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1789：旧制度终结与法国大革命开始
“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会如此充满了不幸和暴行，以至于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如果会希望第二次从事时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话，就绝不会决定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依我说，这场革命的确如愿以偿地在所有旁观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卷入这场戏）的心灵中获得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几乎接近于狂热……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不再被遗忘，这是由于它揭示了人的本性中向着更善的一种禀赋和一种能力，这类东西不是任何政治家从事物迄今为止的进程中推敲出来的……”
当伊曼努尔·康德1789年在其《学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中写下上述句子时，法国大革命在德意志已经没有太多持同情态度的朋友了。康德属于少数反对鄙视它并仍旧捍卫1789年思想的人。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从未想到过要为雅各宾党人的恐怖行为辩护；但他在自己所批判的暴政中，并不能看到去否定那种“理想化”——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斗——的理由。这种“理想化”仍旧有权得到人们的参与热情。因为1789年的事件证明，“人类至少在禀赋中有一种道德品性，这种道德品性不仅使人期望向着更善的进步，而且就人类的能力目前所及而言，其本身就是这样一种进步了”。
大约在康德之后30年，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其柏林的历史哲学讲座中称法国大革命为“壮丽的日出”。“所有具备思维能力的存在都参与了对新纪元的庆贺。当时有一种崇高的情感充满人心，精神的激情震撼着整个世界，就好像神圣的东西与世界的和解刚刚来临。”
1830/1831年左右，在去世之前不久，黑格尔用上述词语让他的听众们意识到，1789年7月14日的大事件——群情激愤的巴黎民众冲击巴黎巴士底监狱——让他及其（在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院就读的）同窗好友荷尔德林与谢林感受到了什么。“所以现在就有一个与公理相一致的宪法建立起来，从此一切法律都要以它为基础。自从太阳悬挂在苍穹，并且其他行星围绕它运转以来，从未见到过人依靠他的头脑，也就是用思想来塑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第一个说，
（nus：精神、思想、理智，作者注）统治世界；直到现在人类才认识到，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
让康德和黑格尔热情澎湃的是经过启蒙洗礼的欧洲的热情。法国国王的古老国家监狱是旧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被捣毁对热爱自由的朋友们意味着一切专制压迫与思想禁锢——无论它们还存在于什么地方——终结的开始。当国民议会在著名的8月4日夜间的会议中决定取消封建制度，其中包括税收特权、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领主审判权、贵族的渔猎权以及教会什一税时，人民对法国革命的热情更为高涨。8月4日的决议通过一周后，8月11日公布了相应法令，它是这样开始的：“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
虽然这还不意味着所有封建权力的终结：只有富有的农民才能从物权负担和封建领主对土地的占有权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有钱向地主支付赎金。1789年7月下旬——“大恐慌”（Grande Peur）时期——发生在农村的骚动，具有集体“恐慌”的性质，所以仅仅暂时平息下去。当1790年3月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使拍卖领主剩余权利成为可能时，因为只有资产阶级能够从中获益，新的抗议又出现了。尽管如此，1789年8月4日的决议仍旧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创举：与数百年来贵族与教会的特权决裂是一种信号，全欧洲都接收到了这一信号。
废除封建制度三周后，国民议会于1789年8月26日又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决议：它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Erklärung der Menschen-und Bürgerrechte）。显而易见，这是以美国为榜样。最早提出建议在制定宪法前先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那位国民议会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站在美利坚合众国一边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拉法耶特侯爵。他受到美国各州，特别是弗吉尼亚州基本人权的启迪，并在起草自己的《人权宣言》草案时得到了托马斯·杰斐逊的积极帮助，后者在1785～1789年间任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大使。
除了明显的一致外，美国与法国的《人权宣言》亦有区别。1789年8月的文本对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强调比《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和合众国各州的基本权利条款更为鲜明。此外法国国民议会的宣言还更为注重精确性和普遍适用性。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天赋与不可侵犯的人权包括：自由、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第二条）。根据第六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达。不论是保护或惩罚，法律必须对所有人一样。