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经济变革：英国工业革命

一场与发生在法国完全不同的变革于同一时间在英国完成：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可以想象的最简练的定义于1820年代出现在法国，它出自瑞士经济历史学家 汉斯约格·西根塔勒（Hansjörg Siegenthaler）：“‘工业革命’可以被理解为工业部门内那些技术和组织上的变化，它们在一个国家内对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过渡起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通常被认为发生在1760～1785年间，其结束则在1830年左右。1760年代至1770年代，英国人发明了三种棉纺纱机，其中包括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纺纱机，这导致纺织厂的建立，开始取代了此前通行的家庭作坊。阿克莱特的第一家工厂于1771年出现在德文郡的克罗姆福德（Cromford in Devonshire）。1786年接着发展出机械织布机形式的纺纱机。

阿克莱特发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第一批机械制造厂，不久这些工厂即可生产蒸汽机。蒸汽机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始自1769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对一种现有模型的改进。新的发明被用于采矿、冶铁和纺织工业。1804年英国建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车，1825年斯托克顿（Stockton）与达灵顿（Darlington）之间的第一条蒸汽火车线通车。四年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的铁路运输开始运营。

工业革命并非突发进程，它有一个很长的前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成为这一经济和社会深刻变化的发祥地。工业革命之前就有过几次其他“革命”：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结婚年龄的降低，出现了人口的剧增；农业产量显著增加的同时“自耕农”受到排挤，这是通过“圈地”造成的，即把以前的公有地或租赁给农民的土地圈划起来供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畜牧业使用，这也是技术创新和更合理的耕作方法造成的结果；国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公路和运河的建设让交通运输得到显著改善；还有 所谓“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后者即荷兰历史学家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说的一场勤劳致富的革命，自17世纪中期以来，它在西北欧和北美新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使得城乡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活动以更富有成效的形式展开。

由于农业和商业革命，英国拥有了投资工业企业所必要的资金。与法国不同，英国大多数贵族不反对工业发展；许多贵族反而参与工业化的融资并从中受益。英国也有能干的手工匠人，从中涌现出许多发明者和早期的工业企业家。在“原工业”的出版业中，尤其是在纺织和金属制品业，有着训练有素的家庭佣工，在手工业和制造厂则存在合格的专业人才。因人口增长以及农业革命，也还存在着大量人力储备，他们在农业和传统的城市商业中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工作。从他们以及移民而来的爱尔兰人中招募了大批非熟练工人，即早期工业无产者。

除了物质条件外，英国工业革命的精神框架也是18世纪末欧洲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法治”在这个岛国已经站住了脚，私有财产也从而得到了保障。国家并不与社会对立，而是代表它，确切地说是代表其中的有产者部分。在学校和大学里科学和技术好奇心得以自由发展：这是发明创造蓬勃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批评能够卓有成效，这让批评者在论证时尽量具体，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后果。英国，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苏格兰思维方式不像法国的那么抽象，也比德国的少些投机。它是注重实践、务实、经验的。这给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打上了烙印。

竞争精神和对幸福的追求属于 英国文化。当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公布之年——出版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ie Natur und die Ursachen des Wohlstands der Nationen）一书时，这种精神氛围已然存在。其学说认为，通过放手让个人追求经济利益其实是对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最佳促进方式。这种理论对英国社会来说不像对其他一些国家那么革命化，在那些国家——也包括教会——普遍仍把追求私人利润看作是道德上不名誉的事，政府则把对经济的重商主义调控视为国家理性的需要。

斯密所要求的工商业自由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对他所要求的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人们却无法这么说。作者的洞见——各国最好不去生产那些它们从别处可以更便宜地买到的东西——只不过是进步的、社会分工之合乎目的性学说转用于世界经济而已。这一认识即使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得到执行：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税，经过激烈的内政斗争才于1846年取消。斯密坚决拒绝殖民地贸易垄断，还有殖民地本身，一开始这种态度也没得到多少支持：英国的国际地位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直到工业革命结束，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并未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由于斯密1790年去世，他没能活着看到其废奴主张的实现。他对该主张给出的理由是：奴隶劳动与自由人的劳动相比，对社会来说总会越来越昂贵。

英国工业革命的精神框架最终也包括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宗教社会学因素。前面已经提到过马克斯·韦伯的论点，即加尔文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亲和力。该理论的核心认为，严格的加尔文教徒倾向于把经济成就看作是上帝选出自己的证明，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练习着“内心禁欲”，舍此不能有成功的企业。这种信念尤其在那些加尔文教派群组中格外坚定，即那些无缘上大学和担任公职者，也就是受到国家歧视的人：不信国教者或异己者。从他们之中产生的企业家，在自由教会教区中可以找到他们从国家和社会那里所得不到的支持和认可。在此意义上，韦伯的理论确实部分地解释了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段英国所发生的经济变革，同时也说明了此前出现的“勤劳革命”。

1960年，美国的经济史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在其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Stadien des wirtschaftlichen Wachstums）中用飞机的“起飞”比喻工业生产方式的突破。根据罗斯托的观点，“起飞”阶段生产性投资从占国民总收入的5%（或更少）增长至10%（或更多）。

投资的这种爆炸性增加，经济增长这类从平缓到陡升的直接变化，在英国并未出现于罗斯托所提及的1783～1802年。较新的研究强调了工业革命发祥地的悠久前史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漫长过渡。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作为整体，其增长速度要比罗斯托设想的慢得多。但英国人口的增长却呈戏剧性：1750～1800年间大约增长50%，此后每五十年人口翻番。同样高的增长率也出现在欧陆国家，在那些19世纪实现工业化的欧陆国家此增长率甚至更高。

工业化的时代是一个普遍贫困的时代，人的劳动力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其可怕程度正如恩格斯1845年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中所描述的。矿山和工厂若不广泛使用童工，无数工人家庭的悲惨生活就难以维系。但倘若没有工业劳动的机会，那苦难还要大得多。工业化没有导致贫困不断发展，而是让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工人家庭的实际收入在所有西方工业社会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均呈现上升趋势。工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为此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89年的预测——认为食物的增长总会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以及大约60年后马克思提出的预言——工人的工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降到生存最低限度以下，都没有得到验证。

在世界历史中大概只有一场社会变革在变化的深度与广度上可以与工业革命相比，那就是一万多年前从狩猎文化向农耕社会的转型，它发生在石器时代末期，即新石器时代。英国因其工业化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前面，但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欧洲大陆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英国的政治体制被证明有足够弹性，能够应对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海峡对面的专制君主和等级社会对这样的革命则力不胜任。如果他们想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就必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在18世纪后期这种预测不难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