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反抗前的十三个殖民地



18世纪前半期，美洲英属殖民地的界限见附图。深色的影线代表1700年定居的地区，浅色的影线代表到1760年为止居留地的成长。可以看出殖民地只是沿着海岸的一条人口边缘逐渐向内地伸展，在阿勒格尼山脉和布卢山脉遇到了十分严重的障碍。在这些居留地中最早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这个名字是用以纪念英国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的。第一次远征到弗吉尼亚去建立殖民地的是沃尔特·雷列勋爵，那是在1584年。但那时还没有永久性的居留地，弗吉尼亚的真正开端是从1606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1603～1625年）弗吉尼亚公司成立的日子起。约翰·史密斯和弗吉尼亚早期诸创始人的故事，以及一个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怎样嫁给一个英国绅士的轶事是一部英文名著。弗吉尼亚人最初的繁荣建立在种植烟草上。在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同时，普利茅斯公司获得在长岛海峡以北的地方建立居留地的特许证，这带地方英国人宣称是属于他们的。但是直到1620年，北部地区才开始有人在新的特许证下定居下来。北部地区（新英格兰）后来成为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和马萨诸塞，这地区的定居者和弗吉尼亚人类型不同；他们是新教徒，不满于安立甘教会的妥协，他们是具有共和精神的人，对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大君主政体感到抵抗无望。他们的先遣船是五月花号，在1620年建立了新普利茅斯。主要的北部殖民地是马萨诸塞。因宗教的方法和宗教宽容的观念的分歧导致另外三个清教徒殖民地从马萨诸塞分离出来。下面可以说明在那些日子里做事的标准，整个新罕布什尔州被宣称属于一个名叫约翰·梅森的船长，他建议把它卖给国王（国王查理二世，在1671年），以换取免税进口300吨法国酒的权利——这建议遭到了拒绝。现在的缅因州就是马萨诸塞州以1 250英镑从据称是它的所有者那里买来的。

在以查理一世被斩首为结束的内战中，新英格兰是同情议会的，弗吉尼亚是同情骑士党的；但是这些居留地相隔350英里，它们之间并没有严重的敌对行动。随着1660年的王政复辟，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化一度大力发展。查理二世和他的同僚贪得无厌，而英王又不愿再在国内进行任何非法课税的实验。但是殖民地对英王和英政府的不明确的关系，似乎为大西洋对岸搞财政上的冒险提供了希望。种植园和业主殖民地在美洲有迅速的发展。1632年，巴尔的摩勋爵已在马里兰这个诱人的名字下建立起一块殖民地，它将作为天主教徒享受宗教自由的根据地，位置在弗吉尼亚的东面和北面；这时贵格会信徒佩恩（他的父亲曾对查理二世尽力效劳）在费城以北定居下来，并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它同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主要边界由梅森和狄克逊两人划定；的确，他们的这条“梅森—狄克逊线”注定要在以后的美国国事中变得十分重要。卡罗来纳原本是法国的一个未成功的新教徒殖民建置，它并不是由英国的查理（卡罗卢斯）二世而得名，而是由法国的查理九世得名，后来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并在好几个地点定居下来。在马里兰和新英格兰之间延伸着若干小的荷兰和瑞典的居留地，其主要城镇是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英国人把这些居留地从荷兰人那里夺取过来，1673年又失去了，当1674年荷兰和英国签订和约时还给了英国。因此从缅因到卡罗来纳的整个沿海地区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成了一块英国的领地。在此以南西班牙人定居了下来，他们的大本营设在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堡。1732年，萨凡纳镇被一个从英国来的慈善家奥格尔索普所定居，他怜悯那些在英国因欠债而下狱的不幸的人，他从狱中营救出他们中的许多人，使他们成为一块新殖民地的建立者，它就是佐治亚。后来它成为抵御西班牙人的一个屏障。这样到了18世纪中叶沿着美洲海岸线已经有这些居留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自由新教徒的一批殖民地——缅因（属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罗得岛和马萨诸塞；从荷兰人手上夺来的一批殖民地，现今分成纽约（新阿姆斯特丹的重新命名）、新泽西和特拉华（属瑞典人，以前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它在最早属英国人时附属于宾夕法尼亚）；接着是天主教的马里兰，骑士党的弗吉尼亚、卡罗来纳（不久即分为南、北卡罗来纳）和奥格尔索普的佐治亚。后来，一些提罗耳新教徒在佐治亚避难，并有相当数量的优秀的德国垦殖者移入宾夕法尼亚。

