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公敌——犹太人、战争与大屠杀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犹主义，作为延绵几个世纪的迫害运动的根源，为什么在1941年到1945年间导致了大屠杀？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纳粹战时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文字及图像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具有启发意义的工具。从1919年到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对犹太人咆哮着可怕的恶言并以暴力相威胁。在他正制订计划要发动第二次欧洲战争时对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公然威胁，如果犹太人要煽动一场战争的话，他就要“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纳粹不断地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是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因此也暗示这并不是时机和地缘上的偶然事件。虽然希特勒对在他所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发动战争已计划许久，但他和他的宣传家们却坚持认为，“消灭”犹太人是对“国际犹太人”发动对德战争的正当回应。仇恨、自以为义的愤怒与偏执的交织，是纳粹种族灭绝政策正当理由的核心部分。纳粹宣传指出，德国对同盟国的战争及其“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图，是一场无比重要的反击和自卫战争的一部分。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公共语言的激进化，伴随和预示着纳粹政策从迫害到消灭的逐步升级。

在纳粹宣传指出第三帝国是其他人预谋的无辜受害者，与希特勒长期计划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事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鸿沟。这个缺口诱使当代人假定，宣传只是纳粹犬儒们使用的一种操纵手段而已，其实他们完全明白，它颠倒了他们的侵略计划所推动的一系列事件的先后顺序。但是一些当代的观察家推断，纳粹相信他们自己的偏执逻辑。文学学者和日记作者维克托·克伦佩勒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不久之后的日记中写道：“无论我如何抗拒它，犹太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第三帝国话语的中心，甚至是其整个时代的观点。”克伦佩勒意识到，反犹主义不仅是一组偏见和仇恨，同时也是一个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框架。作为艺术历史学家而名声鹊起的小贡布里希，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翻译和分析德国战时宣传的工作。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贡布里希写道，纳粹宣传已经通过“将政治世界转化为个人和人格化（persons and personifications）之间的冲突”而创造了一个虚谎的世界，在这里，善良年轻的德国勇敢地抗击邪恶阴谋家，尤其是犹太人。犹太人是这个虚谎的黏合剂，首先是在德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然后是在国际层面上。正是“这个巨大的被迫害妄想症和偏执狂的虚谎，将德国宣传的各种线绳扭在了一起”。贡布里希的总结是，纳粹宣传的特征与其说是谎言，不如说是对世界事件强加了一种偏执狂的理解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宣传不断地声称一个事实上的政治主体，一个被称为犹太民族或国际犹太人的团体，是启动和延宕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有一个犹太国际阴谋正意图消灭德国和德国人。这些声称依赖于纳粹激进反犹主义一种固有的偏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中，这些信念将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反犹主义从为传统迫害模式提供正当理由，转变为历史学家诺曼·科恩所称的“对种族灭绝的授权”（warrant for genocide）。

面对纳粹德国国家政治领导人这种观点的表达，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同时也包括大量的战后学者，对纳粹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表示怀疑。然而，一项对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则把注意力吸引到了许多非理性和虚假意识形态观点的因果意义上。在纳粹德国的案例中，历史学家已充分记录了索尔·弗里德兰德所称的希特勒早期的“赎罪式反犹主义”（redemptive anti-Semitism），它把对一个无比强大的国际犹太人的偏执幻想，与解救、拯救德国免于那致命影响的承诺结合了起来。伊恩·克肖注意到，希特勒在他的慕尼黑啤酒馆演说中所表现出的“对反犹的一种吞噬一切的疯狂迷恋”就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这种迷恋在1920年4月6日纳粹党会议上的一次演讲中非常明显，那时希特勒讲道：“我们不想成为只是为屠杀营造一种心情的情绪反犹主义者。相反，我们是被一个冷酷无情且强烈的决心所驱使，是要在其根源上攻击邪恶，并消灭其根基和分支。每一个能达到我们目标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哪怕它意味着我们必须与魔鬼签订协议。”

