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改革，而不是革命：1830～1847年的英国

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时，英国正在进行新一轮下议院选举，当时这样的选举过程要花几周时间。伦敦的报纸对波利尼亚克政府打压新闻自由进行了严厉谴责，公众相应地对巴黎人的迅速获胜欢欣鼓舞。法国自由主义的胜利在英国帮助了一个项目的支持者，这个项目成为整个竞选活动的焦点：让更广泛的人口获得选举权，从而彻底更新议会制度。

选举改革背后的推动力量是1829年底成立的“保护公权力伯明翰政治联盟”（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Rights）。其创始人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属于“激进派”，这些人想让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结盟，在选举权问题上他们 也暂时达到了目的。过去选举体系让乡村与城市相比占据优势，这部分基于一些或多或少虚构出的、几乎荒无人烟的“腐败选区”；地方要人可以利用金钱和权力左右选举，把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往往是近亲）送进下议院。1830年夏天选举中的这类舞弊勾当远远不如以往成功：凡是改革者有机会让受欢迎的竞选人参加竞选的地方，这些人都有很大机会获胜。

新下议院中赞成推行新的、更加公平的选举权的人因而比以前多。他们的第一个大成果就是撤换了保守的威灵顿内阁，该内阁拒绝在选举权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1830年11月上台的内阁是辉格党人格雷勋爵领导的。1831年3月的改革法案主要是由格雷勋爵的一位年轻助手罗素勋爵（Lord Russell）起草的，该法案将议会任期从七年缩短到五年，消除了“腐败选区”，并帮助全国较大城市（包括伦敦）和较大的郡在下议院获得更多代表席位。在城市选区业主、承租人和住户（后两类人只要每年缴纳10英镑租金）均有选举权；在乡村有选举权的业主的圈子稍有扩大。改革者们感到高兴，但因保守党的竭力反对，1831年3月22日下议院对法案进行二读时的结果却几乎势均力敌：302票赞成改革法案，301票反对。

因害怕在关键的第三读失败，格雷决定重新进行选举。1831年5月辉格党人获得了所期待的明确胜利。但法案能否生效还远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9月21日下议院虽然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法案，但1831年10月8日上议院以199票对158票否决了它。国内的愤慨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地方出现了暴力事件，10月底布里斯托（Bristol）甚至发生了冲击并焚烧市政厅和多所监狱的现象。许多观察家认为英国已处于革命的前夜。下议院在这时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格雷政府的 信任，其后果是：尽管在上议院遭到失败，内阁仍继续存在并坚持对选举权的改革。

当上议院在1832年5月8日决定推迟审议政府提出的一个新的、稍微温和一些的提案时，内阁只能通过任命新的、与政府观点一致的上议院议员才能得救。因为1830年起坐在宝座上的威廉四世（Wilhelm IV.）国王拒绝这么做，格雷辞职。这位君主然后委托超级保守的前任首相威灵顿公爵组阁。这样威廉就激化了矛盾，在众多公开集会上立即有人大声呼吁抗税，人们到处谈论着修建路障和人民起义。虽然阿特伍德激进派和他的盟友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仅是威胁说要发动革命，目的是最终促成选举改革，但暴力革命离1688年以后的英国从来没有像1832年5月这么近。

革命没有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有影响力的保守党人如罗伯特·皮尔拒绝执行违背民意的政策，另一方面普莱斯成功地呼吁人们从银行大批提现。由此引起的金融危机让威灵顿放弃组阁委托。5月18日威廉四世只得迈出不可避免的一步：他宣布同意任命新的上议院议员来帮助改革法案通过。这一消息足以促使上议院改变强硬态度：1832年6月4日，在三读时法案以106票对22票获得批准。三天后，它在国王同意后生效。

改革根本不意味着实现全国平等普选。它将选民人数从大约50万提高到80万，这样仍然只有少部分成年男性人口能够影响下议院的选举。（1830年前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约生活着1650万人。）从改革中受益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然而下议院的构成几乎反映不出 选举权的扩大：这里仍旧是小贵族说了算。尽管如此，改革法案仍形成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它证明政治精英有能力让传统旧体制逐步适应当前的挑战，从而使暴力革命失去土壤。改革防止革命：从1832年的选举法来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选举改革者的成功还远远不意味着革命大变动的危险被彻底化解了。1830年代英国经济的增长暂时放缓；铁路建设虽然开始于1825年前后，但至少还要等十多年，这种新运输工具才会上升为工业革命新阶段的关键因素。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社会主要特征是大众贫困，这种现象虽然不是由更为贫困的爱尔兰移民造成的，却因他们的大量拥入变得更加严重。他们会为比付给英国无产者更低的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他们受到英国无产者的惧怕和广泛憎恨。本已苦不堪言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条件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中由于爱尔兰移民而更加恶化。

