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压迫与变化：1815年后的大国

1814/1815年两次重新恢复的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被称为复辟时期，复辟的目的在其支持者中争议极大。对法国最右翼者——极端保皇党人，简称“极保分子”——来说，是要迅速告别1789年的革命状态，恢复革命前的正常状态。根据保皇党移民约瑟夫·德·迈斯特在1797年出版的《论法国》一书中令人安心的保证，这种复辟没有任何异常色彩：“恢复君主制，被人们称作反革命，不是一场方向相反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

相反，从塔列朗到贡斯当这些温和派力量知道，旧制度意义上的“老一套”已经无法恢复了。如果帝制的复辟不想早晚引起一场新的革命，它必须考虑与研究1789年革命的主要思想。他们坚信，致力于长期稳定的政策必须确保个人权利、新闻自由、法官的独立性和考虑公众的意见。1814年的《宪章》更符合自由党而不是极保分子的设想。

1815年8月的两院选举中保皇党取得明显优势，这得益于有利于大地主的门槛很高的资格选举。他们的胜利导致了对各省省长和副省长的广泛清洗，对“百日政变”中追随拿破仑的军队领导进行了审判和处决，其中包括内伊元帅。保皇党还在法国南部开展了大屠杀。极保分子中的多数在“无双议会”（Chambre introuvable）——这是路易十八的叫法——中一言九鼎，以至夏多布里昂这样的保皇党也要求过渡到政治上的大臣负责制，也就是议会君主制。

在1816年9月和10月的新一轮选举中，“宪章派”获得胜利，他们是得到黎塞留公爵政府以及部分自由党支持的温和派候选人。1818年10月，黎塞留成功地在亚琛召开的欧洲协调第一次会议上达到目的，法国不用再支付最后一笔战争赔款，而且占领军全部从法国撤军，这样法国正式恢复了其大国地位。在1819年10月的进一步部分选举中（根据1814年的《宪章》每年有五分之一的议员要重新选举），首次有深受贡斯当思想影响的左翼自由派人士当选，包括已经62岁的拉法耶特。

在德卡兹伯爵（Grafen von Decazes）影响下——1818年12月他先担任内政和警察大臣，一年后出任首相——政府的立场从1818年底开始接近自由派。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是所谓的“空论家们”（Doktrinäre），即围绕在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和皮埃尔·保罗·罗耶-科拉尔（Pierre Paul Royer-Collard）身边的自由派，他们宣传一种介于主权在民和主权在王之间的第三条路：他们认为，所有的权力均源自宪法——《宪章》，只有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德卡兹最重要的举措完全是本着“空论家们”的意思设计的：一系列宽松的新闻法，大范围任免省长和副省长，为行政改革做准备，这种改革应让有投票权的人口能够监督各省和城镇的财务。

在德卡兹政府的领导下，复辟了的波旁王朝本来还会更加自由主义化，如果阿图瓦伯爵（极端保皇党路易十八的弟弟，后来的国王查理十世[Karls X.]）的二儿子贝里公爵没有在1820年2月14日被一个波拿巴派制鞍匠谋杀的话。极保分子认为是德卡兹的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此次血案。国王不得不罢免德卡兹，黎塞留公爵再次出任首相。新政府再次引进书报审查制度，资格性选举权的条件大规模变严：缴税最多的选民通过“双重投票法”（Loi du double vote）获得第二票，这让他们可以选举420名议员中的72位议员。

反对波旁王朝统治以“烧炭党”（Carboneria）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在缪拉统治的那不勒斯王国由同谋者组建的秘密组织，很快就在整个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蔓延起来。1820年至1822年的几次区域性政变尝试和军事叛乱被算在这些亲波拿巴的“烧炭党人”账上，其中包括发生在索米尔（Saumur）、拉罗谢尔（La Rochelle）和阿尔萨斯科尔马（Colmar）的事件。对暴力颠覆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极保分子在1820年选举中的胜出，温和的黎塞留于1821年12月被极端保皇的约瑟夫·德·维莱尔（Joseph de Villèle）伯爵取代。后者担任首相六年，直到1828年1月。波旁王朝统治的自由主义阶段已成往事。

