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1780年时吉本是怎样考虑世界的



在前面十二节中我们谈到一个分裂的时代，一个各民族分立的时代。我们已把17、18世纪这一时期描绘成人类走向世界范围统一的进程中的一个中断时期。整个这一时期里人们的心目中没有统一的观念。帝国的冲劲已经衰退了，直至皇帝只不过是若干竞争的君主中的一个，基督教世界的梦想也成为一个消逝中的梦想。发展中的“列国”在世界各地相互冲撞推挤，但是在一个时期里似乎它们可以无限期地相互冲撞推挤而不给人类带来任何大的灾难。16世纪的地理上的大发现是如此地扩大了人类的资源，以至尽管它们这样分裂，它们的战争和政策这样浪费，欧洲还是人民享受着相当可观的和不断增长着的繁荣。中欧也从三十年战争的废墟中稳步地恢复过来了。

回顾这一以18世纪为顶峰的时期，像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开始把它的一些事件同它以前的几个世纪和现今的重大运动联系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能够认识到它的政治形式是多么短暂和临时，它的安全是多么不稳定。其他时代都没有这样短暂过，它是一个同化和复原的时代，是一次政治的歇息，是为人类更广阔的努力来聚集人们的思想和科学的资源。但是当时的人并不以这种眼光来看待它。中世纪已形成的各种伟大的创造性思想的失败，使得人类的思想暂时地失去创造性的思想的指导；即使是受过教育和富有想象力的人也是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地来看待这世界；人们不再把世界看成是努力和命运的相互作用，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追求平凡幸福和行小善而得赏的场所。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不单是安分满足和有保守头脑的人受到人类情况达到固定不变这种保证的支配。即使有高度批判精神和敢于造反的有识之士，也因人群集体的心灵缺乏任何持续不断的运动，而流露出同样的倾向。他们觉得，政治生活，不像从前那样是件急迫和悲剧性的事了，它变成了一出彬彬有礼的喜剧。18世纪是一个喜剧的世纪——到最后它变得冷酷无情。不能想象l8世纪中叶那个世界可以产生出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一个乔答摩、一个阿西西的弗兰西斯、一个伊格纳修斯·洛约拉。如果人们能够设想出一个18世纪的约翰·胡斯，但也不能设想出任何人会有足够的激情去把他烧死，直至在英国良心的激动发展成卫理公会的复兴开始以前，我们简直不能看出会有人怀疑还有什么伟大事业要我们动手去做，怀疑还有什么近在眼前的巨大动乱，或是怀疑人类经过空间、时间的路径会是黑暗的、有数不尽的危险的，最终必定仍是一项高尚而惊人的事业。

在这部历史中我们已经一再援引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现在我们将作最后一次的援引而和它告别，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本书写作的时代。吉本生于1737年，该书的最后一卷是l787年出版的，但是我们将要引征的那段大约是写于1780年。吉本年轻时身体孱弱但家境还算好；他曾在牛津受过部分而又中断了的教育，后来在日内瓦完成了他的学业。总的来看，他对事务的看法与其说是英国人的毋宁说是法国人的和世界主义的，并且他深受以伏尔泰（弗朗梭阿·马利·阿鲁埃·德·伏尔泰，1694～1778）这个名字而最为人熟悉的那个伟大的法国人的思想影响。伏尔泰是个非常勤奋的作家；本书作者的书架上就摆着他的70卷全集，伏尔泰全集的另一种版本竟达94卷之多；他主要是谈论历史和公共事务，他曾与俄国的叶卡特林娜女皇、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路易十五和当世大多数著名人士通过信。伏尔泰和吉本两人都抱有强烈的历史感，两人都非常清楚地、充分地提出了他们对人生的远见；很清楚，对他们两人来说，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似乎是世界上曾经见过的一切生活方式中确立得最稳固的一种，这是一个君主政体，它由有闲有特权的上流人士，多少受轻视的工业和商业人士，以及被压制的和被忽视的工人、穷人和平民所构成。他们也摆出一点拥护共和政体的姿态，并讥笑君主政体受命于神的自命不凡；但是伏尔泰感兴趣的共和政体是那时英国的君主的共和政体，国王只不过是官方的首脑、首要和最大的绅士而已。

