是哪一方将获得胜利呢？
“德国人登陆了法国。”雅克·拜恩威尔写道，“如马匹身上的跳蚤一样活跃。而我们一直都缺乏大型枪炮来击破他们的防线。”
这便是法国人所谓的“佛兰德斯混战”，这场战争的帷幕在伊瑟河河谷、迪克斯梅德及伊珀尔三地拉开——几万人在其中丧生。由福煦将军领导的盟军在其发自法军总指挥部的公报中，提及了海军准将偌纳克领导的枪手们的英勇行为。
但是，尽管媒体不断对战事进行不切实际的报道，大众仍旧可以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面对着每月近6万人的法德各方阵亡人数，人们的不安慢慢转变成了焦虑与绝望。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成员身处军营之中——他们或失踪、或负伤或已阵亡。
人们开始怀疑政府公报的真实性。
在克列孟梭主办的杂志《奴隶》上，人们在每一期都会看到他表态称，自己已无法自由地告知读者他本人知道的事情。
《费加罗报》负责人阿尔弗莱德·卡布斯写道：
“即使我们所陈述的东西与以下主题无关：公共权力机关、政府、政治、政治机构、信贷组织、伤员、德国的残暴行径以及邮政服务 (8) 。我们仍需经过两至三道新闻审查程序才能出版我们想出版的东西。”
但是，当某个市镇的市长给任何一个家庭带来其成员阵亡的噩耗时，“审查”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女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深深的皱纹，她们或是丈夫的妻子，或是儿子的母亲——一身黑装仿若一声不能压制的控诉。
还有那些从前线发回的信件，虽然经过了审查，仍能读到士兵们备受煎熬的字句。
日常生活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面包店、杂货店门前渐渐搭起了长队。
有人也忍不住心生疑问——播种、收割还有枪炮的制造都将由谁来完成？妇女们因此被鼓励参与曾经由男人来完成的工作。
关于将军们领导无能的流言也开始兴起，说是他们固执地对德军加固后的防线发动冲击，轻易地将几万名法国士兵送上不归路，这一切都侵蚀着人们的信心。
10月5日，拜恩威尔写道：
“在这个全民精神敏感的阶段，各种‘传言’总是流转得出奇的快！一个月前，大家都在传说，以珀山和索雷特为首的‘政治将领’是里尔陷落、圣-昆廷战败的罪魁祸首；之后又有一则关于普恩加莱夫人义举的传言：一些人说她通过总统丈夫‘指导’了战争，另一些人则说她在政府前往波尔多前，义正言辞地向其丈夫宣称留守香榭丽舍宫是他的责任；现在，流言又在一个个村庄间流转，说是共和国的叛徒挑起了战争，还说圣-皮埃尔的贡金都被德皇威廉二世收入囊中。人们甚至因为某位大人物的保守倾向和财富，指名道姓地说他为敌军的荷包贡献了多少多少。这些可憎的无稽之谈在某些乡村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在佩里格，达松瓦尔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因为他城堡领主的身份被打上了反动的标签，差点因谋杀死于非命。即使在‘国民统一’、‘神圣和解’的口号下，共和国内战仍然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即使有来自公共教育部的通报要求，还是有流言称，无数的小学教师在学生返校之后，对着年纪尚小的孩子大放厥词。这种愚蠢自尊心驱使下的无知真是无药可救了。”
以上是莫拉斯的学生拜恩威尔的看法。诚然，当时的一些“小学教员”常常也是前线上军队的领队或战争的英雄。
但拜恩威尔的这些言论，在1914年的这个秋天，揭露了“神圣联盟”已然渐渐名不副实。
而政治首脑们也察觉到了这一氛围的变化。
普恩加莱多次前往巴黎和前线视察。他授予了霞飞军事勋章，在其发言里多次强调了政府的角色以及返回巴黎的必要性。他还反复强调着以下这个论调——似乎也是为了说服他自己——“我们的军队和法国难道不是融为一体的吗？”
总之，应该由政府人员来决定战争的大致走向。
霞飞最后松口称，政府最迟可以在12月份返回巴黎。
但普恩加莱更关注的，是这支共和国的军队可以把“德国鬼子”们逐出境外进行决断。
斐迪南·福煦元帅
11月2日，共和国总统在与福煦将军在卡塞尔共进午餐时，后者向其倾诉了国家陷入全面战争的境况，并坦言他自己“又悲又愤，渴望获取胜利却还未得成功”。