维莱尔内阁对付反对党的方法是：严格进行新闻审查，限制学术自由，操控选举，贿赂国会议员和增强上议院保守派议员的力量。1823年这届政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主要是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成功地武装干预西班牙政局，帮助了斐迪南七世。这位波旁王朝的国王自1821年起先是暗地里，后来公开反对自由派力量，后者是1820年经过军事政变掌权的。以法国军队的迅速获胜为契机，维莱尔内阁在1823年12月解散了议会。1824年2月和3月举行的新一轮选举中，极保分子大获全胜。只有19位自由主义者，其中包括本杰明·贡斯当与银行家卡西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进入所谓的失而复得的议会（Chambre retrouvée）。

1824年6月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宪章》中有关每年有五分之一的代表要重新选举的规定。代替部分轮换的是整个议会的选举，议会任期时长为七年。1824年9月16日路易十八去世，随着 其弟极保分子查理十世的统治，开始了真正的反动时代。

在德意志，从防御到进攻性复辟的转变发生得比法国还要快。在此起了推动作用的力量，是那些在反拿破仑战争中追求过自由和统一的德意志，从而对维也纳会议的结果大失所望者。大学生们特别义愤填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自愿加入志愿军，抗击过法国皇帝。黑红金三色旗就是志愿军中最著名的吕佐夫（Lützow）少将指挥的军团率先使用的，这三种颜色的旗帜是体操之父雅恩推荐给1815年6月新成立的“耶拿大学生社团”（Jenenser Burschenschaft）做标识的。大学生社团迅速遍布德意志，从一开始它们就追求民族，即整个德意志的统一，其中大多数人也拥有民主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旧的同乡会，后者仅为区域性大学生联谊会。

大学生社团组织的第一个大型集会是1817年10月18日的瓦尔特堡节（Wartburgfest），目的是庆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莱比锡战役获胜四周年。正式庆典活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晚上在场的很多体操协会成员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他们烧毁了所谓的“非德意志”书籍，包括《拿破仑法典》和一些招人恨的专制主义象征，如黑森州的军人发辫、普鲁士乌兰骑兵装束和奥地利下士棒。这里明显表达的是雅恩的弟子们对犹太人和法国人的仇恨，不管他们是体操协会的会员还是“大学生社团”的成员。为了确保德意志的特性，他们坚决与一切在他们眼中“非德意志”的东西划清界限。

保守势力很震惊。但直到两年后，经过两次政治暗杀，政府才开始回击。1819年3月23日耶拿大学生社团成员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一名1815年的志愿者，在曼海姆谋杀了德国喜剧作家和俄国国务顾问奥古斯特·冯·科策比（Augustvon Kotzebue）。桑德是秘密社团——“吉森黑”（Schwarzen）或“绝对者”成员，该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先在吉森后到耶拿当编外讲师的卡尔·福伦（Karl Follen）。1820年5月20日桑德被处决。曼海姆血案三个月后，另一位大学生社团成员于1819年8月1日企图谋杀拿骚国务委员卡尔·冯·伊贝尔（Karl von Ibell），但尝试失败。科策比和伊贝尔都是极为反动的，所以他们也遭到大学生社团成员的深深痛恨。

梅特涅深信，接连不断的袭击背后有着盘根错节的阴谋：教授们不法操纵，学生们成为他们的自愿追随者。普鲁士国王同意这一评估，并允许奥地利首相查看普鲁士公权机构最秘密的案卷。1819年8月1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特普利茨草约》（Teplitzer Punktation）中达成一致，对媒体、各大学和各邦议会进行监视。他们援引《邦联约法》第2条，根据该条德意志邦联的目的除了对外还要保障内部安全。此外根据该法第13条，在德意志各邦制定宪法，应限制性地解释为召集旧的特权制议会，而不是新的代议制议会。历史和理论上的论据由梅特涅最亲密的顾问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提供，为此他撰写了《论特权制与代议制宪法之差异》（Über den Unterschied zwischen den landständischen und Repräsentativverfassungen）。

