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社会休战临近结束



17世纪和l8世纪初这段欧洲故事的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在这大君主和议会君主政体阶段，农民和工人是比较沉静的。14、15和16世纪时，造反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较早的时期尖锐的经济冲突由于大体上有了调整已经缓和了下来。美洲的发现使商业和工业的规模有了革新和变化，它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用作货币的贵重金属，使各种就业的机会增多了。在一个时期里对贫苦大众来说生活和工作不再是不堪忍受的了。当然，这并不排除还有很多个别人的痛苦和不满，经常总有贫苦的人和我们在一起，但是这种痛苦和不满是分开的、分散的。它变得听不到了。

在较早时期平民曾把思想具体化在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上面。他们在威克利夫式的一些持异议的牧师和学者中找到了有教养的领导。由于基督教的复兴运动消耗了它的力量，由于路德教离开耶稣而依靠新教君主们的领导，有教养的阶级中头脑较为新颖的人对文盲群众的接触和反应受到了阻挠。一个被践踏的阶级不管人数如何众多，不管它的痛苦多么剧烈，不到某种共同的普通观念有了发展使它能够达到团结一致时，它将永远不能作出有效的抗议。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男男女女对民众政治运动比任何其他的政治进程更为需要。一个君主国在统治中实践学习；一个任何类型的寡头政治在从事政务中受到教育；但是普通人，农民或劳苦者，在国家大事上没有经验，只有通过有教养的人的服务、忠诚和指导，他们才能在政治上有生存的余地。宗教改革，那个胜利了的宗教改革，那个君主们的宗教改革，由于破坏了教育的种种便利条件，而大大地摧毁了贫穷的学者和牧师阶级，而正是由于他们对群众的劝导才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

当新教各国的君主们夺取了国立教会时，很早就领会了掌握住大学的必要。他们对教育的观念是要夺得聪明的年轻人为他们的上级服务。超过了这个，他们就倾向于把教育看作是一件有害的东西。因此，一个穷人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别人的栽培。当然，所有大君主国中都夸示它们奖励学问，建立学院和皇家学会，但受益的只是一小批卑躬屈节的学者们。教会也学会了不信任受过教育的穷人。在英国这个大贵族的“君主共和国”里，受教育的机会也同样地缩减了。哈蒙德在他对18世纪的叙述中说：“这两所古代的大学都是富人的大学，麦考莱有一段描写17世纪末牛津大学的情况和场面：‘当它的校长，尊敬的奥蒙德公爵，披着他的绣袍坐在谢尔登大讲堂内彩绘的天花板下的座位上时，被数百名按其级别、穿着长袍的毕业生围绕着，英国最高贵的青年们，作为学位的候选人，被庄严地一一介绍给他。’大学曾是一种力量，但并不是说像旧的巴黎大学那种意义的力量，巴黎大学的学问是可以使教皇们发抖的，而说的是大学被公认为贵族政治的机器的一部分的意义的那种力量。大学是这样，公立学校也是如此。在英国，教育不是一个社会的养成所，而是一种等级的养成所；不是一个国家的养成所，而是一个有产者的统治者那种人的养成所。”整个欧洲传教士精神已经和教育分离了。下层阶级中间的沉默阶段可以在这上面找到原因，正如可以把扩散了的繁荣说是事物得到改善的原因一样。他们丧失了头脑和发言能力，他们是被豢养的。社会好像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头抽去了脊髓的动物。

此外，阶级和阶级的比例已有相当大的变迁。历史家最难探索的事情之一，是任何时期社会上任何一个特定阶级在那个社会的财产总额中占有的相对数量。这些事变动得很迅速。欧洲的农民战争指示了一个财产比较集中的时期，那时广大人民群众能感到他们是被剥夺了，并处在一个共同的不利地位，因此采取了群众行动。这是富格尔家族及其同类人兴起和繁荣的时期，是一个国际财政的时期。随后大量的白银、黄金和种种商品从美洲输入欧洲，似乎又恢复了财富比较扩散的状态。穷人还是和以往一样悲惨，但是也许相对地没有那么多的穷人了，他们分裂成没有任何共同观念的各种类型的人。在英国，曾被宗教改革的没收行动所打乱了的农村生活，又在大地主下的小农租佃制下安定下来。无论如何，同大地产并列的还有许多可供较贫困村民放牧的公地以及在村社内有许多开成条条的耕地。1700年时，依靠土地为生的那些可说是小康之家甚至更贫困此的人都过着一种还能生存下去的生活。然而，生活的标准，就是说什么是还能生存下去的生活的观念，在大君主政体开始时期正在上升；过了一个时期，财富向上集中的过程似乎又重新开始了，大地主开始夺取较穷困的自由自耕农的土地而把他们排挤出去，穷人和觉得他们是在过着穷困生活的人的比例又增加了。这些有钱的大人物是英国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们从事制定法律（圈地法），这些法令事实上主要是为了较大的地主的利益而把未围圈的公地予以没收。穷苦的小人物就沦为在那块他们一度曾有权耕耘和放牧的土地上的工资工人。

