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回归均势：维也纳会议

1814年10月召开、1815年6月结束的维也纳会议，其任务是为欧洲的战后秩序设定基本原则。欧洲协调的轴心由五大强国构成：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法国事实上能在“欧洲协调”会议上被平等对待，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夏尔·莫里斯·塔列朗的纵横捭阖，他曾担任过欧坦的主教，从1799年到1807年8月被解雇前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作为波旁王朝复辟的先锋，1814年他再次在短时间内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维也纳会议上，除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侯爵、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和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外，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行动者。

要想达到欧洲均势就不能对法国穷寇猛追，这是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共识。对拿破仑时代一个国家——法国的称霸企图，对策就是重返革命前的“均势”。因此通过前反法同盟国对波旁王朝在巴黎复辟的支持，帮助其站住脚就是重要的。因为只有一个在古老君主制意义上“合法”的法国，才能在欧洲列强的群英会上扮演为它设计的结构性角色。

在均势的基本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当然还不意味着各强权国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最终的一致。1814年11月，会议在波兰问题上就已陷入严重危机。俄国希望吞并整个拿破仑所创建的华沙公国，即波兰的大部分，作为补偿把萨克森给普鲁士，这块地方是所有德意志地界上支持法国皇帝时间最长的：对于这桩交易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打算同意，尽管哈登贝格反对。奥地利、英国和法国认为这为俄国称霸欧洲打下了基础，1815年1月3日以上三个国家秘密结盟，以便防患于未然。正是这类有关强权国家间产生严重分歧的报道，促使拿破仑在1815年3月离开其流放地厄尔巴岛前往法国。

然而此时维也纳会议已经达成了妥协：华沙公国的较大部分作为“波兰王国”，即所谓的“波兰会议王国”（Kongreßpolen），与俄国组成共主邦联；奥地利得到加利西亚，但不包括克拉考，后者在三个强权国家的共管下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普鲁士则获得了西普鲁士，包括但泽与托伦，此外还有波兹南周围大块说波兰语的地区，即未来的“波森大公国”（Großherzogtum Posen），萨克森仍然保留了其王国地位，只是原来属于它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划归普鲁士，包括哈雷、维滕贝格、包岑和格尔利茨（Görlitz）。作为补偿，在英国的游说下霍亨索伦国家收获了摩泽尔、莱茵与鲁尔河畔一大片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包括特里尔、亚琛、科布伦茨、科隆、埃森（Essen）和明斯特。

1815年5月，基于一项普鲁士、英国、丹麦间的协议，另一块地盘也归属普鲁士：西波美拉尼亚，包括吕根岛与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前一年丹麦—挪威共主邦联解体时，瑞典曾把这块地区作为补偿割让给丹麦。丹麦国王因此以共主方式成为劳恩堡公爵（Herzog von Lauenburg），而普鲁士则将东弗里西亚、北部明斯特兰（Münsterland）、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戈斯拉尔（Goslar）交给了得到复活的汉诺威王国，后者与英国组成共主邦联。

在维也纳会议上，奥地利终于放弃了恢复哈布斯堡皇朝对奥属尼德兰统治权的要求：比利时与荷兰组成联合荷兰王国（Königreich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这帮助英国面对法国取得了一块欧陆缓冲地带。作为对奥地利撤出莱茵地带的补偿，它重新获得了萨尔茨堡、蒂罗尔和特伦蒂诺（Trentino），这令其可以扩大在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霸主地位：伦巴第和威尼托以及伊斯特拉半岛和达尔马提亚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摩德纳公国（Herzogtum Modena）和托斯卡纳大公国（Großherzogtum Toskana）成为奥地利宫廷中由次子继承的地盘，即受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统治，其国家结构与维也纳建立起依附关系。帕尔马分配给了曾经的法国皇后玛丽·路易丝，她是弗朗切斯科二世皇帝的女儿，她去世后这块地方应归还给当地的波旁王朝，1847年这种情况出现。教宗国得到恢复，波旁王朝对意大利南部的统治也得以恢复，并在那不勒斯组建起两西西里王国。萨伏依王朝重新获得撒丁岛和皮埃蒙特；此外它还得到了利古里亚，包括热那亚和尼斯。在“永久中立性”和现有边界受到国际承认的条件下，瑞士再次获得独立。

