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苏丹豁鼓

鼓，来自中非

公元一八五○年至公元一九○○年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是第一代基钦纳伯爵，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风云人物。在一张广为人知的征兵海报上，他一身戎装，一只直指观者的手位于画面中心，其后不远处是他翘起的八字胡，画面上写着“你的国家需要你”。在当时，基钦纳已享有传奇般的“喀土穆的基钦纳”之誉。这面中非木鼓便是他于一八九八年斩获并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战利品，此前，他所率领的军队在恩图曼战役中消灭了约一万一千名苏丹兵。这只鼓也是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缘由之一。 

这面豁鼓的历史就是一部十九世纪的苏丹史，当时，各路势力——英国、法国和奥斯曼控制下的埃及——在这个广阔的尼罗河沿岸国度汇集。长久以来，苏丹一直被一分为二：南部为信仰传统宗教的非洲人的领地，北部则为穆斯林的领地。这是尼罗河瀑布附近地缘政治断层的又一份记录，关于这种断层，我们之前已提过两次，分别为塔哈尔卡法老的狮身人面像（第22节）以及奥古斯都的头像（第35节）。这面鼓不仅见证了非洲土著文化的历史，也见证了以喀土穆为中心的东非奴隶贸易史，以及十九世纪晚期欧洲列强争夺非洲的混战史。 

这面豁鼓诞生于非洲中部苏丹与刚果交界的地区，最初应该属于某位有权势的酋长的宫廷乐队。它的外形为一头短角水牛或丛林水牛的模样，从头至尾长约二百七十厘米，高约八十厘米，大小则相当于一头腿非常短的小牛。它头小，尾短，主体集中在被挖成中空的整个身体部分，背部有一道狭窄的豁口。鼓的两侧厚度不同，因此经验老到的鼓手能用传统的鼓槌敲出两种不同的音调以及多达四种的音阶。它是由一整块红色非洲孔雀豆木雕琢而成的。这种木材生长于非洲中部丛林，质地坚硬耐久，非常适合制鼓，因其可以承受反复敲击，保持稳定的音调，并免受白蚁啃噬。

 

鼓的主要功能是在出生、死亡和聚会等纪念性场合演奏。欧洲人将这种豁鼓称为“说话的鼓”，因为它们是在仪式上用来向人类“说话”的，并能远距离地传递信息、召集狩猎或作战。它的声音可以传出数英里。

十九世纪末，苏丹社会忧患不断。欧洲与中东势力在丰富的象牙与奴隶资源的诱惑下，早已进驻中非。几百年来，苏丹南部与中非的奴隶一直被带往北边的埃及，售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下的各地。许多中非部落首领与奴隶贩子合作，对敌对部落实施突然袭击，然后转卖俘虏分赃。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埃及人掌控苏丹之后，这一现象更为频繁地上演。奴隶的抓捕与贩卖，作为这一地区利润最高的支柱产业，被集中控制在位于喀土穆的埃及政府手中，至十九世纪晚期，喀土穆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市场，业务遍及整个中东地区。作家多米尼克·格林这样评价当时的情形：

埃及人建起了一个持久的贩奴帝国，从尼罗河第四瀑布一直延伸到维多利亚湖北岸。欧洲政府给予了一些支持，但他们感兴趣的明显是象牙而非奴隶，另一方面，他们也考虑到人道主义。埃及总督们则玩起了双重标准，一边在欧洲人强推给他们的反奴役公约上签了字，一边又继续借贩奴大发横财。

这面鼓可能是奴隶抢夺者的战利品，也可能是来自当地首领的礼物，不过肯定是随着奴隶贸易而来到喀土穆的。它一到达喀土穆就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为了适应伊斯兰国家而被迫改头换面。从它的侧面便可看出端倪：两侧各刻了一个几乎占据整个鼓身的长方形，其中又有圆形及其他几何图案，显然是新主人为了驱除邪眼而添加的伊斯兰图案。这些图案在一面上是阳刻，另一面上是阴刻，而这样的削减彻底改变了鼓的音色。这表明它虽然可能会延续最初的功能，比如演奏音乐或召唤出战，但发出的声音已截然不同。这件乐器成了外人的战利品，新雕刻的图案便是一个标记，声明信仰伊斯兰教的北方已在政治上掌握了中非。 

