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与大陆封锁

当被击败的普鲁士通过改革革新自己时，英国——自1801年1月1日正式名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仍在继续与拿破仑作战。英国当时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早在1794年下议院就已废止了《人身保护令》。根据皮特政府的观点，随后如果记者们在他们的文章中 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就会被法院判处数年的监禁；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周报《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的出版人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他曾因报道英国民兵败于德意志雇佣兵而入狱。

在实际上处于紧急状态的那些年，改革难以为继。下议院虽然在1802年通过了工厂法，把童工的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在12小时以内；但由于没有监管措施，该法形同虚设。工业革命最严重的伴随现象——对童工的残酷剥削一如既往地继续存在。

另一项有成效，并且在历史上值得一提的改革法案是1807年3月下议院禁止奴隶贸易，此法案自1808年1月1日起生效。该决议是贵格会发起的反对奴隶制运动的成果，此运动在英国自1788年起由福音神学家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领导，他是保守的国会议员和皮特的密友。废奴主义者是最早的一批院外活动家，他们通过持之以恒的公共宣传活动成功地改变了公众意见，并最终说服了议会。令其道德论据影响倍增的还有他们的清醒认识：奴隶的劳动从长远看要比自由人的劳动更加昂贵。这一点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已阐明，但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才开始逐渐付诸实践。

由于在同一时间美国也废除了奴隶贸易，1807年确实标志着这种不人道的贸易形式开始式微。当然仅此而已，因为两个强权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仍在继续进行奴隶贸易。奴隶制本身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直到1833年才被废止。

皮特对其朋友威尔伯福斯的努力表示同情，但并未给予有力支持，因为其他的政治目标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皮特逝世于1806年1月，未能亲历1807年3月此法案的通过。他去世后，先是一个“贤能内阁”得到组建，保守党格伦维尔勋爵（Lord Grenville）任首相，辉格党领袖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担任外交大臣一直到1806年9月去世。格伦维尔在废除奴隶贸易的决议通过不久后下台，因为他无法为在军队内给天主教徒平等待遇获得多数支持，而且乔治三世希望有一个纯粹保守的内阁。在王室雄厚的资金支持下，保守党从1807年的大选中明显胜出。因此毫无疑问，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将会坚决进行，无论为此在国内政治方面会付出什么代价；传统的自由亦将继续受到压制。

自1806年11月21日起，这场战争主要是一场经济战。这一天，拿破仑在柏林宣布实行“大陆封锁”，要彻底切断英国与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其后果是大规模走私）。英国的对策是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在1807年1月和3月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形式颁布的反封锁措施，此措施直到1812年才被取消。反封锁措施包括：任何驶往欧洲大陆或法国殖民地（如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将被宣布为英国的捕获品。这项措施对美国特别不利，尤其是法国人会没收任何允许英国人进行搜查或是驶往英国港口的船只。此外还有让美国人感到特别羞辱的来自伦敦的指示：检查所有的美国船只上是否有皇家海军的逃兵。

美国的反应是由总统杰斐逊于1807年12月促成国会通过的全面禁止对外贸易的禁令。其后果对美国的经济是灾难性的，以致四个月后不得不撤销此禁令。新的禁令仅仅禁止与英国、法国和其海外领地进行贸易。在杰斐逊的继任者、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任期内，年轻的共和国和曾经的母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以致美国终于在1812年6月1日对英 国宣战。这场战争把美国推向灾难的边缘：对加拿大的入侵彻底失败，1814年8月英国人占领首都华盛顿并烧毁了白宫。由于欧战造成的压力，英国人也未能斩获更多。1814年12月“第二次独立战争”以缔结《根特和约》而结束，以前的状态得到恢复。

在欧洲大陆，大陆封锁的后果不尽相同，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英国市场的关闭对港口城市和出口经济部门的打击最大，这包括易北河以东的粮食种植业；而其他行业由于经济战的保护效益和英国竞争的消失反而获益匪浅，如羊毛和棉纺织行业，机械制造业以及那些为不再能够获得的殖民地产品提供替代品的部门，如用甜菜而不是甘蔗制造的糖，或是用化学方法生产的而不是来自海外的染料。

在法国，大陆封锁一方面让棉纺织行业人为地繁荣起来，另一方面所有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部门则萧条下去。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大帝国在1810～1812年间所经历的严重经济危机虽然不仅仅是大陆封锁造成的，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所引起的后果。全面的经济战争也给1806年宣布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害。然而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大陆封锁在法国（比对德意志的程度低）持续促进了向工业化生产的转型，虽然有各种保护主义的扭曲。

在拿破仑法国的世敌英国，大陆封锁引起英镑汇率暴跌、物价飞涨，令社会苦难无限扩大。1811/1812年许多郡县发生饥荒和纵火事件，被称作卢德分子（Ludditen）的人开始毁坏工厂及工业设备，这些人短时间内受到“小人物”的热烈欢迎。随后下议院规定对犯破坏机器罪者处以死刑，在暴力抗议最激烈的约克郡18名卢德分子被执行死刑，这取得了所希冀的效果：行刑威慑力十足，国内的形势得以稳定，哪怕是暂时和不牢固的。此外1813年初英国经济开始恢复，就是在卢德主义盛行的日子，英国的状况也谈不上是“革命的”：叛乱的手工工匠和工人对“伦理经济”充满着前工业化时代与家长式设想，他们赞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另一部分下层阶级，这些人随时准备参加力挺国王和教会的示威游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则寄希望于和平变化，其标志是日益繁荣，他们希望结束战争和紧急状态。

首先是外交方面的发展给予人们希望：英国在1811/1812年早已不像缔结《提尔西特条约》时那么孤立，那时它在欧洲强权国家中没有任何盟友。这种局面的改变还是拜拿破仑所赐：1808年初这位皇帝决定，把波旁家庭赶下马德里的王位，让西班牙臣服于他的统治。以后见之明来看，正是这个决定似乎让大帝国开始式微。它暗藏着英国一个独特的机会：与西班牙人民携手反对巴黎的篡位者。如果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能成功抵制拿破仑的话，那么人们可以预期，其他欧洲国家也会以西班牙为榜样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