早些年，希特勒公开指责犹太人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就是外来因素，是德国从军事战败到大萧条等问题的原因所在。然而，直到1939年1月30日，他才公然威胁要消灭犹太人。在1920年至1939年间，他经常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号召“将犹太人从我们的人民中间剔除出去”。在《我的奋斗》接近结尾的部分，他写道：“在战争初期和战争期间，如果有1.2万或者1.5万希伯来堕落者被置于毒气之下，正如我们数十万最优秀的德国战士在战场上所经历的，那么数百万人的牺牲将不会是徒劳的。”但是，即便他的语言很恶毒、仇恨很深，在1920年4月到1939年1月间，他并没有重复威胁要杀掉所有在德国的犹太人，或者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他只是谈到“世界或国际犹太人”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且与德国为敌的既存政治主体。他声称，这个主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发挥了作用，并助长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德国的战后通货膨胀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在1933年到1939年间，国际犹太人是造成欧洲列强和美国批评德国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国内政策的原因。在1939年之前，希特勒毫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强烈仇恨，以及他决心将犹太人驱逐出公共生活、职业和经济活动，剥夺他们的德国公民身份，然后如果需要使用武力的话，强迫他们离开德国。的确，在1933年到1939年间的反犹迫害时代，纳粹政权通过与一些犹太组织的“转移协议”，鼓励和允许六万德国犹太人以及大约一亿马克从德国转移到巴勒斯坦。希特勒辩称，每一次迫害犹太人的升级，都是对他所断定的国际犹太人先前发动的侵略行为的一种回应。但是，从1933年1月到1939年1月，通过六年的反犹迫害、抵制、蛮横逮捕、盗窃、清洗及1938年11月大屠杀的逐步升级，希特勒在没有对犹太人宣战的情况下，不断重复着国际犹太人对德国构成威胁的声明。然而，在1939年的1月，他发出了明显是更加激进和凶残的腔调。

在宣扬犹太人对纳粹德国威胁的同时，希特勒正准备在东部发动一场旨在争取生存空间的战争。这样一场军事行动能在美、英封锁的情况下为德国提供原材料和食物供应的安全保障，并为随后力争攻击美国和统治世界打下基础。希特勒将自己公开展示为一个爱好和平，虽激进但地方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仅仅是要把国联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应用到中欧地区讲德语的民族当中。事实上，在通往世界统治的道路上，他的取胜战略需要准备一系列对孤立敌人的闪电战争，而这些胜利能提供有利于进一步扩张的资源。尽早发动战争能发挥纳粹德国的军备领先优势，延迟则会削弱它那最初的优势。

在驱使事件走向战争和大屠杀上，希特勒是一个核心并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人物。但是，纳粹党和纳粹政权的宣传却指出，希特勒和德国仅仅是在回应其他人的动议、不公和威胁。这种宣传叫嚷着无辜和自以为义的愤怒，以及把德国与犹太人的权力关系颠倒过来：德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犹太人却是无比强大的。从1933年到1939年，反犹意识形态转换到迫害政策，是以犹太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所作所为的正当回应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1939年1月30日，一个明显的转变发生了，因为希特勒将他要发动的战争描述为针对国际犹太人面向德国一长串进犯的最终回应。根据希特勒的偏执逻辑，犹太人已经发动了战争，所以纳粹被迫发动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反击战争。在1月30日对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希特勒首次明确公开威胁要消灭（那是指谋杀）——不只是迁移、驱逐或是打败——“欧洲的犹太种族”，即在“欧洲内外的国际金融犹太人”发起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情况下。在1939年1月30日到1943年2月24日期间，他至少在随后的六个场合中公开重复着种族灭绝的预言。与他在1919年到1939年间的公开实践相比，在随后的几年里，希特勒以前所未有的清晰、不讳和频繁，演说和叙写着要实施他那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威胁计划。他将自己扮成先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证实国际犹太人的确已经行动，旨在摧毁德国和德国人。

希特勒及其主要宣传家们能够同时容纳两个完全矛盾的事件版本：一个根植于优等民族和统治世界的宏伟理念，另一个则是无辜被困受害者的自怜偏执。宏伟和偏执是同一种狂热意识形态的两极。纳粹宣传将他们自己侵略及屠杀的意图和政策归罪于他们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抓住了纳粹主义的这一方面，他们在1944年写道：“盲目的凶手（blind murderer）总是视他的受害者为自己的迫害者，因而他必须进行自卫。”从开始到结束，宣传中所呈现的偏执叙述，一直伴随着纳粹政权的宏伟侵略战争及其种族灭绝政策，并为它们提供正当理由。