法国和大陆上的农民一般说来不是这样被剥夺的；他的敌人不是地主，而是税吏；他是在他的土地上受压榨，而不是从土地上被挤出去的。

随着18世纪的进展，在那时的文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怎样处置“穷人”又是煞费苦心的事。我们看到有像笛福（1659～l731年）和菲尔丁（1707～1754年）这样心智灵活的英国作家深为这个问题担心。但那时还没有像作为威克利夫和约翰·胡斯时代特征的那种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的复活。新教破坏了世界性的教会，因而也一度破坏了世界团结的观念。即使中世纪的世界性的教会完全没有实现这一观念，但无论如何它也曾是那个观念的象征。

笛福和菲尔丁是比吉本更具有活跃的和实际的想象力的人。他们对他们的时代正在进行的经济进程有些了解。同样的是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28～1774年），他的《荒村》（1770年）是用诗歌伪装起来的一本关于圈地运动的小册子。但是吉本周围的境况从来没有把经济事实鲜明地摆在他的眼前；他把世界看作是不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一场斗争，但是他对自己漂浮在上面的另外一种斗争却毫无觉察，那就是平民反对有才能、有势力、富裕而自私的人们的无声的、不自觉的斗争。他没有觉察到有一种压力在累积，它不久就会扭伤并破坏他的“十二个强大而不相等的王国”、他的“三个可尊敬的共和国”和他们下面的独立的小王侯、在位的公爵等等无赖们之间的全部平衡。甚至在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已经开始了的内战也没有唤起他注意到我们现在称为的“民主政治”已经逼近了。

至此，从我们已经谈过的，读者或许以为大地主把小农场主和农民从土地上挤出去，对平民无情地强取豪夺和财富集中在一个强有力的特权的、贪婪的阶级手中，是18世纪英国国土上正在发生的全部事件。其实，我们只是叙述了这一变革的较坏的一面。与所有权的变化的同时，农业正有着巨大的改进。农民、侵占公地的人和小农场主所实行的耕作方法无疑是陈旧的、浪费的，产量是比较低的，而圈地法建立起的较大的私人占有地和地产所实行的耕作方法在产量上比老的方法要高得多（一个权威说产量高到二十多倍）。这一变化也许是必要的，它的祸害并不在于发生了变化，而在于变化是这样发生的，它引起了财富和穷人的数目两者都在增加。它的利益被较大的财产私有者所夺取。整个社会却为了这个阶级的巨大利益而受到了损害。

这里我们面临我们目前生活的主要问题之一，即由于进步得来的利润全被私有地主所侵吞的问题。200年来，主要在科学精神和调查研究的影响下，几乎人类需要的各样东西的生产方法都在不断地改进。假如我们的社会共同意识和我们的社会科学能提高到赶得上要它们干的任务，没有问题，这一生产上的巨大增长将会裨益于整个社会，将给每个人以人类以前从没有梦想过的那种教育、闲暇和自由。但是虽然一般的生活水准是提高了，而提高的幅度按比例说规模太小了。富人得到的自由和奢侈是这世界前所未有的，并且社会上富人总是富裕而不事生产的人在社会上的比例是增加了，但那也不能算是社会的全部利益。社会上还有不少全然的浪费。大量的物资和能力用在战备和作战上。很多专用在没有成功的商业竞争的无益的努力上。巨大的可能性未能发展起来，因为财产所有者、垄断者和投机商为了他们的经济剥削而予以反对。那些科学和组织使人类可能做到的好事，都未能有条不紊地尽量采取和利用，却被投机的冒险家所争夺、攫取和强占，而使用于自私和无益的目的。18世纪的欧洲，特别在英国和波兰，是财产私有制的时代。“私有企业”权利至上，这些企业实际上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从社会所经营的事业里取得他能够取得的任何一种东西。那时在一般的小说、剧本和诸如此类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中，找不到商业事务对国家应有的责任感。人们都出来自己“发家致富”，作为社会上一个不事生产的寄生者并不被认为是错误的，对于一个金融业者、商人或制造商，他所得的报酬超过他对人类的贡献一事，更不觉得是错误的了。这就是那时的道德气氛，那些地主绅士，他们霸占人民共有的东西，擅自占有他们土地下的矿藏，并把自耕农和农民压到了穷苦的工人的地位，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是过着一种，不是别的，而实在是一种无功食禄的生活。