福煦与霞飞一样是工科出身。他支持进攻的策略，但同时也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将领，他深知依据对方的火力与兵力，发起进攻无疑就是让整个军队送死。他手下的参谋部部长马克西姆·魏刚中校也赞成这一观点。
德军方面，司令部也和法军形成了类似的观点。
在伊瑟河谷底的第一场战役中，法金汉对一万多名学生组成的自愿军下达了进攻指令。
比利时人在那之前摧毁了堤坝，期望水流可以延缓德军的进攻。瓢泼大雨下，自愿军的学生们在血色泥泞的土地上纷纷倒下。
10月的最后几天，在伊珀尔的朗厄马克周围，德军司令部再次对自愿军下达了进攻指令——然而，高歌着装载弹药、列队紧密的他们仍旧遭遇了屠杀。近5万名来自德国各个大学的学生在这些进攻中丧生。
德语中的“Kindermord bei Ypern”指的就是这次“伊珀尔子女的屠杀”。他们成为了德国民族主义的一段佳话，他们的牺牲随后被德国纳粹所称颂。希特勒虽然是奥地利人，但他当时在慕尼黑自愿参了军，且很有可能参与了这次伊珀尔战役——这是一次被德国历史所铭记的战役。
战役便这样一场接一场地逐一拉开帷幕。
盟友们兵力的损失与德军类似：近2.4万英国人丧生，法国丧生人数相当。
在朗厄马克，除了死神以外，并没有任何一方占了上风。
冯·法金汉将军终止了进攻。双方士兵开始筑起护墙、挖起壕沟并驻扎其中，这些沟壕周围布满了装有倒刺的铁丝。从瑞士到北海沿岸，成千上万的士兵们分庭对峙，将军们总考虑着发动进攻，而这意味着将兵团送上不归路，但运动战的阶段已经过去。
必须顶住、坚持住，通过远程击杀敌人。
炮火一般是为进攻做准备的，而现在却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因为敌方的炮火已经让进攻成为不可能；而当人们沉醉于通过炮火击破对方防线的幻想时，它的“无力”又沦为大家诟病的对象。
虽然说运动战已经过去，但它就犹如一场炼狱——只有那些被“打入”其中的人才能亲证它的可怕。
拜恩威尔得以倾听到一位年近60、才从佛兰德斯战场上归来的军官的倾诉：“士兵们在战壕里的生活简直惨不忍睹。首先，在伊珀尔和迪克斯梅德一带的战壕，因为连续的战事，并没有经过仔细地挖掘。说白了，那就是一个个坑，士兵们不得不蹲在其中，神经因为不间断的炮火声一直紧绷着。他们每三天换一次岗，出来的时候已经处于肉体——尤其是精神——的极度疲惫状态，有些人甚至变得有点儿迟钝和愚笨了。”
“这几天，上面下来命令说要让士兵们离开沟壕，前往攻占敌军战壕。这是大伙儿第一次拒绝行军，军官们甚至威胁将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交给处决分队处置，‘相比于像我们同胞一样去送死，我们宁可被枪毙。’他们回答道。其实，不久以前，我们才发起过相似的进攻。士兵们的躯体相互交叠在敌军布下的铁网上，在致命密集的枪火下，存活下来的士兵只能撤离到中间不知是属于法军还是德军的沟壕里，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前往救援自己的伤员。这些不幸的士兵就这样连续几天垂死其中，他们的呻吟和哭喊几乎要撕裂战友的耳膜，直到这些沟壕最终变成了他们墓穴，方才止歇。”
“运送伤员的车厢里，惨不忍睹的场景也很常见。受了伤寒发着烧的年轻士兵，颠簸了8天8夜，从前线被送往贝济耶。在同一个车厢里，其他伤员因为没有得到医治，呼唤着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受着疼痛走向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场景几乎和但丁笔下的地狱有的一拼。年轻法国士兵的记忆里因此多了这可怕的一幕，而一路的颠簸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死神每天都与我们比邻而居……”
“这也是第一次，我在这里转述那些士兵们当时口口相传的事情：国民军并不是可以毫无包袱地前进，这些35到40岁之间的男人，家里都有妻女，‘他们更多是顾盼身后的家庭，而不是朝前看’，他们中很多人因此都应该被枪毙。在许多地方，一些军官甚至自己给出了潜逃的案例……可怜的主权人民！可怜的选民！……但，这就是‘国民防卫军’。”
“比如说，德国的国民军行军速度就没有我们快，没有我们‘可怜的国民军’快，大众调侃道。”
这些关于战争难以言喻的残酷描述，并不能呈现战壕里地狱般的日常生活。想想伊瑟河地区那些冰冷泥泞、混着血水的土地——它们几乎轻易就能没过士兵的腿部。
