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极端化（二）：处于战争和恐怖统治中的革命

1792年9月21日第一次召开的国民公会共有754名代表参加，他们是通过男性公民的平等普选选出的议员。此外，还有来自殖民地的28名成员。其中多数人的立场要比立法会议左，但人们还不能称他们“激进”。构成右翼的是100～150名以布里索为首的温和的雅各宾党人，根据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籍贯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吉伦特派。几乎同样强大的是激进的山岳党（Bergpartei）中的雅各宾派，其核心人物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他们被称为山岳党是因为他们的代表都坐在公会阶梯会场的较高处。山岳党人都是坚定的中央集权赞同者，而吉伦特派则希望有强大的各省与弱势的首都：这是“两派”之间的首要区别。剩下的绝大多数国会议员，其立场摇摆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这样他们就得到了带有蔑视意味的绰号“沼泽派”（Sumpf）。在公会开会的头几个月，他们更倾向于温和派，这让吉伦特派获得执政机会。

国民公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制定一部新的宪法。1793年6月24日，当这部宪法通过时，已是山岳派在掌权。宪法确认了国民公会1792年9月25日的决定，即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该宪法还把公民权利进一步扩展为公民有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它宣告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并坚持明确规定行政权力要服从立法机构的意志。虽然法国人通过全民投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宪法，尽管国民公会在1793年8月10日（强攻杜伊勒里宫一周年）也正式公布了该宪法，但因持续不断的战争，《共和元年宪法》（Verfassung desJahres I）从未生效。由于此前1791年9月3日的《宪法》仅仅在10个月之后，即1792年7月11日（第一次攻打杜伊勒里宫的第二天）实际上就被立法议会废除了，国家继续处于无宪法状态。国民公会决定的就是法令：通过建立临时政府，国民公会想保障自己的继续存在。

国民公会早期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国王的命运，在此问题上议员们的意见不统一。对路易十六的起诉开始于1792年12月11日，三个星期前在杜伊勒里宫的一个秘密橱柜中发现了法国国王与敌对势力进行秘密谈判的档案，这些材料让路易以祖国叛徒的形象出现。雅各宾党人，更不用说巴黎的无套裤汉们，从一开始就想置国王于死地。大多数吉伦特派想挽救他的性命，这些人后来在罗伯斯庇尔的推动下被从雅各宾党人名单中除名。1793年1月15日，国民公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判定国王有罪的申请。第二天进行记名投票决定给予国王何种处罚：721名议员中387票赞成死刑，334票反对。那些要求执行死刑的人当中，有26人主要是出于外交政策的原因建议缓期执行。结果1月16日有361位议员投票赞成立即执行死刑，而360位则反对这种做法。

当1月19日再次分别专门对死缓进行投票时，380票对310票的多数反对这种解决办法。1793年1月21日上午11时左右，路易十六在后来的协和广场登上断头台被斩首。刽子手举起国王的头展示给大众，众人报以欢呼，法兰西与共和国万岁的呼喊此起彼伏。

路易十六被斩首后，法国和欧洲君主制国家间的对立完全再无缓和的余地了。1793年1月21日的事件发生得恰逢其时，那时候革命军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1792年9月，他们不仅在瓦尔密，而且在萨伏依告捷；10月底他们占领了美因茨，11月初在热马普（Jemappes）胜利后又征服了比利时。1792年10月起，普鲁士几乎不再参加对革命的法国的围剿，它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上。1793年1月23日，路易十六被执行死刑两天后，在圣彼得堡签署的一项俄国—普鲁士条约为这次瓜分奠定了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克雷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认为正是这个协议在1792年秋挽救了法国：“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曾经长驱直入托伦和波兹南，它们在其他情况下早就进入巴黎了。”

作为对普鲁士消极态度的某种平衡，参战的有英国、荷兰、西班牙、撒丁尼亚、那不勒斯、葡萄牙，还有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后者更是象征性的：这是路易十六被执行死刑的一个直接后果，至于大不列颠，它参战至少同样可视为对法国革命军占领斯海尔德河河口（Scheldemündung）安特卫普（Antwerpen）港的回击。英国现在公开对抗法国（哪怕起初只是通过给奥地利和普鲁士补贴，在海上封锁法国以及在加勒比地区挑起武装冲突），这主要是首相小威廉·皮特运作的结果。执政的托利党想防止革命蔓延的风险：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在岛国，尤其是在工匠和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协会如“伦敦通讯协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和“促进宪法信息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把这篇共和制战斗檄文中的思想为己所用，受到政府充满猜忌的注视，并最终被取缔。