与英国这一从传统的小块农业和公共牧场到大规模而更科学的农业的变化的同时，在商品制造上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18世纪时英国在这些变化上是世界上领先的。迄今为止，从文明开始以来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制造、建筑和工业一般都操在工匠和小行东手里，他们在自己家里工作。他们被组织在行会里，他们大多数本身就是雇主。他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持久的中等阶级。他们中间有资本家，这些人出租织机和类似的东西，提供原料并占有制成品，但他们不是大资本家。那时还没有富有的制造商。在这时期以前，世界上的富人都是大地主、放债者和货币操纵者或商人。但18世纪时某些工业中的工人们开始集聚在工厂里，从而通过系统的劳动分工而生产大量的东西，有别于行东工人的雇主，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此外，机械发明正在生产出使手工操作的生产简化的种种机器，这些机器能由水力并很快由蒸汽来开动。1765年瓦特的蒸汽机制成了，这是工业主义的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日期。

棉纺工业是第一批过渡到工厂生产中的一个（最初使用水力发动的机器）。毛纺工业相继而起。同时，迄今限于使用木炭的小规模冶铁方法，现在凭借使用从煤里炼出的焦炭来冶炼，煤铁工业也开始扩大起来。冶铁工业从萨塞克斯和萨里的林区移到了煤矿区。到了l800年，工业上这一从小雇主的小规模企业向大雇主支配下的大规模生产的转变进展得相当可观。工厂到处兴起了，开始使用水力以后又使用蒸汽动力。这是人类经济上一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变化。正如我们说过的，从历史黎明时期以来，制造者和工匠一直是一种中等阶级的市镇民。

现在机器和雇主代替了他的技能，他或是成为他的同伴的一个雇主，并和其他富有阶级一起向着财富和平等成长，或是他仍旧是一个工人，很快就降低到仅仅是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人类事务中这一巨大的变化就是人所共知的工业革命。它自英国开始，19世纪时传播到全世界。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雇主和雇工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过去每个制造工人有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东。甚至巴比伦和罗马的奴隶工匠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使他们能积蓄并赎买他们的自由和自行开业。但是现在以一个工人所积蓄的私囊来衡量，一个工厂连同它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已成为一种巨大而昂贵的东西。富裕的人必须联合起来创立一个企业；贷款和设备，也就是说“资本”是必需的了。“自行开业”不再是一个工匠的正常希望了。自此以后，一个工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只能是一个工人。在地主、商人和向贸易公司提供资金、向商人和国家提供借款的钱业商之外，现在兴起了这个新的工业资本的财富——一种国家里的新的权力。

这些新生的开端怎样发展起来，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工业革命对于发生这种革命的国家的直接结果是给沉默的、未受教育的、没有领袖的、现在越来越无产的老百姓造成了一次巨大而痛苦的改变和动摇。被圈地法搞得破产和流离失所的小农和农民漂泊到新制造厂地区，在那里他们加入了工厂里贫困的、道德堕落的工匠行列。肮脏房屋构成的大城镇出现了。那时似乎没有人清醒地注意到什么事正在进行。“私人企业”的关键是只管一个人自己的营业，获取最大的利润，而不顾任何其他后果。丑陋的工厂起来了，尽可能便宜地建造了起来，能容纳多少机器和工人就容纳多少。环绕着工厂拥挤着工人住宅的街道，这些住房都是以最低廉的造价建成的，没有空间，没有私生活，勉强过得去，并以能勒索到的最高租金出租。这些新工业中心最初没有学校、没有教堂……当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英国绅士读到吉本的第三卷历史时，自己庆幸因为这种新的野蛮精神的成长，因为他的同胞已变成一种阴沉而绝望的东西，此后也许不必再认真地害怕有蛮族以高速的步伐，轻易地来到他的门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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