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

当托克维尔1830年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前往美国时，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新的法国革命：1830年的七月革命。其序曲开始于1829年8月，当时国王查理十世站在了极端保皇党最右翼一边，任命前驻伦敦公使波利尼亚克亲王朱尔·奥古斯特（Jules Auguste）为内阁首相。波利尼亚克取代了马蒂尼亚克子爵让·巴蒂斯特（Jean Baptiste Vicomte de Martignac），后者从1829年初开始试图在议会赢得大多数。1827年11月，新改选的国民议会中差不多有180人支持政府，他们的对立面是180位自由派人士和75名追随夏多布里昂的右翼反对派议员，这些人现在成了新闻自由的捍卫者。波利尼亚克丝毫不顾及力量多寡的状况，完全按君主的意思行事。

属于反对派的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1829年夏季创办的两份报纸《各省论坛报》（La Tribune des départements）和《年轻法国》（La jeune France）是赞成共和的左派喉舌，由夏多布里昂的追随者和这位前外交大臣创建的新闻自由之友协会是右翼社团。立场位于二者中间的是自由派，他们创办的报纸有《地球报》（Le Globe）、《国民报》（Le National）和《时报》（LeTemps）。自由派发言人记者阿尔芒·卡雷尔（Armand Carrel）、奥古斯特·米奈（Auguste Mignet）和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赞成君主制政府形式，但认为一场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为楷模的改朝换代在所难免。他们选中的接替查理十世的候选人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他是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的“平等的菲利普”之子。自由派们认为英国的政治体制也值得效仿。在他们呼吁设立的议会制度中，政府必须与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是施政的基础，而国王应该置身于政治争议之外。“国王在位，但不统治。”（Le roi règne et ne gouverne pas）这一著名教条是阿道夫·梯也尔于1830年2月4日在其参与出版的《国民报》中首次使用的，但其最初产生于波兰16世纪末的众议院，其拉丁语原文为：“Rex regnat，sed non gubernat.”

1830年3月18日国王和议会之间爆发了公开冲突。由于君主发表了不明智的讲话，221位国民议会代表的回应是一份由议长罗耶-科拉尔宣读的正式声明，其中称政府和议会之间目前没有1814年《宪章》在政治方面所倡导的合作。查理十世对这种不信任动议的反应是：在5月16日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安排了新一届议会的选举。

同时，波利尼亚克政府还试图展示自己在对外政治方面的实力。在指出阿尔及尔的迪伊（Dei）虐待法国商人和侮辱法国领事后，政府派出453艘舰船前往北非，远征军人数达37000人。这次惩罚行动的公开目标是：消除迪伊对臣民的奴役并终止海盗肆虐，这个（在名义上受奥斯曼帝国庇护的）“巴巴利国家”（Barbareskenstaat）几个世纪来以海盗行径搅得地中海区域鸡犬不宁。至少表面上看这次行动是成功的。1830年7月4日法国军队登陆三周后，阿尔及尔落入法国人手中；第二天迪伊宣布投降。此后不久提泰里（Titteri）和奥兰（Oran）的迪伊也相继投降；但很长时间法国还无法控制腹地区域。作为转移国内政治视线而开始的这场战争，后来发展成一场长期而血腥的殖民战争。

波利尼亚克政府远征马格里布的真正目标未能达到：法国选民对此军事冒险不以为然。在7月3日进行的第二轮决定性选举中，反对派以获得274个议席胜出，而不是此前的221个席位。国民议会中只有143位议员站在波利尼亚克政府一边。

查理十世本来只能根据新多数的意见通过重新组阁来防止斗争公开化。但他恰恰拒绝这么做，他的理由是其兄路易十六 在1789年革命爆发后灾难性让步的后果。针对选举的结果他在1830年7月26日签发了四项敕令：第一项重新引进书报审查制度；第二项解散新的国民议会，该议会到此时还根本没有开过会；第三项对选举权做了不利于（主要是自由派）商人的改变，即营业税不再计入计算选举资格的条件；第四项确定了新的选举日期。查理十世这么做是根据《宪章》第14条，为了确保法律的执行和国家的安全，国王有权颁布必要命令与条例。事实上敕令中有两项不啻于一场政变：梯也尔立即指出，新闻自由和选举权问题只能通过立法来决定，而不是通过命令与条例。