纳粹德国战时宣传的激进反犹主义也构成了一个解释棱镜：随着事件的开展，纳粹领导人就借以观察并曲解它们。的确，因为希特勒将他要发动的战争描述为针对国际犹太人面向德国一长串进犯的最终回应。在《德意志公敌》中，我探究了将反犹意识形态转化为叙述，以及定制（tailoring）日报和周刊新闻以配合这一叙述的过程。像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其他偏执狂型的政治实践者一样，纳粹相信他们自己已经揭开了现代历史和政治的深层秘密，而大多数人由于深陷于事件之中而未能获悉这个秘密。就在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虚谎的世界的同时，他们让自己和无数的其他人相信，他们的公共启蒙和宣传部正在教育民众事件背后的幕后黑手及实际驱动力量。在激进反犹主义的“疯狂叙述”中，所有的谜底都被解开了，所有的历史偶然事件都被清除了，一切都变得可解释。

研究反犹主义和大屠杀起源的历史学家，充分记录了其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及文化上的广度与深度。用一种特定的视角，他们已经解释了“迫害时代”的根源。这个引人注目的学术团体解释了通往反犹“共识”的道路。

这个共识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纽伦堡种族法的出台，以及针对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剥夺、经济贫困和人身监禁。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先驱历史学家乔治·莫斯大胆地宣称，基于体征贬损和拔高的标签化种族主义，“是将德国民族主义从歧视发展到大灭绝的走火入魔的催化剂”。但是，不管这个共识怎样卑劣，或者那被假定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外貌的熟悉漫画多么可憎，都没有产生大屠杀的国家政策。对反犹主义长期历史的思考，留下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为什么大屠杀在1941年到1945年间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发生了。

答案在于，纳粹政权高层的激进反犹主义者们如何不遗余力地对国际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展开中的角色赋予某种言之有理的意义。纳粹领导人相信，展开的战争事件证实了他们激进反犹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并增强了将犹太人从地球表面清除的必要性。

激进反犹主义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犹太人是一群紧密团结、政治上积极活跃的主体，一个通过种族纽带而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起来的团体，且这个纽带胜于任何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在纳粹的眼里，这个强大和自治的实体——国际犹太人，控制着各式各样服务于其邪恶利益的傀儡和共犯。与那种不太激进和非种族灭绝式的仇犹不同的是，犹太国际阴谋论的这种观点并不对其强加给犹太人的所谓身体外貌赋予什么重要性。的确，纳粹宣称犹太人是伪装专家，因此“大众启蒙”的不懈努力在暴露他们和他们统治世界的目标上是必要的。如果不能被认定和摧毁，纳粹宣传家们担心犹太人将会消灭德国人民。因此，希特勒及其同伙在众多场合公开声明，他们将会在犹太人能够消灭德国人之前“消灭”犹太人。“犹太人的阴谋”这一观念在纳粹执政之前的几十年里由大众出版物《锡安山长老协议》推而广之。

纳粹宣传家们的技能是，使这个阴谋论得以实时更新，并用20世纪中期欧洲和美国公认杰出人物的名字和脸谱来滋养它。国际犹太人阴谋的理论对这个表面上看似难答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在1940年参战了而不是进行谈判？为什么随着1941年6月德国的入侵，苏联政权像一个纸牌屋一样倒塌了？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会反对希特勒？为什么红军在1943年春天之后继续向中欧推进，而反希特勒同盟却保持完整？在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国际犹太人阴谋在幕后操控的观念下，纳粹领导人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现代历史的许多其他谜底。