不断增长的社会贫困让一直以来负责救济穷人的城镇力有不逮。1832年选举改革后不久，为了弄清贫困的原因成立了一个王家委员会，通过调查此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用公款扶助健康工人是万恶之源。因此专家们建议，只应通过把能够工作的穷人送入公共济贫院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在那里他们要进行艰苦的劳动，得到的报酬是最简单的食物。委员会的提议被写入法律并于1834年生效。新《济贫法》所遵循的原则用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伯恩哈德·古特曼（Bernhard Guttmann）的话来说就是：“要让由纳税人供养的靠救济度日者的命运比自食其力的最穷的工人还差。走投无路的人现在也不应该饿死，但铁腕手段要让他 容易做出决定，还是尽快自由地去碰碰自己的运气。”

1830年代的英国，还谈不上国家为工人提供的保障。1833年毕竟对童工（除丝绸厂外）进行了一定限制：至少9岁才允许他们工作，如果年龄不超过13岁，每天工作不得超过9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14至18岁之间的年轻人每天工作上限12小时，每周最多69小时。为保护儿童，也包括妇女的权益，1842年和1844年的矿山和工厂法分别做出相应规定；直到1847年的工厂法才为年轻人和妇女，实际上也包括成年男子，规定了每天工作10小时的上限。由于议会和政府一直态度消极，工人们被迫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1832～1837年成立了许多工会组织，1834年创建的全国产业工会大联盟（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Union）为其伞状组织。由于工会面对雇主、政府和议会的联手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年轻的工人运动在1830年代后半期开始政治化。伦敦的工人协会和伯明翰的政治联盟已计划对选举法和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经典表达出现在1838年5月的《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中，《宪章》要求给予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以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消除对被动选举权的一切社会限制，设立同样大小的选区，每年选举下议院并削减议员们的津贴。

第一次“宪章派”（Chartisten）——这场新运动是这么自称的——的全国集会1839年2月在伦敦举行。当下议院在1839年夏天拒绝了宪章派的第一次大型群众请愿活动时，《人民宪章》的追随者义愤填膺。在许多大城市出现了严重骚乱；这种社会动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持续发生，最终在1842年的总罢工中达到高潮，这令中上层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大增。宪章派最有力的支持者是传统的手工业工人和家庭手工劳动者；引人注目的是广泛流传的浪漫设想，即解散大型企业，让企业重新回归农村，使工人像农民那样自给自足。宪章派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其最终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懂得让自己变成真正产业工人的喉舌。

比宪章派更吸引英国公众的是几乎同时产生的另一种运动：自由贸易者掀起的运动。决定性的推动来自1838年秋季的曼彻斯特商会，该商会要求立即取消1815年实行的谷物税，赞成完全免除关税。不久后在其他城市也成立了自由贸易协会，1839年春它们合并为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Law League）。其领军人物是来自苏塞克斯（Sussex）见多识广的商人和政治评论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与兰开夏郡罗奇代尔（Rochdale inLancashire）的贵格会成员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后者是一位制造商的儿子。

让下议院取消谷物关税的一次尝试此时已经失败：由士绅把持的下议院以压倒多数否决了主张自由贸易者的提案，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并没导致他们对此意见相左。谷物关税的主要受益者是乡村贵族，相反几乎所有其他人口都深受其害：出口企业家，因为只要他们的国家系统阻挠农产品进口，他们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反对其他国家设立的工业关税；消费者，因为他们要向英国关税壁垒支付更高的面粉和面包价格。

重要食品价格涨价对无产阶级下层的影响最大，自1836年经济普遍不景气以来这种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面包价格的下降可能会缓解社会贫困，这是自由贸易运动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从一开始就深切盼望的事。从他们的视角看，推翻《谷物法》提供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权宜联合的新机会，这种联盟以前曾出现过，但只是暂时的，即在为选举改革而奋斗的时候。

1841年进行了英国大选，保守党获胜。罗伯特·皮尔组阁，他是维多利亚女王长期统治期间的第一位保守党首相，女王1837年登基（从此自1714年起与汉诺威的共主邦联结束，因为那里只承认男性继承人）。改革者皮尔深信，必须平衡农业和工业利益。他与辉格党之间存在的最尖锐分歧是爱尔兰问题和圣公会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们削弱了爱尔兰高教会派的势力，这符合当地天主教徒一直以来的要求，但无法长期符合英国统治的需要。保守党人是高教会派的忠实盟友，因此他们为一直存在的对天主教徒和不信国教者的歧视进行辩护，他们也反对向爱尔兰的所有让步。