《特普利茨草约》签订五天后《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出台。1819年8月6日，十位由奥地利首相挑选出的德意志各邦国代表在这座波西米亚的温泉城市聚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卡尔斯巴德决议》，1819年9月20日邦联会议批准了该决议。这为以下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解聘不受欢迎的教授，禁止大学生社团组织，对报纸、杂志和20印张以下的小册子进行审查。为了查究“蛊惑人心的革命活动”，在美因茨成立了“中央调查委员会”。随后立即开始了对“煽动者的追捕”，普鲁士在这方面特别坚决。属于受害者的包括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两位鼻祖：雅恩，从1819～1825年他都是在狱中度过的；阿恩特失去了在波恩的教授席位，直到1840年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后其教席才得到恢复。

特普利茨和卡尔斯巴德决议对德意志宪法政治的发展意味着一种休止。两个最大的 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宪法。对霍亨索伦国家而言，这意味着食言。1815年5月22日，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曾向其臣民承诺一部宪法。但与1810年10月首次公布这类消息后一样，怀旧的贵族圈子和高级官员这次仍旧反对制宪和召开国民议会的呼声，前者是不愿失去自己的特权，后者则不想在普鲁士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顾及代表各等级与各地区利益的反对意见。

1819年8月，普鲁士国王在特普利茨，在首相哈登贝格不在场和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决定在普鲁士不引进普遍的人民代表机构，只组建由各省代表机构代表组成的全国委员会。哈登贝格做了妥协，并于1819年12月安排解除了威廉·冯·洪堡的城市和地区事务大臣一职，原因是他激烈抗议《特普利茨公告》（Teplitzer Proklamation）和《卡尔斯巴德决议》。出于同样的原因，陆军大臣赫尔曼·冯·博延也必须从内阁辞职。

1820年初，哈登贝格虽然再次在一项有关国债规定的条例中说服国王承诺，现有的国债没有帝国各等级代表，也就是整个普鲁士议会的协商同意，不得增加，然而此承诺并未得到信守。哈登贝格1822年11月死于热那亚，实际上被革了职。次年颁布了各省议会组织法，其中贵族和大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相比占据优势。普鲁士人仍旧无福享有全国代议机构与成文宪法。

根据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评判，1815～1823年间就普鲁士全国代议机构所展开的争斗，是“国家共同体”和“专制与军国主义原则”间较量的第一阶段，较量的结果对资产阶级来说与第二阶段（1848～1849年革命）和第三阶段（1862～1866年的普鲁士宪法冲突）一样不利。虽然普鲁士的国土还没能从梅梅尔到萨尔布吕肯连成一片，但自1815年起，它用持续不断、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内部统一：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几十年中，它上升为欧洲大陆工业领先的国家。但有意识地放弃让其公民参与政治，却使普鲁士同时在其他方面显得落后，不仅面对奥地利，而且跟德意志南部国家相比亦然。

德意志南部国家在1818～1820年间先后制定了宪法，除符腾堡王国外，宪法都是由国王强制颁布的。它们多少有些竭力模仿作为蓝本的法国《宪章》，属于代议制政体类型。1818年，巴伐利亚和巴登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经过长期捍卫“美好的老法规”后，1819年9月25日符腾堡国王与议会就宪法达成共识，次年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n-Darmstadt）也拥有了宪法。相比之下，一些规模较小的中部德意志国家的宪法更属于封建等级制类型，其中包括1816年的萨克森-魏玛大公国宪法。

1820年5月15日的《维也纳决议案》（Wiener Schlußakte）自通过后就成为除1815年《德意志邦联约法》外最重要的邦联根本法，然而它是一份矛盾的文件。一方面它强调邦联的特性是：“德意志主权王侯和自由市组成的国际法联盟，目的是保持联盟内各国的独立和保障德意志的内外安全。”另一方面，它又宣称德意志邦联不可解除，在邦联安全受到威胁的特殊情况下，邦联有权制裁其违抗命令的成员国。