虽然也有一批论述纳粹宣传的杰出著作，但没有一部专注于激进反犹主义向战时宣传文字和视觉图像的转换。《德意志公敌》利用众多资源去追踪这个转换过程：阿道夫·希特勒的相关演讲；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演讲、文章和多卷日记；帝国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在柏林新闻会议上发给报纸和期刊编辑们上千份日报和周刊新闻指令选集；受政府控制的报纸的头版文章和新闻提要；在第三帝国期间侵入无数德国人日常视觉体验的有关反犹主义的黑白或彩色墙报和海报。其中一些文字和图像是众所周知的；其他的在那时虽说是为人所熟悉，但即便是在纳粹宣传学术研究中也被忽视了。那绝对重要的新闻指令——《每日要闻》，在对奥托·迪特里希的纽伦堡战后审判中就已为人所知，但异乎寻常地未被充分利用。色彩鲜艳的反犹政治海报同样也几乎未引来任何的考察。借助这些丰富的材料，我主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反犹主义宣传，是与纳粹动机及其发动战争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紧密融为一体的。

“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于露西·达维多维奇这样一位在其开创性工作中使这一短语耳熟能详的学者来说，它意味着大屠杀，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随着大屠杀学术研究接踵而至的爆发，两个学术团体形成了。一个由军事历史学家构成的团体继续关注传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叙述，而另一个更加详细地探究了大屠杀的历史。当军事历史学家们在叙述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其他人在研究万湖会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其他死亡集中营。虽然这样的二分法让位于在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灵感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进行对接的尝试，但达维多维奇的短语“反对犹太人的战争”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清晰地唤起对欧洲犹太人大规模屠杀的记忆。更广泛地去理解“反对犹太人的战争”的时机已经到了，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纳粹领导人在私人会谈、办公备忘录或公开声明中将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指的是一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合并在一起的末日战争。他们并没有把他们与他们所称的国际犹太人的战争的含义限定在“最终解决方案”之内。相反，他们认为“最终解决方案”——具体内容没有在公开场合讨论过——是更广泛的防卫战争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种必要的反击行动，是纳粹德国发动的旨在反抗国际犹太人、世界犹太民族，以及并未被频繁使用的“犹太人”。在纳粹领导人的意识和公开声明中，所有这些人都在打同一场战争；这是一个天大的国际阴谋，犹太人幕后操控体量超大的势力对付德国及其同盟，而他们的非犹太人共犯，主要是指同盟国，只是敌人的公开外表。纳粹叙述将巨大的自主权和力量归给了犹太人，而否认这些归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这些人被认定为犹太人的木偶、共犯、傀儡和奴仆。

纳粹德国视它的敌人为一个无以类比的阴谋。国际犹太人处于中心位置，拉扯着木偶线来控制他们的傀儡——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从1939年9月战争开始之前的几个月，直到希特勒在柏林地堡的最后日子，纳粹叙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图是防卫战争的组成部分，旨在反抗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所发动并逐步升级直至获得胜利局面的侵略行为。纳粹反犹主义的激进和极端，并不仅仅表现在有关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或他们所谓的性取向这些既熟悉又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漫画。这些偏见和恐惧在第三帝国之前早就已经是欧洲反犹主义的稀松平常之事。的确，正是由于纳粹领导人很担心他们所认为的犹太人将自己伪装成非犹太人的能力，因此他们恢复了一个中世纪传统，即强制要求犹太人佩戴具有识别功能的黄色大卫星，以迫使他们公开犹太人身份。现代反犹主义的阴谋性一面，在培养它的激进和种族灭绝内涵时至关重要。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渴望，是与这一纳粹观点分不开的，即犹太人是一个国际上有组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势力。

毫无例外，连希特勒最强烈的反对者都很难相信，他会把他说过的关于消灭和根绝犹太人的言论当真。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公开宣布的意图和实际政策之间的相似性。关于纳粹政权公共语言中委婉和明晰（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修正传统的思维。实际上，当它的领导人在1938年后公开发表他们意图对欧洲犹太人做什么的时候，即他们要消灭和根除的意图，杀害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是昭然若揭和毫不含糊的。乔治·奥威尔有这么一句名言：极权主义专制体制的言论和宣传是“委婉隐晦、回避问题和完全朦胧含糊的”。他认为，为了努力“辩护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极权主义直接用简陋的抽象替换了那些直接关于暴力犯罪的简单明了的名词和发自肺腑的动词。奥威尔的观点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执行欧洲犹太人种族灭绝任务的机构——帝国安全总部——内部的办公备忘录；适用于以大屠杀本身而出了名的“最终解决方案”；当然同样也适用于参与大屠杀的工作人员用来向其受害者掩盖他们将要面临的可怕命运的恶毒骗术。但是，纳粹德国的公共话语并不限于那些臭名昭著的委婉语言。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她的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言：“我们应该回想希特勒频繁使用的话语，他对运动真实目标的定义是完全真诚和毫不含糊的，但是公众对这种一致性并没有做好准备，以致简单忽略了其真实目标。”