1794年下议院甚至废除了1679年的《人身保护令》，起因是对通讯协会创始人鞋匠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以及他的一些政治朋友的叛国罪审判。接下来还有其他镇压法令：1799～1801年的结社法。根据此法组织工会要受到惩罚，数年之内自由讨论成为不可能之事，致使对英国政府进行改革的努力长期被搁置。1798年一次受到法国支持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起义，遭到英国政府的血腥镇压，阿尔斯特信仰新教的保皇党站在政府一边，这让英国政治上不宽容的中上层阶级受到额外的鼓舞。镇压的政策自然也有一个镇压者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它让早期的产业工人开始产生属于同一整体的意识并形成共同利益。

法国立刻感受到英国参战的后果：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粮食进口以及整个外贸变得异常困难，面包价格上涨，1793年2月在巴黎饥饿导致人们哄抢食品店。针对欧洲的反革命大联盟，国民公会于2月24日决定招募30万新兵。这项措施首先在那些农村地区，即受到革职的旧神父们还得到农民们大力支持的地方，尤其是法国西部的旺代地区，遭到激烈反抗。对招募法令的反抗很快就演变成反对革命的叛乱，并要求复辟帝制。战斗双方使用的手段都非常残酷，叛军在时间上先下手为强。除了对外作战，1793年3月起又增加了内战。对于内战，一方希望、另一方惧怕的是，它早晚会蔓延到整个法国。

1793年3月18日，旺代叛乱开始一星期后，奥地利人在内尔温登（Neerwinden）重挫法军北军，后者不得不撤离整个比利时。败军之将和前陆军大臣迪穆里埃（他是布里索的亲密朋友）然后试图率领他的部队向巴黎移动，军队要在那里结束国民公会的统治并恢复帝制。当士兵们拒绝这么做时，迪穆里埃倒戈投降奥地利人。这是个背叛事件，雅各宾派立即要布里索和吉伦特派对此负责。雅各宾俱乐部主席马拉更进一步呼吁法国人，起来反对“反革命”。

对此，布里索的追随者们提出申请，国民公会应该取消马拉的议员豁免权，把他交给3月组建的革命法庭进行审判。该申请虽然以多数票通过，但法庭宣判马拉无罪释放。此判决意味着吉伦特派的失败，此后该派再也未能东山再起。1793年4月6日组建了“公共安全委员会”（Comité du Salut public），任命丹东担任为期三个月的主席。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追究所有参与迪穆里埃背叛事件者的责任。5月29日，巴黎较激进的街区起来反对吉伦特派。国民公会仍然拒绝满足无套裤汉们的最重要要求——逮捕吉伦特派核心人物。三天后，6月2日，事态有了进一步发展：议会多数派向武装起来的无套裤汉们投降，同意逮捕29位吉伦特派议员，其中包括布里索。

历史学家亚尔培·马迪厄（Albert Mathiez）——他是社会主义和雅各宾派（尤其是罗伯斯庇尔）的同情者——评价1793年6月2日的事件为一场新的革命：第三次革命，如果人们把178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作为第一场革命，把1792年8月10日对国王的逮捕作为第二场革命来理解的话。马迪厄认为，随着吉伦特派的倒台和山岳派的掌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种阶级统治也终结了。“因此，6月2日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无套裤汉们打败的不光是一个政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阶级……6月2日革命的发起人引入的阶级政策与迄今为止的合法性框架难以融合。议会制的功能遭到颠覆，专政的时代即将来临。”

吉伦特派对外发动了一场战争，他们不懂得如何强有力地去进行这场战争。它拿教会开刀，却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信徒们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其反教权措施引起的。它赞成市场自由，但事实证明它无能力应对竞争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对群众抗议食品价格上涨亦束手无策。1793年4月11日，当国民公会不顾吉伦特派的强烈反对为指券强令限价，并在三周后的5月4日，为粮食和面粉规定了所谓的“最高价格”，已标志着温和派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该派29位国会议员被逮捕则意味着吉伦特派的衰亡。