7月26日，在国王敕令宣布的同一天，巴黎警方负责人签署了一项通告，禁止刊登未经内政部审查批准的报刊文章。《国民报》、《时报》和《地球报》无视该禁令，第二天怒火中烧地抗议压制新闻自由。这种勇敢的行为成为革命的灯塔，7月27日也成为七月革命“三荣耀日”（Trois glorieuses）的第一天载入史册。王宫附近建起了第一批路障，政府宣布首都进入紧急状态；巴黎驻军的最高指挥权被移交给拉古萨公爵（Herzog von Ragusa）——前拿破仑元帅奥古斯特·德·马尔蒙，1814年4月4日他的临阵倒戈直接导致了皇帝的退位，此后在许多法国人眼中他就是背叛的化身。这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工人、退伍军人和1827年被解散的国民卫队成员汇聚到一起，他们冲击了几座武器库，建起更多的路障并占领了市政厅和巴黎圣母院。

巴黎驻军由12500名士兵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最初的交锋中就已经逃跑。7月29日卢浮宫陷落，马尔蒙率领的部队曾退守到那里，现在落入起义军手中。已经损失惨重的政府军作鸟兽散。旧秩序就这样被推翻，一个由自由派领军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包括卡西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和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itte），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他们任命62岁的拉法耶特为国民卫队指挥官，1789年他已经担任过此职。

起义者的共同目标是推翻查理十世的统治。如果革命继续下去，估计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获胜了的工人队伍与武装起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可能会欢呼废除君主制。梯也尔周围的温和派却不遗余力地想阻止革命像1789年那样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因此马上让奥尔良公爵登基。路易·菲利普在1793年转而支持奥地利人并流亡前，曾作为将军在革命军队中战斗过，并为1792年11月的热马普大捷出过力。梯也尔想到这些，希望共和派能以这种方式与其候选人和解并保留君主制。

路易·菲利普乐于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7月31日，他身穿国民卫队的制服出现在巴黎市政厅，佩戴着蓝白红饰带的拉法耶特在那里夸张地拥抱了他。周围人群中发出的掌声可以被理解为同意这种王朝易主。第二天，8月1日，拉菲特和佩里埃的委员会把治理权交到路易·菲利普手中，后者开始挑选未来的大臣并召集国民议会于8月3日开会。查理十世逃往朗布依埃（Rambouillet），并把王位禅让给其孙波尔多公爵，但这和任命奥尔良公爵任摄政王一样毫无结果。后者已经决定自己登基并从人民代表手中接受王位。

8月3日，上下两院集会修订了1814年《宪章》，包括禁止书报审查，重新引进三色旗和删除被查理十世滥用的《宪章》第14条。8月7日两院通过新宪法，宣布王位空缺并由路易·菲利普补缺，称他为“上帝的恩典和民族意志选出的法国人的国王”。新君立即宣誓效忠宪法并任命内阁，其中包括弗朗索瓦·基佐、卡西米尔·佩里埃和德·布罗伊公爵（Herzog de Broglie）。查理十世经曼特农（Maintenon）和瑟堡（Cherbourg）前往英国，1836年他以79岁高龄谢世于哈布斯堡的格尔茨（Görz），即如今索查（Isonzo）河畔的戈里齐亚（Gorizia）。

在许多方面七月革命都是一场浪漫的革命，就像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在其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所展示的。它由记者和律师们领导，这些人虽然享受他们迅速赢得的成功，但没有明确地设想如何实现他们所渴望的从君主制到共和国的过渡，以及该如何塑造新的国家体制。支持他们的有同样热爱自由的大学生、退伍军人、“小人物”，特别是工人，这些工人中的很多人来自外省，他们到巴黎是想在首都的大建筑项目中赚钱。推翻波旁王权的共同目标之所以能够很快实现，是因为反动的波利尼亚克政府几乎让整个社会都起来反对自己。到最后都忠于查理十世的少数贵族、僧侣、军官和官吏，他们在各自群组中亦是少数。

七月革命的赢家并不是那些为胜利进行了战斗的人。历史学家-让·蒂拉尔（Jean Tulard）谈到一个“奥尔良阴谋”，该阴谋煽动了共和派、大学生、退伍军人以及巴黎贫困市区的工人。“新国王的权力既不是来自血统，也不是来自民权。七月王朝的产生仅仅靠一些像梯也尔、拉菲特和卡西米尔·佩里埃等人的阴谋诡计，虽然他们援引国家利益，实际上他们只为自己的私利而工作。这次改朝换代与一次东方风格的宫廷政变的唯一区别仅仅是人民的介入。七月革命确实埋葬了法国的君主制原则。”