《维也纳决议案》要求所有国家以君主制为原则，根据该原则整个国家的权力必须保留在国家元首手中，通过等级宪法只允许各等级参与行使某些法权。如果宪法保障议会协商可以公开进行，各国政府必须确保各个国家或德意志邦联整体的安宁不受损害。邦联议会 监督这些规定的遵守情况，这样王侯们的主权就受到了束缚。在有疑问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能不能挑战邦联，说到底还是个实力问题。邦联制裁一个较大的成员国是无法想象的，而对付一个较小的成员国则完全不在话下。

1821年4月9日通过的《邦联战争法》（Bundeskriegsverfassung）的一些规定似乎是为了预防两个最大国家占尽优势，但这只不过是乍看上去如此。其中第8条规定：“根据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原则，即使是一个邦联国家外表上的称霸亦应避免。”此外根据第5条，一个为自己组建了一个或多个军团的邦联国家，不允许将其他邦联国家的兵员份额与自己的合并在一起。

事实上，这样一来，两个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失衡反而变得更为严重。奥地利、普鲁士均可各派出三个军团参加邦联的武装部队，这样二者兵力几乎占到邦联军力的三分之二。作为欧洲列强它们的很大一部分领土均在德意志邦联之外，它们在那里还拥有更多兵力。具体到普鲁士，其领土的四分之三毕竟在邦联区域内，这意味着除了上述参加邦联武装部队的三个军团，它还有六个军团的兵力。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可以预见的是，德意志北部的主导力量普鲁士在紧急情况下会调动其所有的部队，包括不属于邦联的军队来保卫德意志。德意志邦联中的中小成员国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它们自己也不努力去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

“第三方德意志邦国”中比较重要的国家反正不会让两个“大国”给自己定规矩。梅特涅曾试图让邦联的中小国家承诺建立旧的封建等级制代表机构，但没有成功：南德意志各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它们的宪政制度被《卡尔斯巴德决议》损害了，但没有遭到彻底扼杀。在拥有最自由宪法的巴登，政治自由主义能够顶住来自维也纳和柏林的压力。在经济上 巴登当然没有普鲁士那么自由。像其他南德意志各国一样，这个大公国害怕引进经营工商业的自由和臣民迁徙自由，主要是怕手工匠人、其他小商人和农民们反对。出于同样的原因，巴登在1815年后也没有解放犹太人。

所以，普鲁士的独裁式现代化比巴登相对宽松的现代化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自由。这也体现在与经营自由相对应的贸易自由上，普鲁士从1818年的海关法开始实行贸易自由政策。霍亨索伦国家借此促进了竞争，从而鼓励了业绩最好的企业。因此普鲁士的工业化速度要大大超过南德意志国家，后者像当时的法国一样，试图保护本土商家不受外国首先是英国同行的竞争。奥地利在政治领域可能比普鲁士还要反动，因而与南德意志宪政国家相比极为突出。在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这个邦联中最大的国家却有别于另一个德意志强国，以其高保护性关税以及坚持行会限制而更接近南德意志中等大小的国家。1815年后，奥地利帝国越来越被普鲁士甩在了后面，由于它无法通过政治上的先进性来平衡，也就不能给自由派的“第三方德意志邦国”带来任何希望。

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所追求的目标均不是德意志的统一，所以复辟时期的民族观念就缺乏清晰的国家轮廓。在卡尔斯巴德会议后的十年间，发誓要实现德意志统一的人，设想的几乎并非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更不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具有民族思想的人，他们的目标更为谦虚：他们希望德意志人巩固自己属于一个民族的意识，哪怕这片土地上诸侯林立。而与民族意识息息相关的自由思想更无法在普鲁士找到，顶多能在南部德意志邦国中觅得。这些国家虽然也是复辟体系的载体，但它们却仍旧保留了宪制。