山岳派得以掌权，无套裤汉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无套裤汉们不是山岳派，他们可以有效地施加压力并对事件的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他们没有能力自己进行管理。山岳派是强大的，只因他们身后有巴黎小市民群众的支持。这些群众，像1792年9月大屠杀已经显示的，倾向于血腥暴力行为。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坚定的雅各宾党人自己动手实行恐怖统治。用丹东的话说：“让我们来做恶人，那样人民就不用担负恶名。这是仁爱的信条。”

但巴黎不是法国。5月29日，追随吉伦特派的“联邦主义者”就已经在里昂起事。当29位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议员被捕后，在法国南部的马赛、尼姆（Nîmes）、波尔多、图卢兹，7月开始也包括土伦（Toulon），发生了反对雅各宾派的暴乱；在旺代，忠于国王的农民与共和党势力之间的内战仍在进行。7月13日，攻占巴士底狱四周年纪念日前夜，马拉在他的浴缸中被夏绿蒂·科黛·德·阿尔蒙特（Charlotte Corday d’Armond）刺死。这个年轻女子来自诺曼底，是作家高乃依的曾孙女，她行刺是为了报复雅各宾派所犯下的罪行，为此她上了断头台。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为死去的马拉画了一幅油画，这幅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画作把他塑造成一位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的殉道者。

除了国内的血腥动乱外，同盟国还给予了法国革命军沉重打击。7月23日美因茨的法国驻军投降，8月27日英军占领土伦。在萨伏依撒丁岛的军队、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西班牙军队都在前进途中。1793年夏天法国的形势如此严峻，革命事业顶多通过非常手段才能得到拯救。正是从这种洞察力出发，国民公会在8月23日决定进行“全民动员”：征召所有年龄为18～25岁的单身男性青年入伍，并调动国家的一切物质资源参战。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战争”（Totaler Krieg），这是革命的法国在这一天宣布的。

9月4日，巴黎再次经历饥饿骚乱。第二天无套裤汉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国民公会，它终该认真地对革命的敌人采取恐怖手段，抓捕“嫌疑犯”，整肃公共安全委员会和一般安全委员会，保证只有可靠的革命者才能在其中担任职务。国民公会听从了这一告诫，于9月17日颁布了嫌疑犯法令。嫌疑犯包括所有其行为、关系和言论表露出他们是暴君或吉伦特派的党羽，从而成为自由的敌人者；此外还有所有贵族，只要他们无法证明自己一向站在革命一边；另外还有所有返回法国的移民。嫌疑犯法令公布后，所有这些人都应立即被逮捕。

1793年9月腥风血雨的恐怖统治开始了。这种统治将永远与“铁面无私”的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是7月27日才被补选进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取代了7月10日退出的丹东。这位来自阿拉斯的律师是卢梭的追随者，1778年卢梭去世前不久他还前去拜访。是《社会契约论》的作者让罗伯斯庇尔理解了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这些无法从人的意见中导出，只能从理性的原则推断。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罗伯斯庇尔认为他知道这些原则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专政，起初是对极端挑战的一种迫于无奈的回应：温和派的失败让革命陷入最大危险之中，革命者是不可能放弃革命的。但独裁统治建立之后，它就发展出自己的逻辑：恐怖统治独立了；它不再只是为了达到有限目的，即防止革命失败的一种手段，而是它本身变成了目的。恐怖统治不断寻找它继续合法存在的新理由。最终在恐怖统治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连罗伯斯庇尔和他的追随者们亦不例外。圣茹斯特（Saint-Just）和乔治·库东（Georges Couthon）均被揭露为革命的敌人并被送上了断头台。恐怖统治所制造的恐惧帮助了罗伯斯庇尔一段时间。当他的大多数同伴都感觉到这种恐惧时，它对罗伯斯庇尔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