通过七月革命大资产阶级获得了权力。他们的利益，尤其是那些银行家、大地主和 经营矿业的企业家的利益，决定着政策的内容，而不再是贵族和天主教会，因为后两股势力在1830年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影响力。选举权在1831年得到拓展：纳税达200法郎即可获得选举权，达到500法朗则可拥有被选举权。有选举权者的人数从1829年的94600人上升至167000人（1846年该数字达到248000人）。大多数手工匠人因选举资格限制仍旧没有选举权，工人则更无此权。“平民国王”遵守宪法，他任命的大臣们知道自己的职位取决于议会代表的信任。七月王朝根据法律虽然还是立宪君主制，事实上已经是议会君主制了。

1830年代法国非极端社会的“中庸环境”（juste milieu）中，人们尊奉的是一句据说出于基佐的座右铭：“致富！”（Enrichissez-vous！）要想做到这一点当然得有最基本的财产。有选举权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享受着“国家法律层面”（pays légal）提供的权利，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此外还有生活在“国家现实层面”（pays réel）的绝大多数人，宪法没有为他们的意愿表达留出空间。

1830年7月站在巴黎街垒中战斗过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现实层面”中不断增长的部分。该阶级有充分理由对七月革命的结局不满。对富人政权的愤怒在七月王朝统治时期一再爆发：先是1831年11月发生在里昂的大规模丝织工人起义，起因是巴黎政府（佩里埃内阁）否决了里昂省长与当地部分企业间的协议，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当警察和国民卫队无法控制局面后，佩里埃内阁动用军队镇压了起义。省长遭到解职，国民卫队被解散，因为其中有些人倒戈参加了起义。国家机器再次证明它到底是什么：它是1830年7月上台的那个阶级手中的工具。

“随着七月革命我们踏上了一块全新的土地。”洛伦兹·冯·施泰因在其1850年出版的三卷本《法国社会运动史》的第二卷中是这么开篇的。按照这位黑格尔信徒的观点，七月革命作为事件让工业社会最终占据统治地位；故此1830年标志着1789年“第一场革命的真正结束”，同时它也是“真正的社会运动的起点”。根据施泰因的说法，在奥尔良七月王朝统治下，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攫取了国家权力，迫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进行暴力反抗。“社会分裂成两大阵营，对人际关系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两种互相对立的体系，这进一步发展成两大运动，它们并不相容，等待着能够公开较量的时刻。”

七月革命的同时代人还不清楚，社会问题会怎样继续发展。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工业化的进程如果以其在欧洲大陆的规模进行下去，无产者的数量和工人阶级的困境将进一步增加，正如人们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所能观察到的。当施泰因1850年勾画未来工业社会的前景时，他已经能回顾七月王朝在1848年革命中的倒台。但这位德意志保守派学者的预测与法国自由派托克维尔1835年的预言相比，在大胆和尖锐方面毫不逊色。如果说对后者而言，美国就是新时代的范式的话，那么前者则把法国视为欧洲发展的“胚胎”。施泰因从“法兰西民族的生活与其余日耳曼民族生活的同质性”出发，所以他能够把法国视为范例，可以从中学习，但总而言之不是当作榜样，而是作为反面教材。

有产者与无产者资本的社会两极分化，就像在法国七月王朝所出现的那样，按照施泰因的信念是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缓解的，如果国家出面保护和帮助社会上被统治的群体，在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成为前者的盟友。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必须独立，信守自己的理念，超然于一切社会 利益，施泰因认为这只有在王国条件下才能做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革的王权”才能让一个国家免遭社会革命和专制的双重危险。一个进行社会改革的王权会让坐在君主宝座上的人认同自由思想，这会让君主制获得一种新的、亲民合法性：“真正最强大、最持久和最受人爱戴的王权是进行社会改革的王权……凡是没有高尚勇气进行社会改革的王权，今后只能成为影子或专制王权。”

施泰因所描绘的君主制国家的蓝图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实际状态。他毫无悬念地让人知道，他认为哪个王权更有意志与力量进行社会改革：它是普鲁士。他写作《法国社会运动史》的初衷就是提供给霍亨索伦国家以资借鉴。至于这个国家是否信服施泰因的结论并进行改革，1850年时还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