然而宪制在德意志和法国却有着实质性区别。在本杰明·贡斯当的影响下，法国自由主义很快就学会了将1814年《宪章》所规定的政府权力与议会的严格分离仅视为一个过渡阶段，最终的议会体系中要完全实行内阁责任制。贡斯当在德意志也拥有很多读者，但这里的人们对他的理解与其法国读者不同。早期的德意志自由党人认为政府和议会的二元体制要永久保持，而且这是必要的。在德意志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他拥护人权和公民权，特别是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并认为只有议会有权批准税收和通过法律。与法国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相比，这个纲领相当温和。

欧洲大陆的自由党人从议会制的发源地所能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复辟时代早期的法国少很多：在英国，政治自由在1815年后的最初几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发展与反对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密不可分。大陆封锁的终结让英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作为重要军事物资（包括部队所需的弹药、服装和食品）的买家，基本上不复存在；恢复进口国外谷物后，价格虚高的英国谷物被迫跌价；许多债台高筑的佃户只好宣告自己的农场破产。然而，在上议院和下议院拥有话语权的“地主”代表们知道如何自救。1815年3月，他们通过了高额谷物关税，为英国农业面对来自欧洲和海外的竞争提供了人为保护。

《谷物法》（Corn Laws）造成面包价格大幅上涨，这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1816年英国经历了新一波捣毁机器和其他“卢德分子”的暴力行为。激进的改革者威廉·科贝特以此为由，在其受到广泛阅读的《政治纪事报》中号召工人们过渡到理性的抗议形式。激进主义日益增加的反响也源自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影响，他提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学说。这位哲学上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在其1809年撰写，但1817年才发表的《议会改革问答》（Parliamentary Reform Catechism）中要求每年进行议会选举和一种接近普选的权利：这种政治纲领为新生的民主运动提供了重要启迪。向同一方向努力，却比边沁更为坚定不移的是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少校，几十年来他致力于让工人们明白为“公共舆论”而斗争的重要性。

鉴于巨大的社会困境，争取无产阶级社会下层参与政治改革被证明是极其困难的。饥饿造成的骚乱，以及抢劫商店和袭击公共建筑在1816～1817年冬仍旧继续发生，作为对策，外交大臣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和卡斯尔雷勋爵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下议院对公民自由进行了严格限制，通过了所谓的《报警法》（Alarmgesetze），其中最严厉的是有限期地取消了1679年通过的《人身保护令》。

1817年3月爆发了“织毯工示威游行”（blanquettiers），数千名曼彻斯特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人和工匠，首先是织工和织袜工参与其中，以表示对这类强制性措施的愤怒。组织者来自激进的类似工会的协会，如“汉普登俱乐部”（Hampden Clubs）和“政治联盟”（Political Unions）。游行的目的是集中抗议社会苦难和工人在伦敦政府中毫无影响力的状况；有一些发起人大概也希望引起1789年那种革命。但只有几百名示威者到达了英国的首都。警察和军方在曼彻斯特城门前的圣彼得广场提前遣散了示威群众。

1819年8月，大约有8万名工人在相同的地点集会，大多是织工，他们想就下议院的改革提出建议。地方当局调动了驻扎在曼彻斯特的正规军和一支志愿队伍，它们的任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逮捕集会领导人和撕毁示威者的旗帜。士兵们为了支援治安维持会的人，使用了军刀和步枪。整个行动变成了一场大屠杀：十五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类比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最后一战，曼彻斯特的大屠杀马上被讥称为“彼得卢”（Peterloo），但它还不是镇压的高峰。1819年11月通过了《六法》（Six laws），其中包括五年内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政治集会，另一项法案则限制了新闻自由。第二年示威游行浪潮的消退不仅是因为国家的强硬态度，也因为经济明显复苏。此外还有循道宗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影响。虽然很多反对现代机械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激进工匠和工人深受其影响，定调子的却来自另一个不同的方向：那些人劝人服从当权者，寄希望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才能最终脱离尘世的苦难。