1793年10月，先是前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然后是吉伦特派领袖，首当其冲的是布里索，纷纷成为公安委员会恐怖统治象征——断头台的牺牲品。11月奥尔良公爵平等的菲利普步其后尘，然后是著名的政界与知识界沙龙创始人和中心人物玛侬·罗兰·德拉普拉捷（Manon Roland de la Platière），以及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在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安托万·巴纳夫；1794年3月极左报纸《杜薛斯涅神父报》（Père Duchesne）出版人雅克·勒内·埃贝尔（Jacques René Hébert）及其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追随者，随后在4月，乔治·丹东（公安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和他的13位追随者，其中包括卡米尔·德穆兰均未能幸免。丹东被指责面对革命的敌人不可饶恕的顾惜。“革命像撒顿一样吞食了自己的儿女”，1793年10月31日吉伦特派的皮埃尔-维克蒂尼安·韦尼奥（Pierre-Victurnien Vergniaud）在被行刑前曾如是说。这句话用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如用在丹东身上那么准确。

著名政治家们只构成革命法庭牺牲品中的极少数。雅各宾派在反叛他们的城市实行了极为血腥的报复：在马赛和波尔多有数百人，在里昂有近两千人被执行死刑。由于在断头台上行刑太花费时间，一些地方如里昂采用了“fusillades”和“mitraillades”手段，即枪炮齐鸣。在南特，国民公会专员让-巴普蒂斯特·卡里耶（Jean-Baptiste Carrier）下令把许多人赶入卢瓦尔河——所谓溺刑，其中约1800人（多数是反叛地区的神父们）毙命河中。

在旺代，国民公会按照1793年8月1日的决议实行了焦土政策，正如历史学家雷纳尔多·塞谢（Reynald Secher）所表述的，那是一场“法国国内的种族灭绝”：森林被砍伐，耕地被收割，粮食被拿走，不够革命的城镇和村庄被付之一炬。1794年初，所有的森林、树篱、村镇和农庄受到系统焚烧，所有持枪者，很多地方也包括手无寸铁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都被射杀。1793年底，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François-Joseph Westermann）将军就已经断言旺代不复存在：“我们的自由之剑刺杀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几个月后，这位将军和他的朋友丹东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然而事实上旺代的战斗很久以后才临时终止——1795/1796年冬季。

死于非命的旺代省居民的人数远远超过10万，有些估计认为死亡25万人。1793年3月至1794年8月，整个法国被处决者人数不夸张地说约有两万，其中只有少数人是贵族和神职人员，而绝大多数人来自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和工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大部分贵族和有产阶级已移居。神职人员的情况亦不例外：1792/1793年法国主教中的五分之四和祭司中的三分之一，合计25000～30000人被迫流亡国外。在恐怖统治的最后七周中被送上断头台的超过2500人，这是1794年6月10日通过的《大恐怖法》（Grande Terreur）的结果。该极端法令生效时，几乎已经不能说存在着什么内忧外患了。

形势如此，公安委员会可以将其视为自己的功绩。1793年8月底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和马赛，10月9日里昂，以及12月19日土伦先后被国民公会军征服，12月12日，叛乱分子的军队在旺代省的勒芒（Le Mans）被击败。1793年秋季，外部敌人亦被挫败：9月英国在敦刻尔克附近吃了败仗；1793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斩首的日子），革命军在瓦蒂尼（Wattignies），1794年6月26日在弗勒吕斯（Fleurus）大胜奥地利人。后一战役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它让革命的法国夺回了比利时并全面击退反法同盟军。

如果说多数法国人在此期间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不是或首先不是由于恐怖统治的威逼。盟军的威胁是一种现实，只有少数人才希望反革命势力取胜。国民公会的很多措施让它在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中获得了一定爱戴：富有的市民必须认购强制国债，移民们被没收的田产被分割出售，最后一些1789年尚未废除的封建特权被无条件取缔；1793年9月22日对食品及消费品设定了“最高价格”限制。1794年2月在圣茹斯特建议下通过了《风月法令》（Ventôse-Dekrete），该法令允许国民公会没收有罪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并将它们分配给穷人。

这类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自然几乎没能得到贯彻：即使在雅各宾派内部对这种严重侵犯私有财产的做法也存在很多疑虑，许多迹象表明，这种保留和恐惧是导致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其最亲密盟友们倒台的原因之一。《风月法令》符合埃贝尔身边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的要求。埃贝尔和“埃贝尔派”（Hébertisten）被送上断头台后，“街区群众”想施加压力却缺乏具有行动能力的领袖。