事实上，纳粹政权公共话语把对“最终解决方案”的任何事实的全面压制，与对谋杀意图野蛮的，有时是粗鲁的宣布结合了起来。德语中两个关键的动词和名词是这个大规模屠杀语言中的核心：vernichten和ausrotten。这些可译为“使灭绝”、“使消灭”、“使完全毁灭”和“去谋杀”；以及名词Vernichtung和Ausrottung，可翻译为“灭绝”、“消灭”、“完全毁灭”和“谋杀”。无论是采用字典中的字面意思，还是将其放在它们被提及过的演讲稿、段落及句子的语境当中，意思都是相当明确的。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及宣传家们说出这些词来描述他们对犹太人意图做什么时，在他们声称正是犹太人不仅意图要消灭和根绝纳粹政权、纳粹党和德国军队，还要灭绝全体德国人之后，他们几乎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当纳粹将消灭和根绝政策归罪于国际犹太人时，那个文件中的明确意思是，犹太人正在支持一个针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到了1941年的夏秋两季，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公开宣布对犹太人的灭绝威胁是当下官方政策的组成部分。

对于德国听众和读者，这些词汇的特殊意义是明确的。对于军人而言，“毁灭之战”（Vernichtungschlacht）这个用语有一个为人熟悉的克劳塞维茨指环（clausewitzian ring），并表示敌方军队的完全溃败。为了将全部犹太人描述成纳粹德国的敌人，纳粹叙述试图将要消灭和根绝（犹太人）的威胁，放置于常用或至少是已知的战争用语之中。当这样做时，它远远超过了克劳塞维茨的正统说法。对于那些记得德国在非洲殖民主义历史插曲的人来说，“毁灭”可能唤起了他们对德国于20世纪前十年在纳米比亚发动的“灭绝战争”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在比利时和法国对士兵和平民的模糊区分，可能已为指挥战争攻击人民而不是军队提供了先例。但是，正如研究希特勒东线战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所论证的，德国将军们理解这将不会是一个传统克劳塞维茨术语意义上的“毁灭之战”，而是“战争破坏”，也就是跃过一个超越任何欧洲先例的鸿沟。从1941年到1945年，所有德国人的普通和日常经历都被暴露在激进反犹主义的宣传之下，其赤裸裸的意图就是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提供理由。“普通”的男人和女人所见所闻的是一种甚至在几个世纪的反犹仇恨背景下都非同寻常的激进反犹主义。纳粹政权努力把既异常又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言融入表面上看似普通或更加传统的战争叙述当中去。在纳粹传播的文字和图像中，欧洲的犹太人不是任何人的无辜受害者，而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主要罪责的当事人。因此，消灭犹太人并没有抹除对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分：正如纳粹领导层所认为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跟纳粹德国交战。