1820年1月，随着乔治三世的去世，“摄政”时期结束，他自1811年起已患有无法治愈的精神病。他的儿子，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国王继位，此前他已摄政九年。他先是保留了过去高度保守的政府，这令广大群众对他更为愤恨，虽然此前他就因为挥霍无度而名声不佳。直到1822年夏天外交大臣和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卡斯尔雷勋爵自杀后，英国的政治——而且不是在党派意义上——才开始变得自由起来：接替卡斯尔雷两项职务的是乔治·坎宁，1807～1809年他已经出任过外交大臣。

作为社会新晋者的坎宁，在保守党大贵族中一直是个局外人。在利物浦内阁中新的内务大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其盟友，他的这位盟友立即着手对大部分仍旧停留在中世纪状态的刑法进行彻底改革。皮尔把大量不那么严重的不良行为——过去这些行为均要被判处死刑——作为轻罪 相应量刑。其结果是，陪审团从此不必将造假者和盗贼无罪释放——这样做只是为了在刽子手那里救他们一命。

坎宁在欧洲自由主义者中间迅速获得很高威望，这主要归功于其外交政策。他拒绝“神圣同盟”（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有时也包括法国）大国所推行的反革命干预政策；支持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斗争，这基于对大不列颠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冷静评估。自从在伊顿公学当学生时起，坎宁就是古希腊的崇拜者，因此他对1821年开始的希腊独立战争抱有很大同情。作为均势政治家，他既不愿看到奥斯曼帝国太弱，也不愿看到希腊东正教的“天生”保护者俄罗斯帝国过强，因此他尽量寻找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平衡点。

坎宁和皮尔一样，都不是坚定不移的改革者。两人都不是选举权改革的开路先锋，在另外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即天主教的解放和爱尔兰在联合王国中的地位，外交和内务大臣都不属于革新力量。根据1673年的宗教考查法，天主教徒和不信奉英国国教者均不允许担任国家和市政部门的公职。受此影响的人在英国约有25万，其中包括士绅和大贵族成员，在爱尔兰则涉及约500万原住人口。

当18世纪中叶最严重的迫害结束后，爱尔兰天主教徒在1778年被授予购买土地的权利。从1793年起根据一项相对民主的选举法，他们可以在都柏林选举爱尔兰议会的议员，1782年该议会从宗主国英国下议院获得立法自主权。即使在1801年两国合并后，爱尔兰天主教徒仍保留选举权，合并是英国对1798年被血腥镇压下去的爱尔兰叛乱的对策。拥有选举权现在意味着可以参加伦敦下议院的选举，因为1801年以后爱尔兰议会不复存在。但天主教徒在下议院没有被选举权。如此看来，爱尔兰天主教徒在选举权方面的待遇比英国天主教徒稍好一些。

爱尔兰天主教的政治领袖是都柏林律师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并积极要求“撤销”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合并。1823年他创办了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在神职人员的大力推动下，它迅速发展为会员众多的群众组织。1825年利物浦政府一纸禁令并未收到任何效果，只是导致它更改了名称和章程。在伦敦，奥康奈尔成功地获得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支持，它们在政治上平等对待天主教徒方面很开放。一项相应的提案1825年得到下议院多数人的支持，坎宁投了赞成票，皮尔投了反对票；但上议院却否决了它。国王与上议院一样强烈反对解放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和不信奉英国国教者还必须继续等待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奥康奈尔很策略地把后者的事也当作自己的事来办。1828年，极端保守的威灵顿作为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出任首相，新教徒中的不信奉英国国教者先是在政治上取得了突破。当时下议院一项取消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歧视的法案获得压倒多数票。当英格兰和苏格兰圣公会两位大主教均宣布同意平等对待不信奉英国国教者后，上议院也同意了。