拿破仑长期以来的对手英国，显而易见满足于领土的小小扩张：它得到了其1796～1807年占领的六座岛屿，即马耳他、黑尔戈兰（Helgoland）、锡兰、毛里求斯、特立尼达（Trinidad）和多巴哥（Tobago），以及1806年被其征服的南非开普殖民地（Kapland）。1815年11月，英国宣布希腊西海岸前的爱奥尼亚群岛为自己的受保护国。英国在葡萄牙建立了一种军事独裁统治，由指挥葡萄牙军队的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Beresford）领导。该国王室已在1807年法国和西班牙入侵前逃往巴西；直到1821年，一场革命推翻军事独裁统治后国王约翰六世（JohannVI）才返回里斯本。但这丝毫没有改变葡萄牙与英国的紧密关系。

除了俄国外，英国确实是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赢家。欧洲大陆的新“均势”允许大不列颠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目标明确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依靠其舰队和工业优势，19世纪它上升为世界领先的强国。有关拿破仑时代的终结，路德维希·迪西奥的判断针对英国的成分要超过针对另一个强权国家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的是，老欧陆国家能够保持其自由的国家政体，代价是其霸权落入他人之手。”

欧洲领土的重组带有区域专制者讨价还价的所有特征。各地居民的意愿不算数，被考虑到的只有较强势国家的利益。1815年的秩序是“合法”的，因为新的统治者也源自古代的王朝。亚历山大一世曾试图以“神圣同盟”（Heilige Allianz）的形式从宗教上提高维也纳会议协议的含金量：由他设计、经梅特涅大幅修改过的相关宣言，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首先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签署。接下来欧洲所有国家（除奥斯曼帝国、教宗国和英国）均先后签字。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他从1811年起代精神失常的乔治三世主政，成为摄政王）仅以个人身份和作为汉诺威国王加入了该同盟。承诺遵守基督教戒律——正义、博爱与和善，这不过是一纸空文。最初签字的三个国家及其子民发誓结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共同体”同样是说说而已。

比“神圣同盟”更重要的首先当数四国同盟（Quadrupelallianz），它是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于1815年11月20日结成的多国同盟，其缘由是第二次巴黎和约的签署，其主要目的是面对各种革命性威胁能保持现状。1818年在亚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法国再次被正式接纳进大国圈子，即所谓的欧洲协调。但即使这一欲建立一种集体霸权的同盟，也无法长期协调签约国之间的利益纠纷。不久援引“神圣同盟”基本原则的就只剩下东部的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了，而它们也只是——于某个具体情况下——在对局势的判断观点一致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1814年5月第一次巴黎和约的规定，欧洲的一部分，即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于1815年6月8日达成准宪法式特别约定：《德意志邦联约法》（Deutsche Bundesakte）。第二天《约法》被收入最终的会议档案，从而成为一项国际法条约。《邦联约法》在国家法层面构成德意志邦联成员之间的协议。除了自由城市，所有成员都是德意志的主权王侯，其中包括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但仅限于其各自从前属于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丹麦国王同时担任荷尔施泰因与劳恩堡公爵，荷兰联合王国国王为卢森堡大公。由于汉诺威王国也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只要汉诺威和英国的共主邦联存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就也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

以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为界形成的后果是：哈布斯堡领地中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特伦托周围的“韦尔什蒂罗尔”（Welschtirol），此外还有的里雅斯特和克雷恩（也就是帝国那些说捷克、意大利或斯洛文尼亚语的区域）虽然属于邦联，但不包括加利西亚、匈牙利和伦巴第-威尼托。普鲁士的情况相同：不仅新的波森大公国在邦联领土之外，而且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从来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石勒苏益格根据旧条约仍与荷尔施泰因联系紧密，但它系丹麦封地，从未属于过神圣罗马帝国，故不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

《邦联约法》对成员国内政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中第13条虽然规定“在所有邦联国家均要制定国家宪法”，但各个国家是制定旧的特权制宪法还是新的代议制宪法，则留给它们自己决定。同样毫无约束力的是《邦联约法》中有关犹太人解放的第16条：“邦联会议将展开咨询，如何尽量以一致方式在德意志邦联国家中改善公开犹太教信仰者的公民地位，尤其是如何在各邦联国家中确保这些人在承担公民一切义务的情况下得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在这些得到贯彻前，公开犹太教信仰者将获得各个邦联国家已经赋予他们的权利。”

至于《邦联约法》敢于提到犹太人权利问题和保障他们现有的权利，这要归功于两位普鲁士人——哈登贝格和洪堡。另外一条有人权和公民权色彩，比犹太人问题更为大胆的条款是第18条，其中提到：邦联会议将在第一次会议上研究“制定统一的有关新闻自由的条例，以确保作家和出版商有反盗版的权利”。