这面鼓来到喀土穆时，正值苏丹历史上的危急时刻。伴随埃及人的占领而来的是先进的欧洲技术与现代化机遇，而与此同时，一股新的伊斯兰反抗势力正在不断壮大。埃及虽属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不少苏丹穆斯林却将其视为会带来政治压迫的非正统穆斯林势力加以抗拒。一八八一年出现了一位宗教兼军事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宣称自己是“马赫迪”，即受安拉指引的人，并发动了一场史称马赫迪战争的圣战，要将苏丹从松懈、欧化的埃及人手里夺回。这是现代历史上的穆斯林军队第一次自发与帝国主义较量，一时之间所向披靡。 

埃及政府的稳定与否关系到英国的战略利益。一八六九年由埃及和法国共同挖掘的苏伊士运河作为一条经济命脉，是连接英属印度与地中海的要道。但是运河的开凿、其他大型工程的兴建和总督治下长期的财政混乱让埃及迅速背负起沉重的债务。马赫迪战争的爆发让形势更为严峻，埃及政府似乎处于破产边缘，内战也一触即发。一八八二年，由于担忧运河上的安全，英国采取了行动以维护国家利益。他们派出军队，并派遣英国顾问协助埃及政府进行管理。其后不久，因马赫迪一派包围了喀土穆，英国人便将视线转向了苏丹。随着马赫迪势力的壮大，埃及政府派出戈登将军率兵进攻苏丹。但这支部队被围困，戈登本人也在喀土穆被处死，并在英国被奉为英雄。据多米尼克·格林描述，马赫迪一派接手了苏丹：

戈登被处以维多利亚时期最残酷的凌迟之刑。之后，他的形象以雕像和油画的形式在英国各个角落重现。一八八五年一月，喀土穆被攻陷，在强烈的抗议平息之后，苏丹几乎被英国政府淡忘，直至九十年代中期非洲争夺战上演。当时英国的战略目标是最终建立起从好望角到开罗的南北通道。而法国则想打通跨越东西的道路，他们派出了一支马尔尚船长率领的探险队从非洲西部登陆，试图穿越沼泽直抵尼罗河。英国看破这一点后，派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率领的一小队士兵加以阻拦。一八九八年，继喀土穆包围战十三年后，基钦纳的军队终于和马赫迪军迎面对峙。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基钦纳带领的英埃联军在恩图曼摧毁了马赫迪的兵力。这场战争是英国骑兵发动的最后几次冲锋之一，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参与其中。苏丹方有大约一万一千人阵亡，一万三千人受伤，而英埃联军的伤亡不超过五十人。这是个残忍的结局，但英国政府认定这是确保自己在该区域的利益免受法国侵害的正当战争，并且是对戈登在喀土穆之死的复仇，另外还终止了他们眼中可耻的奴隶贸易。 

英埃联军重新夺回喀土穆之后，基钦纳的军队在这座城市近郊发现了这面鼓。它再一次被重新雕刻，或者说是重新做了标记。作为一项政治声明，基钦纳在丛林水牛的臀部附近印上了英国皇室徽章。之后，它被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 

从一八九九年起直到一九五六年独立，苏丹一直处于英国与埃及的共同统治之下。在此期间，英国实行的政策多是将这个国家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化的北方，和基督教势力逐渐增强、非洲人聚居的南方。对此，苏丹记者泽纳布·巴达维——其祖父曾在思图曼战役中作为苏丹方的一员参战，其父也曾是这个被分裂的国家现代政坛上的领军人物——有如下阐述：

这面鼓很有意思，因为它曾落入马赫迪派手里，鼓身上刻着阿拉伯语，它是苏丹的官方语言，也是北部地区通行的语言。苏丹是非洲黑人和阿拉伯世界融汇的产物，是真正的交叉点，一如喀土穆的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汇流成尼罗河。我曾给我父亲看过这面鼓的照片。他说，他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担任苏丹社会党副主席时正身处南苏丹，其时南苏丹人与在当地的北苏丹人发生了纠纷。在冲突中，他记得曾见到有人拿出一面鼓，酷似这一面，但明显要新得多。那人敲起鼓来，并鼓励其他南苏丹人展现他们的力量，阻止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那场逐渐失控的冲突。

苏丹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在内战与宗教冲突中挣扎，死伤无数。最近，南方提出与北方和平分离的要求。二○一一年，一场全民公决将决定这种分离会走到何种程度。这面豁鼓所讲述的故事尚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