此后不久，下议院重新提出解放天主教徒提案，这次皮尔投了赞成票。在上议院做出决定前，奥康奈尔让人在爱尔兰克莱尔郡（Grafschaft Clare）把自己补选进下议院。因为他知道，在目前的法律状况下他将不可能走马上任。1828年4月13日，提案在第三次宣读征求意见时得到上议院同意，然后一直反对该法案的国王也不情愿地 签了字。奥康奈尔必须再次让人把自己选入下议院，这发生在1830年。从法律上讲，天主教徒和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现在与圣公会教徒平起平坐了。但在政治和社会现实中，导致非圣公会教徒遭受歧视的偏见还将继续存在很长时间。

1820年代取得突破的还有激进运动中的社会改革者：在一场艰苦卓绝的新闻鼓动活动影响下，以及通过众多的请愿，1824/1825年下议院取消了1799年的皮特结社法（联合法案），该法案禁止成立工会以及集体协商工资和工时。这为成立合法“工会”奠定了基础，如果与雇主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工会也能够使用罢工手段。在技术含量高的专业工人中，首先是首都的印刷行业里，成立工会的想法引起最强烈的反响，在英格兰中部和苏格兰受剥削最严重的贫苦矿工中起初没有什么人对工会感兴趣。要想说服工人相信一个永久组织的必要性，早期的工会领导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与英国不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俄国几乎没受到法国革命动荡的影响。亚历山大一世在1801年3月其父——沙皇保罗一世被谋杀后，经由一群参与了谋杀的贵族拥戴登基时，他被视为具有宪制思想的君王。但涉及他为俄罗斯核心帝国所做的宪法思考，不过仅仅是构想一种更有效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与对俄国现有法律的修改。废除专制统治对亚历山大来说从未成为过考虑内容。当其锐意改革的御前顾问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chail Speranskij）模仿西方模式，如《拿破仑法典》，为建设一个立宪法制国家制定计划时，富有影响力的贵族圈子和东正教会认为他走得太远，他们说服沙皇解雇了这位革新者：1812年斯佩兰斯基遭到流放，1814年他从流放地返回自己位于诺夫哥罗德的农庄。他再次重返圣彼得堡拥有政治权力的位置 是在他1819～1821年于西伯利亚总督任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

亚历山大允许帝国西部边陲地区拥有一定自主权。芬兰自1809年起成为受俄国保护的自治大公国，同年3月在波尔沃（Porvoo）召开的议会上以契约形式保障了该国历来的权力：这是一种特权，为此芬兰各等级宣誓效忠新主人——兼任芬兰大公的沙皇。在波罗的海各省份爱沙尼亚、利沃兰（Livland）和库尔兰保留了骑士等级（德意志贵族上层的等级代表）及其特权。以1816年的爱沙尼亚为榜样，农奴于1817在库尔兰，两年后在利沃兰得到解放。然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土地。他们只能限时租赁土地，为此他们需要贷款，这让他们重新陷入对地主的依赖，因为后者通过骑士等级控制着省里的信贷业。

亚历山大的最大让步是对波兰王国做出的。根据新的、1815年11月由沙皇宣誓过的宪法，所有拥有选举权的波兰人——几乎无一例外全是贵族——可通过间接选举程序选出国家议会代表机构色姆，它拥有立法权，但不具备提案权。个人自由、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得到保障。所有公职必须由波兰人担任，因此沙皇以国王身份任命一位波兰人做其华沙总督。波兰王国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当然其最高指挥官是个俄国人：亚历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Großfürst Konstantin）。

与其西化的同欧洲接壤的部分相比，俄国本土在1815年后继续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不像在欧洲西部，在俄国不存在面对国家拥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地主贵族享有巨大特权，包括免税权，斯佩兰斯基只在很短时间内能够取消其免税权。但贵族并不分享国家权力。此等级的一些社团组织 受委托组织当地政府，以这种方式它们又受到国家行政指令的约束。大多数农民或者是农奴、或者是有人身自由的农民，他们虽然租赁领地上的土地，却不能购买。1810年起又出现了农民士兵居住的屯垦点，为了减轻国家资金负担，到1820年代这些屯垦点安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戍边部队。城市居民是没有地方自治权的子民，他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民”。