国民公会的社会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贫困农民现在也能获得小块被没收的土地，这些地早先属于移民们。小块土地拥有者给法国的农业经济打上了烙印，因为这些人仍旧占有酬就业人口中的大多数，整个法国社会直到20世纪都受其影响。其后果是自相矛盾的：战胜和打碎封建大地主土地占有方式的革命成果，反过来又成为保持前工业结构和前工业心态的保证，即起了保守作用。

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策还突出表现于其在象征性的政治领域小心翼翼策划的活动：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引入一种共和历。新纪元开始于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天：1792年9月22日被追溯为元年的葡月1日。新的月份名称顺应“自然”，与季节密切相关。葡月是收获葡萄的日子（vendange），接下来的雾月是雾（brume）多的季节。风月是冬季，大部分在3月，热月在夏季，三分之二在8月。革命历法的12个月各有30天，每个月分成3旬，每旬10天，其中包括极其不受欢迎并继续被忽视、已经被取消的基督教的礼拜天。所缺的五天（闰年时六天）被作为“无套裤汉日”置于果月（Fructidor）之后，也就是从前9月的第三个星期。

与以往历史的决裂有很高的象征性：革命的法国告诉整个世界，法国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有别于那些允许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压迫自己的其他民族。共和历同时在宗教政策方面也是一种刻意挑衅：雅各宾党人把法国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宣布为比耶稣的诞生还要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耶稣的诞生曾为欧洲的其余部分以及世界上受欧洲影响的地区开创了新纪元。

雅各宾派内部就对待基督教的正确态度长期无法取得一致。他们之中有像埃贝尔这样的激进无神论者，他们拒绝任何一种宗教，也有丹东那样的主张宗教宽容的人，以及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一类的决定反对基督教，崇尚一种新的理性宗教者。后一类人果断参加了巴黎市于1793年11月10日举办的那次理性节，该节日先是在巴黎圣母院揭开序幕，后转到国民公会接着庆祝：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头上戴雅各宾派小红帽，扮演理性女神。在肖梅特提议下，国民公会当天决定，把巴黎的前主教堂改为理性神庙。

作为坚定的自然神论者，罗伯斯庇尔既强烈反对有目的的去基督教化，更坚决反对无神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贯彻卢梭所推崇的“公民宗教”。无论人们私下信仰什么宗教，对“正直”的人而言关键的是有一个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至上崇拜。他坚信，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公民宗教，爱自由、爱共和国和爱祖国才能在民族的灵魂中永久扎根。1794年5月7日，共和二年花月18日，罗伯斯庇尔向公安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法令草案，这项草案立即获得通过。法令中说，法国人民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它认识到，对最高主宰的最好崇拜即是完成人类应尽的责任。”

在罗伯斯庇尔倡议下，共和二年牧月20日（旧历1794年6月8日——圣灵降临节）为向最高主宰表示敬意在杜伊勒里宫花园举办了庆祝活动。庆典交由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安排。所有的阳台都挂着共和国的蓝白红三色旗。罗伯斯庇尔发表了类似布道的讲话，从大卫手中接过一个火炬，用它点燃了一个象征着无神论的纸板人；然后从其灰烬中显现出智慧的象征物（令人尴尬的是，熏得有些黑）。罗伯斯庇尔再次简短讲话后，群众队伍穿过城市来到战神广场。专门为这一天所作的一首赞美诗式的颂歌是以这样的合唱结尾的：“在我们放下胜利之剑前，我们发誓要消灭犯罪和暴政。”

共和二年雨月19日，即1794年2月7日，罗伯斯庇尔曾向国民公会详细解释过其基本原则。革命的目的是“和平地享受自由和平等，其相关法律不是刻在石头和大理石上，而是铭刻在众人心中，甚至包括忘记了这些法律的奴隶的心，以及否认这些法律的暴君的心”。革命造就的秩序被罗伯斯庇尔称为民主；他将民主描述为一个国家，“其中人民作为主权者在它亲自制定的法律监督下做一切它有权做的事，并通过其代表做一切它自己无法直接去做的事”。民主的人民政府的基本原则被他指定为“公共道德，它在希腊和罗马创造了许多奇迹，它还将继续创造令人更惊奇的奇迹。这种道德不外乎是对祖国及其法律的热爱”。