1840年代前半期爱尔兰对英国统治的反抗又趋于激烈，整体经济形势的恶化是重要原因。对接连不断的暴力浪潮，皮尔政府的对策是1843年向那里派遣了由3.5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因赞成激进派的脱英要求遭到逮捕，1844年作为暴乱首领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由于上议院负责法律问题的议员们的裁决他不久又恢复了自由。次年爱尔兰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马铃薯疫病袭击，这导致大批爱尔兰人持续移民美国。只有撤销谷物关税，让面包变得便宜，社会苦难才能缓解。如果政府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它就得估计到最坏的可能：爱尔兰发生民族起义，主张自由贸易者与宪章派结成政治联盟，英国爆发革命。

1845年11月，以罗素勋爵为首的辉格党在伦敦首先赞同 取消谷物关税。皮尔首相这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他知道自己党内的多数人反对这样做：作为“地主贵族”的代表保守党充其量只能同意暂时停收谷物关税。1845年12月5日皮尔向女王递交了辞呈，并推荐罗素接替他的职务。由于自由党领袖尝试组阁失败，12月20日皮尔再次出任首相一职。

1846年1月下议院的新一轮议会会议一开始，首相与其党派中的大多数之间就发生了分歧。最激烈反对皮尔的是议员和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此人是一位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犹太人移民的孙子，他改信了英国国教。属于首相最亲密盟友的有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秘书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他和迪斯雷利一样将来在政治舞台上还要大显身手：这两位竞争对手在1868年后将会多次担任首相，格莱斯顿作为自由党首领，迪斯雷利作为保守党领袖。

1846年初，下议院的保守派中有三分之二支持迪斯雷利的立场，三分之一赞同皮尔和格莱斯顿的观点。这也没能帮助首相达到其目的，在废除谷物关税的同时引进一项保守党乐于实行的措施：为防止爱尔兰发生骚乱，明令禁止那些不安全之郡的居民在天黑后离开居所。1846年5月16日凌晨，下议院在三读时以98票的多数票通过法律，预定在三年内完全取消谷物关税。绝大多数保守党人投了反对票。

失败的一方——大多数保守党人在乔治·本廷克（George Bentinck）勋爵率领下采取了报复手段，他们在爱尔兰法问题上改变了立场：和自由党人一起反对政府的提案。6月25日，上议院对取消谷物关税之法进行了三读，在威灵顿公爵积极参与下上议院批准了该法律。几个小时后，下议院对爱尔兰法案进行了三读。反对这一草案的也包括在讲话中称赞皮尔为劳动人民所做贡献的理查德·科布登，这位主张自由贸易者自1841年起在下议院中代表曼彻斯特附近的工业选区斯托克波特（Stockport）。6月26日凌晨在关键性投票时，政府以219票对292票成为少数。同一天皮尔辞职，他建议女王任命罗素为他的继任者，维多利亚也这么做了。在下议院皮尔承诺支持新首相，如果他坚持自由贸易。

取消谷物关税在19世纪的英国是历史中的重大转折。随着过渡到自由贸易，大不列颠遵循了亚当·斯密70年前的洞见：能在别处便宜买到的东西，就不要去生产，这对各国都有好处。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从取消谷物关税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谷物关税有利于一个阶级牺牲社会其他部分，而不利于经济力量的自由发展。

1846年夏天，英国内政开始了社会革新的时代，阶级对立逐步缓和。以约翰·罗素勋爵为首相和以巴麦尊子爵约翰·亨利·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of Palmerston）为外交大臣的自由党政府，能够确信得到议会中皮尔的追随者（其中包括格莱斯顿）的支持。保守党仍然是“土地贵族”保护主义者的卫道士，但他们在迪斯雷利的影响下，也开始关注城市贫民的疾苦。废除谷物关税虽然无法阻止爱尔兰在1846年后仍旧有几十万饥民死于由马铃薯病害引发的饥荒，但面包价格下跌依然显著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上面提到过的一项法案同样起到了这种作用，即1847年6月8日下议院通过的将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在10小时以内。

欧洲1848年革命几乎没有触及大不列颠，这与1846年关税政策的转变也有关：1832年的议会改革十四年后，政治领导层再次证明，它有能力 通过及时的变革来防止自己被暴力推翻。但让19世纪英国历史的走向保持非革命的，还不仅仅是精英们的学习能力。大不列颠有一些东西是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个全球性帝国。帝国花费了中产阶级太多的想象力和能量，若是没有它他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内政及其改变上。帝国不仅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利益，而且也帮助它在社会心理学方面能够克服国内危机，而不必等到这种危机像在欧陆那样爆发为革命。