哪怕亚历山大一世认为农奴制是可恶的，他也不能认真考虑取消它。对社会秩序进行这样的干预会让国家伤筋动骨，反过来通过国家体制的这种根本改变又会彻底质疑俄国的社会状态。无论沙皇在某些时候对宪制传统或努力表现出多少同情，他仍然是其所代表的专制体制的囚徒。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15年后他成为欧洲列强最可靠的盟友，这些列强决心血腥镇压革命运动，无论它们发生在哪里。

相比较而言，在斯佩兰斯基拥有影响力的时期，亚历山大在教育改革领域的努力卓有成效：除了三个已有的大学——莫斯科的俄语大学，维尔诺的波兰语大学和利沃兰多尔帕特（Dorpat），即如今爱沙尼亚的塔尔图（Tartu）的德语大学——又新建了六所，其中包括哈尔科夫（Charkow）、喀山（Kazan）和圣彼得堡大学。这些大学以西欧大学为榜样，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它们还负责监督文理中学，在亚历山大一世治下新成立了40所文理中学。大学和文理中学的费用由1803年设立的民智启蒙部承担。相反，小学、县立和教区学校应该由地方税收和教会资金来资助，其后果就是这些对广大群众来说最重要的教育分支被忽略。根据斯佩兰斯基的设想，高级中学和大学的改造会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务员，他们靠经过考核的成绩脱颖而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凭其贵族血统：此设想遭到贵族的顽强反对，在一些地方贵族们如愿以偿。

维也纳会议后亚历山大的政策日益反动与高压。1818年发布了全面禁止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禁令，特别是有关宪法和废除农奴制的问题。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chkin）就属于这类全面和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受害者。1820年，他因为几首激进反对国家全能性和农奴制的诗被放逐到高加索地区，直到1827年他才能够重回圣彼得堡。

1825年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其48岁生日不久前暴毙。他的逝世引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Dekabristenaufstand，十二月在俄语中为dekabr）。此前几年中，那些在1813～1815年的战争中接触了西方思想的年轻军官组织起许多秘密社团。他们的目标是按照1789年的精神对俄国进行彻底革新，其中圣彼得堡的温和派首先要建立立宪君主制、各省自治、保障自由权利和废除农奴制，而激进势力则想在俄国南部建立共和国，非俄罗斯民族在此共和制中要遵从俄罗斯的意志；只有波兰应得到有条件的独立。

当十二月党人于12月行动时，秘密警察已经获悉他们的密谋。通过占领圣彼得堡元老院广场，他们想阻止各公共权力机构按照安排向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其弟尼古拉一世（Nikolaus I.）宣誓，并强行召开制宪会议。参加起义的有30名军官和约3000名士兵，几小时之内起义就被镇压下去。几天后在乌克兰切尔尼戈夫（Tschernikow）起义的同谋者遭到同样命运。一共有121名十二月党人遭到起诉，其中五人被处以死刑，一百多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统治达三十年的新沙皇，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偶尔会有崇尚自由的冲动。审查制度在尼古拉一世治下达到荒唐的程度：不仅 活着的作者要受到审查，就连古代经典作家如柏拉图亦不能幸免。在国家严密监督下的教育体制必须承诺，以“正统、专制和民族自我意识”的价值观为纲，坚决反对西方思想。

农奴的处境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毫无改变，因为沙皇在任何情况下都想避免与地主们发生冲突。缺乏土地改革对俄国工业化产生了不利影响。早期的制造商们依靠地主租借给他们劳动力，自由的雇佣劳动只有那些当时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才有可能做。1800年左右，俄国在生铁产量方面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后的几十年则被英国超越。技术上俄国也跟不上西方的步伐。俄罗斯帝国一味开疆拓土和穷兵黩武，看上去虽然强大，但由于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落后，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国给开明的西方留下的印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异样与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