这就是十三个殖民地公民们的各种各样的来源。1760年，在一位公正的观察家看来，它们会紧密地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是极为微小的。在最初来源的差别之外又加上由气候造成的新的差异。梅森—狄克逊线以北，农业主要是按照英国和中欧的方式由自由的白人农民来耕种。新英格兰定居的地方貌似英国的乡间；宾夕法尼亚相当大的地区发展了很像南部德国的田野和农舍。北方的特殊条件，在社会关系上有重大的影响。主人和仆人必须在一起劳动，好像居于边陲林区的人们那样，在共同劳动过程中主仆平等化了。他们在开始时并不平等，在五月花号的人名册上提到了许多“仆人”。但在殖民地的条件下他们很快变得平等了，例如，那里有大片土地可以去占有，“仆人”可以逃走和他的主人一样去占有土地。英国的阶级制度消失了。在殖民地的条件下，出现“身心两方面的才能上的”平等，并产生一种个人判断的独立性，不容来自英国的干涉。但在梅森—狄克逊线以南开始种植烟草，较温暖的气候促使建立起使用伙役劳动的种植园。曾试用被俘的红种印第安人，但发现俘虏时杀人太多；克伦威尔把爱尔兰战俘遣送到弗吉尼亚，这事大大有助于殖民地的保王党对共和政体的和解；囚犯被送到殖民地去，并发生了大量诱拐儿童的贸易，孩子们被“诱拐”到美洲成为学徒或契约奴。但是黑奴终于被证明是伙役劳动最合适的形式。早在1620年第一批黑奴被一只荷兰船带到弗吉尼亚的詹姆士敦。到1700年黑奴已经被分散在所有各州，而弗吉尼亚、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是使用黑奴的主要地区。当北方是一个不很富也不很穷的从事农耕者的社会时，南方发展起了一种大业主类型的和一个靠奴隶劳动维持的监工者和专业人员的白人社会。对在南方成长起来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来说，奴隶劳动是必要的；在北方奴隶的存在则是不必要的，并且从某些方面来看是不方便的。因此，在北方的气氛中，对奴隶制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可以更自由地发展并盛行起来。当我们考虑到美国民主政治的为难情况时，我们必须回到世界上恢复奴隶制这个问题上来。这里我们只是把它作为英属诸殖民地的复杂混合的成分中的一个附加因素来注意它。

但是，如果十三个殖民地的居民在他们的来源上是各种各样杂在一起的，他们的习惯和好恶是不相同的话，他们却有三个很强烈的对抗是共同的。在反对红种印第安人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在一个时期里，他们都曾惧怕法国的征服和统治。第三，他们都同英王的各种要求和狭隘的寡头政治在商业上的自私自利发生冲突，这些寡头们支配着英国的议会和英国的事务。

就第一种危险而言，印第安人是一种经常的祸害，但是从来没超过一种灾难性的威胁。他们总是彼此对抗而分裂着，但是他们也曾表示出在更大的规模上联合起来的可能性。易洛魁人（见1760年的殖民地地图）的五部是一个很重要的部落联盟。但是它从来也没能成功地嗾使法国人和英国人互斗以自保，并且新世界的这些游牧民中间从来没有兴起过一个红种印第安人的成吉思汗。法国人的侵略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威胁。法国人在美洲从来没有建立过可以同英国人的规模相比的居留地，但是他们的政府着手采取可怕的有系统的方式来包围和征服英国的殖民地。美洲的英国人是殖民者，而法国人则是探险家、冒险家、代理人、传教士、商人和士兵。只是在加拿大他们才扎下根。法国政治家们坐在地图上做梦，他们的梦想在我们的地图上从大湖区向南沿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向北蜿蜒伸展的那一连串堡垒中可以看得出来。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世界范围的斗争。它的胜负决定于印度、德国和海洋上。在巴黎和约（1763年）中，法国把加拿大给了英国，把路易斯安那交给了衰微中的西班牙无能者的手里。法国完全放弃了美洲。法国危险的消除使得殖民地居民不受牵累地去面对第三个共同的敌手——他们的祖国的国王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