将意识形态转化成新闻形式的事件连续叙述的任务被交给了宣传部，特别是迪特里希的帝国新闻办公室。在每日和每周，这个办公室都会给新闻机构发布指令，命令他们该如何叙述当下事件。虽然对被控制的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无数指令，在战后对迪特里希的纽伦堡审判中就已真相大白，但是它们在学术报告中却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是，这些指令还是说明了宣传家们如何利用激进反犹主义去解释事件的进程。虽然戈培尔在纳粹宣传历史中明显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他在清除和控制日报和期刊出版中并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当那些既丰富又很吸引人的证据在1947年和1948年对戈培尔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呈现时，它表明这些任务是由帝国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实施的。迪特里希不像戈培尔，他每天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工作，并且每天早上递交国际新闻简报给希特勒。然后，迪特里希向他在柏林的工作人员传递希特勒的建议和意愿，告知德国新闻机构应该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在战争进程期间，数以万计的机密“新闻指令”在柏林每日新闻会议上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传达。这些必须服从的指令随后被传达到几千份报纸和期刊那里。通过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在对德国日报和期刊的事件记录的影响上，希特勒比以前所公认的更重要和直接。在宣传和新闻控制领域中，政权展示了协同和效率，即便是在面对内部的个人冲突和组织纠纷时，仍展现出在核心政策目标上的统一战线。用伊恩·克肖的话来说，戈培尔和迪特里希两位都“为希特勒工作”。但是，迪特里希是每天而不是定期接触希特勒，不需要凭经验猜测他想要什么。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纳粹宣传的另一重要维度涉及《每周要闻》的墙报内容，其中文字、肖像和图片的混合清晰可见。每周发行几万份，有时几十万份，在图片机械化印制的新时代，它们是纳粹主义视觉攻势最普遍和最具侵入性的一面，不管是黑白还是彩色的。德国墙报是一种新闻社论、政治传单、政治海报及记者文摘的独特结合体，采用现代印制技术，并针对一个日常生活和工作节奏以步行和公共交通为特点的社会。纳粹主义的一些视觉特征——纽伦堡集会、火把游行、通向奥斯维辛的大门、阿尔伯特·施佩尔大楼、《意志的胜利》（莱妮·里芬施塔尔关于纽伦堡集会的纪录片），还有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电影《永恒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早已是熟悉的现代观念的图标和纳粹时代的记忆。但是，除了每周的《新闻汇辑》，没有一种纳粹视觉宣传形式能像《每周要闻》那样对政权的当下事件描述作出如此至关重要的贡献。一个人毕竟可以决定不去看电影或《新闻汇辑》，然而一个人无法避开《每周要闻》墙报。从1937年到1943年春天的每一周，大概有12.5万份黑白或彩色的墙报被张贴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和缝隙。《每周要闻》墙报被张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市场广场、地铁站、公交站、就业办公室、医院候诊室、工厂咖啡厅、酒店、饭店、邮局、火车站、学校和街边电话亭。在人口稠密的德国，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步行和公共交通；政治墙报被策略性地放置于大众在任何给定的一天都会集散的节点，是强行侵入无数人视线范围的最有效手段。

的确，运用现代广告、机械化和图像式印制技术，以及纳粹党与政权的组织性武器，纳粹宣传家们使得政治墙报在大规模传播政治宣传中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每周，许许多多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德国劳工阵线的成员，以及酒店旅馆老板、园丁、外科医生、退伍军人和地主的先锋组织在派发和张贴它们。基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目标与无数德国行人及乘车上下班的人的日常体验之间强有力的联系，这些特别的文字和图像值得从历史写作和思考的边缘移到中心位置。它们加强并详尽说明了受政府控制的如《人民观察家报》之类的报纸所传达的信息。

接下来的证据和观点将详述纳粹政权跟德国人说了什么，而不是“普通”德国人或“大多数”德国人明白了什么。纳粹声明的记录比其在大众意识上更加广泛和具体。纳粹政权评估公共意见的努力，被收集和报告（公共意见）所使用的非典型、非科学的方式所污染。战后证据常遭受记忆和政治利益的扭曲影响。虽然这里所呈现的证据不能解答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什么的问题，但它确实比以前更加翔实地说明了，希特勒及其同伙在众多场合告诉德国民众他的政府实施消灭和根绝欧洲犹太人政策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能懂德语，阅读一份主要报纸，有规律地去收听广播新闻，浏览无所不在的纳粹政治墙报，他或她就会知道这个基本的事实。那个人就会知道，德国政府坚持认为，当前事件只有与国际犹太人的权势、犹太人正在阴谋摧毁纳粹政权和谋杀德国人民联系在一起才能被理解。

现存证据似乎表明，一个嵌入纳粹党及其先锋组织之中的狂热但为数并非很少的少数群体相信这些信息是真的，并且它的成员将这些信息散布于一个反犹主义的温和形式已然稀松平常的社会之中。将关注点从普通德国人是怎么认为的，转移到纳粹专制主义本身的文本和图像，我在本书中将寻求解决那个至今仍未被解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1941年，在欧洲历时最持久的仇恨阴暗史中，反犹主义第一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主义，并被用于为欧洲大陆大规模屠杀（屠犹）政策提供正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