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从失败中学习：普鲁士改革

比帕尔姆被枪决更令爱国的德意志人感到震惊的是1806年的另一起事件：普鲁士的崩溃。经过长时间犹豫后普鲁士在8月决定进行战争动员。此前有关于法英秘密谈判的报道，拿破仑曾提出把汉诺威归还给伦敦方面。作为来自柏林的回应，普鲁士和俄国秘密结盟。经过交换最后通牒，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于10月9日对法国宣战。五天后，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会战中令普鲁士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仅仅两个星期后，1806年10月27日这位皇帝在部分柏林居民的友好欢迎下进入该城。腓特烈·威廉三世和其深受人民爱戴的王后路易丝（Luise）已于此前逃往柯尼斯堡。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普鲁士要塞接二连三投降，只剩下但泽、格鲁琼兹（Graudenz）和不久后成为传奇的科尔贝格（Kolberg）。法国军队经华沙挺进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普鲁士所得到的区域，在南西里西亚普鲁士人起初能够阻止莱茵邦联的队伍。法国人在拿破仑的率领下与普鲁士军团于1807年2月在普鲁士-埃劳（Preußisch-Eylau）进行的一场战役未分胜负。直到拿破仑1807年6月14日在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Friedland）给俄国人以重创后，普鲁士、俄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即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才最终结束。

7月7日在提尔西特（Tilsit）不仅缔结了法俄之间的和约，而且这两个大国还彼此结盟。俄国可以对当时属于瑞典的芬兰随心所欲，两年后，1809年9月俄国对瑞典速战速胜之后，芬兰作为大公国在沙皇帝国内获得自治地位。俄国甚至得到了到那时为止普鲁士从波兰瓜分到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周边地区。由1773年第二次和1795年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普鲁士分到的地盘组成了华沙公国（Herzogtum Warschau），它与萨克森构成共主邦联：波兰人大失所望，他们曾视拿破仑为自己国家的解放者，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曾与他一起抗击过普鲁士人和俄国人。

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大输家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时代建立起的军队声望扫地，国家成为一片废墟。1807年7月9日普鲁士在提尔西特不得不把全部易北河以西的领土拱手让给新成立的威斯特法伦王国，此外汉诺威、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和黑森选侯国（Kurhessen）亦被划归该王国。但泽成为受法国保护的自由城市。自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起就属于普鲁士的内策河（Netze）流域以及普鲁士在接下来的两次瓜分波兰中所得的战利品被划给华沙公国。这时的普鲁士已不再是强权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在1806/1807年战争后能够继续存在，全有赖于其一直以来的盟友亚历山大一世的鼎力相助。

失败对40年前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才上升为欧洲列强的普鲁士是一场灾难。然而这种军事和政治崩溃的经历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舍此无法释放有能力和锐意改革普鲁士的力量。1806年后着手进行内部改革、拥有道德良心的大部分都是外来者：卡尔·冯·祖·施泰因帝国男爵（Reichsfreiherr Karl vom und zum Stein），1807～1808年任首相，他出身于拿骚一个帝国骑士家族；政治上更为重要、长期任首相的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是汉诺威人；在普鲁士-埃劳之战中脱颖而出的军事改革家格哈德·沙恩霍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来自下萨克森一个农民和军人家庭；科尔贝格的保卫者陆军元帅奈特哈特·冯·格奈泽瑙（Neidhardt von Gneisenau）出生于萨克森的席尔道（Schildau）。来自普鲁士的另外两位军事改革者分别是：出生在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他的（未完成）著作《战争论》（Vom Kriege）使其成为世界著名的战争理论家；1814～1819年担任陆军大臣的赫尔曼·冯·博延（Hermann von Boyen）是东普鲁士本地人。

普鲁士大臣卡尔·奥古斯特·冯·施特林泽（Karl August von Struensee）是1772年被处以绞刑的丹麦大臣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林泽的哥哥，他曾于1799年对一位来访的法国人预言道：“你们自下而上进行的革命，在普鲁士会慢慢地自上而下地完成……用不了几年普鲁士将不会再有特权阶级。”