《邦联约法》是个框架，其内容方面的填充留给未来的协议。它没有创造一个联邦制国家，而是促成了一个国家邦联。其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彼此承担一些义务。成立德意志邦联是为了取代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1815年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有待认真讨论的话题。《邦联约法》所能保障的统一程度，远远低于爱国力量曾经希望过的。约瑟夫·格雷斯（Joseph Görres）——一位曾经的美因茨“雅各宾分子”，后来成为反对拿破仑的最得力的新闻工作者之一——在1815年4月用激烈的言辞表述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在其出版的《莱茵水星报》（Rheinischen Merkur）中他把德意志的战后秩序描述为“可怜，不成形，畸形，毫无章法……多头像个印度的偶像，没有力量，没有统一和内在联系”，“未来数百年的笑柄”，“所有周边国家的戏码”。

但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邻国相比，德意志人的情况还不算很糟。他们毕竟还有德意志邦联作为机构性纽带，支离破碎的意大利连这种纽带都没有。梅特涅曾多次断言：意大利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这同样适用于“德意志”，尽管程度上比意大利要轻。这种差异不是奥地利首相造成的。他一心想要建立一个联邦制的，由奥地利左右的意大利同盟，类似于德意志邦联，但由于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和教宗国的反对，未能如愿以偿。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领土重组带来长期后果：由于普鲁士上升为莱茵河畔的强国，在东西普鲁士之间却没有陆桥连接，它迟早会尝试去消除这种空间隔绝。如果尝试成功，普鲁士就是德意志的主导力量，更何况它新获得的鲁尔地区烟煤储量丰富：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让霍亨索伦国家在1830年以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在德意志邦联中能够占有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在莱茵与鲁尔河畔构建一座普鲁士堡垒，这是历史的讽刺，它并不与到那时为止柏林的政策定位相符。它源自英国的愿望：阻止法国重新向莱茵河边境挺进并在欧陆称霸。至于伦敦追求均势的努力能够引发一场运动，首先在德意志争取普鲁士的霸权，然后在欧洲力争德国的霸权——这是1814/1815年的政治行动者们始料未及的。

奥地利虽然在邦联议会上拥有主席席位，但自从它必须撤出西南德意志和比利时起，面对对手普鲁士的力量优势就今非昔比了。在亚平宁半岛赢回在中欧所失去的东西，对奥地利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像在德意志，哈布斯堡君主国在意大利的区域性霸权被视为外族统治。出生在科西嘉的拿破仑，通过创建意大利王国唤醒了意大利人对民族统一的渴望。所以在意大利人们对他的回忆要比在德意志友好很多。在德意志奥地利无须害怕一种拿破仑神话，在意大利却在所难免。

维也纳会议的工作为复辟时代奠定了基础：事出有因，这一直是历史学中的主流观点。然而，至少在一点上人们必须承认这些和平缔造者也为自由做出了贡献。在英国的推动下，1815年2月8日会议庄严宣布反对奴隶贸易。法国起初试图为禁令的最终实施争取尽可能长的宽限期，然而拿破仑在“百日王朝”期间立即下令在法国及其殖民地取消了奴隶贸易，路易十八不得不确认了此禁令。

维也纳会议主要强国的公告暂时并未阻止殖民国家进行奴隶贸易。但此决议的道德效果显著。在英国的压力下，反对此决议的葡萄牙已于1815年1月决定结束赤道以北的奴隶贸易。两年后西班牙采取了相同步骤，并承诺到1820年彻底废除奴隶贸易，但它后来没有信守这一承诺。1842年英国迫使葡萄牙正式废除了奴隶贸易（但非法贩卖奴隶仍未能彻底根绝）。为了结束奴隶贸易，1850年英国对巴西进行海上封锁，并动用了武力。西班牙与其殖民地古巴之间的奴隶贸易持续时间最长；在英国和美国的高压下，直到1886年才通过有效的西班牙法律禁止了奴隶贸易。根据可信的估算，从1500年到1860年代一共有1180万人被迫从非洲来到美洲。由于运载奴隶的船只条件恶劣与超载，其中10%到20%的人丧命途中，未能到达大西洋彼岸。

废除奴隶贸易并不意味着取消奴隶制。英国直到1833年才在其殖民地取消奴隶制，其他欧洲列强迈出这一步还要更晚：法国和丹麦在1848年，荷兰在1863年。两年后，美国南北战争以北部各州的胜利结束，美国奴隶制也随之终结。在大部分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奴隶制在19世纪上半叶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被废除；在原葡萄牙殖民地巴西它直到1888年才被取消，巴西是数百年从所有西半球国家进口奴隶最多的国家。在黑奴的家乡非洲，19世纪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甚至还在进一步扩展：这种发展，在1870年后被几个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用来为其殖民政策的人道性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