但罗伯斯庇尔并未仅仅满足于这类定义和告白。因为他认为革命仍旧受到威胁，于是提出了以下口号：“用理智对待人民，用恐怖对待敌人……没有道德，恐怖是毁灭性的，而没有恐怖，道德则束手无策。恐怖不外乎是一种快速、严厉和无情的法庭，即道德的扩展……用恐怖去击败自由的敌人，你们是对的，因为你们是共和国的缔造者。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自由的专制。”

谁是自由的朋友和敌人：这虽然不是由罗伯斯庇尔一个人说了算，但他比公安委员会任何其他成员都更有话语权。1793年夏到1794年春，“自由的专制”变得日益贪婪，而这绝不是内忧外患的结果。当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7日就道德与恐怖做其基本原则演讲时，对革命的自我主张已几乎不存在疑问了。到1794年夏季反法同盟军被驱逐出法国时，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共和二年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为最高主宰举办庆祝活动后两天，起初进行了抗拒的国民公会通过了更严酷的恐怖法令，从而开始了“大恐怖”阶段。该法令废除了所有法律保障，过去公安委员会只有在国民公会同意后才能逮捕其成员，此后这成为完全由公安委员会，也就是行政机构独自做主的事。

这项法令罗伯斯庇尔只与他的亲密盟友库东商议过，而没有事先征求其他公安委员会成员的意见，这引起了强烈抗议。然而，最后这次的恐怖扩展令让他跨越了底线：由于他没有点名，而是笼统地提及国民公会中值得怀疑的革命的敌人，让大家人人自危，这产生了后果。国民公会委员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和让-兰伯特·塔利安（Jean-Lambert Tallien），革命军创始人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此外还有里昂大规模处决的主要责任人让-马利·科洛·德布瓦（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和保罗·巴拉斯（Paul Barras）——后者是瓦尔省在国民公会的议员，1793年任国民公会在土伦的专员——他们在倒罗伯斯庇尔的行动中都是关键人物。参加密谋的还包括“沼泽派”议员中的领军人物，该派在国民公会中仍占多数。

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演讲被一片喊声打断，他被骂作“暴君”，最终国民公会一致决定逮捕他和忠实于他的人，包括库东和圣茹斯特。巴黎公社的部队已无法解救这些“爱国者”。国民公会将他们革出社会，这意味着可以不对他们进行审判和判决，而是直接处决。罗伯斯庇尔在第二次被国民公会部队逮捕之前不久曾企图自杀，未遂。共和二年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他和库东、圣茹斯特以及19位追随者在万众欢呼声中被押上断头台斩首。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背后已经没有无套裤汉们的广泛支持了。

恐怖统治的终止并不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更不用说是革命时代的结束，但肯定是革命乌托邦阶段的结束。1793/1794年，圣茹斯特写下了他对革命国家之“制度”的设想，其中他激进地要求儿童教育国有化，严格限制肉类消费和所有成年人都有义务提供一份自己朋友们的名单。如果他能够执行这个方案，法国将会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极权”国家：这是一种制度，它决心全面占有一个人并创造出一种新人。热月政变是对这类项目的拒绝。若是从这类项目1793/1794年在法国的失败就得出结论，说它们今后也不会卷土重来，那这种结论就太草率了。

1793年初秋法国大革命进入独裁阶段，这是当时法国的内忧外患使然。靠温和派的手段不足以应对各种危机和拯救1789年革命的果实。但1793年夏天上台的激进派不满足于用独裁手段来捍卫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其核心小组动用恐怖手段，目的是实现一个乌托邦。

这场实验导致的血流成河的场面至今给法国大革命的景象打上了鲜明烙印。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对1789年的革命起初都持欢迎态度，但最迟从1793/1794年的经验中均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场这样的革命不能再重复了。法国从1789年至1794年的发展，证实了温和派观察者们的信念：对各民族而言，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比他们尝试自我解放的效果更好。18世纪最后十年，在整个欧洲那种声音越来越多，即认为恐怖的深层原因是精神运动，也就是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曾援引或仍在援引的那场运动：启蒙。