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改革不亚于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他们办的第一件大事是1807年10月7日颁布的《十月敕令》（Oktoberedikt），根据该敕令从1810年11月11日起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解放”的影响深远，但它并没有导致容克特权的消失，而是巩固了骑士庄园主的地位。由于农民可以通过割让土地来减免各类徭役，其后果是大地主们的土地反而扩大了。通过顽强的抵抗容克地主们得以保留一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特权：世袭管辖权维持到1848年革命，免地税直到1861年，地主拥有警力权直到1872年，家长制的庄园内雇佣规章直到1918/1919年的革命，以及庄园区作为行政单位直至1927年。农业资本主义的取胜和大地主庄园对社会的开放都是无法阻挡的：随着地产的自由买卖，从此富有的资产阶级也可以购置庄园。但这最终也没有削弱，而是增强了易北河以东大地主庄园的地位。

《十月敕令》虽然在法律意义上解放了农民，但首先那些以变卖土地或交赎金来免除各类徭役的小农仍旧是庄园联盟的成员；其次他们之中最贫困的佃农没有自己的运输工具，所以也无法完成运输徭役，只好继续为地主干活和交租。与法国的情况不同，从普鲁士的农业工人和缺地的农民中没有产生独立自主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但是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力量，没有他们德国的工业革命难以出现。这样“农奴解放”就有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它促成了社会的现代化，当然它与1807年改革者们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另一方面1807年10月9日的敕令与1811年9月14日的监管法令一起导致前现代权力精英——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地位被保存下来，改革者的初衷是想剥夺他们的特权。

“农奴解放”之后不久，又继续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1808年颁布城市条例，引进社区自治，有一定财产和受过教育的公民有权参政；1811年实行经营工商业的自由，废除旧的行业公会条例；1812年给予犹太人平等待遇，他们虽然还不能担任军事和非军事的国家职务，但获得了基本公民权；1814年在战争中实行了普遍兵役制，作为普鲁士军队在人员、心智和组织方面大刀阔斧改革的点睛之笔。

政府被划分为五个经典职能部门：外交、内政、财政、司法和战争事务。教育体制得到全面改革。自我发展而不是刻板训练：正是根据此座右铭，1767年出生于波茨坦的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作为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教育司主管，对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新人文主义精神走进了中学与大学校园，学习古代拉丁和希腊语言、研究古代成为高等教育的重点任务，死记硬背的现象在中学和大学都不该继续存在。洪堡的杰作是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由于盛行于这所大学中的自由精神，以及该校聘任的杰出学者，短短几年后这所新建的大学就成为德意志最好的大学。

让普鲁士拥有国民议会的目标未能实现。改革者当时设想的并不是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而是一个咨询机构，经间接选举产生的受过教育和有财产的阶层所信任的人可在此机构中发表意见。然而尽管这样一种机构的政治分量肯定微乎其微，此意图仍旧遇到巨大阻力：先是以来自马维茨（Marwitz）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为首的保守贵族派，然后是开明的官吏们起来反对。在1811年和1812年召开的两次名流会议上，正是赞成改革的官吏们得出结论，各等级代表非但不会促进改革，反而会阻碍它。腓特烈·威廉三世在1810年10月27日的财政法令中承诺的立宪从而未能兑现。

把普鲁士的改革称作“自上而下的革命”因此可以说显得有些夸张。如果人们把这段时间实现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突破算作改革的间接成果的话——一些现象支持这种看法——那么“自上而下的革命”也不全是妄言。无论怎么说，1807年后普鲁士完成了一个更新过程，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开明专制的政绩。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虽然大大早于霍亨索伦君主国就有了各自的宪法，但普鲁士所经历的由国家进行的社会现代化是普鲁士在1820年后担当起德意志经济上的领军角色的主要原因。犹太人得到的解放只有在莱茵河左岸地区和威斯特法伦王国比普鲁士更为彻底，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直到1860年代才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待遇。1811年普鲁士就实现了经营工商业的自由，奥地利在1859年才做到这一点，其他德意志邦国更晚（1860年代）。在自由贸易方面霍亨索伦国家也走在了前面：除了巴登，没有别的德意志邦国像普鲁士这样——在实行经营工商业自由之外——既早又坚定地贯彻了贸易自由。

多一些社会参与，就会少一些社会变革，1812年后普鲁士锐意改革的官吏们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开始视自己为唯一真正不偏不倚的等级。一位来自斯图加特，自1818年起在柏林大学任教的志愿普鲁士人，在其法哲学著作中为这一长期得到实践的自我认识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在黑格尔的这一判断中，所有那些作为高官服务于普鲁士国家并代表它的人都能再次认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