“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根据其能力，同样有权获得所有公共荣誉、职位和雇佣；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至于对自由和财产的保障，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整体而言与北美《人权宣言》高度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缺少结社和集会自由，而言论和宗教自由受到的限制是，以不干扰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为前提（第十条）。《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还没有提到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待遇，1791年9月27日，国民议会补加了这条解放性法案。法国殖民地的奴隶们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从革命的母国得到人权与公民权：这发生于1794年2月4日，即1791年8月海地反对白人统治者的大规模奴隶起义爆发两年半之后，国民公会（National konvent）通过相关决议。
孟德斯鸠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第十六条中：“凡个人权利无切实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遵循卢梭的“社会契约”，国民议会宣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达。引人注目的是：《宣言》不说民权，而是说国民权。“所有主权原则之要义皆在于国家（主权的代表只能是国家）。任何公共机构和个人所行使的权力，都必须明确来自国家。”（第三条）
虽然在人权宣言文本中没有写明，多数代表视国民议会为国民的权威喉舌，国民议会的建立要感谢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们的一项决议。高于国民议会的权威仅剩“上帝”。当着他的面并在他的庇护下，国民议会——按照序文所述——确认并宣布人与公民权利：这是一种受开明自然神论影响的表述方式，开明的基督徒在其中也能认出自己。
按照卢梭的精神，《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假设，公共意志的主权载体是一种同质的集体主体。国民被视为这种主体。一种明确表述的结社自由会破坏统一性画面，“众意”会损害“公共意志”。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思维和北美的宪法完全不同，这里国民与个人直接和令人意外地处于对立位置。
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显然认为自己扮演着卢梭所说的“立法者”的角色，体现着公共启蒙，而且比老百姓更了解什么最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样以“整体”为出发点自然违背了孟德斯鸠的贡献——主张权力分立。《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并未明确阐明，具体来看，国王与国民议会的关系该如何确立。《宣言》暂时所公布的也只是一些原则。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得以强制执行，需要司法独立，司法部门面对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地位只能由宪法调控。
当国民议会公布其伟大《宣言》时，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即国王与国民议会的权力分配上，意见分歧已十分明显。借助1789年8月26日发表的《宣言》第三条，代表们虽然“原则上”剥夺了君主的权力并把它移交给国民，但远非国民议会的全体成员 从中都得出了以下结论——从此国王只能执行立法机构作为国民喉舌所做出的决定。“君主派”或“主张帝制者”，以让-约瑟夫·穆尼耶（Jean-Joseph Mounier）律师为首，坚持国王有不受限制的否决权，可以抵制国民议会做出的一切决定。“君主派”的对立面，以西哀士神父为首的“爱国者”坚决反对国王拥有绝对否决权。
拉法耶特试图居中调停，但毫无结果。相反，取得成果的是议会代表约瑟夫·巴纳夫（Joseph Barnave），这位杰出的演说家于9月3日提出一项折中建议：国王应在两届议会任期内，也就是四年，有暂时否决权。“君主派”表示同意后，9月11日国民议会表决同意给予国王暂时否决权。前一天代表们以压倒多数否决了两院制。
使9月11日的折中方案得以实现的人中还包括雅克·内克尔。7月11日他被解雇，随后大贵族出身的财政大臣得到任命正是三天后攻占巴士底狱的起因。7月16日路易十六再次委任内克尔为财政大臣，9月后者支持“爱国者”最迫切的要求：国王终该以官方声明的方式认可8月4日和11日的决定，即废除封建制度。而君主正是对此不愿首肯。经国民议会多次敦促，9月21日他宣布同意公布该法令。然而，他拒绝发表声明，从而导致这些法令无法生效，他提出的理由是缺乏实施细则。
如同在7月中旬，国王的阻挠再次让巴黎民众行动起来。10月5日，首都数千人，领头的是那些传奇的卖鱼妇，前往国王的凡尔赛宫，国民议会正在那里开会。他们想直截了当地让国王知道，他的人民希望他做什么：给人民面包和服从国民议会的决议。
革命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国王现在不得不同意国民议会通过的法令生效，其中包括《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天，即10月6日，在示威者冲进王宫而且双方都出现伤亡后，国王同意了最具争议的要求：他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以及太子一起前往巴黎。国民议会也把开会地点改到首都。1789年10月6日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路易十六的投降意味着法国专制主义的最终失败。住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n），国王不断处于首都民众的压力之下。无论他是否愿意承认，从此他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和丹尼斯·里歇（Denis Richet）曾谈到1789年的三次革命：议员革命、城市民众革命和农村革命。这些革命中的每一次都有自己的“法则”，但它们不是各自独立的革命，而是革命的组成部分，彼此相辅相成。城乡群众的运动为第三等级的代表提供了战斗精神和支持，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做出革命决议：从6月国民议会的制宪会议到1789年8月法令的公布。反过来，代表们的决议又鼓励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们，让他们除了到那时已经得到的，进一步提出更多要求。宣布与旧制度决裂是一回事，坚定不移地做到这一点是另一回事。不仅是国王，国民议会从凡尔赛宫搬到巴黎后也感受到更多压力。它必须比以往更努力地证明，它也为“老百姓”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