然而并非整个启蒙运动，而只是其中的某个流派与恐怖统治有一定因果关系。卢梭的很多构想，罗伯斯庇尔试图将其付诸实践。如果公共利益不是不同利益妥协的结果，而是最高立法者凭借居高临下的洞察力所决定的，那么它也能规定人民必须合乎理性地去向往什么。卢梭遗产的特点是其对待历史的非历史性做法。当国民公会中的男人——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一样——把自己视为再生的罗马人并自比为格拉古（Gracchen）家族的两位保民官——喀提林（Catilina）阴谋追随者的控告者，小加图（Cato），或是谋杀恺撒的凶手布鲁特斯时，他们故意忽视了一个事实：法兰西共和国不想成为罗马共和国——一个奴隶社会。

我们在温和与激进派革命者那里同样找得到的进步观也是非历史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孔多塞作为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成员于1794年3月被捕入狱，两天后在狱中自杀（若不是因筋疲力尽而亡的话，这不太可能）。他在最后于1794年出版的有关人类心灵进步之发展的书中，还认为基督教该对罗马和整个古代科学与哲学的沉沦负责。根据孔多塞的观点，基督教是敌视科学与自由的，西方自数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一切进步都必须与这个宗教激烈抗争才能获得。

基督教在自由的历史中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位启蒙运动者是视而不见的。卢梭和孔多塞都意识不到中世纪的政教分离中蕴含着多少促进自由的力量。孔多塞不是局外人。法国大革命的宗教政策——在国家的优先权方面——与法国国王的国家教会政策“高卢主义”明显一脉相承。因此这也非常适用于确证托克维尔的观点，即革命在一些关键领域中继续了专制的工作。从国民制宪议会，经国民立法议会到国民公会，宗教政策都致力于不仅对作为机构的教会，而且对公民的信仰进行国有化。罗伯斯庇尔的“公民宗教”其实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一种比较温和的表现形式。从这样一种宗教的去个人化中是不可能生发出自由意识的进步的。

法国的革命者很难意识到，他们自己受了基督教传统多大影响。当他们在共和国的各种节日中模仿教会仪式时，他们感觉这是在表达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当他们成为男女公民生活的看守人时，他们继承的是此前教会扮演的角色。但只有很少数人能够弄明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有很长的基督教前史。如此看来，反对传统的宗教也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被忘却的源头。

这也是为什么1793/1794年的恐怖不能用来反驳1789年的理念。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包括人民的政治自决权利，自1776年美国人和13年之后法国人提出这些权利以后，它们就不再能从这个世界被铲除。大西洋两岸的革命例子提供了学习榜样。美利坚合众国只有一个必须要战胜的外部敌人——殖民的母国，从这一点来看其革命任务稍微容易一些。对于革命的法国人来说，他们要在内忧和外患中战胜对手。美国人鉴于其英国渊源拥有分权的经验——“制衡”和代议制民主，这是法国人不具备的。谁如果不仅要赢得自由，而且想长期保有它，遵循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和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见解会是不错的选择，后者吸收了前者的理念。

法国大革命在其受到最大威胁时产生了一种凝聚力，人们可以猜测到，这种凝聚力将会被模仿。法国人认为，他们的民族主义与欧洲其他民族的利益是兼容的，他们视自己为人类解放的开路先锋。顺理成章，谁令人信服地声明拥护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原则上就可以成为法国人。谁想成为法国人，自然必须掌握法语——人权的语言。这不光是对外国人的要求，而且也是国民公会1794年初对那些母语不是法语，而是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意大利语或德语的省份中公民的要求。

革命的法国通过把与民族的关系提到高于其他关系的地位，而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开路先锋。古老的权威——教会和君权神授的统治者的凝聚力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被启蒙运动动摇了，所以其他地方也需要一种具有新形式的凝聚力。问题是，法国境外的民族主义也崇尚人权和公民权利，还是仅仅会注重纯粹的民族价值，如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1789年后的第一个十年没人知道，其他国家是会像法国那样与基督教彻底决裂，还是会追求一种民族感与传统宗教的衔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已经经历的1789～1794年的大动荡还远远没有结束，它们对整个欧洲构成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旧大陆处于一个深刻的精神、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其结局尚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