他们所支持的理想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文雅的世界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是指优秀人士，其他的人都不算数——对残忍、粗野或狂热感到羞耻，在这个世界中人生的境遇会是宽阔而优雅的，对讥笑的恐惧会是法律的有力的辅助，足以维持生活的礼节与和谐。伏尔泰对不公正可能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为受迫害或受虐待的人打抱不平是他漫长而复杂的毕生经历中的精彩部分。这就是吉本和伏尔泰的心理倾向，也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心理倾向，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会认为世界上宗教的存在，尤其是基督教的存在，是一种令人迷惑，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对他们来说，人生的那一方面似乎全是人类天性里的一种疯狂性。吉本的历史巨著本质上是对基督教的攻击，他把基督教作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他把罗马原始粗俗的富豪政治理想化为一个以18世纪为模范的文雅绅士的世界，并且讲述它如何由于基督教而内部衰败，以致在外来的蛮族面前崩溃了。在本书中我们试图用较好的见解来说明那段故事。对伏尔泰来说，正式的基督教是“一种邪恶”；是一种限制人们的生活、干预他们的思想、迫害持有不同意见的无辜的人的东西。的确，在这中断时期，不管是罗马的正统基督教，还是俄国的正统顺从的教会和新教君主，都没有什么生气和光彩。在一个被大量狡猾的牧师和诡谲的僧侣所干扰的中断时期，很难体会在基督教内部曾一度燃起过什么火焰，在人们的心坎里还能燃烧起什么政治和宗教激情的火焰。

吉本在第三卷的结尾完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破裂的叙述。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文明是否会再度遭受一次类似的崩溃。这使他重温了当时存在的事态（1780年），并把它与帝制罗马衰亡时的事态相比较。在这里援引这一类比中的几段对我们的总计划是很合宜的，因为没有其他更能够说明在列强时代的政治中断时期的顶点时，欧洲自由派思想家的心理状态了，这正是在那些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分解力量最初预示之前，而这种力量最终却产生了对我们自己时代的戏剧性的问号。

“这场可怕的革命，”吉本讲到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时写道，“可以有效地用作对现代有益的教导。一个爱国者的义务是优先选择和促进他本国独有的利益和荣誉；但是一个哲学家可以被允许去扩大他人的眼界，把欧洲看作一个大的共和国，它的各种居民在礼貌和教化上已经达到了几乎同等的水平。势力的均衡将不断地变动，我们自习的或邻国的繁荣可以交替地使人们得意或沮丧；但是这些局部的事件本质上不能损坏我们一般的康乐状态、艺术的体系、法律和习尚这些是如此优越地有利于使欧洲人和其殖民地其他的人类区别开来。地球上的野蛮民族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我们可以怀着焦急的好奇心去查问，欧洲是否仍会再受那些以前压制过罗马的军队和制度的种种灾难重复的威胁。也许同样的思考可以说明那个强大帝国的灭亡，也可以解释我们实际安全的大概的原因。

“罗马人不知道他们的危险的程度，和他们的敌人的数目。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外，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地方布满了无数的猎人和牧人的部落，这些部落贫穷、贪婪而狂暴；勇于作战，并急于掠夺勤劳的果实。这个蛮族的世界被迅猛的战争冲动所激动，高卢或意大利的和平被远方的中国革命所动摇。在胜利的敌人面前溃逃的匈奴人向西挺进，人群的激流由于俘虏和盟军的逐渐增加而膨胀了起来。投降匈奴人的溃逃的诸部落轮到他们采取征服的精神了；源源而来的蛮族纵队以累积的重量压向罗马帝国，假如最前面的被摧毁了，空位立刻被新来的进攻者所填补。这种庞大的向外移民不能再从北方涌出了；这样出现了一个长久的宁静，有人曾归咎于人口的减少，其实是技艺和农业进步的可喜的结果。德国现已有了2 300座有城墙的城镇，不再是丛林和沼泽中间稀疏地散布着的一些简陋的村庄了；信基督教的丹麦、瑞典和波兰诸王国相继建立了起来；汉萨商人，连同条顿骑士团沿着波罗的海岸扩展了他们的垦殖地，一直伸到芬兰湾为止。从芬兰湾到东大洋俄国现在摆出一副强盛和文明的帝国的样子。耕犁、织布机和熔铁炉传到伏尔加河、鄂毕河和勒拿河两岸；鞑靼游牧群中最剽悍的也受到教训而发抖和服从了……