“尸体混在泥潭里”一位经历过一战的法国士兵缓慢地说，“偶尔会在其中出现死了有一段时间的人的尸块。”
还有老鼠。“断壁残垣里，老鼠成百上千地大量繁殖。我曾在其中度过了难熬的夜晚——身上盖着压脚被和军大衣，我仍能感觉到这些肮脏的小动物爬过我的身体。”一位军官陈述道，“它们在吃光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之后——面包、黄油、巧克力等——便开始啃食我们的衣物。每个人身上能感觉到有15到20只左右的老鼠在活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根本无法入睡。”
“这些巨大的老鼠也会垂涎人肉——它们以尸体为食。”
一位士兵还陈述道：
“我匍匐前进时经过了一具死尸，他的头盔已经滚落，头颅暴露着，脸上的肌肉已经被蚕食殆尽，眼睛也没了，假牙滑落到腐烂的衬衣上。他嘴巴大张着，很显然，某些肮脏不堪小动物曾经‘光临’过。” (9)
虽然士兵们都知道死亡随时都可能光临，虽然他们都看过同胞被利刃划开、暴露在外的肝肠，这些法国士兵们仍旧心系祖国土地、顽强抵抗。
1914年11月2日，法国清明节，全国人民汇聚到逝者墓碑前，纪念那些为国家献身的人。
“在这个被入侵、被践踏的法国，国民们的情感和领会力已然空前。”保皇党雅克·拜恩威尔写道。此时的共和党人也持相同的观点。
“在敌人面前，人们一定要意识到，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基础，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捍卫共同的精神及物质遗产的这一事实。”
无论在前线的战壕里，还是后方的群众间，人们都清楚今天的入侵者已不再是进军柏林的哥萨克骑兵！
今天互相对峙的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从贝尔福一带领土一直绵延到佛兰德斯的村庄。
然而，在俄国、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边境，运动战仍在继续——战争境况仍是不确定的。
俄国人被兴登堡将军带领的军队击溃；但俄国在进军匈牙利时又打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德军为此不得不从对法前线分调部分兵力进行支援。
至于塞尔维亚这边，其军队多次打败了奥地利军队。
但这些胜利都不是绝对的。1914年11月3日，同盟国宣布土耳其帝国加入战争，形势对俄不利——后者因此被阻隔在黑海一带，孤立无援。
法国首先必须得依靠自己。
普恩加莱已决意要返回巴黎，“我们现在生活在霞飞的专制之下！”他不断重复道，“还是很难对付的专制！”
共和国总统甚至怀疑大将军在策反舆论以对抗他。
“现在别人都在责备我抛弃、牺牲了巴黎——但这曾是一个多么支持我的城市啊。”普恩加莱在1914年11月12日说。
他希望公共机关的意志可以在将军们身上体现，为此政府必须返回巴黎。
11月25日，普恩加莱离开了波尔多并在26日一早8时抵达了首都巴黎。
(1) 拉扎尔·蓬迪谢利于2008年去世，他是当时一战最后的一位幸存者。其遗体被安置在巴黎荣军院，本书作者有幸宣读了他的悼词，时任共和国总统主持了葬礼。
(2) 人们嘲讽那些议员虽然撤往波尔多却依然拿着津贴。
(3) 莫里斯·热讷瓦：《死亡近在身边（La Mort de près ）》.巴黎：圆桌出版社，2011年。
(4) 引自《法国人民的生与死（Vie et mort des Franç ais ）》，1959年由巴黎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作者为安德烈·杜卡斯、雅克·梅尔、加百利·贝赫、雅克·贝赫，其中引言为莫里斯·热讷瓦所写。
(5) 同引自《法国人民的生与死（Vie et mort des Franç ais ）》。
(6) 沃纳·波麦堡：《一位德国人口中的一战（La Guerre de 14-18 racontée par un Allemand ）》，巴黎：巴赫蒂亚出版社（Bartillat），1998.
(7) 路易·呼赫迪克
(8) 邮政多与文件、信息传递相关，故被列入审查对象。
(9) 此处应该读亨利·巴尔布斯作品《火光（le feu）》（1916年）以及罗兰·多尔兹雷斯的《木头十字架（les croix de bois ）》（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