“罗马帝国是由其成员非凡的、完善的结合而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统一是以丧失民族自由和尚武精神换来的；俯首听命的行省缺乏生气和活力，期望从受遥远的宫廷的命令指挥的雇佣军和总督那里得到他们的安全。亿万人民的幸福依靠一两个人的个人资质，而这一两个人，也许还是儿童，他们的心智已被教育、奢侈和民族专制权力所腐蚀。欧洲现在已分成十二个强大而不相等的王国、三个可尊敬的共和国和各种较小但是独立的国家；国王和大臣们施展才智的机会增多了，至少随着统治者的人数而增多了；一个尤利安或塞米拉米斯可以在北方统治，而阿卡迪乌斯和霍诺里乌斯重新高卧在波旁王族的王位上。暴政的弊端因相互间的恐惧和羞耻之心的影响而受到了限制；各共和国都得到了秩序和稳定；诸君主国都吸取了自由的原则，或至少是温和的原则；由于那个时代的一般风尚，即使是最不完善的宪法也带有某些荣誉和正义之感。在和平时期，由于有这么多活跃的敌手的竞争而加速了知识和工业的进步；在战争时期，欧洲的军事力量由于适可而止的、非决定性的交锋而受到锻炼。假如一个野蛮的征服者要从鞑靼地方的沙漠中闯出，他必须一再地战胜健壮的俄国农民、众多的德国军队、英勇的法国贵族和无畏的英国自由民；也许他们为了共同的防御而会联合在一起。一旦胜利的蛮族把奴役和蹂躏一直带到大西洋边，那么，还是可以用一万只他们追逐不及的船只把文明社会留下的人运走。欧洲将会在那已经充满了它的殖民地和制度的美洲世界得到复兴而繁荣起来。

“寒冷、贫困和危险劳累的生活增强了蛮族的力量和勇气。每个时代他们都压迫文雅的、爱好和平的民族，如中国、印度和波斯，这些民族过去忽视，现在仍然忽视以军事艺术的手段去抵消这些自然的强敌。古代好战的国家如希腊、马其顿和罗马，把全族都教育成士兵，锻炼他们的身体，训练他们的勇气，以定期演习来增强他们的兵力，并把他们拥有的铁改制成坚实可用的武器。但这一优越性不知不觉地和他们的法律和习尚一同衰落下去了；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的软弱政策——把蛮族雇佣兵的粗野的勇猛武装起来并予以教练——导致了帝国的毁灭。随着火药的发明，军事艺术发生了变化；火药使人能够支配两种最强大的自然力，空气和火。数学、化学、机械学、建筑学都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敌对双方以苦心经营的进攻和防御方式来相互对抗。历史家也许会愤愤不平地看到，准备一次围攻的费用足以建立并维持一块兴旺的殖民地；但是我们不能因攻克一座城市会是一项昂贵而艰巨的工作而不高兴，或是为了一个勤劳的民族应受那些技艺的保护而不高兴，这些技艺是在军事道德衰败之后存留下来并弥补其缺憾的。大炮、炮台现在成为抵御鞑靼骑兵的难以攻破的障碍物；欧洲此后不致受任何蛮族的侵凌；因为，在他们能够征服别人以前，他们自己首先必须不再是野蛮的……

“如果发现这些推测是可疑的或谬误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更加微末的自慰和希望的泉源。古代和近代航海家们的发现，以及大多数开明国家的本国的历史或传统，都说明野蛮人的身心都是赤裸裸的没有法律，没有艺术，没有思想，几乎连语言都没有。就是从这样一种凄惨的情况，这也许是人类一种原始的普遍的状态，他逐渐上升到会驯服动物、给大地施肥、横渡大洋和测量天体。他在改良和运用身心官能上的进步是不规则的、各式各样的，开始是不可想象的缓慢以后以加倍的速度渐渐地增长；几个世纪艰苦的上升之后接着有一个急遽下降的时刻；地球上好多地带都曾感到光明与黑暗的变迁。但是四千年来的经验却扩大了我们的希望，减少了我们的恐惧；我们不能断定人类在热望向着完善的前进中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除非自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人类决不会重陷于他们原始的野蛮状态。

“自从艺术、战争、商业和宗教热忱地初次发现以来，就已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野蛮人中传播了那些难以估量的礼物，这些贵重礼物还在不断传播着；它们永远不会丧失掉。因此我们可以默认这一令人愉快的结论，即世上的每个时代都会给人类增加并且仍在增加真实的财富、幸福、知识或许还有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